文章简介

《说西游》

作者：刘荫柏【完结】

内容简介：

《刘荫柏说西游》以著名学者、作家刘荫柏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央电视台所作《西游记》系列讲座为基础，选配精美图片，加以修改增订而成。

《西游记》的特色是宗教色彩浓厚，种种仙佛神怪，令人目不暇接。本书以轻松流畅的笔墨，娓娓讲述西游人物的来龙去脉，点破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的玄机与微妙关系，为读者祛疑解惑。

拨开云雾识作者（1）

拨开云雾识作者（2）

怀才不遇吴承恩（1）

怀才不遇吴承恩（2）

怀才不遇吴承恩（3）

灵石传说流千古（1）

灵石传说流千古（2）

灵石传说流千古（3）

巫术伤人荒古传（1）

巫术伤人荒古传（2）

巫术伤人荒古传（3）

三教合一庄严体（1）

三教合一庄严体（2）

多少高僧入笔端（1）

多少高僧入笔端（2）

印度灵猴谁似君（1）

印度灵猴谁似君（2）

涡水神猿无支祁（1）

涡水神猿无支祁（2）

心猿意马需禁咒（1）

心猿意马需禁咒（2）

心猿意马需禁咒（3）

前后悟空情何别（1）

前后悟空情何别（2）

历史传说话唐僧（1）

历史传说话唐僧（2）

历史传说话唐僧（3）

历史传说话唐僧（4）

八戒身世何处寻（1）

八戒身世何处寻（2）

八戒身世何处寻（3）

沙僧几变失灵性（1）

沙僧几变失灵性（2）

玉帝王母蟠桃会（1）

玉帝王母蟠桃会（2）

西王母的本相（1）

西王母的本相（2）

二郎传说头绪多（1）

二郎传说头绪多（2）

二郎传说头绪多（3）

拨开云雾识作者（1）

《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神话小说，其内容之丰富，气魄之宏伟，不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独步，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没有可以和它类比者，兼以它的语言幽默、诙谐，在说说笑笑的谈神志怪之中，常常透露出对人世间冷峻的见解，所以能在几百年间一直为人民所喜爱，以致其中许多人物早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了。

《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在今天还提出这个问题看来似乎是可笑的，因为现在稍有些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它的作者是明代中期的吴承恩。但是，在实际上吴承恩是这部小说的作者，并不是很容易被人们认识到的，而长期以来曾被误以为是别的人，甚至是毫不相关的人，即华阳洞天主人——邱处机。

华阳洞天主人是最早知道的名号。在明代最早出版的全本《西游记》小说有：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本《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

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闽书林杨闽斋刊本。

《唐僧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明刊本，似从世德堂刊本出者。

以上三种明刊本，皆题曰“华阳洞天主人校”，卷首又都有秣陵陈元之写的序文。金陵世德堂本序文末题“时壬辰夏端四日也”，指明万历二十年（1590年）。关于华阳洞天主人是谁，目前有三种猜测：

一是唐光禄。据陈元之序中云：“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千万言有余，而充敘于余。”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推测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唐光禄。

二是李春芳。汪浚《吴承恩与〈西游记〉》一文最先猜测“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苏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详尽推考这种观点。但他们只是认为《西游记》小说是由他校订出版的。在上世纪末沈承庆《话说吴承恩》一书中，据《西游记》第五十九回一首诗：

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

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

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

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

认为“合看这首诗第四、五、六、七四句，正是隐语‘李春芳老人留迹’，而与卷首所标‘华阳洞天主人校’指的同是‘编撰西游记’之意”，由此断定李春芳是《西游记》的作者。

三是吴承恩。我的朋友刘怀玉《吴承恩论稿》一书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主要论点有三：一是李春芳为一代元辅，没有必要校此小说。二是李春芳信仰道教，断不会在小说中一再嘲弄道教中人物。三是吴承恩虽在涉及李春芳的四篇诗文：《赠李石麓太史》、《元寿颂》、《德寿齐荣颂》、《祭石麓公夫人文》中，有三篇谈到华阳洞天典故，不过仅凭此就认为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的别号，还不能令人信服。而吴承恩也写过一些与句曲山陶弘景金坛华阳之洞天有关的诗文。另外，吴承恩与陶弘景在兴趣爱好上有许多相近之处，又都对释教、道教极有研究。故而“华阳洞天主人”极有可能是吴承恩为自己起的别号或笔名。我过去也曾猜测“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但近几年越来越觉得它可能是吴承恩最初在坊间传抄本上的署名。

拨开云雾识作者（2）

其次是邱处机。邱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南宋时登州栖霞（今山东省栖霞县）人，为全真教创始人王嚞的高足弟子，七真之一。他潜修于龙门山，形成龙门法派。元太祖成吉思汗派人召邱处机，他率十几个门徒“历四载”，“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始达雪山。他屡次劝成吉思汗，“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为治之方”当“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虽觉得要争夺天下不能不杀人，但又“深契其言”，尊其为“仙翁”（详见《元史·释老传》、《金莲正宗记》）。邱处机门人李志常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叙其事迹，今存在《道藏》中。邱处机著有《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磻溪集》等书。可能因为明刊《西游记》小说都未署吴承恩之名，而这两部书虽性质不同却书名有相同之处，后人遂不免混为一谈，或故弄玄虚将水搅浑，清初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刊刻《西游证道书》百回本时，在卷首增添了一篇元人虞集《西游证道书原序》，首次提出小说的作者是邱长春，并谓得之于“大略堂《西游》古本”。于是“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直到清末学术界都没有搞清楚。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不足两万字，纯系旅游见闻录，并不是小说。在《四部备要》史部及《在榕园丛书》乙集和《丛书集成初编》都收录李志常之书，其中唯有西溪居士孙锡序文，并无虞集序文。此书后收有清人钱大昕、徐松、程同文、董祐诚写的四篇跋文及段玉裁、张穆两则附语。钱大昕在跋文中论及《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记》小说事，指出小说“乃明人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另外，在虞集《道园全集》中也没有《西游证道书原序》一文。故知所谓元人虞集的序文乃是后人伪作，或许就是汪澹漪、黄太鸿之辈自撰。

在明、清出版界一再张冠李戴，以讹传讹，埋没作者吴承恩的大名时，却有一些严肃的学者在认真考究《西游记》小说的真正作者，拨开社会上种种传说之迷雾。清初学者吴玉，在乾隆十年（1746年）纂修《山阳县志》时，见到明代天启年间《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载：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即疑《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吴承恩。乾隆、嘉庆时的大学者纪昀，虽未见到天启《淮安府志》和《山阳县志》，但他根据《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因而断言：“《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如是我闻》三）至于作者是何人，纪昀还没能考证出来。继吴玉之后，山阳人阮葵生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撰写《茶余客话》时，据旧府志、县志也认为《西游记》乃吴承恩作。嘉庆时著名学者兼戏曲研究家焦循，在《剧说》卷五中引纪昀《如是我闻》和阮葵生《茶余客话》并进而考辨道：

射阳（吴承恩号射阳山人）去修志时不远，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说移易姓氏，其说当有所据。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童孺所习闻，而他方有不尽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无疑。然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

朴学家丁晏在嘉庆、道光年间完成的《石亭记续编》一书，也力辨所谓邱处机作《西游记》小说之谬，证明此书是他的同乡吴承恩作。道光、咸丰年间学者陆以湉，在《冷庐杂识》卷四中据丁晏之说及“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谓记中所述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锦衣卫、兵马司、司礼监，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断定《西游记》小说是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吴承恩作。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为世人所重视，多因循汪澹漪辈之谬说，甚至到了一九二一年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刊印《西游记》，胡适写的《西游记序》中，还不知道小说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鲁迅在一九二二年与胡适通信中指出《西游记》小说的作者为射阳山人吴承恩。在第二年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更据天启《淮安府志》及吴玉、纪昀、阮葵生、丁晏等人之论见，认为吴承恩是《西游记》小说的最后加工写定者。从此以后，学术界见解趋于一致。

怀才不遇吴承恩（1）

其次是邱处机。邱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南宋时登州栖霞（今山东省栖霞县）人，为全真教创始人王嚞的高足弟子，七真之一。他潜修于龙门山，形成龙门法派。元太祖成吉思汗派人召邱处机，他率十几个门徒“历四载”，“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始达雪山。他屡次劝成吉思汗，“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为治之方”当“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虽觉得要争夺天下不能不杀人，但又“深契其言”，尊其为“仙翁”（详见《元史·释老传》、《金莲正宗记》）。邱处机门人李志常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叙其事迹，今存在《道藏》中。邱处机著有《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磻溪集》等书。可能因为明刊《西游记》小说都未署吴承恩之名，而这两部书虽性质不同却书名有相同之处，后人遂不免混为一谈，或故弄玄虚将水搅浑，清初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刊刻《西游证道书》百回本时，在卷首增添了一篇元人虞集《西游证道书原序》，首次提出小说的作者是邱长春，并谓得之于“大略堂《西游》古本”。于是“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直到清末学术界都没有搞清楚。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不足两万字，纯系旅游见闻录，并不是小说。在《四部备要》史部及《在榕园丛书》乙集和《丛书集成初编》都收录李志常之书，其中唯有西溪居士孙锡序文，并无虞集序文。此书后收有清人钱大昕、徐松、程同文、董祐诚写的四篇跋文及段玉裁、张穆两则附语。钱大昕在跋文中论及《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记》小说事，指出小说“乃明人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另外，在虞集《道园全集》中也没有《西游证道书原序》一文。故知所谓元人虞集的序文乃是后人伪作，或许就是汪澹漪、黄太鸿之辈自撰。

在明、清出版界一再张冠李戴，以讹传讹，埋没作者吴承恩的大名时，却有一些严肃的学者在认真考究《西游记》小说的真正作者，拨开社会上种种传说之迷雾。清初学者吴玉，在乾隆十年（1746年）纂修《山阳县志》时，见到明代天启年间《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载：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即疑《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吴承恩。乾隆、嘉庆时的大学者纪昀，虽未见到天启《淮安府志》和《山阳县志》，但他根据《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因而断言：“《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如是我闻》三）至于作者是何人，纪昀还没能考证出来。继吴玉之后，山阳人阮葵生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撰写《茶余客话》时，据旧府志、县志也认为《西游记》乃吴承恩作。嘉庆时著名学者兼戏曲研究家焦循，在《剧说》卷五中引纪昀《如是我闻》和阮葵生《茶余客话》并进而考辨道：

射阳（吴承恩号射阳山人）去修志时不远，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说移易姓氏，其说当有所据。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童孺所习闻，而他方有不尽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无疑。然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

朴学家丁晏在嘉庆、道光年间完成的《石亭记续编》一书，也力辨所谓邱处机作《西游记》小说之谬，证明此书是他的同乡吴承恩作。道光、咸丰年间学者陆以湉，在《冷庐杂识》卷四中据丁晏之说及“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谓记中所述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锦衣卫、兵马司、司礼监，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断定《西游记》小说是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吴承恩作。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为世人所重视，多因循汪澹漪辈之谬说，甚至到了一九二一年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刊印《西游记》，胡适写的《西游记序》中，还不知道小说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鲁迅在一九二二年与胡适通信中指出《西游记》小说的作者为射阳山人吴承恩。在第二年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更据天启《淮安府志》及吴玉、纪昀、阮葵生、丁晏等人之论见，认为吴承恩是《西游记》小说的最后加工写定者。从此以后，学术界见解趋于一致。

怀才不遇吴承恩（2）

社会环境

吴承恩虽一生悒郁，未能在政治上奋进，却是一位长寿的文人，他活了八十多岁，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朝代，正所谓五朝弊政皆亲历，壮志功名未遇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中衰时期，帝王荒淫无恥，昏庸腐败，朝廷权奸握柄，朋党林立，互相倾轧。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大阉党，都产生在这个时代。如弘治年间的李广、蒋琮，正德年间的刘瑾、万历年间的冯保均为太监，其中尤以刘瑾阉党气焰最嚣张，以致北京城内流传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详见张萱《西园闻见录》卷100“内臣”）。严嵩是嘉靖年间大权奸，严嵩父子曲意媚上，贪鄙奸恶，窃权弄柄，当时曾一度握过大权的夏言、徐阶等人，也不是善良之辈。在明代皇帝中，武宗极好色，除立“豹房”令四方献美女供其淫乐外，还常常带兵外出寻欢作乐，“凡车驾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数十车”（毛奇龄《明武宗外纪》），又“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明史·谷大用传》）。以致他每临幸，“民间尽嫁其女，藏匿妇人”，“市肆萧然，白昼户闭”（《明武宗外纪》）。世宗不仅穷奢极欲，多次大选宫女，还想吃灵丹妙药，长生不老，于是“一时方士如陶仲文、邵元节、蓝道行辈，纷纷并进，玉杯牛帛，诈妄滋兴”，或被封为真人、国师，获取高官厚位，或赐庄田、金银，享受优厚俸禄。他们出入皇宫，深入禁地，“口衔天宪，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明史·佞倖传》）。世宗从小崇道，天天往西苑炼丹修道，自“壬寅宫变”，几乎被宫女勒死后，自称尘外之人，移居西苑，奉玄修道，不视朝政了。而道教得势，佛教即受到排斥，这些隆贵的真人、国师在《西游记》中留下了暗影。当时，以顾宪成为首的一批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抨击朝政，力图革新，结果被杀、被囚、被贬，更兼以东、西厂、内厂以及锦衣卫编织成庞大的特务网，到处出没，残害无辜，有些人往往因为一言半语获罪而横遭虐杀。《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车迟国之“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的情景，正是对明代社会的揭露。监禁、酷刑、苛税几乎威胁社会各阶层人的生存，那冷酷险恶的政治气流，不消说是普通的百姓，就是士林也噤若寒蝉。在这黑暗、沉滞、恐怖的时代，吴承恩亲眼看到整个社会：

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

并尖锐地指出这是“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二郎搜山图歌》）的社会，这恶浊的现实“匪独天数也，人亦与有责焉”（《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

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也是明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封建统治者的暴虐，土地的兼并，赋税的加重，以及无休止的巧取豪夺，使经济破坏，天灾人祸到处出现。吴承恩生活在动荡的年代，又一直处于社会中、下层，很可能结识过一些江湖豪客，耳闻目睹过一些民众奋起反抗政府的动人事迹，尽管他受封建正统思想束缚，没有公开表示过对这些“草莽英雄”的同情，如李卓吾称赞林道乾（见《焚书》卷四《因记往事》），但在严肃的现实面前，有正义感的作家吴承恩不能不激起某种同情，甚至共鸣，这在塑造《西游记》孙悟空的形象中留下他感情的痕迹。

在社会衰败、动乱的景象中，又连年遭到外族入侵和倭寇掠抢，战火不息，民生涂炭。当时，北方有达延汗之孙俺达汗的战争威胁，东南沿海有倭寇骚扰。明朝中期蒙古瓦刺部衰落，鞑靼部兴起，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其孙俺达汗史称“小王子”，势力更强，屡次率兵侵入内地。因为明朝边将把“诸边军粮百万，强半贿嵩”（《明史·丁汝夔传》），以致军士饥疲，边防大坏，在世宗一朝内竟出现鞑靼兵三逼京师的严重情况。在东南沿海，倭寇自十四世纪就开始侵掠，因明成祖永乐年间，辽东望海涡战役中，倭寇被明总兵刘江率领的军队一举全歼（详见严以简《殊域周咨录·日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倭寇不敢大规模骚扰。至明世宗时，倭寇因与沿海豪强富商勾结，又猖狂起来。明朝派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督备倭，他逮捕了一些与倭寇有联系的地主富豪和奸商，又积极练兵，堵击倭寇，取得实效。不料触动了“闽浙大姓”的利益，受其诬陷，竟致下狱，被迫自杀（《明史·朱纨传》）。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而倭寇更加猖獗。严嵩当政时，其义子赵文华奉命督视海防，倾陷御倭督臣张经，严嵩父子甚至私通倭寇，激起人民极大愤慨。吴承恩目睹国家多难，权奸弄柄，正直有用之士惨遭杀害，以致无力抵御外侮，遂在《重刻金陀粹编序》中痛悼民族英雄岳飞之死，唾骂“奸邪误国”之秦桧，寄托自己复杂的哀思。在《西游记》十四回之后，描写孙悟空在取经途中一再降妖除怪，恐怕也有所寄托。

怀才不遇吴承恩（3）

思想心声

在吴承恩生活的时代，出现了王艮、李卓吾等反对封建传统守旧思想，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进步思想家，他们提倡个性解放（“造命”），反对统治者过多地干扰民众，过分地用严刑峻法和封建礼教束缚人民。这种强调个人作用，反对和命运妥协，认为人应该有改变环境的大胆思想，对于吴承恩这颗不愿受世网羁勒的心产生某种心灵上的共鸣，并唱出异样的歌调。社会黑暗沉滞，个人际遇坎坷，这不能不使才华横溢的吴承恩，胸中激荡着悒闷的风雷，在《二郎搜山图歌》中不胜感喟道：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

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这种愤激的情绪不仅在他的一些诗文中时时流露，也被他融入《西游记》的创作之中。在谈及自己的处境时，他不止一次地自嘲说：“春秋已壮，尚泣牛衣。徒夸罗鸟之符，误忝屠龙之伎。囊底新编，疏芜自叹；怀中短刺，漫灭谁投。”（《答西玄公启》）在《贺吴春洲举善障词》中，他仰天悲歌：

世涂颠倒，叹万事纠纷，更无分晓。龙杂常鱼，鳞群野兽，鸾凤混同凡鸟。

他身居卑处，屡遭压抑，心情凄楚感伤，但他又傲骨天然，决不肯为改变境况“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选集叙》），因此“上不能鸣钟佩玉，纪竹素于麟台；下不能带索披刍，激薪歌于豹谷”，一直“处囊中”未能颖脱（《答西玄公启》）。他无情地嘲笑那些趋炎附势之徒，看透了他们心灵卑污：

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陈词，心悸貌严，瞬息万虑，吾见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长官矣。……笑语相媚，妒异党同，避忌逢迎，恩爱尔汝，吾见婢妾之于闺门也，而今闻之丈夫矣。手谈眼语，诪张万端，蝇营鼠窥，射利如蜮，吾见驵侩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学校矣。（《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

在恶浊的环境中他孤高自许，不随波逐流，在《对月感秋》之四中傲然述怀：

群生总如梦，独尔惊豪杰。

大笑仰青天，停杯问明月。

在《赠沙星士》中借颂这位隐士而曲笔自况：

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

他虽常说自己如“孤鹤野云”，愿做“尘世”的”颠仙”，其实他并不能真正超然物外，涤除尘世之念，故当他回忆起师长葛木、王凤灵对他的慰勉与期望时，不禁悲鸣：

忆昔龙溪鸣鼓钟，后有王公前葛公。

…………

骏骨谁知马首龙，卑飞不免鸦嘲凤。

潞河冰尽春帆开，隔年重上黄金台。

舒颜就教恍疑梦，执笔佥凭犹自猜。

（《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

从上述诗文中不难看出，这位“艺则须高天下人”（《后围棋歌赠小李》）的大作家，是位极有理想抱负的人。吴承恩多么渴望自己能像“八百开周，三千定殷”（《太公赞》）的姜尚那样匡世济时，大展宏图，可惜他生逢昏暗之世，又遇昏庸之君，更无人拔擢，再加上周遭是恐怖杀伐气流，于是他只好将满怀悲怨放浪于诗酒之中，以寻求精神上的麻醉和解脱。在百无聊赖的苦闷生活中，这个曾为几个世纪人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的题材——西天取经故事，遂与他的心境沟通，产生了某种共鸣，使他将满腔悲恨，毕生理想，凭借着“善谐谑”（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二）的本领，把自己卓越才华和一生心血倾注到《西游记》创作之中，用这神话传说的奇幻酒杯，寄托自己的襟抱，一浇胸中块垒，正如他幼年时绘画的天鹅，传说中的天鹅，在临终前唱的一曲美丽而悒怨的歌。

灵石传说流千古（1）

《西游记》与中国古代的灵石传说结下甚深的情缘，小说中第一主角齐天大圣孙悟空就是从灵石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