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回五行山下定心猿　　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第十五回鹰愁涧意马收缰　　第三十回意马忆心猿　　第三十四回魔王巧算困心猿　　第三十五回心猿获宝伏邪魔　　第三十六回心猿正处诸缘伏　　第四十回猿马刀归木母空　　第四十一回心猿遭火败　　第四十六回心猿显圣灭诸邪　　第五十一回心猿空用千般计　　第五十四回心猿定计脱烟花　　第五十六回道昧放心猿　　第七十五回心猿钻透阴阳窍　　第八十回心猿护主识妖邪　　第八十三回心猿识得丹头　　第八十五回心猿妒木母　　第八十八回心猿木母授门人　　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

　　第七回五行山下定心猿　　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第十五回鹰愁涧意马收缰　　第三十回意马忆心猿　　第三十四回魔王巧算困心猿　　第三十五回心猿获宝伏邪魔　　第三十六回心猿正处诸缘伏　　第四十回猿马刀归木母空　　第四十一回心猿遭火败　　第四十六回心猿显圣灭诸邪　　第五十一回心猿空用千般计　　第五十四回心猿定计脱烟花　　第五十六回道昧放心猿　　第七十五回心猿钻透阴阳窍　　第八十回心猿护主识妖邪　　第八十三回心猿识得丹头　　第八十五回心猿妒木母　　第八十八回心猿木母授门人　　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

竟有十九回之多。若从谈论“心性”的内容情节上来统计那就更多了，它几乎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在开篇第一回“心性修持大道生”和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就多方位谈“心性”修持方法。而悟空正是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才修成神通变化的。又因为“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心生种种魔生，所以才两次反天宫，先受到老君八卦炉火炼之灾，后被如来以甚深大法压于五行山下五百年。为使“心猿归正”，悟空必须棒杀“六贼”。佛教认为人有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情根，又称“六根”或“六情”。因之能分别生成烦恼情识的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相。这六相有如尘埃，能污染心识，遮蔽了心性本来具有的光明，故而又称之作“六尘”。这“六尘”被认为是因缘和合、自心分别而生成的，并不是事物的本然真面目，是虚妄不真实的，故此又名“六妄”。又因它能劫持一切善法，损害人慧命，故而又称其为“六贼”。人要想修成正道，必须“六根”清净，先除去能污染“心性”的“六贼”，使之不生妄念，所以在小说中描写“六贼无踪”情况下，“心猿”才可能“归正”，同时为了防止再受物欲引诱重又污染“心性”，观音菩萨奉了佛祖之命还增添了防范措施，即给悟空头上戴了金箍，又教授唐僧诵“紧箍儿咒”之法，迫使悟空“心性”不离正轨。所以在锁住“心猿”，使之归入正轨后，接着便在鹰愁涧又使“意马收缰”。在收伏了八戒之后，马上在浮屠山让唐僧遇乌巢禅师，并传授《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告知宇宙万事万物自性本空的道理。佛祖为了考验唐僧师徒四人的“心性”，特意安排“四圣试禅心”。小说中以“归正”后的“心猿”为“真心”，故而每当唐僧放逐悟空，放弃“真心”时，那么妄念、邪念便生，一些妖魔鬼怪就会乘虚而入，给唐僧带来灾厄。如在第二十七回“圣僧恨逐美猴王”后，在第二十八回就“黑松林三藏逢魔”，先被碗子山波月洞黄袍怪捉住，虽得宝象国百花公主救护脱险，后又被黄袍怪使“黑眼定身法”变作一只“猛虎”。在危难中“意马”即白龙马“忆心猿”，他思念悟空，让八戒去请“有仁有义”的“大师兄”。八戒无奈，义激美猴王，悟空出山力降黄袍怪，并施法破了妖术，使唐僧又由虎还原为人。这正如佛教所说的，善恶在一念之间，或人或兽也在一念之间。如果遣去“真心”，便会如小说中所说：

意马心猿都失散，金公木母尽雕零。

而“圣僧”会变为野兽。若找回“真心”，“意马”也就是意识甚为关键，意正心正，野兽则变为“圣僧”，因此，为人一世，不可存妄心。故而小说中云：

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

生灭尽由谁，请君自辨别。

心猿意马需禁咒（3）

再如在第五十六回一伙强人将唐僧吊在树上逼钱，悟空救了师父，打死了几个强人，反而责怪，师徒“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不想夜晚住在杨老汉家中，又遇强人来打劫，悟空性起，又打杀些强人，因生“二心”，悟空再次被驱逐。人不可有“二心”，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认为“一心”为忠，“二心”为患。佛门也讲究“一心”，心专于一就不散乱，在《阿弥陀经》、《大方广三戒经》等经中，以一心不乱为成佛诀要。在《华严经》中认为人有二性或二心，即真心和妄心。一切众生本有佛性，即人性中先验地包含着觉悟和自我净化的必然性，也就是本性、真心。但是，人的情况不纯如此，往往还有阴暗一面，即人性中也含有魔性。人性有时为恶所遮掩，但恶不是本质的，故又称作妄心。人绝对不可有“二心”，一有了“二心”便会生出烦恼，便难辨真假，于是真悟空刚刚被逐，假悟空不请自来。接下去第五十八回的情节为“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人之心本为一，妄加分别为二，其实一即二，二即一，所以观音菩萨不能辨真假，天神、地府也不能识别，观音菩萨念“紧箍儿咒”，真心、妄心皆痛，托塔天王“照妖镜”中出现“两个孙悟空的影子”，而且“金箍、衣服，毫发不差”。这正如佛祖对大众所说的，“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佛祖以慧眼知假悟空是六耳猕猴，用金钵盂使之现本象，被悟空“轮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至今绝此一种”，悟空打杀此猴，才能断了“二心”，离妄归真，复入正轨，不杀之不能断妄。所以小说中有诗云：

灵台无物谓之清，寂寂全无一念生。

猿马牢收休放荡，精神谨慎莫峥嵘。

除六贼，悟三乘，万缘都罢自分明。

色邪永灭超真界，坐享西方极乐城。

经此磨难之后，观音菩萨语重心长地告诫唐僧道：“你今须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护你，才得到灵山，见佛取经。再休嗔怪。”虚妄之心，不睦之心去掉，唯存一心、真心，师徒四人才能西天取经成正果，换句话也就是说心中清净无尘，猿马牢收，才能悟佛法。所以在小说即将收尾的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情节中，在“凌云渡”乘接引祖佛无底船，中途唐僧脱掉“凡胎”，然后到达“彼岸”。水中脱掉的“死尸”是唐僧“凡胎”，也是一种“涅槃”，一种新生。

综上所述可知，小说以“心猿意马”为纲，从“心性修持大道生”、“五行山下定心猿”、“心猿归正”、“意马收缰”、“玄奘受心经”、“二心搅乱大乾坤”至“猿熟马驯方脱壳”构成全书，说明“猿马牢收”之理。

前后悟空情何别（1）

凡是看过《西游记》的人，最喜欢的是孙悟空，但最引起人们争论、研究的也是他。孙悟空的形象是生动的、深刻的、成功的，但美中不足也有缺欠，甚至认真起来还比较严重，即这一形象前后存在一些矛盾现象。

研究者普遍认为，悟空后来虽不得已皈依佛门，但他大闹天宫的威名仍在，对上天仍很蔑视，他是以另一种英雄的行为出现的，即由前七回中反对神佛的叛逆英雄，变为征服自然、战胜困难、降魔除怪的“斗战胜佛”。因此认为悟空的形象前后并无显著变化。另有极少的研究者认为，悟空在前七回中的形象是英雄，而皈依佛教后的形象是叛徒，是失败者。

从《西游记》结构上看，虽然前后是从不同的情况下歌颂孙悟空的，但不等于这两种形象没有一点矛盾。在前七回中，玉帝是天上昏庸骄横的最高统治者，太上老君是道教首领，如来是佛门领袖，他们都是维护上天威严的凶恶打手，是窒息人性灵的可憎的象征，是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蔑视和嘲笑的对象。而追求自由、平等，争取个人权力的孙悟空，他大闹天宫的轰轰烈烈英雄壮举，就被他们联合镇压下去，遭到悲剧的命运。很明显作者是把全部的热情倾注在悟空这叛逆英雄身上，歌颂他英勇反抗上天的行动，同情他的失败与不幸，那格调是悲壮的、感伤的。在十三回之后，作者一反常态，又把玉帝写得比较仁惠，把如来、老君、观音等写成正派人物，甚至加以鼓吹。这时的悟空虽不乏叛逆精神，对上天仍有蔑视、不敬，但却歌颂多于嘲笑。因为这时悟空最主要的矛盾冲突是西天路上的妖魔，而神佛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悟空必不可少的强大后援。所以，悟空对他们揶揄讽刺虽间或有之，但比之前期已失去尖锐锋芒，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了。他自己就公开表示过：

我为人做了一场好汉，止拜了三个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观音，两界山师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

在感情上跟他们也比较相投了。如在第八十七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霖”中，竟将这大闹天宫的英雄写成纯粹的佛教徒，在他虔诚劝善之下，“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一片善声盈耳”。于是，“这一声善念，果然惊动上天”，顿时“风云际会，甘雨滂沱”。这段情节不仅庸俗无聊，而且不符合悟空独特性格，简直把这叛逆的英雄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为什么悟空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呢？这正是作者吴承恩思想上矛盾所致。

吴承恩出身于中下层小商人家庭，父亲当年以“木讷迟钝”避祸，人称“痴翁”，是不满现实而又半悲剧式人物。承恩从小受父亲熏陶，后又经历了坎坷的遭遇。他本是一个极有才学的人，但在卖官鬻爵、政治险恶的局势下，这个有正义感的文人，纵有奇才和理想，却屡遭压抑，壮志难申，这使他对社会，对现实生活，不能不怀着一腔怨愤。更何况他又生活在明代君主昏庸（正德、嘉靖），权奸执政（刘瑾、严嵩）的时代，所以他对朝廷极为不满，在《秦玺》中他指出秦虽亡，后世君主仍继亡秦之迹，君权膨胀，摧残民气，暴政不改，并进而把“尊君蔑臣”的明王朝比喻成秦朝暴政。在《申鉴序》中他借汉代“党禁”事，暗示让阉党搞特务统治，必然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希望自己挥起“斩邪刀”，诛“四凶”，除“五鬼”，但人微言轻，“欲起平之恨无力”（《二郎搜山图歌》），这使他极为感伤。在“进不能匡时，退又不能匿志”（《申鉴序》）的情况下，孙悟空这个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人物，深深吸引了他，引起他心灵中某种共鸣，他要借这幻想境界中的故事，一吐胸中愤懑，唱出久悒于心头哀怨和理想的歌。所以在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他让齐天大圣大胆地说出了类似“革命者”的宣言：

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前后悟空情何别（2）

吴承恩虽不满现状，胸中积蓄着愤火，有改革现状的强烈要求，但他毕竟是生活在十六世纪封建社会的文人，他的思想不可能跳出时代的樊篱，不可能不接受他那个阶层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正像被“紧箍儿咒”制住的孙悟空一样，他也在时代思想的“紧箍儿咒”下屈服了。吴承恩生活在多灾多难的年代，耳闻目睹过民众抗击倭寇的斗争，农民起义的悲壮事迹，这些对他均有心灵的触动。不过，吴承恩并没有超出“皇权主义”范畴，他只是反对“坏官吏”，而拥护“好皇帝”。他心目中的理想是实行儒家“王道”，达到“君正臣贤”。所以，他虽在诗文中抨击时弊，表达内心积愤，那多半是因为他大才未得朝廷重视而感慨、悲怨。在《答西玄公启》一文中，对自己“才高八斗，笔挽千钧”而无人赏识感到愤慨。但同时，他又在《明堂赋》之类文章中，一反常态对明王朝大唱赞歌，吹捧昏庸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是“崇功伟烈”圣君。可以说，吴承恩虽然不满现实，有一股刚直之气时时溢出，但“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内心深处还潜伏着名与利的冲动，也还希望仕进，能为上层人赏识，一展襟抱，以致有急不择门之失。正因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小说第八十八回“禅到玉华施法会，心猿木母授门人”中，通过玉华王来描写所谓“贤君”，所谓“海晏河清，太平之世界”的“王道”样板。由于吴承恩始终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下，所以他笔下的孙悟空在第十三回之后，虽野性未驯，但“已知悔”了，“情愿修行”。正因为如此，悟空后来虽仍傲视上天，也嘲骂过高等神佛，但从心情上并不敌对，在“紧箍儿咒”的胁迫之下，他“死心塌地”随唐僧往西天取经，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他反而觉得自己的大才得到器重，不惜沥尽心血为之效力。说实在的，当初他反抗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玉帝太低估了他的才能，让他当弼马温所致。在他十三回之后的情节，与其说孙悟空的转变，毋宁说是吴承恩思想另一端的展现，他是在用幻丽的彩丝为自己编织“理想国”的图画，在曲折地述说自己的委屈和不平。

孙悟空这一形象之所以在民间流传，逐渐完善，本是广大人民不满现实，追求自身解放的一种理想寄托，吴承恩却把它拿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这不能不产生矛盾。吴承恩虽然久居下层，悒郁满怀，是个半悲剧性人物，能在较大程度上同情广大人民的不幸遭遇，但他的理想与广大人民的理想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不过在不满现实，要求改变现状这一点上又有着“某些”相近。因为广大人民要求的是彻底推翻封建统治者，而吴承恩则是在不触动封建根基的大前提下，进行一些枝节上的改良。但又正是因为有要求改革现状上的“某些”相近，有对广大人民在较大程度上的同情，所以他才能在民间传说和元人平话的基础上，创作《西游记》这部巨作，才能成功地塑造孙悟空这叛逆英雄的形象。

尽管吴承恩由于受到历史和生活的局限，使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的叛逆性格在后大半故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削损，比之于前七回减些生色，但仍不能掩其战斗的光辉，在后七十多回中孙悟空战胜了一道道险阻，降伏了一个个顽敌，展开了一次次惊心动魄、殊死斗争的情景，他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百折不回的战斗精神和胆略，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民不怕邪恶，敢于战胜邪恶的英雄气概，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此，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虽不十分完美，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士林之见，大胆地塑造出这大无畏的叛逆英雄形象，还是很成功的，还是有较深的讽刺意义和战斗意义的。所以，这神通广大的美猴王，能在四百多年间风靡全国，雅俗共赏，几乎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其艺术的魅力，使几个世纪的人为之惊叹。孙悟空不仅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积极浪漫主义神话小说中最生动感人的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不仅是吴承恩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文学的骄傲。

历史传说话唐僧（1）

《西游记》小说中主人公唐僧，并非纯系虚构出来的人物，而是有真实的历史依据。

玄奘法师（602～664年）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人，祖籍为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人。父亲陈慧，“英杰有雅操，早通经术”。玄奘为其“第四子”，“幼而珪璋特达，聪悟不群”。玄奘的二哥长捷，隋大业中“先出家，住东都净土寺”，是位笃学僧人。玄奘受其影响，约于大业十一年（615年）十三岁时也出家，与长捷同住净土寺。不久“隋氏失御，天下沸腾”，玄奘与兄长捷商量，同去长安。到长安后发现，唐初“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在失望的情绪中，兄弟二人赴蜀，暂住成都空慧寺，并闻名蜀郡。玄奘“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622年）于成都受具”。后来，玄奘独自与商人结伴，离开蜀郡到荆州天皇寺，不久“到赵州，谒深法师学《成实论》。又入长安，止大觉寺，就岳法师学《俱舍论》。皆一遍而尽其旨，经目而记于心，虽宿学耆年不能出也”，因之“誉满京邑”，被称之为“释门千里之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玄奘虽博涉经论，穷究奥理，仍感到各擅宗途，说法不一，不能明了内在联系。又受到新来的印度学者明友（波颇蜜多罗）的启发，获悉在印度最高佛学学府那烂陀寺，有高僧戒贤大师讲《瑜伽师地论》，遂以求实的精神，“誓游西方以问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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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西行

玄奘在贞观三年（629年）联合一些僧人上表朝廷，奏请至西方“遵求遗法”，因唐太宗崇尚道教以自炫家世，故未被允纳。诸僧皆退，玄奘于这年八月单独上路，至凉州，被都督李大亮奉旨“逼还京”。于是，玄奘决定私越国境，此举得到河西释门领袖惠威法师赞助，并密遣二门人惠琳、道整“窃送向西”。玄奘“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至瓜州。这时，道整已“先向敦煌”，惠琳又“不堪远涉”，遂“放还”而独行。越境前，玄奘遇名叫石槃陀的胡人，“此胡即请受戒，乃为授五戒”。玄奘“见其明健，貌又恭肃”，就告之西行求法事，并托石槃陀买了马。第二天黄昏，“彼胡更与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马相逐而至”，言老马识途，与玄奘换马。玄奘换马后，与一少年胡人连夜出发，三更时行至玉门关附近“下褥而眠”。少胡起异心，“拔刀而起，徐向法师”，几乎下毒手。天明时又对玄奘一再威吓，玄奘“与马一匹，劳谢而别。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玄奘走了八十余里，见第一烽。玄奘在夜色降临后偷渡，“有一箭飒来，几中于膝”。幸亏守卫第一烽校尉王祥信佛，第四烽火台官吏王伯陇是王祥“宗骨”之亲，在他们帮助下，玄奘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一、二、三、四道烽火台。因第五道烽火台官吏不便疏通，他们就指引玄奘从野马泉越过国境。不料，“觅野马泉不得”，“失道”，玄奘被困在茫茫流沙之中：

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則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

由于玄奘求法心坚，艰难行进，终发现青草和水池，使“身命重全，人马俱得苏息”。玄奘在草池边停息两日后，“方出流沙到伊吾”。玄奘被高昌国国王麹文泰好意扣留，以致通过绝食斗争才获释。临行时，麹文泰与玄奘“约为兄弟”。麹文泰“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赠“法服三十具”，赠“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此后，玄奘持麹文泰给沿途二十四国国王的书信，以高昌王御弟的身份，在叶护可汗的保护之下，成了历史上最阔气的留学生，沿路访名僧求法，历经西域十六国，前后四年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

历史传说话唐僧（2）

天竺求学

玄奘先在那烂陀寺戒贤大师门下学习五年，同时旁及大小乘《毗昙》各论，后又到杖林山师兄胜军居士处学习二年。玄奘在戒贤大师处已窥瑜伽学全貌，在胜军居士处又廓清了余疑，并游学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北部数十国，旁通各派，使他能穷究了唯识论的奥蕴，佛学研究的造诣大大超过了印度一般学者的水平，甚至也超过了戒贤大师，成为全印度超一流的顶尖级大学者。玄奘回到那烂陀寺后，戒贤大师让他主讲《摄大众论》、《唯识决择论》。玄奘别开生面地讲授了护法之外的瑜伽学说，为瑜伽学派增添光彩（护法是著名大乘瑜伽行派论师，曾主持那烂陀寺，后住菩提伽耶大菩提寺，首倡见分、相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四分说，是戒贤的老师）。不料，这引起中观派师子光的不满，他据《三论》用中观之学说破斥《瑜伽师地论》，玄奘作《会宗论》三千颂折服师子光，深受戒贤大师赏识。师子光为争回面子，请师兄月师子来寺辩论，但月师子深感自己不是玄奘敌手，未加辩论而去。当时，瑜伽派不仅与中观派争论，也与小乘教，尤其是正量部长期争执。正量部派气势很盛，对瑜伽派批评达十二年之久，瑜伽派未能予以圆满解答。玄奘赴印度求学后，正量部派般若毱多（智护）作七百颂《破大乘论》，重新挑起争论，玄奘作一千六百颂《制恶见论》进行彻底反驳。玄奘的学识和活动，深得戒日王支持和敬仰，戒日王召集五天竺沙门、婆罗门、一切异道教众数万人，在曲女城开了长达十八天的盛大法会，揭示玄奘作《会宗论》、《制恶见论》，允许会众提出异议，竟一直无人敢出头诘难，深受到大、小乘人一致推崇，大乘人称玄奘为“大乘天”，小乘人称为“解脱天”。不久，又在钵罗耶伽举行无遮大会（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平等看待的布施僧俗大斋会），这里是地处两河之间的平原，有很大的广场。玄奘的活动，显然对扩大佛教的影响大有益处。玄奘战胜了五天竺（五印度）佛学学者，获得极大荣誉，但他并不傲情，他看出所谓毕竟无性（无佛性不能生佛之人，与众生皆能成佛之说相互矛盾）说不能取信于中国人，故在临行前夕与诸大德讨论此事，想方便将此义略而不谈，受到戒贤大师严厉责备：“边方（指中国）人懂得什么，岂可随便为他们增减义理。”（见《瑜伽师地论》“道伦记”卷五十四）玄奘无法，只好墨守师说，依然传播讲不通的义理。玄奘归国时，由戒日王、鸠摩罗王、跋吒王亲自率轻骑数百送别，“王以素作书，红泥封印，使达官奉书送法师所经诸国，令发乘递送，终至汉境”。行至信度大河：

将至中流，忽然风波乱起，摇动船舫，数将覆没，守经者惶惧堕水，众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来经本及华种等……

过河后至乌铎汉荼城“停五十余日，为失经本，更遣人往乌长那国抄写迦叶臂耶部三藏”。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终于远涉归国，由于此时他已誉满中外，这位昔年通缉犯受到唐太宗极为隆重的礼遇。太宗当时在洛阳，先遣左仆射房玄龄迎于东都，不久太宗在洛阳宫中召见玄奘。太宗见玄奘“堪公辅之寄，因劝罢道，助秉俗务”，即还俗为朝臣，玄奘“固辞乃止”（《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召见后，安排玄奘至长安弘福寺住，后住大慈恩寺。玄奘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在太宗资助下设“译场”，他与门人窥基、辩机、神昉、普光等人，用了十九年时间翻译重要经论七十五部，合计有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相当于自汉代开始至隋全部译经数之合，实为一代佛学大宗师。玄奘、辩机所著《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载了我国西北地区以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情况，为世界学者所重视。“玄奘门人另有日本人道昭、智通。道昭初传慈恩宗到日本，成立了法相宗，以地方分，这一系为南寺传，其后在智周（玄奘门人慧沼的弟子）门下还有日本人玄昉、智风。玄昉再传法相宗入日本，成为北寺传。法相宗在日本流传不断，至今还有传承。”（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历史传说话唐僧（3）

传播佛学

玄奘是佛学大师，是我国四大译经家（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另一说法无不空，改为义净）中最佳者，但做为开宗立派的创始人，没有非凡的社会活动能力是不行的，玄奘具有这种才能。玄奘深知事之成败往往取决于君主，故较能迎合当政者心意。太宗曾问他，往天竺求法“山川阻远，方俗异心”，如何能达到，他却说“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三藏法师传》）这纯粹是阿谀奉承之词。玄奘为扩大本宗影响，曾多次恳请太宗为他译经作序，后又恳请皇太子再为作序。玄奘常去见太宗、高宗，了解宫中巨细，甚至连武后生皇子（中宗李显）事，他都事先打探清楚，并为其“乞平安”。待皇子出生后，玄奘又请求收其为门人，上尊号奉为“佛光王”，踰月又在慈恩寺为其剃度。在大慈恩寺内，有梵僧那提，因其相信空宗，与玄奘的法相宗理论有别，携来的经籍没有机会组织人翻译（详见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禅师法冲善楞伽宗旨，素为宰相房玄龄所推重，闻知玄奘不允许讲旧时译经，讥讽道：“君依旧经出家，若不许弘旧经，君可还俗，更依新经出家。”（《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法冲传》）玄奘一时无言以对，乃止其行。玄奘还把自己从印度获得的唯识学当成奇货，不肯轻易传授门人。他的大弟子窥基，俗姓尉迟，字洪道，是右金吾卫将军尉迟敬宗之子，鄂国公尉迟敬德之侄，出身高贵，社会关系好，又是奉敕为玄奘弟子的，有利于弘扬本宗学说，故受到特殊的培养教育。玄奘译《唯识论》时，原以窥基、神昉、嘉尚、普光四人助译，窥基要求辞退神昉等三人由他一人助译，玄奘便曲从其请，专为窥基讲解《唯识论》。玄奘另一门人新罗王孙圆测贿赂看门人，潜入讲室偷听。第二天圆测抢先在西明寺召集僧众讲《唯识论》，使窥基未达目的。玄奘为安慰窥基，又独授因明学，为他讲解《瑜伽论》。圆测又贿赂看门人，潜入偷听，抢先开讲。玄奘为树立窥基之权威，竟当众宣布：“五姓宗法，唯汝流通。”（宋·赞宁《宋高僧传·窥基传》）五种姓说遂成了窥基独得秘传。综上所述可知，玄奘在曲迎当政者，排斥异端，抬高自己，培植势力等方面都是很精明的，绝非不懂政治的学者所能为。历史的局限，竟在这位佛学大师身上投下这么可怕的暗影，实在令人遗憾。有关玄奘的史料，见《旧唐书·方伎传》、唐·道宣《续高僧传》、宋·志磐《佛祖统记》、元·噩梦堂《唐宋高僧传》、觉岸《释氏稽古略》等，但最详实的记载，则为玄奘门人慧立撰写，彦悰增补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而《大唐西域记》也记载他往天竺求法的生活和见闻，也是研究他的重要史料。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虽据玄奘口述整理，但并非信史。什么事出自宗教徒之口，就不免夸大失实，狂热神奇。玄奘在古代交通极差的环境下，往天竺求法，路经数十国，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并以其博大精深学识声震异域，这本就带有传奇色彩，再加上慧立绘声绘色描述，引入异境诸种民间传说和佛教神异故事，添上宗教徒因痴迷、热狂而产生的呓语，已经有些传奇小说的味道，令人读之着迷了。因此，玄奘取经故事沿着两条道路发展，它不仅盛传于僧众中，成为他们的偶象；也渐渐流入民间，成为引人注目的市井文学题材。二者之间相互影响，连美术家、雕塑家都加入鼓吹的行列。宋代欧阳修《于役志》记载在扬州寿宁寺见到五代时绘“玄奘取经”的“画壁”。在杭州飞来峰龙泓洞口有两组唐僧取经浮雕，在敦煌榆林窟“普贤变”中穿插唐僧取经故事壁画。

历史传说话唐僧（4）

从现实到神话

玄奘由现实中佛学大师，变成文学艺术中大有来头的圣僧，是逐渐衍变而成的。在唐代已盛传玄奘轶闻，如李冗《独异志》载，玄奘“往西域取经”，遇“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并“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玄奘“将往西域，于灵严寺见有松一树”，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之后松枝“年年西指”，“一年忽东回”，弟子“西迎之，奘果还”。这个“摩顶松”故事，也载于刘肃《大唐新语》。此外，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胡璩《谭宾录》、宋人钱易《南部新书》等书中，也载玄奘轶闻。

在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发生了质变，唐僧由现实中人，变成纯粹虚构的小说中人。《诗话》中唐僧不再是纯正庄严的佛学大师，已沾染上不少市井人之俗气，在“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载：

法师曰：“此莫是蟠桃树？”行者曰：“轻轻小话，不要高声！此是西王母池。我小年曾此作倭耍两裼膳隆！狈ㄊυ唬骸昂尾蝗ネ狄豢牛俊薄镄姓咴唬骸笆魃辖裼惺嗫牛厣褡ㄔ诒舜κ囟ǎ蘼房扇ネ等　！笔υ唬骸澳闵裢ü愦螅ケ匚薹痢！彼涤晌戳耍⑾氯朋刺胰氤刂腥ァ?

此中法师并不板起面孔训人，反而腹中馋虫大动，竟去挑唆猴行者偷桃。市井之人不喜欢虚礼，往往以实惠为主，多是庸俗的唯物主义劈破傍门见月明者，故而做为“说话人”底本的《诗话》中法师反倒使人容易接近。因为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太庄严了，太神圣了，就没有生气，没有人味了。

玄奘大约在元代由河南洛州缑氏人，改为江苏海州弘农县人。这个地名很怪，海州古时有两处：一是江苏连云港市，一是辽宁海城县，唐代都称“海州”。弘农县，历为弘农、恒农、常农，西汉武帝元鼎三年置，今为河南灵宝县。如海州为连云港市，与河南灵宝县南辕北辙不相符，大概当时编戏文时故意所为，以示内容纯系虚构，不含影射之意吧。将玄奘改为海州弘农人，首见宋元戏文《陈光蕊江流和尚》，可惜只剩残曲，但在元末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第一本：“之官逢盗、逼母弃儿、江流认亲、擒贼雪仇”中比较全地吸收了《陈光蕊江流和尚》戏文情节，大略为：海州弘农人陈光蕊状元及第，娶大将殷开山女儿，赴洪州任太守。在百花店放生一金色鲤鱼。行至江上，水手刘洪起歹意，将光蕊推入江中，胁迫殷氏相从。殷氏已怀八月身孕，欲延陈氏一脉，忍辱允应。殷氏生子满月，刘洪迫令抛弃，殷氏乘间写血书备叙始末，用木匣浮于江中，为金山寺长老救护收养，后出家为僧，曰玄奘。玄奘十八岁时始见血书，洪州寻母。太守虞世南捕刘洪，在江上血祭光蕊。昔年光蕊入江，被他放生的化身为金色鲤鱼的龙王所救，至此送光蕊还阳，夫妻、父子团聚。在杂剧中玄奘是“西天毗卢尊者托化”，为的是在“东土开坛阐教”，将玄奘与如来佛拉上关系。在元人《西游记》平话中，玄奘“证果栴檀佛如来”。从《朴通事谚解》中介绍平话故事梗概，已经初具《西游记》小说规模，但在玄奘身世注云：“三藏俗姓陈，名伟，洛州缑氏县人也，号玄奘法师。贞观三年，奉敕往西域取经六百卷而来”。似是比较照历史真实写，未采戏文中陈光蕊之说。据《法师传》玄奘“本名祎”，“名伟”是“名祎”之讹音。关于栴檀佛传说，《大唐西域记》、《释氏稽古略》等中均载，如来佛升忉利天为母亲说法，优填国王思佛，乃刻旃檀为佛像，如来佛复至人间，此像竟有灵性，迎佛稽首，佛为摩顶授记曰：

我灭度千年之后，汝从震旦（东土）也，广利人天。

玄奘回国还带来“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二尺九寸”。玄奘与旃檀佛结缘，大概是为此吧。在元代栴檀佛传说颇盛，甚至惊动皇帝，特组织集贤大学士李衎等研究栴檀佛的来历，以辅“政教之所不逮者”，此情况详见程钜夫《旃檀瑞像记》。此中“汝从震旦，广利人天”，使这故事赋予新意，正与玄奘西行求法，回归东土大畅释门的行为相近。又因玄奘多次宣传此传说，遂不免被后人附会。终于使玄奘由学识渊博的佛学大师，衍为肉身飞升的法师，又变成佛教传说中的旃檀佛，并为如来佛祖座下的二弟子金蝉子。真实的历史故事与民间故事传说、佛教故事传说渐渐互相影响、融汇，遂成为《西游记》小说中的唐僧。

吴承恩笔下的唐僧，既不似《取经诗话》中法师之市井俗气，也不如历史上真实玄奘之法相庄严，而是二者的矛盾混合体。作者将唐僧做为完备的佛教教义的体现者加以塑造，肯定他取经心诚，善良，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在灾厄面前不妥协的品格，但又在较多篇幅上批判他身上消极的一面，即遇事往往平庸忍让，怯于斗争，耳软心活，有时固执、愚腐到是非不分的可笑又可恨的地步。唐僧的种种错误，多次给师徒在取经路上带来巨大灾难，如果不是“火眼金睛”的孙大圣不断顶住和纠正他的错误观念，恐怕西天取经的神圣任务早成画饼了。

八戒身世何处寻（1）

猪八戒是《西游记》中第三号人物，虽是纯虚构出来的，却也可以从远古神话传说、民间传说、唐宋传奇及佛教人物和故事传说中，找到其承袭、借鉴的痕迹。

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推考，猪八戒是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参佛制苾刍髮不应长缘》中变大猪救沙门之大神衍化而成的，略云：

时具寿牛卧在闪毗国，住水林山出光王园内猪坎窟中。……出老王命掌园人曰：“汝今可于水林山处，周遍芳园，皆可修治。……”彼人敬诺，一依王教。既修营已，还白王知。时彼王即便将诸内宫以为侍从，往诣芳园。游戏既疲，偃卧而睡。时彼内人，性爱花果，于芳园里随处追求。时牛卧苾刍须发皆长，上衣破碎，下裙垢恶，于一树下跏趺而坐。宫人遥见，各并惊惶，唱言：“有鬼！有鬼！”苾刍即往入坎窟中。时王闻已，行至窟所，执剑而问：“汝是何物？”答言：“大王，我是沙门。”王曰：“是何沙门？”答曰：“释迦子。”问言汝得阿罗汉果耶？答言不得。汝得不还，一来，预流果耶？答言不得。且置斯事，汝得初定，乃至四定？答并不得。王闻是已，转更瞋怒，告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宫女，可将大蚁填满窟中，蜇螫其身。时有旧住天神近窟边者，闻斯语已，便作是念：此善沙门，来依附我，实无所犯，少欲自居。非法恶王，横加伤害。我今宜可作救济缘。即自变身为一大猪，从窟走出。王见猪已，告大臣曰，可将马来，并执弓箭。臣即授与，其猪遂走，急出花园。王随后逐。时彼苾刍，急持衣钵，疾行而去。

但陈寅恪对此尚存疑点，故云：“猪八戒高家庄招亲故事，必非全出中国人臆撰，而印度又无猪豕招亲之事……此故事复经后来之讲说，闪毗国之，以音相同之故，变为高家庄之高。惊犯宫女，以事相类似之故，变为招亲”，此即“高老庄招亲故事之起源也”。陈寅恪对佛学研究甚深，可为一说。杭州佛教协会编《灵隐》认为“朱八戒传说是三国时往西域求法的第一僧人朱士行。”但并未附上任何论据，难以令人信服。

鲁迅认为猪八戒这一形象，是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发展衍变而来，此说详见戈宝权译《关于猪八戒——周树人氏谈》一文中，较有说服力。鲁迅推考“小说中写到猪，是六朝时代的事”，并引晋·干宝《搜神记》“猪臂金铃”故事：

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吊船上当大埭。在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随至家，都无女人，因逼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

不过，鲁迅未引原文，而是自译成白话文，且在情节上小有出入。他据此断言：“《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并不是作者新创作出的人物，而是沿用此前已有的人物创造出来的。

旷源《闲话猪八戒》一文中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了鲁迅的论点，他认为《搜神记》“安阳亭书生”中母猪精，就其态度之“老实”而言，更接近猪八戒。他还认为《山海经》　中两头猪怪“屏蓬”（或“并封”）、“合窳”，《离骚》与《淮南子》中英雄后羿射杀之封猪，是猪八戒的祖先。封猪与猰貐、凿齿、九婴、大风、修蛇等“皆为民害”，是个十分凶恶的野兽。“屏蓬”与“天蓬”音义相近，很可能是一音之转。“合窳”其“音如婴儿”，“状如彘而人面”，“是兽也，食人，亦食虫蛇，见则天下大水”。可见远古传说之猪神还是水神，这正应了猪八戒是天河里天蓬元帅。在《山海经》的《北山经》、《中山经》记载了四十多位“彘身人首”的猪神，在远古神怪中颇有势力。别看猪八戒模样不济，却出身于名门旺族，是大有根底的人物。

猪神的形象，一入六朝就发生了较大变化，大概是这幅模样有损神的尊严，于是从远古传说中神的家族被驱逐出来，降为妖怪中较低的一类。又因这时离人类童年时代较远，故而在新的传说中使其日趋人格化，并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好色；二是贪食；三是缺心眼，不机灵。如唐·牛僧孺《玄怪录》中“乌将军”最具此三大特色。传奇小说中自称乌将军的猪怪，身穿甲胄，戈剑弓矢，手下有不少从卫，一幅凛然难犯的样子。他好色，贪食，轻信，“每岁求偶于乡人，乡人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他见到素不相识的人，“喜而延坐”，“与对食，言笑极欢”，热情好客，并不防范对方，以致被郭元振“捉其腕而断之”，“毙于围之”。《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就颇具乌将军之遗风。

关于猪精托生的传说，由来甚早。东汉郭宪《汉武洞冥记》载：

汉武帝未诞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直下，入崇兰阁。帝觉而坐于阁上，果见赤气如烟雾，来蔽户牖，望上有丹霞蓊郁而起。乃改崇兰阁为猗兰殿。后王夫人诞武帝于此殿。

八戒身世何处寻（2）

即汉武帝是赤猪下凡。唐·吕道生《定命录》载：

玄宗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无能为也。终不杀之。

此中安禄山也是猪精下凡。在宋代猪神的地位又有所提升，这大概与佛教深入发展有关，因为佛教讲究宿缘、轮回、流转和空空之观，对形状和变相并不十分在意，故有些好事者，为猪神恢复名誉。宋人洪迈《夷坚志》甲志“猪精”载：

绍兴十年春……明年冬，寺中制院鞫岳飞，遇夜，周卿往往间行鞫所。一夕月微明，见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骇却步，此物徐行，往狱旁小祠而隐。……即而闻岳之门僧惠清言：“岳微时居相台，为市游徼，有舒翁者善相人，见岳必烹茶设馔”，尝密谓之曰：“君乃猪精也。精灵在人间，必有异事，它日当为朝廷握十万之师，建功之业，位至三公。然猪之为物，未有善终，必为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岳笑，不以为然，至是方验。

将岳鹏举说成是猪精，比依他名字附会成大鹏金翅鸟之说，显然差劲多了。故后世人多不赞同此说。宋人方勺《泊宅编》卷三载，“婺州有僧嗜猪头，俗号猪头和尚”，平时衣裳“蓝缕，不为礼”，竟是“定光佛”化身。苏轼《东坡志林》载在他家乡“眉山青神县道侧，有一小佛屋，俗谓之猪母佛”。看来猪也能成佛的。至于“八戒”一词，不仅是佛门教义“八戒斋”，而且是唐代一位高僧的名号。据《释氏稽古略》卷三载，唐德宗时清凉国师澄观，“中外名台辅重臣，咸以八戒师礼之”。此书同卷引《佛祖通载》及《感业传》所录“毛债”事甚奇异：

寿州毛罕妻，兴元元年产一子，名毛债，猪头象牙，骡足鱼腮人身。既长，每以铁杖自鞭其身，持条帚金殿扫地。谓人曰：“夙因盗常住钱金，故扫地以偿也。”后越州云门有赞之者曰：“常住分文不可偷，日生万倍恐难酬。猪头骡脚分明见，佛地今生扫未休。”至是癸酉年毛债死。

《西游记》中猪八戒，因犯错误贬下天曹，误投胎成猪形，在西天取经漫漫征途中挑担受罚，从性质上看与毛债很相似。

猪八戒的形象不仅与佛门有法缘，也与玄门有道缘，更与古代猪神、猪怪有血缘。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四本十三出“妖猪幻惑”中，猪八戒“自报家门”道：

某乃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生于亥地，长自乾宫，搭琅地盗了金铃，支楞地顿开金锁。

摩利支，音译作摩利支天，摩利支菩萨、摩利支提婆、摩利支佛母等。意译作阳焰，以其形相不可见、不可取；又作华鬘，以其有天女之形相。是帝释眷属，能隐形，有保护众生不受怨敌侵害之功能，最为武士信仰。不空译《摩利支天经》，说她有“大神通自在之法，常行日前，日不见彼，彼能见日。无人能见，无人能知，无人能害。”天息灾译《大摩利支菩萨经》云：

别明成就法，令彼行人先作观想。想彼摩利支菩萨，坐金色猪身之上，身着白衣，顶戴宝塔，左手执无忧相华枝，复有群猪围绕。

由此可知，摩利支天为天女形，三面三目，八臂，持金刚杵、针、钩、箭、索等，立于猪车上。猪八戒为她属下御车将军，是驾猪车武士，又“生于亥地”，按中国十二生肖说，以每一地支与一动物相配，为“亥猪”，显然是猪神。还谈到“盗了金铃”，与六朝时“猪臂金铃”传说又挂上了钩，是中国古代传说与印度佛教传说的大杂烩。

八戒身世何处寻（3）

猪八戒“天蓬元帅”的职称，是道教中神名。唐末杜光庭《道教灵验记》中《刘载之诵天蓬咒验》云：

彭城刘载之……尝遇苏门道士刘大观，授以天蓬神咒……寇陷长安……而密诵神咒以求其祐。是夕，有人如军人之饰……此人引其手，若腾跃于空中，良久覆地。……有谒者平冠褒袖云：“太帝君令于宾宇憩息。”俄赐酒馔仙果，二仙官与之宴饮，……仙官曰：“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宫玄卿太帝君也。上理斗极，下统丰都阴境。帝君乃太帝之所部天蓬上将，即太帝之元帅也。吾子冥心北元，尊奉神咒，而值此危难，将陷锋镝，太帝阅籍当在驱除之伍，仰轸圣虑，已奉章太上，述勤瘁之心，延寿三纪，使还于故里尔。”……是则太帝之昭鉴，天蓬之威神，不遗毫分之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