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由于突击队在萨帕塔遭到围歼，他在一整天令人苦恼的会议和汇报中下令美国海军和空军尽可能地多救出一些人来。他还按照施莱辛格的提议，同坐飞机从佛罗里达州飞来的流亡分子政治领导人会谈。他发觉他们对他尽力使这场战斗限于古巴人之间的决心十分谅解，而据他们后来说，他们也发觉他对他们极为关心和谅解，特别是对那些有儿子在突击队里的人。总统告诉他们，"在大战中我失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夫，我多少知道一点你们的心情"。说实在话，仅仅是语言并不能表达他的心情，因为在随后的长时期里，我注意到他觉得他个人应对那些阵亡的人负责（与卡斯特罗的沉重损失相比，这次阵亡的人少得出奇）；我也注意到，由于美国政府在导致这1，113人被俘监禁的问题中也有责任，因此他决心首先要阻止卡斯特罗处决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获释①。
①大约一年零八个月后，在1962年圣诞节前夕，由于肯尼迪对卡斯特罗发出的严厉警告而保住了性命的俘虏，在价值五千三百万美元物品的交换下获释了。这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行动是由司法部长指挥，并由代表古巴家属委员会的詹姆斯·多诺万律师去与卡斯特罗谈判的，它并没有使用财政部或中央情报局的任何经费，而完全是用公众捐赠的药品、婴儿食品、医疗设备和类似的非禁运的生活用品来交换的。从1961年6、7月起，各种谈判的尝试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虽然这一行动基本上是由私人负责和筹措资金的，总统却为他的政府通过免税、协作、调拨剩余粮食和给予鼓励等方式所提供的帮助感到自豪。在突击队领导人获释后，总统和第一夫人在棕搁滩的家里接见了他们，被他们的仪态和精神深深感动了。两天以后，在奥兰治圆形竞技场对突击队员及其友人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总统预言，突击队的旗帜总有一天会在"自由的哈瓦那"上空飘扬。
总统在公开的场合以及同他的大部分新同僚在一起时，总表现得满怀希望、镇静自若、精神振奋，他朝前看并避免斥责别人的冲动。他要求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负责调查实情，不是要确定是谁犯了错误，应受惩处，而是要弄清楚是什么地方错误不当，须予以纠正。当世界各地的群众和外交官同声怒斥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及其欺骗和侵略行为时，他私下说，有许多本来最急于看到卡斯特罗被干掉的一些领导人，现在却最早在演说中攻击美国把小小的古巴视为威胁。不过，他在公开场合还是保持缄默。
然而尽管这种表面的平静在那时对国家是如此需要，可是他内心却是十分愤怒和伤心的。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因为自己用了如此小而短暂的代价就学到了这么多重要的教训——它导致人员、政策和办事程序的基本变革——而感到高兴。然而，星期四早晨当我们在白宫南草坪散步时，我看到他似乎是一位沮丧的、孤独的人。为了捍卫国家的团结和士气，他打算那天下午向全国报刊编辑发表一篇坚定的演说、并与所有的共和党领袖进行一系列会谈。猪湾事件曾经是，而且以后还将是他经历中最糟糕的失败，是他所不习惯的那种彻底的失败。他知道他已把一根棍子交给了他的批评者，他们将经常用它来攻击他；他知道他想迅速取得别国信任的步骤已经受到挫折；他知道卡斯特罗自负的叫嚣会严重地增加美国人民在冷战中的失败情绪；他也知道正当恢复禁止核试验会谈的时候，他却不必要地使东西方的关系恶化了。
后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有一句老话，胜利人人居功，失败无人任咎。……我是政府的负责官员，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可是，在那个星期四早晨我们散步时，他时而带着讽刺的声调向我谈起了某些曾拆他的台并应对这次失败负责的人。由于他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赢得了职业官员和公众的称赞，避免了党派的调查和攻击，并阻止了有关人员进一步泄露出他们的看法和指责。但是他的承担责任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手段，或者是宪法上的一项义务。他强烈地、真诚地感觉到他的责任，而且在我们散步的时候一再反复地讲到这一点。他大声地问他自己，"我怎么会如此大错特错呢？我一生中很知道不能依赖专家。我怎么会如此傻，让他们搞起来呢？"
当他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时，他更感到加倍的苦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