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在里兹饭店，一位先生问我是不是在苏格兰钓过鲑鱼的夏奈尔小姐的亲戚。
——先生，您去过莫尔湖吗？去过威斯敏斯特或者他的继承人的家吗？
——我在《旅行日志》上看到，一位夏奈尔小姐曾经有过许多非凡之举。
——我就是，先生。
——您是在开玩笑吧，小姐？
（她模仿着这位爱尔兰人的手势）
——信不信由您。但我可以向您保证那就是我。
——那些鲑鱼宴的是您钓的吗？
——我一天到晚只是钓鱼，先生。您该看到，我钓鱼的地方鱼最多。
我不喜欢在湖里钓鱼。我在英国经常运动，把身体养得很好。那里的人不期待你成为什么冠军，而这里则不同。上次我想去打高尔夫球，一个年轻人问我：；
——您的成绩怎么样？
一我的朋友，既然您一切都知道，那么请记住，十多年了，我还没有掌管过一家俱乐部，成绩，我不知道。有了您的同意，我想租几家俱乐部，因为我没有。我想，人家看我打过球，会有人肯租给我的。如果租成了，我会把所有的设备都买下来。
而今《法兰西星期日》画刊和《这里是巴黎》周刊对公爵和科科之间的罗曼司会说些什么呢？不难想象会有通栏大标题，会在书亭周围贴满海报，会有关于以科科的幸福、公爵、国家利益的牺牲者、难对付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科科的祖母在牧羊等为题材的文章。没有这种声势，就会引起闲言碎语。当公爵可能与巴黎的一位知名的服装设计师结婚的消息见诸英国报端时，科科还担心报纸会披露她的过去。公爵对她的过去知道些什么？
人们应当知道威斯敏斯特公爵一直拒绝把他写给夏奈尔小姐的信交给邮局寄发。好几位王室信使承担了他们之间联系的任务。他们乘飞机给科科送去公爵在爱尔兰钓到的鲑鱼。这对他们的职业来说是很危险的。
为了让人知道公爵的财富是什么概念，科科略带天真地说，即使在炎热的盛夏季节，公爵所有的宅第的壁炉都烧着旺火，因为威斯敏斯特有责任燃烧煤炭养活美国的矿工。她看到过（科科在伦敦有一座豪华住宅）一次可怕的饥饿示威游行。示威者从各个现代化煤矿步行前来，要求增加失业救济金。详细情况科科已经记不起了。她希望劳动者（这个词在当时还没有政治化）对企业，不管对矿山还是服装商店，都要绝对忠诚。是谁给4000名女工提供工作的？是谁出于责任白白地把煤烧掉的？是她，是公爵，是那些善良的富人。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毋容置疑的。即使她曾经吃过贫困的苦，但已经忘记了。她从来没有想过用回忆困苦来理解不幸。在多维尔郊外散步时，她看到一片平民的帐篷。
“看来他们是在沟里大小便的，下雨时这些脏东西还会浮起，太脏了。”
孤儿院、穆兰的教会学校、军人咖啡馆，还有其他许多回忆，这些都已被遗忘。她不想回忆肮脏的、令人不快的过去。她拥有伊顿广场和威斯敏斯特的其他豪与。所到之处，尤其在法国，公爵几乎都有许多豪华住宅，都有佣仆们列队迎接。科科舒了口气，激动地说：公爵虽然拥有巨大的财产，但像福音上的无辜的穷人一样，忘记了自己是富人。财富对他来说已不再重要，而与生俱来的特权对他来说是极为正常的。科科认为，穷人，除了少数例外，生来就不是当富人的料，而是要通过劳动和诚实的行为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再则，难道他们不希望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吗？她在功成名就后，每次做弥撒时都像公主一样为他们祈祷。
她和威斯敏斯特的长期关系为什么没有最终成为婚姻？公爵巴不得和她结婚，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
科科解释道：“他身不由己。离婚拖了3年，我与他也共同生活了3年，他没有要我嫁给他。”
和博伊相处时，情况也是这样。她说：
“我也是身不由己。我不想离开夏奈尔公司。公司是我独自创办的，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它是我的，无论是谁，他们都不懂。”
威斯敏斯特、博伊都不懂。有人说科科拒绝公爵是为了不致成为威斯敏斯特公爵的第三或第四位夫人。她是独立的、唯一的夏奈尔小姐。
她对我说：“如果我说违心话，公爵一定会傻笑我的。”
历史为夏奈尔增添了传奇的色彩。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第二个女儿进入社交界时，科科为他们操办了盛大的晚宴。公爵的独生子由于手术延误早已夭折。公爵夫人虽然已和公爵离婚，但因为是公爵孩子的母亲，仍旧保持着公爵夫人的头衔。科科应夫人的亲自邀请，为他们操办晚宴。人们预料科科的出现会引起轰动。和威斯敏斯特共进晚餐后，科科迫使公爵和他的前妻一起招待客人。她很快找到了他们，自己却脱衣卸妆上床睡了。是面对困难退却呢，还是怕羞？王室的成员们都参加了威斯敏斯特的这位女继承人的舞会，大家都在等待科科。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次晚会意义重大：进入王室，嫁给公爵后，她也许能成为王室中（最令人瞩目）的～员。不，我还是留在家里，进入王室与否找不在乎。
如果科科·夏奈尔能为博伊生一个儿子，那么，她，这位流动摊贩的女儿和孙女能否成为威斯敏斯特夫人呢？她肯定想过，也问过别人。她做过一些难以启齿的练习（她是这么说的）。阿布迪小姐说，例如双腿长时间地悬空、但是，即使她还有毅力，也注意使身体服从意志，却已经太迟了，40岁……想一想穆兰的那位接生婆，想一想那次惨不忍睹、后果令人悲痛的堕胎吧。多尔齐亚说，可以认为她当时是想为博伊生一个孩子的。如果能为他生一个儿子或女儿，她也许会和他结婚的。
科科多次满腹怨恨地离开产院，使我深为惊讶。多尔齐亚曾要求她们的共同朋友在科科分娩时在场。谈到他时，多尔齐亚说：
“自从在这种肮脏的场面看到她后，他就再也没去碰她了。”
她回忆起看到一只母猫生小猫时的样子，眼睛里露出了一丝惶恐：
“我以为它已经生完了，但是还有一只在肚子里叫。”
她恶心地嚼起了嘴：
“母狗在生意时会把一切，甚至一匹马驹都吃下去，太可怕了。”
她难道不是不由自主地在表示失望吗？她已经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这个！虽然她有可能成为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但在提到公爵时还是显出了距离，没有一点像和博伊在一起时的激情。他富有，很富有，也很温柔，譬如给她采报春花，但是他关心的是什么？是马！他不看《福者之歌》，也许什么书都不看。他要人把穿坏了的鞋换底，每天替他烫腰带，看英国报纸也只看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一个和别的女人一样的女人要是当了一个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母亲，那就不一般了。她日夜都梦想当母亲，但失望就像沉渣似地积淀在她的心底。
还有……她对孩子是怎么想象的？有了孩子她会怎么办？她的外甥帕拉斯娶了导演布勒松的表妹。布勒松有两个女儿，科科把她们看成自己的侄女。这两个姑娘的丈夫都是画家。两个姑娘中的一个叫蒂妮·拉布吕尼，她也有两个孩子。
“我对她说，等孩子们知道大小便了，会走路了，你带他们来让我看看，因为婴儿要喂奶，要流口水……我不会弄。我为这个侄女出过一些力。她对绘画很在行，我资助过她和她的丈夫去意大利旅行，他们俩在一个月内长了不少见识。蒂妮给我写信，详细地谈了他们的见闻，好像我对意大利不了解似的，我很感动。这些信使我想起年轻时和塞尔特一家在意大利旅行时的情景（当时她大概40岁）。一天我打电话给我的侄女，对她说我要来吃中饭。这一电话引起了她一阵慌乱。可怜的她忙得连气也喘不过来。鸡是不是嫩，酒是不是……她的丈夫安慰她说：坐吧，别慌，我们给什么科科就吃什么，桌上有什么酒，她就喝什么酒。他说得完全对。饭后我说，既然我来了，是不是可以看看孩子。女管家当时正带了孩子们在散步。后来他们回来了。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2岁，剃着光头，穿着美式长裤，一点也不怕生，真使我喜欢。他们住在圣一路易岛上，一次过桥时淹死了。”
科科确实没有当过主妇，甚至没有当过由女管家领大的小公爵的母亲。
“我有过别人不会有的豪华生活。”
她紧抓着这一点不放。可以说这是她表示对威斯敏斯特的爱情，证明他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夏奈尔小姐当时已经拥有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使整个巴黎穿上黑色衣服的绝对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如果威斯敏斯特不是英国最富有的人，他凭什么能引起她的注意。科科笑着说：
一天，我和善解人意的弗拉芒一同去歌剧院看舞剧。弗拉芒是《坚强者》杂志老板莱翁·贝尔比的合伙人。我们到歌剧院时，《白色小床之舞》刚开炮
——我来这里您高兴吗？
——很高兴。弗拉芒说。
——那好，以后来找我吧。
我从包厢里看出去，歌剧院里难看死了。我笑着对弗拉芒说：
——太难看了，应当让所有的人都穿上黑衣服。
我这么做了，引起了轰动。是不是有点滑稽？一位名叫马克斯韦尔的女士在纽约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胡说八道的文章，格调低下得可怕。她说我让所有的女人都戴孝是因为我不能为我爱的男人戴孝的缘故。您想想！我没有和他结婚！文章还配有一幅插画：一个身穿黑色平纹布长裙的女人跪在一座墓前。后来许多美国人写信来要我节哀。我简直要笑出病来了。还有些妇女写信对我说：
——您的眼睛不是用来哭泣的。
在我之前，没有人敢穿黑色服装，而我却在4、5年里只做黑色的服装，只有领子是白的。我像卖面包似地卖出了许多，赚了不少钱。电影女演员、女佣，所有的人都穿上了带有一个小玩意儿的黑色裙子。该停止了，我小心地走着自己的路。我很喜欢中性的色彩。现在我生产的新面料色彩纷呈。过去我有自己的工厂，还好现在没有了，只剩下几台织机和一个女工，眼下她没有什么可做，常对我诉苦。街上的色彩已不如以前阴暗，气氛变了。我研究了这种情况，推出了许多色彩鲜艳、令人愉快的服装。街上的色彩应当让人愉悦。既然人们喜欢，为什么冬天外出不能穿红戴绿？穿天蓝、粉红等浅色服装的很少是情绪低落的女入。
公爵最终把许多时间花在她身上。他们还同去直布罗陀。
“人们让我们看了岩礁上的一切。我觉得很木对我的胃口。一个法国女人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
“我们在淡水湖上泛舟，也坐过油船航行。当然，凡是可以引起一丁火星的东西都被拿走了。”
后来，她用这次旅行的经历编写她的长篇小说。公爵的“调皮姑娘”号游艇在海上与一艘法国驱逐舰相会，舰上官兵在甲板上列队致意。
“我躺在一个可以看到一切的角落里，我不愿让人看到我在一艘英国船上。”
比起游艇来。她还是更喜欢公爵的“飞云”号帆船。只有她一个人有权在船上洗淡水浴。她不想让海水刺激皮肤。公爵有时也有些嫉妒。在一次海上航行时，在科科的强烈要求下，一位十分漂亮的知名画家在第一次靠岸时被赶下了船。这件事发生在维尔弗朗什，公爵在尼斯为科科买了一颗绿宝石、希望得到她的原谅。科科把绿宝石扔到海里，就像党娄巴特拉把俄撤送给她的珍珠扔进醋缸里一样。
航行途中；科科最喜欢的一次停靠是在波萨。这次停靠时间较长。波萨是科科在罗克布吕纳岛上买下的王家产业，面临大海，风景优美。这一带海滨很英国化。最大、最美的房产都是英国上层人士的。威斯敏斯特在波萨的邻居是他的朋友丘吉尔。科科说岛上夏季人最多。画家们都来这里度假。她穿着在威尼斯设计的白色睡衣，戴着色调与之相配的头帕，引起游客们的轰动。公爵爱赌，却又常常心木在焉，对输赢毫不在意。一次在瑞昂莱潘，科科去赌场找公爵，他正在豪赌。守门人不让她进去。有时公爵会下了赌注却又忘记了，找到时就已翻了倍。他把钱和筹码胡乱地塞在口袋里，塞满了就分给别人。这种傻事甚至连石油酋长们也不会干的。
科科在波萨享受着完全的自由，或许这就是夏奈尔气氛。洗完海水浴上岸时，食品桌就已在地毯上安放好了。一边是冷食——火腿、炸牛肉、冻鱼，另一边是放在银质暖炉里的热食——切肉、荤素什锦，意式烩饭和各种土特产。不拘礼节、随便取食。常来用餐的除了公爵和他的英国朋友外，还有画家萨尔瓦多·达里，作家科克托，音乐家奥里克，喜剧演员马塞尔·埃朗，还有艾扬公爵夫人、博蒙夫人、库图索夫亲王、塞尔日·利法尔、博里‘科克诺等人、在这华丽的院子里，科科就是太阳女神。她似醒似睡地躺在房内那张挂着护身符的西班牙式大床上是木是在想过去的经历？也许还想过生育吧。床头上除了护身符外，还挂着真假花卉（就像许许多多真假首饰一样）。大部分家具是西班牙式的。窗外是一片柏树和橄榄树林，蓝蝴蝶花和大片薰衣草自然地穿插其间。其中一棵橄榄树巨大无比，年代久远，树荫一直覆盖到台阶。绕过这棵大树才有通往院于的小径。科科说，这棵树在看管着我。
但就是在波萨，她和威斯敏斯特的关系破裂了。阿布迪小姐回忆说，这天晚上客人们都没有睡好觉。丘吉尔提醒公爵，要他不要忘记他的地位和对家族应当承担的义务，要他娶英国大贵族，第一位西森比男爵的女儿洛莉妞·玛丽·庞森比。
王子娶牧羊女，甚至娶妓女，这种故事决非绝无仅有，何况科科和公爵之间，不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美女利用爱情高攀贵族的问题，而是第一位功成名就、独立自主的女人与最后一批俞中注定、与生俱来的马希坎人中的一员的结合问题。这种结合在破裂前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科科解释说：“我不想放弃夏奈尔公司。”
她没有怀上公爵的孩子。对于她来说，公爵只是夏奈尔公司获得成功的标记（天涯海角到处可见）。
科科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和令人惊讶的成就，登上了荣誉的顶峰。1931年，莫里斯·萨克斯在献给科克托的一本名为《十年梦想》（加利马尔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是这样描述夏奈尔的：
“她是一位将军，是帝国许多年轻将军中的一位。征服的意志支配着他们。是的，是这样的。她目光敏锐，指挥有序，注意细节，尤其关心她的劳工大军。
通常她穿戴得并不漂亮，但却有不可抗拒的殇力。她言不惊人，但她的机智和毅力令人难以忘却，即使她的作品不能为时代所保留，我还是相信，写本世纪最初几十年历史的人一定会记得夏奈尔的伟大事业的。”
尽管科科没有嫁给公爵，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某种婚姻。“我在乡下生活了13年。”在乡间度过的这些年月对科科来说特别重要…··时间对她来说显然长了些。靠着威斯敏斯特这棵大树，她睡得很香。现在她就要醒了，就要步入被战争改变了的天地。
“您知道，亲爱的，1939年我摔了一跤。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老的。我的身边一直有许多聪明、可亲的朋友，而突然我所爱的一切都离我而去，都成了对岸之物，我成了孤家寡人。”
应当记住她的这句心里话：
我所爱的一切都是对岸之物。
“我面前都是面目可憎、恬不知耻的人。他们老是说我年轻时如何如何。我的确该好好想想了。应当承认我已不再年轻，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
是谁这样无耻地说她年轻时的事情，然而这不太重要。她曾经昏睡过，后来清醒了。她自觉不自觉地自我保护，用富裕来对抗衰老，她要用更多的钱来保证她的独立性。
科科·夏奈尔传--死亡的诱惑
死亡的诱惑
爱情在夏奈尔小姐的生活中占多大的地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她大声叫了几个男人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叫出名字来的人她已经忘了。这些人很多。她像男人般的、很男性化（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的艳史说明她是如何引诱并征服男人的。人们可以从一天晚上她在里兹饭店门前私下说的这番话中看出一斑。她和一位极其富有、也是最好的顾客之一的女友一同去了意大利。同行的还有两位“忠实信徒”，一名记者和一名布景师。一行人在一家乡间旅馆里晚餐。两个年轻人朝他们的桌子走来：
“我那高大美丽的女友朝这两个小伙子举起酒杯，布景师也不顾我的警告请他们喝酒、我说，你们疯了，他们会以为可以把我们带到沙滩去的。我的这些话也许没有使我的女友不快。但我呢，我既瘦小又脆弱。后来我的女友问我：你宁愿吃苦呢还是想死？我当然不想死、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了旅馆。我几乎要拥抱着门人了，因为他在门口用一根棍子吓唬住了这两个年轻人。确实不该清这两个年轻人喝酒、他们希望事情还能进一步发展。您能猜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但我们两位朋友中的一位并不在意。我对他说我不想发生麻烦，不想和警察打交道。”
披露这些私下说的话是不是对她的背叛？这番话纠正了她感情生活的观点。科克托开玩笑似地说：“科科是一个好男色的人，”来说明她也喜欢男人。她对博伊不无浪漫的遗憾和放纵的自欲激情很难一致起来。
她曾经赞赏过皮埃尔·勒韦迪这位不知名的诗人的才华。那么，她对他的真实感情又是如何呢？
“爱情由爱而起，最热烈的友谊也只能导致最微弱的爱情。”勒韦迪随便地翻阅了拉布吕耶尔的《性格》一书，他给科科抄录了这句名言，并加上了这样的评论：
“……但是，这并不是说伟大的爱情可以变为不朽的友俄我曾经写过，没有友谊的爱情不会有真正的爱情，没有爱情也不会有伟大的友谊（后者指的是男人之间的友谊，爱情一词意义特殊），但是如果读了这家伙的著作再这么写是要有胆量的。去叫人给您一本《性格》（如果您的书架上已经有了这本书，那就拿出来）和罗什富科和尚福尔的《格言》吧，每天晚上读上几余”
科科是怎样看这一评论的？学究般的？我建议科科读一读《圣经》里的格言时，也和勒韦迪一样自命不凡。
科科通过米齐级认识了勒韦迪。她把格言交给了他。至于名言，她没有着。他像改小学生作业似地批改这些格言。
“他在一封信中（他给她写过许多信，都没有日期）说，‘我欣赏您寄来的两条名言，这些名言都很好，完美无缺，是可以找到的这类名言中品位最高的’。”
米齐虹为曾经帮助皮埃尔·勒韦迪隐居在索莱斯默修道院里实现他最珍视的愿望而感到庆幸。她在一本书中写道：“信念使皮埃尔远离尘世的掌声。”科科在勒韦迪身边寻求什么？她又找到了什么？
威斯敏斯特公爵评论说：“她爱上了一个神甫。”
在雅克二马里坦和他的妻子的影响下，勒韦迪像科克托、莫里斯·萨克斯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皈依了宗教。“当人们以为应当把一切都留下时，苦难就开始了，”科科低声地说。
对勒韦迪的才华和品德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科科一人，他的朋友有阿波利内尔、桑特拉斯和马克斯，雅各布等人。他在巴托·拉瓦又重遇了安德烈·萨尔蒙。他还认识毕加索、布拉克、胡安·格里。这些人后来都很出名，也很有钱。只有胡安·格里除外，还没有来得及成功就英年早逝了。勒韦迪则以一位出版商给他的年金为生。
科科多次说过：“如果您把诗分别写在几张纸上，像您的画家朋友一样每张上都签上您的名字，您就会和他们一样有钱，只要稍微装出点高雅就行了。”
她有时替他这么做了，但是勒韦迪对成功与否不屑一顾。有人听到他在一次事故后这样祈祷：“主啊，让我还是不要出名吧！”
虽然有些同行承认他的价值，但他仍为别人忘记了他而痛苦。他隐居修道院时，巴黎还有关于他的种种流言蜚语。一位后来成为编辑的，名叫泰里阿德的记者编辑出版了他的诗篇，由毕加索插画。这本书后来备受图书收藏家们的青睐。
米齐哑曾经扔掉了土鲁斯一劳特累克的画和马拉尔梅的四行诗，但在她的书中公开了勒韦迪的几封信：
“我爱您，柔情满怀地想念着您。我至死不渝地爱着您。我的双臂、我的嘴唇、我的心常常等着您。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最重要、最亮丽的一部分。在这寥无声息，静若隔世的时刻里（只有鸟儿在窃窃私语，僧侣在隅隅诵经），我在聆听上帝的声音，怀着神圣的心情爱着我的朋友们。米齐姬，带着一颗苦涩的心离开这个世界是痛苦的，只有怀着难以抑制的爱离开这个世界才是美妙、愉快的。”
在和科科通信时，勒韦边用的是另外一种口气。在给米齐额的信中。天空是蔚蓝色的，鸟儿在窃窃私语，僧侣们在喝喝诵经。对科科说的却是：
“不久我会来看您的，但我不会久留。”
这句话是他对一封要见他一面的急电的回答。在谈到索莱斯默修道院的宁静生活时，他说：
“我需要这种清静。如果我不想让我彻底蔑视自己，那么现在就是改变生活的时候了。追逐欢乐就是追逐虚无，耗尽精力到头来留下的只是苦涩。”
他勤奋地工作着。他声称已在两个月内收集了足够写一本书的材料。于是，他开始思考，不断自问：是不是真的应该进修道院。
“诗歌只要求人们去追逐欢乐，而我步入这个领域已经太久，太久了。”
他写信的方式很奇特：一张纸上顶天立地，每行只写15个字，很清晰，在发表见解时更是如此：
“用头脑写出的作品是扎实有力的。用心灵写出的是雄伟壮丽的。”但如果头脑考虑过少，心灵思辨过多，那就成了灾难了。这种表达方式（格言、警句等）的奥秘和困难就在于它要求简洁明了、有力和有深度，表达准确和文字简练。人们常常会处在这样的尴尬境地，即既想简洁、准确地表达想说的意思，又要作出牺牲使用良好的表达方式。”
科科重读了勒韦迪写的《马鬃手套》中的这一段话后，对我说：
今天下午我看到了这些手稿，我记下了一些东西，一些警句。重读这些东西时，我发现我很看不起女人，首先是看不起我自己，因为我曾经武断地说过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希望让我难堪。
在美国纽约时，我被问得要死。我在沃尔多夫获维伦家里住了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重新恢复了神智学者的精神、我这么写道：“幸福也许就是实现自己的想法。没有实现的想法只有到了死时才算结束。”写这些话时我在想什么？我为什么要保存这些纸片？
“现在，我只对一件事感到好奇，那就是：死亡。”她不由自主地对我说。
勒韦迪对科科的影响隐约可见。他掌握了科科向往的道路的钥匙。她自以为是个神智学者。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博伊。卡佩尔读过《福者之音》，本世纪初，安妮·贝赞特。一个英国神甫的妻子（失宠后已离婚）曾经使人们对强大的精神力量产生向往的思想——灵魂转世说风行一时、人可以不死，只是换了一副模样，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我愿意4次、5次、6次地改变模样、科科说，只要求得安心，不会什么都失去的。那边发生什么事就随它去吧！”
现在，科科又被小野洋子——在纽约被暗杀的列依的妻子——3岁的儿子说的话弄迷糊了：
“你爸爸现在无所不在了。”
我们的谈话转到了占星算命。她是不是在报纸上为自己占过星算过命？
“没有，从来没有！报纸制造这种新闻真是太可笑了。但是它们总是想把这种消息又弄得像真的一样。我确实相信非真实的东西，相信充满神秘的东西，但是我不相信通灵术，也不相信催眠术。”
她谈到了与米尼埃神甫（马里坦夫妇等凡夫俗子皈依宗教就是他的功劳）的交谈情况：
——神甫先生，我没有参加宗教活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算天主教徒？
——有的人生来就是要参加宗教活动的，您不是。神甫有礼貌地低声说道。地狱是存在的，但它是空的。
——神甫先生，我的知识不多，没法和您讨论这些事情。
科科明确指出，第二天她给米尼埃神甫送去了一台留声机和几张瓦格纳的唱片，神甫很喜欢。“我希望他能原谅我说过讨厌做弥撒，不想再去，即使是装装样子也不去做弥撒这类话。”
她保护了自己。她给神甫寄去了一笔钱作礼物。在翻看我的《摩西创造上帝》这本书时，她的目光盯住了这个定义：上帝是让人完成上帝事业的力量。
“为什么是摩西呢？亲爱的。您以为这些古老的故事还会使人感兴趣？您以为您的书会使犹太人高兴？他们不会买您的书的。”
有时，尤其是谈到那些像雨后春笋般到处冒出的时装店时，她会流露出强烈的反犹太主义情围反犹太主义已经完全过时了，但常常会使她处于尴尬的境地。当然，我要指明，这只是口头上的反犹太主义。她像她那个时代的孩子们一样，是从教理书上感染到这种情绪的。难道犹太人没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吗？这些故事从基督教创始之初就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了。
科科说：“我只怕犹太人和中国人，怕犹太人甚于怕中国人。”
我问她是否知道《圣经》中的创世故家
她说：“这个故事对我们毫无意义，只有孩子才对它感兴趣。”
——您难道从来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用六天创造了世界后在第七天休息了？
——我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上帝累了？
——肯定不是。
——但是其他的人，如过去我们这里的农民和农奴、俄国的农民、印度的贱民和今天我们称之为无产者的奴隶们却累了，他们从来没有休息。摩西解放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对他们说，他们和剥削他们的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孩子。
她对我的话听而不闻，显得有点茫然，因为她觉得我在这方面（《圣经》方面）很在行。但她不想从过去吸取教训为现在利用，因为她讨厌革命这个词，完全被1936年的社会动乱吓怕了。她拒绝和她的雇员代表会谈，她是享有神权的女老板！难道这些人不应当感激她养活了他们？
她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位神甫在圣母院做的封斋布道。这位当红的神甫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位神甫说这样的话。他说得很好，用寓言和比喻阐明了这个道理。”我当时想，你就是该听收音机，这不，你不是听到了一些使你高兴的事了吗？
第一位宇宙飞行员加加林指出，天空是广阔无垠的。收音机且有时也播放这方面的事。当她听到一位宇航员随同Soynil号殉难时，她咕嚷地说：
——到上面去找什么呀？等所有的人家里都有了办公室后再去勘探宇宙吧。我们生在地球上，就要在地球上呆下去。
——科科，照您这么说，人们也可以对克里斯托夫·哥伦布说，您生在热那亚，您就呆在家里吧。
我的评价使她大吃一惊。
——哥伦布用了多少天才发现美洲的？
——一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是荷兰人发现的，她热烈地说。
——您从来没有想过哥伦布在太空火箭里长时期的飞行后将在什么地方登陆？
——您尽跟我开玩笑。
她想见一下原子科学家奥本海默。皮埃尔·拉扎雷夫或许是他的夫人埃莱娜答应给她引见。
明天，明天！他对我说：您哪天有空？但我是一直有空的，哪一天都行。就谈谈这么一件事。我对奥本海默先生很感兴趣，因为他读过《福者之音》。瞧，我说了些什么呀！他发明了炸弹，他为此做了许多工作，现在他放弃了，关心起印度的秘传学说来了。能和他这样的学者谈话真太好了。噢！不是谈什么深奥的问题，也不谈炸弹。我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奥本海默，这纯然是为了我自己我想了已经6个月了，差不多已经挥之不去了。这样不行？我又一次失望了，或者至少因为可以想象他会使我失望的。英国人辞退了这位学者，并判了他7年监禁，他服满了刑期。我觉得这样做很愚蠢。他什么也没有偷，什么也没有出卖，他只是发明了后来交给俄国人的东西。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而人们却把他逐出门外。如果我是英国人的话，我一定会把他紧紧抓住。他发明的这种炸弹是为了防止战争。他们这些人手中都握有一些可怕的东西，他们都很清楚。他们觉得一旦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那就不太危险了。他们互相吹捧。
博伊的秘传学说、原子间谍、和米尼埃神甫一起探索无垠的地狱，她在勒韦迪身边得悉的就是这些。勒韦迪是一位思想家、精修圣人和评判家。他是不是科科的情人？有人在波萨看到过他。阿布迪小姐说，他们原本是可以结婚的。
“勒韦迪很贪婪，是一个流氓。”
阿布迪小姐也说过威斯敏斯特是流氓。流氓这个词应当理解为大胆妄为、恬不知耻、诞皮赖脸、铁石心肠和惹人耻笑，即使在悲伤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接受了科科的经济支持，但尽可能地拒绝被认为有约束性的补偿。她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呢？他分析了几封信，对自己提出了和佳吉列夫同样的问题。当一个女人像旧时的领主或国王似地以保护人的面貌走进他们的生活时，他们显得不知所措是可以理解的。
1940年的战争使科科变得更加冷酷无情，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她在艺术界的影响也不如从前了。在此之前，科科还有另外一位追求者：画家保罗·伊里伯。他们俩差一点就要结婚了。伊里伯曾在科科资助的《见证报》任职，科科在谈到这张报纸时才隐约提到他。《见证报》是一张主张法国人的法国、沙文主义强烈的反动报纸，销路很差。但右翼并不缺少开辟财源的报纸。报纸的合订本上有伊里伯的一幅封面画《瘦了的玛丽安娜》。虽然画中的玛丽安娜胸部平塌，但还是使人想起这是科科。伊里伯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和伦理学家，他的思想和语言使科科受到极大的鼓舞。一年前伊里伯在波萨的网球场上摔死。科科是否想过为什么她选的都是这样的情人？巴尔桑和卡佩尔都死于车祸，是不是“眼光不好”？
伊里伯曾经在好莱坞（短期）工作过。他不为科科的金钱所动，是一个男子汉。他的父亲是建筑师，在巴黎公社时期曾经领导过推倒旺多姆大柱的行动。为了让科科对伊里伯的“疯狂”保持警惕，朋友们对她说：
“别忘了，他的父亲曾经推倒过旺多姆大柱。”
她有没有（在枕边）对那些不知道她的过去的情人们透露过某些真实情况？从来没有，这是可以肯定的。而保持缄默显然是女人的最大弱点。人们希望得到一个没有阴暗面的女人，但和这种女人一起生活是困难的。
有时候科科会编造一个故事来满足自己的浪漫情调。在威尼斯时，她在大运河畔、阿里瓦贝内的豪华住宅里参加了舞会后，决定步行回旅馆。她沿着埃斯克拉冯码头朝达尼埃利走去。她穿着做皮短披风，头发上插着一颗钻石星星，还佩戴着其他首饰独自一人在昏暗的夜晚里走着。最后，她在一条小巷里迷了路，精疲力竭地倒在一条长凳上，长凳上躺着一位极其漂亮的年轻人。可以想象，这位年轻人醒来时是多么的惊愕。
——我迷路了，我要回达尼埃利去。
——跟我走吧。
在旅馆门口，他拉住了她：
——是去你那儿还是上我家？
她感到局促不安了。我们还记得发生在意大利沙滩上的故事吧。
“我恢复了镇静，回到了家。早餐时我想起了这次夜行。我对我自己说，幸好没有让步，否则该多么窘啊。”
该多么窘啊……生活为什么这么复杂？男人嘛，大家都有！
科科·夏奈尔传--特殊使命
特殊使命
人们一直没有明白为什么夏奈尔小姐在1939年9月战争开始时关闭了她的公司。有人私下说她隐退了，她被斯基亚帕雷利弄得无声无息了。“我停止了工作，因为公司里的人不是家里走了丈夫、父亲，就是哥哥、弟弟。几小时时间公司就空无一人了。”
她只雇用妇女。
“怎么能相信还会有人来买服装？我对我自己说：把东西整理好留下，去做别的事吧。但是我错了。整个战争期间，卖服装的大有人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于是我认定，不管发生什么，我还是要做服装。”
头天晚上，也就是说一分钟前，她还说过她的成功得益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她去世时，人们在悼词中看到，直到1939年科科还没有理解1936年的社会法令，即著名的马提翁协定。但她在米米赞为女工们造了一座度假休
她的外甥帕拉斯曾经参过军，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但科科谈到他时比谈到她的“外甥女们”的次数更多。科科在她的妹妹朱莉妮一日尔特去世时就领养了他，当时科科和卡佩尔生活在一起。由英国耶稣会救上扶养长大的博伊·卡佩尔建议科科把他送去耶稣会。中学生的制服，平绞车运动上衣给科科打开了思路。
她说帕拉斯在英国当军官，但他希望到法国来服役。他像士兵一样打着滑稽的仗。他说，只有对不打仗的人来说战争才是滑稽可笑的。他知道这场战争是要失败的。德国人打来时，他作为工程兵被派往第一线。
她凭着自己的想象，绘声绘色地谈起了一场战斗。德国人双膝并拢，两人一排地坐在装甲车里。说话时她自己也把膝盖并得拢拢的，把裙子的一面垫在臀下，一面盖住膝头，坐得笔挺。
“当时到处都是德国儿”
战斗结束后，她的外甥和工程兵们回来了，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她的外甥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俘虏，是她把他解救出来的（怎样解救的，请看以后章节）。
正当我开始认识她的时候，报纸对一对孪生婴儿的故事发生了兴趣。他们生在诺尔的一家医院里，其中一个出生时就被人调换了。这个问题后来被人发现了，那个领走孪生婴儿的假母亲不愿把孩子交出来，并且拒绝领回自己的孩子。
听了这个故事后，科科高声叫了起来，她说：“我来领养他。”（她接着又说）“我会把他送到瑞士最好的学校读书的。”她还明确地说：“条件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一切使她给人以一个奇怪的印象：她是不是良心特别好？下面是她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逃难时期的一些回忆：
“我没有由于德国人的原因而离开巴黎。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我遵纪守法，连店也关了。”
她想表明她没有对普遍的恐慌屈服。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她后来还是离开了巴黎？她不想听到这个问题。她的“机械师”参了军，只好在最后时刻另外雇了一名司机。司机拒绝开她的那辆罗尔斯汽车，把她带到了自己的车上。逃难的人流裹胁着她到了波城，他在那里遇到博伊，并被他迷住了（路易丝·德维尔莫兰语）。她自己对这一时期是怎么回忆的？她能记起的只是无法摆脱的无聊。停战？贝当？法国历史上最可怕的军事大溃败？所有这些，她一个字都没有提起。她常去理发店打发时间，她就是在理发店里遇到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的。玛丽一路易丝是一个典型的巴黎妇女，她生性活泼，有点滑稽，常常举办沙龙接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时髦人物。法国解放后，她成了美国一法国赶时髦的人的中心和正在形成的阔佬们的领头人。当时她是《哈泼市场》在巴黎的代理人。科科要她把她带回巴黎。玛丽一路易丝还带了一名女博士（名字我记不起了）。一位朋友为她搞到了一桶汽油。
——汽油味太重了，她说。
第一站是维希。晚餐在花园旅馆。什么时候？停战后几个星期。将军曾在这家旅馆用过餐，赖伐尔也是。起初，他们都在公共食堂吃饭，桌子上杯盆狼藉。科科说了些令人沮丧的细节：
“所有的人都喝着番棋，放声大笑。一些女士戴着这么大的帽子。我说；瞧，这里的气氛真热烈。一位先生回过头来盯着我说，您这是什么意思，夫人？我回答说，我要说的是这里的人都很快乐，太舒服了。他的妻子劝他别吱声了。”
很难用极少的文字把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气氛重现出来。她们在哪里过的夜？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睡在一张长椅上。身上盖着一条床单，科科睡在20点后当班的流动警卫的床上。
“一位先生提供我一张床，条件是我和他同睡。这个旅馆里的人都认识我，我说服了老板，于是被安排在一个屋顶室里。我睡在那里热得透不过气来，不时地起来，到厕所里去喘喘气”
在维希有一封信等着她。这封信使她对离开已有一段时间的巴黎隐隐地有了一些了解。邮局还在运转。
“我惊奇地获悉德国人没有占领我在里兹饭店的房间，他们甚至连放在门口用大字写着我的名字的箱子也没有打开。一位将军看到了这些箱子，他说：制造服装和香水的夏奈尔小姐她可以留下来。德国人并不都是流氓。乔治和热夫·凯塞尔有时和我疏远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不在那里．但他们却愿意对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我没有看见过德国人、看看莫里斯·萨克斯是怎么写的吧。他说他有几位德国朋友，他想以他的名义上演一出戏。人们对他说，不行，不能用这个名字，但并没有对他怎么样。后来他去了德国，因为他自己要去。在汉堡，他遇到了可怕的事。他因为告发了所有的人而被一些法国人暗杀了。我对热夫和乔治说了，他们认为事情还要微妙得多。”
夏奈尔小姐对被占领时期的黑暗年代谈得很少。有关这方面的谈话也不能为她增添光彩。‘战争与她无关，奇妙的自我主义比马奇诺防线保卫法国还要好地保护了她。在这方面，她和萨夏·吉特里见解相同。萨夏说：
“我看到的德国人不如看着我的德国人多。”
科科说：“战争总是会有的，因为发明了那么多的药品，人都快死不了了。”
在维希，她靠了一位省长，把油箱装得满满的。在回巴黎的路上，“机械师”驾车，同行的还是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和那位女博士。路上她们曾经被拦下，让坐着牛车重返家园的比利时难民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