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迪奥的布萨克注意到了《震里报》的这篇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这家新闻界的代表对这次展示会有偏见？但它确实表达I公众的普遍看法。
阿尔贝·卡米从前办的报纸《战斗报》刊登了一篇题为《1930年科科·夏奈尔在富伊莱祖瓦的家里》的文章。该报的时装专栏编辑，老巴黎吕西安·弗朗索瓦是一位被人遗忘的作家特瑟斯特文斯的侄子。大家对他都很谨慎。时装设计师们对他敬若上宾。此人可以说是一上令人生畏的权威。他写道：“人们看到的只是令人失望的过去的折影。一个妄自尊大的黑色身影匆匆地走了过去。”他对这次展示会判处了死刑：“15年里时装有了进步……这些平纹布条连着花边杂条算是什么东西？镶着不伦不类斜裁布条在富伊莱祖瓦没有人穿的瘪塌塌的衣服又是怎么回事？这里甚至连1938年式的时装也没有，只有1930年式时装的鬼魂。”
在19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还是这位专栏编辑却给1925年时的科科画了一张相当漂亮的画像：“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小鹿般的眼睛那么天真无邪，透出一丝倔强，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假小子气质。”接着他又写道：“她明白巴黎在最古老的房子里努力使它的精神传统永盛不衰，而那些伤风败俗的人却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活动王国。他们不仅败坏了习俗，而且也败坏了人们的美学观点。”他十分钦佩科科的回国之举，把它称之为“历史性的大事”。他在书上题上了过分溢美之词，寄给科科。科科连翻也没翻就扔掉了。
《巴黎新闻》称这次展示的服装有130套。《震旦报》毫不掩饰地说：“您会对寄宿生的服装略感兴趣，对缀有花饰的平纹布裙子十分喜欢，对镶金饰银挖花晚礼服爱得发狂，但对1925年式的打洞披肩根本看不上眼。”
那些英国记者们更是毫不留情。《每日快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每日邮报》断言说是“砸了锅”。《快报》说，展示会后，一些人连相互看一眼都不敢了，他们为可怜的夏奈尔感到痛苦。为什么她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人看？
科科什么人也不见。“夏奈尔小姐太累了。”
她拒绝会见希望看到她受辱痛苦的表情而幸灾乐祸的人。她痛切地意识到在这个时刻里巴黎对她的冷酷。科科在展开斗争之前确实没有为争取同情作过什么努力，只是多次发表了咄咄逼人的声明。她重回巴黎是因为时装设计师们败坏了巴黎和巴黎时装的名声，就像一个长期隐退的拳击冠军看到拳击场上都是些无能之辈后重新戴上手套一样。她曾经宣布设计出了一种人们从未见过的“原子”时装，但流言很快传遍巴黎：没有任何模特适合这种服装。
老太婆，老太婆，大家都在嘲笑她。在这种年纪……71岁了，已不说建树，就是立足也……她还想搞出些什么名堂？显然，除J她的梦想外就不会有其他了。而她的梦想需要精心打扮才能为人接受。假定她靠着巨大的香水收入中的一小部分在瑞士的一家大饭店里颐养天年，谁还会记得她？也许她会像普瓦雷那样，一些老巴黎人还知道她，报纸在谈及怎样用剪刀把套衫改为裙子的故事时偶尔也会提到她，但其他的事，譬如她执着地投入战斗，成功地把一切归在她的名字之下使全世界都夏奈尔化，这些事又会有谁会记得起呢？
她是不是意识到是什么对她起了作用？人们可以认为赚取更多的钱是她的主要动力，工业化在她的巨大成功中起过作用，这种解释她是不会听的。挂着夏奈尔商标的福特汽车的说法她也不会赞同。
她在自家的客厅里蒙受了羞辱，但她并不孤独，几位要好朋友在安慰她，预祝她未来的胜利。科科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在头十件服装登台亮相后她就已经意识到要遭到痛苦的失败了。现在她找到了原因：
“我的名字对青年毫无意义。”
我已经说过，她的成就来自美国。《上帝创造女人》这部影片在巴黎放映了很久，但却是在美国映红了天，瓦丹和布里吉特·巴尔多才出了名。科科不喜欢这种比喻，并且大讲瓦丹和布里吉特的坏话，但是这种比喻还是说明了巴黎的影响不管是好是坏都已经不够，重要的是纽约的认可。多好的美国人，多好的美国服装工业。服装设计师们心领神会。
科科讥讽地说：“他们自以为是不可替代的，太自以为是了。”
夏奈尔的式样简洁明快，是大规模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而设计师们的才干或者说是天才，无法满足第三街服装制造机器的要求。6个月内，整个美国就已经夏奈尔化了。而巴黎的买主叼着昂贵的雪茄对夏奈尔的首批样装评头品足，横加嘲笑。美国最大的杂志《生活》杂志继《时尚》和《哈泼市场》后，发表文章，欢呼大小姐新的支配地位。文章共有4页：
“隐藏在世界上最著名的香水后面的这位妇女也许刚回来不久，但她的影响已是无所不及。这位71岁的妇女带来的是比时装更为重要的东西——革命。”
《生活》杂志的这一观点发表在第三次服装展示会后，也就是说科科回归后不久。她虽然击败了对手，但是还心有余悸，失败已隐约可见。
我讲究逻辑，做事也是符合逻辑的。应当为大家制作衣服，过去大家穿的是粗制滥造的衣服，走路、奔跑都不方便。美国妇女在法国妇女之前，率先拒绝了这种衣服，因为她什1更讲究实用，所以美国立即为夏奈尔的服装开了绿灯。美国人的生活并不有趣，但是更讲究实际。他们住在城郊，每天都要回到农村，他们要走路，要奔跑，这是另外一种生活。美国妇女喜欢变化，她们很整洁，这就为纽约这座脏得令人讨厌的城市增添了一番繁荣的景象。一切都为妇女而存在，妇女受到保护。我认为，所谓豪华就是有精工制作的衣服。一套衣服应当可以穿上5年。穿旧的衣服是我的梦想。在美国，用过的东西随便扔掉，从不洗灌，没有一样东西是经久耐用的。我曾经叫人洗一条裙子，结果只剩下了一颗纽扣。这就是美国。豪华走上了它的反面，变成了仙氏劣”，这太可怕了。
然而，就是这个劣质品充斥的美国推行了她的服饰。皮埃尔·韦尔泰梅出钱让她回到了康邦街。科科把她的服装展示会不受欢迎的责任全归咎于他，说他没有准备好场地，没有为她提供必要的手段。而实际上是她自己另有打算。在展示会前，她曾经请勒内·德尚布伦把一封信交给她的朋友卡梅尔·斯诺，时间是1953年9月底，即“重新开张”前6个月左右。
亲爱的卡梅尔：
今年夏天，我深信工作就是我的生命。重新投入工作将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我曾经对您说过，有朝一日我要创造一种适合新的生活方式的新款式，还说我等着这个时刻的到来。现在我觉得这个时刻已经来临了。
在今日的巴黎，越来越多的妇女参观服装展示会，却没有能力购买。这种不合常情的气氛逼使我去做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
我的主要目标之一当然是通过一个制造商，用专利权使用费付给他一定的报酬，向美国批发销售。我想，这样做在全世界必然会有号召力的。
我的第一批服装将于11月1日准备就绪。我认为，在收到您关心的最大的制造商（美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企业家）的报价前，做出更多的服装是不明智的。对他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到巴黎来。当然，对我来说，最令我高兴的莫过于能同时在这里接待他和您。目前我不考虑由我本人去美国展示这些服装，但以后也许会这么办的。
加布里埃尔·夏奈尔
这个计划被巧妙地透露了出去，引起了众多的议论。大家都说夏奈尔小姐回来后将推出一系列“原子”服装。这一计划的另一个结果是引起了皮埃尔·韦尔泰梅的担忧。与韦尔泰梅两兄弟签订的协议虽然对科科是有利的，但她仍不感到满足。与一个美国大服装制造商合作，她也许能推出“夏奈尔小姐”系列服装。协议承认她有这个权利，这两位发起人的忧虑使她得到了不少好处。服装公司的一切费用用香水收入开支，仆役的工资、科科的旅馆房金由他们开支，她在法国交纳的税金也由他们偿还。这些条件都是任何一位总经理所享受不到的。她还巧妙地和他商定，她有重新推出“小姐”系列服装的自由，末了还加上了巨额违约金的条款。她出让了瑞士的飞地换取美元，同意对方像其他市场一样经营这一飞地。在此之前，香水的销售收入为她一人独占。
她获得了金钱方面的全部满足后是否会给皮埃尔·韦尔泰梅想要的东西，即在摄影记者面前给池一个正式和解的亲吻？他梦寐以求他希望她登上他的游艇作一次海上航游。他骑了一匹刚在德比马赛中取得了胜利、名叫维米的骏马，第二天就去了科科家。勒内·德尚布伦当时在她身边。皮埃尔·韦尔泰梅匆匆地上了楼，进了房间后就躺倒在沙发上，喘个不停。
——皮埃尔，您的脸色木好，科科说。
他站了起来，伸开双臂：
——您不拥抱我一下吗？
——为什么？
——您不知道我在德比马赛中赢了？
——但您没有打电话告诉过我！
她让人把刊登皮埃尔·韦尔泰梅喜气洋洋的照片的报纸都销毁了。
科科·夏奈尔传--永远正确
永远正确
在1954年10月出版的第一期《玛丽一克莱尔》杂志上，科科·夏奈尔没有受到女士们的特别宠爱、她们觉得她已是明日黄花。她们钟情于继克里斯汀·迪奥之后崭露头角的、有姑娘气息的伊夫·圣洛朗。
让·普鲁沃斯特对《玛丽一克莱尔》杂志一往情深，对这份按照美国方式办的女性刊物在战前不久取得的成绩始终不能忘怀。解放那一年，刊物被人夺走，巴黎街头的墙上贴满这样的海报：“《她》就是《玛丽一克莱尔》，《玛丽一克莱尔》就是《她》。”
从我所处的地位而言，我与《玛丽一克莱尔》杂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让·普普沃斯特只相信我。《巴黎竞赛画报》的重新发行如此费力。而在经费上也十分困难；以致老板甚至打算弃而不印。《巴黎竞赛画报》最终所以能出版，应当归功于菲利普·伯格纳坚韧不拔的努力。《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的成绩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期问世后仅两天，40万份即全部售完。第三期印数达80万份，仍不够销售。但是，由于机器跟不上的缘故《巴黎竞赛画报》也用这些机器印刷，第四期未能出版。
这些成就完全应当归功于老板，这么说毫无献媚之意。《她》每星期出版一期，60页左右，其中4至8页为彩页，售价50法限《玛丽一克莱尔》杂志预计每月出版一期，100来页，其中16负为彩页，售价100法郎。老板还出了一份140页的报纸，其中40页为四色套版。这种几乎美国式的豪华型刊物过去从未有过，一F子使我们与《妇女家庭杂志》相提并论，而售价只有70法郎！那些曾把普鲁沃斯特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于是就大喊大叫，说这是“倾销”。但是他并没有亏本，没有投入一分钱就赚取了几百万，因为所有的费用都已由广告商预付，广告费之高前所未见，令人瞠目。这个时期他的名声最为可怕。负责广告部的是他的一位童年时的朋友，他们曾在同一所中学读过书。
老板对他说：“我们都老了，你可以离开了。”
文学部主任女小说家克里斯蒂娜·德里瓦尔是从《世界报》跳槽来《玛丽一克莱尔》的。普鲁沃斯特用支票把最有名的作家吸引到《玛丽一克莱尔》杂志工作。老板出高价买好货，他赢了。他认为，金钱总是超越思想。我们之间的合作常常伴有激烈的争吵，周围的人还像靠国王恩宠度日、等国王离开宝座后利用国五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嫔妃一样，制造麻烦，并且使麻烦激化。
我很少关心时装。我们的女顾客们有的很迷人、很纯真，有的则善于花言巧语而行为不端、冷酷无情。在西班牙，她们把迪奥说成克里斯蒂昂，法特说成雅克，巴尔曼说成皮埃尔。例如，她们说皮埃尔让他漂亮的夫人上了当。当她们在一起对时装款式评头品足时，人们不由得对时装产生了疑问。然而她们却装出那么纯真，那么激动，身上洒满了香水为时装出力。她们只相信卡路里，一旦失宠会不会被人像贞女一样活埋了？尽管这只是普鲁沃斯特的个人意见，为了时装事业，她还是按照他的左右手埃尔韦·米尔的意见办事。
“让·普普沃斯特对埃尔韦言听计从，”科科不满地说。
她一点也不喜欢老板。
“他老了，您没有看到他的手上有老年斑吗？”
然而他却比科科小两岁。他儿子去世时，科科给他去了一封信，使他极为不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金钱，动机尽管不同，目的都是想拥有更多的钱。让·普鲁沃斯特觉得当老板是神授的权利，他能够获得利润就是宗教意义上的证明。他的如意算盘是：上帝保佑他的企业。当然他只是想想而已。他像从前的国王们一样只怕一件事：迟早会有一天要去天国见上帝。科科没有这种恐惧。金钱使她能支配别人。有了钱，她就不必依靠任何人，可以不受苦，至少可以比别人少受些苦。即使各人的命运不同，但科科和普鲁沃斯特的目的还是一样的：赚取更多的钱。他们俩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很少。
“老板对我说：既要赚钱，又要花钱这是不行的，没有时间。”
“让·普鲁沃斯特要这么多钱干什么？”科科不满地说。
她不允许别人问她，她的钱是干什么用的。普鲁沃斯特认定科科的财富来路不太正常。她的财富积累久远。财富要靠几代人努力积累，于是才有工厂，才有家庭财产。科科没有家庭，她的一切全靠她自己。有一个现象使她大惑不解：作家和记者居然只需要一支笔、一瓶墨水就可以“赚钱”！
埃尔韦·米尔为什么要带我去科科·夏奈尔家？
时装款式出了一套又一套，胜利一个接着一个。科科变得更为挑剔了。在离现在不远的那个时代，阿迪·汗还在接受人们奉献给他的钻石和其他宝石。钻石的分量如有几克拉的差错，他也不计较。科科却不是这样，她沉浸在一片赞扬声中，听不得半点批评。“一成不变的夏奈尔时装”这一说法使她大光其火。她一直吹嘘不求于人，但当别人把一切都给她时，她却还嫌少而耿耿于怀。
她缠着埃尔韦，要《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突出介绍她的服装款式。能把抹布和餐巾放在一起吗？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突出专家们的分析：迪奥的特点是圆肩，卡丹的特点是直肩，而夏奈尔的款式还是老样子。科科认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可怕的，是在活生生地剥她的皮。她认为妇女读者们根本不想知道服装设计师先生们是在怎样适应她们的口味的。她们想看到的是摄影得很好的夏奈尔服装款式，以便模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的这种看法是对的。一个星期六早上，我同埃尔韦’米尔一起参加了一次为顾客举办的服装展示会。我们一起努力说服女顾客们要她们买夏奈尔的时装。埃尔韦给科科看了刚印出的10页样稿，上面有她的款式。这回科科该满意了？不，她一点也不满意。
“埃尔韦，您拍的这些照片……为什么这个姑娘两腿又得这么开？谁在她头上放了一个结？您见过戴手套的女人在街上用鞋蹭脚后跟吗？您为什么不用我的模特儿？这些女人真疯，一点也没有品位。作为一家妇女杂志，这样做时装广告太差劲了。”
一大堆指责的话。埃尔韦·米尔吃了饭立刻就走了。
——我累了，科科，我以为是照您对《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的批评做的。
——亲爱的埃尔韦，难道我们不能交换一下我们的想法吗？
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
“一成不变的夏奈尔服装”。她咽不下这口气。我在客厅里找到了她，她正在模特身上试她新设计的时装（几天后，即1970年1月24日即将推出）。
——样装快试完了，不必操心裙子，只要用别针别一下就行了，很快。这些套装做工多考究！您看这一套，我改了不下30次。还有这一套，是北部省的一位女顾客给我的，这套服装是战前做的，她是从她姨妈手中继承来的，她穿得正合身。有了这两套服装，我总是可以穿得体体面面的。
有人给她看一件洋装，她在上面加了一点布料。
“这太差劲了，太俗气了。”
她把它拆了，先放长一点，然后又缩短一点，缩得木太多，这个人立刻表示赞赏。
“好，小姐，好看多了。”
他护着棋特走了，科科咕嚷地说：
“这些人永远不想改变什么，如果听任他们去做，那么每套服装就只会是老面孔，难看死了。他们什么都不会干，要不是我全部重做，将是多大的灾难。我11时到，只有吃东西时才停下来，什么事都要我留神。”
她的手关节被针扎了一下。我看着她那双布满皱纹的手。
她吮着手指说：“扎在骨头上了，很痛。我常常不知不觉被针扎着，但我不在意，只要机体还有生命，我就能继续工作。我为什么总是干这种肮脏的工作？我常常想放弃了事，但要是这样，法国人就会嘲笑我，美国人会认为关闭夏奈尔公司是一大损失，于是我就不停地工作。我常常觉得我这样挑剔太可笑了。我又一次在捍卫国家的荣誉。”
在她去世前一年的一天，弗朗索瓦坐在她身后，递给她一瓶维生素片。
“我得每天吞下几片，否则夜里我就会抽筋痛醒，就得赶快下床。”
我从笔记中理出几条警句和格言。她在谈到时装时会很自然地把这些警句或格言挂在嘴上：
我不赞成不耐穿的服装，这是我男性化的一面。我不希望人们因为春天已到就扔掉衣服。
我只喜欢旧衣服。我外出时从不穿新裙子，怕针脚爆裂。
旧衣服就是老朋友，要保存下来、我把这些旧衣服修修补补，加点红的，添点绿的。我还喜欢在旧衣服里面加一小块绸缎。我喜欢衣服就像喜欢书籍一样，常常去抚摸抚摸，摆弄摆弄。女人们都喜欢常换衣服。她们错人我赞成幸福，但幸福不是常换衣服。
高雅不在于穿新裙子。人之所以高雅就因为他本来就高雅。新裙子与高雅无关。穿一条短裙配一件羊毛衫也可以很高雅。如果为了高雅而买夏奈尔的服装那就太不幸了。有些妇女穿什么都高雅不起来。
从前，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风格，我也在创自己的风格。我不能穿我无法制造的东西，我也不想制造我不能穿的东西。我总是这样问自己：这衣服我能穿吗？这几乎成了我的本能，连问也不用问了。
时装已不复存在。只为几百个人生产的算不上时装。我生产的是全世界人接受的款式。人们在百货公司里看到的是“夏奈尔款式”，一种与众不同的款式。我为我的款式操碎了心。这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款式。夏奈尔永远不会过时。
瞧着眼前忽悠而过的服装，我这么想：买这些衣服的人会不会对只有我看得到的细小纸漏抱怨？肯定不会。而我却会把它拆了重做，做得更好。我对工作过于求精。这也许是一种毛病。我干的事别人永远不会明白。
我做一切都是满怀热情、我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把肩部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有的女人的肩部很圆，但有点前倾，我很同情她们。我认为这是不应该回避的。有人说：肩在背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肩在背上的女人。穿衣后，身体应该能够自由动弹，而衣服又不能吊起，可以弯腰，可以玩高尔夫球，甚至可以骑马。当然，我的话对现在那些做时装的人来说好比天方夜谭。他们只想标新立异，让人吃惊。让谁吃惊呢？
现在的人对时装不怎么关心，而对生产时装的人非常关心，他们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习惯于丑陋的东西，而不能容忍粗心大意。
时装就像建筑，讲究的是比例协调。
什么叫青春时装？是叫人穿得像小姑娘一样？没有什么东西比人老得更快。一个80岁的老枢不应该穿只适合20岁的姑娘穿的裙子。
新产品！新产品不总是有的。我喜欢做传统的东西。有一种手提包我一直在销售。有人要我推出另一种提包。为什么非如此不可？20年来，我的包还是老样子，我了解它。知道该往哪里投放我的钱。我生产的东西很有限，所以更要精工细作，用料讲究，要有点情调，但不能变化太大，否则就不像是做裙子了。有时布料太皱，我就把它扔在一边，呢料太粗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而且很少有人会有我这样强烈的色感。
有些妇女喜欢穿奇装异服，让男人们惊叹不已。她们确实能使男人们震惊。男人喜欢别人回头看自己的妻子，因为她长得漂亮。但是如果是因为穿得古怪，男人们就会感到窘迫了。我也不会和穿绿色礼服的男人外出的。想以服装引起别人注意的人是愚蠢的。女人可以承受所有的奚落，我指的是某些妇女，不是指大街上的妇女，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被人觉得可笑，那他就完了，除非他有什么天赋。
豪华的反义词不是寒酸。
比起长裙来，短裙不太容易过时。低领长裙过时得最快。有些女人们以为可以用较长的裙子掩盖长得不怎么美的双腿，这是做不到的。有生命的东西都不难看。有的妇女对我说：“我的腿太粗了。”我问她：“您的腿不是支撑着您吗？这才是主要的，别去想它了，幸福不幸福不在于腿是细是粗。”还有一位妇女问我：“我该怎么办才能瘦些？”“您身体好吗？”“好。”“您丈夫生意好吗少’“不错。”“那么您为什么想瘦？”这些人不知道怎样生活，没有人教过她们。
时装也是这样。只有傻子不会改变看法。只有做到与众不同，才可以不被替代。
她说：“时装是一种商业行为，而不是艺术。我们的工作不靠天赋，我们只是供应商。我们把裙子挂在衣架上不是为了展示，而是为了出售。如果有人仿制我的裙子的款式那就最好不过了。创意就是为了传播。”
然而，有时她对某些妇女杂志也有怨言。这些杂志建议买夏奈尔服装的读者自己动手做衣服。
科科说：“我从来不因为别人仿制我的款式而控告他们，但我也没有说过我喜欢别人仿制我的款式。”
一个星期天早上，她的一位合作者莉鲁·格伦巴赫在市场上听到一个小贩在og卖夏奈尔服装，要价50法郎。
科科高兴地说：“这样很好，衣服像旁边蔬菜摊上的蔬菜一样，很快就卖完了。”
莉鲁·格伦巴赫带来了一种白色粗帆布上衣，上面有一条酒椰叶纤维编织的细带。科科顿时萌生了生产酒椰叶纤维面料的念头。
她肯定地说：“马路比沙龙更使我感兴趣。”
在她回归的那个时期里，服装设计师们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防自己的作品被人仿造。间谍团伙一听到他们有了新作，就盯着时装展示会，剽窃他们的创意。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环家伙在设计师的新作推向市场前就已经抄袭了法特的领子、巴尔曼的袖口的式样和迪奥的长度发了财。这意味着什么？
时装间谍消失了。人们不会让他们存下去以证明时装的永存。
夏奈尔小姐在战前曾经应高级时装同业公会主席维奥内夫人的要求加入了该公会（科科笑着说，她参加同业公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服装的季节性艺术）。维奥内夫人的努力曾使科科大为感动，因为在服装界科科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她说：“没有人认真对待过我，这一点我很明白。我确实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应当学。”
1957年她退出了同业公会，因为她不遵守必须把服装的式样及时交付摄影的规定而惹人讨厌。她和同业公会的决裂加大了夏奈尔和……及其他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她也会赞扬个别服装设计师，说他聪明，有才干，但实际上是在指责他在某一点上抄袭了她的创作。
她对我说：“也许我和时装设计师们关系不热络使我失去了一份乐趣。也许我可以给他们提出些好的建议，我自己也很喜欢向别人学点东西。”
科科说，法国时装在被人仿制中存在，有些人在创造流行，有些人则专门仿制法国的附装。
她说：“一天，终于有一位先生，为了获得荣誉勋位勋章，决定改变这一情况，于是创建了一个同业公会，保护处境悲惨的服装设计师的利益。当然，有些人生意还是做得不差的，虽然没有发什么大财，但还是赚了些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了荣誉勋位勋章意味着什么。”科科这么说是否是想得到荣誉勋章？战前，保罗·雷诺总理曾经想授予科科十字勋章，但这个勋章已经授给了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帕坎夫人。那么能不能破格授予科科三级荣誉勋位？看不出有什么动静。戴高乐从不邀请她去爱丽舍宫，戴高乐夫人也从不穿科科设计的服装。要是戴高乐夫人穿了她设计的服装，那才是科科的荣誉。蓬皮杜夫人在戴高乐将军的下葬弥撒上穿的是夏奈尔服装。科科常去巴黎圣母院望弥撒。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遭暗杀，杰奎琳·肯尼迪穿的也是夏奈尔套装，衣服上也沾上了鲜血。科科知道杰奎琳喜欢别人称她为第一大地一些服装设计师写信给她希望受邀参加时装展示会。她还接见修文，要模特姑娘们学行屈膝礼。
科科低声说：“我期望女孩子们穿着夏奈尔的套装从学校出来。”
一位时装设计师送给科科一瓶新研制出的香水。科科把匣子打开，放在长沙发前的矮桌上，说：
“一位先生送给我一只缚着可怕的带子的匣子，里面装着一小瓶散发着挥之不去恶臭的东西。他这是想干什么？用这种令人头痛的烂水果味的香水，在很远的地方就会被人觉察。我该怎么回复这位先生？如果我寄给他一瓶夏奈尔牌香水，那就意味着我在对他说：‘亲爱的，嗅一下吧，您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香水。’我不愿这样做，只好随它去了。啊！和这种人打交道我真没有办法。”
她不想讨这些人喜欢。人们有时感到她对巴朗西亚加很温柔。
她说：“昨天到现在他已经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如果再打来，那一定是向我求婚了。”
我很冒昧地问起了他的年龄。
“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亲爱的。”
在她心目中，解放后成长的新一代时装设计师，与她创业时的时装设计师们不是处在同一地位的。她提起后者就像老战士提到同一连队或同一战壕的战友一样，充满友爱甚至激情。过去人们不爱搭理服装设计师，由于科科的努力，这种禁忌被打破了，时装设计师成了可以与之交往，“可以同警共饮”的人了。
科科·夏奈尔传--不可替代的夏奈尔小姐
不可替代的夏奈尔小姐
科科说：“一个模特就像一块手表。手表给人显示时间，模特向人们展示衣裙。”
听她谈论她的模特姑娘们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她似乎是面对自己在说话。
“她们长得都很美，所以她们可以从事这个职业。如果她们很聪明，也许就不干这一行了。”
1960年前后几年里，她的小小工作室里出了几个名人：阿尔康格伯爵夫人（咪咪）、一位尊贵的殿下奥迪尔·德克鲁瓦、几位公主…·
科科说：“姑娘们无所事事。她们的母亲或外祖母在她们的年龄时有别的事干：谈情说爱。那时她们圈子里的男人们都不工作，像伯恩斯坦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有足够的时间谈情说爱。今天谁还会有这份热情？姑娘们相互打电话说的都是无聊话。在夏奈尔公司里也有她们的同伴。她们穿得很华丽，她们为服装展示会而来，然后就留下了，但是爱情却不在这里。”
科科对模特姑娘们的感情故事很感兴趣。一位漂亮的西班牙姑娘坠入了爱河，与一个已婚（姑且不论）而且又没有财产的男子打得火热（居然有这样的事，她真是疯了！）。
——如果他抛弃你，你将怎么办？
——我就去修道院，小姐。
20岁就进修道院，而且长得那么漂亮…她不懂得怎样使用自己的王牌，把修道院与幸福混为一谈，真是愚不可及。科科劝她的模特姑娘们要找有钱的情人，说：“这是一种消除犯罪心理的方法，许多漂亮姑娘已经或将要照我做过的那样去做，是的，像我做的那样。但是，我……还做过别的事情，而且做过很多。”
科科说：“我相信我的模特姑娘们对我都有点崇敬。她们要我的旧衣服，越旧就越能显出是我这里继承来的，可以吹嘘。玛丽一埃莱娜要我还在穿的衣服，要了不下10次。我只好回答说：‘不行，不能给你，我没有别的衣服穿了’。”
玛丽一埃莱娜·阿尔诺几年来一直是夏奈尔公司的台柱，大家都说科科很喜欢她、科科对这些流言蜚语很感不安，她对我说：
“您能想象吗？我是一个老年同性恋者吗？这话从何谈起？”
她承认有一位女合伙人对她很倾心，深信她对女人很有兴趣。这种喜剧该收场了，不男不女的算什么。
“如果说我喜欢一位老先生那还说得过去，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我会吓跑的，我太怕年轻人了。”
谁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迫切需要有人陪伴着她，她不止一次地责备我“看着她堕落”。她的挚友埃尔韦·米尔笑着对我说，她在去世前不久还通过一位朋友要求和他结婚。埃尔韦还说，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太大，而且科科又有太多的财产，使他们不能结合。科科听到这种反应后咕哝地说：“他这个人真傻！（她还说了更粗鲁的字眼）他是在说我太老了，太有钱了配不上他！”
科科说：“男人可以独自生活，女人则木行。女人不希望有自由的感觉。我追求独立的人生，但不要孤独。和一个同伴共同生活与孤独完全是两码事。孤独实在太可怕了。”
也许科科在战争时期就想有一个同伴共同生活了。施帕灰就是她的一个同伴。她在物质上支持他就是因为他是她的同伴。和威斯敏斯特在一起时，她在肉体上的要求已经不强烈了，喜欢上了新鲜的空气和体育活动。我认识她时，她已经76岁了，如果在这样高龄时还有肉欲的要求，那她就是一个妖精了，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对人的爱恋。我想，她对漂亮的玛丽一埃莱娜的恋情就是一个例子。有一位漂亮的姑娘或一位善解人意的男人在身边她就放心了，就会活跃如兔。
科科说：“我开始注意玛丽一埃莱娜的时候，她正受人摧残，被人支来支去，什么都要她干。一些杂志利用她，却又在她背后吐口水，我就成了她的守护神。我有点喜欢上她了，教会她许多事情。她深夜回到纳伊她父母家去时，我就感到不舒服。我要她住康邦街的一家小旅馆里。我对她说我常常一个人在家，要她来我家里吃饭，看到她独自一人在小饭店吃饭我也会感到不愉快。我还对她说，我的朋友们一定会很高兴认识她的。我喜欢教诲人，喜欢对人说道理，而玛丽一埃莱娜听我说话时兴趣十足，对我也有一点爱慕之情，我认为是这样的。”
玛丽一埃莱娜的父亲被委任为夏奈尔公司的经理。他的职务提升证实了这样一种谣传：科科把玛丽一埃莱娜看作为她的继承人。韦尔泰梅兄弟对此也不否定。韦尔泰梅兄弟关心继承问题是很正常的，因为科科已快80岁了。
一天晚上，科科说：“玛丽一埃莱娜对模特工作已经厌倦了，我理解她。但是，也许她错了。”
这三句话说得够清楚了，更何况玛丽一埃莱娜的父亲老阿尔诺说过一句话，科科没有能够接受，只是咧着嘴笑了笑，这就更说明问题了。老阿尔诺是这么说的：
——我的女儿比她现在干的更有价值。
科科反驳说：“我是夏奈尔小姐，我看到工作室里亮着灯就进去熄了，马桶水是木是抽了我也要去检查一下。我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光彩。”
科科对玛丽一埃莱娜的友谊一下子由热变冷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卢夭西恩的拉扎雷夫家里，科科见到了索菲·莉特瓦克。这位前模特明星在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嫁给了一位好莱坞巨子。玛丽一埃莱娜对她发出邀请：
“请到我家里来看我。”
她的家？在哪里？康邦街！夏奈尔家！那是我的家！
科科的心突然停止了跳动。她在想：我成了什么啦？我遭人讨厌，被赶出门了？
不能任人摆布。到我家里来，一个邀请就这些话，难道不奇怪吗？然而就是科科自己处处留意使玛丽一埃莱娜感到就在自己家里一样。为了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自己不是孤身一人，她要求别人依附于她。
她说：“我知道玛丽一埃莱娜已经铁了心。既然她不愿再当模特，就让别人来当吧。任何人都可以由别人替代的。”
当然，夏奈尔小姐除外。
她很快就找到了替代玛丽一埃莱娜的人。
“她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看上去就像一颗维生素丸似地充满活力。她对能在夏奈尔公司工作感到十分高兴，整天面带笑容，惹得别人也都笑了。一年以后，其他人都相形见拙。以前大家为了让我高兴都竭力奉承玛丽一埃莱娜。开始时，这个小姑娘不知道怎么走步，只会收腹扭臀。我对她说：跳舞时你是不会收腹的，要像跳舞一样走步。我教她怎么走步，现在我已经把她调教好了，她的动作已经符合要求。是我教会了这些姑娘，我对她们说，面带笑容特别重要。美国姑娘都很优秀。我在纽约听到一个姑娘露着一口雪白的牙齿说美国骨髓灰质炎流行，但那里的牙科医生都很出色。”
她可以几小时地站立而不感到疲劳。
她说：“其实，我像所有的人一样，站立久了也会疲劳。我靠骨盆承受身体的重力才支撑了下来。这个办法再巧妙不过了。我用这个方法教小姑娘，既然我能这么做，她也一定能这么做的。”
模特们喜欢肩上持一个大包。
“我想知道她们在包里放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现在她们又多了一样东西：脖子上挂了一架照相机。一个姑娘洋洋得意地对我说她要去学philo，我对她说，如果你对我说要去学哲学了我才会相信你的话。这件事使我很开心，我也不知自己是怎样学会读书写字的。”
“贵族”时期结束后，科科按照德国方式训练模特。
她说：“我很喜欢这些身材高大的德国姑娘，她们走步很自然。她们像猛兽似地抬起大腿，随后跨出步子。法国姑娘和美国姑娘则相反，她们先跨出脚，这样就不雅致了。”
后来她和模特姑娘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缝，一些人对她流露出不满情绪。
“但是由于我加倍地工作，一切还是运转得很好。我对自己说：即使这些人有点胡思乱想，你也不要介入。你有服装展示会要办，千万别生气（女人在40岁以后不应该再生气了），要有耐心。我是一只蜜蜂，这是我的属相狮子星座所决定的。这种属相的女人勤劳勇敢，忠贞不渝，永远不会不知所措，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是一只狮子星座的蜜蜂。”
一次展示会结束后她把我带进了工作室，和模特姑娘们一起喝香槟酒。姑娘们戴着胸罩，脸上毫无表情。在她那里，没有人觉得她高人一游。
她低声抱怨说：“不要像捧圣体似地展示裙子。”
她手里拿着一杯酒，面带笑容轻松自如地做着示范动作，似乎一点也没有为那一天的失败而动摇。
她就她的模特姑娘对我说：“女人都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她们就想要钱。钱和雄心壮志不是一回事。她们没有兴趣学习。只有美国姑娘才会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譬如：‘您认为这位画家怎么样？’‘不怎么样。’‘您喜欢他吗？’‘我不在乎他。’‘您最喜欢哪位作家？’够了！美国姑娘就是这样没完没了，虽然令人难以忍受，却十分感人。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她们有时会嫁给教人不海的欧洲人，但是毫无用处，法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只对自己的穿着有兴趣，他们自有地方炫耀自己，而现在的女人也都能接受。我的一位模特姑娘对我说：‘我们像伙伴一样过日子。和伙伴生活在一起就行了？’多么可悲的生活！许多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姑娘们被人玩弄而又忍受玩弄。如果有人像现在的小伙子对姑娘那样对我说话，我真会嚎啕大哭的。而实际上就是姑娘们自己首创的。她们为什么去追逐小伙子？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来追自己？这些女人真是疯了。男人靠女人生活，女人外出工作，替男人付钱，真笑死人了。女人们想当男人真是怪物。这些男人也真够窝囊，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女人们则四处奔走，把笃笃的鞋跟声、关门的撞击声留在身后、她们已经不懂得什么叫被人爱。和她们在一起的男人关。动的木是她们，而是自己裤子上的折缝。我可不要他们替我擦皮鞋，他们甚至为女人做蠢事的能力也没有，而女人却朝着不幸一步一步地走去。她们为了追逐钱财，为了干得比男人更好到处奔波，工作，工作，不断地工作，甚至连孩子也不愿生，怕耽误了工作。男人们就此把一切都推给了女人，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刻苦耐劳。中国男人最精于此道。而俄国人呢？他们把一位妇女送上了太空。女人能够抵挡一切。想象一下，如果由男人来照料孩子，他一定会弄得精疲力竭的。男人得了鼻炎就完了，今天的蜂皇就是男人。”
科科的这番自白犹如她的一幅自画像。我把它摘录出来，她老看到了一定会大为惊奇的。在她看来，她的情况并不典型，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科科·夏奈尔传--惊险小说中的大主人公
惊险小说中的大主人公
科科雄踞时装业宝座数年，地位无可非议，只是由于过于挑剔和爱发脾气略显逊色。她现在面临的是来自英国索霍区一条街上发生的一场革命的挑战。玛丽·匡特发明了超短裙。披头土乐队的强烈节奏使超短裙像挥之不去的时代乐章，着了魔似地到处流行。高潮时，巴黎的服装店也打出了库雷热①的招牌。科科应乔治·蓬皮杜总理的邀请去马提翁宫作客时，同桌上就有三位顾客朋友，被库雷热先生打扮得像小姑娘似的。
“就像描写外星人生活的蹩脚的幻想电影。”她叹了口气说，“这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法国人就是喜欢丢人现眼，简直是开玩笑。打此以后，三家时装公司被美国人收购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幸而夏奈尔公司运转得还可以，虽然我们的订货比平时少了些。”
让她有苦说不出的事还有。一位家庭主妇（请相信她是大户人家的主妇）请她吃饭。主人穿着夏奈尔上装却配着一条露出半条大腿的超短裙。谁能使她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超短裙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和她当初推出宽松舒适的款式时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要从夏奈尔手中夺得第一把交椅比登天还难的时代很快就变得遥远了。人们争先恐后地争夺着这个空缺的宝座。摄影师们忙着参加各种展示会。科科奋力迎战，设计出了许多新款式，增加了展示次数，但是场面冷清得令人心寒，只有我为她喝彩。但每当此时，科科就叫莉鲁或别人对我说：朋友们不应该……一位体格健壮的美国女人站在一台干电池风扇前吹风，她忧郁地低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