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说：“露出后腰是不能容忍的，瞧，后面翘了。”
她的手在模特的臀部按了一下，说：“这里应该低一点。”
她用皮尺量了量胸围：15，15不到一点。
“这里添一点布料。不过布料没有了，没办法。”
一个缝纫工大胆地抢白说：“有，在那里！”她生硬地说：“不，那不是。”
她看了下挂在椅子背上的领圈和长统袜子，说：这种袜子洗了后会变成红色的。
“是的，小姐。”
“这种袜子不能用。”
科科的镇静使我吃惊。
她说：“我心烦时就不下来，也不让他们工作。”
她很宠爱一个名叫让的胖乎乎的裁料工。一次，让和小姐一起为一件服装反复丈量，然后放上了展台，他走到她的跟前说：
“我看还太长了点。”
小姐问道：“怎么，我让你害怕了？”
他的动作使她看了好笑。她突然高兴了，做着手势叫一位模特走到她的跟前，一会儿拆一件衣服，一会儿又拉扯另一件。她没有坐多久，就打发模特回去，对她说：“去把头发朝上束起来。”她撩起模特的一给头发说：“为什么让头发把脸遮住？你的脸蛋长得很美，额头、下巴也长得不错，不要让头发遮住你那漂亮的脸。”
模特姑娘笑着说：“谢谢小姐。”但心里想说的是：可怜的老太。
科科说：“平针织品是一种很难加工的布料，令人生厌。你们想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从这种布料开始我的事业的。”
她还在缠着那个“讨厌”的裁料工。
“你为什么用丝光布？想浪费时间？我请了几个专家，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们的成本这么高。我知道，这是因为你们衣服没有做好就拿出来试样，对顾客也是这样。该用粗布时却用了丝光布，只要三次试样你们却试了五次。”
科科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细绳，上面挂着一把剪刀。可以这么说：这段绳索就是夏奈尔勋章的饰带。巴卡拉玻璃器皿厂200周年庆典时，卢浮宫里有一个展览会。科科应她的律师德尚布伦的请求，答应为一只酒杯设计花样。她选择了剪刀作为图案。高超的车雕技术使这一图案凸现在酒杯上，令科科赞叹不已。她问勒内·德尚布伦，能不能再看一下陈列在巴卡拉的“她”的那只酒杯。德尚布伦答应叫人给她送来，可惜几天后，科科就去世了。
她手上玩着剪刀，谈论着一位被她看不起的服装设计师。
“他是一个大笨蛋。他写了一些文章，说时装应当是一种冲击力量。他认为我讨厌他，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为他工作的都是一些最差的裁缝，只是凑凑数而已。”
有人在她耳边轻声地说：迪奥将推出100种新款式。
她听了后说：“瞧着吧，50种服装款式以后就没有了，唉，这个行业算是完了。我自己虽然不在乎，但对法国来说，毕竟有损声望。法国有45000名制衣女工，她们也看时装杂志，这下也都完蛋了。她们是一股令人害怕的力量，是耶耶将军的政策造成了这种情况。人们积聚的是炸弹，其他的事一概不管。中国人在20年前就把束缚他们手脚的东西一扫而光，女人们靠了药丸的作用不生孩子，自己就可以玩个痛快。照我的看法，如果一对未婚夫妇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孩子应当由男方扶养。不知生母的孩子漂亮，有灵气；不知生父的孩子令人讨厌。你们的证件上都有你们生父生母的名字吗？”
她口里含着一颗薄荷糖。
她低声响咕着：“所有的枪都瞄准着我。”
我说过，这不是伟大的小姐的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展示的时间拉得很长，我周围的人全都不胜厌烦。但报界的反应却很好。我给《费加罗报》寄去了一篇专门报道，科科知道了很高兴。当时她蹲在楼梯上，我攀上楼梯对她说我很崇敬她。当然；不对她说清道理她是不会原谅我的。她简直成了一头令人怜悯的怪物。她自己把头发染得乌黑，穿着一套镶红、蓝边的白色衣裙，披着一条红披肩，但瘦骨嶙峋。形容枯槁，干枯的手指上戴着几只戒指，脖子上围着一根项链。她的周围没有一丝热气。登上镶满镜子的楼梯后，她停了下来。
她说：“我总是在这一格楼梯上。”
她的女工头说：“这格楼梯大家都很熟悉。”
科科·夏奈尔传--最后的伙伴
最后的伙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夏奈尔小姐资助过俄罗斯芭蕾舞团，“供养”过斯特拉文斯基，参加过戏剧创造。当时留着她转的有一大批灿若明星的人物（毕加索、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保罗·莫朗、勤韦迪等）。这些人中还剩下几个？科克托，还剩下科克托。他出现时科科饱以热吻，离去时骂声不绝。
“让是诗人？真是胡说八道。他只不过用了他们能够懂的语言而已。真正的诗人是苏佩维埃尔和勒韦迪，甚至连勒韦迪也算不上。科克托锡勤韦迪一样，占了有才华的人的位子，但他从来没有发现过什么；只是在别人后面跟跟。桑德拉斯也是一位大诗人。科克托！你们让我笑吧！为什么你们要为他辩护？你们喜欢《生存的艰辛》吗？把这本书给我拿来，几分钟内我就可以找出他抄袭别人的东西给你们看。”
这天晚上她对科克托极为恼火，她还提到了拉迪盖的死。
“拉迪益来过几次，他酒喝得很凶。我请来的几位美国人和他一起吃饭，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年纪的男孩喝这么多的酒。后来他病倒了，科克托假惺惺地哭着（她模仿科克托抽泣的样子，学着他的声音说：‘我怕他会死了。’）。我给他一支体温表，对他说：‘听着，让，去看看他吧。给他量一下体温，体温表放的地方要合适，量足时间后取出来放在这个盒子里带回来给我，别的事你就别管了。’在弄清楚拉迪盖是不是病了之前我无法照料他。40度！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的医生。医生对我说：‘您知道现在几点了？晚上11点！一整天下来我累极了，但我会叫我的助手来的、’我坚持要他亲自来，他最终说看在我的面上就亲自来，不过要带上他的助手，等一回再跟我通电话。我明白他还是要他的助手一个人来看拉迪盖。我对他说电话不要太晚打来，我也需要睡觉。我对拉迪盖还不太了解，但是我要叫人给他治病，科克托让他住在一家设备很差的旅馆里，我不希望他病倒在这家肮脏不堪的旅馆里。何况他又没有钱。科克托站在旁边什么也不干，只是哭泣。他也病了，想去睡觉。大夫说拉迪盖得的是伤寒症。大家要把他送到一家诊所，大夫对我说应当征得病人父母的同意，但是找到拉迪盖的父母得花整整一天。大夫问我：‘那么由您负责？’拉迪盖的父亲是一个记者，母亲在不久前已去世，得的也是伤寒症，死前曾在儿子床上睡过。拉迪盖去了诊疗所后我没有去看过他。有人对我说，拉迪盖被人放在诊所的病床上时，叹了一口气说：‘这个时刻终于来了。’人们终于关心起他来了，终于为他治病了。他死后，葬礼由我操办，因为他没有钱。我要人在坟上放些鲜花。参加葬礼的人很少。科克托还躺在床上，睡衣下放着我送给他的花。他喜欢把花直接贴着皮肤。哦！同性恋者真丑恶！”
《玛丽一克莱尔》杂志在歌剧院为卡拉斯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科克托坐在包厢里，旁边是马蒂娜·卡罗尔。
科科冷冷地说：“这天晚上他明白了，要在巴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物，钱比他的诗歌更为重要。”
钱比才华更重要？她的话使我深为反感。我说：
“您觉得钱真的那么重要吗？”
她没有回答这个在她看来十分愚蠢的问题。她顺从这个世界，这个金钱的世界。在歌剧院为卡拉斯举行的晚会显然也是金钱的力量起了作用。每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莫扎特为王子们演奏、贝多芬在大公府邪的候见室里等候接见、舒伯特为了支付酒资为小酒馆老板写乐曲时，我就会想起这次晚会。
时装不是一门艺术，而是一种交易。
我不明白：科科对几乎所有的人评价如此冷酷无情，是不是出于一种“钱财上的优势”？她深居简出，拒绝了大部分应酬。
“我把一套黑色丝绒礼服送给了一位朋友，她高兴极了，问我：‘真的给我？’我说：‘是啊，我把它送给你是因为这样做对我有好处：我有一二次应酬，没有这件礼服我就有理由不去了。’我不可能穿粗花呢服装去参加晚宴，因为这对主人是一种不敬。我不想外出。这些人吃喝无定时，睡得又太迟，而我却不喜欢夜生活，稍有睡意就想躺下，这是我生长在农村留下的习惯。
“我成了一个足不出户的女人，当然人们有事会来找我的。他们找我干什么？要我为他们扬名：克拉韦纳要我参加莫利斯·谢瓦利埃八十寿辰庆典组委会。我讨厌这个老家伙，为什么要去管他生日不生日？他唱过一首《她有一对小乳头》，淫秽下流。我对克拉韦纳说：‘亲爱的乔治，如果您没有钱，我可以到冬季马戏团给您找两个小丑来，让他们为本身就是蹩脚小丑的谢瓦利埃表演节目，我来付钱。’克拉韦纳对我太不了解了，他给了我一份长长的名单，足有两页，都是些显赫人物，其中有：巴黎伯爵夫妇两殿下、乔治·蓬皮杜夫人、公主、温莎公爵夫妇等。我可以告诉您谁去准不去：毕加索不去，弗朗辛·韦斯韦勒去的，卓别林不去，温莎公爵夫人会去的（她买裙子从不付钱，如果她要我为她提供服装，我会对她说：行，但不能对任何人说）。这些人都是我不想见的，克拉韦纳找的就是这种头面人物，把他们带到爱尔兰或别的什么地方，在巴黎是无所作为的。”
从前，凡有节庆，漂亮的女人都要添置新衣，外出欢聚。但是，科科还是哪里也不去。只有一次，她和雅克·夏佐应蓬皮杜总统的邀请参加了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晚宴。戴高乐夫妇不知道这件事。科科说：“耶耶将军的时代最糟了。”蓬皮杜总统问她是否会再来。
科科回答说：“不来了，找不喜欢这幢房子。”蓬皮杜也说：“我也不喜欢。”科科对他说：“亲爱的，这房子不是您的，但您可以叫人装修，您去过家具市场吗？那里好家具有的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家具市场！蓬皮杜夫人想要一张像我那样的桌子，就叫人做了一张镀金的，还配了一块玻璃。她的那些世界上最漂亮、最时髦的家具都是不花一分钱得到的。蓬皮杜夫人性格豪放。出访美国时，一些人游行示威反对他的丈夫，她想拔拳打他们，她对我说：“示威者朝我吐口沫。”我说：“不，亲爱的，是这么吐的（科科嚼起嘴，做了一个吐口沫的动作）。我对总统说：‘我了解美国人。在进行这样的出访前，应当先了解一下情况。’人家不接受他们，他们也是身不由己。蓬皮杜夫人还想要她的丈夫动手打人。我对她说：‘亲爱的，他会被人打翻在地的，这样您就有麻烦了。’我最终还是受到了感动，我看到了爱丽舍宫，很是高兴。爱丽舍宫是什么？是共和国总统的官邪？蓬皮杜总统是右翼还是左翼？在我看来共和国总统除了接见雅克·夏佐和夏奈尔小姐外，还应当做些别的事情。”
1969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科科梦游症复发，在里兹饭店的小花园里悠荡。事后，她隐约记得：
“我穿着缎子睡衣，从床上跳了下来。这张床是我特意放低了的，免得太高了跌得重。我从便梯下楼，我记得这一天出奇的冷，一般的冷通常是记不起的。我回到房里暖了暖身子。我想应当盖得暖些，不然就会冻僵的，于是就到浴室里取了四五件浴衣，放在床上。醒来时，我那愚不可及的贴身女佣对我谈起了浴衣的事，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睡衣都散落在地上。是我在身体回暖后扔下来的。我会变得怎么样呢？我想过到美国的医院里休养一段时间，但那些丑陋的护士…在里兹饭店，我只有一个房间，一个小穿衣间和浴室，没法留宿人。这里？时装公司？更不行了。我甚至连饭也不在这里吃，宁可穿过马路去里兹饭店。
我和她共度夜晚。她的电话越来越少了，最后几次和她一起时，竟然没有人打电话给她。
“我不再外出了。我为什么要去看我毫不感兴趣的人？埃尔韦（米尔）有时来对我讲讲他们的种种琐事。我对他说：‘我对这些毫无兴趣。’他说：‘我也是。’我问他为什么还和这些人来往，他们很卑鄙，以为我的存在就是给他们钱花。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了。”
她皱着眉说：“巴黎是不用管了。”
“在法国，掏钱买裙子穿的不足百人，如果只有法国……”
谈到夏奈尔帝国时，科科说：“这个帝国巨大无比，我得有一个人可以依靠。”
“小韦尔泰梅？他是一个淘气鬼（至少已有40多岁了），我为“什么不能依靠他？”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心里暗自发笑。
她有时为此叹息：“家里没有男人。”
前些时候，侍候我们的膳食总管换了人，不再是弗朗索瓦了（我后来知道他姓米罗内）。
科科说：“弗朗索瓦现在负责珠宝销售。这些珠宝多亏他才卖了出去。”
她很喜欢的一位女士是做首饰生意的，这位女士去世后，房间里零乱不堪，科科要弗朗索瓦把房间收拾一下。
科科说：“抽屉里有一些金项链。这位女士在世时，我从不看她抽屉里有什么东西。我上楼进屋看弗朗索瓦干得怎样了，看到桌上有三串项链，我就说：‘弗朗索瓦，这些项链是你做的吗？’‘是的，小姐，做项链很好玩。’”
她学着弗朗索瓦那种谦逊腼腆的样子，说：
“好，继续干吧！”
这是科科的说法。弗朗索瓦的叙述就较为简单了。他说，一天晚上，他侍候科科一个人在一张大餐桌上用餐时，她要他脱掉白外衣、手套和上衣，坐在她的对面和她共享晚餐。科科说过我家里没有男人，但弗朗索瓦就在她身边。弗朗索瓦日益风光起来，但一点也不令人讨厌。
“弗朗索瓦先生，您肯不肯赏光今晚和我们共进晚餐？”科科问道。
“不，小姐，今天晚＿卜…”
他晚上有事。既然有我在，就由我陪科科去里兹饭店，弗朗索瓦才得以外出。不过这种事不经常发生。弗朗索瓦已经结婚，科科是不是见过他的妻子？我想没有。科科替他买了一套公寓，让他住得离工作地点近些，还为他配备了家具，很豪华，而且还暗示着什么。她带弗朗索瓦去瑞士。一天晚上，他穿着衬衣，拿出一条粗大的宝石项链和假宝石的仿制品给我们看，问我们哪条是真的。科科被搞迷糊了。是被他的花言巧语弄胡涂的，还是出于爱慕之心而真伪不辨？
科科说：“弗朗索瓦成了一个杰出的珠宝商。我一生教过不少原先一无所知的人，就数弗朗索瓦肯听我的话，他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样前学的人不多。下面的人撤的缝纫工人和女工头）我教了他们8年了，还是什么也没学会。”
真的宝石项链是威斯敏斯特公爵送给她的。她回忆说：
“他对我说：‘这是别人送给我的，我借花献佛，送给你。’我不客气地接受了。他总是给我东西，我不要的他也送。”
弗朗索瓦的衬衣腰际以上有些鼓起。科科一会儿拉拉衬衣上端，一会儿拍拍地凸出的肚子，显得有点坐立不安。
弗朗索瓦在瑞士期间体重减少了几公斤。
她笑了。有弗朗索瓦在，她很舒心。
科科开心地说：“他减少了3公斤。这里（脸部）瘦了些，这里（肚子）也小了一点，不过再胖起来也很快。”
弗朗索瓦怎么反应呢？这位卡堡农民的儿子的圆脸上露出一副令人信任的憨厚相。科科常常借书给他看，她说：
“他喜欢看书，有的书他不爱看也会对我说。哦！见过那么多的巴黎骗子和坏蛋后，和朴实无华的人相处真令人舒心。”
她带着弗朗索瓦去荷兰参加她的好友玛吉一范茨维伦的葬礼，乘的是死者的女婿居伊·德·罗特希尔德包租的专机。
“我对他说：‘弗朗索瓦，我们该去参加葬礼。’他说：‘好，小姐。’他一点也不惹人麻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循规蹈矩，言行得当。”
科科还带弗朗索瓦去看赛马。她的马胜出时他也在场。要不是遇到了弗朗索瓦的妻子，科科还真想认识一下他的母亲。大家都说弗朗索瓦和他的母亲很相像。轻歌剧《科科》虽然在纽约大获成功，但没有反映出她的晚年生活。
——弗朗索瓦……
——小姐，什么事？
——把手套和白外衣脱了。没有人坐在我对面，我一个人吃不下饭。我真不知道我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过幸福。我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我的爱情生活十分不幸。我没有少流泪。在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最为凄惨。我对生命和金钱都不太看重，人直不很在乎。我完全没有B己的个性，只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我独自一人创办的夏奈尔公司。我既没有银行家作靠山，也没有用过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靠的是我从来没有超支过的银行担保。我什么都干，使公司走上了轨道。我赚过许多钱，也花过许多钱。我发明了夏奈尔香水。人。们不知道我到底有过多少发明。在夏奈尔公司，我主宰一切，只要说一声，要钱就有钱。我看到的都是笑脸，谁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谁，这样有助于我在生活中自卫。我能够迅速辨别人们是否喜欢我。哦！我可不要别人喜欢我。‘喜欢’是个很严肃的词。我喜欢的人不多。照我的理解，‘喜欢’就是全身心地赤诚待人，人们可以热情相处，可以互相愉悦，但是全身心地赤诚相待，这样的‘喜欢’并不多见。我知道自己有时招人讨厌，说起话来很激昂，这是我的南方人的性格使然。我乱说一气，想法填补冷场。我说着说着，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为的就是不让冷场出现。我这么做没有人理解，与人相处就更加困难了。”
她和弗朗索瓦的关系却不难处。弗朗索瓦很听话，他是夏奈尔公司的人，是夏奈尔公司利益的守护神，对于夏奈尔公司的风云际会他总是以笑代答。
科科说：“要留出一些钱享受享受。”
她带着弗朗索瓦参观过一位在建的公寓大楼。从这幢大楼到康邦街驾车只要10分钟，但整幢大楼已被美国人买下了。
科科说：“我想给弗朗索瓦预支一些钱，不管他以后还不还。”
不消说夏奈尔小姐是诚心诚意想让弗朗索瓦·米罗内得到一笔财富的。她去世后，人们对此都深信不疑。此前，她已经把银箱钥匙交给弗朗索瓦保管。更为人称奇的是，人们在科科的一本已经卖给一家专门书店的书中发现了一份遗嘱，确定弗朗索瓦为科科全部财产的继承人。法院为此专门开庭，最后以协议解决了事。
弗朗索瓦满足了科科有一个人在身旁的要求。她要有一个男人在家里。善良、单纯、温顺的他对她来说最为合适。一次，科科准备驾车去瑞士，弗朗索瓦自告奋勇要陪她同去，他说：
“小姐，得知您要一个人去瑞士我心里很是不安。”
后来她对我说起了这件事，仍旧十分激动。何况，弗朗索瓦对她百般顺从，在她的调教下，还成了珠宝商。科科本人也成了一座丰碑。但是，传媒忽视她，似乎认为她除了爱唠叨外别无所长。其实她正在让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得到一切。弗朗索瓦使她不再孤独，所以得到她的器重。。在她眼里，这种器重是得当的，她还会继续器重他。让我们看着科科是怎么看待珠宝首饰的：
我不在乎珠宝首饰。珠宝首饰不会带来什么，也不会增添生活的乐趣。一般来说，女人们都想拥有几件珠宝首饰，但是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地赠与，而我对这些东西毫不在意。许多人给我首饰。逼得我不得不说：“不，谢谢，首饰我够多了，要这么多干什么？”
我被金戴银，项链、胸针、各色宝石，应有尽有。所以当我说我不喜欢首饰时人家就不理解了。我不喜欢用瓶塞般大的钻石去炫耀丈夫或情人的财富，也不喜欢赴晚宴时从箱子里拿出钻石别针、珍珠项链装扮一番，回来后又立刻放回原处。首饰是有钱人的装饰品，一旦遇到危机，随时可以卖掉，这种首饰我也不喜欢。
佩戴首饰，就要拥有许多首饰。但如泉都是真货，那就显得太招摇，太没趣入我用的首饰都是假货，但都很美，甚至比真货更美。
首饰标志着一个时代。我希望我的时代的标志是夏奈尔牌的首饰。我认为会实现的。由于我的努力，许多妇女佩戴的是不值多少钱的首饰。我曾经问过一位模特姑娘，如果她脖子上的首饰是真货该值多少钱？这串假祖母绿宝石项链值2万法郎，如果是真货就要67亿您知道吗？珠宝商是怎么称呼镶钻石纯金首饰的？假首饰！
首饰是一种装饰品。我的一些首饰晶莹剔透，巧夺天工，极其豪华，美丽得令我惊愕。
如果我把首饰全都卸下，我将变成什么样？我不依恋首饰。首饰比起房子来差远了。不过这个小戒指是我的吉祥物。我是8天黄土生的，我的吉祥物是金子和黄玉。
人们上街时佩戴的是假首饰，宾首饰放在家里，间或拿出来欣赏一番。
她坐在长沙发边上摆弄着她的首饰，把一团塑胶（大概是口香糖）平摊在一张很矮的中国式桌子上，弄得像馅饼皮子那样，面前是一些盛放各色宝石的盒子和碗。宝石大小不一，有真有假。她把宝石取出，放在“馅饼皮子”上观赏它们的五光十色她有不少名贵的祖母绿和钻石，也有较为便宜的逞罗玫瑰红钻石和锡兰的浅色蓝宝石和黄玉。
她赞叹地说：“再也没有比这种纯洁如水的黄玉更为美丽了。”
威斯敏斯特公爵曾经送给她一套镶钻石的祖母绿首饰：一只戒指、一副耳环、一只手镯和一条项链。另外还有两只镶印度祖母绿的手销，一些红宝石和克什米尔蓝宝石放在几只首饰匣里。她把两只手镯套在手上，说：
“这两只手镯戴在我的手上真有点滑稽。”她叹息地说：“还是除下好。”
说着她就把手镯脱了下来，然后又把所有的宝石放回了碗里和首饰匣中。
科科说：“我佩戴的是人造珍珠而不是天然珍珠。人家说我这样更美。我想，应当让所有的女人都能够戴上人造珍珠，于是我就找人大量生产。我靠了珍珠和其他首饰赚了许多钱。如果我把这些钱都存起来，该有几十亿。”
是风趣幽默？也许是吧。
科科·夏奈尔传--身后的哀荣
身后的哀荣
科科说：“对于我来说，能够引起我兴趣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死亡。”
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1971年1月10日星期日。科科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不满地说：
“他们就这样让我死去。”
谁让她就这么死去？她的贴身女佣替她脱去衣服，说：瞧，她脸上全是泪水。弗朗索瓦和莉鲁·格伦巴赫不在场。他们俩经常在一起玩牌，等她入睡。
弗朗索瓦解释道：“只要我们在，她就安心了。不过，我们在这里也会妨碍她入睡。”
科科去世了。第二天，里兹饭店的这个小套房仿佛成了停尸场。家属们值起了班，她的侄女蒂妮·拉布吕妮反复说：科科不希望有人来看她。谁能自诩知道她身后的愿望？她要和与她同生死的夏奈尔公司同存。她曾经对弗朗索瓦和莉鲁说过：
“如果我死了，你们把我带到瑞士去，把我放在汽车的后座，你们俩的中间。如果海关查问起来，你们就说是夏奈尔小姐，她已经痴呆了，你们就别管了吧。你们不要干蠢事，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还会和你们在一起的。”
一科科还清楚地记得她在瑞士有栖身之地，金钱使她保持着权力。在瑞士，权力和金钱一样，都不会贬值。金钱确保了她的独立性，即使死后也是如此。在洛桑的陵园里，她一个人占了两个人的位置。墓的周围是一片旷地，既安静，又安全。
夏奈尔小姐的时代是一个神权时代：出身高贵，拥有金钱的、人享受特权。不把她放在这个时代里是无法了解夏奈尔小姐的。她深受这些习俗之苦，但还是接受了。然而，一旦摆脱了贫穷后，她自己也利用这些习俗，好像她生来就是享受特权似的。
她是不是知道她已不久于人世了？她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证实自己的报复行为？各家报刊已经多次传播过她已经去世的消息，但是我见到她的次数却更多了。
“你明天还来吗？我会准时来的。我知道你是不肯等人的，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还有，我的建议你考虑一下吧。”
我确实说过要和她一起领导夏奈尔公司。领导……就是听她支配。她会怎样回答呢？其实我只是想帮助她，昭示她的胜利，因为她战绩辉煌：她的长裙战胜了短裙。
马克·博昂感叹地说：“最终还是‘她’胜了。”
与上一年相比，销售额上升了30％。极其简单的黑色长裙成了全世界顾客的抢手货。我曾经建议让卡特琳·德纳芙和马莱娜·迪特里希穿上这种裙子，拍成照片刊登在《巴黎竞赛画报》上。《妇女服饰》在纽约为夏奈尔式的服装作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纽约第三街上的各大服装制造商因追逐超短裙的狂潮，损失了几亿美元。科科从报上剪下了这篇文章，放在手提包里，把它视作贵族身份证，不时拿出来给人看。
“他们为什么不在法国这么说？”
“他们”指的是她的敌人，首先是时装记者。她为法国争得了荣光。～次，我们一起在里兹饭店的餐厅里用餐，她一点也没有行将就水的样子。科科坐在；临近前厅的一张桌子上，看着从康邦街回到饭店的美国女人。她们常常在酒吧稍作停留后才回饭店。一位美国女人过来和她说话，身边站着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叼着雪茄，说他很愿意掏钱让他的妻子在夏奈尔公司，而不是别的公司买衣服。科科听了十分高兴。她为我要了法国产的白葡萄酒和牡蛎还像剥土豆似地为我剥了一个鸡蛋。
圣诞节前一天或前两天，她要我在傍晚电视节目结束后上她那里去。
“我要让你看看我的服装新款式。”
她说这话时很自信。离开她后我问了女工头：
“展示会是不是提前了？”
“完全没有那么回事，还是一月底。”她肯定地说，一副使你不得不信的样子。还说：“你该知道，这个时候她是乱说一气的、”在科科的脑子里，展示会已经准备就绪。这天晚上，7点不到，我应邀前去，整幢房子已经一片寂静，但是科科没有忘记我们的约会，她在等我。弗朗索瓦在哪里？他去为他的孩子们买玩具了。我们再回到里兹饭店，她希望人家看到她。她为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从而有利于夏奈尔公司而高兴。
她说：“我比战前更加有名了，现在甚至连平民百姓都认识我了。”
真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科科，这就是科利”德国人这么说，西班牙人也这么说。可惜日本人还没有这样说过。
她穿着风衣离开了公司。风衣领口上系着一条黑色围巾，披着一条红色披肩。她站在镶有许多镜子的楼梯上，脱下礼帽，模仿雅克·夏佐登台演戏的动作。她说：
“夏佐是这样弓着身于向观众致意的。”
她的黑如墨漆的馨发中有一给白发。
“利法尔看到夏佐就嘲笑他。塞尔日已经70多岁了，每天还要排练二小时。他到处演出。在开罗时，所有的人都用俄语和他说话。许多俄国人定居开罗，他们拥有一切。俄语是埃及人会说的唯一的外语，连出租车司机也会说上几句，他们还会说一点英语，但是，法语……”
她的帽子、头发。
她说：“头发不能太密。有一位模特姑娘想保住她的发署，我让她选择：要公司还是要发会。她选择了发誓，因为她的头发太好了，她的丈夫也因此爱她。”
科科和她的贴身女仆闹翻了，她对我说：
“9点钟时，我打铃叫她。她没有来，后来她对我说：‘小姐，9点钟时我还在睡觉。’人们说，平民百姓最好相处。我说：‘不，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讨厌‘别人’。这位女仆后来被我辞退了。也许这样的女仆是找不到了，那也只好作罢。二个小时后，女仆站在走廊里哀求管家说：“在服装展示会前还是让我服侍小姐吧！”管家对她说：‘不行，我不会替你出面的。有机会服侍小姐，就要珍惜这个机会。我已经找了一个人来服侍她了。’可惜，新来的女仆什么也不懂，我的内衣胜了，应当收去洗了，这些事不该由我自己做。但晚上回来，脏衣服还在地上。”
这位女仆原先一位已被辞退。讨厌莉鲁，她说：
“小姐送给她衣服，但小姐从来不送衣服给我。”科科说：“可怜的姑娘，你是要陪我外出的，给你穿和我一样的衣服，你就别想了。”科科对我说：“您要是看见我和我的女仆穿一样的衣服，一定会说：‘她们真是疯了。’莉鲁常常自作主张，随便送人东西。我叫人把她送了些什么都记下来，从她的名下扣除。我不要别人对我感恩戴德，但也容不得忘恩负义。我不想再见到她了。”
她又一次提到了爱丽舍宫的那次晚宴。
她说：“我不喜欢掌权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好人。”
戴高乐夫人不知道夏奈尔，没有让她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但蓬皮杜夫人穿着夏奈尔品牌的服装出现在圣母院戴高乐将军的葬仪弥撒上，她在电视中看到了，感到十分欣慰。她说：“这个镜头我看了4遍。”她在荧屏上还看到几个英国人，但没有立即认出安东尼·艾登。
她说：“英国人爱酗酒。我很了解他们，因为每当我有事需要他们解释时，他们就会上我这儿来，但对他们酗酒，我决不宽恕。”
科科日见衰老。她那黝黑的脸色，再加上酒渣色的外套，使嘴唇显得过分红艳。希瓦罗印第安女人般的装束，裹着她那削瘦的身躯使人想起经常食不果腹的苦行僧。一双大眼睛使她的脑袋显得更小了。
塞西尔·比顿问她要一条裙子，说是要把它放在伦敦服装博物馆里。科科说，他是想把裙子送给一个女人。我对她说：“不，科科，裙子应当给他。这对报界来说是可以大做文章的。”科科说：“他没有把戏装留下来，错过了机会。所有的人都对我这么说。”
科科去世前两天，我在为电台撰写的社论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写她的“报复”。
“夏奈尔小姐为自己的风格而战，并且赢得了胜利。她设计的长裙舒适典雅，风靡世界，独领风骚。”
有人送给她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科科把它放在存放服装样式的大厅里，她第一次收听我的播音。
葬礼在马德莱娜教堂举行。前来参加葬礼的巴黎上层知名人士不多，只有皮埃尔·巴尔曼、朱莉埃特、科科颇为喜爱的夏佐和埃尔韦·米尔。埃尔韦当时在想，科科对这种场面会有什么想法。
神甫说：“她受过洗礼，是上帝的孩子，她以自己的方式信奉上帝。”
神甫颂扬夏奈尔一生贞洁。教堂里人不多，灵柩前放着一只由白花缀成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弗朗索瓦的名字。弗朗索瓦曾经照料过科科，科科的家属没有把他排斥在外。柜车由弗朗索瓦随送去瑞士。我暗自说：“夏奈尔没有死，人们会永远悼念她的。”
在马德莱娜教堂为科科送行后，模特姑娘和缝纫女工们步履缓慢地回到了康邦街。大家心里已由害怕转为不安，面对夏奈尔小姐留下的空荡荡的居室，真诚地为她哭泣。至于我，我还要对她进一步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