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末的一天晚上，新德里东北90公里的小城帕尼帕特又发生锡克教徒屠杀穆斯林事件，甘地只身驱车前往那里，平息动乱。在市政当局临时搭起的一座小平台上，甘地对潮水般涌来的群众进行演讲，并与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争论。他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地讲述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理论，用整个心灵设身处地地安抚受苦受难的难民，恳请他们摒弃暴力和仇恨，发扬理智和宽容。他的逻辑那样不可辩驳，他的言辞那样恳切真诚，他的意志那样坚韧不拔，人们的狂怒与伤痛渐渐平息。仅仅几小时后，帕尼帕特的居民倾城而出，拥戴他们的圣人离去。
1947年岁末的日子，甘地始终沉浸在莫大的悲伤之中，印度的分治给他的心灵以致命的创伤，终生宣扬非暴力却无法改变印度内乱四起的现状，旧日印度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并未在新生的印度中消逝，这一系列现实令甘地无限感伤；而现在他又发现那些追随他革命的同志登上政权宝座后丝毫无意执行他的理想。他与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甘地指责印度政府日益腐败，谴责各部部长举行盛大豪华的酒宴而不顾数百万难民的饿死，指责印度的新生知识分子打算使国家工业化，而不关心农民利益，他建议这些知识分子应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要。
由于他的尖锐言论，令新政府领导大为不悦，他们渐渐不愿再征询甘地的意见。
除了这些烦恼外，当时困扰甘地的还有两大问题，一是首都新德里的局势。政府借助于武力而不是甘地所倡导的人民心灵的力量暂时维持平静，但是各种隐患大量存在，一些人骨子里暗藏杀机，暴乱随时可能再度发生。二是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国大党拒不偿还分给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甘地认为这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有损印度的精神传统。
为使以上这两个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甘地决定再次进行无限期绝食，直至新德里恢复平静和政府答应偿还巴基斯坦的款项。
1948年1月13日，甘地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这天早上，甘地在比尔拉寓所的花园内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出席这一仪式的有尼赫鲁、摩奴、阿巴、秘书普雅雷拉尔·纳耶尔等，还有印度新闻界和其他国家驻印度首都的数10名记者。11点55分，绝食开始了，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慢慢进入梦乡。
甘地宣布进行绝食和停止绝食条件，使很多人感到震惊和沮丧，甚至反感。当时新德里的局势与加尔各答有所不同，这里到处挤满难民，不少难民为逃避难民营内寒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纷纷占领清真寺和穆斯林的住宅，现在甘地要他们归还栖身之地，再回到难民营去，他们极不情愿。而且，甘地要求偿还巴基斯坦巨额款项，也令一些人愤恨不平。不少印度教徒认为甘地绝食自毁是有偏见的阴谋诡计。甘地停止绝食的条件也激怒了大多数部长，他们认为拒偿这笔款项理所当然。
由印度教极端分子组成的国民公仆团获悉甘地进行绝食的原因，增加了他们的仇恨心理，他们认为甘地此举无异于政治讹诈，他们准备立即铲除甘地。
绝食当晚，甘地例行晚祷，他用发自内心的微弱声音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有人间的纷争，让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处。他说：“我要使德里经受一场考验，无论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多么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请首都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义务……各个教派，全体印度人必须以人道主义取代野蛮行径，必须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印度人，如果你们不能如此，我也无需继续活在尘世。”
这一次甘地的体力消耗更快。自上次加尔各答城的绝食后，甘地的肾功能已开始减弱；加上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打击，他的血压急剧上升，一直靠一种特制的镇静剂维持。因为绝食之故，镇静剂的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
14日上午，甘地体重仅有49．5公斤，这意味着绝食一天后体重即下降了1公斤，用不了多么，甘地瘦弱体内的营养储备将消耗殆尽。而对绝食的人来说，当机体已开始消耗蕴藏在肌肉内的蛋白质时，危险即已来临，其结果必然导致死亡。
1月15日，可能危及甘地生命的危险征兆出现。这天的小便化验结果中发现了含有丙酮和酸性成分的毒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症状，证明导致死亡的过程业已开始。医生力劝甘地停止绝食，但甘地置若罔闻。
这一次人们对甘地的绝食反应迟缓，直到绝食的第3天，新德里街头才开始出现小规模游行，呼吁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生命。这天下午，印度政府经过长期的争论和犹豫，终于决定立即偿付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尼赫鲁在红堡广场向德里市民发表演讲，希望人们以实际行动拯救甘地生命，“因为丧失圣雄的生命，也就是丧失印度的灵魂”。
1月15日的晚祷会，甘地因极为虚弱，无力行走，甚至无法支撑起来，没有出现在比尔拉寓所外的草坪上。他竭尽全力，用麦克风向聚在草坪外的数百名群众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细如游丝，人们预感到圣雄的生命已危在旦夕。这一不祥之兆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良知和麻木的神经，群众排成长阵，人人双手合十，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依次从甘地的阳台前走过。
1月16日的清晨，第一号有关甘地的健康公报发布，告之印度人民甘地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这一不幸消息使印度全国的气氛发生巨大变化。各个城市内，人们纷纷涌向广场，高呼“亲善”、“团结”和“拯救甘地”的口号。各教派与各界领袖代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数10万人举行聚会，为甘地祈祷。
尼赫鲁率领由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甘地草垫前，安慰甘地，希望他停止绝食。
现在无动于衷的却是甘地。不管人民多么激动，也不管尼赫鲁如何劝导，他依然不肯停止绝食。他期待的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反应，是真心诚意的幡然悔悟，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
1月17日上午，新的健康公报表明急性尿毒症即将夺去甘地的生命，这时甘地已进入绝食的第3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他的精神突然好了起来，整个地沉浸在安静之中，除了关节痛外，没有其他不适。他向秘书口授了停止绝食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几乎涉及到新德里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必须把改成住房的117座清真寺归还给穆斯林，取消对德里穆斯林商人的抵制，保证乘坐印度火车旅行的穆斯林的人身安全等。甘地要求新德里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包括他的敌手印度教大会的极端分子必须在他的声明上签字。
当晚，整个京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尽快让甘地终止绝食上。商业活动停止了，机关、商店、作坊、工厂、咖啡馆关闭了，在大清真寺广场上，来自各种族和各教派的数10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强烈呼吁他们的领导人接受甘地声明的条款。
比尔拉寓所内，甘地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短暂的清醒后是长时间的虚脱，同时伴有谵妄现象，医生与身边工作人员焦虑万分，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再次来到甘地卧榻前，见到他敬爱的“巴布”（“巴布”即父亲）奄奄一息，禁不住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蒙巴顿也来到甘地身旁，此情此景，也令这位戎马一生的异域军人倍觉酸楚。
1月17日晚，甘地大部分时间陷入昏厥与谵妄状态，脉搏微弱而不规则，身体各重要器官的功能已经开始崩溃。秘书拿来各派领袖在他的口授声明上的签字，这上面除了没有印度教大会地方代表和国民公仆团的代表签字外，新德里几乎所有派别组织的领导都签字保证恢复平静，和睦相处。医生劝甘地喝点东西，甘地轻轻叹息了一下，而后摆摆头说：“不，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在我中断绝食前，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心的。”
1月18日上午，甘地处境危急，很快将进入长时间的人事不省。国大党主席紧急动员，他派出一帮人前去寻找甘地所要的签字，自己带了一帮人亲自前往比尔拉寓所。不一会，各派代表终于聚齐，其中包括印度教极端分子及国民公仆团的神秘代表，他们都已在7项声明上庄严签字，并依次走到甘地卧榻前，亲自确认自己的庄严保证。
甘地获得了这场绝食的全部胜利，但执著的老人仍不肯中止绝食，他在死亡的边缘，用尽浑身力气，口授了一项声明。他希望各派代表不仅要保证新德里的平静局面，而且应使全印度都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他说：最大的错误观点，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徒，或认为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虽然要改变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意识是件艰苦的事，但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成的。甘地讲话后，在场的所有人一一俯身表示了他们的庄严承诺，当最后一个人立下誓言后，甘地宣布停止绝食。一场令世界人民惊心动魄的绝食斗争终于圆满结束。
绝食胜利似乎给垂暮之年的甘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来自世界各国舆论的赞誉是一个重要原因。伦敦《新闻纪事报》报道：“一位78岁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赋予世界新的希望；它所显示的力量，可以胜过原子弹的威力。”始终敌视甘地的《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甘地先生推崇的勇敢的唯心主义，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法国《世界报》发表评论，“善良的甘地再次证实，他自己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叛逆者”。
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获悉甘地安然脱险的消息后，慰藉的浪潮席卷全球。这足以说明甘地的圣洁之心受到人们普遍颂扬”。埃及报纸颂扬甘地是“东方世界一位品德高尚的儿子，将其毕生精力献给和平、宽仁与博爱事业”。印尼报纸认为甘地的功德“为把亚洲人从苦难中救出来带来了曙光”。“巴基斯坦之父”真纳也在甘地绝食停止的当日宣布欢迎昔日的政敌前来访问他的新国家。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美誉，甘地感到由衷的欣慰，他认为这意味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为世人瞩目和接受，此时他又萌生一个宏伟的计划，准备以步当车，穿越刚被冲突弄得伤痕累累的旁遮普大地，沿着难民逃亡的大道一步一步走向巴基斯坦。这样他既可以体察民情，安抚民心，又可以广泛传播非暴力和博爱思想。为了这一计划，他必须养精蓄锐。
1948年1月20日下午，甘地按时举行晚祷，进行中，突然有人向平台上投掷炸弹，炸弹在甘地身边响起，引起人群慌乱，然而甘地却安然无恙。投掷炸弹的凶手当场被警察抓获，另一批来不及下手的凶手落荒而逃。
暗杀事件发生后，新德里警察局从刺客口中得知了炸弹案的幕后操纵者及活动计划的若干情况，但后来却因至今仍不为人知的真实原因和各种阴差阳错，没有将所有阴谋分子一网打尽，以致最终甘地为之付出了生命。
比尔拉寓所挨炸后，警方为加强对甘地的安全保障，德里警察局副局长来到比尔拉寓所，请求甘地允许他加强比尔拉寓所的警力，并建议搜查前来参加祈祷会的所有可疑分子。但甘地对此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警察不能干预正在做祈祷的信徒。还说：“神是我的唯一保护人，如果它想结束我的生命，任何人也不能拯救。”他还威胁说：“如果你坚持这样做，我立即离开德里。我将宣布，你对我的出走负全部责任。”对此警方也无可奈何，只能派出一些便衣警察和保安人员出席甘地每日例行的祈祷会，并指定专人随侍在甘地左右，以防不测。
1月26日是印度国庆日。甘地应尼赫鲁请求，开始着手为国大党起草新党章，以确定国大党在印度独立后的新目标和作用。现在甘地已恢复正常。
此时甘地正准备开始他前往巴基斯坦的长征。他指示医生兼秘书苏悉拉女士立即动身前去巴基斯坦，为这一行动作准备，并要求她必须在1月30日返回。他准备在2月3日离开比尔拉寓所，开始他的巴基斯坦之行。
1月29日，甘地一如既往，手摇纺车，练习书写孟加拉文，给几位友人写信，同客人交谈，然后进行清水灌肠和1小时的泥土糊汁治疗。他接见了美国女记者并对她讲美国必须放弃原子弹，非暴力是原子弹难以摧毁的武器。这一天下午，有40名从巴基斯坦逃出来的锡克教和印度教难民来到比尔拉寓所，要求会见甘地。有人高声叫嚷：“你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滚开这里，你应该立即退到喜马拉雅山的山洞里去。”甘地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所遵循的唯一指示来自神，神在我内心深处。我看你们如兄弟姐妹或儿女，你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为什么你们认为我不知道你们所受的苦呢？”“我不受任何人的差遣为社会服务，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停止服务。”“我诚愿住在喜马拉雅山，在那儿不用愁吃、愁穿、愁住。那将是宁静的住处。但我不要那种宁静，我愿从痛苦中求宁静，我的喜马拉雅山就在这里。”这天晚上，甘地在十分郁闷的心境下继续新党章的起草，并在21时15分完成了他的这一遗作。
1948年1月30日是星期五，这是耶稣受难日，也是甘地人生的最后一天。这一天甘地接待了很多客人，下午4点，甘地处理了他这一天最后的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桀傲不驯、注重实际的内政部长帕迭尔与刚烈执著、富于理想的尼赫鲁无法合作共事，帕迭尔已提出辞呈，并给甘地送来辞呈副本。甘地力图说服帕迭尔改变主意，因此之故，一向守时的甘地耽误了10分钟才赶到晚祷会场。
5点10分，甘地在摩奴与阿巴的扶持下走向通往晚祷会场的草坪，但平日随侍左右的两位关键人物不在场：苏悉拉医生尚未从巴基斯坦返回，负责保护他的警官因市政部门的职员计划罢工而被紧急招回警察局。
甘地平日走路时，常把双手搭在摩奴和阿巴肩上，当靠近人群时他习惯地收回手臂，然后独自走上台阶，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此时就在甘地收回双手即将走向平台的一霎那，早已潜伏在此的国民公仆团的头目纳图拉姆·戈德森跑到甘地面前，他先向甘地鞠躬行礼，口中低声说道：“圣父，您好！”摩奴以为此人想要抚摸甘地的脚，伸手礼貌地将他挡开，纳图拉姆猛然推开摩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顶住甘地赤裸的胸口连开几枪，殷红的血立刻染红了洁白的土布拖地，甘地双手合十，似乎想迈出最后一步，口中喃喃念到：“神啊！”随后徐徐倒地。倒地时，这一双手合十的姿势依然未变。这位终身提倡“非暴力”的老人就这样死在了狂热分子的枪口之下，结束了他那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此时正是1948年1月30日下午5点17分。
凶手打死甘地后并未趁机逃走，反而大声呼喊警察，束手就擒。凶手纳图拉姆·戈德森是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出身婆罗门，他奉行素食，节欲，早年崇拜甘地，投身不合作运动，并因此而入狱。1937年，他受沙瓦迦尔的影响，参加了以复兴印度教统治地位为目标的印度教大会，并创办了“国民公仆团”。1944年买下一家报纸《印度民族报》，自任社长，宣传反甘地和反伊斯兰教及其他非印度教等派的政治主张，不遗余力宣传暴力和种族至上，并因此而刺杀了甘地。
甘地被抬进房间，人们把他放在卧榻上，阿巴在血迹斑斑的“拖地”上盖上被子。人们开始清理他的遗物：一架木纺车，一双拖鞋，3只小猴雕像①，一本《薄伽梵歌》，一只怀表，一个痰盂和从耶拉伏达监狱带回来的一个金属洗脚盆。
①三只雕猴，一只掩耳，一只盖眼，一只捂嘴，象征德性的三大秘诀：勿听邪恶；勿视邪恶；勿传邪恶。）
甘地遇刺极有可能导致全印宗教仇杀的大混乱，印度政府决定全国处于戒备状态。18点，即甘地遇刺43分钟后，政府发表了一个经过审慎推敲的公报，向全国人民通告圣雄甘地于17点17分在新德里遇刺身亡。
总督蒙巴顿得悉甘地遇刺的噩耗后，立即赶到比尔拉寓所。他来到时，房间里已挤满了人，尼赫鲁面色惨白，脸上留有泪痕。帕迭尔紧挨尼赫鲁坐着，两眼迷惘愣视前方，他实在难以接受刚才还同他热烈争执的领袖已永难复生。甘地周围的女眷们强忍悲痛，低声念祷《薄伽梵歌》。房间内点燃了数盏油盏和香烛，甘地安祥地躺在由灯光与烛光映成的金黄色的光环中。蒙巴顿接过装有玫瑰花瓣的杯子，在死者身上撒下片片花瓣，表示印度最后一任总督对这位终身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人的敬意。
总督蒙巴顿亲自负责安排葬礼，他本想采用防腐香料保存甘地的遗体，周游印度各地，以使甘地爱戴和终身为之效劳的人们能瞻仰他的遗容，但由于甘地生前立有遗嘱，遗体将在他死后24小时内按印度教的习俗火化，蒙巴顿只有按甘地的遗愿安排他的后事。为防止群众太多，无法维持秩序，蒙巴顿建议动用军队护送灵柩和准备葬礼。虽然甘地的很多信徒明知此举有悖甘地的心愿和非暴力理想，但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了。
印度举国上下因失去他们的精神领袖而无比悲伤，人们以传统的方式寄托哀思。一望无垠的恒河平原上，再也看不到一缕炊烟，大地一片沉寂，只有甘地生前最喜欢听的赞美诗在上空低回盘旋。在浦那城，愤怒的群众难以遏制对夺去甘地生命的仇敌的满腔怒火，他们力图冲破警察的警戒线，要捣毁国民公仆团及其机关报《印度民族报》社址。在孟买城，1000多名群众拥入沙瓦迦尔的住处。在其他城市，极端主义政党——印度教大会的成员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办事机构也被群众捣毁。在巴基斯坦，数百万妇女打碎戴在手上的玻璃手镯，以传统方式表达她们哀痛的心情。
甘地殉难的比尔拉寓所成为全国最催人泪下的所在。甘地的遗体安放在比尔拉寓所一楼的平台上，上面洒满玫瑰和茉莉花瓣，五盏油灯环绕四周，象征自然界的四大组成部分——火、水、空气和土地以及将他们连为一体的阳光，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到这里，最后看一眼他们的救星。
新德里的另一隅，印度广播电台传出了尼赫鲁沉痛的声音：我们生命中的光辉消失了，整个国家沉浸在黑暗之中。我们敬爱的首领，我们称之为巴布或国父的人离开了我们。我刚才说光明消逝了。不，我说错了，因为照射在这一国土上的光辉并非普通的光芒，千年之后，它将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世人们将看到这灿烂的光辉，因为它将为所有人带来慰藉，它代表生命与永恒的真理，带我们古老的国家走向自由。
2月1日，新德里成了世界人民寄托哀思和祭奠英灵的圣地。印度各地的群众已走了整整一夜，一清早，街头巷尾挤满了哀悼的群众，哭啕声、呜咽声和啜泣声响彻街区上空。世界各地的唁电也雪片似的飞向新德里，吊唁这位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乔治六世国王、艾德礼首相乃至甘地的宿敌温斯顿·丘吉尔；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数千名英国人纷纷对甘地遇难一事表示慰问。史末资将军也从南非发来唁电，称“全人类的巨擘刚刚离开了人世”。在梵蒂冈，教皇庇护十四盛赞甘地是“和平世界的捍卫者、基督教徒的朋友”。在华盛顿，杜鲁门指出：“全世界同印度一起悲哀地哭泣。”真纳在唁电中提到：“面对死亡，一切争论已不复存在。因为甘地是印度教派空前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上午11时，灵床放置到平板灵车上，灵车将穿过首都，然后到亚穆纳河附近的拉杰加特火葬场，那里是火化历代国王的地方。甘地的遗体上覆盖白红两色布单和独立印度的三色国旗。为了尊重甘地极为厌恶现代机械化的思想，灵车由250名士兵用四条长麻绳牵引徐徐移动。送葬行列以4辆装甲车和总督卫队为前导，这是有史以来驻印总督的古老卫队的骑兵们第一次向一位印度人致敬。
送葬队伍后面跟着首尾不能相望的不同种姓、宗教、种族、肤色的群众队伍。在通往亚穆纳河长达8公里的路上，撒满了玫瑰花与茉莉花。沿途各处的人行道上、河堤上、树枝上、窗户上、屋顶上和电线杆上，到处是等候与甘地诀别的人群。整整5小时，人流不断加入送葬队伍。在亚穆纳河河滨广场，还有数10万群众等候在那里。
下午4点，火化仪式开始。甘地的两位儿子把甘地的遗体安放在檀香木柴堆上，按照印度教葬仪规定，头部朝向北方。当火舌开始吞噬檀香木时，人群中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哭叫声和难以抑制的激动表现。随着来自河边的凉风扇起一阵阵冲天火焰，甘地安祥的面孔终于消失在金色火焰与彩霞交织的帷幕后面。
遗体火化的第12天，甘地的骨灰像千百万印度亡灵的骨灰一样，撒入了一条注入大海的河流之中。
附录 甘地年表
1869年10月2日，生于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岛的波尔班达邦。
1876年随父迁入拉奇科特邦，在此就读小学与中学。
1882年13岁的甘地与同龄女孩嘉斯杜白结婚。
1885年父亲逝世。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夭折。
1887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巴纳迦尔城的萨玛尔达斯学院就读。
1888年9月，甘地只身赴英深造。通过入学考试进入伦敦大学攻读法律。
1891年6月10日，甘地完成伦敦大学学业，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1日在伦敦高等法院注册，12日启程回国。回国之初，甘地先去孟买当律师，历经挫折。半年后重返拉奇科特，依靠其兄的帮助，勉强维持律师业务，没多久又辗转到波尔班达王公手下供职，为其争权夺利，深感苦闷、压抑。
1893年5月底，应聘抵达南非处理一宗40000英镑的债务纠纷，在从德班到比勒托利亚途中遭受了一连串歧视，开始关注南非印侨的处境，并力图予以改善。
1894年甘地打赢了第一场官司。在南非印侨为之举行的饯别会上，偶然得知纳塔耳立法议会正讨论一个旨在剥夺南非印度人选举权的法案，决定推迟归期，领导南非印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并在纳塔耳高等法院登记为第一个有色人种律师。5月22日，发起成立了南非印侨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下半年，为一个可怜的泰米尔人声张正义，因而在南非契约工人中声名远扬。
1896年夏，甘地回国，先后赴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德、孟买、浦那、马德拉斯、拉奇科特等地广泛结交新闻界人士与印度国大党领袖，宣传南非印侨的疾苦，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11月，携家眷返抵南非。继续从事律师业务，为南非印侨谋取正当权益。
1899年10月，英布战争爆发，甘地组织印度救护队为英军效劳，直到1900年2月印度救护队解散。
1901年12月，携妻儿返回印度，参加国大党的加尔各答年会，向大会提出一个有关南非问题的议案，获得通过。与温和派领袖戈卡利过从甚密，随后开始坐三等车旅行各地，在拉奇科特、孟买重操律师业务。
1902年12月，被南非急电招回，准备向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递交请愿书，请求给予印侨平等待遇，没有结果。他决定定居约翰内斯堡，坚持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1904年在南非创办《印度舆论报》（周刊）。受哲学家鲁斯金《给那最后的》一书启示，在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创办凤凰村，奉行没有阶级压迫、种族歧视、人人自食其力的“乌托邦”理想。
1906年4—6月，南非发生“祖鲁人叛乱”，甘地解散约翰内斯堡的大家庭，前往德班组织了一个20多人的救护队，开赴前线。“祖鲁人叛乱”平息后，甘地立下绝欲誓言。8月22日，德兰士瓦政府公布亚细亚法草案，其中印侨管理法规定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登记并领取带个人手印的身份证，随时接受检察，否则要被处以重罚或驱逐出境。甘地组织了请愿团和抗议集会；11月，甘地赴伦敦请愿游说，试图通过合法途经实施补救。英殖民大臣额尔金宣布：亚细亚法暂缓实施，该法的附属法规也应停止执行。
1907年德兰士瓦与奥伦次殖民地获得自治权。德兰士瓦第一届国会又通过了亚细亚法，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反歧视性立法。12月27日，政府传讯甘地及其他24名领袖，28日，甘地及其同志以无证居留罪被判驱逐出境。
1908年1月10日，对甘地的判决开始执行。甘地发表声明，要求改判重刑，政府改判甘地2个月徒刑，将其押往约翰内斯堡监狱。甘地入狱，反政府情绪激化，史末资屈于压力与甘地秘密谈判，达成协议。31日，甘地获释。5月9日，印侨完成自愿登记，但政府背信弃义，甘地决定再次发动反击。9月29日，甘地被捕，被关押在伏克斯洛斯监狱。10月16日，转到约翰内斯堡监狱。12月初，甘地刑满出狱后恢复律师业务与政治活动。10日因夫人病重回到德班。
1909年1月15日，返回德兰士瓦，因无身份证被驱逐出境，几次违抗，被判刑3个月。5月24日刑满出狱。6月23日，甘地率团赴伦敦请愿，徒劳无获。11月13日，离开伦敦。回南非途中，写就《印度自治》一书。
1910年5月，甘地接受德国建筑师卡伦巴赫的捐献，创建了托尔斯泰农场，并开始和托尔斯泰通讯，深受其影响。1910年停止了年收入6000英镑的律师业务，每月领取3英镑生活费，全部积蓄捐献于南非公益事业。
1911年2月，由于甘地领导的南非印侨斗争，南非政府公布新移民法，对亚洲人入境不再采取直接拒绝，而代以严格的教育考试。甘地同史末资达成临时协议。南非政府不再通过歧视性立法，印侨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6月1日，在押的非暴力抵抗犯全部获释。
1912年10月22日，印度国大党领袖戈卡利访问南非。11月15日，戈卡利与南非政府达成谅解，南非当局废止“黑法”，修改移民法中种够歧视的内容，取消3英镑人头税。但南非政府口是心非，一如既往推行旧制。
1913年9月13日，甘地再度组织印侨进行非暴力抵抗，以抗议歧视印度侨民的立法。10月28日，甘地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示威长征。途中，甘地几度被捉，几度具保外释，11月10日上午，示威长征者全体被捕，11日上午，甘地被判刑9月或罚金60英镑，甘地选择入狱。甘地入狱引起纳塔耳印侨更大的反抗，政府高压亦无效。
1914年1月，史末资与甘地取得协议，取消3英镑人头税，承认印度人婚姻的合法性，同意印度人持有按手印的移民证即可进入南非。7月，甘地离南非前往伦敦。适值“一战”爆发，甘地组织印度救护队，准备开赴前线，自己因病于12月启程回国。
1915年1月，甘地回国。受到隆重欢迎。回国之初，甘地在国内旅行，以了解印度的实际情况，5月在阿赫米达巴德创立了真理学院。
1916年甘地继续旅行各地，开始发表一系列重要演讲。
1917年甘地采取实际行动，尝试非暴力抵抗斗争。2月9日开始，鼓动废除契约劳工制，接着奔赴三巴朗，调查佃农受剥削的情况，迫使政府废除了对靛青工人的契约制，并开始在那里从事建设性工作。
1918年2月，甘地应纺织工人代表之邀，前往阿赫米达巴德处理劳资纠纷。他支持工人罢工，并以绝食鼓舞工人士气，迫使资方让步。后又前往凯达地区，组织农民非暴力抗税，迫使政府免征歉收农民的田赋。4月，应印度总督之邀，参加作战会议，在总督答应考虑自治领地位和哈里发问题后，支持募兵决议案。7月，“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法案公布后，国大党内出现分裂，温和派主张全盘接收，激进派表示拒绝，甘地主张有条件的接受方案。
1919年3月，剥夺人民民主的“罗拉特法案”公布。甘地抱病发动全国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4月6日，全国总罢市。政府血腥镇压酿成阿姆利惨案与旁遮普暴行。18日，甘地要求暂缓非暴力运动。同一时期，甘地接办《青年印度》与《新生活》两刊物，宣传非暴力主义。10月17日，得到政府许可后赴旁遮普调查旁遮普事件真相。11月24日，应穆斯林领袖之邀赴德里主持召开了全印哈里发印穆联席会议，会上甘地首次提出“不合作”一词。12月，出席国大党阿姆利则年会，提出谴责人民暴力案及主张对正式颁行的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法案予以接受，因此与国大党元老提拉克、达斯等意见分歧。会上甘地受命调查旁遮普事件，负责修改党章和为纪念阿姆利则惨案募捐。
1920年3月19日，甘地在哈里发运动中提出不合作运动计划。5月14日，印度政府公布的协约国瓜分土耳其条款及5月28日亨特委员会调查节使甘地放弃了对大英帝国的幻想，坚决走上了不合作之路。8月1日，甘地在未取得国大党大会通过之前，率先退还英皇授予他的勋章，发动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经过激烈争议，通过了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提案。12月，国大党那普尔年会确认了加尔各答特别会议精神，还通过了甘地起草的新党章及其建设性纲领。自此，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路线成为指导国大党活动的总路线，从而开始了国大党的“甘地时代”。
1921年2月，甘地赴加尔各答为国民学院揭幕，全国各地创办国民学校，蔚然成风。不合作运动进入高潮，同时也出现了暴力冲突与农民暴动。为防止大规模暴力发生，甘地决定暂缓群众性不合作运动，集中精力于9月30日以前禁绝洋布，推广土布。7月31日，甘地聚众焚烧洋布，各地响应。9月，甘地宣布每天纺纱半小时，从此以后，放弃任何服饰，只缠一块手工纺织制作的腰布，必要时搭一块土布披巾，剃光头发。10月，甘地等50人发表宣言谴责印度政府迫害穆斯林领袖阿里兄弟，再次准备发动不合作运动，获11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批准。
1922年2月1日，甘地向总督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政府释放政治犯，恢复人民言论自由，限政府7日内答复，否则将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2月5日发生暴力事件，甘地决定取消拟议中的不合作运动，代以纺纱、改革和教育性工作，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受挫。3月10日，甘地被捕，判刑6年。
1924年2月5日，甘地因急性盲肠炎施行手术后，获释出狱。此时，印度国内政治形势出现了严重的离心倾向，国大党分裂为主张参与立法会议的“自治派”和坚持不合作路线的“维持派”，印穆团结局面被破坏，宗教冲突严重。甘地提出集中全力从事土纺土织，印穆亲善、解救“贱民”三大中心工作，以重振士气，维系民心。为平息教派冲突，他绝食自苦，为团结“自治派”，他主动让贤，并压制支持他的维持派，获得国大党和人民再度信任。
1925年甘地旅行全国各地，推广其建设性方案。
1926年甘地因健康原因回沙巴玛迭真理学院静养，开始撰写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连续3年。
1927年甘地旅行全国各地，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消“贱民”阶级、统一语言等问题。12月，国大党马德拉斯年会，通过贾·尼赫鲁的“独立案”等一系列激进纲领，甘地暂时保持沉默。
1928年年初，甘地返回真理学院。1月12日，在《青年印度》上发表声明，批评国大党通过的独立案，流于空想和形式。2月3日，西门调查团抵印，印度各阶层一致抵抗，出现有利的革命形势。甘地批评运动中出现的苏俄暴力斗争方式，但主张发扬其牺牲精神。12月，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讨论宪法委员会起草的宪法草案。国大党内代表保守与激进两派力量的尼赫鲁父子意见尖锐冲突。甘地提出折衷办法，如果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自决案不能在1929年12月31日前被英国国会通过，国大党将恢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宣布独立。
1929年1月，甘地在加尔各答亲自主持一家土布店的开幕式，并通过给买主发票签名及加盖全印土布协会印章等方式鼓励服用土布。2月，甘地又开始焚烧洋布。5月，甘地参加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号召在1930年8月前要组织75万党员，准备迎接革命高潮。10月31日，印度总督欧文发表声明，表示准备举行圆桌会议并声称英国准备给印度自治领地位。甘地等印度各方人士立即在德里举行“领袖会议”，通过联合宣言，提出了参加圆桌会议的各项条件。但是英国政府对欧文总督的谈话予以澄清，表明英国并不准备给印度自治领地位。12月23日，欧文总督与甘地等各方印度人士的谈判无果而终。12月，国大党拉合尔年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独立问题的主要决议，并准备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1930年1月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定1月26日为全国支持独立日。26日，印度全国举行独立誓师。31日，甘地向欧文总督提出包括降低卢比兑换率、降低田赋、减少军费、削减英国官员薪俸、保护关税等11项具体要求，如要求得不到满足，即发动不合作运动。2月27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宣布不合作运动的几点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3月2日，甘地再次致信总督，重申11点要求，希望总督立即答复，总督拒绝。3月12日，甘地发动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全国积极响应，英国政府残酷镇压。5月4日，甘地被捕，全国人民报以更大规模的斗争，英国当局无法控制局势。7月，为缓和矛盾，英国宣布将在伦敦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印度地位问题，呼吁各党派领袖参加，并开始同狱中的甘地及尼赫鲁父子谈判，英国政府拒绝和谈条件，谈判破裂。11月12日至1931年1月19日，圆桌会议在伦敦举行，国大党无人参加。
1931年1月26日，为缓和矛盾，英印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等国大党领袖。2月17日——3月5日，甘地赴德里与欧文总督谈判，达成甘地—欧文协议，双方休战。这一协议遭到国大党左派及群众的不满抗议。3月，全印委员会通过甘地——欧文协议，还决定派甘地到伦敦出席第二次圆桌会议，因政府无意履行休战协议和在印穆关系上设置障碍，甘地表示不出席圆桌会议；8月25日，甘地赴西姆拉会晤印度总督威灵顿，政府答应履行甘地——欧文协议，对破坏协议事件实行调查，甘地最终同意前往伦敦。9月7日——11月28日，甘地出席伦敦圆桌会议，英国政府无意给予印度独立的国防与外交权，国大党想通过与英国谈判解决独立问题，希望破灭。12月28日，甘地返回印度，政府在他出国期间不仅未遵守停战协议，而且还在加紧镇压，一切和平均成泡影。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4日，甘地及国大党主席被捕，运动进入低潮，甘地在狱中发动“哈里真”运动。8月18日，甘地对外宣布，除非英国首相撤销“贱民”保障名额分区选举，他将绝食至死。9月20日开始绝食，25日，国大党领袖与“贱民”协会代表就议席问题达成协议，全印宗教领袖也签署协议，取消印度教中所谓“贱民”阶级，“贱民”将享有和普通印度教徒一样的平等权利。26日，甘地停止绝食。
1933年2月11日，甘地主办《哈里真报》（周刊）。4月15日，甘地在《哈里真报》上表示，他将以绝食为主要手段解救“贱民”。30日，甘地对外宣布他将从5月8日至29日绝食21天。5月8日上午，政府释放甘地。甘地出狱后，仍坚持绝食21天。随后，召集国大党领袖开会，决定停止群众性不合作运动，改由个人的不合作运动。7月26日，甘地宣布解散真理学院，以便学员能分别参加不合作运动。31日，甘地率33名真理学院师生踏上征途到农村作长途宣传。8月1日，甘地与夫人、秘书戴赛及其他真理学院学员全体被捕。3天后获释，但被禁止离开浦那，甘地不从，被判刑1年。8月16日，甘地抗议政府阻挠其在狱中继续进行哈里真运动，表示绝食至死，绝食1周后，甘地濒临死亡，政府宣布无条件释放甘地。9月13日，甘地发表声明，他个人将停止非暴力抵抗一年，将集中精力于解放“贱民”。9月30日开始作募集“贱民”基金的长途旅行，历时将近1年。行程12500英里，募得基金80万卢比。
1934年4月7日，甘地发表声明，劝告所有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一人代表国大党来从事这一斗争，恢复不合作运动必须经他同意。这一声明，遭到国大党左派的谴责和右派的不满。他表示将退出国大党。9月10日，甘地阐述了他必须退出国大党的理由，并提出了他留在国大党的先决条件。10月26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孟买举行，与会代表无法接受甘地的条件，甘地决定退党。甘地退党后，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决议，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参加立法会议选举。甘地本人则专心致力于乡村工业建设。
1936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正式颁行。4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会议，否决了印度政府组织法，甘地出席会议，推荐尼赫鲁为国大党主席。勒克瑙会议后，甘地迁居西迦昂的一个偏远小村，住进茅棚，体验实际的乡村生活。12月，国大党年会重申不与印度政府合作的一贯立场，还通过有关降低地租、田赋等土地纲领，甘地未出席大会，但发表声明支持国大党的决议。
1937年年初，立法会议选举，国大党获全胜。甘地提出，在英国省督保证不干预国大党政府的条件下，国大党可以接受部长职务，为国大党领导机构采纳。但国大党在各省上台执政后，暴露出各种问题，阶级关系尖锐，党派分歧与宗教冲突严重，甘地不得不花更多精力解决国大党面临的难题。
1938年4月，甘地与真纳会谈没有结果，印穆关系进一步恶化。9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甘地提议授权参政的各部部长，对煽动暴乱或参加暴力斗争者采取制裁。
1939年1月～4月，国大党新主席选举时，激进派领袖鲍斯当选，而甘地支持的席塔玛利亚落选。甘地施展手腕，迫使鲍斯辞职，改选右派领袖卜纳沙德。在国际局势恶化的情况下，甘地加紧宣传其非暴力主张，并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断提出见解。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时，印度总督宣布印度进入战争状态。5日，甘地应邀会晤总督。甘地以个人的名义表示他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不可能支持战争，但出于纯人道考虑，他同情英法。9月13—14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尼赫鲁起草的决议，谴责法西斯主义及其侵略行为，表示除非英国把印度当作平等国家看待，并明确保证在战后给印度独立，在战时成立责任政府，否则不支持英国作战。15日，甘地发表个人声明，原则上赞成工作委员会决议。10月17日，林利兹戈在继任总督时发表白皮书，保证在战后考虑召开制宪会议来制定印度宪法，但拒绝在战时成立责任政府。甘地和国大党对此深感失望，国大党表示将不支持英国战争努力，并警告英国将发动不合作运动，借以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