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以后，我觉得齐尔关的房子不合适；潮湿，光线不好， 于是我和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商量，决定在孟买郊区租一栋空气清新的洋 房。我到班德罗和珊塔·克罗兹去找寻，班德罗有一个屠宰场，但我们不能 选择那个地方。喀特科巴和附近各地离海太远了。最后我们看上了珊塔·克 罗兹一栋漂亮的洋房，从卫生观点来说，算是最好的了，所以我们就租下来 了。
我买了从珊塔·克罗兹到赤契喀特的头等火车季票，我还记得常常感 到自豪，因为头等车厢里往往只有我一个乘客。
我常常步行到班德罗去搭直接开到赤契喀特的特快火车。
我的律师业务比我所预期的还要兴旺。我的南非当事人常常给我一些 工作，而这就够我开销了。
我在高等法院里还没有弄到什么工作，不过我却参加了当时常常举行 的“辩论会”，虽然我一直不敢参加辩论。我记得贾米亚特朗·纳纳巴伊是 一个出色的参加者。象别的刚做律师的人一样，我到高等法院去旁听，与其 说是为了增加见识，不如说是为了享受那令人陶醉的直接从海上吹来的微 风。我发现享受这种乐趣的还不止我一个人。这似乎是一种时髦，所以也没 有什么难为情。
然而我却开始利用高等法院的图书室了，而且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 我觉得不久我就可以在高等法院里找到工作了。
就这样，一方面我开始感觉我的职业多少有些顺利了，另一方面戈克 利的眼睛却一直看着我，忙着为我而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他每星期总要到我 的事务所两三次，常常是带几个他要我认识的朋友来，而且设法使我熟悉他 的工作方式。
然而可以说上帝总是不容许我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他以自己的方法 消除了我的一些打算。
正当我觉得可以如愿以偿地定居下来的时候，我却接到了南非发来的 一封意外的电报：“张伯伦可望抵此，盼即返。”我记得我的诺言，于是回电 说一等他们汇钱来，我立刻就动身。他们很快便把钱汇来了，我关上了事务 所，动身到南非去。
我估计我到那里去至少得工作一年，所以我保留了那栋房子，把妻子 和孩子们留下。
当时我相信凡是有事业心的青年，如果在国内找不到门路，就应当到 国外去想办法。所以我便带了四五个这样的青年，其中有一个便是摩干拉 尔·甘地。
甘地家族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大家族。我要把那些愿意离开迷途而敢 于出国的人都找出来。我的父亲常常收容一大批人，给他们安插一些政府的 工作。我要他们从这种诱惑中解放出来。我既不能、也不愿意为他们找别的 工作；我要他们自食其力。
然而当我的理想提出来的时候，我设法说服这些青年也把他们的理想 同我的理想一致起来，而我在指导摩干拉尔·甘地方面，确实获得了最大的 成就。不过这以后再谈吧。
和妻子儿女分离，眼看着刚刚安顿下来的家又拆散了，而且又要从安 定走向不安定——所有这一切一时不免令人难过，但是我已使自己习惯于不 安定的生活了。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指望安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世界除 了上帝是真理以外，别的全都不是确定不变的，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周围所出 现和发生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暂时的。然而至高无上的上帝本身就是代表 着确定，如果有人能看见他并遵照他的指引，那么就有福气了。追求那种真 理就是生命中最高的完美。
我恰逢其时地赶到了杜尔班。那里已有工作等着我。派代表去等候张 伯伦先生的日期已经定了，我得起草一份备忘录，准备递交给他，还得和代 表团一起去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