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第二章 伯里西人与妇女解放运动 第三章 印度人民的精神领袖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一个瘦瘦的脸孔，两个大而凸出的黑眼珠，头上戴一顶白色的小帽，身上穿一套白色的粗布衣，赤着两足。这就是少年时代的甘地。他食的是饭和果实，饮的单是清水。他在地板上睡觉——睡得很少，只是不停地工作。他的躯体，他好像是绝不留意它。他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奇相——除了他有一种“无穷的忍耐和无穷的爱”的表情。当皮尔逊在南非洲遇见他的时候，他便不加思虑地想到阿栖栖的圣法兰西斯。他有一种差不多和孩童一般的天真。他对人的态度是仁慈和虔敬，就是对待敌人的时候，也是如此。并且他又有一颗毫无污点的诚心。他的谦逊和不敢臆断的态度使他有时好像是一个怯弱和无决断力的人。可是，你能觉得他有一股不可屈服的精神。他不做妥协的事，他从未想掩藏过失。如果他错了，他并不怕承认他的错误。权术，他是不晓得的。他回避以口才动人，或者说，他从未想及这件事。他自然而然地，避开专为歌颂他而组成的民众团体 。说得文雅一点，“他是烦厌那赞颂他的民众 ”。他不信任“多数”的人，他怕群众的暴政和无所顾忌的情感。惟有在“少数”的人之中，他才觉得舒适，而在他独自静思以倾听其内心独白的时候，他才得到最大的快感。
这个人，便是那鼓起了３亿人民的革命，摇动了英帝国的根基，和把过去２０００年所积聚的最强的宗教原动力引入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人。
他的全名是甘地摩罕达斯卡蓝成德。在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２日，他生于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半独立省，在奥曼海岸的一个城邑，叫做坡班达尔，一名叫做“白城”。他所出生的宗族 ，本是一个勇敢和活泼的宗族。族中的特性，崇尚实际，又具有商业的技能，从亚丁以至三给巴尔的一切贸易，都是该族的人创设经营的。后来这族中的人因为内争而分为两派。甘地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人民的领袖，都因为他们的独立精神而受窘迫。他们都因受迫害而逃亡，他们的生命，都在危险中度过。甘地的家庭，颇称富裕，属于社会中的农民阶级，然而不是超等的种姓。他的双亲都是印度教中耆那派的信徒。这一派的教门，承认亚喜米沙以不杀害生物为其基本的教义。这条教义，便是甘地所要胜利地传布全世界的主义。耆那教徒相信走向神台的道路，是爱而不是智。甘地的父亲平素甚为慷慨，不以财富和物质上的价值为重，所以他把他的家财，几乎全数用于慈善事业，并没有留什么东西给他的家人。甘地的母亲是个甚为虔敬神的妇人，类似圣依利甘地的家中，罗摩衍那是逐日宣读的。他的第一个教师是一位印度教人，他教他背诵维士努在后日，甘地懊悔自己未能做一个更高深的圣斯克里特的学者。他对英国教育的抱怨，有一条便是说它使土人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语言的宝库。可是甘地仍是一位高深的印度经典学生，虽然他只是读吠陀和优婆尼沙昙的译本。
在他小时候，他曾经过一回严重的宗教危机。看厌了印度教人有时执行的拜神礼节，他便变为——或者他想他自己已变为——一个无神论者。因为要证明宗教对他并没有价值，他和几位朋友甚至于食肉，这是教徒亵渎神最利害的举动。因此，甘地便害上了噤口和脱疽的毛病，差不多绝了他的生命。他在８岁订婚，在１２岁结婚。在１９岁，他被送到英国伦敦大学的法学院去完成他的学业。在他离开印度以前，他的母亲命他立３个耆那教的誓：戒酒、戒肉、戒色。
他在１８８８年９月抵伦敦，起初几个月，飘游不定，花费了许多时光和金钱想使自己成为一个英国人。随后，他又做苦工，严格地规范自己的生活。有几位朋友送他一部圣经，但是他还未达到能够明了它的时候，他第一次觉察到了巴格哇季达的美丽处，而倾心于它。这便是那已经被放逐的印度人所寻求的光明，它恢复了甘地的信仰。他觉得他自己只有从印度教中才能得救。
在１８９１年他回归印度。这一次回归家很忧闷，因为他的母亲刚逝世，而在他回归以前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回家后没有多久，他便在孟买的最高法院中当律师，过了几年，他觉得这种职业是不道德的，因而便把它放弃。但是在他当律师的时候，他常常对他的主顾说定，假如中途他觉得他所辩护的案件是不公道的，他有权利可以把它放弃。
在这期间内，他遇到了好些决定他前途和使命的人物。其中有２人对他的影响最大，一位是“孟买的无冠之王”达达海巴尔斯；一位是哥黑尔教授。哥黑尔是印度的主要的政治家之一，他是提倡改良教育的第一人，而达达海巴尔斯，依甘地所说，却是印度国民运动的真正的创始者。这两位都具有最深的学识和智慧，而同时又是绝等的朴素和和蔼。为了磨练甘地的青年的锐气，在１８９２年，达达海教甘地以亚喜米沙的第一种真正的原则，教他实行英雄式的忍耐主义——假如这两个字眼能够缀合在一起的话——于政治生活，这就是说要用爱来征服恶魔，而不是用恶魔来征服恶魔 。“亚喜米沙 ”，是印度给世界带来的最主要的消息。
这两位先锋后来被青年们所遗忘。他们的政治理想已经落后，而他们开路的功绩，也被否认。可是，甘地常知道他们的功劳，而真诚地景仰他们，特别是景仰哥黑尔。他对于哥黑尔差不多有一种极深的和宗教上的爱恋。他常常说哥黑尔和达达海这两个人是“年青的印度”所应当尊敬的。
甘地的活动可以分为二个时期：一是从１８９３至１９１４，活动的地方是在南非洲；一是从１９１４至１９２２，在印度。
甘地在南非洲活动了２０余年，而对欧洲并未加以任何特别的注意。这种事实，常为一些政治领袖、历史家、思想家、和信仰家提供攻击他的证据。因为甘地的心力，组成了一部灵魂的歌曲，这部歌曲，有需求和牺牲的“紧张性”和“永久性 ”。这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可以和它比拟的，而且它最后的胜利，也是无可比拟的。
在１８９０年至１８９１年之间，有１５万印度的侨民移居南非洲，他们中大多数住在纳塔耳。白种人恨他们的移住，而政府又用种种方法阻止亚洲人移居和强迫已经移居在非洲的人离开，用以激发白人仇恨亚洲人的心。印度人在非洲的生活已无法支持。他们既负着极繁重的税，而又受种种严酷的警察法规所约束，并且产业和身体，都可随便受掠夺和捣毁，丝毫没有保障，这些事，都是在“白人”的文明之下所出现的。
在１８９３年，甘地因为一宗重要的案件被请到比勒陀利亚去。他对于南非洲的情形，并不熟悉，但是他刚到了那边，便遇见了很多可以表示的经验。甘地本是一个印度贵族，在欧洲和在英国都受过很优厚的待遇，他把白人当作他的自然的朋友。可是忽然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受侮辱的人。在纳塔尔，特别是在荷属的脱兰斯瓦尔地方，甘地从旅馆和车上被拉出来，几回受辱，挨打。假如不是他已订定了留住南非洲一年的契约，他一定立刻跑回印度。在这１２个月中，他磨练了自制的本事，但仍然盼望契约满期，使他可以回归印度去。可是在他最终将离开的时候，他晓得南非洲的政府正预备通过一条决议案，剥夺印度人的选举权。在非洲的印度人完全没有组织，很散漫，所以一点儿也没有法子自卫，只得坐以待毙。他们没有领袖，没有人可为领导。甘地觉得保卫他们是他的责任，他觉得离开他们是错误。这般一无所有的印度人的存亡，便是他自己的存亡。他决计将身献给他们，而仍留住非洲。
接着便开始了一场悲壮的战争，一方是精神的，另一方是政府的权力和暴力。这时候甘地是一位律师，所以第一步便是要寻找法律上的依据，证明排斥亚人条例的不合法。虽然有很恶毒的敌人，他终能取得胜利。他请人签了很多要求书，在纳塔尔组织了一个印度国民大会，并组成了一个印度人教育团体。没有几时，他又创立了一家报馆，名为印度民意，用英文和三种印度语言出版。在约翰勒斯堡，他的业务非常发达，有如在圣法兰西斯，但是，他把它舍弃了，用以与“贫穷”为伍。他捐弃了一切的亲友关系，用以与被压迫的印人相处，和分担他们的患难。在１９０４年，他在德尔班左近的腓尼斯按照托尔斯泰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农村。他召集他的同胞，给他们土地，并使他们立一个“贫穷”的誓。他自己却做那最卑下的工作。
一年又一年，这个静默的农村继续反抗政府。它从城市里面吸引了很多人民，慢慢地开始进行一种像宗教式的罢工。对于这种举动，暴力，一切的暴力，都是非法的，有如罗马帝国的暴力，对着初期基督教徒的信仰一般。可是这初期的基督教徒之中必定没有几个能像甘地一样实行“爱”与“恕”的主义，以至当压迫他的人有危险时反而救助他们。无论何时，假如南非的政府陷入危难，甘地一定会停止印度人不参政的运动。在１８９９年，当波耳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组织一队印度人的护伤队，加倍奋勇地在前敌服务。当１９０４年约翰勒斯堡发生大瘟疫的时候，甘地组建了一个医院。在１９０８年纳塔尔的土人反叛时，甘地组织了一个救护队支持他们，并且亲身督领。
但是这些纯无私利的服务并不能解除白人的仇恨。甘地常常被捕和被囚。在他受政府为他在战争中的服务而致谢之后，隔了不久，他便受一群群众所鞭打，以至于以为他已死了才离开。在这以后，他又被捕并徒刑和做苦工。但是没有一种侮辱或压迫会使甘地放弃他的理想、他的信仰。反因为他的患难而更为坚强。他对于在南非遇的暴力的唯一回答是出版了一本小而著名的书，名为《印度自主》 。这书在１９０８年出版，后来成了英雄化的“爱”的福音。
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４年是他最艰难的时期。虽然在非洲有一部分智慧最为发达和心胸最为宽大的英国人反对他，然而南非政府终于在１９０６年急速地公布了新的亚洲法。因此，甘地大规模地组织了“不抵抗”的运动。
在１９０６年９月，有一回大的示威运动在约翰勒斯堡举行。印度人都庄严地为不抵抗宣誓。在非洲的中国人也和印度人联合。其他亚洲人无论是属于何种族何宗教何支派，无论是富的或是贫的，都同样充满着激昂的精神。亚洲人成千地被投入监狱，监狱住满了便投入矿坑。但是对于这些被压迫者，主帅斯末资将军称为“良心所指使的反抗者 ”，监狱好像是一个快乐的所在。甘地有三回被投入狱中，其他的人也有的成了“牺牲者 ”。这运动继续发展。在１９１３年，便从脱兰斯瓦尔传至纳塔尔。大规模的罢工，激烈的民众大会，相继发生。成群的印度人在脱兰斯瓦尔的街道游行。因此，非洲和亚洲的舆论都受到激动，而全印度的人民为之愤怒。印度总督哈定伯爵因为舆论所迫，终于对南非洲政府提出抗议。
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胜利。那最仇恨印度人的斯末资将军在１９０９年说他永远不取消迫害印度人的法则，而五年后，在１９１４年，终于承认他乐意把它取消了。政府所指派的委员会，从各方面赞助甘地。在１９１４年，政府通过一条法规，取消每人应纳３金镑的人头税，同时准许愿意移居成为“自由的工人”的一切印度人，都可在纳塔尔居住。经过了２０年的牺牲，“不抵抗”运动终于胜利。
当甘地回到印度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做领袖的声望。
二十世纪初，印度的独立运动已渐次发展。３０年前，是英国人休谟与韦德明威廉男爵组成了一个印度国民大会。维多利亚的自由党给这国会一个印章，并想使印度的要求和英国的主权要求凝合为一体。可是在这时候，日本战胜俄国，唤醒了亚洲民族的崛起，因而印度的爱国者便暗恨寇仁公爵的挑拨。在国会中，有一部分人便组织了一个激进党，他的激进的国家主义和全国一般的情感相响应。可是到１９１４年大战发生的时候，立宪派仍在哥黑尔的领导下。哥黑尔虽然相信并忠于英国，可是他是一个印度的伟大的爱国者。
印度国会赞成自主，可是究竟将用何种形式实行自治，会员中尚无一致的意见。有的主张和英国合作；有的主张驱逐英人；有的主张采用属国的制度，如加拿大一般；有的则主张应鼓动印度独立，模仿新兴的日本。甘地建议采用的办法，与其说是政治的，毋宁说是宗教的，然而比其他的任何方法都为激进。它的原则可在印度自主一书中寻得。但是这种解决的方法，是以南非洲的情形为依据的。甘地知道不变更它，必不适于印度的情况。他并且知道因为他到非洲去的缘故，而不熟悉印度的情形，他决定研究印度的情况。
要考察印度实际的状况，甘地答应在一年内不参加主要的政治工作。在这时候，甘地对英国并没有敌意。反之，当１９１４年大战发生的时候，他反而到伦敦去组织印度护伤队。如他在１９２１年所写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他诚实地相信他自己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国民。在１９２０年所发表的一封“给驻印度的英国侨民”的信中，他又反复说及他这种态度。他说，在过去２９年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忠诚地服务于政府。他为英国而冒了４次奇险，直至１９１９年，他仍诚挚地相信和政府合作。但是现在他不能再这样做了。
这种情感的变化，并不只甘地一人。在１９１４年，印度都被那种称为“为公理而战”的虚伪理想所诱惑。英国政府，为的是要印度的帮助。英国政府知道印度盼望自治，因而说 ：“印度的自治之允许要看印度对于大战的态度如何而定。” 在１９１７年的８月，聪明的印度政府，对印度应承将有一个直接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因此进行协商，并在１９１８年的７月，印度总督查姆斯福特公爵和蒙德鸠君在一篇拟定改良印度宪法的正式报告上签了字。在１９１８年的初春，同盟国的军队正处在一个最危急的时期。在４月２日，路易乔治再度致告全印度人民的请求书，而在这月末，战事会议在德利开会的时候也暗示印度独立的时光已经近了。全印度一心一意地信托，而甘地也答应英国政府，尽忠为英国效劳。印度共派出了９８１ ５万士兵，作了极重大的牺牲。他很信托地等候着那已经应允了的报偿。
这场大梦的醒悟是很恐怖的。在１９１８年的冬季，危险已经过去了，而印度服役的功绩也就忘记了。在签了停战公约之后，政府觉得不必再做假了。它不但不如它所应许的给印度以自由，而且反而剥夺了所有的一切自由。政府的立法院在德里开会，在会中所提出的劳力条例，对于这个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忠诚的国家，予以不信託的侮辱。制定这种条例的目的， 在于确定地实行战时印度防卫条例、组织秘密侦缉队、言论检查处，及其他压迫。全印度的愤怒一致爆发，革命由此开始。甘地成了革命的首领。
在这事发生之前，甘地热心于社会改良，特别是用心于农民的状况。在开剌、古茶拉特、松班兰和贝哈尔，差不多没有人留意到，他已把他不久将要用于“为国争斗的武器”试验成功。这种武器便是一种主动的情感的不抵抗意志。这种意志，甘地称它为“沙特雅格拉哈”。
直至１９１９年，甘地还没有参与印度国民运动的主要工作。在１９１６年，柏桑特亚尼夫人加入国民运动，可是不久，那些最急进的人便走在他前面，并在伟大的印度的领袖提拉克的指导下集合。提拉克是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人，他有如一柄三片合成的剑！一是强健的脑力，一是坚决的志气，一是高尚的品格。他的智慧较甘地的更为精锐，或者说，他受东方文化的滋养，比甘地更为深实。他是一位博学的人，一位数学家，他牺牲了一切个人的欲望，以服侍国家。他和甘地一样，自己不想出名，只是盼望他的理想成功，使他可以退出政治，回去作研究科学的工作。在他生存的日子，他是印度唯一的领袖。谁敢说假如他不是在１９２０年不幸逝世，则将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假如提拉克不死，那么甘地一方面崇敬他的才力，一 方面在方法和政策上又会与之相左，最终一定会成为一位在运动中的宗教首领。在这样的两重领导之下，印度是应当如何堂皇地前进！因为提拉克能操纵实际上的策略，而甘地则能管辖精神上的力量。但是命运常常与人意相违。这不但是提拉克的不幸，也是印度及甘地的不幸。甘地的内心的盼望和他的天赋，比较适合作少数道德高尚者的首领。他一定乐意让提拉克作“多数人”的领袖，因为他对于“多数人”从来就没有信心。但是提拉克则不然。他是信任多数的，他是一位天生的数学家和策略家，所以他相信数目。他天生有德模克拉西的性格，他善于直截了当地斗争。他就是一位政治家，把一切宗教的理论都抹在一边，而不顾它。他说政治并不是为沙哈斯——圣人的。这位严肃的科学家愿为爱国而牺牲真理。像他那么爽直诚实、人格完美的人，也毫无疑问地说在政治上一切都是公正的。或者可以说提拉克对于政治的观念，有些和莫斯科的狄克推多相像。甘地的理想就不是这样。提拉克和甘地的讨论使他们的见解的不同都表现出来。在两个一样诚实的人中间，自然免不了有不可调解的冲突，因为他们的方法都以他们的信仰为依据，而他们的信仰又是互相敌对的。他们俩互相尊敬互相景仰。但是假如要决定真理与自由那一件应当为先，则甘地必以真理为先，不但先于自由，而且是先于他的国家， 而提拉克却把他的国家放在一切之上。甘地觉得不论他对他的国家的爱如何大，他对他的理想和宗教的信仰——由于真理而表明的信仰一定更大。
当甘地加入政治漩涡为反对劳力条例而成为首领的时候，他纯粹被一种使国家避免战祸的希望所驱使。革命终于要发生，他知道没有法子可以避免它。因此，唯一的问题便是在于把它导入不暴动的途径。
甘地的主义是有如一间两层不同的伟大的建筑物。在下层是那坚固的地基，是宗教的地基。在这大而不可动摇的地基上，建立了政治和社会的运动。这上部的建筑，却不是与地基相连的理想的建筑物，而是在当时情形下，只是一种完善的构造。
换句话说，甘地的天性是宗教的，他的主义的要点也是宗教的。他为政治的首领是因为时代的需要。因为其他的首领已经死亡，环境使他不得不驾驶这只大船渡过这狂风巨浪，使他不得不把他的主义表现在实际的政治运动中。这种发展是很有趣的，但是这建筑物的最重要部分乃是那深而坚固的地基。唯有这地基才经久耐用，别的建筑都是暂时的，都是预备在过渡时期中应用的。因此，我们应当明白这地基建造的原则，因为这才是甘地的思想的真正表现。甘地每天从这深深的地基中吸取勇气和力量，以从事地面的建筑工作。
甘地信仰他的人民的宗教—印度教。但是他不是一位学者，他也不会拘泥于经文的解释。他也不是一位盲从者，毫无思虑地接纳他的宗教的一切的传说。他的宗教应当满足他的理智。并和他的良心的旨意相符合。
“我不愿使宗教为一种偶像，也不愿用它的圣洁的名称来宽饶罪恶。” 他在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这样说。
“我对于印度教的经典的信仰，并不是字字句句都要接受它。不论何种解释，无论它是多么深奥，假如它和理智或道德相违背，那么我必定不愿受它的拘束。” 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７日，他又进一步这么说。
他也不是把印度教当成唯一的宗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我不相信吠陀是独一无二的经典。我相信圣经，回回教的可兰经，圣奥维斯他（波斯国）的古经，都是和吠陀一般的受天所感而发出的福音……印度教并不是特派的宗教。在它里面尚有很多地方可以容纳对于世界上一切先知的崇拜……印度教告诉我们各自以钦敬承认唯一的上帝为正法，所以它和其他一切的宗教都可得到生命的平和。”
一切的宗教都像是很多不同的道路，通向同一个目标。一切的宗教都是以相同的心灵上的法则为基础。
他看到错误和罪恶经过了很多年代缓缓地潜入宗教里面，他把它们都指出来了。他又接着说 ：“要明白我对于印度教的感觉，最好把我对于我的妻子的感觉来作一个比喻。在这世界上，实在是没有一个妇人能像她那样感动我。这并不是因为她没有过失，我敢说她的过失比我知道我自己的还要多。但是那种‘不可分离的团结’的感觉，仍然存在。可是虽然如此，我仍然觉得印度教的一切过失和限制。没有一件事比得上季达经中的乐诗或是土拉斯达写的罗摩衍那的冒险故事更能使我得意。印度教的经典，我晓得的，可说唯有这两本书重要。我知道在今天一切印度神座里，尚有罪恶继续存在，但是它们虽然隋落，我仍然爱惜它们。从头到尾，我是一个改良家。但是我的热诚从未曾使我排斥印度教中任何重要的事物。”
那么什么是甘地所信仰的重要的事物呢？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６日写的文章中，甘地说明了他对于印度教的观念。
他说：他相信吠陀、优婆尼沙昙、普兰那和一切称为印度经典的书。因此，他相信圣灵的降临和重生。
他相信“种姓法的训练 ”，这样的“相信 ”，乃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吠陀式”的意思，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吠陀式”与现在所说的“普通和大概的意思“未必相符。
他还相信“牛”的保护。这“保护”二字的意思，比一般的意思更为广阔，他并不反对偶像崇拜，凡是读甘地的“信经”读到这里便停止了的西方人，无论是谁，都容易感觉到他所启示的那种“心的状态”和一般人的大不相同，而且这种“状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离得很远，因为缺乏共同的尺度，所以无法和我们的理想作比较。但是假如他再读下去，他将读到下列叙述，读到一种比较和印度人相熟的辞句：
“我深信印度的俗语，这俗语说：凡是不求达于完全的‘真理’和‘自制 ’，并没有舍弃一切的财产的，都不是真正明白沙斯脱拉斯的人。” 沙斯脱拉斯是教训印度教人的圣典。
在这里，印度教人的话便和福音中的话相连接了。甘地也知道他们的相同。在１９２０年，有一位英国的宣教士问甘地，哪本书对他的影响最大，甘地回答说 ：“《新约》”。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５日，甘地又说：“还有鲁斯钦和托尔斯泰。”
甘地的伦理宗教最后一句话是从《新约》中摘录出来的。他说他的消极的抵抗主义，乃是在１８９３年读完了耶稣登山宝训后才得到的暗示。当那宣教士很骇异地问他：他真的从印度经典中没有得到同样的消息的时候，甘地回答说：他从他所敬重的巴格哇季达经中寻得他的勇气，消极的不抵抗主义的秘诀则是 从《新约》中明白的。他说：当他发现这样的暗示的时候，也不禁心中大乐，而当他证实季达经也是有同样的训示的时候，他更是乐不可支了。甘地并说托尔斯泰的“天国在我们的内心”的理想，也使他将他自己的信仰变为实际的主义。
在《印度自主》一书中，甘地作了一个托尔斯泰的作品表，表中所列的大概６０种作品，都是他要介绍给他的信徒的。这６０种作品中，有《天国在你的内心》、《什么是艺术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甘地告诉杜克君说，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很深，但是他竟不能对托尔斯泰的政治理想表示同意。在１９２１年有人问他对托尔斯泰的意见，甘地回答说 ：“我对他纯粹是一个终身感受其恩赐的敬仰他的人。”
甘地曾翻译了鲁斯钦和柏拉图，摘录了托洛，羡慕过马志尼和读过
卞盆特爱德华，简单说一句，就是他是熟识英美的最特殊的人。
假如欧洲的人认真细读甘地的作品，他断然不至于不了解甘地的主义，和他对于西欧的伟人的了解。单就甘地《信经》的字面上的解释，实在会使他骇异，而假如他浮浅地读过这两段文章，也实在是要使他觉得甘地的心理状态和我们常人相差太远。似乎在亚洲和欧洲的宗教理想中间，就有一面不可逾越的高墙。 这两段文章，一是说到牛的保护，一是说到了种姓制度。关于甘地对于崇拜偶像的见解，并不用什么特别的考究就可把它说明。甘地说他对偶像并没有敬意，但是他相信偶像崇拜是人性中的一部分。由此，他已经很明显地把他的态度表明了。他把偶像的崇拜当作人类脆弱的头脑中所固有的特性，因为人们都是象征地追求者，因此都应当把人们的信仰物质化，然后才能真正地了解它。当甘地说他不反对崇拜偶像时，他的意思，也不过像人们认许教堂里面的礼节罢了。
甘地说“牛的保护”是印度教的中心事实。他把它看作“人类演进中的最奇特的现象 ”。因为他把牛当作仅“次于人类的世界”的表记，对牛的保护就是人和他的哑巴兄弟订立的同盟契约，它表明人与兽是同胞。照甘地的解释，人类由于学习、尊敬动物，已经提出了他的“种”的界限，而实现了人和一切生命的同化。
为什么在很多动物中，专选出牛来作为表记呢？这是因为在印度，牛是最亲近人类的，它是富裕的施舍者。它不单给人类以奶，而耕种又非有它不可。因此甘地在这温和的动物之中，看出了一种怜恤的诗意。
但是甘地对于牛的崇拜，并没有一种崇拜偶像的意思。有一些人只拘守崇拜牛的形式，而没有一种对这“上帝的哑的物类”表示怜恤的精神。甘地对这一 般人的责骂，可说是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为利害的了。凡是明白甘地要人们对于他们的“哑巴兄弟”表示一种怜恤和同胞的精神的人，必定不骇异为什么甘地在他的信经中那么看重牛的保护。由此看起来，他说牛的保护是“婆罗门教给与世界的礼拜”的确是不会错的。《圣经》的箴言说“爱你之邻 ，有如爱己。” 甘地添加一句说 ：“每一个生物，都是你的邻。”
甘地对于种姓制度的信仰，更难被一个欧洲人或西方人所理解。好像与一切生物为兄弟的意思，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或者应当说“今天的欧洲人或西方的思想”更为正确，因为在今天人们还相信某种限度的平等，谁能知道将来又是怎样呢？谁能知道经过了有德模
克拉西之名而无德模克拉西之实的演进后，人们受了它的思想熏陶，又要变成怎样的呢？甘地的种姓观念和人们平常所谓“种姓”的意思不同，因为他的种姓的分化，并不以社会高下等级为基础，而是以责任为基础。
甘地说 ：“遗传的规律是一种永远的规律，如果变更它，那么一定会产生纷乱。……种姓制度是一种人性的遗传。印度教不过是把它变成了一种科学。”
甘地相信四级分别的制度。第一种姓是婆罗门即知识和精神阶级；第二种姓是刹帝利，即军人政要阶 级；第三种姓是吠奢，即工商阶级；第四种姓是首陀即劳力阶级。这样的分级并没有彼高此低的意思，不过是以职业划分而已 。“这样的分级为的是要限定责任，而不是要赐与特别的权利。”
他说 ：“如果自己希望一个优越的身分而派定他人一个卑下的身分，便和印度教的精神相违背。我等有生以来全属于上帝的创造，婆罗门用他的智识，刹帝利用他保卫的威力，吠奢用他商业的才能，而首陀则用他身体的气力。”
这并不是说一个婆罗门可以完全不用劳力，不过是说他的特殊处是在知识方面，而由于天赋和修炼的缘故，他适合于以知识教授他人。假如一个首陀要求得任何知识，也不能阻止他；不过他所最能服务的是他的体力，因此也不必羡慕别人能够服务的才能。倘若一个婆罗门说他因为有知识而站在较高的地位，那么他已经是堕落了，也不配说有知识了。种姓制度只不过是自制和经济与能力的保障而已。
这是和优婆尼沙昙相吻合的，因为当原初阶级因时代演进变为高傲的贵族时，印度的圣经表示出了它反对和不认许的态度。
因此，甘地的种姓制度是以责任为基础，而不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并且，还须记住。按照印度教的解释，因为转生的缘故，便可使种姓的利益互相平衡， 因为在转生的时候，一个婆罗门一定会变为一个首陀，而首陀则一定会变为婆罗门，这样今世的欠缺在来世会得补报。
印度的种姓制度，以资格相等而不同级的人为对象，与印度教人对“不可接触”的人，或帕利亚人的态度，都没有关系。后来甘地为帕利亚人所发出了动情的呼吁。他的运动，着眼于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这是他的事业的最动人的地方。甘地认为帕利亚制度是印度教的污点，使真正的主义出现了一种卑恶的病端。他刻不容缓地想要把它除去。
他说 ：“我宁愿粉身碎骨而不愿舍弃了我的被压迫阶级的弟兄……我不愿再生于世，但是假如我必定要再生，则我来世愿作一个‘不可接触’的帕利亚人，以此分担强加于他们的悲痛、侮辱和危难，使我能竭力奋斗，使他们脱离不幸的苦海。”
因此，他进而收纳了一个“不可接触”的女子作为他的义女，他用一种亲爱的口吻向人叙述了这个７岁的小女孩在家中管理家务的状况。
甘地在他的印度教信条下树立了他的雄心和壮志。甘地还是一位温和可爱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但是，他比托尔斯泰主义更为基督教化，因为托尔斯泰作为基督教徒，与其说是禀其天性，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的意志的力量使然。
在责备西欧的文化上，他们俩是完全相同的，不过那时托尔斯泰的影响较大罢了。
自卢梭以后，西方文化已受到一些眼光远大的思想家的攻击。当亚洲初度觉醒知道自己的力量，而起来反抗西欧的侵略的时候，她只需在欧洲过去的史籍里寻觅，便可得到这种叫作有文化的侵略者的惊人的罪恶记载。甘地也知道这样做，在他的《印度自主》一书中，他列了一个书表，里面有很多由英国人所写的责骂西欧文化的书。这种作品为什么没有响应的呢？这是因为欧洲，自己正用种种骗人的主义和过去称作“为文化而战”的幌子的欺骗，贪污、暴虐、压迫、劫夺，吮其他民族的血液。等到她发起狂来，陷入了深渊，才赤裸裸地请亚洲和非洲人来审察她的毛病。
甘地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８日说 ：“大战除了揭露统治欧洲文化的‘撒旦的本性’外，并没有表明什么。战胜的凭着道德的美名，把一切公众道德的教规都破坏了。无论怎么卑鄙的欺骗，也都说出来了。一切罪恶的动机，不是宗教的，也不是精神的，而很浓厚地含着物质的色彩……欧洲今天不过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实际上却是崇拜财神。”
在过去５年中，在日本和印度，都可找到与此相同的感觉重复地发表。凡是细心一点的领袖，不敢公开说出的，都在态度上表明了他们私下的信仰是这样。 这并不是１９１８年皮立克描述的古希腊的军舞。
在１９１４年前，甘地早已看穿了西欧文化的真面目。当他在南非洲发起２０年运动的时候，欧洲文化已脱下了假面具给他看了。在１９０８年，在他的《印度自主》一书中，他开始以“大罪恶”称呼西方现代的文明。
甘地说，文明只是在名义上的文明而已。实际上，它和昔日的印度教所说的黑暗时代相符合。它已把物质上的安适视为生命的唯一目标。它咀啮了精神上的价值。它使欧洲发狂，使它只知崇拜金钱而阻止他们寻求和平或发展其固有的美德。西方的文明是弱者和劳动阶级的地狱。它吸吮了人类的原动力。但是这种“撒旦的文明”终必自己破坏自己。印度的真正的敌人是西欧的文明，英国人还不及它，因为就个人而论，他们并不恶，不过是受他们的文明所牵累罢了。甘地批评了那些想驱逐英人出境，自己发展印度，并按照西欧的标准来振兴本国文化的爱国者。他说，这有如“去虎而留虎之本性。” 印度的目标应为打倒西欧的文明。
在甘地审察西欧文明中，他特别地责骂下列三种人物：文官、医生和教员。
甘地反对教员，是很容易明了的，因为他们使印度人诅咒和藐视自己的语言，抛弃自己的意志，实际 上可以说他们对他们所管辖的学生进行了一种对于国家的侮辱教育。除此之外，西欧的教员只晓得栽培智育，而忽略了品格的训练。他们还减损了身体的劳动力，并在这个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百分之十是工人的国家，传播纯粹的文化教育，的确是有罪的。
他认为文官的职业是不正当的。印度的官署都是不列颠统治的武器。一般说来，它们都是在印度人中间鼓动风波，加深彼此仇恨。他们是为那些最坏的本能的利己的侵略充当走卒。
关于医业人员，甘地承认他起初为他们感动，但是不久他便觉得他们也是不正经的了。这个缘故，为的是西方的医学只知治疗已经患了病的，而并不能设法除绝疾病的根源。这几乎一律都是罪恶。实际上，差不多可说西方的医学反而促进了罪恶的发生，因为它减少了许多危险，使人们可以随便满足自己的性欲和食欲。因此，它的贡献，无非是败坏人民的品格，而由于不能使他们依据灵魂和身体的规律，强健他们的性格，反而用“黑暗的神秘”的药方，使他们可以医治自己，而销磨了他们的意志力。为反对这种西方的假医学——甘地对它的批评时常有点过火。他创立了一种预防的医学。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健康之路径》，这是他积２０年经验后的果实。它是一篇医学的论文，而同时也是一篇道德的论文，因为按甘 地的观点，“疾病是人们的行为的结果 ，而同时也是人们的思想的结果。” 他以为要创立一定的法则来防止疾病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因为一切的疾病都是同源的，比如说，都是由于忽略了健康的自然规律。身体是上帝的宫殿，人们应当使它洁净。甘地的见解，固然有其独特的意义，但是“治疗”的效力，已经证明有用的东西，他也有点过于固执地不肯承认它。他的道德上的观念也是极端严格的。他反对西方医学的主要的理由中还有一条是反对他们的活体解剖。他称这种解剖为“人类最黑暗的罪恶。” 特别是对于性的关系。在严厉上，甘地的主义与圣保罗相同。
甘地时代是一个钢铁的时代！钢铁机器已经成为一种惊人的偶像。甘地的最热烈的盼望便是印度没有机器的存在。甘地宁愿印度依赖着英国的市场，宁愿印度去买入从曼彻斯特所制出的原料，而不愿在印度创设如曼彻斯特一般的工厂。一个印度的煤油大王也终不过如一个欧洲的资本家。机器是一种奴役人们的大罪恶，而货币则成了一种毒物，也是一种性的罪恶。
可是印度的新进派都受到了现代思想感染，不免要问假如没有铁路、电车、或工业，印度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的问题 ？甘地在 《印度自主》 中回答说 ：“那么在这些东西尚未发明之前，印度并不生存么？在过去数千年中，印度曾经单独地反抗了几度帝国的 变迁。但是在数千年以前印度便已学会了自制的本事和求得快乐的学术。她已经不须学习他国了。她并不需要大城市的机器。她的昔时的荣华是创立在犁耙、织机及一种印度哲理之上的。印度应当回归她的昔日文化源头。不过当然这些不可能倏忽而至，但是要渐渐地归回去。因此，人们都应来帮助这种演进。”
这些是甘地的基本论点，是一些极主要的论点，实际上他对欧洲科学的功绩持否定态度。这种中世纪的观念，自然容易在碰上人类知识如火山爆发一般时，而遭毁灭的危险。假如人们相信宇宙的精神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他也应当知道这个整体是由于很多不同的声音造成的，这些声音，都是各自唱他自己应唱的曲调。幼稚的西方被他自己的筹算所蒙蔽，而不能充分地看出他并没有常常引导着这支曲调。他自己的进步法则也一样受到了污染、退步和新兴的限制。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好些种人的文明的历史，当在一种文明统治其他文明的时候，虽然有一种畸形的、混沌的、破碎的和完全停止的进步可以隐约看得出来，但是假如人们说一种伟大的文明统治他种文明是全人类的进步，那就完全错了。虽然甘地不赞成欧洲的科学，他却看出了“科学的功绩 ”。他佩服欧洲科学家无私的热情和牺牲精神，而常常说他们的自制力比印度教信徒伟大。但是虽然他这样钦佩他们，他却不赞同他有一种 敌对的观念存在。
但是人们不必对西欧的进步的定义加以讨论，而只是记住了这定义是和甘地的信仰相冲突的，而我们应知道没有一种冲突会销磨他的信仰。如果“相信其他的事 ”，便是表明不晓得东方人心的作用了。如哥伯尼所说的 ：“在做一切的事情上，亚洲人比我们更为固执。假如必须的话，他们会等上好几个世纪的时光来完成他们的理想，并在这理想经过这么长久的时期后达到成功时，它仍然显得生机勃勃，而不会老弱不堪，甚至失落任何生气。” “好几个世纪”在印度人看起来并不算什么。甘地是预备在一年之内取得他的胜利。但是他也预备在几个世纪之内得到同样的胜利。他并不强迫“时间 ”。假如“时间”只允许他缓缓地进行必须做的工作，他仍然会按照“时间”的进程调节他的步伐。
因此，在他的革命运动中，假如甘地觉得印度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来了解和实行他所要实施的社会改造，那么他一定会用他的主义来适应环境。他要等候适当的时机到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听他在１９２１年宣告下列的话时也就不惊愕了 ：“机器消灭了，我并不悲痛，而也不把它当成一种灾祸。但是现在我对于机器尚没有这样的计划。” 他又说 ：“完全的爱的法则是我的生存的法则。但是我并不是因为所介议的政 治而宣传这条法则。我知道任何这样的尝试终是要失败的。如果要盼望一大群男人和女人立刻便服从这条法则，那便是不明了它的作用。” 他又说 ：“我并不是一个空想者。我自己以为我是一个实际的理想家。”
甘地从未命令人们做他们所不能做到的事。他总是令他们做他们所能做的。可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她能做的范围甚广。一个惊人的国家，在她的多数权力，她的忍耐的气魄和她的深沉的灵魂上，都是惊人的。从最初的时候，甘地和印度便已订了一个协约，而且这个协约并不用什么语言来表白，他们彼此便已互相明了。甘地知道印度所能做的，而印度也预备做一切甘地所要吩咐的。
在甘地和印度中间，其首要的连结是绝对同意下列目标：实现国家的自主。要求政府和人民自主。自主，这个字在很古的吠陀经中就已经有了。但是甘地的“巴尔西”先生达达海引用它时，并使它成了政治上的术语。他说 ：“我知道自主是国家的目的，而‘不暴动’则否。”
他接着说 ：“我宁愿看到印度通过武力去获得自由，而不愿看到她受缚做外国侵略者的奴隶。” 这些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是令人骇异的。
但是他立刻改正了他自己说的话 ：“这是一种不可能的比喻，因为武力永远不能使印度自由。自主惟 有由于灵的力量才可得到。这是印度的真武器，是爱和真理的不可屈服的武器。” 甘地用“沙特雅格拉哈“这个字来表达它 。“沙特雅格拉哈”的定义，是真理和爱的力量。当甘地宣讲这种福音而揭晓爱与真理的本性及它们隐藏的力量被人民知道时，他的天才便自己表现出来了。在“沙特雅格拉哈 ”一词中，“沙特雅”的意思是公平 ，“格拉哈”意思是尝试，合称起来便是 “一种公平的尝试”。甘地的追求在于不接受并坚决反对“不公平”。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５日，甘地将其义进一步修订为“拥护真理及真理的力量。“他接着又说 ：“我也曾定其义为爱的力或是灵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