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第二章 伯里西人与妇女解放运动 第三章 印度人民的精神领袖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2
在南非洲，甘地用“沙特雅格拉哈”说明他的理想与消极的抵抗主义的差异。应当对这两种运动的差异加以特别的注意，因为没有一种事能够说明甘地的运动是消极的抵抗运动。这个不倦的战士，这个“反抗者”、“一个最轰烈的献身的人 ”，对于消极主义的恐怖，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的运动的灵是“动的反抗”，这“反抗”所表现出来的途径，不是由于武力，而是由于爱、信仰和牺牲的动的力量。这种由于三种力合成的力量，就是他对“沙特雅格拉哈”这个字的解释。
凡是怯弱的人，不可能在甘地的旗帜之下隐藏他 的怯懦！甘地会把他逐出印度社会之外。宁可用武力而不可畏怯！
他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说 ：“若唯一的选择是在‘怯懦’与‘暴力’之间，则我定劝人选择‘暴力’。“他又说 ：“我栽培那不杀人而就死的静默的勇气，但是假如一个人没有这种勇气，那我一定劝他杀人和被人所杀，而不可羞耻地从危险中逃开。因为如果他走开，他便是犯了‘心灵上的暴力’罪，他走开乃是因为当他杀人的时候，他没有不怕被人所杀的勇气。“他还说 ：“我宁愿冒千万暴力的危险而不愿使一个民族萎靡困顿。我愿印度用武力来保卫她的光荣，而不愿她畏怯地成为受侮辱的受害者。” 在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１日，甘地创立的阿斯兰学院确立规则时，有一条是“无畏” 。“精神”应当不畏帝王、国家、宗族、家庭、人、野兽和死。这也是因陀罗中的不暴动反抗的第四条件 。其他条件是 “贞洁”、“贫穷”和“真理”。 但是他也认为“不暴动”无限量地优于“暴力”；“宽恕”文明于“责罚” 。“宽恕”可以鼓励一个兵士前进 ，但是只有在有责罚的权力时，“不责罚”才是一种“宽恕 ”，如果一无所能而假冒宽大，那就毫无意义了。他说 ：“我不相信印度是一无所能的。三亿人民无须恐惧十万英国人。” 而且力量并不完全是从“肉体上的才力”暴发出来的，而是从一个 “不可屈服的意志中喷发出来的。“不暴动”并不是说柔弱地屈服于作恶者的意志，而是竭尽个人的全心灵上的力量去反对那暴君的旨意。若在这条我们的生存的法则下工作，则一个人便可反对一个不公正的帝国威力，创立帝国倾倒后所要创立的地基，或者说是创立它的继承者。但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代价就是受苦。这是一条伟大的法则。受苦是人类所以为人类的界线。它是一种永远的法则。做母亲的应当受苦，而后她的儿子才能生出。生命是从“死”中得来的，麦子生长的条件也是种子应当入地灭亡。没有一个国家的兴起不经过苦楚的陶冶……我们不能消灭这条受苦的法则，这是我们生存的一种免不了的条件。进步应以所经受的痛苦的量来测量。这痛苦愈纯洁，则进步也愈伟大。
１９２１年４月６日甘地又说 ：“我曾经冒险把昔日牺牲的法则、受苦的法则奉献给印度。那在暴动进行当中而发明不暴动法则的理希斯人的智慧和气力，比奈端和威林敦更为伟大。他们自己已经明白了兵器的功用，而能觉悟出它们的不可用处，并教这个困倦的世界说：得救并不由于武力，而是由于不暴动……不暴动的宗教并不是单为理希斯人而创造的，它是给予一般民众的。不暴动是我们人类的法则，正如暴动是禽兽的法则一般。人的尊严要求我们服从一种较高 的法则，服从精神的力量……我要印度自己觉悟出自己的力量和威权来实行不暴动。我要印度认出她有一种不能消灭的魂魄，这种魂魄能上升到一切肉体的软弱之上，并能反抗全世界的肉体的团结。”
甘地高尚的虚荣——他对印度的高傲的爱——要求印度承认暴力是不足可取的，进而只预备去牺牲她自己 。“不暴动”便是她的尊号。假如她抛弃了它，她一定会堕落。甘地容忍不了这种思想。假如印度以暴动为其信条，那么他甚至不愿居住在印度。她将不能激起甘地任何尊荣。他的爱国心是遵循他的宗教原则的。他紧抱住印度有如赤子抱住母亲，因为他觉得祖国能给他所需要的精神上的滋养。假如她不能这样做，他便觉得他如一个孤儿，永远不能得到一个监护人。
在甘地入狱几个月前的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他答复了那些说他的行动不合逻辑的批评。批评他的人讥笑他在南非洲和在欧战中所给予英国政府的帮助。甘地的回答并不想避开这个辨难。他说他忠诚地相信他是帝国中的一个国民，而审判政府也不是他的事。他以为人人以为自己有权利可以批评政府是错的。他信托英国的智慧，并在可能的时候尽忠于它。政府的反常的举动已打破了他对它的信仰。让政府去负担它的报应吧！
但是甘地并不疑惑印度的忍耐。在１９１９年的２月，他决定发起“沙特雅格拉哈”的运动，而这种运动的成效，已在１９１８年的土地革命中试验出来了。
这种运动并不全是政治的，因为，甘地到这时还是一个忠于政府者。当他胸中对于英国的忠诚尚有一丝信仰时，他仍然不放弃这种态度。直至１９２０年正月，他还提倡与帝国合作，虽然在那时的国家主义者激烈地批评他。在１９２１年４月６日，甘地的论辞都是由他的诚实的信仰感发出来的，在他开展反抗政府运动的第一年，他能诚实地对罕特伯爵表白他相信“沙特雅格拉哈”的信徒是最忠于宪法的。都是由于政府的胸怀不阔达，印度的心灵上的导师才被迫撕毁了他自己应受其拘束的尽忠的契约。因此，最初的“沙特雅格拉哈”运动是一种依循宪法而对政府进行的反抗，是一种可尊敬的迫切的改良运动。政府不该通过一条不公平的法律去限制这种运动 。“沙特雅格拉哈”的信徒是安分守法的人民，但是他们因为这条法律不公正，所以立意不服从它。假如他们的态度不能使政府相信撤回这条法律是必须的，则他们一定扩张其范围而至于不服从其他的法律，因而至于停止和政府合作。但是这样可以表明印度给与“沙特雅格拉哈”这词的意义和人们在西方给它的意义是如何不同！ 它竟含有这样超出宗教的英雄主义呵！
“沙特雅格拉哈”的信徒因为不准用武力来进行他们的运动，其意思是说敌人也是诚挚的，因为一件事由这方看起来以为是真的，由他人看起来也许是不真的，而武力则不能感服他人的信仰。因此他们必须单独依赖由他们的信仰产生出来的爱的力量，和他们甘愿自由快乐地接受苦楚和牺牲的意志。由这两件事，便组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宣传；凭借这种宣传，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几个门徒便能把罗马帝国征服。在１９２０年６月９日，甘地说 ：“暴力适足以降低那些使用它的人的品格。在战争开始时，同盟国归罪德国的行为，但是她们的暴力使她们也像德国了。” 此前于１９２０年３月９日甘地也曾说过 ：“最坚硬的纤维也要被爱的火所融化。如果它不融化，便是因为那火力不足。凡加入沙特雅格拉哈运动的人，必须应许不服从沙特雅格拉哈委员会宣告为不公平的法律，依循真理的途径，并对于敌人的生命身体财产不施用暴力。”
因为要特别突出“人民情愿为公理与自由的永久理想而牺牲自己”的宗教性质，甘地特将１９１９年４月６日，定为禁食祈祷日，并使全印度实行“哈尔多尔”作为其运动的开始。这是运动的第一步骤。
这第一步直接打入人民的心，而鼓起了他们内心 的觉悟。这是第一次全印度一切阶级联合在同一理想之下。印度开始自立了。
各地方都依从这一秩序。在德利不过有几处骚扰，甘地亲自出面平息了骚乱。但是政府却把他囚禁了，并押他回孟买。他被囚的消息传到般遮布，便激起了暴动。在阿木里昔尔地区有几间房屋被劫掠，也有几人遭受杀戮。在４月１１日的夜里，台爱将军带他的军队临近这个城，并把它占领了。这时各处还是很平静。４月１５日是印度一个大节日，有一个民众大会将在查里安哇拉巴格地方举行。聚会的民众极为和平，而且有很多妇女和孩子。在这天之前的夜间，台爱将军发出了一道禁止民众集会的命令，但是没有人晓得这件事。可是在隔天，台爱将军便带了他的机关枪到查里安哇拉巴格来，当场在未先警告的情况下，直接对着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枪开了１０分钟，等子弹打完了才停止。因为这地方的四周都围着高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结果打死了约５００人至６００人，而受伤的不计其算。死的、伤的，过后都无人敢来照顾。在屠杀一通后，便立刻宣布戒严，般遮布地方充满了恐怖的空气。飞机对着无武装的民众抛掷炸弹，最体面的国民也被拽到法庭，备受酷刑，被迫屈膝匍匐在地，及受其他种种不可言状的侮辱。这好像是一阵狂风扫过英国的统治者，这好像是印度宣告的不暴 动的法则竟激起了西欧的暴动的狂热。甘地看见流血受苦便在前面。但是他没有容许他的人民说他将领导他们选择一条平安的道路以达到胜利。他已先警告他们说这途径应受血的洗礼。查里安哇拉巴格不过是开始的第一个回合。他在１９２０年４月７日说 ：“我们应当镇静地准备好几千无辜的男人和女人被屠杀，而不只是一千半千之数；而后我们才能在这世界上得到一个非他国所能及的身份……因此，我们盼望凡一切有关的人都不灰心，而担起这个患难，把缢杀看作是生命的一回平常的事。”
因为军队的稽查严密，般遮布惨案的消息直等至几个月后才传出来。但是当它最终传播出来的时候，一种愤怒的波涛骤然在全印度涌起，就是英国人的舆论也不免表示惊愕。政府便命令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罕特伯爵为委员会主席。
在这时候，印度国民大会也组织了一个副委员会，与政府的委员会分头调查。如一般聪明的英国人所感觉到的，政府的政策是应当责罚那在阿木里昔尔屠杀的当事人。但是甘地并不要求这么多。在他的温和的要求之中，他并不要求责罚台爱将军和那些肇事的长官，虽然他责备他们，但并没有仇恨和报复的意思。一个人对于一个癫狂的人所做的事，当然没有什么恨意。但是他应当使他再也不能做恶。因此，甘地只求 政府撤回台爱将军。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在调查的结果未公布以前，政府已通过一篇科罚条例以保护它所雇用的长官。台爱虽然被撤去他的军职，但他仍收到很多由私人所捐赠的酬金。
当印度正因般遮布的惨案沸腾未止的时候，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这一回的冲突比上次更为利害，因为它发生的主因是政府背叛了它自己的庄严的许诺。政府的态度把印度对于“英国统治者的诚实”的信托毁得一丝不存，因而激起了重大的革命。
欧洲的大战使在印度的回民发生了一个很难解决的疑难。在这一方面他们是英帝国的国民，有尽忠于本国的义务；而在他方面则他们的教主是土耳其国皇，他们有服从教令的天职。他们决定，如果英国答应不攻击土耳其的主权，则他们当帮助英国。在印度的回回人以为土耳其人仍居住在欧洲的土耳其国土，而土耳其国皇所统辖的地方，不单是伊斯兰的圣地，而是如回回教中的士人所划定的，延伸到了亚拉伯全境，包含美索不达米、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的范围。
而且路易乔治和印度总督都曾庄严地应许过了。可是，当战事终结的时候，一切的誓言都已忘记。与土耳其的和约在１９１９年开始传播出来的时候，在印度的回教徒便开始骚动。他们的不满意终于暴发了 哈利发运动。
这运动在１９１９年的１０月１７日发起，当天便有一起森严的和平示威运动发生。在一个月之后的１１月２４日，接着便是全印度哈利发大会在德里开会。甘地为大会的主席。用他敏锐的眼光观察，他知道这回的回回教人的骚动正可利用来使印度统一。要把印度的不同的民族联合起来，是一个最为困难的问题。英国人因为回、印两教的互相倾轧而常常坐收渔利，甚至从中挑拨。可是无论如何，终未设法使这两个彼此如小孩一般互相挑战的民族互相谅解。比如说，为要激怒回回教人起见，印度教人专在经过清真寺时唱歌，明知他们在这地方是应守静默的；而回回教人也自不甘落后讥诮印度教人拜牛。这两个民族不但彼此永远不相往来，不相嫁娶，不与共食，在两者中间永远只有恶意和仇视。英国政府便在这个绝对不能联合一致的民族间采用同一政策。因此，当甘地宣告印回的目标是一致的时候，英国政府就不免猝然惊觉了。在发表了豁达的见解，催促印度人尽他们的力量帮助回教徒实现他们的要求。他说：
“印度教人，帕尔西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假如我们愿意有一个国家，则任何个人的利益即是全体的利益。因此，惟一所应考虑的，便是某一件事是否合于正理。”
在阿木里昔尔的大屠杀中，回教人的血已经和印度教人的血混合了。现在这两个民族应当宣誓联盟——无条件地联盟。在印度中，清真教人是最先进和最勇敢的分子。他们在哈利发会议中最先宣告如果政府不采纳他们的要求，则他们一定拒绝与政府合作。甘地赞同这种议案，但是由他恐惧的天性，他不赞成在这时候提倡抵制英货，因为他以为抵制是一种薄弱或渴望报复的表示。在１９１９年的１２月末，回回教人又在阿木里昔尔召集第二次的哈利发会议，表决派代表赴欧洲向英国政府和最高理事会报告印度的态度，同时表决向印度总督呈递“哀的美敦书 ”，警告他如果解决的条件不完满，则必有事故发生。最终在１９２０年２月，又在孟买召开第三次哈利发会议，会议发表了一篇宣言，对于大不列颠的政策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甘地知道未来的飓风正在酝酿，但是他不但不设法使它实现，反而竭尽力量来消除暴力。
起初好像英国也知道这种危险。由于故意拖延退让，好像是正在尽力设法避免以前所取的态度。国会通过一篇以蒙塔鸠和查姆斯福特的报告为基础的印度改良条例，这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影响，比人民的要求更为有力。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２４日，英皇发出了一篇圣谕，赞许这种条例，请人民和职官都 尽力和政府合作，并催促印度总督赦免政治犯并请他实行一回大赦。甘地对于敌人的诚实，常常确信不疑，所以便把这种事件，解释为是英国将以较为公正的态度对待印度的默示，所以他请人民一致欢迎这种改良。他承认这种改良是不完满的，但是他说接受它们可以为达到更大的胜利创造条件。他催促人民会议无条件地接受它。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辩论之后，印度国民大会才表决采纳他的见解。
但是不久便证明甘地的盼望是一种幻想。印度总督并不听国皇的诏谕，不但不释放政治犯，而且监狱之门好像是专为执行死刑而开的。这显然是证明政府所答应的改良只是一句空话了。
在这极端紧张的时候，又传布了１９２０年５月１４日订定的土耳其和约。印度总督发出了这一消息，承认他将使人民失望，并说如果是一定不可调和的话，则回回人可辞去他的职务。
接着便是官方发出了阿木里昔尔的屠杀的报告。这便是最末一回事了。
印度人民已经觉醒，一切和政府的连结都破裂了。
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８日，哈利发会议在孟买集合，表决通过接纳甘地的不合作政策。这表决案在１９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的阿拉哈巴的回回人大会上也一致表决追认。
这时，甘地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印度总督，告诉他不合作运动将开始进行。他说明他为什么采用这种方法，他的理论，是很值得研究的，因为可以证明，到这时候甘地尚有避免和政府破裂的意思。在他的心中，他仍盼望可以用适合法律的方法来使政府改良他的策略 ：“唯一的途径在我开展不抵抗运动之前，便奋不顾身地与英国的统治者断绝一切的关系，或是在我对英国宪法的优越性尚有信仰时则设法纠正以往的错误，恢复我的信任。我对英国宪法的优越性，可说是尚未失去信任。所以因为我相信它的缘故，我才劝我的回回朋友撤回他们对于阁下的政府的帮助，并劝印度人也和他们合作。”
从此，这位帝国的高贵的国民，便开始藐视帝国的“盲目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