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７月２８日，甘地宣布他将在８月１日公布不合作运动，并将这天之前的一日，定为禁食祷告的日子，作为开展这种运动的准备。他所怕的，并不是政府的暴怒，而是人民不可驾驭的革命浪潮，所以他倾尽心力，以求维持印度人民当中的秩序和纪律。他宣告 ：“有效的不合作运动完全依赖于完密的组织。纷乱是由愤怒而生的，所以我们不应当暴动。就我们的情形而论，如果暴动，便是开倒车，并无谓地牺牲了无辜的生命。因此，驾于一切之上的还是秩序的维持。” 关于不合作运动的策略，甘地和不合作委员会远在两月之前已确定了几种方法：
１．辞去一切勋位和荣誉职衔；
２．不参与政府公债的募集；
３．律师停止执行任务，一切的讼争皆以私方的仲裁方法解决；
４．公立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必须一致对这种学校予以抵制；
５．抵制官方的改良会议；
６．不参与政府的党派和其他公务机关的工作；
按辞意，“沙”谓自己，“德希”谓国家，联用即“国家独立”的意思。但是不合作运动者却常常对它加上一种狭义的解释，因而只含有“经济独立”的意思。
这种程序的相对部分，应当以一种能够对将来建设新印度有所促进的方案来完成它。这种程序规定了他们在第一步应做的事。在这里，应当敬仰他的审慎的智慧，因为他用和平的方法，挽回了印度革命的怒潮，这种方法，是欧洲的革命者从来所不用的。
他并不是图谋目前实行“文的反抗 ”，他知道“文的反抗”的意义。它的意义，他早就在多罗那边认识了，而在他的文章里面，也曾引用过多罗的话。关于“文的反抗”和不合作运动的区别，他很费心地作了阐明。他说，纯粹的不服从法律，并不算是“文的反抗” 。“文的反抗”是图谋反抗法律，破坏法律，惟有精选训练的人才能做到，而不合作运动则只是一种民众运动而已。他的意思，是要准备印度的群众，起来反抗法律，但是他们必要渐次经过训练，才可做到。但在目前，群众还没有训练成熟，所以在对他们的自信力尚未有确信之先，他不愿轻易放纵他们出来反抗法律。因此，他便提倡不合作运动，不合作运动的第一步工作，并不包含抗税运动。
在１９２０年的８月１日，甘地用他辞去勋爵的 信，作为发起不合作运动的信号。这封辞去荣誉的信，是寄给印度总督的：
“我把下列的三种勋章归还给你：（一）王头金章系前任总督因我在南非洲所做的慈善工作而赐予我的；（二）苏鲁战章，因我在１９０６年为印度义勇救伤队的官职而赐予的；（三）波尔战章，因我在１８９９年至１９００年波尔战争中为印度义勇护伤队的副监督而赐予的。我这样做，心中并不是毫无苦衷的。”
甘地在叙述般遮布地方所发生的惨案和哈利发运动发生的起因之后，又接着说 ：“我对于这个一错再错，以袒护它的罪恶的政府，断不能再有什么尊敬和爱护……政府一定要有悔过的日子。因此，我起来提倡不合作运动，这运动是那一般要与政府断绝关系的人要实行的。而倘若没有暴动发生，则它将使政府收回它的成命并痛悔它的错误。”
末了，甘地又添上了几句“盼望总督能秉公决断“的话，并说他要召集几位民众公认的领袖，来开一个会议，共同商量。
甘地的动作立刻便有影响。很多文官都跟着他辞了职位，学生也离了学校，官府和学校都是人去楼空。全印度国会于９月在加尔各答开特别会议，以大多数的票数表决，赞许甘地的主张。甘地和他的友人毛拉拿沙科特阿里同游全国，在各处都受到极热烈的欢迎。
在甘地的一生中，最能表现出他的领袖本领的，莫如在他从事运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中，全国暴动的空气已蕴酿成熟，只要稍受煽动，立刻便可爆发，他要把它挡住并挽转。甘地惧怕和厌恶群众的暴动，比厌恶什么别的东西还要厉害。他以为群众的统治是印度最大的危机。他仇恨战争，但是他宁愿有战争而不愿有狂暴的群众暴动。他说 ：“假如印度必须用武力来夺得她的自由，那么，我们就用有秩序的武力即战争来夺得，而不用群众的革命。” 甘地对于一切的示威和群众大会，都表示厌恶，就是对为庆祝一些可欢庆的事情而开的集会，也莫不如此。因为在一个充满了喧闹和纷乱的群众运动中，极剧烈的暴动可以因无理的事情而暴发。因此，他再三主张保守严厉的纪律是必要的。他说 ：“从混沌的状态中，我们必须寻出秩序来，我们要引用公民的法律以代替群众的法律。“这个眼光明确的神奇人，他具有完善的意识。这种意识，是和那创立宗教式的制度以管束人们的灵魂的欧洲伟人相等的。凭借这种意识，他授给人们以引导群众大会和群众运动的详细规律。
他说 ：“一个大阻碍，便是我们不注重音乐，音乐便是节拍，便是秩序。很不幸的，在本国中，音乐是少数人的专利物，而从未普及全国……我要使大家正确地合唱国歌也会变成为强制性的行动。”
甘地还有其他的建议。他说在组织大的民众运动的时候，应该不让未受训练而自动加入的人参加。做首领的，应当是一个最老练的人。自动参加的人，应当各怀一本普通纪律纲要。他们应当分散于群众之中，并熟悉传播命令的种种旗语和笛声。全国的信号应当规定，并在一定的时间内举行。群众应不准进火车站，并在大路上为路人和车马留路，不应当携带孩童到群众活动中去，等等。
换句话说，在甘地所领导的浩瀚的群众中，他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奏乐的领袖，
但是在这个群情愤怒，只要稍受鼓动，便可无意识地盲目暴动的时候，却有一派政治领袖，执意暴动。在印度有很多高尚的人，相信印度的独立，惟有暴动才可夺得。这一派人不明了甘地的主义，也不相信他在政治上的效力。他们要求暴动，要求直接的行动。甘地收到了很多同样的信，敦促他停止主张不暴动。更糟的，还有一些人含着讥笑的意思，说他的不暴动主义是一种假面具，并且说时候已经到了，这假面具应该丢在一边，而发出战争的暗号。甘地含愤地回答，并含愤地讨论所有的辩词。在连续的几篇美丽的文章中，他责骂用剑的主义，他否认印度的经典和古兰经有赞许暴动的话。在任何宗教的教义里面，都没有暴动的成分。耶稣是不抵抗主义的王子，季达经里面并 没有讲说暴动，而是说我们应当完成我们的责任，就是连生命都牺牲了也值得。对此，至少是甘地有过这样的解释。因为人并没有创造的权柄，所以他就连那生存着的最小的动物，也没有权利去毁伤它。所以一个人对于任何人，都不应当仇恨，就是他是一个作恶的人，也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是教我们去纵容罪恶。譬如台爱将军，如果是卧疾，甘地必然会去看护他，可是倘如他自己的儿子无廉无耻地胡闹过日，他一定不会继续供给他。反过来，他还说 ：“因为我对他的爱，使我不得不断绝供给他一应的使用，虽然这或许要致他于死，也是无法的，”因为无论何人，都没有用武力来强迫他人做善的权利 ，“但是他有必要用离开他的方法来抵抗他，而不顾及这种方法的结果如何，假如他已悔过了，便应当开怀接纳他。”
当甘地约束暴动分子的时候，他同时也鼓励踌躇的人即速决定。对那疑惧不决的人，他鼓励他们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一种事是不用直接的动作而能成功的。我不用‘消极的抵抗’这个名词，因为它的意义并不完全……在南非洲，我们不是宣传了直接行动么？斯末资将军不是因为这种宣传那么剧烈而受感动么？耶稣和释迦所宣讲的比较大一点的教理是什么呢？是不是慈爱二字呢？可是释迦无所惧怕地领兵入敌营去制服一群高傲的僧人，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殿里逐出 兑换金钱的人，并从天上降下灾祸于伪善者及法利赛人，可不都是直接的行动么？他们涤除污朽，一举一动之中，都表示出不能错误的仁慈和恩爱。”
甘地同时也请英国人放开量度。在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他致信在印度的英国人，他用“亲爱的朋友”称呼英国人，并申明他曾经做过他们的忠实的朋友３０余年，但是因为政府的负约，才把他对政府的好意的信仰打消。他恳求他们对于政府负约的事，设法补救。他说他对英国人的勇敢和其他民族的勇敢精神，尚有信仰。他说 ：“在战场上的勇敢，印度人是不能做到的了，可是心灵上的勇敢，还有我们的份。不合作运动的意思，无非是要训练牺牲的精神，我希望由于一己的受苦，能够使你克服。”
在运动初期的四五个月中，甘地并不想由于不合作运动而使政府陷入瘫痪，他的意思是想要求确定基础，建立知识上、道德上和经济上都能独立的新印度。他用沙德希这个名词来表达印度经济独立的意思，这个意思只能是沙德希的狭义的、物质上的解释而已。
印度应当避免奢侈，应当受难而无怨。严厉的纪律是道德的必要的护卫，国家的健康和品性，都会因之而受益。甘地第一件要作的事，便是除去印度的酒毒。各地应有戒酒的团体组织，欧洲的酒一概抵制，酒商也都应当把卖酒的执照呈出。他在１９２１年３ 月２３日致商人的信中，他恳求他们停止售卖酒精，在１９２１年６月８日致稳健派诸人的信中，他恳求他们帮助他作成这件事，虽然在别的事上，意见不能一致。同时，他还提倡禁烟，禁其他麻醉品，及其他药料的运动。全印度都响应他的请求，拒酒的运动，如潮水般地遍地而起。这种热烈的运动，使甘地不得不反而设法禁止群众劫夺酒店里的货品，并强迫酒商关闭店门。他对群众说 ：“你们断不可用武力来强迫他人作善。”
但是要使印度戒酒，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要供给印度的生活必需的物品，那才是困难的事。假如印度不和英国合作，它要靠什么来养活呢？假如欧洲的产品断绝，印度的布要从何处得到呢？甘地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极为简单，而且表现出了他脑中的中世纪的思想。他的方法是：介绍纺织的轮机，并恢复印度的家庭纺织工业。
这种武断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自然要受到讥评。甘地自己也知道必定有很多人要笑他，但是他说，缝衣的机器可不用针么？纺织的轮机还没有失了它的功用呢！并且反过来说，在现在的时代，没有一种东西是比它重要的。纺织是全国所必需的，而且是千万饥饿的人民唯一的求生之路。但是人们应当考虑印度的情形，和甘地对于“查尔喀”的解释。甘地从未说 除了最穷的人以外，纺织能够供给一个人的生存，但他说在农事休闭的几个月中，纺织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工业。印度的问题，并非是学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是急在眉睫的。印度的人口，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所以实际上每年有四个月无事。而且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正受着饥馑的压迫。中流的人，也都衣食不保。英国对于这种情形，曾采取何种补救的方法了呢？没有，一点儿也没有。不但没有，反而加重了印度的灾难。因为英国的工业，把本地的工业摧残净尽，并且吸收印度的源，每年使全国流出６０亿以上的卢比。印度种植的棉花，本是自己需用的，也被迫成千上万地输去日本，在那里加工成棉布后又输入印度，印度不得不出高价来买它。因此，印度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抵制这种破坏国内工商发达的外货，而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一定要自己组织商店，供应自己的人民以工作和粮食。这种事，是应立刻办的。除了家庭纺织工业以外，便没有更急迫和经济的工业了。这样的计划，并不是要使工资较优的农夫放弃他的工作来从事纺织，而是要使那些无事的人，和那些不依靠工业来生活的妇女和儿童，以及其他每天有一部时间闲着的印度人，都利用闲着的时间来纺织。因此，甘地的训令是：“（一）抵制外货；（二 ）教授纺织的技艺（三）纯粹地消用手工织物。”
甘地以不知疲倦的精神，为这种思想而奋斗。他说纺织是一切印度人的责任。他要贫穷的孩童每日纺织几小时，以代还他们的学费。他要一切的人，无论男人或妇女都每人每日至少作一小时的纺织，就算他是施舍一般。他把选择棉花和纺织物的方法，与其他一切纺织的精细技术，都详细写明。他确实地把如何购买手工织物的方法，指示给那些愿意购买的人，无论他是大家庭中的家长，或是学校中的学生。阐述了一个人要用极少数的资本，来开一间沙德希的铺子——一间专卖印度工业品的铺子——同时要赚百分之十的利润的方法等等。当他叙述印度一种纺织古乐时，他也似乎音乐化了。
甘地的魄力能把群众的情感燃烧起来。孟买的贵妇也愿从事纺织。印度教和回回教的妇女都愿意一律穿本国布，本国的布却成了时髦了。就连泰戈尔也赞美迦打或迦地这些手工织的印度布。说穿起来很有意思。四处来定货的，连续不断。有的还老远地从亚丁和俾路芝斯坦寄来。
但是沙德希的信徒却未免有点做得太过，因为他们连外国的原料也要抵制。甘地本来是再精明不过的人，在这点上，也就不免糊涂了。在１９２１年的８月，他下令把孟买的外国货都烧了，这就好象在萨佛那洛拉的时代，在佛罗伦萨地方，有很多美丽的传家 的宝物，和珍贵的物料，积叠成堆，在群众的热情和欢呼之中，用火焰来把它燃烧一般。关于这件事，在印度的心胸阔达的英国人中，有一位泰戈尔的挚友安得鲁君给甘地一封信。他一方面表明他对甘地的敬仰的意思，而另一方面却表示把这很多宝贵的物品燃烧而不施舍给穷人，的确是可惜。他说他相信这种破坏的程序，会滋长群众的最坏的本能，而他对于这种以破坏为信条的国家主义的发起，不得不表示反对。他总觉得毁灭人类从劳苦中得来的果实，是罪恶的。他以前赞同甘地的运动，也变服迦打土布，但是现在他却怀疑这样继续下去是否正确。他对甘地的信仰，却因这焚烧布物的事而动摇了。
在安得鲁君的信发表于《印度青年》的时候，甘地说他一点也没有后悔。他并不是对于任何种族有什么恶感，也并不是要求把一切的外国货都焚烧了。他唯一的要求，不过是把有害印度的货物烧了罢了，无数的印度人，因被英国的工厂打击而破产，工厂夺了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成千成万地变成为下等流民和奴仆，使他们的妻子，都变成了娼妓。所以印度已早有仇恨英国人的趋势了。甘地并不想增加这种仇恨，他反而要使它变更其方向，由于仇视英国人，变为仇视英国货。购置英国货的印度人，其罪恶与售卖英货的英人相等。物料被焚烧，并不是表示对英国的仇恨， 而是印度决心与过去分离的一种表现。这是一种裁去疣赘的必须的办法。假如把这种毒物施舍给穷人，那就错了，因为穷人也有廉耻的意识。
印度的经济生活，应当先摆脱了外国的压迫。但是第二步应做的，便是要解放思想，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印度精神。甘地要他的同胞都除去了欧洲文化的权威，而他自己的一桩最荣耀的功绩，也就是他奠定了一个真正的印度教育基础。
在英人的统治下，亚洲文化的余烬，只是游丝不断地在各大学和学院中保持其静止的状态。差不多经过４０余年，亚力加还是一个印回合办的大学，是一个在印度的回教文化中心，而加尔塞大学，为塞克文化中心，班拿勒斯大学，则为印度文化中心。但是这几个已陈旧的大学，都是依赖政府的，由政府供给维持的。甘地盼望要把这些大学改变为纯粹的亚洲文化中心。在１９２０年，他在亚米达巴得创立了古茶拉特国立大学。他的理想是团结印度。印度教徒的达摩法和回教徒的伊斯兰，便是两种宗教的柱石。他的宗旨是保存印度语言并用它作为全国革新的源泉。甘地秉着他最公平的态度， “觉得系统式的亚洲文化的研究，并不次于要研究欧洲的科学”。圣斯克利特、阿拉伯、波斯、巴利和马伽狄等处文化的宝库，都应加以搜索，以便发现民族力的源泉。这种理想，并不是单 要滋育或重述古代的文化，而是要凭借过去的风俗和近代的经验，以造成一种新的文化，换句话说，就是要综合影响印度的生活，或受印度本土的精神所影响，而生存于印度的各种文化，为一种新文化。这种综合自然而然地是沙德希式的，而不是美洲式的，即是各种文化，都有它应有的地位，而不是以一种优胜的文化并吞其他一切的文化，因为以一种文化并吞其他文化，其结果只是一个“人为和强制”的统一，而不是趋向于“调和”。在国立大学中 ，一切印度的宗教都有课程，印度教人可以研究可兰经，而回教徒也可研究沙斯塔剌斯。简单一句话，就是他不相信在人类中没有什么事不可拿出来讨论的，而他所摒弃的，也只能是这种摒弃的精神。印度斯坦的语言，已定为必修的科目，因为是圣斯克利特、痕都及乌耳都的通语。校中不但由于研究的方法培养独立精神，而且特别注重职业的训练。
甘地盼望逐渐组织高等学校，使教育传播各乡镇，用以普及到一般的群众中去，所以……不久便可将受教育与未受教育的两种阶级的致命的裂痕弥合起来。并且因为儒雅的人都应受工艺的教育，而工农阶级，也应受文艺的训练，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哀怨的呼声，还可因而减少。
甘地反对欧洲的教育方法，因为只知一味发展智 力，而藐视手工的训练，他要一切的学校，从小学至大学都编入手工的科目。他相信学童用纺织来代还学费，是一种最好的方法，因为他们由此可以学习做活，为独立生活做准备。至于进行心理的训练，甘地则一开始就非常注重。但是在学童未能正式受训练之前，应当预备一批合适的教员。
所以这种被甘地视为新教育基石的高等学校，也就是专为训练教员而设的。这种学校，并非是平常的学院或学堂，更适当一点，还是一种道院。
甘地在亚米达巴得的沙特雅格拉道院是他的师范学校，其中管束教员的规则，比管束学生的规则还多，并且教员都应作道院式的宣誓。在平常的宗教仪式中，这种宣誓，不过是纯粹的消极形式，在这种道院中，他们用一种积极的牺牲和博爱精神宣誓。他们宣誓包括了下列内容：
１．诚实的宣誓。平日不说谎，还不算是诚实。就是为国家的利益，也不应当说谎，这就是所谓诚实到底，就是因此而反对父母尊长，也是必须的。
２．戒杀的宣誓。一定要对自己认为不义的人，不加以
伤害、不加以恨怒，并反而爱他，才算够足。要反对专制和暴虐，可是不要伤害专制者或暴虐者，只是用爱来征服他；就是因反抗他的命令而致于受刑至 死也是甘心的。
３．独身的宣誓。如果不是独身，以上二种宣誓便差不多不能遵守。不以羡慕的眼睛看着妇女，还是不足。凡是兽的嗜欲，都应根本铲除，使思想上也没有淫邪的意念。假使入院的教员已经结婚了，便应以他的妻为他终身的朋友，而保持一种纯洁的关系。
４．节制口味。食物应当节约，保守清洁。非必需的或是足以刺激性欲的，都不能吃。
５．不偷盗的宣誓。不偷平常被认为是他人的财产，还是不足，假如消费了多于自己份额的东西，就是偷盗。
６．不拥有财产的宣誓。不拥有多量的财产，还是不足，凡是我们的肉欲所不绝对必需的，都不应当拥有，并常常想及简化我们的生活。
除了这几种主要的宣誓内容以外，还有下列几条次要的规则：
１．“沙德希”。凡是带有欺骗的嫌疑的物品，都不用它。凡是制造的物品，也皆不用，因为工人在厂里受了无限的苦楚，而制造品是他们劳动的产品。外国的货物和经过复杂的机器所造成的货物，都应本着一种爱护真理的精神拒绝它，改用本国土织的粗布。
２．无畏。凡是怀着畏惧之心作事的人，都不能作为真理的信徒。真理的信徒应当不怕帝王，不怕民 众，不怕宗族，不怕家庭，不怕盗贼，不怕凶匪，不怕猛兽和不怕死。一个真无畏的人才能拿出真理的力量或灵魂的力量来抵抗他人。
这些要点拟定后，甘地还注意到了其他必要的条件，其中有二条是针对教员提出的，（一）自己操持体力上的工作，以此为学生做出表率；（二）熟悉印度各种主要的语言。
道院的学生，从４岁以上便可入院，但是一经入院，便须修完全部的课程，约须十年的时间，才可出院。入院的都必须和父母及家庭分离，父母应放弃一切对于他们的权力，而他们也不准见他们的父母。他们穿的，是纯朴的布，吃的，是属于植物质的简单的食料。虽然他们每周有一天半可作个人自由创作的工作，可是没有放假休息的日子。每一年中，他们应花三个月徒步旅行印度。他们都应当学习印度和德拉维达的语言，英文则列为必修的第二国语。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使自己熟识五种印度语言文字。包括熟悉乌耳都、孟加利、坦密耳、忒勒古和狄瓦尼基利语。他们同时也学习农事和纺织。宗教的空气，已透入这种教育的全部范围。当他们修完了一切课程的时候，他们可以任意决定留校或离校，倘若是留校，便应作上列种种的宣誓而升为教员。在求学中，学费是完全不需交的。
从甘地的教育制度中，一方面可见他的运动的高尚精神，另一方面他把这种制度看作是他全部运动的主要基础。要建设一个新的印度，必须从印度的本土中造出一种纯洁和强健的新灵魂，而这种新灵魂，唯有依靠一班圣洁的信徒，像基督的信徒一样，才能够做到。甘地并不像欧洲的革命者，并不是一个创立法典的人，他是一个新的人格的建设者。
英国政府，正如其他的政府一样，在这种情形下，并未加以注意。起初它的态度，也只是轻视罢了。在１９２０年８月，印度总督查姆斯福特公爵说甘地这种运动是一切无意识计划中最无意识的东西，但是这冷然的态度，不久也就改变了。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政府也稍微出现了些惊慌，颁发了一种恐吓和严厉的公告，警告人民说这次运动的首领所以还能安然不受拘束，也无非是因为他们没有宣传暴动的缘故，现在政府已经下令禁止，凡是越过这个范围，或是煽动革命及暴动的，都要缉拿查办。
这和平的界线，不久即被冲破，但是首肇其祸的却是政府。不合作的运动逐渐扩大，他的力量也渐次扩张。。在１２月之前，不暴动的不合作运动还被视为一种和平运动的尝试，政府还自以为等到印度国民大会于那哥普尔召开１２月份的会议时，不合作案可以被否决。但是事情并不如所预料的，不合作案不但没 有被否认，而且国会反把它的意旨，定在了宪法的第一节中，文中明确规定“印度国会以合法、和平的方法，由印度人民求得自主、自治为宗旨。”
于是，国会追认９月非常会议所表决的不合作案，并进而扩充了不暴动的原则。大多数人以为要作一回共同和持久的运动，便应尽力把印度的一切力量都联合起来；因此国会不但令印度教人和回教人忠诚地合作，而且还催促有权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也都联合一致。除此而外，国会又从根本上修改宪法，实际上可算是组织了一个全印度的代表制度。在那哥普尔会议上，到会的代表有４７２６人，其中４６９人为回教人，６５人为塞克人，５人为帕尔西人，２人为“不可接触”者，４０７９人为印度教人，１０６人为妇女。
新定的宪法规定每５０００居民要选举出一个代表，全印度代表总数为６１７５人。国会每年聚会一次，会期定在圣诞节左右。国会另以其会员３５０人，组成国会委员会，凡国会的表决案及政策，都由该会执行；在国会闭会时间内，该会有与国会同等的权力。国委会再由其会员１５人组织执行委员会，它与国委会的关系，与内阁对国会的关系相同，国委会还有解散执行委员会的权力。
那哥普尔的国会，拟定了一个由各省议会委员会组成的级制政府以代表２１个行省，运用１２种语言， 各村镇的委员会，都隶属于它的管辖。根据国会建议还组织了一个国家服务员组织，定名为国家服务团，它的经费，则由印度自主基金项支取。
凡是有四个安那（印度币名）的国民，无论男性或女性，如果他或她已经签认了宪法的信条，便有选举的权利。不论何人，凡是上２１岁而宣誓服从宪法第一条并赞同宪法正文及附则的，都为合格。
国会承认不合作运动在当时所采取的形式，不过是一种准备的步骤，将来一定有一个时候，可以做到完全的不合作，包括开展拒绝纳税运动。国会自己对于这种事实，也并未加以隐藏。这个“时候 ”，则要待将来决定。可是当时国会为着要筹备将来的运动起见，便不得不鼓励纺织并推进抵制英货运动。同时，国会又发出给学生父老和官吏的通告，请求他们更加热烈地参与不合作运动。凡是不赞成国会议案的，都不能称作政治上的活动。
国会的议决案，实际便含有在一个国家中再建一个国家的意思，即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印度自治政府用以与英国政府相对抗。这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也就不能不对付它了。在这种情形下，英国政府要不就开战，要不就议和，如果它愿意退让，而决定议和，那么，要求得一个和平的结果，是很容易的，因为国会已经宣告如果可能的话，它要向英国要求实现它的 目的。倘使不然，便自己行动起来，不再考虑英国的意愿如何。英国决定用武力来压制，尽力搜求用武的种种口实。而这种可为借口的事，那里会没有呢。这就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甘地和国会虽然都主持不暴动的原则，可是在印度也免不了有几处暴动。这些暴动，实在和不合作运动没有多大关联，可是仍然停止不了。在阿拉哈巴诸省，有属于土地的暴动发生。这就是佃农起来反抗地主，因警察干涉，而出现了流血的惨剧。这事发生没有多久，塞克的阿克利运动暴发，本来这一运动是纯属宗教性的，也采用了不合作的方法，而因鼓动的结果，在１９２１年２月，有２００个塞克人被杀。凡是有良心的印度人，都不能把这些惨剧的责任归咎于甘地或他的信徒，但是政府却以此为一种好的机会。在１９２１年３月，政府便开始用武力来压制，以后更加严厉。政府的借口，是为保护印度的酒商，以避免受群众的伤害。欧洲文化和酒精携手，这回也不是头一次。自由组成的不合作社团都被解散。防害公安的集会，都被禁止。在几个省中，警察都授以全权行事，以压制这被称为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印度人被捕的，数以千万计，有很多享有名望的印度人，也被逮捕收监，并受到种种不人道的待遇。这样的举动，自然要激起一般民众的愤慨，所以各处人民和警 察发生冲突的事，几乎不绝于耳。有几处房屋被焚毁了，人也被伤害。当国会委员会于３月底在比札瓦达开会讨论“文的反抗”的时候，印度的情形便换了模样。凭着奇罕的预料和懦弱 ，“文的反抗”的提案终于被否决，它的理由是本国还未预备操用这两面快利的剑。反抗的事，将来总要实行，但是目前只可作人民和财政的调动。
这时，甘地为联合全印度开展运动，在继续活动，并加快了步伐。他用洛克斐勒的精神来号召帕尔西人——多少带有腐化色彩的富商，并号召印度教人和回教人，请他们合组一个坚固的同盟。印回两种关系，因彼此的偏见和疑惧，从来就互相仇恨，甘地却用尽心力来使他们和睦合作。他知道要使他们溶合是不可能的，所以便只能用友谊来使他们联络。
甘地与回回人毛拉拿穆罕阿里有很深的友谊，但是甘地说他两人都忠于他们的信仰。因此甘地还是不愿意把他的女儿嫁给阿里的儿子，也不愿意和他共饭。毛拉拿穆罕阿里也是这样。但是这对于他们彼此相爱相敬和相互帮助，并没有阻碍。
甘地并不是说印回通婚，或者合食是一种应被责罚的事，但是他说在现在却不能办到。要使印人和回人达到这种溶合的地步，最少还要一世纪。所以凡是求实际的政策，应当不牵涉到这一敏感的问题。他并 不是反对这种改革。而是以为时候还没有到来，所以目前惟一的重要的事，便是使他们互相敬仰，彼此推诚相见。这一点，也可说明他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可是甘地致力于要做的，还是在要拯救印度的帕里亚人，他们是被压迫的阶级。帕里亚人是印度最底层的人民，他们受到卑视与压迫。在这压迫他们的污浊的社会中，甘地极力为他们呼吁的情感，和他的暴怒及悲哀的呼声，足以单独地创立他的不朽和荣誉。他这种对被压迫阶级的感情，从他小时已种下了根源，他记得他小时候有一个帕里亚人常到他家中来作苦工，人家告诉他说不能和他接触，如果和他接触，便非斋戒沐浴不能使自己清洁。他不明白其中的理由，而常常问他的父母这是什么意思。在学校的时候，他常常和这班不可接触的人接触，他的母亲告诉他说要免除这种不圣洁的接触所生的效果，只有去抚触一个回回教徒。在甘地看来，这是一种最不公平和最没理由的事。在１２岁的时候，他便立志要把这一种印度教徒的罪恶除去。他计划如何救出他的被抛弃的同胞。当他为他们的幸福而呼吁的时候，他表示出了他最公平坦白的心胸来。他说，如果有人能证明“不可接触”，证明卑视帕里亚而不敢与之接触，是一种宗教的信条，那他宁可抛弃他的宗教，宗教对甘地来说，不啻为其所有的一切！甚至生命。由此可见他如何重视他们的 幸福了。在他看来，帕里亚的制度，已可使外国对印度所加的一切不公平的事变公平。他说 ：“假如印度已经成为英帝国的帕里亚，那就是公平的上帝所定给我们的公平的报应……在未请英国人洗去他们手中的血迹之前，印度教人是否应该先将自己手中的血迹洗净呢？‘不可接触’是我们的污辱，它使我们在南非洲，在东非洲，在加拿大都变为帕里亚人。印度教人一日以‘不可接触’为宗教中的一部分，印度的自治便一日不能求得。印度教人已先犯了罪，英国也不过是照她的样子做罢了。做人的第一个责任，便是保卫弱者及无依无靠者，并且不伤害任何人的情感。假如我们没有把我们对懦弱的同胞所做的罪恶清洗掉，那我们也无异于禽兽和野人了。”
甘地要印度的国会给帕里亚的同胞设立学校，并给他们打好水井，因为帕里亚人不能用公共的水井，但是一直没有实现。于是甘地意识到，与其袖手等待这班特殊阶级的人去改变他们的丑恶，还不如亲自到帕里亚人中间去，自己领起首领的责任，组织他们，和他们讨论关于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做？向英国政府声诉罢？还是投归英国政府处置呢？这不过是换了一重奴隶关系罢了。那么，抛弃了印度教罢？信奉基督教或清真教罢？假如印度教真的袒护“不可接触”这一制度，甘地也许就真的忠告他们这样做了。 但是印度教并不袒护他 。“不可接触”不过是印度教徒中一种薄弱的疣赘，终于要被割除的。帕里亚人要为自卫而组织起来。自然而然，他们也可对印度教采取一种不合作的原则，大家断绝与印度教人往来。不想从一个像甘地那么爱国的人的嘴里，会说出这么勇敢的革命的忠告！但是困难的就是帕里亚人中没有领袖，不能自己组织起来。所以最好的，还是请他们联合参加大家的不合作运动，因为它的目的还适应于一切阶级的利益。真正的不合作是一种涤除罪污的宗教行动，所以凡是相信“不可接触”制度的人，都不可以参加。这样，甘地便把宗教、人道和爱国三者结合起来了。
当甘地第一回组织帕里亚人的时候，他也履行过一种庄严的礼节。在１９２１年４月１３日至１４日两天里，有一个被压迫阶级的大会在亚米达巴得召开。甘地任会议主席，并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最美丽的演说。他不但要求取消帕里亚的制度，而且催促那班不可接触的人——帕里亚人——趁此机会起来施展他们的本事。他说他盼望帕里亚人在新印度的社会中，做出伟大的贡献。他设法使他们有这样的自信心，并把他自己燃烧着的理想，灌输到他们中去，他说他在这被压迫阶级中，看到那些可以成功的潜伏着的力量。他相信在五个月内 ，“不可接触”的阶级一定会依靠自己 的能力，取得他在印度民族中所应享有的地位。
甘地自身已乐得看见他的呼吁在人民的心中得到响应。有很多地方，被关押的帕里亚人都得到了释放。在甘地被捕之前一天，他作了一次演讲，叙述帕里亚运动的进步。婆罗门的弟子也都给予了赞助。高等阶级作了很多表示怜悯和慈爱伯里亚人的事。甘地自己讲过一个婆罗门的弟子的故事。说他是个不过１９岁的年青人，却自愿去作一个清道夫，以此与不可接触的人共同生活。在１９２１年４月末 ，“不可接触”的习惯已渐次消灭。在很多村庄中 ，“不可接触的人已可和印度教人杂居，并享受与他们同等的权利。可是也有一些地方，情形还是悲观的，特别是在马达拉斯，印度国会从这时起已把它列为讨论的事件。在１９２０年１２月间，那哥普尔会议表示，要废除不可接触的制度。
甘地以解放伯里亚人同样豪放的精神，从事于另一种伟大的事业，这种事业，就是妇女解放运动。性的问题，在印度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因为它已受了一个普遍难堪和指导不得其法的肉欲的洗礼。童婚已使国民肉体上和道德上的能力都在萎缩。男性的脑中，只存有满足肉欲的心念，这对于女性的尊严不啻是一种侮辱。甘地发表了印度国家主义运动者对女性的鄙视和妇女的埋怨，他本人试图袒护女性。他说， 她们反对的言词，正足以证实印度还有一种和“不可接触”的祸害相等的痛疮。但是妇女的问题，并不是纯粹的印度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这件事，也如他对帕里亚人一样，他盼望被压迫者自已行动起来，而不盼望压迫者解放她们。他告诉妇女们不要再把她们自身看成一种满足男性肉欲的物品，以求鼓起人家的敬仰。他要她们忘记她们的肉体，而投身到社会事业中去，不顾一切的危险，虽然因此有种种的效果发生，也只好为信仰而忍受苦楚。妇女们不但应当放弃一切的奢侈品和抛弃或焚毁外国的货物，而且必须分担男人的问题和艰辛。在加尔各答地区有很多上流的妇女都欣然就狱，这足以表明一种精神。妇女应当为应做的事业而和男人竞争，不应当依靠人家的怜悯生活。在需要牺牲的时节，往往是妇女的精神超过男子。所以妇女们都不用恐惧。就是最弱的人，也一定能保存她的光荣 。“凡是知道如何死的，必定永远没有恐惧。” 应当奉作信条。
甘地没有忘记那些堕落的女同胞。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１日，８月１１日和２月１５日在安得哈拉和巴利萨尔省开会时与她们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他很严正和简单地对她们说，她们也回答他，信赖他，并请求他的忠告。他设法为她们谋求一种正当的生活，他向她们建议。要她们从事纺织，她们都同意。假如大家 一定给她们以赞助，则她们在隔天便可马上起工。于是，甘地转而又向印度的男人做鼓动，教他们尊敬女性。他说 ：“在罪恶之中博得胜负的，在我们的革命之中并没有他的地位。自主的意思是我们应当把每个印度的居民，都作弟兄姊妹一般来看待。在两性之中，女性并不是较弱的，而是较优的，较尊贵的，因为就是直到现在，她还是牺牲、忠诚、慈善、忍耐和智慧的实体。妇女的直觉，常常被证实为比男人的自作聪明更加智慧，更为正确。
在印度的妇女当中，从他自己的妻子论起，甘地常常得到聪明的帮助和了解。从她们中间，他得到了几个最得力的门徒。
在１９２１年，甘地的权力，已达到他的最高点，就其为道德上的领袖来说。他的权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何况又有几乎无所限制的政权，不期而遇地落到了他的手里。人民都把他当作圣人。他的画像，也都画作斯里克里斯拿的模样。但是在１９２１年６月份的印度青年报上，甘地还反对这种举动。在年终的时候，全印度的国会把斯里克里斯拿的权授给了甘地，并给他以指定其承继者的权柄。他成了印度政策的惟一操纵者。在这时候，如果他以为妥当的话，他真可以开始进行政治的革命，甚至于宗教的改造。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并不要求这样做。这是为 了属于道德上的庄严呢？还是良心上的狐疑？或者是两种原因并有，也未可料。一个人的心，要由另一个人来了解他，并非容易。而要一个属于另一种族和文化的人来了解他，更加显得特别困难。那么，要捉摸一个像甘地的精神那么深沉纡曲的人，更是难了。在这动乱的年头，在这很多迷失的事都在印度发生的情境中，人们要断定究竟那舵手的手是否颤抖，是否常常坚定地驾驶时代的航船按照正确的方向前进，还真是难说得很。但是可以试着对这个“生存着的谜”的感觉加以说明。可以按照甘地这个伟人的宗教上的景仰及人们因他的真诚而感动的真诚，说出人们的感觉。
假如甘地的权大，他滥用这种权柄的危机也是一样的大。他的运动已经远到这步田地，只要略起微波，便可影响千万的人。所以要引导这艘时代的巨轮顺利前进，同时又要在变幻无常的大海中保持其镇定的状态，也就日见其难了。人们要想使那些浮动而并没有受到压迫的群众情感和那中和而远虑的理智互相调合，在当时甚至被认为是只有依靠超过人的力量才能解决的问题。甘地这温存而虔敬的舵夫，在这时祈祷和依赖上帝得到的回答，在风涛怒吼之中，已差不多消失了，哪里还想能传达给其他的人呢？
甘地非常坚定，他并没有被虚荣左右摇动的危险。没有一回赞颂他的事会使他转头，并且反而要使他受 困，使他觉得不自然。在一般先知和主持神秘的人中，甘地可算是例外，因为他并没有看见异象，也并没有默示。他并不想使他自己相信他是受一种超过自然的力所指导的，他也并不想使他人这样相信他。他所有的，只是光辉四射的真诚。他的额际，永远是镇定和明晰。他的心，从没有虚荣。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还是一个平凡的人，而并不是一个圣人。他不要人家称他为圣。可是，他的状态，已经证明他的确是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圣人。
他说在现在的生活中，圣字应该被裁去。他多次地讲到 ：“我和其他良善的印度教人一般地祷告。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上帝的使者。我并没有上帝意旨特别的暗示。我坚定地相信：上帝每天都对我们各人启示，但是我们都闭了耳朵，听不见他的声音……我并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是一个印度和人类的谦逊奴仆。我并没有重新创立一派的欲望，如果我想创一新派好让他人跟从，那便是太过分了。因为我并没有代表什么新的真理。我只想跟从并代表我所知的真理。但是我的确想做的，是在许多旧的真理之上，放射出了新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