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甘地的性格而言，他非常谦逊，并且极端正直。不管他是印度的爱国者，或是不合作运动的信徒，他始终不会心胸狭小。他不赞成专制，即使专制对他的 事业有帮助，他也一样反对它。政府对人们的压迫，一定不能代之以不合作运动的压迫。他并不是要使他的国家富强起来，以便反抗其他的国家。他的爱国的热诚，并不局限在印度疆域内。他说 ：“在我看来，爱国和仁爱并没有分别。我爱国，因为我是人，并有人的情感。我的爱国心并不是排斥其他的。我并不想伤害英国或德国，以服事印度。在我的生命的计划中，帝国主义并没有它的地位。如果一个爱国者对于人道是冷然不关心的，那么。他也算不上是一个爱国者了。”
但是他的门徒是不是这种感觉呢？在他们那里，甘地的主义又贯彻得怎样呢？并且，经过他们解释之后，传达到民众中去，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在泰戈尔游历欧洲数年之后，于１９２１年８月回到印度的时候，看见印度人的心思改变。不禁惊愕。在他回印度之前，他早已由他从欧洲所寄给他在印度的朋友的一批信中，表示出他的焦虑。这一批信，有好些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甘地和泰戈尔两人都是哲人，都互相敬仰，可是他俩中间的裂痕，就像一个哲学者和一个信徒，一个圣保罗和一个柏拉图中间的裂痕一样，他们的驳论，是重要的，因为在一方面是一种想创造一个新人类的宗教的 “信仰和仁爱”；而另一方面是一个想于同情和了解之中，把全人类的气息都联合起来的生而自由和清明广博的“智慧”。
泰戈尔常常把甘地视为圣人，他也常常很虔敬地道及他。当人们提到将托尔斯泰与甘地作比照时，泰戈尔说 ：“我现在才知道我更知道甘地。甘地的精神比托尔斯泰的更为光明和炫耀。在甘地一方面，一切都是自然的，谦逊、简单和纯洁，他一切的争斗，都是为了他的宗教的真诚做出的牺牲。但是在托尔斯泰方面，则一切都是用傲慢反抗傲慢，用怨恨反抗怨恨，用情欲反抗情欲。在托尔斯泰看来，一切都是暴动的；就是他的不暴动的主义，也是暴动的。” 在１９２１年４月１０日，泰戈尔在伦敦所写的信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感谢甘地，因为他给印度一个机会，证明了她对于人的神圣的精神的信仰，还是仍然存在。” 他对甘地的运动，曾发表过怀疑的言论，但是当他离开法国回到印度的时候，他仍然诚挚地用种种方法去帮助甘地。直至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发表宣言，才宣布他们两人正式破裂。泰戈尔在《诉之于真理》一文的开端还是赞颂了甘地。而且他的这种赞颂的言辞还是在一般称赞中最美丽的。
甘地对泰戈尔的态度是很诚爱的，即使在他们不和睦的时候，也没有变更。人们觉得甘地很不愿意和泰戈尔辩驳，他的朋友有的在他面前背述泰戈尔私下说的话，甘地总是制止他们说话，并说他应当如何感激泰戈尔，和如何辜负了泰戈尔。
在１９２２年２月９日，甘地在发表的文中叙述了他和泰戈尔的长久的友谊，他是泰戈尔在圣提尼克丹家的常客，他也把泰戈尔的家视为他的隐休之所。当他在英国的时候，他的儿子都住在那里。但是他俩中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更加深刻了。从１９２０年泰戈尔对甘地以其盈余之爱和信念去从事政治的时候，开始已表示不满。甘地涉身于政治舞台，是不是他欣然愿意做的事，长期没有定论。但是当提拉克逝世的时候，印度便没有政治的领袖，而不能不有一人补上去。
这正如甘地所说的：
“假如我像是参加政治了，这便是单纯地因为今天的政治盘绕着我们，正如大蛇盘身一样，无论我们如何挣扎，终是解脱不了的，但是我还要和蛇争斗……我正在设法使宗教参入于政治。”
但是泰戈尔仍然对甘地抱有遗憾。他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７日所写的文章中曾说 ：“我们需要麻哈德麻・甘地所代表的道德的力量，而在这世界上，只有他能代表这一力量。这种贵重的宝库，负有以‘灵火使死人复活’的使命，可惜它竟投弃于脆弱的政治的航船上，任冲碰激昂的情欲之波不绝地打击，这真是印度的极大的不幸。徒把精神上的财富，用于抽象上的道德真理所认为无价值的问题，诚是应当惋惜的。我 们如把道德上的力量变为武力 ，则我们更是犯罪了。”
这就是泰戈尔对于人们喝采的不合作运动，和因般遮布屠杀及托着哈利发的事而鼓动起来的暴动所持的态度。他害怕这运动的效果，会使那易受刺激的民众，因一时气愤而发起攻击。他要求人民都忘记复仇。他幻想着不可能的报复。他要他们把不可恢复的，都忘记了，而聚精会神地为印度建成一个新的灵魂。他虽然敬仰甘地的主义，和他的牺牲精神，但是他恨不合作运动中有“不”字的成分。按照他的天性，他对于一切有“不”字的事物，都抱着避开的态度。
结果甘地回答说 ：“铲除的工作，正与接纳的一般重要。人类的进化包含这两者的总和。” 优婆尼沙昙的末一字是一个“不”字，它的作者对于印度教徒的定义是“不是这个”。印度已经失去了说 “不”的权力，甘地把它恢复回来。芟艾杂草是和播种子一般重要的。
但是泰戈尔显然不相信铲除的工作。在他诗的沉思的生命中，他满足于现实的事物，而只以它们的和谐为快。在他的美丽诗句中，他说明了他的意见，但都离开了现实的生活。他的字句，好像纳塔拉阁剧中的跳舞一般。他说他想使他的精神，和当时布满于全国的空气协调，但是他不能做到，因为不管他自己的意思如何，他心中总有一种反抗的精神隐隐不灭。他 说 ：“在失望的黑暗中，我看见一个微笑，听见一个声音说道：‘你的地位在世界之海的海滩上，和儿童们一块儿游戏，在那里，我也和你同伴。’”他用诗歌来作剧，并发明新的音节，“继续地发出他的和谐的声音，有如儿童们在阳光之下跳舞 ，并带着笑声不见了。”一切的事物，在他看起来，都是快乐的，花和叶都纯粹是并未停止过的音节。上帝自己，便是一个最高的术士，他和时间玩弄，播星球和行星于表现的湍流之上，并以充满着迷梦的纸舟，投入到时光的河里去。“当我请求他允许我作他的门徒，并让我将我几种发明的玩物放入他所欣赏的舟中的时候，他只是微笑。我便跟着他走，挽住了他的衣袖。” 在这里，泰戈尔觉得他还在他自己的位置上 。“但是当我在群众之中，四面受挤的时候，我是在何处呢？谁能了解我所听见的声音呢？假如我听见歌声，我的嗓子必能连着它的音节而合唱，因为我是一个歌者。但是在群众的狂慢的喧呼中，我的声音已丧失了，我也晕眩了。在不合作运动的喧闹中，他想求出一种音节，但是不能求得，因此，他便对自己说 ：“假如我不能跟你的同胞在他们的历史中的一个最为危险的时期一同前进，你要提防着说：‘他们是错的，而你是对的。’而如果一旦离开你的队伍，走回诗人的处所，就得预备接受讥笑和群众的谩骂。”
泰戈尔是又一个哥德，一个印度的哥德，巴卡斯也是这样说。就此看来，好像泰戈尔已经就此决定了。他与不合作的运动告别，因为他含有否决的成分，他退回到他自己的创造迷宫中。但是他还不只是止于退出。他说，命运决定他一定要驾驶他的小船以反抗时代潮流。在这时候，他不只是一个“诗人 ”，他还是亚洲派往欧洲的精神上的大使。他刚从欧洲回来，在那里，他请欧洲人民和他合作，在圣提尼克丹地方建一个世界大学。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定数，在世界这一边，他正在宣讲东方和西方合作，而同时在世界那一边，却有人正在作不合作运动的宣传。
因此，不合作运动对他来说是双重的损失，一方是他的工作 ，而一方则是他的生命的观念。他说 ：“我相信东方和西方的真团结。”
不合作运动和他的思想相冲突，因为他的脑力，他的丰富的智慧都受到世界一切文化的滋养。他说：“人类一切最伟大的东西，都属于我。” “至大无边的人格，有如优婆尼沙昙中所说的名词，只能由全人类的宏大和谐中生出。我的祷词是盼望印度代表世界一切民族的合作，为了印度的幸福，合则为真理，分则为罪恶。合的意思，是包含和了解一切，因此，它不能由‘不’中求得。我们现在想把西方的精神和我们的精神分开，这的确是一种精神上自杀的尝试…… 当今的时代是西得势，这是因为西方负有完成一种使命的责任。我们东方的人，应当跟着他们学。我们遗憾的，自然是我们已失去了珍重我们自己文化的能力，因而不知道如何使西方的文化走上正当的轨道。但是如果因此便说我们和西方合作是不对的，那便无异于促进了地方主义最污劣的形式，说明了智能上的缺乏。这是一个世界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由于与其他国家分开而能使自己得救的。要得救，便是大家都得救，如果不然，只有同归于毁灭。”
换句话说，泰戈尔的拒绝西方文化，也如哥德在１８１３年的拒绝法国文化一样。甘地主义，并不是真的在东方和西方中间建起了一堵高墙，可是泰戈尔知道印度的国家主义一旦被鼓动起来，必定有人把它这样解释。泰戈尔怕那种排斥外来文化的精神发展起来，当他的学生在不合作运动初起时来请他忠告。他便对他们说出了他的怀疑和焦虑。学生罢课是为的什么呢？他问道 ：“学生要牺牲为的是什么？并不是为求得一个更完满的教育，而是为求得一个无教育。”在沙德希第一次运动的时候，有一群少年学生告诉他假如他命令他们的话，他们便可立即离校。当他回绝他们的要求时，他们都很激怒地离开了他，并对他的爱国心发生了怀疑。
在１９２１年的春季，当印度开始抵制英国学校 的时候，泰戈尔在伦敦已见过一次知识界爱国主义的挑拨行动。当他的朋友披尔逊教授讲课没有结束时，有几个印度学生便发出错误的国家主义宣言。泰戈尔非常生气，在他给圣提尼克丹的管理处处长的信中，他责骂这种不忍耐的精神，并把他的责任，归咎在不合作运动上，甘地对于这点回答说 ：“我并不想把我的住房四边都围起来，也并不想把我的窗户都堵塞起来。我要各方面的文化都尽其所能地在我屋里传播……但是我不要任何文化吹走了我的脚跟……我所主张的，并不是一种监狱的宗教。它完全有地方容纳上帝所创造的最微小的东西。但是它是反抗种族、颜色，或宗教的傲慢的证据。”
接着甘地便说出了他对于英国文学教育的怀疑，因为它在建造人格上并没有贡献，他说，这是一种阉割印度青年的教育。他一面对他说过分的话表示抱歉，一面说他的态度，并不偏狭——泰戈尔所暗指的偏狭。
这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但还不足以使泰戈尔释疑。泰戈尔并不怀疑甘地，可是他怕甘地的信徒。在他由欧洲回归印度初和他的人民接触时，他便害怕人民对于麻哈德麻・甘地话的迷信。他看见心灵的专制的危机已渐渐迫近，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的《现代评论》上他发表了一篇真的宣言，诉诸真理便是他反抗这种盲从的呼声。他这回的反抗特别地强硬，因为开 端他对甘地写了一篇很美丽的颂词。在叙述１９０７年及１９０８年印度初次的独立运动后，接着他便说当时的政治领袖都是受一种书呆子的理想所感动，而模仿柏克、格拉斯敦、马志尼及加里波的教人的模样，他们的主张，也惟有那受过训练的人才能懂得。简单说来，他们在主张一种英国式的理想。但是麻哈德麻・甘地出来了！他停止在千万个穷人的门楹上，并如他们一样地穿着。他用他们自己的口对他们说话。这便是后来的真理，而不单是从书本上摘录出来的话。麻哈德麻的名字——印度人称呼他的名字，也的确是他的真名。因为除他之外，还有谁像他那样觉得和人民应该亲密呢？觉得他们是他自己的血肉呢？隐藏着的灵的力量，已应着甘地的号召而怒发，因为他使真理成了一种切实而可见的东西。在数千年前，当释迦牟尼使人们明了慈悲和仁爱应在人们中间实现的时候，印度也曾响应他的号召而焕发出了新的伟大。无论商业或军事的征服，都不能像它这样堂皇地传播开去。因为，惟有爱才是真理。
但是泰戈尔的腔调就此而改变。赞颂的话也就此终结。卑亵的言词便接着出现。当泰戈尔在欧洲和远渡海洋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印度复活的震动。他受其刺激而充满着呼吸这新的自由的希望，进而回到了自己的祖母。但是他到了祖国，便觉得扫兴了。他觉得 有一种压迫的空气存在于人民之上。他说 ：“好像有一种外压的力压着他们，研磨他们，并使他们众口同声地按照一种口腔说话。无论在何处，我都觉得文化和理智的威权应当退位，而让盲从去施威。灵魂的真自由，也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被表面自由的口号势力所压倒。”
人们知道了泰戈尔的疑虑和他的声诉。这都是各时代所通有的事。在新的基督教发轫之初，破碎的旧世界称为最有自由意志的人，也曾这样疑虑和声诉。就连人们自己，当逢一种盲然信从某种社会或国家的理想潮流时，也觉得有同样的疑虑在心中鼓励。泰戈尔的反抗，是自由灵魂对于时代信仰的反抗，因为这种信仰对于少数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是最高的自由，而对于其所领导的民众，则无非是另一种桎梏而已。
泰戈尔所抨击的目标，远非民众的狂热所能了解的。在这盲从的民众之上，它涉及到了麻哈德麻本身。不论甘地如何伟大，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否是超过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单独负担的呢？像印度这么大的事业，当然不好依赖一个单独的领袖意志来主使。麻哈德麻虽是爱和真理的领袖，但是要谋得自主却是一种非常繁重的事 。“路途纷乱和难于开拓。情感和热心虽然是必需的，但是科学和思想也是免不了的。全国的心灵上的力量都应做出贡献。经济家应该筹划实际的解 决方法，教育家应从事于训练，政治家应为之考虑，而劳动者则从事于工作……无论何种求知的欲望都应得到自由而不受抑阻。无论何种压力，不管它是公开的或是隐藏的，都不应当存在于智慧之上。……在过去，在原始的森林中，我们的先圣于其完善的观察中，招集了一切真理的追求者……为什么愿引导我们起事的圣人，不会有同样的号召呢？”但是甘地到这时发出的惟一命令只是 ：“纺织！” 泰戈尔问道 ：“这是否是一种新的创造的时代福音呢？假如大的机器在欧洲成为一种危险，小的机器能不能给我们一种更大的危险呢？”不单是一国中的力量应当彼此合作，各国的力量也应当合作。他说 ：“印度的觉醒和世界的觉醒是相连结的。无论任何国家，如果它想将自己关闭起来，便是违反了新时代的精神。” 接着，泰戈尔叙述了几个他在欧洲所遇见的人——那些解开国家主义的桎梏来服从人类的人——那些成了世界人民中受压迫的少数人，他把他们列在圣尼亚森斯中，圣尼亚森斯是指那一班在自己的灵魂中已实现人类大同的人，是一班舍弃自己生命来使人类为一个整体的人。
泰戈尔说 ：“印度是否应该独自背诵那些消极的理论，永久固定在他人的罪过之上，以仇恨为基础以求得自主呢？当天刚黎明小鸟觉醒的时候，它不单只想得食；它的两翼，禁不住天空的招呼而飞舞，它的 咽喉，充满了欢迎白日的可爱的歌声。一种新的慈爱发出它的声音。我们要让印度自由去回应。在黎明的时候，我们的第一责任是要记住那混然为一、不分阶段或色采的他，记住那由于其所具有的各种力量，按照必须的限度，赐予各个阶段和一切阶段的需求的他。我们请向这个给我们以智慧的他祷告，请他使我们都彼此了解，联合为一。”
泰戈尔美丽的词句，好像是一首光辉的诗，在一切人类的争夺之上，建造了一个平均的世界。人们唯一可批评他的，只可惜他所设置的水平线太高了，反隐没了线底下的种种不平。从长远的观点看，泰戈尔是对的。小鸟的诗人，如鹰的天鹨——海涅这样称呼一位乐者，眼看着时代的崩溃而歌唱。他在永远的时光中生存。可是现在的要求是紧迫的，每一个人不单是要求立即进行补救，而且还为之呼唤要求。那缺乏诗人的清高，或是为仁慈救世而舍弃它的甘地，因为这个缘故，他视答复泰戈尔的问题为一种儿戏。
在答复泰戈尔的问话中，甘地的言词较以前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情调。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１３日的《印度青年》上，他这篇动人的答复发表了。甘地感谢那“伟大的逻卒 ”，因他警告印度，使她避免陷入前面的陷坑。他也和泰戈尔一样同意，说最重要的是在维持一种自由的精神。他说：
“我们应当不让我们的理智屈服于任何人的操纵。对于爱的盲然的屈服，常要比受专制的压迫而屈服更为有害。如果屈服于凶暴，还有希望；倘如是屈服于爱，则完全没有什么希望了。”
泰戈尔是一个逻卒，他警告前面有固执、疏忽、褊狭、愚蠢和怠慢种种仇敌。但是甘地不觉得他的疑虑是合理的，麻哈德麻常依靠的是理智。印度并不会盲从。假如全国都决定要采用纺织机，这也不过是经过一番详细的考虑后的选择。泰戈尔所说的是忍耐，而他自己则满足于美丽的诗歌。但是还有战争呢？请他放下他的七弦琴吧！请他等战争过后再唱吧！当房屋失火的时候住房的人都应当出来提水扑火哩。
《伟大的逻卒》是甘地回答泰戈尔的文章题目。他说：
“当他四周的人都饥馁濒绝的时候，惟一的职业应许我做的，便是给他们以粮食。印度是一间遭火的房子。她正因饥饿而濒绝，因为她没有工作可赖以得食。库尔拿正在挨饿，那割让的区域也正接连地在度过第四个饥荒年。奥理萨是每年都有一度饥馑。印度是日濒于穷困了。她四肢的血脉已差不多要停止流动了，假如我们仍不看顾她，则她一定会完全瓦解……
“对于这样无工作而饥饿的人民，惟一的可接纳的方式是上帝主持的，只有给他们工作和应许发给他 们足够买食物的工资。上帝创造人来工作以求食，并说，那不工作而就食的，是偷窃。我们应当考虑到在今日那千万个挨饿濒临死亡，比禽兽还不如的人。饥饿便是使印度提起纺织机的理由。
“诗人应为明白而生存，并且还要教我们照他的做。他向我们叙述那可爱的景致：在天亮时，小鸟向着天空飞舞，并唱着赞美的诗歌的景致。这飞鸣的鸟，无非是已经得到了它们的粮食，而鼓起安息已久的两翼，这两翼中的血脉，已从前夜便充实了新的血液了。但是我也曾看见那缺乏能力的鸟，要想设法使它振翅鼓翼尚不可能，那么哪还有气力歌唱呢？在印度的天空下，那譬如小鸟的人，在他觉醒的时候，已比他假装着安息的时候更为瘦弱。在千万的人们看起来，生命已是一种永远的苦楚。我已知道要用加比尔中一首诗歌来安慰那卧疾呻吟的人是不可能的呵。
“给他们工作，使他们可靠地得到食物！我是不须依靠工作以求食的，为什么也应纺织呢？或者有人要这样问，我能不劳而食，是因为我吃的是那些不属于我的。我是以劫夺同胞来生活的。请你详细考究你袋中金圆的来源，你便要晓得我所写的真理了。无论何人，都应纺织。请泰戈尔也如他人一样地纺织。请他将自己的洋服焚毁了，这是今天的责任。明天的事，上帝自然会去照顾的。如季达经里面说的 ：“依着正 道做去！”
这是多么黑暗和悲惨的景致！在这里我们眼见世界的苦楚在做艺术梦之前已经发展了。他说 ：“我敢断绝我的生命么！” 谁不与甘地的情感产生共鸣，共同为社会担忧呢？
可是，在甘地那些倨傲和激烈的答辩中，也的确有使泰戈尔疑惧的地方：譬如他只教人跟从，而不让他说话，便可为例。服从沙德希的法条，而不让你议论；沙德希的第一种命令便是纺织！他好像是这样说的。
在人们的战争中，无疑的，纪律的确是一种责任。可是很不幸的便是那授予执行纪律的权柄的领袖，有时却是脑根不大发达。他们为实现理想而制定的纪律，认为就是理想的本身。纪律用它的严厉来诱惑他们，因为他们惟有在窄小的道路上才感得愉快。他们把沙德希视为主要的，不是视为达到目的的方法，而是目的本身。在他们的眼中，沙德希好像已经得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有一位甘地的信徒叫做卡勒尔加尔的，他在亚马达巴得的沙特雅格拉哈学校中当教授，可算是和甘地最为接近的人。他写了一本《沙德希的福音 》，甘地为他写作的序文，在序文中甘地明确认许，这本小书，是专对一般街上的人宣传的。论卡氏本人，也可说是在直接从沙德希的本源得到了教训的 一人。他说“上帝不时现身于地上以救世人，他的现身不一定要成为人形……他可以表现出一种抽象的主义，或是一种提拔世界的理想……他的最末的现身便是在沙德希的福音之中。”
他知道，假如沙德希被单一地解释为抵制外货，则他所说的话，只能被人付之一笑，沙德希是“一种将使世界免除战争和仇恨及解放人类的大教义。” 抵制外货不过是实行其中一部分罢了。它的精髓可见于印度教经典中：
“你自己宗教的达摩——就是说，你自己宗教的定数，虽然不完全，但也是最好的了。如果你完成不属于你的达摩，则一定常有危险发生。惟有做指定的本分内的工作，才能得到快乐。”
沙德希的根本信条是从对上帝的信仰中发展出来的 。“上帝永远在筹备着世界的快乐。他把每个人放在最适合的环境中。一个人的工作和他的志愿，应该适合于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不能任意选择我们的文化，正如不能任意选择我们的诞生、家族和国家一般。我们应当接受上帝所赐予的；我们应当接受世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和教义，好像它们是出于上帝所说的，并把信从它们当作一种严正的责任。反抗礼俗，就是犯罪。”
从这种前提出发，一国的人民，应当保护自己， 不和外国往来。他说：
“沙德希的信徒，永远不把改良世界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因为他相信世界是被动的，并常常跟着上帝所排定的法则走……我们应当不盼望任何国家的人民，为他国的人民预备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就是为慈善的缘故也不应当，并且假如这事是可能的，也是宁可没有……沙德希的真信徒，并不忘记任何人都是他的兄弟，但是他的本分是在完成他的环境所规定给他的工作。我们应当服从我们的祖国，正如我们应当在我们出生的时代，做拯救我们自己的工作一样。我们的灵魂的解放，必须从宗教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求得。”
可是，如果一个国家要利用种种机会来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是否可以允许？这的确是不可以的。要发展印度的工业，这仅仅是一种无价值的奢望罢了！而且真的这样做，便是教百姓犯他们的达摩了。无论是输出自己的产品，或是输入外人的产品，都是罪过。“因为改良主义是和沙德希的精神冲突的。” 按照逻辑推论起来，这种学说的结论，便是输出一国的思想也和输出货物一样是有罪过的，这的确令欧洲的人要惊奇了。假如印度在历史上曾受过痛苦的屈服，这是因为祖先和埃及、罗马通商所积下来的罪过，而且这种罪过，又是代代相衍下来。任何国家，或是任何阶级，都应当尽忠于它的本职，生存在自己的资源中， 并遵从自己的习俗。他继续说：
“我们应当防止和那些风俗习惯与我们不同的人发生亲密的关系。我们应当不和那些理想和我们不同的人混杂……各个人都是一条小流，各个国家都是一条大河。他们都应当澄清明洁地跟着自己的河道流去，直至流入了‘拯救’之海，才相混和。”
这是卡勒尔加尔的国家主义的凯歌，是最狭义和最纯粹的国家主义的凯歌。老住在屋子里，关起了四面的门，不变更什么，什么都保持原状，什么也不输出，什么也不买入，只是提高和清洁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这真是中世纪的僧人的福音！像甘地那么豁达的人，也把他自己的名字和这种福音发生联结起来了！
可是在这本福音中，也有很伟大和美丽的话。不要报复 ，“过去的让它过去；过去的不可挽回来。它属于永远的时光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挽回来反对它。不要用报复的手段来责罚以往的不公平和过失。请让已死的过去埋葬它自己的尸体，只在这生存着的现实中做事，心在里面，上帝在前头。”
这部书，从头到尾，都充满着一种冰河里的寒洁的气味。
泰戈尔的迷惑若从这种反动的国家主义的迷梦上解释，便可得到它的原委。这种反叛时代潮流，把自由的灵魂囚入笼中，并焚毁一切和西欧连接的桥梁的 信徒，当然是要把他斥退的。可是实在说起来，甘地的主义一点也没有那种意思。这点可以从他答复泰戈尔的文章中表现出来。他说 ：“沙德希是一种传播给世界的消息。” 这样，世界还是存在的，甘地并没有忽略它，而且也未曾反对改良主义。他说 ：“不合作运动不是针对英国或西欧人的反抗。我们的不合作运动是针对物质文明和因物质文明而产生的贪婪和侵略弱者的反抗。” 换句话说，便是反抗西欧的误点，因此，西欧也将因此而得益 。“我们的不合作运动是我们自己中间的一种休退。” 一种暂时的休退以使印度能把自己的力量集合起来，然后才将它奉献给人类，为人类服务 。“印度应当先学习生存，然后才能为人道而牺牲生命。” 甘地并不禁止和欧洲合作，不过他要欧洲顺从他为人类设立的理想后，才能够合作。
泰戈尔对这种文章特别易受刺激，因为甘地在设立各自的学校时，已有一种竞争发生，而这种竞争，是他们两人都想设法消除的。在１９２２年２月９日，甘地在《印度青年》上发表一篇文章埋怨一位记者错引了他的话，使人觉得他对他们所说的话，好像是批评泰戈尔的学校一般。甘地阐述了他对泰戈尔的学校的敬意，并有点滑稽地说假如他要决定那一个学校为更好的话，他一定选泰戈尔的学校而不选自己办的学校，因为两个学校比较起来，泰戈尔的学校从创办历 史上或智慧上都可说是大哥。但是甘地说 ：“请泰戈尔信徒们留心甘地那所学校的发展！”
甘地的真主主义比他所认许的福音里面所叙述的要广泛得多，仁慈得多，普遍得多。可是为什么甘地把他的名借给这本福音呢？为什么他让他的宏大的理想囚禁在一个印度神权国的狭小的囹圄之中呢？要提防的是信徒们，他们愈纯净，便愈有毒害。这时人们呼吁应该保护甘地，使那些只懂得他一部分理想的朋友，不至于损坏他！在把他的理想写成教条的时候，他们常破坏它的和谐，而这和谐正是他的生存灵魂的真正的福音。
实际上，甘地的精神，也和泰戈尔一样，不过是方法不同而已。甘地是一个从他的宗教和情感出发的世界主义者，而泰戈尔则是一个智慧上的世界主义者。甘地并不排斥任何人参与祷告和履行日常的职责，正如那第一班基督教徒不分别犹太人和异班人一样，同时都接受了同样的心灵上的规训。这正是甘地所想做的，而这也是他的狭小处。这种狭小，并不是说他的心，他的心和基督的心一样的宽大；他的狭小，只在于他的智慧上的偏狭精神。甘地是一位中世纪的世界主义者，人们一面尊敬他，而同时又一面明了和赞同泰戈尔。但是，还不止于此呢。在他身边的门徒，最少还染有一点他的伟大气质；但他的门徒的门徒呢？ 甚而至于其他的人士和一般的民众呢？等到主义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已成了一种暗味和破碎的回声了，他们吸收不了什么真理。很不幸的是，他们所看得到的主义，不过是那主义的最粗和最物质化的形式，仿佛是一种主义教他们通过纺织期待自主的降临。这是一切程序中最消极的一种，这是原始未开化时的方法。泰戈尔看到这班宣传不暴动的信徒却自己暴动起来，甚至于甘地也不能绝对地不暴动，便不免有些惊愕。甘地说假如他觉得自己有仇恨英人的意思，则他一定会隐退而不问事，是因为一个人虽恨他的仇敌的行为，可是他一定要爱他的敌人 。“仇恨撒旦的主义，而爱惜撒旦本身。” 这样的区别，在平常的人似乎有点难于分得清楚。因而在每次国会开会的时候，领袖们尽管针对英国人的罪恶和奸险发生激烈的争论，而不提防在水闸上已积起了怨恨和愤怒的热潮，当甘地答复泰戈尔的友人安得鲁君说，他为什么于１９２１年８月在孟买焚毁贵重的物料时，他说 ：“他要把对人的恶的情感移到对物上面去。” 他不知道民众的怒气正在兴起，而凭借本能的指示他们自然而然地想 ，“第一是物，第二是人。” 他并没有预见在三个月内，在这样的孟买地方，人将成为杀人的刽子手。甘地太神圣了，他也太纯洁了。他并没有梦想到这些兽性隐伏在人民之中，一旦得到引发，而会暴发出来。泰戈尔 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他们暴露欧洲的罪过，宣传不暴动，却同时在百姓中种下了不能不暴发的毒根，他已早料到他们所包围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他们并不觉得。他们的心，是相信没有恨意的。但是要领导人民的领袖，必定要懂得他人的心拍，而不单知道自己的心拍。要提防着群众！自己也要当心！一个甘地的心灵上的教规不能够抑制它。要它不至于走出轨道，是使它顺服领袖的严肃的教规，或许只有一条路了，这条路便是使他升为上帝的现身，正像那一般暗里盼望他作斯里克里斯拿，而照着斯里克里斯拿的样子画他的像一样。但是甘地的诚实和他的谦卑阻止他这样做。
因此，在这咆哮着的人海之上，只存在着最纯洁的人的声音，只存在着唯一的一人在上面计划。这声音能持续多久呢？于是成了庄严和悲切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