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９２１年，不合作运动迅速发展。这年成了一个不安定与暴动的年头。甘地也不免震动。
敌意老早已经明显化了，在政府用残暴的压制方法来镇压不合作运动的时候，运动便暴发起来，而成了公开的革命。在马尔根、那西克、计里的、贝哈尔各处，都发生了暴动。在１９２１年的５月上旬，阿撒母地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茶园中有１２０００名工人停工，政府便召集廓尔喀的兵士去，但是没有攻击他们，因此，在孟加拉东部的铁路工人和轮船工人都组织起来实行了两个月罢工，以示反对。甘地用尽他的力量来使之平息。在５月，他曾和印度总督勒定伯爵作了一次很长的谈话。他同时也用他的力量来感化阿里的同胞，因为有人说是他们用挑动的演说词来激起暴动的。甘地还能够劝止他的回回教同胞在直接或间接上都不参与暴动。
可是不合作运动的威力，还是随着时日在增长。回回教中的一些激进份子尤其特别地无所顾忌。７月８日，在喀拉蚩的全印度哈利发会议重述回回教人的 说：或是帮助招募。再进一层，会议又对政府表示，如果政府对安哥拉首领的态度不变，则会议将宣告印度共和国的成立，并在国会于１２月开的会议上，提倡革命。在７月２８日，按新宪章选出来的第一次国会委员会在孟买开会，议决抵制将来印度的威尔斯王子，并宣告在９月３０日以前，开始实行抵制外国的原料，想办法推进和调节国内的纺织，开展戒酒运动，而不管政府对于酒商保护。可是这委员会总比哈利发会议中的回回教人稳健些，它反对革命的趋势，并反对抗逆政府，而只是主张更剧烈地为不暴动原则作宣传。
在８月间，摩普拉人发动革命，并延续了几个月之久，甘地决定要和毛拉拿穆罕阿里去加尔各答、马拉巴尔镇压这次革命，但是政府却把阿里和他的兄弟毛拉拿赛克的阿里及其他几个回回人的首领囚禁起来。这他们在哈利发的会议上曾赞同抗逆政府。阿里兄弟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后，中央哈利发委员会便在德里开会，一致表决承认哈利发会议的表决案。印度各处，有无数的示威运动发生，表示民众的拥护。在１０月４日，甘地宣告他的运动是和回回教人的运动互相联结的。在一篇经过５０位全印度国会议员认许的宣言中，甘地宣告每一个印度的公民，都有发表他对不合作运动的意见的权利，并且说，无论任何印度人，不 论文职或武职人员，都不应在这个于道德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辱于印度的政府中服务。他以为和这样的政府断绝合作，是一种应尽的责任。在喀拉蚩地方，阿里兄弟受到审判，他俩和其他被囚禁的首领都被判两年的禁锢。
这种处分，使印度加倍地愤怒。全印度国会于１１月４日在德里承认甘地的宣言。该会遂令各省人民自己负起责任来宣告反抗政府并以拒绝纳税为发端。可是凡“反抗者”——即反抗政府的人，他们与革命者或叛乱者还有不同处，都应当先宣誓他绝对依从沙德希的程序，包括手工纺织，并宣誓永不暴动。换句话说，就是在甘地的指导之下，该委员会想将反抗政府的程序，与“服从纪律”和“牺牲自己”的主张联结起来。因为要使这种运动的大公无私的性质明显起见，委员会便先向“反抗者”声明不论是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家庭，都不能从委员会中得到钱财上的“帮助。”
在１１月１７日威尔斯王子抵孟买的时候，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已见成效。中等阶级和下等阶级都参与了抵制运动，但是富人、巴拉斯人、富商阶级和做官的都完全不顾这种运动。他们的态度不免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因而民众便乘着愤怒捣毁了富人的房屋，劫杀屋中的财物。这回的暴动，没有一定可告幸免，就 是妇女的房屋也同样遭难，有很多人彼此杀戮，也有很多人为此受伤。这便是唯一的一回暴动，在印度其他地区，都是按规守矩地实行哈尔多尔规则，停工没有事故发生。但是孟买的暴动便如箭穿心一般地伤害了甘地。当他听见暴动的消息时，他迅速地走到暴动发生的地点，并当民众欢呼欢迎他的时候，他愤怒地命令他们各归队伍，并立即命令他们解散。民众静默地听从他的话，可是才走开没有多远，又暴动起来。那最激进的分子好像是忽然从地下钻出来似的，两万多名愤怒的民众，一时服从他们的理智。可是这暴动还只是限于一定的区域，它所毁坏的还不及欧洲最微小的革命发动时毁坏程度的一半。但是甘地因此遂对孟买的人民和对不合作运动者作了很痛心的训诉，并宣告这样的事故可证明民众还有达到可反抗政府的程序。因此，他便中止发出反抗政府的命令。因为要担起他的信徒暴动的罪过，于每一周中，他作一次２４小时的宗教式的禁食。
在印度的欧洲侨民，对于孟买的暴动，虽然骇异，但是印度全国一致沉默的哈尔多尔，在他们看起来，更是严重。他们催促印度总督予以制止，因而各省便连续颁布了很多高压的法规。在１９０８年印度曾为防止那年的暴动而制定了一条对付无政府主义者和秘密团体的法律。在这时候，政府便引用这条法律来压 服全印度国会和哈利发会议所发起的义勇团。人民因为入团而被囚禁者数以千计，但是这不过是使更多的人民自动加入该团体，而受到省委员会的训练。同时，当威尔斯王子于１２月２４日巡视加尔各答的时候，该地方便于这天实行哈尔多尔。在那天威尔斯王子只见到了一个完全沉默和渺无人烟的城邑。
当印度国会在亚米达巴得开会的时候，全国各处都好像是冒着革命的黑烟，等候爆发为火焰。这个会议，有一股严重的空气，好像是法国１７８９年革命将终时的全体会议一般。会议中的主席，刚被囚禁。讨论时的言辞也极简单。该会重新宣告对不合作运动的信仰，并请全国人民都自动加入义勇队，并预备给政府囚禁。它又催促民众在各处组织民众大会，并在说明文的反抗较于武的反叛同样有效而更合于人道的意见之后，便建议当人民都晓得不暴动的真精神的时候，该会将立刻采纳反抗的步骤。为预料散会后会有许多会员被囚，该会便把全会的权柄，委在甘地一人身上，请他在实际上为狄克推多，并允许他自由选定他的继任者。这样甘地便受托为独断印度政策的首领。该会对于甘地的权柄，只给以一种限制，这种限制便是不准他变更全国的信条，在未得到该会委员会同意之前，不许和政府讲和。当时会中有一派人主张表决赞成暴动的议案，并在必要时宣告印度独立，但是那 些信从甘地主张的多数激进分子，却把它否决了。
在会议散后的几个礼拜中，全印度都布满了一种宗教化的热情。有２５０００名男人和女人都欣然就捕。在他们之后，还站着无数的民众乐意牺牲自己来证明他们对于印度运动的信仰。
甘地再度相信实行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将在孟买省中的模范区城巴多利地方先行实行。在这个地方，人民大都晓得他的思想并信服他。在１９２２年２月９日，他给印度总督一封公开信中阐明了他的程序。那是一封温文尔雅而态度明朗的宣战书，甘地说他是不合作运动的首领，并声明他负起不合作运动的责任。巴多利将为第一个不暴动的分子起来对一个侵害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的政府表示反抗。甘地限勒定伯爵于７天内声明变更政策。如果他不愿意或是不能做到的话，则他将宣布反抗的命令。
在同一天的《印度青年》报上，有一篇注解表示出了更显明的态度。假如印度总督不答复他，则反抗的命令一定要公布，即使是违反多数人的意思也在所不顾。
这信才刚发出去，便有一回比其他的暴动更为利害的事故发生。在哥拉克普尔的绰里绰拉地方，民众的游行刚才走过，有几个离开队伍的人在后边受到了警察的干预和侮辱。当民众乘怒攻击警察的时候，警 察便开枪反击，等到把子弹都打完了，便逃入坦拿的警察驻所里面躲避。民众没有法子，便放起火来烧坦拿，不论他们如何乞怜，都一概置之不理，因而好些警察便在里面烧死了。这事的起因在于警察，而不合作运动的义勇团又没有参加，那么甘地尽可声明他不负责任。但是他已成为印度的良心，他的同胞中任何一个人的罪过，都足以阻碍他的进行。他把印度全国人民的罪都负担起来。这回的暴动，使他恐怖并立刻停止了他方才所主张的反抗运动，这是第二次了。这一次的情形，又较孟买的暴动的情形更为复杂厉害，而他给印度总督爱迪美敦的信又刚在数天前发出，如果他把那封信收回来，无疑是表示他的行动不合逻辑而且可笑。甘地说 ：“撒旦阻止它！” 他知道撒旦的声音是“虚荣 ”，所以他竟不顾这虚荣而决定收回他的宣言。
因此，在１９２２年的２月６日，《印度青年》报上便有一篇最奇特的文章出现。这篇文章是甘地的认过书。他感谢上帝，因为上帝贬责他。他说：
“上帝对我的慈爱，是很浓厚的。他已经警告我三次，说印度尚未有一种诚实和不暴动的空气，不能实行反抗，因为唯有那种空气，才可认许我们的反抗，这种反抗，只有‘文’的一字足以形容它，而‘文’字的意义是温存、诚实、谦卑、聪慧、坚决和慈爱， 毫没有犯罪或憎恶的意味。第一回的警告是在１９１９年，正当罗拉德案的暴动初起的时候。亚米达巴得，维兰甫拉格和克达都走错了路途。我反身走回来，并称它是一回希马拉雅似的失算。我在上帝与人的面前，责备自己，并不单是停止群众的文的反抗，而且我自己的……第二次上帝乃由于孟买的事变给我一回可怖的警告。他使我自己亲眼看见……我宣告，我已决定停止将在巴多利地方实行的民众的反抗运动。这回的事，较之１９１９年的事必定要受更大的责罚。但是这只是使我好，并且我相信印度一定会因此而得益。因反抗运动的停止，印度正可表现出她是拥护真理和暴动的主义的。但是最痛苦的责罚仍是免不了的……上帝由于绰里绰拉的事很明显地说出了他的旨意……当印度自称为不暴动，并想通过暴动的方法达到自由的宝殿的时候，民众的暴动，就说是对于剧烈的刺激而发作，也是一种不祥之兆……我们想要采用不暴动的方法求自治，那么，我们一定要先表明我们能用不暴动的方法来镇压国中的暴动分子。因此，不暴动的不合作运动者惟有等到能管束印度的胡利冈——暴动分子时，才能够成功。”
甘地便于２月１１日在巴多利把他的怀疑和困难的缘故，告诉了国会的常务委员会。他们并不完全同意，可是甘地说 ：“从来没有一个人和他一样地受同 僚们的谅解和宽恕。”
他们同情他的疑惧，并像他所请求的，应许暂停反抗命令并同时催促一切的组织都应培养一种不暴动的空气。他说：
“我晓得我这样猛烈地全盘推翻这进攻的程序，在政治上的策略看起来，是不对的，是无意识的，但从宗教上的立场上看起来，却是正当的。由于我个人的责罚和认过，印度全国必将得到利益。我所要求的唯一的效果是真理与和平。那些超过常人的权力，并非我所能得到的，而我也并不想要。我所有的能腐烂的肉体，也和那些最薄弱的兄弟们所有的一般，因此，我当然也免不了有过。我所能服务的，也必然有很多的限制，但是至于现在，上帝还要赐福于我。” 他又说：
“因为承认自己的过失有如是一把扫帚扫去了表面上的尘埃，使它清洁和明净，我因为我的认错，而觉得更有气力。并且我们的事业，也一定因后退而兴旺。没一个人，在他走错了正路后，仍然固执地前进，还能达到目的地。有人说，绰里绰拉的事不能影响巴多利……这一点我的确是相信。在我的意见中，以为巴多利的人民是印度中最和平的。但是在印度的版图上，多巴利不过是一小黑点而已。除非是其他部分都完全和它合作，否则它一定不会成功……如果有一厘 信石放入一罐牛奶中，那牛奶一定不能供作粮食。因此，绰里绰拉的致命的毒质，也使巴多利的文雅化为无用的了……绰里绰拉之可代表印度，也无异于巴多利。总而言之，它是一种激怒的象征。在文的反抗进行中，应该没有愤怒的存在。文的反抗是一种为沉默而就难的预备。它的效果虽是温和和不可骤然感觉的，然而的确是可惊的……绰里绰拉的悲剧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手指。它指明如果不十分细心，印度便会容易误入歧途。假如我们不愿意从不暴动中生出暴动来，那么，很明显，我们便应该后退而重新创立一种和平的空气，并在我们不十分相信反抗运动进行后，虽有政府的挑拨，也一定没有暴动发生之前，我们就不该想开始进行文的反抗的步骤……请让反对我们的人因我们的责罚，即一般人所称呼的失败中得到荣耀吧。我们宁愿人说我们是怯弱的，而不愿因否认我们的誓言而干犯神灵。” 甘地还想赎回他人所流的血：
“我一定要清洁自身。我应当使我自己成为一种更合适的仪器，足以测量在我心灵四周的空气的最微小的变动。我的祷辞一定要有更深的真诚和谦逊。由我看起来，禁食是一种最可清洁我自己的方法。若为使真我更完全地表现出来，并为使个人的灵魂战胜他的肉欲而禁食，则禁食在个人的进化中，是一个最有力的因素。”
这几句话，铭刻着他对人民的一切的情感，也充分表现了他的神秘的力量！
甘地接连禁食五天。他不要他的同辈都跟着他这样做，他应当责罚他自己。他说 ：“我所处的地位，正如一位大夫，已经收纳了一个危险的病症，而想不出法子来医治他一般。我只好剥夺我的职位。” 他的禁食，一面是为他自己的忏悔和责罚，一方面也是为责罚那说出他的名字来犯罪的绰里绰拉地方的暴动者。甘地虽然情愿自己受难，但他仍劝他们都应自动地向政府自首。因为他们已经伤害了他们所要服务的事业。他说：
“我愿意自己受种种屈辱、苦楚，永远的流刑，或至于死，以使不合作运动不至于暴动或不至于成为暴动的先驱。” 他又说：
“在人类的心灵上的进步史中，要找出几页像这样的伟大的举动是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举动，在心灵上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可是如果当作一回政治上的运动看起来，那会使人羞愧得很了。甘地自己也承认说 ：“在政治上的策略看起来，是不对的，是无意识的。” 他把全国的力量都集聚起来，提心喘气地等着做成那已经规定了的动作。他举起了他的两手，想下动员的命令。可是在最后的一瞬，他竟放下了两手，并命令这架已经活动的机器停止运动。
因此，当国委会于１９２２年２月２４日在德里开会的时候，甘地的主张被否决。巴多利常务委员会在１１日所表决的议决案都不经讨论也不加追认。不合作运动者因而分裂成二个营垒，甘地主张在文的反抗施行之前，人民应该有更安全的准备，他并呈出了一种建设性的计划。但是有很多会员忍不了这么迟缓的独立运动，而反对停止文的反抗。他们说甘地的方法是阻止全国的热情。还有的提议要责罚常务委员会，并主张取消它的表决案。可是在会议结束时，甘地还是胜利了。但他自己，已难受得厉害，因为他晓得大多数激进份子都不是真诚地帮助他，他晓得那投票帮助他的人有不少背后说他是“狄克推多”。 他也彻底知道，他已不能反映全国的情感，并在１９２２年３月２日，凭借他大无畏的至诚说：
“暴动的暗潮，故意的和非故意的，既然已经如此之汹涌勃起，那我所祈求的，不论从实际上或字义上解释起来，也无非是一回可怕的失败！我常常站在少数人的那一方面。在南非洲，我起来的时候众人一致拥护，到后来，只剩下６４人的少数份子，而这６４人，到后来只剩下１６人，可是到了终局，又恢复成为大多数。那最完美和最坚固的工作，都是由那少数的人做出来的……我晓得政府所怕的唯一的东西是好像在我指挥之下的大多数；他们并不甚晓得我怕之 大多数还要比他们厉害。我对这无思想的群众的敬仰，真是讨厌得了不得，假如他们敢放胆来批评我，那我更可以明了我自己的地位。有一位友人警告我不要利用我的‘狄克推多’， 我自己便开始推想究竟我是否已无意中为他人利用！我承认我自己现在对于它的恐怖，的确比以前更为厉害。我已经警告委员会中的朋友，说我是不可改变的了。每次人民犯了罪过，我将要继续为他们认罪。在这世界上，我只接收一种威权，这便是存于里面的 ‘微音’。只有我一个人的少数，我仍谦逊地相信在这个无希望的少数中我仍然有勇气。这由我看起来，这正是我唯一的真正的地位。但是我是一个愁闷的人，并且是我所希望的——一个在今天较为聪慧的人。我看出我们的不暴动的主张只是一种皮毛之说。我们都是怒火中烧，而政府又再次地采取了不自觉的举动，在这火上加油。这样好像是政府巴不得这一片土地都充满了杀戮、放火和劫掠，以使自己再可独操权力来把她征服。
“因此，像这样看来，我们主张不暴动，也好像是因为我们不能暴动的缘故了。我们好像是各人心中都隐积着复仇的心愿，只等着时机发动了。这样的不暴动，是弱者不得已的不暴动，哪里能产生真正的自愿的不暴动呢？那么，我可不是作了一回无用的实验么？要是等到我们的怒气爆发的时候，各人都举起手 来反对他的同辈，无论男女老幼，都不能安宁，那竟成了一种什么景致？倘若我为避免这种灾祸来禁食以至于死，又有什么用处呢？请我们都开诚布公地说吧。假如我们想用武力来求得自主，我们现在便应放下不暴动的主张，而实际拿出我们的武力来。这样，才算是好男子，忠诚和干脆，而也没有人敢批评我们是虚伪的。倘若是不管我怎样地警告……大多数人不相信我们的目标，虽然他们一点也没有变更地接受了它，那么，我将请他们履行他们的责任。他们并不是既定要往反抗那条路上走，而是应当坐下来作安静的建设功夫，假如我们再不细心，我们也许会堕入我们所不知道有多深的河里去。”
甘地已知道在大多数人中，有很多人心中不赞同不暴动的主张，而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实行暴动的步聚来赞同它。他说他们温和地说要把不暴动推翻。甘地并不像泰戈尔一样，老早便看出了这种危险。但是他也有一个时候忽然地觉悟了，在这时候，他反对大多数人的态度，甚至比泰戈尔还来得粗鲁。
“因此，凡是不信这种教条的，便应该断然退出这个会议。”
甘地又转到说服那少数派上去，他说：
“爱国的精神要求忠诚和严格地依从不暴动的主义和真理，凡是不相信的，都应当退出这个会议。”
在这样有力的言辞中，有一股很沉痛忧愁和慷慨豪侠的气概。这就是在客西马尼的一夜。甘地被捕就在旦夕。谁能知道在他的心中，他不把囚禁看成是一种解救呢？
甘地老早已经料到他要被捕了。自从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０日，一切的事就早安排好了。他自己也预备入狱。他写了一篇《假如我被捕了》的文章，以训令他的人民。在１９２２年３月９日，他被捕的空气又紧张起来的时候，他又写了一篇文章，里面也有预料可能发生的逮捕的话。他说他并不怕政府 。“政府虽专事涂戮以至流血成河，也不足以使我恐惧。” 他唯一所怕的事，便是恐怕人民听见他被捕的消息，而不能压制自己的愤怒。这是他所羞耻的 。“我愿人民都能维持完全的自制，而把我被捕的日子，看成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政府相信我是一切鼓动的灵魂，假如把我移出去，则一切将归于平静。因此，倘若我被捕了，剩下来的一件事便是要让它去测量民众的力量。请民众都保守完全的和平和安静。假如政府因为恐怕造成一番普遍的暴动，而不敢捕我，那便是我的耻辱，而不是我的喜乐或荣耀。” 请民众把全盘建设的程序实施出来。不要作示威运动，也不要和政府合作。法院和学校都要一律抵制。简单说一句，就是请人民都依循绝对的程序和训练，去实行不合作运动的程序。假 如人民都能这样做，他们必将胜利，倘若不能，则将有莫大的灾害。
当一切都筹备好的时候，甘地便从容退到了亚米达巴得邻近的萨刺巴马地学校，在他那些亲爱的信徒的环绕中，静默沉思，以等候警察的来到。他盼望入狱。在他离开的时候，印度必能以更大的力量实现她的目标。并且他又说监狱将给他一个安静的休息地，这或许是他所应得的。
在３月１０日夜，警察到了。在他们未到之先，便有消息传到学院。甘地已经预备好了，他便从容将身交给他们。在赴监狱的道上，他遇见了他一位回回教友人摩哈尼君从远道跑来和他作最后的拥抱 。《印度青年》的主笔班克拉也和他的主人一同受捕。甘地的妻子只能跟他到监狱的门口。
在３月１８日，礼拜六的下午，甘地的“伟大的庭讯”便在亚米达巴得的地方庭推事普鲁布斯菲之前执行。印度人们称那真是一次稀罕的尊荣和高贵的显示。推事和被告人互相争示侠义的礼节。在争斗之中，英吉利从未表现出如此宽大无私的胸怀。在那天，普鲁布斯菲推事替政府承认了很多过失和表示歉意。这经过记载在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３日的《印度青年》上。
为什么政府到最后终于把甘地囚禁呢？为什么政府考虑了两年，并不动手，而专在甘地已把群众的运 动平息，并建立了防止暴动的唯一屏障的时候，才把他囚禁呢？这是否是反常的举动？抑或是它专要实行甘地所说的可怕的话 ：“这样好像是政府巴不得这一片土地都充满了杀戮、放火和劫掠，以使自己得以独操权力来把她征服”呢？政府处在一个很困难的位置，它一方面敬仰甘地，而一方面又惧怕他。它本可以温和地对待甘地，但是甘地并不温和地对待它。甘地责骂暴动，可是他的不暴动比较任何暴动还来得激烈。在他停止文的反抗运动的同一天，或是在德利会议之前一天的２月２３日，他对大不列颠的权威写了一篇最富恫吓性的文章。贝根赫德伯爵并蒙塔鸠君发回了一封傲慢的电报，对印度无异是给了当头一棒。电报中说：
“假如印度对于我们的帝国的存在挑战，假如印度依着无所凭据的心理，以为我们正在考虑退却，因而阻止英国政府对于印度所必须履行的职务，和作种种要求，则印度这回的挑战，一定不能达到成功，因为她是对世界上最刚毅的民族挑战，这民族一定立刻再度鼓起它所有的气力和决心来对付它。”
甘地在暴怒之中，立即回答了这样的挑战：
“当不列颠的雄狮继续在我们面前摆舞它的沾血的爪牙的时候，那里能说到什么讲和呢？不列颠帝国建立在对物质上困弱的民族的有组织的侵略，并继续 为暴力在张扬，倘若世界上果有一个公正的神管理着宇宙，那么它一定不能生存……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使英国的人民知道从１９２０年所开始的战争，是一次要拚个最后的死活的战争，不论它将经历一月，一年，或是很多月，很多年。我唯有盼望并祷求上帝给印度以充分的谦卑和充分的力量，使她能维持不暴动直至终局。如果要我们对于这种傲慢的挑战表示屈服，那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甘地被告的缘故，便是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话，和在其他两篇文章中所说的话。一篇是在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９日发表的，一篇是在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发表的，两篇文章，一是说阿里兄弟的被捕，一是答复勒定伯爵的演说。这两篇文章中都有同样的宣告说 ：“作拚个最终的死活的争斗。我们要自主，我们要政府接纳民众的意志。我们并不请求宽赦，而也不盼望什么宽赦。” 宽赦在当时是战争时收容被虏的敌人的术语。因此，甘地被告的罪名便是 ：“宣传内乱并煽动他人推翻政府。” 甘地自己作自己的辩护人。他对于告诉他的一切罪名，都不加辩护而宣告承认。
孟买的检察官斯特棱治曼声称两篇成为被告原因的文章，并不是分离的，而是这两年来以推翻政府为目的运动中的一部分。他摘录甘地的文章以证明他的 话。他对于甘地的品格的高尚，极为称许。他把孟买和绰里绰拉的流血，都归咎到甘地身上，要他负责，甘地宣传不暴动，固然是真的，但他同时也宣传叛逆。因此，他对于人民所作的暴动，应当负责。
甘地要求允许他发言。在这过去的几个礼拜中，他因徬徨歧路，莫辨是非所受的痛苦、忧虑、怀疑和智灵的交战已经确定了他所应走的道路，对人民所发生的影响等等，他都已豁然明晰。他已经把他灵魂的安静恢复了。他承认过去一切发生的事和将来应发生的，都是一种必然的事。他对这种事件的发生，固然抱憾，但这是他的责任所应做的。他和检察官表示同意。他应负的责任是应对一切的事件负责。他宣传叛逆的年代，还不只如被告的主辞中所述的年限。他负起了玛德拉斯的变故，绰里绰拉的“凶暴的罪过 ”，和孟买的“癫狂的暴动”的责任。他说 ：“那个有学问的检察官说我是一个已经受过充分教育，有充分经验和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应该明白我每一次举动的效果，这是十分对的。我知道我是与火为戏，我是冒着危险，并且，假如我被释放，我仍将这样做。今天早晨，我觉得倘若我没有把刚才所说的话说出来，那么我一定无法完成我的责任。
“我以前是要避免暴动，如今也仍然要避免暴动。不暴动是我的信仰中的第一条信条，而也是我的训示 中的最末一条教条。但是我应当作一番选择。我必定要降服一种我以为对我的国家不能修补损害的制度，或是甘冒人民在明了真理时奋起反抗的危险。我知道我的人民有时竟致于猖狂。这诚然使我深深地抱憾。因此，我特在此献身受刑，不是受轻微的刑，而是受最重的刑。我并不乞怜。我并不请求减轻我的罪名。我在这里承认我犯了一种从法律上讲是‘一件故意的罪过’，而在我则认为是 ‘尽了一个公民的最高的责任’，我喜欢受最重的刑罚 。审判长，你唯一可走的路便是辞去你的职务，或者对我施以最严酷的刑罚。”
这一番有力的言词，使一种宗教上的精神所具有的疑虑，被一种政治领袖的义侠的坚决所均衡。因而在说完这一番话后，甘地便当众诵读了一篇对印度和英国民众的宣言。他说，他不是不对他们说明他何以由一个“坚强的忠臣和合作者”变为一个不妥协的反叛者和不合作者。自从１８９３年，他便从事政治生活。他指出他以印度人的身份在英国制度下所受的一切痛苦，经他继续不懈地再作２５年的尝试以使它改良。他坚决相信这不必把印度和英国分开，便可做到。所以到１９１９年，他仍是一个与政府的坚强的合作者。但是苛刻罪戾的事已经达到了印度人不堪忍受的程度，政府不但不修补前尤，而且又高升和赏赐它的犯罪的奴仆，好像是专要和印度的精神作对。政府自 己已使一切的症结更为紧张。因而甘地便断定就是政府现在立即建议他所希望的改良计划，也未必成为祸害。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是建立在侵略民众之上的，法律的创立都以扩张这种侵略为目的，法律的执行，都在故意地或非故意地为侵略者的利益而运用。一种机巧而有效的恐吓制度和一种有组织的武力炫耀已把印度人民阉去了事，并在他们中间造成了一种颠倒是非的习惯。印度已经因饥馑而濒临崩溃和堕落。有很多人说印度必将经过若干年，才能有完全自治的能力。英国对印度所施的灾害，比以前任何制度都大。因此，和罪恶不合作便是一种责任。甘地已履行他的责任了。但是在过去，不合作表示的形式是对作恶者施以暴动的刑罚，暴动便是最高的武器。甘地给了他的人民一种新的、可是不能被征服的武器。这武器便是不暴动。
接着是普鲁布斯菲特推事和甘地争相表演其侠义气节的争辩。推事说：
“甘地先生固然一方面因承认犯罪而使我易于着手采取措施，但是，还有一件事。如何处置以适当的刑罚，也是或者是一个在这国中作推事所能遇到的同等困难的事……在你的亿万同胞的心目中，你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一个伟大的领袖，这种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就是那些政见和你不同的人，也把你看成是一个有高尚的理想、尊严、甚而有圣人般生活的人… …但是按照我的责任，一定要把你当作一个受法律统治的人来审判你。你的行动，使任何政府都不能给你以自由，这在印度不诚挚地为你抱憾的人，实在是很少的。但是事实已成为过去。我现在只有依我所见到过的法律，设法权衡你的功过而定罪。” 于是推事很有礼貌地和甘地商酌他所应受的刑罚 。“我想把你和提拉克君并列，处以１２年的徒刑，而先折定为６年的监禁，你不以为不合理吧，”“假如在印度时势能使政府缩减你的年限而释放你，那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为欢快的了。”
甘地不让推事以礼貌把他制服。他说他的名字能与提拉克的名字相提并论，是他最可自夸的权利和尊容。单就处刑一项而论，他以为这是任何推事所能定的极轻的刑了。而对于讯问时的礼貌，他说也极其符合他的愿望。
《印度青年》主笔班克拉君在讯问中也按照甘地的模样，承认他所说的一切，并被判一年徒刑。
庭审宣告结束后。甘地的朋友都扑俯在他的足下哭泣。麻哈德麻含笑离开他们。萨拉巴马地的监狱门便在他的后面关闭了。
甘地夫人以一篇极美丽的消息将甘地所受的刑罚报告给印度人民，并请他们保守和平并静默地集中力量以实行甘地的建设程序。
甘地在萨拉巴马地的监狱中受到很好的待遇，但没有多久，便被移入一个不知名的监狱，然后再此由此移入与浦拿相邻近的约拉维达。根据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８日协和报上登的哈狄克君写的甘地在狱中一文，甘地在狱中也如常犯一般看待，并无什么特别的照顾，因而他的羸弱的体格，不免受到了折磨。文章中说：
“提到甘地的囚禁，安得鲁君告诉我说麻哈德麻在狱中甚为欢乐，他请他的朋友不要去见他。他正在清洁自己的身心，他祷告，并觉得这是按一种最有成效的方法在为印度服务。”
安得鲁君无意中说及在麻哈德麻入狱之后，甘地党在印度更加壮大了势力。印度以加倍的热诚相信甘地。她继续把他视为斯里克里斯拿的化身，斯里克里斯拿在生时，也是受过拘禁的。在监狱中，甘地防止他所恐怕的暴动，比他自由时还更为有效。
在甘地被囚之后，他的声音无法传达到外面去。他身在囚牢，好像是在坟墓中一般。但是从来坟墓并不能禁绝思想，所以甘地的灵魂仍然是印度的精神支柱 。“和平，不暴动，受苦 ”，就是从狱中出来的唯一消息。这消息已经传播开去。从国家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到处都有这样的警告张贴。在３年前，假如甘地被禁，那么印度一定流血遍野。在１９２０年，单是一个他被囚禁的谣言就激起了民众的暴动。但是亚 米达巴得的处刑和甘地的受判却被宗教式的严肃地接受了。有千万个印度人，于恬静的欢乐中把他们自己献交了监狱的牢卒。不暴动和受苦——惊人的事件愈出愈奇，足以表明那神圣的话是如何地深入到了全国人民的精神中。
塞克人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样，常被视为印度的最富战斗性的民族，在欧洲大战中，有很多塞克人在军队服务。在上一年，他们中间发生了内讧。这在欧洲人看来，它的起因是很微小的。在一次执行宗教盛典的时候，有一派塞克人名为阿开里斯的想要洁净圣所。这个圣所在一些名誉不好的看守人的看管中，他们拒绝把圣所交出。因为法律上的理由，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保护。因此，在１９２２年的８月便发生了革鲁开巴的屠杀。阿开里斯人采用不抵抗的主义。他们中有１０００人在圣所的左右驻扎，４０００人在离开十里地的阿木里昔尔的金庙中寄住。每日有１００个壮丁，很多是经历过战争的，从这金庙中出发。在未出发之前，他们宣誓说：在思想上，在动作上，从这里到革鲁开巴，或从那里失了知觉被抬回来，都真诚地信从不暴动的主义。在圣所驻扎的１０００人中间，每日也有２５人出发。在出发之前也作同样的宣誓。在离开圣所没有多远的小桥上，英国的警察带着铆了铁枪的木棒阻止他们示威。因此在那里每天都有一幕 可怖的恶剧发生，泰戈尔的朋友安得鲁君在他的阿开里的争斗一文中，很深刻地描写了这幕剧情。在他们的黑色头巾的周围，圈上了一圈细白花，很静默地走到警察的前面，差不多离开有一码远近的距离，便停止并无声无响的祷告。为了要赶他们离开，警察便用铁枪刺戮他们，直到流血晕倒才止。那稍站得住脚的，还继续祷告直至和其他的塞克人一样晕过去。安得鲁君并没有听见一声呼叫，也未曾看见他们的脸上露过一丝怒容。在附近有一群观众，他们的脸上呈现出一种痛苦的颜色，但仍是静默地祷告。安得鲁君说 ：“我不能使我不想起十字架的形影。” 英国人在他们的报纸上记载这种情况，并表示骇异。这虽好像是他们所不能了解的，但是他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无意义的牺牲可以证明不合作不暴动的观念已渐渐得到人们的信从，并且般遮布的人民已完全相信这主义了。能看穿印度灵魂的安得鲁君说他在这里看到的，有如哥德在发尔米所见到的，是：“一个新世纪的黎明”。“一种受苦楚所磨炼得好像钢铁一般的新英雄主义，一种精神上的战争”。
印度人民，已经能忠诚地遵守麻哈德麻的精神。因为在甘地被囚的２０日前国委会在德利开会时议席上还有人反对甘地的话。而且这种反对的论调，国委会于１９２２年６月７日在勒克瑙再开会时，又再次 出现。甘地所提倡的忍耐、等候和静默的改造程序受到了这些人的激烈的批评，因而决议宣告文的反抗，并在会中选出了一个委员会以调查国内的情况并分析行文的反抗的时机是否成熟。这委员会旅行过全印度，并在秋间寄回了一篇失望的报告。不但文的反抗被宣告在现在是不可能的，而且又有一部分委员走入了极端保守的路，提议取消甘地的不合作方法并在政府的参事会中另组一个自主的党。换句话说，甘地的主义，一方面受到那班相信暴动的人攻击，而另一方面又受到那班稳健派人物的攻击。
可是，印度人不接纳委员会的报告。在１９２２年１２月末，印度国民会议开常年大会，宣告服从在拘禁中的领袖及他的不暴动主义，并以１７４０票对８９０票否决了参与政府的参事会。那些相信暴动的人，为数不多，也没有产生影响。该会闭会时并一致表决甘地所命令的政治上的怠工应继续进行。但是，那抵制英国原料的议决案，却因恐怕对欧洲的工人激起反感而被否决。但是哈利发的回回会议，常常较国会表现出更大的胆量，以大多数的票决赞成了抵制。
甘地运动虽然因甘地及他的最优越的信徒被囚，而有少数背教的人离开，可是在这一个无人领导的年头，不合作运动还是胜利地前进。在１９２２年后。英国的报纸对于这运动的发展表示出了惊奇和烦恼。
在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协和报上发表了瓦特孙的一篇文章，叙述了印度由于采取不暴动的抵抗而获得的利益。
这篇文章说印度国内的净利已大约减去７０亿元，而因为抵制英货的缘故，英国在一年中的损失，已达２０亿元。她说在他写那篇文章时，已有３万名印度人被禁，政府也因此扰乱不安。但是瓦特孙是一个热烈的甘地崇拜者，或者有一种不知不觉地夸大其辞的态度。他的证据像是没有这么乐观，牺牲精神已被那些富人和商人的自私自利的态度所阻碍，同时，因一时的热烈而放弃政府官职的人，也有好些回到了原工作岗位，可是大体上运动在前进。１９２３年２月１６日曼彻斯特护导周报这张以其知识自由主义闻名的报纸，组织了一个调查团，调查印度的状况。他们报告的结论是 ：“虽然有一种不信任运动的趋势，可是不得不说大概的情形尚是严重的。” 一篇记载想证明甘地的策略已经不行，不合作运动必须改组。但是那文章又说不合作的精神仍然继续在发展。在各处都有不信任外国政府和热烈盼望消灭它的表示。在印度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民和大城市中的居民都同意这一点。农民受这运动的影响虽然很轻微，但是农村的状况已使他们不得不在短期内表示赞助。军队还好像没有受影响，但是新招的兵是从农村来，所以也或多或少地 受到了影响。在优秀的人中间，不合作运动常是很紧张的。这种人反对革命的方法，国内其他人并不同意。因此预言印度要经过十年之后，才能实行有效的文的反抗。但是在这时，各处的情况已经日趋严重。要想用监狱来恐吓印度人使他们停止行动已是不可能的了。他们现在并不怕监狱。更苛刻的法子应当被采用，但是如果采用，必然激发同仇敌忾。所以在目前只有一种解决的方法。英国自动地改良印度。英国应当召集一个印度的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中，凡印度一切的党派和实力都应派代表。甘地和他的门徒、印度皇子、欧洲资本家、回回教人、印度教人、帕尔西人、欧拉西亚人、基督徒和帕里亚人共同组成这个大会，起草自由印度的宪法，并划清这种自治的权限。这是防止帝国崩溃的唯一方法。印度和英国当局对于曼彻斯特护导周报的建议采取什么态度不得而知。可是人们很难相信甘地和他的不合作运动者会同意与欧洲和印度的资本家同席会议。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没有人敢再怀疑印度的自治权了。并且，没有一件事比英国在甘地运动发生后改变她对印度的态度更值得注意的。欧洲人已不再骂印度人，开始厚重地看待他们。在过去，政府对民众采用的方法就是暴力，可是现在无论什么人都说这是一种错误。从精神上和智慧上观察，印度已经得到胜利了。
倘若甘地的主义不是印度民族的最深和最久远的渴望的表现，那么印度对于甘的教义的信仰也是很薄弱的。
麻哈德麻・甘地为他的人民做了一切。他称作亚喜米沙的不暴动主义已经刻入印度的精神。马哈维拉、释迦牟尼和维士努的仪礼已把它做成为千万个灵魂的实质！甘地不过是将它注入了一种英雄的血液罢了。他奔向那沉睡的灵魂的领地，唤醒了那些幻影和过去的气力，使人们感觉有甘地的存在，就有他们自己的存在。甘地已不单是一个名字，他是一个模范。他是他的人民的精神的化身。祝福这个全民化身的人，他的人民，已入了坟墓，也在他的身上复苏！但是这样的复活从来不是偶然发生的。
这消息传播到了印度的疆界外面，印度自己培养了它，但是献出了全国的伟大和牺牲。为着要给世界以新的生活。那么一个民族一定要付出牺牲。犹太人已为他们的救世主而牺牲，经历许多年代后，他们的思想中总有他的地位，可是当他流血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并不认识他。侥幸的是，印度已认识了她的救世主，人民都欢乐地走上了牺牲的道路以使他们自己获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