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于１９４０年９月２日受命赴任，赶到阿尔萨斯指挥驻扎在那里的装甲部队。时局正急转直下。德国军队于９月２９日兼并了但泽自由市和东普鲁士与西里西亚之间的大片波兰领土。
１９４０年４月，德军登陆挪威，迅速进入奥斯陆等重要城市，开进丹麦。５月１０日，德军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英派出的部队虽然同比利时军队一起进行了抵抗，但德军仍攻下比利时防御要冲埃邦—埃马厄尔要塞。１２日德军在色当越过了马斯河。
比利时和荷兰的失陷使大约二三十万英国远征军暴露在敌人面前，被压迫在海峡一带，英国政府为了保存实力，组织了举世闻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
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德军放手进攻法国，６月５日开始向色当到阿尔维尔这条弧形线上的法国军队猛攻。１０日，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从南方侵入法国。１５日，要塞凡尔登失陷。１７日，法国政府要求停战。 ２２日，停战协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元帅、盟军司令福煦将军接受德皇降表的地方——巴黎附近的贡比涅签字。根据协定，法军解除武装，３／５的国土沦于敌手。法国旋即组成了维希傀儡政府，曾经与戴高乐有过师友之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英雄”——贝当，以耄耋之年当了通敌的法奸。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期间，法国政局发生了急剧而带有戏剧性的变化。在《慕尼黑规定》上签字的达拉第无法控制局面，早于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０日辞职。财政部长保罗・雷诺出场组织政府。在这个紧要关头这是一种变通之计。因为雷诺是一个“主战派”， 换上一个对德持强硬态度的政治家，也许可以收到稳定人心的效果。戴高乐立即给雷诺写信，一则表示祝贺，更重要的是希望雷诺能使被绥靖主义者搞得士气颓唐的法国军队振作起来；利用他本人的权威，把机械化特种部队加速组织起来。雷诺也没有忘记戴高乐。因为在头几个月，戴高乐还曾同雷诺议论过时局，并写了备忘录，向政府８０位军政要人再次陈述，从空中和陆地两个方面加强机械化部队建设的意见。因此，雷诺组阁后便想到戴高乐，本打算任命戴高乐担任军 事方面的副国务秘书。
雷诺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虽然当了总理，国防部长仍是达拉第，后者坚决反对起用戴高乐，而且政府内外绥靖势力还占着优势，消极防御派还在军队里占着上风，前任和现任总参谋长甘末林、魏刚都是戴高乐的反对者。达拉第要挟雷诺说，与其让戴高乐当副国务秘书，还不如他本人让出国防部长的位子。雷诺感到如果硬要任用戴高乐，达拉第的激进社会党就可能拆自已的台。雷诺企图“在这种毒化了的空气“中树立权威，势必得和达拉第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雷诺收回了未正式颁布的任命。戴高乐只好暂不离开他的阿尔萨斯装甲阵地前线，随即任第四装甲师的司令。
戴高乐心情沉重，４月１４日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正如您所看到的，我已经回到了前线。当我回来的时候，巴黎的政治空气太恶劣了，保罗・雷诺和达拉第之间的关系太紧张了，因此我无法有效地进行工作。我要求总理允许我仍回到装甲部队去，等待局势明朗的时候再说。他答应了，同时向我表示他不久就会再把我叫回来。所以，我等待着，并不着急 。”
雷诺政府的情况实在不妙。与达拉第、魏刚等纠合为一股绥靖势力的贝当，从驻西班牙大使调任内阁副总理。此时的贝当，已堕落为彻底的失败主义者、十足的投降派。雷诺在６月４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已开始大举向法国进攻时，终于任命５０岁的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这是他首次担任政府职务。
危急之秋受命的戴高乐认为，必须寻求通过抵抗挽救危亡的道路。在争取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和声援的同时，制订在北非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长期计划。戴高乐感到，雷诺的心思有些捉摸不一，他能够坚持下去么？为了争取英国的支持，戴高乐决定带着雷诺的指示，亲自去伦敦会见丘吉尔。
英法对德宣战以来，法国似乎只有英国一个盟友。美国在欧洲战场以外观望。法国虽然与苏联缔结了同盟条约，但是苏联和德国也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
希特勒进军波兰以后没有直接扑向法国，而是向北迂回，解决了丹麦和挪威后再南下。但是，色当失陷、英军从敦刻尔克撤走、意大利从南境逼来，法国也就处在北、东、南三面包围之中了。马奇诺的神话像肥皂泡一样，成为嘲讽的对象。
局势要求法、英更加密切地配合。１９４０年４月４日，丘吉尔受命负责英国的防御计划。５月１０日，张伯伦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丘吉尔出任首相，组织了保守党和工党的战时联合政府。丘吉尔在巴黎沦陷前亲自三次飞往法国，参加英法联席军事会议。
丘吉尔的几次会谈对话人都是雷诺、魏刚等一班人。大家都预感到法国的沦亡是不可避免的。魏刚２６日表示，政府只有束手就擒一条路了。色当败绩使这位将军彻底解除了精神武装。新任副总理的贝当同魏刚的精神状态毫无二致。丘吉尔心情极不平静，如果法国沦于敌手，英吉利海峡仅一水之隔，孤悬海上的英伦三岛岂不是更危险了么！丘吉尔和他的联合政府成员艾德礼、哈利法克斯以及留驻法国的英国将领斯皮尔斯将军，都发觉法国的军政要人深陷在失败主义情绪中，在“战”与“和”的搏斗中一步一步地向乞降的方向迈步。特别是在５月２６日和３１日的两次谈话中，雷诺心情沉重地、吞吞吐吐地表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法国也许不得不走和谈一途。会谈时丘吉尔答应，只要法国决心打下去，英国愿意考虑以空军部队助战，但是他对雷诺政府有无决心，感到 没有把握。
雷诺毕竟与贝当、魏刚等人不同，在绝望之余还打算再作一次努力，为了争取英国的信任，雷诺６月８日决定派新任命为国防部次长的戴高乐去伦敦面见丘吉尔，告诉他法国政府把戴高乐这样的坚定主战派提升，并作为管理国防事宜的国防部高级官员，就表明了打下去的决心。
戴高乐在动身前去见魏刚，发现他“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
戴高乐马上把谈话内容告诉了雷诺，建议撤去魏刚总参谋长的职务，但雷诺感到难于下这个决心。
６月９日，戴高乐飞往伦敦。丘吉尔很快在唐宁街１０号接见了戴高乐。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直接晤面。会见后，戴高乐对丘吉尔的“第一个印象”是好的。但是在涉及问题本身时，丘吉尔并没有满足法国的要求，因为丘吉尔断定法国是输定了，法国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线，所以他断然拒绝派空军支援，只同意把曾在比利时作战残存下来的部队留下来。
戴高乐对此行的印象是 ：“伦敦与巴黎之间战略上的配合实际上已经垮台了。这次大陆形势的逆转， 就足以使英国只管自己的防务了 。”
戴高乐从英国回来后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视事了，先迁往图尔，然后又迁往波尔多。
时局进一步恶化，投降派更加紧锣密鼓地活动。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尔来到图尔，他只能作一番道义上支持的姿态，雷诺神情颓然，魏刚当着丘吉尔的面向雷诺报告：法军已经精疲力尽，全线摧枯拉朽般地垮了，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因此除请求停战之外别无它途。法国政府乱作一团。
丘吉尔则希望法国倚靠海军力量坚持在南方作战，甚至在北非作战，不赞成法国与德国单独签订和约。英国方面则坚决为粉碎希特勒主义而奋战，英国可以坚持到底；当英国赢得战争的时候，法国也将恢复其尊严和伟大。丘吉尔这次来法国还有一个目的：说服法国，当一定要停战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军舰落在德国人手里。
当丘吉尔离开会议厅、穿过通向庭院的过厅时，看见戴高乐冷峻地、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口。在相互致意后，丘吉尔用法语低声地念叨了一声 ：“应运而生的人”，便匆匆离去。
在战与降搏斗的最后关头，在贝当取代雷诺以前，戴高乐一直尽最大的努力，紧张地筹措着把抗战指挥中心、作战的人力和物资转移到北非去。为此，首先要挫败投降派的阴谋，只有这样，法国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动撤离，继续坚持抗战。然而投降派的势力太大，雷诺能坚持多久呢？戴高乐深知阻力极大，但仍然于６月１２日带着移师北非的计划来见雷诺。此时，德国军队已经渡过塞纳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间，雷诺决定把政府迁往波尔多。贝当、魏刚等包围了雷诺，反对一切移师北非的抗德方案。海军上将达尔朗曾经表示要打到底，但是当戴高乐敦促他无论如何不能使法国舰队落在德人手里的时候，达尔朗却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子，听从了魏刚的命令。国务部长让・伊巴尔内加莱也曾经是少数主战派当中的一个，但事到临头却说 ：“作为一个老军人来讲，除服从我的上司贝当、魏刚元帅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我的看法了 。”丘吉尔正是看到法国局势垂危，所以匆忙赶到法国，向雷诺提出不能将舰队落入敌手。如果英国连对法国舰队也不能指望，那么法国对英国还有多大用处呢？不出所料，巴黎于１４日被占领，戴 高乐向雷诺建议，为了摆脱失败主义者的包围，挽救危亡局势，必须把政府迁往阿尔及尔，在那里领导反抗希特勒的战争。但是被投降派包围的雷诺，纵使心有余，但力已不足了。１６日召开了内阁会议，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会议。
戴高乐在取得雷诺的同意后立即动身去伦敦，要求英国协助解决政府迁往北非的运输问题。
１６日黎明时分，戴高乐到达伦敦。法国驻英大使科尔班和法英战争物资委员会法方主席让・莫内来见戴高乐。他们两人认为，在当前这种紧要关头把雷诺政府稳住，并争取雷诺去阿尔及尔，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他们和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罗伯特・凡希塔想出了一个给雷诺注射强心剂的办法：由英国政府出面提议，实行英法两国更广泛的联盟，组成一个相当于政府的联合机构共同管理资源。这样或许起码可以拖延法国投降的时间，也可以为北非抗战计划争取较多的时日。科尔班、让・莫内和戴高乐商定后，决定由戴高乐当面向丘吉尔提出。
对于这类不同民族国家联成一体的计划，戴高乐从根本上是不赞成的，况且这种大规模的联盟是很不 现实的。但是他也觉得，如果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由英方向雷诺政府提出这个创议，可以对雷诺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和鼓励作用，可以多少牵制一下投降派的阴谋。于是，戴高乐在取得英国政府同意在运输方面协助法国军队撤往北非之后，便提到了英法联盟的想法。丘吉尔已从哈利法克斯那里知道了这个建议，同意马上召开内阁会议加以讨论。英国政府原已打算默许法国单独讲和，条件是法国舰队必须驶往英国港口。电文已经起草好了，丘吉尔决定先压一压，他以为英法联盟的提议会使病入膏肓的雷诺政府出现片刻的回光返照。
英国内阁开会的时候，戴高乐给雷诺打了电话，说当天晚上将有重要消息通知他，请他务必不要使法国内阁会议轻易作出谈和的决定。雷诺回答说，他可以把内阁会议至迟推到下午５时。
戴高乐给雷诺通电话两小时后，丘吉尔兴冲冲地火速告诉他，英国内阁已同意了英法联盟的计划。戴高乐立刻再打电话把联盟的宣言草稿念给雷诺听。丘吉尔从戴高乐手里接过话筒，直接对雷诺说，他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关于组成英法联盟的文件。这时法国 的内阁会议还没有举行。
戴高乐立即乘英方提供的飞机返回波尔多，丘吉尔也准备乘驱逐舰到康加诺去同雷诺会晤。戴高乐和邱吉尔都竭力设法以英法联盟的方案，把法国引上抗战的道路。
当晚９时半，戴高乐在波尔多机场着陆。前来迎接戴高乐的助手颓丧地告诉他：内阁会议开过了，大局无可挽回，雷诺政府已经辞职，菲利浦・贝当受命组织政府，第二天即向德国乞和。
戴高乐看到大势已去，决定马上离开法国。他决心战斗下去，但是法国本土根本无法立足了。戴高乐两天前在伦敦时已经为救国图存的大业作了一件大事，即以国防部次长的名义命令预定驶向波尔多的“巴士德号”轮船，改变航向，驶向英国港口。这是他最后一次行使国防部次长的职权。船上载有１０００门７５毫米美国大炮、数千挺机枪和大量弹药。
６月１７日上午９时，戴高乐偕妻子女儿，飞往伦敦 。“在这架小飞机上戴高乐携带着法国的荣誉，”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回忆说 ：“我感到自己是单独一个人，一切都被剥夺了，就像一个人面对着一 片茫茫的大海，准备跳到水里游过去 。”“ 我已经年近半百，又开始了冒险生涯，就像一个人被命运抛出来，失掉了一切依靠一样 。”
戴高乐抵达伦敦后向法国国防部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大致说 ：“我现已在伦敦。昨日曾根据保罗・雷诺先生的指示，与英国国防部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磋商：一、一切由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的军备物资均将储存在英国领土，这不影响已经协义的或即将协议的分配方案；二、目前在法国的德国战俘将在波尔多移交给英国军事当局……”“ 关于英方就法国和北非间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援助问题，我已经向英方要求从６月１９日起在三周内援助５０万吨吨位的轮船。”“我现在处于无权地位。我应否继续磋商？听候径由使馆或合作代表团转达的命令”
贝当政府既已投降，当然不会再委任戴高乐去办有关抗敌的事情，戴高乐接到的复电是召他回国的“命令 ”。戴高乐立即给魏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那他戴高乐“愿意参加可能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无论在什么地方 ”。６月３０日，贝当政府又发了一道命令 ， 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 “自首”，听任“战争委员会”审判。 委员会先是判处戴高乐四年徒刑，后来根据当了伪政权国防部长魏刚的指示又加了刑，改判戴高乐“死刑 ”。
戴高乐到达伦敦后立即同丘吉尔会晤，戴高乐提出：只要贝当一公开宣布投降，他就通过英国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告：自由的法兰西将继续战斗。于是，６月１８日下午６时戴高乐坐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有历史意义的“六・一八”演说。戴高乐宣告：
“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可以与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也可以像英国一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 。”
他号召：
“我，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
他指出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 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
就这样，戴高乐在海峡彼岸的伦敦树起了第一面法国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旗帜。
戴高乐在当时的名声并不显赫，他无非是一名任职不足２０天的国防部次长而已。但他决心在海外把所有和他一起战斗的人团聚在一个以他为首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里。
戴高乐首先把眼睛转向法国在亚非殖民地的总督。他认为，既然要在广漠的海外把抵抗斗争坚持下去，就非取得总督们的合作不可，其中最重要的是北非，因为法国在北非的总督态度将影响法国在非洲各地的军政领导人的态度。６月１９日和２４日戴高乐两次给法国驻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斯将军发了电报，表示：如果他拒绝向德国投降，戴高乐宁愿服从他的指挥，一起抗战。诺盖斯表示要继续抗德，但不久就背弃诺言，服从了伪政权的命令。
戴高乐也向其他地区的法国总督呼吁，除了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乔治・卡特鲁将军之外，一时还没有人作出反响。戴高乐决定亲自去非洲各地游说。
戴高乐的事业，在开始时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来 自英国。美国政府虽然答应给欧洲的反抗希特勒的斗争以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但是在法国局势最令人担心的日子里，美国使节仍留在法国本土，苏联和加拿大等国也有大使在那里，而英国政府６月２３日就发表了公告：不再承认贝当“政府”是法国的政府。６月２８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告：英国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为前来投奔戴高乐的人员提供方便。虽然，英国的支持是为了自身利益，但对于势单力孤的戴高乐来说已非同小可。
６月３０日，海军中将爱米尔・米塞利埃来到伦敦，表示支持戴高乐。同时在利物浦附近驻扎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内服役的军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兰上尉以及梯也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也投奔了戴高乐。募兵工作虽然不如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但到７月１４日法国国庆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国”的队伍组织起来了。这一天，戴高乐在白厅广场检阅了他的战士。检阅完毕，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法国的福煦元帅雕像献了红、白、蓝三色花束。同时，确定“洛林十字”为自由法国武装的标记。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戴高乐的空军部队 对鲁尔区进行了轰炸。到７月底，戴高乐已经动员了７０００之众。
８月，戴高乐在泰晤士河畔的圣史蒂文大厦安置了自己的办公室。自由法兰西政府初具规模。
８月７日，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向全世界发表，协议载明戴高乐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但协议中埋伏下了戴高乐和丘吉尔的争端，因为协议写明戴高乐也要听取英国统帅部的一般指示。而且协议也没有按照戴高乐的要求，明确英国要对恢复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作出保证。戴高乐由此感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英国，必须到非洲殖民地去寻找更广阔、更坚实的基地。戴高乐决心为他手创的自由法兰西选择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一个更坚实可靠的基础。
戴高乐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本来是北非，但是总督诺盖斯支持了贝当政府，便决定先从西非入手。西非的情况对戴高乐要有利得多，到８月底，乍得、喀麦隆、刚果、乌班吉先后通电支持戴高乐。为了迅速确立自由法国在非洲的影响，戴高乐于８月底至１１月２５日亲自到西非开展工作。
第一站是塞内加尔。戴高乐乘坐“韦斯特兰号” 于８月３１日从利物浦出发，丘吉尔派了英国舰队协助，英国的斯皮尔斯将军作为丘吉尔的联络员和戴高乐同往。英国对戴高乐的非洲计划极感兴趣，因为它的成功必须对英属西非产生很大影响。戴高乐远征塞内加尔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在他动身时，贝当政府已派出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自土伦出发，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先于戴高乐到达达喀尔。戴高乐决定继续驶向达喀尔，强行登陆。但是，由于遇上了大雾弥漫的天气，英国舰队无法顺利行动，岸上的炮击也使舰队不能迫近。
戴高乐受挫后即驶向喀麦隆、乍得、刚果，这里是自由法国的势力范围。９月下旬，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乔治・卡物鲁将军赶到拉密堡与戴高乐会合，表示接受戴高乐的领导。卡特鲁的军衔本来在戴高乐之上，但他甘愿居于戴高乐麾下，这件事大大有助于戴高乐的声威。
１０月２４日，戴高乐到达布拉柴维尔。这时，“自由法国防务委员会”的人选已经就绪了。１０月２７日，是继６月１８日后另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 发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维尔宣言》。宣言指 出：设在维希的贝当政府已经沦为敌人的御用工具。
“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承当领导法国投入战争的重担。形势把这一神圣职责交给了我，因此我将义不容辞 。”
“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就在今天，我组成了一个帝国的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正在法国各地行使职权的人、或者集中了本民族的最高智慧和道德价值的人所组成，它将和我一起代表为生存而战斗的国家和帝国 。”
宣言最后说：
“我们将为了法国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竭诚为它服务，确信取得胜利 。”
防务委员会行使政府的职能，自由法国从此有了它的政权机构。１１月１７日，戴高乐离开非洲回伦敦。他不虚此行成绩昭著：几个月前还只是处于胚胎状态的自由法国，已经建立起行使政府职能的、初具规模的权力机构——防务委员会；争取到了那么多有影响的重要将领和文职官员，如乔治・卡特鲁将军、爱米尔・米塞利埃海军中将，爱德加・德・拉米纳将军、费利克斯・埃布厄总督、亨利・索托总督、总军 医阿道夫・西塞将军、勒内・卡桑教授、梯也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勒克莱尔少校等，虽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控制北非，但是毕竟有了一个包括整个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在内的辽阔的作战基地，这片基地从撒哈拉延伸到刚果、从大西洋延伸到尼罗河盆地。建立了自由法国自己的武装力量，活跃在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配合英国军队打击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戴高乐返回伦敦时，勒克莱尔少校率领的部队正开始在乍得准备向菲赞地区的意大利法西斯阵地发起进攻。同英军一起，自由法国的海军和空军开始行动了。一支远征部队正在准备着开赴中东战场，同德国法西斯作战。
戴高乐有了比较大的信心，他后来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 ：“现实虽然是残酷的，但我仍然可以掌握它；因为用夏多勃里昂的话来说，我可以‘用梦想来引导法国人奔向目标’ ”。到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１日，他所领导的第一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像一个政府那样堂而皇之地组织起来了。
委员会主席戴高乐是政府首脑，各个委员则相当于各个部的部长。至此，戴高乐完成了三件在法国现代史上有转折意义的大事：第一，从法国沦陷的第一 天起，他还只是孤身一人的时候，就以大无畏精神高擎起抗战的旗帜，向法国人民发出了救亡的战斗号召；第二，由于他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所以很快地赢得了一批军政人员的支持，在广漠的西非各地树起了“六・一八”的旗号；第三，在不长的时间有了一支为自由法国所用的武装力量，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行年半百的戴高乐总算真正有了为法兰西的独立事业施展才干的广阔天地，他的抱负、理想和韬略才真正插上了翅膀。戴高乐写到《战争回忆录》第一卷的最后一段时，发出了如下几句极富激情的“召唤”：“不必再多怀疑了！注视着祖国陷入的深渊，我，我这个法兰西的儿子，在召唤它，为它高举起火炬，指给它得救的道路。许多人已经和我联合起来，我相信还会有人要和我联合在一起。我现在能听到法兰西在回答我。它从深渊中再次升起，它在前进，在爬上陡坡。啊！母亲，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里等候着为您服务。”
戴高乐首创法国的抗战事业，少不了英国的帮助。当戴高乐几乎还是孑然一身时，是丘吉尔接待了他，允许他利用英国电台宣布 ：“我，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 。”即使戴高乐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以后， 也还必须同英国军队组成联合部队，才能在非洲和近东作战。经过几个月的惨淡经营，戴高乐总算建立起自由法国的别具特色的政权机构。这个政权机构的元首总部在伦敦，队伍在非洲和近东，委员们分别担任北非、地中海东部地区、西非、拉丁美洲等地区的驻地代表。
丘吉尔和戴高乐两位政治家几个月以前初次会面时，相互都以为自己是“慧眼识英雄”， 然而 ，“英雄”在一起并不一定和谐，戴高乐发现这位比较强大的朋友时常不按照自由法国、亦即是戴高乐的意愿行事，有时干脆不理会戴高乐。戴高乐身在伦敦，但绝不想长期寄人篱下。
在１９４０年的７月３日，即有历史意义的“六・一八”演说发表后十多天，英国海军以压倒优势的火力突然袭击了停泊在朴茨茅斯和普利茅斯的法国贝当政府的舰艇，缴获了舰艇若干艘，小型舰只２００艘。理由是，贝当与希特勒签订的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贝当政府的舰队必须解除武装。丘吉尔说，如果这些舰队落在德国人手里，必会加重对英国的威胁，因为这些舰艇通常散泊在英国、地中海、非洲以及马 提尼克等地的港内。同一天，英国还炸毁了停在米尔斯克比尔海军基地的战列舰“布列塔尼号 ”。
贝当已经投敌，袭击和炸毁他的舰艇，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戴高乐却觉得英国此举包含有某种无法明说的动机，反映了“旧时海上竞争的气息，以及自从法国战事开始以来日积月累的仇恨，到维希政府签订停战协定以后就更加发作起来了 。”戴高乐觉得，英国突然对贝当的海军动武，使本来可以归附“自由法国”的人也不来了，而且使那些对自由法国抱迟疑态度的人变成了反对派，贝当政府也会大力加以利用，从而影响戴高乐争取法属非洲的努力。％ 戴高乐还认为，当时法国舰队不可能向英国主动挑衅。达尔朗虽然是个贝当分子，但是只要海军在他手里，他就不会把这个资本拱手让给德国人。这件事在英法关系上投下了一道阴影。英国在决定这样做之前并没有征求过戴高乐的意见。
丘吉尔——戴高乐的“八・七协议”使英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这对于法国的抗战诚然是一大推动，表明英国承担了与自由法国结成联盟的义务。但是，戴高乐感到别有弦外之音的是： 英国只同意写上英国对于恢复法国本土的疆界作出的保证，即“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 而不愿对恢复“法兰西帝国”， 即包括法属殖民地在内的疆界承担义务。这也就是说不能担保日后英国垂涎乃至染指法属殖民地的领土。此外，协议一方面称戴高乐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另一方面又写明“最高统帅”还需接受英国的指示并把一部分部队交给英国司令指挥。自由法国还相当弱小，只能接受这类条款，但它在尔后的英法战时同盟关系中播下了摩擦的种子。
１９４０年底从非洲回到伦敦，就在元旦那一天，戴高乐正在郊外别墅和家人一起，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要求戴高乐火速到伦敦会面。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差一点使戴高乐同英国政府反目。
艾登见到戴高乐时告诉他，自由法国驻英最高司令爱米尔・米塞利埃海军中将跟贝当伪政权勾勾搭搭，在英法联军远征塞内加尔之前曾图谋把计划透露给贝当驻非洲的司令官达尔朗。米塞利埃给驻伦敦法国领事馆提供的情报已经被英国情报机关截获了。艾登说，丘吉尔鉴于事情的严重性，在报请内阁批准后，下令 逮捕了米塞利埃。
戴高乐听完以后满心孤疑，他对艾登说，英方手里的情报是否确实很值得怀疑，不足为证，而且英国竟然事前不打招呼就硬行逮捕了一名法国的海军中将，起码是粗暴无礼的。戴高乐要求立即释放米塞利埃，他亲自到伦敦警察厅去看望了被囚禁者，确信英国情报机关截获的所谓“情报”纯属捏造。
１月８日，戴高乐召见斯皮尔斯将军，强烈要求在２４小时内释放米塞利埃、赔礼道歉，否则，自由法国就和英国“断绝关系 ”。据说，斯皮尔斯承认确实搞错了 ，“情报”也的确是假的。第二天，丘吉尔和艾登在唐宁街１０号会见戴高乐时正式表示歉意，并且保证立即释放米塞利埃。
这件事情本身就算结束了，但是影响却很深，戴高乐追述所谓米塞利埃事件时说 ：“我不能掩饰这一可悲的意外事件出现在我们和盟邦英国经常动荡不定的关系中，使我对彼此应当如何相处的看法大受影响。”其实 ，米塞利埃并不是戴高乐值得中意的人 ，他后来终于与戴高乐闹翻，投奔戴高乐的政敌亨利・吉罗去了。
战局的发展使地中海东部地区，包括法国所属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空前吃紧。
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７日，德意日三国缔结同盟条约，１０月４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勃伦纳山口会晤。８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开进罗马尼亚；２８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佛罗伦萨再次会晤，同一天，意大利军队穿过阿尔巴尼亚入侵希腊。１１月，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反动政府先后参加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沦为法西斯的附庸国。
进入１９４１年，德国军队在３月１日占领索菲亚，保加利亚沦为法西斯附庸国；３月２５日，南斯拉夫的反动政府参加了法西斯集团。接着，德国法西斯军队从匈、罗、保边境涌进南斯拉夫和希腊。
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局势直接影响中近东局势。戴高乐看到，如果维希伪政权控制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被德国占领，依靠海外基地作战的自由法国便将蒙受极大的损失和压力，所以戴高乐对于苏伊士运河地区一带的局势予以特别关注，但戴高乐要从贝当手里夺得叙利亚和黎巴嫩，也必须依靠同英国的联合行动。在这块不大的地段里，交织着几对矛盾。英国是否愿意 帮助戴高乐呢？
戴高乐决定亲自去中东。丘吉尔派斯皮尔斯将军作为他的代表与戴高乐同行。３月１４日，戴高乐和斯皮尔斯先到开罗，戴高乐将在这里指挥自由法国军队在中东地区的行动。
戴高乐到中东后的第一步是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戴高乐对自由法国驻中东代表乔治・卡特鲁说：“ 到了那里，法国就有机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这个机会如果失去，法国也就完了，假如轴心国家得胜，叙利亚和其他地方一样，将由轴心国来统治。如果轴心国遭到失败，英国将取得我们的地位。因此只要有机会，自由法国的统治权就必须伸展到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去 。”
然而，时机却还没有成熟。最佳方案是维希伪政权的驻军倒戈，归附戴高乐，自由法国将因此扩大队伍，增强抵御德军的实力。但是局势正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维希政府新上任的外交部长达尔朗加紧同希特勒勾结，准备允许德国使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这时德国空军不断袭击苏伊士运河，希特勒的部队插向叙利亚是并不需要很大力气的。乔治・卡特鲁告诉戴高 乐，维希政权在叙、黎的驻军没有丝毫归顺自由法国的动静。
看来只有采取军事行动一途了。但问题是英国无意、也没有能力马上集结力量兼顾该地区。英国军队正在巴尔干和利比亚一带同德意军队周旋。戴高乐不止一次向英国驻埃及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提出，他可以把梯也里・勒让蒂约姆指挥的自由法国第一师调归韦维尔统率，组成东征叙利亚的英法联军，条件是保持这个师的独立建制，并仍归勒让蒂约姆指挥。据戴高乐说，英方一直拖延不决，以至那个师团始终无法集结待命，自由法国的一些舰艇死气沉沉地停泊在亚历山大港，无所作为。
法属索马里的情况也没有什么进展。勒让蒂约姆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凡有倾向于自由法国的法国军政人员，都可以同他取得联系。戴高乐到开罗后开展的另一项活动不是争取法属索马里的卫戍部队起义。但是维希伪政权驻索马里的总督埃尔埃塔颁发了一道“法令”，宣布：谁要是投奔戴高乐就军法从事。 戴高乐曾与英国谈妥，由英国舰队对法属索马里实行封锁，配合戴高乐的行动，迫使维希政权的驻军在封锁的压 力下向戴高乐投诚。但是，英国根本没有履行协议。乔治・卡特鲁还告诉戴高乐，英国人有同维希政权暗自接触的迹象，因为英国想使用吉布提港和吉布提到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戴高乐立即向丘吉尔提出了抗议，丘吉尔才命令韦维尔恢复封锁。
戴高乐对于英国的表现很不满意，联系到２月间英国海军部竟听任黎巴嫩的维希当局把政治上倾向于戴高乐的法国人遣返回国，却没有让自由法国在中东的代表开展争取工作一事，更觉得英国别有用心。
在东征叙利亚、黎巴嫩的对抗尚未成熟前，戴高乐曾多次往返于开罗和布拉柴维尔之间，视察“六・一八”以来他在非洲建立的第一片基地。负责这个地区工作的是勒克莱尔少校，他正奉命组织沙漠纵队。这里自由法国的军队装备还很差，武器也少，还要与英国军队协同与侵入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作战。这时，德国军队已经在北非登陆，窥伺着摩洛哥、喀麦隆、多哥、刚果。意大利军队则企图插入突尼斯后，和德军汇合折向乍得。戴高乐感到，他必须抓紧一切机会加速赤道地区的组织工作，把它建设得更加稳固，万一中东失守 ， 这里好歹可以成为抵抗德意法西斯的 “防波堤”和未来举行反攻的基地。
５月１２日，维希政府和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达成协议，维希政府同意希特勒使用叙利亚的飞机场和港口。英国和自由法国必须采取军事联合行动了。但这是一场同床异梦的“联合行动”： 戴高乐觉得“幕后”正在酝酿着某种“政治冲突”， 因为英国显然想在整个中东建立自己的“领导权” ，“企图取代法国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地位 ”。
戴高乐为了确立自由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控制，决定解决战斗后马上宣布结束托管，并和叙、黎的新政府签订条约，这样就可以抵制英国影响。为此，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他委派乔治・卡特鲁着手准备宣布叙、黎独立的声明。英国驻中东的代表米莱斯・兰普森爵士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卡特鲁提议，这个声明应由英国和自由法国联合发出。戴高乐坚决拒绝。英方又建议在声明中加进英国保证法国将履行诺言的内容。戴高乐又拒绝了，指出：这是法国的事情，用不着任何别的国家来担保。
６月１６日，即英法联军开始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前两天，丘吉尔亲自给戴高乐发电报，重提把英 国的“保证”写进声明的要求。戴高乐予以拒绝。后来，卡特鲁起草的声明照原样发表，英国政府则单独发表了另一个声明。戴高乐对这件事十分懊恼，他写道 ：“事实很明显，我们的伙伴希望造成一种印象，即让人认为叙利亚与黎巴嫩获得独立是出自英国的力量，这样，在下一阶段，它就可以在我们和东地中海国家之间作仲裁人 。”在东征过程中，戴高乐把指挥部设在耶路撒冷。６月８日，英国军队和自由法国的军队开始进攻叙利亚和黎巴嫩。
当能预见到英法联军可以控制局势的时候，维希政府的东地中海地区高级专员孔迪便试探停火的条件。戴高乐１９日同英方代表兰普森商谈了这件事。紧接着，英法联军于２１日开进大马士革，两天后，戴高乐来到叙利亚首都，马上派卡特鲁为自由法国驻东地中海地区的全权代表，稳定政治和经济局势，准备订立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和与法国结盟的条约。戴高乐准备甩掉英国，独自接管维希政权统治下的这块属地。戴高乐于６月２８日向丘吉尔提出，英国在中东对法国采取的态度必须从英法同盟的观点出发，提醒丘吉尔尊重法国的权益。与此同时英国正积极准备同维希 方面举行停战谈判，而且不打算让戴高乐以平等的身份参加。
７月１３日，英方代表和维希政府的代表在圣让德阿克举行停战谈判，卡特鲁虽然作为自由法国的代表参加了，但签订的条约却只字未提法国的权益。维希政权同英国作了一笔交易：英国势力得以进入叙利亚的黎巴嫩，在那里建立英国的军事指挥部，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组成的“特种部队”置于英国的指挥之下，维希政权在叙、黎的军政人员则遣送回法国本土。戴高乐从这里补充自由法国力量的指望落空了。
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看到了条约的文本，感到受到了嘲弄，痛斥英国“怀着一肚皮不可告人的动机”作了这件“甚至在形式上也把盟友自由法国抛到一边“的肮脏事情。英法关系骤然紧张。
７月２１日，戴高乐在开罗会晤了刚刚到来的负责中东事务的英国国务大臣奥利佛・李特尔顿。戴高乐对李特尔顿说，英国和维希政权签订的停战协定是无法接受的，作为两国共同作战的结果，竟是英国从法国手里夺走了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权 ”。戴高乐还说他一定要把驻在叙、黎的维希军队争取到自 由法国方面来，绝对不能听任英国把他们遣返。李特尔顿辩解说，英国并不打算控制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所作的只是在进军当中所必须作的，他援引１９４０年８月７日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协议说，在战争期间，自由法国的军队也要接受英国指挥部的领导，所以英国有权这样作。戴高乐指出 ，“八・七协议”只限于共同作战的时候，绝不能任意扩大到“法国辖区的主权、政策或行政事务”中来。戴高乐表示自由法国将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所以从２４日起自由法国的军队就不再从属英国的最高统帅部，卡特鲁将奉命接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全部政权。谈话后，戴高乐把一份准备好的照会交给了李特尔顿。
李特尔顿走后，戴高乐立即给丘吉尔发了一封电报，说圣让德阿克协议违反了自由法国的军事和政治利益，损害了法国的尊严，后果是严重的。电报说：“在与我们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英国这种态度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
戴高乐寸步不让，迫使英国就圣让德阿克协议的解释问题同戴高乐的代表进行了几次谈判。结果英国方面作了让步：自由法国可以同维希部队接触，以争 取他们投诚；有关战争物资属于自由法国；英国不再要求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如果维希当局发生重大违犯停战协定的事件，英国军队和自由法国军队将联合行动使其就范。这是７月２４日的事。但是，维希的军队依然照旧集结起来被遣返回国，戴高乐只争取到了几千名法国和当地军人。英国和自由法国对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争夺并没有结束，不和的种子埋得更深了。几件事端积累起来使戴高乐时刻感到英国正贪婪地觊觎着法国在中东的利益，以致在筹划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长期斗争的同时，警觉地注视盟友的动作。但自由法国羽翼还没有丰满，还需要英国的合作，决裂是不行的。于是，戴高乐拜会了新任英军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表示自由法国的军队在共同作战中将在奥金莱克的统帅下继续作出贡献。
欧洲战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发展，６月２２日，德国军队从白海到黑海的２０００英里长的战线上向苏联发动进攻。战争从巴尔士转到了苏联领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