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５月３０日抵达阿尔及尔机场时，前来欢迎戴高乐的有吉罗和英国、美国驻北非的代表。戴高乐和吉罗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从机场到官邸的汽车上进行的，气氛有些尴尬。戴高乐告诉吉罗，他准备派哪些人参加会谈，然后问吉罗这方有什么人出席。戴高乐以十分坚定的口气对吉罗说，无论如何，到现在还留在吉罗身边的那些维希分子一个也不能留在未来的中央权力机构中。戴高乐指的是维希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驻摩洛哥总督诺盖斯和法属西非总督布瓦松。
下午４时，戴高乐到邮政广场向死难者纪念碑献“洛林十字”， 聚集在那里的数以千计的群众热情地向他欢呼。此时，戴高乐的心情是乐观而自信的，他的事业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他坚信，把那些维希政府派的“总督”赶走、迫使吉罗接受他的领导是天经地义，能够办得到的。只是吉罗背后站着罗斯福，不会轻易就范，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戴高乐决心对罗斯福的干预不予理睬。３１日上午，戴高乐和吉罗都如约来到弗罗兰坦中学举行会谈。战斗法国方面除戴高乐将军外，还有卡特鲁、菲利浦和马西格利，吉罗那一方有让・莫内和乔治。戴高乐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军队必须服从政府，如果在作战中由于与外国军队共同行动而需要受外国将军的指挥，也必须由法国最高当局的命令来决定。第二，不承认维希政权，所以必须解除几位“总督”的职务。吉罗则坚持军队有独立于政府的领导权，表示绝不能解除维希分子的职务。但是，会谈的优势不在吉罗一边，让・莫内想从中调解，戴高乐一方的代表态度一致，吉罗方面只剩下乔治一个人。戴高乐感到形势对他很有利，他确信：他是被一层浓雾包围了的领航人，他也相信，如果他掌住舵，总会见到晴天的。
为了把他的决心公诸于世，６月１日他在格里西诺别墅向记者重申了向吉罗坚持的立场。戴高乐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６月３日再次开会，吉罗接受了戴高乐的主张，正式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它享有最高权力，军事力量置于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在委员会向将来组成的正式的临时政府移交权力 以前，负责制定共和国法律，确立共和国政体。会议还决定，三位维希政权的总督都将去职。
但是，这样的机构的美中不足是戴高乐和吉罗都是委员会的主席，是一种“双头领导”的怪现象。戴高乐断定，英国和美国还会给他制造麻烦，还没有取得全胜。
戴高乐估计对了，英美都没有发消息，于是，他立即通过电台宣布：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诞生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以其身负重任并以其坚韧不拔的决心出现在法国和世界面前 。”
丘吉尔突然在阿尔及尔露面了，艾登也来了。６月６日，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吉罗和委员会其他委员出席“乡村”宴会。丘吉尔警告戴高乐说，如果吉罗被“吞并”，英美就要采取“一些措施 ”。 有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撑腰，吉罗还不想交出军权。
罗斯福也露面了。１０月，罗斯福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电报，说无论怎样也不能让戴高乐把西北非洲都控制起来，美国甚至不惜派特别部队去牵制戴高乐。一星期后，罗斯福再次致电艾森豪威尔，指示他一定要设法阻止戴高乐控制法国军队。
６月１９日艾森豪威尔邀请戴高乐、吉罗一起谈谈法国军队的“指挥和组织问题 ”。在场的还有美国的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英国负责北非事务的国务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
戴高乐首先发言，开门见山说他是作为法国政府主席来参加会晤的，按照惯例，国家元首或政府主席有权亲自到他们授予指挥权的总司令部去。艾森豪威尔是盟军总司令，他应该从这番话里懂得，他手中的指挥权，是由有戴高乐在内的盟国元首授予的，戴高乐绝不会屈尊于与他本人意愿相反的盟军司令的任何要求。
艾森豪威尔和蔼但又语带胁迫地说，盟军很快将在西西里登陆，戴高乐必须保证后方的安全，因此，法国军队的统帅和组织应该维持原状，吉罗应该保持现有的权力和职位，并且只有吉罗一个人才有权同艾森豪威尔讨论北非的军事问题。艾森豪威尔以英、美两国政府的名义通知戴高乐，如果不按照他刚才所说的去做，英美就要停止向法国军队供应军火。
戴高乐驳回了美国的威胁。他指出，法国统帅的组织是法国政府权限以内的事。
会谈没有任何结果 。 戴高乐决定不理睬英美的“警告”， 把最高军事统帅权紧紧地掌握在民族解放委员会手中。
在这期间，拥护戴高乐的队伍更加扩大，许多后来曾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政治家，如爱德加・富尔等，都来投奔戴高乐。大大增加了民族委员会中戴高乐派的力量，戴高乐得以在委员会内组织了一个以他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吉罗虽然仍负责北非的军事问题，但独立行使职权的条件越来越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吉罗宣布罗斯福邀请他访问美国，商讨向法国军队提供装备的问题。７月２日吉罗动身去美，三个星期后回到阿尔及尔。戴高乐在这期间则访问了突尼斯和摩洛哥。
７月３１日，民族解放委员会由“双头领导”正式变为戴高乐的单独领导。吉罗仍然当他的总司令，但在他的上头有一个由戴高乐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它的前身就是不久前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吉罗已经无能为力了。
在这之前，美国报刊透露，丘吉尔曾经向英国的驻外机构分送了一份指责戴高乐的“秘密”备忘录。 据说，丘吉尔这样作，是为了配合吉罗访美，借此提高吉罗的身价。然而，戴高乐在吉罗问题上同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斗争中已胜券在握了。
让・穆兰为戴高乐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没有这个人，戴高乐运动在法国本土的成长和发展至少会推迟一段时间，戴高乐也不会享有那么高的声誉。
当巴黎沦陷时，只有三十多岁的让・穆兰是夏尔特尔省的省长。在人民阵线组成政府的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他是航空部长皮埃尔・戈特的办公室主任。当省长时，德军屠杀了村民，却逼着让・穆兰承认是法国军队干的。让・穆兰断然拒绝，于是被捕入狱。获释后他不愿在投敌的伪政府内任职，便在１９４１年转移到还没有被占领的地区，同那里的抵抗运动取得了联系，并决定到伦敦去见戴高乐。
９月初，让・穆兰先到西班牙。１１月的一天，让・穆兰来到伦敦。他给戴高乐的第一个印象是年轻、干练、才思敏捷，很有见解。他向戴高乐详细介绍了法国南方抵抗运动的情况，认为应该把分散的抵抗运动团结和协调起来。戴高乐很赞同这种想法，立即和让・穆兰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戴高乐认为，让・穆兰 熟悉国内情况，与抵抗运动又有了联系，派他回国执行统一抵抗运动的计划，是最合适不过了。１２月２４日，戴高乐签署了委任书 ：“我委派让・穆兰先生，行政长官，为我的代表和全国委员会驻法国本土尚未直接被占领地区的代表。让・穆兰先生的使命是在该地区实现一切抗击敌人及其同谋的力量的统一行动，让・穆兰先生将向我直接报告他执行任务的情况 。”让・穆兰带着两项任务回国：第一是尽可能地把国内的抵抗运动组织统一在戴高乐的旗帜下；第二，在国内建立一支秘密的武装力量，当战斗法国的军队配合盟军打回来时，举行全国性武装起义。
让・穆兰于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空降到法国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到３月已经把相当一批抵抗组织集合在他主持下的一个委员会里。不少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纷纷去伦敦会晤戴高乐。敌占区的工作也很见起色，也有不少人辗转离开法国投奔戴高乐，其中有像克里斯蒂昂・皮诺、皮埃尔・布莱索莱特那样的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家，像埃马努埃尔・达斯蒂埃那样的社会名流。让・穆兰以其卓越的才能为戴高乐争取到许多拥护者，扩大了戴高乐在国内的影响。
国内情况很严峻。１１月，另一个投降派赖伐尔，被任命为维希政权的总理。贝当—赖代尔政权加紧了投降活动，同时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维希政权的投降面目暴露无遗。抵抗运动在压迫下搏斗、成长。
１９４３年２月，让・穆兰和地下军司令德勒斯特从法国本土来到伦敦。戴高乐和让・穆兰商量了怎样把国人各党派的抗敌力量组织成一个“全国抵抗委员会”的问题，并且商定，让・穆兰为委员会的主席。戴高乐在官邸举行了向让・穆兰授与十字勋章的仪式。戴高乐同时命令德勒斯特进行一次总视察，为内线作战作好准备。３月２４日，让・穆兰和德勒斯特启程回国。
５月１５日，让・穆兰完成了戴高乐交给他的任务，以抗战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通电拥护戴高乐。至此，戴高乐从１９４０年６月开始到海外奠定抗战基业以来，在沦陷的法国国土上也发展了战斗法国的组织。这时，戴高乐在北非正在同他的政敌吉罗将军，以及同这位将军背后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让・穆兰的工作，无疑对戴高乐是莫大的支持。
６月１０日，正当抵抗委员会在里昂郊区聚会时， 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们。让・穆兰备受酷刑后英勇就义，德勒斯特也献出了生命。
１９４３年７月３１日，对于戴高乐说来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它标志着戴高乐最后战胜了吉罗。吉罗虽然还是总司令，在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文件上还有副签的资格，但是，他必须服从戴高乐的领导。７月初，法属西印度诸岛也归附了戴高乐，法属海外殖民地都在“洛林十字”的标记下成为戴高乐领导法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广泛基地。
戴高乐对吉罗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示威。罗斯福执拗地企图把戴高乐排除在法国抗战队伍之外，使尽了招数。丘吉尔开始时想把戴高乐拴在伦敦，成为大英帝国的囊中物，但是这位“应运而生”的法国将军，身在伦敦，想的却是法兰西帝国的海外领地，抱负是作为凯旋者回到法国。戴高乐需要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但是绝不因此仰人鼻息，他顶住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种种压力和干预。
丘吉尔与罗斯福不同，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维希政权抱有幻想。当他看到戴高乐不可能就范，战斗法国已经坚实地站立起来，不能不想到，日后他还必须 和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打交道。丘吉尔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两人一起向罗斯福陈词：盟国必须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战斗法国仍然不能与盟国平起平坐。
反法西斯盟军在各个战线的胜利，特别是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欧洲战场的面貌，盟军由防御变为反攻。７月２６日，墨索里尼垮台，德意法西斯联盟宣告断裂。从各方面的态势来看，１９４４年将是一个决胜之年；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将是从德国法西斯侵略魔爪下光复的一年。
戴高乐决心由他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解放法国的战役下，发挥最大的威力。９月１８日，戴高乐和吉罗签发了一项备忘录，分送给美、英、苏三大国，坚持法国军队一定要参加在地中海沿岸以及未来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另一份备忘录则提出，盟军解放法国时应该与战斗法国建立的行政机构合作。戴高乐担心会被盟国关在解放后的法国政府之外，从而沦为盟国的附庸。
美国和英国依然忽视戴高乐。关于意大利的停战 谈判，戴高乐几乎一无所知。墨索里尼倒台后，继任的巴多格里奥要求停战，９月３日，美英同意大利签署了停战协定，直到９月８日盟军在南意大利登陆，戴高乐才得知此事。９日，戴高乐发表声明，指出法国必须参加一切对意条约的制定，并且对于没有被邀请参加对意停战协议表示不满。１０日，法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吉罗所属的部队在科西嘉登陆。戴高乐于２４日发表声明，说科西嘉战役表明法国有能力在解放欧洲的共同战斗中做出贡献。后来在１１月底，战斗法国终于成为意大利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９月１７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宣布成立协商会议，它相当于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议会，由１００名委员组成，其半数来自国内的抵抗运动。１０月３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签署命令，宣告今后委员会将只有一个主席。同一天的另一项法令宣布将根据指挥与政权分立的原则，组织法国的武装力量。
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于１１月３日在阿尔及尔开幕。戴高乐发表了长篇讲话，指出战斗的法国从一开始就是法国的合法代表，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完善法国 各种合法权力机构的重要步骤。同一天，戴高乐改组民族解放委员会，增加了国内代表，排斥了吉罗和吉罗的支持者乔治。
１１月底，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第一次在德黑兰会晤，当然没有戴高乐的份。三巨头讨论了法国的未来，也议论了戴高乐。斯大林说，戴高乐只能代表一个神话中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支持了贝当，它帮助了轴心国，所以法国应该受到惩罚，它的殖民地也不应该再还给它。罗斯福说，战后，印度支那不应该再回到法国，像达喀尔、新喀里多尼亚等战略要塞，都应该实行国际管制，战后的法国也不应该再是个大国了。丘吉尔的态度却有所不同，他说，不管怎么样 ，“自由世界”需要有一个繁荣的法国。德黑兰会议对于１９４４年战局作出了重要决定，盟军将举行以“霸王”为代号的横渡海峡的战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会议结束后，丘吉尔在北非停留。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２日，丘吉尔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见面。当时英国和美国报纸都透露，罗斯福有意在战后法国成立一个由英美控制的军政府。在谈话中，戴高乐向丘吉尔 表示，他强烈反对罗斯福的计划，他指出，战斗法国既然已经在北非站住了脚跟，它也必定会胜利地返回法国。谈话后的第二天，戴高乐邀请丘吉尔检阅了他统率的军队。队伍接受检阅时，群情激动，热烈欢呼。
戴高乐蔑视罗斯福的法国不能再拥有原来的殖民地的说法，１月３０日在布拉柴维尔召开了非洲领地会议，戴高乐发表讲话，指出法国的事务将只能由法国自己来决定，法国将独自行使自己的主权。戴高乐还规划了未来包括法属殖民地在内的所谓“法兰西联盟 ”。
３月２１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宣告：一旦法国本土有足够的领土获得解放，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立即迁回法国，行使其职权。
３月２７日，戴高乐明确表示：民族解放委员会将成为法国的临时政府；在它恢复民主的进程中，临时政府“绝对地”只听取“民族意愿”的意见，凡属“不是来自法兰西民族的任何教训”，一概不予理睬。４月８日，戴高乐自任法国武装力量的统帅，吉罗被委以总监。吉罗拒绝了这个荣誉职位，宁愿退休。这一切都使罗斯福非常恼火，但毫无办法。
横渡海峡的战役即将开始，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到英国来。６月４日，戴高乐搭乘丘吉尔派来的专机从阿尔及尔飞往伦敦。比起一年以前戴高乐离开伦敦前往阿尔及尔时，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英国完全浸沉在大战前紧张的气氛中。丘吉尔在指挥部会见了戴高乐。他们的谈话有使戴高乐感兴趣的地方，这就是解放欧洲的战役即将开始，虽然美国和英国准备诺曼底登陆的方案时，完全把戴高乐撇在一边，但是戴高乐重返祖国的日子毕竟越来越近了。谈话的后一半却激怒了戴高乐，丘吉尔建议戴高乐到华盛顿去见一见罗斯福，还说罗斯福对于戴高乐排斥吉罗一直很有意见。戴高乐说，目前他想到的只是解放法国的战争，对朝见罗斯福完全没有兴趣；法国的事情只有法国人自己来管，无需美国和英国插手。丘吉尔也发了火，他挑明说：如果要他在戴高乐和罗斯福之间进行选择，他只能选择后者。
在伦敦，戴高乐还会晤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向他介绍了渡海作战的准备情况。表示：盟军一旦登陆后，准备安排挪威、荷兰、比利时等国的领导人通过电台向本国人民发表讲话，然后艾森豪威尔也发 表一个讲话，并把准备好的讲稿拿给戴高乐看。艾森豪威尔建议戴高乐接着也对法国人民说几话。艾森豪威尔的讲稿只讲盟军的成绩，只字不提戴高乐和战斗法国。戴高乐立刻表示不满，坚决拒绝在艾森豪威尔之后讲话。
同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的这两次谈话，气氛都十分紧张。但是，６月６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还是通过伦敦广播电台发表简短的讲话 ：“最崇高的战斗开始了 ！”“法国的战役打响了。在全国、 在帝国、在军队里，只有一个共同的意志，一个共同的期望 。”
诺曼底海岸登陆后，英美联军在一周内占领了６０英里长的一条滩头阵地，登陆后的１００天内，共有２００余万人、４５万万辆车、４００吨作战物资投入战场，同东方战场上苏联红军的凌厉攻势形成有力的对敌夹击之势。
戴高乐从伦敦又回到阿尔及尔。在这期间，戴高乐于７月６日访问了华盛顿，同罗斯福进行了三次礼貌的、但是极不愉快的谈话。戴高乐得知，罗斯福认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石将是美、英、苏和中国四大国， 而法国则自从１９４０年６月崩溃以后，就永远失去了大国的地位。戴高乐离开华盛顿以后，美国国务院于１２日发表一项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确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资格在解放后的法国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利。
７月底，解放法国的战斗进入了新阶段。盟军诺曼底登陆迅速使德国法西斯军队溃退，通向巴黎的通道打开了。８月１５日，法美联军进行了另一次两栖作战，在马赛和尼斯之间的普罗旺斯登陆成功。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于８月初在诺曼底登陆，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在法国本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奋起响应，有力地打击了溃退中的敌人。
解放巴黎的时机成熟了。１８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经直布罗陀回国，这时，解放巴黎的战斗正在展开。２４日夜晚，勒克莱尔部队的前锋深入巴黎心脏，巴黎市区此时已经结束了战斗，德国侵略军已同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达成停火协议。第二天，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举行了入城式，美国第四师的一部分也随法军进入巴黎。德军驻巴黎卫戍司令冯・柯尔梯 茨将军签署了停火协议，命令城内德军放下武器。
２５日下午，戴高乐从巴黎的奥尔良门进入市区。随后，立即来到圣多明尼克大街陆军部旧址。四年前，戴高乐就是从这里撤离巴黎的，现在又回来了。景物一切依旧，一切都非常熟悉，但是，巴黎已经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在市政厅大门口迎接戴高乐的是抗战委员会的三位不同党派的领导人：乔治・皮杜尔、塞纳省省长马塞尔・弗洛雷和法国共产党委员安德烈・托莱。他们在客厅里分别向戴高乐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戴高乐也即席致了贺词。他像朗诵颂诗一样地说：
“巴黎！被敌人蹂躏过的巴黎！横遭破坏的巴黎！受尽千辛万苦的巴黎！ 同时也是解放了的巴黎！ 巴黎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巴黎是它自己的人民在法兰西军队的协助下，在全法国、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久的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下解放的 。”
“啊！盘踞巴黎的敌人终于在我们手下投降了，法兰西又回到巴黎来了，它又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法兰西虽然遍体鳞伤地回到巴黎，但它已锤炼得十分果断坚定。法兰西回到巴黎，巨大的教训使它清醒过 来，它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比任何时候都要看得更明确 。”
戴高乐呼吁全民族的团结 ，“法兰西的所有儿女，应当像兄弟一般携手并进 ，奔向法兰西的目标。“最后他高呼 ：“法兰西万岁 ！”
第二天下午，戴高乐来到凯旋门，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向他欢呼。这是他长久以来所渴望的一刻，在少年时代就已梦想的一刻。戴高乐在凯旋的乐声中丝毫也不怀疑，他本人、他亲手建立的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是法兰西民族的代表，他应该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当然总统和缔造者。戴高乐从凯旋门在军队的将领们和抵抗运动的领袖们的簇拥下，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前往协和广场。戴高乐后来在《战争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啊！简直是人的海洋！也许有２００万人。屋顶上黑压压的一片人。窗口里密密拥挤着人，人群中间夹杂着许多旗帜。梯子和柱子上边甚至也爬满了人。凡是能看到的地方，都是阳光灿烂、国旗飘扬下的人群的巨浪 。”
戴高乐正处在荣誉的顶峰，他睥睨一切——罗斯 福的傲慢、丘吉尔的权术，都不曾使他屈服；希特勒的疯狂也无法使他却步。他在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８日还只是个“零”，现在却掌握了法国的命运。
在激动与自豪之余，戴高乐预感到前面的道路并不平坦 ，“政治暗礁”已经“暴露出来了 ”。
戴高乐以民族英雄和抗战领袖的身份凯旋归来。战争还在法国的土地上继续，但是第二战场已经开辟，希特勒处于在东西夹击之下，一天天地走向覆灭的深渊。戴高乐终于实现了他的第一个报国宏愿，从拿破仑败绩以来不断威胁法国的那个不安分的邻居，正在失去他旧日的淫威。戴高乐１５岁写的传奇性的“德国战役”竟然成为现实。然而，法国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是个次要角色。法国未来的地位得听命于美苏英三大国的“恩赐 ”。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巨头几次讨论战后欧洲安排事宜时，戴高乐都没有同等的权利。这是戴高乐绝对不能释然的。只有丘吉尔还为戴高乐说几句话，说法国虽然在战争一开始就沦亡了，在战争中起的作用也有限，不能跟英国、美国和苏联相比，但是法国毕竟是个大国，特别是在讨论欧洲的未来和德国的管制问题时，不能没有法国的参与。最 后三巨头同意了法国是联合国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法国也正式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以后的讨论法国问题的四国外长会议，在德国有了一块自己的占领区，法国也派驻了自己的占领军。戴高乐的法国曾经被排除在从德黑兰到雅尔塔的所有大国会议的门外，战后所谓雅尔塔体制是在没有法国的参加下制定的，自命不凡的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成了大国的小伙伴！戴高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决心为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而斗争。当临时政府迁回本土后，戴高乐就宣布 ：“对于战后与全世界人民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国参加就作出决定，那都是冒险行为……人类的任何重大事业，如果没有得到法国的同意，都将是非法的，因而也是不稳固的 。”
戴高乐也绝不允许盟国染指法国在海外的“势力范围 ”。戴高乐口中的“法兰西帝国”的完整性，包括了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不管在战争期间被谁占领，都应该不折不扣地回归“法兰西帝国 ”。如果这些领地发生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行动，也要由法国独自处理。
戴高乐在欧洲也遇到麻烦。丘吉尔６月４日在给 杜鲁门的信中，提出了与戴高乐的又一个争端。这次是在意大利。西方盟军进军意大利时，戴高乐的部队进驻了阿尔卑斯山法国和意大利交界处的阿奥斯塔山区。当地居民都讲法语，戴高乐企图在战争结束后把阿奥斯塔划归法国版图。但事与愿违，６月５日，杜鲁门致电戴高乐，要求法国军队立即撤走，否则美国就不再向法军供应军火。据说法军司令多瓦恩将军扬言，美国军队若开进阿奥斯塔，法军不会让步，甚至不惜一战。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便准备了一份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公开谴责戴高乐。并决定：如果戴高乐对电报不作出满意的答复，就公布谴责声明。丘吉尔在６日给杜鲁门的电报中说 ：“发表这个声明，就可能使戴高乐下台，在长长的五年经验中，使我认识到戴高乐是处在危难中的法国的最危险的敌人 。”他还说，戴高乐是“对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之一。没有谁比英国人更加需要法国人的友谊，但我确信，归根结底，我们不会同戴高乐将军达成谅解 ”。
戴高乐终于同意撤走法国军队，并由皮杜尔出面答复杜鲁门的电报，说法国绝无意对美国军队使用武力。一场险些挑起的摩擦因戴高乐的让步化险为夷。
戴高乐在同英美两国领导人的较量中极不顺手，其结果往往不顺他的心愿。戴高乐虽然心比天高，但时时力不从心。
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５日，波茨坦会议期间，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惨败，英国组成了工党政府。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追述了他对于丘吉尔这个“伟大人物”的亦敌亦友的复杂感情。同年１１月１３日，法国立宪议会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首脑之际，丘吉尔给戴高乐发来了热情的贺信。
戴高乐从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５日胜利地返回祖国以来，在外交上似乎政绩平平。戴高乐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到莫斯科拜会斯大林，第二年８月下旬到华盛顿同罗斯福的继承人杜鲁门进行了七个小时的会谈，接着又访问了加拿大，回国前在伦敦会见了英国新首相艾德礼和外交大臣贝文。贝文告诉戴高乐，无论他同丘吉尔的个人关系如何，英国将和法国保持盟友关系。戴高乐深感为了跻身国际大家庭的大国行列，法国将不免长期地同盎格鲁一—撤克逊人不停顿地周旋下去，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处理法国国内的繁重事务。
戴高乐回到巴黎时，法国满目疮痍。昔日的繁荣 变成一片废墟：约２００万建筑物毁于战火，６００万人无家可归，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达八十多万，还有五六十万人由于战争而成为残疾。
几千万英亩的土地荒芜了，粮食奇缺。１９４４年冬天，每人只能得到很少的配给食物。燃料严重不足，人民已经过了几个饥寒交迫的冬天了。
为了使法国摆脱极端困难的处境、治好长期战争给全民族的创伤，就必须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而发展工业，首先要解决缺煤问题。戴高乐决定充分利用与法国建立了经济联盟的萨尔地区和鲁尔地区。同时借助国有化政策推动工业生产，他对加莱海峡、卢瓦尔省等地的煤田实行国有化，接管了煤气和电力，紧接着为了把资金掌握在政府手里，对法兰西银行和许多信贷机构也实行了国有化政策，后来又把几家十分重要的大企业也收归了国有，如法国航空公司、雷诺公司等。
戴高乐还制定了社会福利政策，如为工资获得者提供社会保险，实行家庭补贴，等等。同时，为了缓和劳资矛盾，鼓吹在企业内部实行“劳资合作”，成立“企业委员会”，提倡资本、劳动和技术的“联合”。
与经济问题相比，更使戴高乐伤脑筋的还是国内的政治局势。形势的发展显然已经超出了他设计的规范，同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相悖。通过让・穆兰组织起来的全国抗战委员会，早已不是清一色的“戴高乐派”，而已成为各个政党的联合组织。 尤其使他忐忑不安的是曾在地下游击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法国共产党，在委员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巴黎的秘书处，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人占了很大比例。这些政治力量在反抗希特勒的战争中是曾支持和拥护戴高乐的。
戴高乐进入巴黎的第三天上午，就把抵抗运动的二十几位代表召集在一起。一则向大家表示祝贺，二则说明抵抗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巴黎解放了，临时政府马上就要从阿尔及尔迁回，所以今后的工作应该由临时政府统一领导，各方面的武装力量也不应再各成系统，统统编为由政府统帅和指挥的正规军。戴高乐的意思十分明白。他讲完以后没有给与会者留下发表意见的时间，便宣布散会，匆匆离去了。
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政党政治”成为事实：共产党享有极高的威望，社会党也活跃起来，皮杜尔领 导的号称中间派政党“人民共和运动”成为第三大党，此外，激进党等也恢复了活动。但是戴高乐本人却还没有一个可以倚靠的政党。凭他的个人威望，他完全可以组成政府，问题是这个政府只能是包括若干政党的“联合政府 ”。
１０月２１日，法国就未来宪法问题和选举一个代替咨询会议的新的立宪议会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９６％主张选举立宪议会 ，制订一个取代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新宪法。在新的议会中，法国共产党取得的席位最多，其次是社会党，再次是人民共和运动。
１１月１３日，立宪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虽然取得了一致的拥护，但是，那只是因为他在当时是唯一能够支撑法国政局的人，他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作他的坚强后盾。他的政策、方针等靠谁来执行呢？实际上，戴高乐无法左右众多政党形成的体制，他失去了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中那种一人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决策权。立宪议会享有立法权；政府要制定法律、决定财务、解决外交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取得议会的多数支持。戴高乐是政府总理，但是议会议长却是社会党的费利克斯・古安。 这样的政体使戴高乐感到被捆住了手脚，只有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权。在他的新政府中不得不容纳四名共产党部长，四名社会党部长、四名共和党部长，一名激进党部长，两名无党派人士和两名抗战民主联盟部长。这自然不是戴高乐所喜欢的政府组成。然而，实际被迫如此，戴高乐在１１月２１日只能按这样的部长分配方案组成政府。戴高乐在赤道非洲发布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曾庄严地宣布过：一旦法国本土有了名副其实的代表，他愿意移交政权。戴高乐自问：在不能有效地行使他本人的控制权时，该怎么办？
戴高乐深深感到“我道不行”， 不由自主地堕入政党政治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抉，竟然无能为力了。他第一次想找一外僻静的所在，静静地过一个假期。１９４６年１月上旬他到了地中海之滨的昂提布。从到伦敦宣布自由法国诞生起已经六年了，在这紧张的六年当中，戴高乐时而戎马倥偬，时而与盟国相冲突，无论多么繁忙，遇到何等尖锐的矛盾，他总是觉得命运在他手里，但现在，他却感到眼前一片空白，第一次感到应该休息一下了。
１月１４日，戴高乐从海滨回到办公室，向几位 部长透露，他准备辞职。１月２０日，部长们应召而来，戴高乐跟每个人握手致意后，宣读了他准备好的辞职声明。他说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复活了。我是不赞成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政治。我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只有告退 。”
在差不多１３年的第四共和国期间，戴高乐过着退隐生活，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等待着再一次的“召唤 ”。戴高乐不会甘愿就此沉默下去，他决心暂时以退为进。
戴高乐辞职虽然不是出于本愿，却也有如释重负之感。他的辞职在国内外没有引起多大波动。戴高乐由于战前在科龙贝教堂置办的房产被战火破坏了，需要重修，便暂时住在巴黎附近的马尔里。几个月后全家才在科龙贝安顿下来。在这里，戴高乐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写完了战争回忆录，一共用了十多年时间，最后一卷《拯救》是当他１２年后重返政治舞台的时候才完稿的。这是一部巨著，它足以和其他世界闻名的伟大回忆录相媲美。
当然，戴高乐也并不是完全关起门来写书，国内 外的重大事件经常引起他的密切关注。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法国“政党体制”的抨击。在他辞职以后，三个主要政党——人民共和党、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主持了几个月临时政府的政务，共产党虽是第一大党，但是总理一职却由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轮流担任。在这几个月中，临时政府所作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起草新宪法。新宪法通过之日，也就是法国进入第四共和国之始。新宪法草案反复修改，终于把总统的职权限制到几乎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制宪权握在议会手里，各个政党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要能在议会获得应有的多数，就可以成为付诸实施的政策、法律或法令。
戴高乐保持了近半年的沉默后，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６日，就法国政局发言了。他选择第一个从希特勒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城市贝叶作为他发表这一重要演说的地点，是别有遇意的。 后来一提到“贝叶演说”，人们就立刻想到戴高乐辞职后的第一次公开声明。他认为党派之争是法国政局动荡的根源。指出“行政权应该由超越各党派的国家元首授与政府”， 国家元首由包括全体议员在内的范围更广泛的选举团选出，他 “既是法兰西联邦的总统，又是共和国的总统”， 国家元首的职责是负责任免人员，颁布法律和公布法令，主持政府会议，裁决意外的政治事件，在国家危急时期保证国家的独立和批准法国签订的条约。戴高乐在“贝叶演说”中勾划出了他将来主持第五共和国时的政体。
但是，没有人理会戴高乐的主张。第四共和国宪法草案在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获得了公民投票的多数通过。那只是一个微弱的多数：九百多万张赞成票，将近八百万张反对票，弃权票达八百多万张。这些数字说明，分歧很大，第四共和国不可能太平。
经过各党派的反复磋商，社会党的樊尚・奥里欧当选为第四共和国总统，另一个社会党人保罗・拉马迪埃出任总理。第四共和国在风雨飘摇中于１９４７年１月诞生了。这时，戴高乐感到，他非常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否则他就没有参予政权的角逐力量，尽管他在抗战中受到各抗敌运动的拥护，但是现在他却连一根可以倚靠的支柱也没有。为了最后消灭“政党体制”，他需要建立一个旨在消灭这种体制的政党。２月２日，他对私人秘书克罗德・莫里亚克透露了这 番心意，并授意说，这个组织可以叫“法国人民联盟”，有了这样一个组织，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者就可以有组织地参加竞选了。
戴高乐要组织政党的消息很快传到巴黎。事实上，戴高乐派的重要成员勒内・加比唐、雅克・苏斯戴尔等已经在积极活动了。一时传说纷纷：戴高乐很可能在酝酿一次推翻现政府的政变。拉马迪埃总理于４月１日亲自到科龙贝对戴高乐进行了一次秘密拜会，他们交谈了两个小时。戴高乐对拉马迪埃说，他绝不支持第四共和国，他将是现政府的反对派，因为它的宪法保证不了法国的荣誉。但是他也绝对不会干出法律所不容许的事。这意思是叫拉马迪埃放心，他不会搞政变，他想作的无非是通过选举重返政治舞台，虽然他从原则上是反对搞政党政治的。
过了几天，法国人民联盟征集成员的消息不胫而走，联盟在巴黎的办公室整日应接不暇，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约一百万份申请书。
科龙贝教堂的环境很幽静。戴高乐全家的生活并不阔绰，他们过着普通庄园主的生活，在拉布瓦瑟庄园，戴高乐一家经营了一英亩的田园。戴高乐暇时可 以登上阁楼远眺如画的景色，可以在花丛之间悠闲地散步……
这位将军在紧张地从军务政３０年之后确实是“归田”了，但是却并没有“解甲 ”。他可以比较从容地考虑一些问题，让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凭借法国人民联盟这个政治组织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宣传“贝叶演说”提出的纲领。戴高乐间或公开发表些意见，举凡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诸如“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问世、北大西公约组织的诞生、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辩论、印度支那局势的演变，等等，都引志戴高乐的评论，他要以旁观者身份发发议论。但是，在他退隐的十来年中，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对东西方关系的看法、对于法国应该在世界上占据什么地位，形成了一整套观点，一旦重新执政，就可以很快地成为法国独立的政策。
在第四共和国整整１３年中，戴高乐一直是冷峻地观察着，他断定第四共和国必将在政党的纷争中垮台。确实，第四共和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一天安定。内阁总理的职位马不停蹄地从这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的手里。
５０年代以后，法国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轨道。可是政局却始终困顿不堪，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它的背上压着两个最大的殖民侵略战争。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已经把法国拖得精疲力竭。１９５４年的奠边府战役促使法国政府加紧了议和的步伐，孟戴斯—弗朗斯接替拉尼埃尔出任总理，他向议会发誓，如果到７月２０日战争还停不下来，他甘愿辞职以谢国人。形势是紧迫的，孟戴斯—弗朗斯终于在７月２０日即将过去的深夜宣布达成了停火协议。印度支那战争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两年后，法国又投入了另一场殖民战争。这一回是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在战争正酣之际，法国社会党人居伊・摩勒主持的政府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还和英国政府一起发动了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
侵略战争使国库陷于枯竭。居伊・摩勒决定增加税收来为阿尔及利亚战争筹款。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摩勒政府便于１９５７年５月倒台。接替摩勒出任总理的是激进党人布尔热一莫努里，新政府也只有十个星期的寿命，也因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了。
国内人心浮动：进步力量要求尽快结束阿尔及利 亚战争，极右派殖民主义者则嫌政府对民族解放运动镇压不力。此时无论哪个政党出面组织政府都将面对各种压力，阿尔及利亚问题使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立足。
７月３０日布尔热一莫努里政府倒台后，法国陷入了长达３５天的内阁危机。几经周折，人民共和党的费利克斯・加亚尔被推出来组阁。这时国库已经告急，加亚尔一方面从法兰西银行借款２０００亿法郎，另一方面争取到大量美元贷款。这些应急措施无非是饮鸩止渴，无底洞是填不满的。加亚尔政府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面前依然束手无策，被迫于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５日下台。病入膏肓的第四共和国，根本无指望看到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
法国政坛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能够稳住局面：除共产党以外的各个政党几乎都试验过了，并都已失去了信心。法国总统勒内・科蒂物色下届内阁总理成了难题，到５月９日才找到了人民共和党的皮埃尔・弗林姆兰。在风雨飘摇中受命组阁的弗林姆兰，未卜先知地感到，他的运气肯定不妙。果然，代表极端殖民主义利益的右翼军人抵制他，因为他在一篇发表在 《阿尔蒴斯消息》的文章中吞吞吐吐地谈到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极右派连弗林姆兰那样含糊其辞的见解也不能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