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府的处境日益困难，长期的殖民战争使国库空虚、国内反战之声迭起、国际谴责之声日盛。继印度支那战争之后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威胁着第四共和国的生命。
在法国，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苏伊士运河战争以来，很明显地有两种政治力量反对第四共和国的政体。第一种政治力量主要是在阿尔及利亚有直接殖民利益的殖民者及其政治代表，殖民军队的头子也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政治力量就是以法国人民联盟为代表的戴高乐主义者。这两种政治力量的共同点是：第四共和国没有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需要有一个铁腕人物扭转和掌握法国的政局。第一种政治力量的声势很大，但是没有有威望的领导人。于是，反第四共和国政体的力量便都瞩意于戴高乐。
戴高乐主义者同白人殖民者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一般也主张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的雅克・苏斯戴尔便是坚决主张“法国的阿 尔及利亚”这种殖民主义口号的，在阿尔及利亚的白人殖民者当中很有些威望。苏斯戴尔从阿尔及利亚回到法国后就积极活动，准备在局势出现危机时组织一个“公共安全紧急政府”，推戴高乐出来收拾局面。
戴高乐本人退隐后全部时间蛰居科龙贝，深居简出。戴高乐派的头面人物在政坛上却是十分活跃。人民共和党的费利克斯・加亚尔组阁，国防部长就是著名的戴派政治家雅克・沙邦一戴尔玛。沙邦—戴尔玛曾经委派前抵抗运动成员雷翁・德尔贝克作为他的特使，到阿尔及尔活动，为戴高乐再次出山作舆论准备。德尔贝克在阿尔及尔进行了广泛的联络工作，宣传只有戴高乐才有威望和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德尔贝克回国后，不仅向沙邦—戴尔玛汇报了接触的情况，而且也向戴高乐的私人秘书奥利维尔・吉夏尔作了报告。他还对戴高乐本人谈过他到阿尔及尔进行活动的情况，并且说，阿尔及尔的军政领导人都期待戴高乐东山再起。戴高乐未置一辞，但是并没有表示不赞成德尔贝克的活动。
戴高乐的态度是审慎的，时机不十分成熟，绝不轻易表态。１９５７年初，他对莫里斯・舒曼说 ： “我再也不会重新上台了，永远也不 。”莫里斯・舒曼向戴派议员米歇尔・德勃雷谈了这件事。德勃雷是很了解戴高乐的，便对莫里斯・舒曼说 ：“如果他对你说他永不再上台，那他是希望你说出相反的话。他所想的是另一回事 。”
加亚尔政府又是一届短命内阁，在１９５８年４月因轰炸突尼斯边城萨基埃而倒台。科蒂总统在内阁危机中想到戴高乐，于５月５日派遣加纳瓦尔将军与戴高乐的侍卫官德・博纳瓦尔上校和法国人民联盟的雅克・弗卡尔私下会晤，试探戴高乐是否愿意受命组阁。戴高乐回答说 ：“为时尚早 ”。同时他也让科蒂明白：他不愿意同现在的议会一起治国，他需要的是特别权力，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独自行使政府大权，作出决定。
弗林姆兰内阁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几天的功夫便宣告垮台。阿尔及尔的右翼军人和白人殖民者早已紧锣密鼓地策动推翻第四共和国。戴派首领也在巴黎紧张地活动。５月１２日，米歇尔・德勃雷、雅克・弗卡尔、奥利维埃・吉夏尔等戴高乐主义者在巴黎聚会，决定到适当时机即派苏斯戴尔飞往阿尔及尔。但 苏斯戴尔认为事关重大，行事之前必须请示深居科龙贝的戴高乐。戴高乐的表现则有些令人莫测高深，没有明确的态度，只是说 ：“让苏斯戴尔看着办吧，我不想过问这类事了 。”
５月１３日，阿尔及尔从清晨起，气氛就格外紧张，月晕而风，预示着要发生一些异乎寻常的事情。殖民者中的极右团体以各种名目出现，招摇过市，准备借口三名法国土兵被杀指责法国无能，进而要求成立军人政府。示威者的行进目标是占领总督府。
５月１３日刚过中午，商店就急急忙忙关上了大门，街上出奇的安静，不时走过一批一批的人群。有的声嘶力竭地喊叫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 ！” ，“让军队执政 ！” ，“科蒂辞职 ！” ，“把本・贝拉送上绞架 ！” ，“布尔吉巴是刽子手 ！” ，“苏斯戴尔，苏斯戴尔 ！”，偶尔地也有人喊几声“戴高乐， 戴高乐 ！ ”。
下午５时，高音喇叭响起来了 ：“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突尼斯杀害的三名法国士兵的真正凶手，并不是叛匪而是那些很久以来支持杀人凶手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政客们……”“ 无论当前政体的所有政 府发出什么命令，我们都将看作一钱不值。现政府是个无所作为的政府。谁也不会听它的，谁也不会再服从它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公共安全政府。”
大约下午６时，示威者迫近总督府，横冲直闯，很快占领了整个大楼。玻璃窗被砸碎，家具被捣毁，纸片横飞 ， 一个半世纪的文书档案被扔得遍地都是……半个小时过去了，总督府一副遭劫的样子。混乱中，时时可闻火药爆炸的声音，警卫施放了催泪弹。
混乱稍微平息了一些，殖民当局的军政要员萨朗、马絮、儒奥、阿拉尔等聚在一起，准备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总督府的楼顶上升了法国的三色旗。当这些人来到总督府时，忽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空降司令马絮将军，扯着喉咙喊了一阵 ：“马絮万岁！让军队执政 ！”马絮神情紧张，急促地走进大门。这时是７点３０分。
晚上８时４５分，马絮出现在阳台上，当众宣读了一份匆忙起草的声明，宣告公共安全委员会成立，由马絮担任主席。当晚，委员会给戴高乐拍了一封电报，呼吁他“把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手里 ”。
深夜的巴黎，国民议会正在就被阿尔及尔的示威 者称为“无所作为”的弗林姆兰政府组成问题进行投票。从法律上讲，弗林姆兰政府还在那里，但是已经没有人认真地看待它了。
阿尔及尔的总督府门前，一直聚集着人群，等待着戴高乐的答复。戴高乐这几天曾在巴黎逗留了片刻，有人劝他在阿尔及尔的示威活动正在势头上的时候及时应命，只要他登高一呼，政权就可以到手，但他还觉得不到火候。
５月１５日，戴高乐决定打破沉默，下午５时，记者们在戴高乐的巴黎的办公室里，听到了一个来自科龙贝的只有七行的简短声明，说国运的衰微是民族灾难的根源，政党体制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为了救亡图存，他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救亡图存”，戴高乐断定， 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现在是另一个１９４０年６月。
戴高乐决定出山。极右派殖民主义军人不停地鼓噪骚动，他们声言拥护戴高乐主持国事，其实是希望借戴高乐之手实行极端殖民主义政策。他们实际上是一批法西斯暴徒，为了在法国推行军人专政政体，还策划“复兴行动”，准备把暴乱引向法国本土。
巴黎的空气十分紧张，台上的弗林姆兰政府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可能倒台。政界人士对于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莫衷一是，局势是不明朗的。人们从阿尔及尔的暴乱分子打出拥护戴高乐的旗帜，从苏斯戴尔摆脱警察局的监视前往阿尔及尔，从戴高乐一向谴责政党政治、反对第四共和国宪法等情况中，本能地把戴高乐重新执政同个人独裁联系起来，同在阿尔及尔发动暴乱的殖民主义分子联系起来。人们等待着戴高乐预告的、将于１９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焦虑地希望了解戴高乐所说的他将准备掌握共和国的权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法国共产党反对戴高乐再次出山，社会党的多数也如此。但是社会党领导人居伊・摩勒和樊尚・奥利欧却支持戴高乐，不过他们要求戴高乐在第四共和国宪法许可范围内重掌政权，要求他谴责那些制造暴乱的殖民主义军人。
戴高乐１９日的记者招待会是在巴黎道赛宫举行的。大厅里，新闻记者们熙熙攘攘，挤得水泄不通。塞纳河两岸布满宪警和士兵，遵照内政部长儒尔・莫克的命令，把招待会大厅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但是， 始终秩序井然，没有任何骚乱。
戴高乐来到会场，除了他的侍卫官博纳瓦尔上校和一位司机以外，别无其他随从。当他看到政府竟动员了长龙般的装甲车时，不禁感到好笑，好像他带领一支突击队要夺取公区建筑物一样。他暗自确信，使共和国恢复平衡，此其时矣！于是，戴高乐以“时代的主人”的姿态向记者们说，他用不着谴责５月１３日事件，既然连政府也没有这样做，何况那些暴乱者已经平息下去了。他表示他已作好准备去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民族自信，这就是他所说的“掌握共和国权力”。最后，戴高乐说 ：“我现在还将回到我的村庄去，并且将在那里听候国家的调遣 。”会后，戴高乐立刻返回科龙贝。
戴高乐并没有只是等待。５月２３日，他致电萨朗将军，要求他派人到科龙贝来向他报告一下阿尔及利亚的情况。 极右派还正在准备着“复兴行动”，放出风声说，只要戴高乐赞成，他们就于５月２７日在巴黎动手。
５月２６日，戴高乐秘密约见弗林姆兰总理。弗林姆兰承认他完全控制不了阿尔及尔的局势，希望戴 高乐约束殖民军队的将军。戴高乐表示同意，同时明确提出，既然弗林姆兰自己也承认无能为力，那就应该辞职。第二天，戴高乐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开始“为建立一个能确保国家的团结和独立的共和国政府而采取必要的正常程序”，因此， 他不赞成任何危害公共秩序的行动。戴高乐在声明中还说 ：“我期望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部队模范地服从他们的首长萨朗将军、奥伯瓦努海军上校和儒奥将军的命令 。”
５月２８日，萨朗的代表杜拉克将军来到科龙贝，向戴高乐报告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杜拉克说，萨朗认为，如果戴高乐不尽快掌握政权，殖民军的最高司令部就无法阻止极右派军人率众向法国本土实行“复兴行动 ”。杜拉克回去后向萨朗作了汇报，萨朗立即通过广播说：他已经与戴高乐取得了联系，戴高乐切望目前不要采取任何像“复兴行动”那类举动，拟于３０日发动的“复兴行动”暂时取消，决定待“伟大的夏尔”遇到困难时再举行。
同一天，科蒂邀请戴高乐出面组阁。２９日，科蒂把请戴高乐主持组阁一事通知国民议会和参议院。３０日，弗林姆兰政府辞职。
戴高乐在议会就委任他组阁进行投票以前，在科龙贝接见了居伊・摩勒和樊尚・奥利欧，对他们说，他执政后将效忠共和国和民主自由。
在戴高乐政府里，社会党的居伊・摩勒担任了副总理，刚卸任的总理弗林姆兰也加入了内阁。
戴高乐政府还是第四共和国宪法范围内的政府，所以从法律上讲，这才是真正的第四共和国最后一届政府，虽然戴高乐决意要彻底埋葬第四共和国，并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了。６月１日，戴高乐在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时，要求给予他解决阿尔及利亚时局的特别权力，授权他起草交全民讨论的新宪法。戴高乐获得了３２９张赞成票，２２４张反对票，３２张弃权票。
戴高乐终于通过合法手段取得了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特别权力，而新宪法一旦为国人所接受，第四共和国就将寿终正寝，第五共和国便将应运而生。
戴高乐重返政坛后，立即着手三件大事：第一，起草一个加强总统职权的新宪法，以取代第四共和国宪法；第二，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其他殖民地问题；第三，振兴法国经济。
关于起草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工作，戴高乐指定坚决拥护戴高乐的德勃雷主持。德勃雷组织了一个精干的起草小组，以“贝叶讲话”的精神为依据，动手草拟新宪法草案，准备在四个月内提交公民投票。
６月４日，戴高乐飞抵阿尔及尔，局势基本恢复了平静，但是战争还在继续，极右派仍希望戴高乐成为他们的靠山。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逗留三天，他虽然也喊过“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 ！”， 但是他感到依仗武力镇压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让阿尔及利亚自决来选择与法国结合的道路。戴高乐觉得，他必须尽快地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否则军方就会利用一切借口延长战争。戴高乐派人在瑞士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秘密接触。后者坚持，谈判的结果必须是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而不仅仅是停战。谈判的时机虽然还没有成熟，但积极的试探已在进行了。极右派军人策动的暴乱为戴高乐的东山再起打开了通路，然而作为既是军人，更是政治家的戴高乐却决心不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提出的极端主张，决定不予支持。６月７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回国，到巴黎后，他马上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以外的殖民地问题。在６月１ ３日的广播讲话中，戴高乐宣布法国政府正在考虑与“海外领地”建立某种新型关系的方案。
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为了加强新宪法草案的权威性，成立了一个以雷诺为首的委员会讨论和修改宪法草案，戴高乐本人也时时参加讨论。到８月１４日，新宪法草案即公诸于世，准备９月２８日议会暑假结束前的一个星期交付公民投票。如果新宪法获得多数通过，现在的国民议会就自然而然地宣布解散，新的选举便将举行。
同一天，法国的“海外领地”也要举行公民投票，决定这些殖民地是在“法兰西共同体”内行使一定的自治权，还是完全脱离法国而独立。戴高乐希望成立“法兰西共同体”，如果哪一个国家选择了独立， 法国将和它断绝一切政治和经济联系。
９月２８日，新宪法草案交付公民投票，取得了占选票数７９．２％的多数票，在投赞成票的军政头面人物中，人们看到这些名字：第四共和国总统勒内・科蒂、戴高乐派的米歇尔・德勃雷、雅克・苏斯戴尔、沙邦—戴尔玛、乔治・蓬皮杜、勒内・加比唐、奥利维埃・吉夏尔等，人民共和运动的皮埃尔・弗林姆兰、 乔治・皮杜尔、莫里斯・舒曼、独立党的安托万・皮内、保罗・雷诺、吉斯卡尔・德斯坦，时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社会党的居伊・摩勒、加斯东・德费尔、保罗・拉马迪埃，激进党的莫里斯・富尔、爱德加・富尔、费利克斯・加亚尔等，中间派的勒内・普利文。投赞成票的还有雷蒙・阿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安德烈・马尔罗等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有的本是第四共和国的显赫人物，这时虽然投了拥护戴高乐的票，但是不久就成为坚决的反对派，包括居伊・摩勒、乔治・皮杜尔等。
接着是重新选举国民议会和握有实权的总统。戴高乐改组了原来的戴派组织法国人民联盟，成立了具有政党性质的“新共和联盟 ”。
“海外领地”的投票结果也是戴高乐期待的：除了几内亚以外，所有法属非洲殖民地都成为在“法兰西共和国”内享有一定自治权力的成员国。戴高乐对选择了独立道路的几内亚，采取了惩罚性的措施：停止一切援助，召回法国官员，搬走了法国所占有的装备，连电话机也拆了……然而，在民族解放日益觉醒高涨的时代，从１９５９年起 ，“法兰西共同体”的 非洲成员国陆续取得独立。戴高乐在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面前只得接受现实。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举行新宪法通过后的议会选举，戴高乐的新共和联盟在５３６席中赢得了２０６席。戴高乐对选举结果非常满意，因为新共和联盟当选的议员可以在“ 右派 ”、“各色各样的‘中间派’“以及“ 大为削弱的‘左派’”之间形成“一个相当结实而坚定的核心”，成为戴高乐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１２月１日，由参众两院议员、省市议员、市长等组成的总统选举团选举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以多数票当选。
第二年１月８日，戴高乐驱车前往总统府就职。前任总统勒内・科蒂在总统府迎候他，庄重而激动地说 ：“法国人中的头号人物现在成为法国的头号人物了 。”随后，两任总统并肩乘一辆敞篷车前往凯旋门，履行向无名烈士致敬的例行仪式。
陪同戴高乐前往凯旋门的还有第五共和国的其他领导人：参议院议长加斯东・莫内维尔、国民议会议长沙邦—戴尔玛、第一任政府总理米歇尔・德勃雷，还有十多年后当选为总统的、时任戴高乐内阁办公厅 主任的乔治・蓬皮杜。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就这样诞生了。
第五共和国的诞生，在法国战后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结束了动荡近１３年的第四共和国。虽然，戴高乐于此时受命，但并不轻松。如果他不能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使政局相对实现稳定，他仍然不可能站住脚。戴高乐是人心思定的时候重新上台的，他决心充分利用这一基本条件，大胆而又谨慎地踢出他的“头三脚 ”。
戴高乐有了新宪法赋予他的自从１７８９年以来，］或许只有拿破仑曾享受过的特殊权力。戴高乐是反对“政党政体”的，他认为，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之所以充满倾轧和冲突，主要原因是政党林立，相互攻击，结果把一个民族的活力抵销掉了。法兰西民族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伟大人物，把民族命运、国家命运牢牢地抓在手里。但时至今日，戴高乐无法摆脱多党制，各政党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只能承认它。戴高乐明智地顺应了客观现实，以坚定的戴派米歇尔・德勃雷、沙邦—戴尔玛为基本班底，尽可能地扩大团结的范围，把主要政党吸收到政府里来。例如号称中间 派的安托万・皮内，社会党的居伊・摩勒等。戴高乐有意识地减少个人专断的色彩，有意识地树起了法国人民所一贯珍视的民主、自由和共和的旗帜，以使人们感到，戴高乐既是强有力的领袖，又是法国民主传统的继承人。
戴高乐从弗林姆兰手里接过政权时，国库已经枯竭，情况异常紧急，外债超过３０亿美元，其中一半又必须在一年之内偿还。１９５８年６月１日，黄金和外汇储备只有６．３亿美元 ，只够维持５个星期的进口贸易。当时可以倚靠的只剩下年初从国际货币基金借来的５亿美元。
戴高乐迫在眉睫的事就是为枯竭的国库找到财源，而不能靠滥发钞票。戴高乐根据安托万・皮内的建议于６月１３日在电视广播中宣布发行国内公债，同时冻结工资１２个月。这个紧急措施很快使国库状况有所缓和，到７月１２日止已回收了３２４０亿旧法郎和相当于１．７亿美元的黄金。 接着，戴高乐着手改造旧法郎，为了提高法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决定发行新法郎，以１：１００的比率收回旧法郎，同时宣布法郎贬值１７．５％。戴高乐政府还决定大力 发展对外贸易 ，从１９５９年１月起，９０％的产品将用于国际交换。
这些非常措施自然会影响国民的收入，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表示坚决反对，居伊・摩勒因此辞去了政府副总理的职务。然而，戴高乐确信这是唯一可以使国库免于崩溃的办法，只要先缓过这口气，法国经济就有希望摆脱传统的保守、被动而分散的状况，走向发展、高生产率、有竞争力和集中。戴高乐为第五共和国规划了一个国家和私人投资并举、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发展原子、航空、空间等尖端科技的经济振兴纲领，以便使法国经济发展赶上“世纪的速度”，胜任“国际上的竞赛 ”。
要实现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最关键的是必须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戴高乐决心要割掉这颗毒瘤。但又不是举手之劳的事。戴高乐的东山再起，很大程度是“五・一三”事变促成的；是在极右派军人制造的混乱气氛中、其他执政党束手无策的形势之下，应运而生的。
戴高乐与这批极右派军人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即他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很早就想根据阿尔 及利亚的现实来寻求解决方案。“五・一三”的“ 英雄们”为戴高乐重新执政提供了机会，但是，戴高乐没有听任他们驱使。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６日，戴高乐在电视广播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在阿尔及利亚实行“自决”的问题。他说 ，“通过阿尔及利亚人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决定他们的前途”是“唯一应当采取的办法 ”。１９６０年９月５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说 ：“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在发展中，它在前进着，这就是说，这是一个靠阿尔及利亚居民决定其命运的阿尔及利亚，一个由阿尔及利亚人管理自己事务的阿尔及利亚 。”１９６１年３月３０日，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时宣布，双方将在瑞士埃维昂举行停战谈判。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８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同年７月１日，阿尔及利亚在公民投票中以９９．７％的绝对多数宣告独立。随后，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至此，阿尔及利亚通过不懈的斗争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地位，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６０年代初，西非和北非的几乎全部原来法属殖 民地都已先后宣布了政治上的独立。戴高乐在回顾法国殖民史在自己手里终结时，心情也许是复杂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的理想是：打败希特勒后恢复“法兰西帝国”的“完整性”， 那时戴高乐未料到处于法国长期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会如此迅猛地觉醒，掌握自己的命运。几十年过去了，世界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一位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戴高乐审时度势，毅然抛弃了昔日“法兰西帝国”的思想，理智地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选择。戴高乐在回顾法国殖民地发生的深刻变化时不无感慨地写道 ：“殖民地的终结是我国历史当中的一页。在翻过这一页的时候，法国既对过去的事情感到遗憾，也对行将到来的事情充满希望 。”
当过法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驻英国大使的雅克・德・博马舍在１９７０年曾听到过毛泽东主席对戴高乐的一段评价。毛泽东主席对来访的法国客人说，他认为戴高乐之所以堪称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是”，什么时候该说“否”。他说，戴高乐在１９４０年抵抗了纳粹，１９６２年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作出让步——这在当时还没有第 二个政治家能够既做这件事也做那件事的，戴高乐则正因此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法国所建立的政体能够代代相传的缘故。贝尔纳・路德维支在他的著作《戴高乐》中引用了博马舍亲口向他转述的这些话，认为，毛泽东主席对戴高乐的评语是最恰当不过的。
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后，戴高乐有如卸掉了背上一只沉重的包袱，他可以在国际风云中放手地为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进行搏斗了。
戴高乐要恢复法国在战争中失去的世界大国地位，进一步使法兰西民族重放历史上的光辉。萦绕在戴高乐脑际的是：烈女贞德的爱国主义，路易十四鼎盛的波旁王朝，使法国的声威震撼了古老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帝国。然而，戴高乐从诞生之日起从来不曾见过这些令人骄傲的日子。戴高乐只能从“圣母院的夜景 ”、“凡尔赛宫壮丽的黄昏景色 ”、“ 阳光照耀下的凯旋门”、 残老军人院穹顶下“瑟缩地颤抖着”的敌军军旗中领略历史上的法兰西何等声振天下！
戴高乐不甘心自己的祖国就这样黯淡无光；他不相信法兰西不能在世界上重放异彩。命运在向法国挑 战，戴高乐要扼住命运。１９４４年他虽然作为胜利者凯旋巴黎，但是那一次他没有能战胜政党角逐的漩涡。１９５８年给他带来了机会，他在科龙贝教堂别墅稳坐钓鱼台，自有人请他出山。戴高乐在优先解决使法国陷于四面楚歌的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同时，刻不容缓地为法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进行斗争。
戴高乐认为，法国必须制定独特的外交战略。他在《希望回忆录》里写道，他的宏图并不是要把法国从大西洋联盟中拉出来，而是要撤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法国要和东方集团，首先是和苏联建立一种“缓和、和解和合作”关系；条件成熟时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用强大的核力量把法国军队武装起来。戴高乐说，他决计“一步一步地”走，每一段路都同总的形势的演变结合起来，而不影响法国同其他国家的“传统友谊 ”。这就是戴高乐要做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拥有法国的独立核力量和在大西洋联盟中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
戴高乐重掌政权后在马蒂尼翁大厦接待的第一个来客，是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因此麦克米伦是第一个 正式听到戴高乐亲口阐明法国立场的人。戴高乐对麦克米伦说，法国下决心制造自己的核武器，应该成立一个由西方主要国家分享控制权的原子武器小组，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法国都应有权参与。戴高乐还提出北约组织也应该由美英法三国共同领导，而不是由美英构成的“两头领导”来掌握北约的领导权。
１９５８年７月４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到巴黎，他对戴高乐说，美国知道法国正在制造原子武器，与其法国花那么多钱自己去搞试验，不如由美国提供现成的原子武器，岂不是更好么？戴高乐回答说，假如美国肯卖，法国当然愿意买；但问题是，美国能够答应这些武器一旦卖给法国就完完全全、毫无限制地属于法国么？戴高乐的反问切中要害，杜勒斯没有办法正面回答。因为美国根本就不打算帮助法国拥有原子武器。这是双方心里都清楚的。杜勒斯来到巴黎的前两天，美国政府刚发布了新原子能法案，规定，美国只向已有“实质性进展的盟国”提供核技术资料。美国心目中“实质性进展的盟国”只有英国一家，法国并不在内。
戴高乐对美英在北约的所谓“两头领导”的挑战， 是在９月１４日给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信中正式提出的。戴高乐在信中说，鉴于法国在安全问题上承当的责任，它应当直接参与大西洋联盟的政治和战略决策；而这类问题却只限于美英两家共同决定；随着原子武器的垄断权将不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更有理由加入北约的最高权力集团。戴高乐提出，联盟的领导权应该属于三家，否则，法国就不再为北约的发展负责，并根据条约的第十二条保留对北约进行改造或退出的权利。１０月２８日，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戴高乐的用意只在于指出，在涉及北约组织的事务上，英美法三国应该先举行磋商。但是，舆论界看得很清楚，戴高乐建议的核心，是要在北约理事会内确立一种“三头政治”的领导体制。
美英先后拒绝了戴高乐的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答复戴高乐说，美国承担的责任要比法国重得多，它要承担全球的责任；如果组成“三头领导体制”， 又怎能说服北约其他成员国呢？艾森豪威尔提出的理由取得了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同年１２月在北约部长理事会会议上，戴高乐的建议被否决。
戴高乐一旦下了决心，就绝不会停步不前。１９ ５９年３月，他下令收回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指挥权，从此这个舰队从北约撤出。６月，法国政府拒绝在法国领土上部署美国的核武器，除非这些武器的主权属于法国。
９月２日，艾森豪威尔在赫鲁晓夫将访问美国之前来到西欧。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在巴黎进行了一次“摊牌”式的会谈。
两位总统首先谈到了对苏联的战略问题。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不想挑起战争，迟早要和苏联达成一些协议。最近，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了苏联，不久，赫鲁晓夫要到美国来，美国的意图是竭尽全力同他们进行建设性谈判。从艾森豪威尔的话音里，戴高乐觉得，美国总统满脑子考虑的都是美苏关系问题，似乎宇宙万物都要围着它转；在西方阵营中最重大的现实便是美国的现实，其他事物都只不过是次要的。
对于美国总是要摆出西方“盟主”的架式，戴高乐一向怀有本能的抵触情绪。戴高乐说，美苏两家在军备上达成某种技术性的谅解，固然可以起促进作用，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解决东西方关系中的一切问题；欧洲国家之间也应该在经济、文化、技术、旅游等方面 进行接触，其意义并不亚于美苏接近，东西欧之间加强交往倒可以切实地把“铁幕”一片一片地撕碎，逐渐地使扩充军备的狂热没有立足之地。戴高乐告诉艾森豪威尔：法国也打算邀请赫鲁晓夫来访，打算在实现全欧和解之前先在各种实际领域里实现法苏合作。
艾森豪威尔把美苏关系问题放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戴高乐则强调欧洲，首先是法国的独特作用。戴高乐并不认为，只要美苏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不在话下，他让艾森豪威尔懂得，美国没有权利包办西方所有国家的对苏关系事务。
艾森豪威尔把话题转向了核武器问题，他重提杜勒斯说过的话，美国可以向法国转让核机密，条件是法国同意美国享有控制权。
戴高乐依然坚持：由法国自己掌握这些武器，才会接受转让。他进一步提出，法国一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和苏联都拥有彼此相互威慑的手段，但它们各自的盟国却没有这种手段，一旦打起来，谁能保准这些原子弹不落在欧洲战场上呢？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无论从地理、政治、战略上看，法国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是以前两次世界大战证 明了的。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法国那么不信任美国，居然怀疑美国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欧洲联在一起这样的事实。
戴高乐反唇相讥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法国都是盟友，可是，法国不会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在法国经受了三年濒于灭亡边缘的战争考验之后才参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是在法国已被希特勒占领之后很久才卷进战争的。所以，一个国家可以“帮助”另一个国家，却不可能包办那个国家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法国不能接受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的安排，在核武器方面也必须在英美法三个核国家直接合作的范围内协调原子弹的使用和控制。艾森豪威尔说，搞原子弹很费钱，法国根本不可能赶上苏联的水平，因此也就谈不上法国原子弹的威慑价值。戴高乐反驳说，至于原子弹的威力，只需要扔几个就足以把任何什么国家毁掉了，所以，法国只要有能够杀死敌人一次的原子弹就够了，到那时，敌人纵使有十倍多的手段也已无济于事。
两人在会谈中没有一件事是谈得拢的，双方都亮 明了观点。全世界都看在眼里：戴高乐正引导法国一往无前地走自己的路。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３日至４月３日，赫鲁晓夫应戴高乐的正式邀请访问法国。赫鲁晓夫一家人都来了：夫人、两个女儿和那个著名记者、赫鲁晓夫的乘龙快婿阿朱别伊。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是针锋相对的，因此少不了唇枪舌剑。然而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却有不少汇合点。戴高乐在会谈时提出了著名的“缓和、谅解、合作”的三部曲政策和“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建设构想。
双方都表示要防止战争，缔造和平，承认德国的现状。戴高乐提出应该“在欧洲的范围内依次地推动缓和、谅解和合作”， 因而“从大西洋直到乌拉尔在欧洲人之间建立起来往 、联系和那样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可以首先去掉德国和柏林问题的“毒瘤”，继而引导两个德国相互接近 、相互配合，“最终把整个日耳曼民族纳入一个和平和进步的欧洲当中，使它得以作一番新的事业 。”
从表面上讲，戴高乐和赫鲁晓夫有不少共同语言。事实上，赫鲁晓夫关于柏林问题的建议、苏联击落美 国Ｕ２间谍飞机以及柏林墙问题等 ，戴高乐都是坚定地同美国站在一起的。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戴高乐在同美国闹独立的时候，竟然在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时大肆强调“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 ”。显然，美国无论如何都不属于这个欧洲的范围之内。法苏接近使西方舆论界联想到了１９世纪的法俄联盟，美国则感到了一种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的不祥之兆。因为那意味着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将发生动摇，起码不能仍像战后初期那样。戴高乐要作什么事情，是绝对不需要美国批准的。
第二年４月，戴高乐回访华盛顿。在抵达美国之前，戴高乐先到加拿大。他对迪芬巴尔总理说，法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并不屈服于它的霸权。法国要把加拿大当作在美洲的好朋友，愿意增加法国在加拿大的工业、科技和文化方面的投资。他还说，法国将反对“把加拿大吞并的任何前景 ”。他还说，尽管大西洋条约把加拿大和某些核计划联结在一起，他依然希望加拿大也支持法国的计划，法国准备大大地密切同加拿大的关系。
戴高乐在美国的大门外如此这般地说，对美国无 疑是一个刺激。但他向迪芬巴尔总理议论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居民“自决”问题，则不能不引起加拿大的强烈情绪。据戴高乐事后追述，访问魁北克时，他听到街上有人喊“法国万岁 ！”和“戴高乐万岁 ！”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笔锋虽含蓄，但仍掩饰不住得意之情，戴高乐的大法兰西民族主义在大洋彼岸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五年后的７月，戴高乐又来到魁北克，再也克制不住那股不管不顾的古怪情绪，在蒙特利尔市政大厅阳台上即兴演说时，竟然高喊起“自由魁北克万岁 ！”来。将军老矣！这可不是年事过高的人一般会有的失言和失礼，而是在东道国的领土上对东道国的挑衅。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在为此召开的内阁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加拿大政府无法接受戴高乐的举动。于是戴高乐中止了访问，没有去首都渥太华就返回巴黎了。
戴高乐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２日到华盛顿，法美双方已经在不少重大问题上亮了底牌，所以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事情。双方仍重复各自的观点：艾森豪威尔还是艾森豪威尔，戴高乐还是戴高乐。戴高乐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将致力于同苏联的“双边缓和和合 作”，并且企图使之具有欧洲意义，逐渐地使莱茵河、多瑙河和维斯图拉河流域的全部地区在“集团和霸权”之外都建立起这种缓和和合作的气氛。
戴高乐从美洲回来后决定为争取“三头政治”领导体制作最后一次努力。他不满足于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关于在重大问题上同法国磋商的承诺，要求堂堂正正地、昭示于天下的美、英、法在北约内的同等地位。８月９日他再次致函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提议９月在百慕大举行三国首脑高级会议，以讨论与建立三国合作体制的有关问题。９月初，戴高乐收到艾森豪威尔的一封长信，原则上同意举行高级会议，但建议１２月再举行。此外，他在信中逐一批驳了法国的论点，根本无意接受三国体制的建议，表示：如果法国在拟议中的三国高级会议上以欧洲大陆的发言人自居，那就会削弱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密切关系，美国是绝对不赞成的。麦克米伦的复信短得多，也是表示原则支持，也是说可以考虑在１２月举行这样的会议。戴高乐从中再次看到英美“特殊关系”的作用，如果举行这样的会议，又有什么意义呢？戴高乐兴趣索然了。
当时 ，在非洲的心脏原比属刚果 ，美国率领的“联合国蓝盔部队”以维持秩序为名开了进去，实际上扮演着镇压刚果民族独立运动的角色。法国认为，美国在干这件事之前，根本没有同对非洲有极大兴趣的法国商量，它是表明美国并不把法国放在眼里的又一个事例。
１９６２年年中，戴高乐到法国中部视察期间，在利莫日发表重要演说，他强调说，法国在履行其对北约义务的同时，不会让任何别的国家牵着鼻子走，它将在联盟内部实行自己的“意愿 ” 、“行动” 和“政策”；法国的目标是“建设我们的欧洲”，而不再是“两个大国”的欧洲。
戴高乐断定，美国绝对不可能允许法国与美国同等地分享在大西洋联盟的领导权。当然在美国看来，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也绝对不会安于联盟中的从属地位。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北非，曾亲眼得见戴高乐在“流亡”中尚且不屈服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压力和劝诱，何况今天他已是经济上正在起飞、实力正在增强的独立的共和国总统呢！
１９６２年３月，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 线达成了停战协定。戴高乐可以轻装前进了。这一年的１０月２８日，戴高乐在公民投票中，又取得了一次胜利。戴高乐作为共和国总统，将向全国公民负责，而不只是向一个由参众两院、省市议会组成的选举团负责了。戴高乐作为总统的权威性更加提高，起码在选举方式上体现出总统是超党派的和超议会的领袖。
１９６３年１月，法国否决了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第一次申请。戴高乐认为，如果把英国纳入欧洲共同体 ， 将不啻在共同体内安插了一匹美国的“特洛伊木马”，他曾经亲自向麦克米伦发问 ，英国既然同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 而且又可以从广大的英联邦特惠区买到廉价的农副产品和原料，它怎么能够安分守己地作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呢？戴高乐直统统地问麦克米伦 ：“你们一直吃的是廉价的加拿大小麦、新西兰羊肉、爱尔兰牛肉和马铃薯、澳大利亚的牛油、水果、蔬菜、牙买加的糖等等，现在你们愿意购买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么？”戴高乐对英国毫不留情，他否决了麦克米伦政府的第一次申请，四年以后又否决了威尔逊政府的第二次申请。
戴高乐一方面排斥英国，另一方面则争取联邦德国。在戴高乐的外交战略中，法德关系问题占据着重要地位。既然德国已经一分为二，历史不会允许再出现另一个俾斯麦或希特勒，为什么法国不能同毗邻的联邦德国结成同盟，以推动西欧联合的车轮呢？戴高乐感到，法国在欧洲的事业，可能需要倚靠同联邦德国的紧密合作关系来实现。因此，他迅速、全力地改善同联邦德国的关系。阿登纳看穿了戴高乐的心思，同时也确信联邦德国绝不能没有一个友好的、可以相互倚重的邻居。戴高乐和阿登纳在１９５８年９月，即戴高乐重新上台不到四个月，在朗布伊埃开始构筑法德联盟的大厦。以后，法德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书信往返，直到１９６３年初，戴高乐和阿登纳在巴黎签订了全面合作的法德条约。
法德的合作关系，对于奠定西欧联合的格局，意义十分重大。戴高乐和阿登纳为他们身后的历届领导人作出了样子，在涉及西欧的重大问题时，法德两国总是先进行磋商。当然法德关系并非亲密无间，更非没有分歧。例如，联邦德国绝不愿意为了法德友谊而损害德美关系，也不赞成法国一味把英国关在欧洲共 同体的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