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３年６月，翅膀硬起来的法国决定把它的大西洋舰队从北约撤出。７月２９日，戴高乐宣布，法国将不在苏、美、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继同年１月拒绝参加肯尼迪“多边核力量”建议之后，再一次表示法国的独立核力量不属于超级大国操办的任何“核俱乐部 ”。
此后，戴高乐加紧了撤出北约军事组织的步骤。
１９６５年５月，法国宣布将不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９月９日，戴高乐举行就任总统以来的第十二次记者招待会，就国内外政策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谈到北约问题时，戴高乐第一次暗示法国可能于１９６９年退出这个组织，他说，最迟到１９６９年，那种在“一体化”名义下把法国的命运交给“外国当局”的“从属关系”就将结束。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１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法国将从北约军事组织撤出。他说，如今同当初以北约的名义建立起美国“保护体制”时的形势大不相同了，苏联已不对西欧构成威胁，在欧洲打仗的前景是很渺茫的。同时，自从苏联有了可以 直接打击美国的手段以来，美国对苏联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更小了；美国卷入越南等地区的冲突大有扩展之势，甚至会把欧洲也卷进去，尽管欧洲极不情愿；如果法国的领土、武装力量、空军基地和港口，仍然通过北约置于美国的指挥之下，法国就难免被裹进去。戴高乐宣布，法国将从现在起到１９６９年４月４日北约诞生２０周年止的这段时间里，对于北约的合作关系的现行措施进行反复研究，以便“重建起某种尊重主权的正常局面”，使法国所属的“土地 、天空、海洋和武装力量”都只接受法国的管辖。他解释说，这并不是法国准备与北约实行“决裂”， 而是对新形势的“必要的应变 ”。
美国马上就领悟了戴高乐的意思，第二天，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国会说，美国必须有思想准备，当法国不再参加大西洋联盟的活动的时候，美国就需要同北约的其他１３个盟国担负起北约的全部防务。
３月７日，是戴高乐把酝酿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日子。戴高乐给美国总统约翰逊写信，同时也给英国首相威尔逊、联邦德国总统艾哈德和意大利总统朱 塞佩・萨拉盖特发了内容相同的信，提出，法国政府决定在本土充分行使主权，将不再参加北约“联合”司令部，因此也不再向北约提供部队。
四天后，法国外交部把上述决定以照会形式正式通知了北约的１４个成员国。事已至此，事态是无可挽回了。戴高乐的决策，是他几十年来在国际政治风云中为法国的民族荣誉奋力搏击的产物。这一年，戴高乐是７６岁的老人了，他那睥睁一切的独立风格得到了登峰造极的体现。２９日，在一项发给北约所有成员国的备忘录中，法国政府列出了如下一张日程表：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日起，法国的驻德陆空部队不再受北约司令部管辖，但仍将根据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２３日关于外国军队留驻联邦德国领土的条约，继续驻扎下去。同一天，法国人员从北约司令部撤走。
——７月２３日，法国在北大西洋防务学院的高级人员和学员在本学期结业后撤走。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北约最高司令部和中欧司令部总部从法国领土迁走。
美国曾经试图争取法国把北约两个司令部总部迁出法国的时限宽限一年，但未获准。
法美关系的温度基础大降低，法苏关系的温度则相应地大为上升。法苏关系以戴高乐正式访苏为契机达到了“高潮 ”。法国决定断绝同北约军事组织的联系三个多月后，戴高乐于６月２１日至７月１日在苏联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和极高的礼遇。戴高乐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进行了政治会谈，发表了法苏联合声明，签订了贸易、文化规定和空间探索和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声明说，双方都认为，欧洲的问题首先应在欧洲范围内进行讨论；欧洲大陆的国家应该努力为东西方的缓和准备必要条件。双方还协议将在巴黎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直接通话的“热线 ”。
半年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回访法国，会谈后的联合声明说，缓和已经有了积极成果，它必将推动欧洲各国关系的改善，从而有助于解决国际争端。声明还说，双方讨论了召开一次全欧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可能性问题。
戴高乐访苏和柯西金访法，不仅大大地发展了法苏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而且使苏联多次提出的关于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倡议，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充分响应。
１９６６年，可算是第五共和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它使大西洋联盟绽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缝。
戴高乐的举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评论。西方的新闻记者以其特殊的敏感性，危言耸听地把戴高乐主义说成是“亲苏主义”或“反美主义 ”。这种简单化的概括从事物的现象来看，颇使人感到似是而非。然而，现象和实质每每不一致。须知，戴高乐的“缓和、谅解、合作”三部曲对外政策的立足点是在西方。法国取得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看它能不能取得单独以大国身份同苏联对话的资格，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国地位。要作到这一点，当然须争得对美国的独立，而发展法苏关系又必然会加强法国同美国打交道的资本。一个受美国制约的法国不可能认真推行自己的对苏政策，完完全全推行自己的独立自主政策。曾任美国驻苏、驻法大使的查里斯・波伦把这个政策讽刺为“我行我素”， 这正是戴高乐二三十年来一直向美国争取的东西，也是戴高乐主义的灵魂。
戴高乐在１９５８年面临着一个不完全如意的现实：欧洲经济共同体于１月１日成立了。从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标志着西欧联 合在发展中。欧洲共同体固然已经不是按照联邦主义者的构想组成的，但是从它的发展看，在理论上并不违背联邦主义；“超国家”的影子总在那里徘徊。 戴高乐是彻底否定“超国家”的理论的，但是欧洲共同体的现实却只好接受，他唯一能作的，是把欧洲共同体按照他的意图加以塑造。
戴高乐有一幅自己的欧洲建设蓝图。他认为，无论是从政治、经济的意义出发，或出自战略上的考虑，欧洲都应该自成一体，这是一个把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所覆盖的国家联合在一起的欧洲，它应该成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世界三大势力之一 ”。所谓“欧洲应该是欧洲人的欧洲”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
这个联合起来的欧洲又必须是“多国家的欧洲”，“祖国的欧洲 ”。 戴高乐说 ：“ 国家，是唯一有效的因素 。”“祖国是一个有情感的名词……” 戴高乐认为必须承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建立联合起来的欧洲。他形象地说，如果但丁、歌德、夏多勃里昂都变成了无国籍的作家和诗人，都用这种或那种世界语来思考，来写作，他们还能对欧洲有很大贡献么？所以，在当 前，除掉“多国家的欧洲”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另一个什么欧洲。否则，那只能是一个神话当中的、虚构的和空想的欧洲。
当时欧洲建设问题，除了有一个法、德、意、比、荷、卢六国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外，大多还属于政府上的探讨。因此，戴高乐首先必须在共同体内贯彻他的“欧洲观”，设法减少共同体的“超国家” 色彩，把“祖国的欧洲”的成份注入共同体的血脉中去。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３日，戴高乐正式建议共同体六国就政治问题举行定期磋商，建议在巴黎成立秘书处。第二年夏，戴高乐再次提出讨论建立欧洲政治联盟问题。１９６１年２月，六国首脑原则上同意建立政治联盟。７月１８日，六国领导人在波恩举行会议，决定举行政治协商，并且委托以法国大使伏歇为首的委员会起草建立政治联盟的方案。
戴高乐再三提出的政治联盟，与联邦主义者的政治一体化思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戴高乐的意思是：建立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并由此削弱“超国家”的影响。但其他成员国，尤其是比利时、荷兰等小国，则要借此推进一体化，使之具有“超国家”性质，并 力争把共同体首先扩大到英国。１９６２年１月，伏歇委员会提出政治联盟的修改方案，突出主权国家联合的概念。比、荷等国为了抵销法国影响，竭力主张邀请英国参加讨论。４月，荷兰和比利时明确表示，只有接纳英国参加共同体，荷比才准备讨论法国总统的建议。当时，共同体六国和英国代表正在就英国加入共同体问题进行艰难的谈判，戴高乐坚决加以抵制，在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９日拒绝了英国的申请。
竭力主张逐步提高共同体“超国家”性质的比利时王国外交大臣斯巴克，批评伏歇计划说 ：“我们希望要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我们最不喜欢的东西却都在里面了 。”
戴高乐否决了英国的申请，他的政治联盟计划则由于其他成员国的反对而作罢。伏歇计划夭折了，戴高乐继续为主权国家的原则和利益而斗争，以至出现了半年之久的“空椅子危机”，几乎使共同体濒临分裂的边缘。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２日，由联邦德国的哈尔斯坦担任主席的共同体委员会向部长理事会提交了一份题为《一九六四年创议》的文件，建议加快“共同体体 制”各阶段一体化的进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提前废除成员国之间所有工农业关税和建立统一的对外税率，即从罗马条约规定的１９７０年７月１日提前到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
戴高乐对于任何削弱民族主权的因素都是十分敏感的。他在１２月３１日的全国广播讲话中明确提出，法国必须在政治、经济、金融和防务等各个领域内成为自己的主人，任何经济体制只要同“超国家、一体化或大西洋主义”联系起来，就难免把西欧置于某种霸权之下。戴高乐指示法国代表坚决反对《一九六四年创议》。
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０—３０日，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农业政策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以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的一方，主张提前实行全面控制共同体农业的计划。法国则坚决反对，法国外长顾夫・德姆维尔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延长临时农业方案的建议，主张继续实行农业出口补贴、从共同体以外进口的农业品征税属于有关国家。总之，前者在于扩大共同体对农业行政政策的权限，后者则相反，竭力维护本国的特 殊利益。两种意见坚持不下。７月１日凌晨，顾夫・德姆维尔受命宣布，协商失败，会议休会；法国决定暂不参加共同体的会议，从此开始了为时半年的“空椅子危机”，法国的坐席空缺了半年。
“空椅子危机”实际上是戴高乐的一种边缘政策外交。但是，戴高乐毕竟不能，也不想把共同体搞垮。机器还需要运转，需要持对立意见的双方给机器注上一些润滑油。这润滑油是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７—１８日共同体部长理事会通过的“卢森堡协议 ”。
卢森堡会议是半年来第一次六个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会议一开始，顾夫・德姆维尔代表法国政府就改进共同体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提出了十点建议，其中有委员会在采纳成员国提出的建议之前必须征求所有成员国的意见，各成员国的政府可以对共同体的预算实行监督等。法国还提议修改共同体的表决办法，建议不再提多数通过的原则；共同体委员会主席本人无权接受非共同体国家大使的国书，等等，以严格限制共同体委员会的权力。
六国外交部长总算取得了妥协。会议公报说，在共同体根据多数表决原则作出决定的条件下，如果一 国或数国认为该决定涉及本国重大利益时，部长理事会应设法寻求“一致协议”的方案。公报还规定，非共同体国家派驻共同体的大使得同时向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和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呈递国书。
卢森堡协议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削弱了罗马条约的“超国家”因素，实际上确认了戴高乐“多国家的欧洲”的原则，承认成员国拥有“否决权”，只要有一个成员国坚决不同意，共同体就作不成决议。
戴高乐没有放弃这个权力，第二年，法国再次否决英国政府的第二次申请。英国得出结论：戴高乐在世之日，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肯定是无望了。
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法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一个重大政治障碍搬掉了。戴高乐还认为，中苏关系已经恶化，法国在着手改善同苏联关系的同时加速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提高法国的身价无疑是大有好处的。他开始认真考虑同中国这个伟大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
戴高乐在科龙贝隐居的时候，就读过在第四共和国期间当过总理的爱德加・富尔写的一本中国访问记： 《蛇与龟 》，富尔在书中提出法国应该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中法交往日见频繁、建立正常关系的条件日趋成熟的时候，戴高乐想起了《蛇与龟》的作者。
１９６３年９月的一天，戴高乐夫妇邀请富尔夫妇共进午餐。席间，戴高乐要求富尔以法国总统代表的名义再去一次中国。富尔动身前拿到了戴高乐致中国领导人的一封信，富尔充当了名副其实的总统信使。
富尔夫妇在北京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很有积极意义的谈话，中法建交只是时间问题了。双方会谈后于１１月２日拟定了一个“议定书”。富尔把会谈的情况先用书画形式向戴高乐作了汇报。２２日，戴高乐会见从亚洲回来的富尔。这时中法建交的工作差不多已准备就绪。
戴高乐决定同中国建交，必须克服两个阻力：蒋介石的干扰和美国的压力。
１９５７年，当富尔第一次访华时，他从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得到了一个极深的印象，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作法，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戴高乐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
国民党当局从１９６３年１０月起，开始加紧活动，企图干扰和动摇戴高乐的决心。１２月２４日，蒋介石给戴高乐写信，要求澄清法国政府是否准备改变同中国关系的现在方式。戴高乐于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４日复信，信中礼貌地表示对蒋介石本人如何怀有敬意和个人友情，但实际上却是为了说出下面的几句话 ：“我应该告诉您，确确实实，我的政府不久将同建立在北京的政府开始缔结外交关系……出现在大陆中国并已确立的形势同我们过去所能预计的，是不相符合的。法国不能长期无视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 。”
接着，戴高乐派遣了曾任驻国民党当局大使的佩切科夫将军拿着这封信去台北面见蒋介石。戴高乐想尽量作得周到些，但无意听从蒋介石的劝阻。
１月２７日，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国民党当局在法国的“代办”向法国外交部发出了“抗议”照会。２月１０日，法国政府声明：即将到达巴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使团将是中国的外交代表，因此，台湾当局的“外交使团”将因而失去存在的理由。
美国更是千方百计地向戴高乐施加压力。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５日，戴高乐接见了美国驻法大使波伦。 １２月１６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会见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
１９６４年１月７日，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夏尔・吕塞约见波伦，告诉他法国已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几天后，法国驻美大使埃尔韦・阿尔方也受命通报美国国务院，法国政府已在部长会议上作出了同中国建立政治关系的决定。阿尔方还说，法国政府认为，中国正在走与苏联不同的独立道路，它已不再同苏联组成杜勒斯生前说过的那种铁板一块的集团。１月１６日，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哈里曼向法国大使递交了表示强烈反对的照会，说什么法国此举违反了“自由世界的利益”， 照会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断然拒绝。 以后，美国仍一再表示“遗憾”和“失望”，但都已无济于事了。
中法建交后，双方迅速任命了各自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黄镇和吕西安・佩耶。佩耶于５月２７日抵达北京，３１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呈递了国书，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气氛友好的谈话。６月６日，黄镇在巴黎向戴高乐总统呈递了国书。１９日，戴高乐再次会见黄镇，表示希望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戴高乐作为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外交家，一直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于美、苏关系上，使法国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最大程度的发言权和自主权。同时也致力于处理欧洲建设的事务，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人的欧洲 ”。
当然，戴高乐也没有忽视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戴高乐１９５８年重掌政权后曾经有过一个短期的“法兰西共同体”阶段：除了几内亚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对票宣布独立以外，其余殖民地都成为“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国，享有除国防、外交以外的一定自治权。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持续发展，所谓法属非洲国家都在１９５９年后陆续宣布独立 ，“法兰西共同体”也就结束了。从此，法国便通过各种双边的或多边的条约，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同它们保持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军事上的联系。
拉丁美洲号称美国的“后院”， 但法国也曾经在这个地区有过自己的影响。戴高乐于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５—２４日访问墨西哥和法国在西半球的领地。同年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１６日又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访问了南美十国，加强了法国同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文 化联系。
戴高乐自创建第五共和国以来，一直把主要精力集中用于法国的外交事务，他不仅是杰出的外交家，而且是外交战略家。他为了维护法兰西的民族独立而表现出的不妥协精神，为法国赢得了国际声誉和地位，并为它在东西方关系中争得较大的活动余地。以奉行独立政策为基本特性的戴高乐主义，不仅在法国延续下去，而且越过边界，对西欧产生强大影响。当戴高乐向美国的权威挑战时，法国似乎只是一马当先，北约内的一些西欧国家还不得不附和美国的调子，对戴高乐持某种批评态度。但是，没有多久，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就产生了很大的感染力。在戴高乐去世以后，西欧普遍出现了所谓“戴高乐主义 ”、“ 新戴高乐主义”等政治思潮，要求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改善关系。争取欧洲的安全和缓和的呼声终于促成了１９７５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