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法国的独立和主权，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对西欧其他国家如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总书记维利・勃兰特，在任联邦政府总理以前曾经同戴高乐进行过几次长谈，感到很受启发，踌躇满志地自问：为什么只有他能这样做呢？
然而，决定戴高乐命运的赌注最终还是在国内，戴高乐在国际上取得的地位掩盖着他在国内声望的下降。
经济情况尚可差强人意。战后的经济复兴在第四共和国后半期已经开始，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法国经济发展更快。１９６７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人达２２００多美元，超过了比利时、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通货膨胀率也大为下降，国库转亏为盈。１９５９年下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３％ ，１９６０年上升达７．９％，１９６１年上升了４．６％，１ ９６８年上升了６．８％。这一期间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５．４％ ，农业生产增长了５％。不仅战争时期留下的创伤愈合了，而且第四共和国时期那种捉襟见肘的状态也消逝了。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经过一段经济恢复时期，进入了西方舆论界所说的战后“黄金时代”， 以电子工业为先导的新兴工业正悄悄地、但却迅速地向法国迫近，就要叩法国的大门了。
战后十多年来，法国人口增长率提高了。６０年代的法国社会是青年人的社会，到１９６６年，２０岁以下的青年占总人口的３４％。５０
年代的幼儿要步入大学，巴黎大学人满为患。人们在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青年问题将为社会提出什么样的难题；正陶醉于外交辉煌成就的戴高乐将军，更完全没有想到，在巴黎偏远的农泰尔文学院的一支引爆雷管正在发热。
法国经济的发展没有给戴高乐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增加多少政治资本。戴高乐一生中最讨厌的是所谓“政党政治”， 总想方设法限制政党在决定国家重大事务中的作用。１９５８年９月，交付公民投票表决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和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关于直接选举 共和国总统的公民投票，首要目的都是要加重总统的决策权、限制政党的影响。
加强总统的权利，戴高乐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做到了。至于限制政党的影响，却困难得多。政党依然林立，每当选举或公民投票时，总有一些新名目的政治组织出现。在法国，任何一个政治家，离开了某个政党，就很难在议会政治中活动。
１９６７年的议会选举中，戴高乐派仍然稳拿了多数。不过，这既不能保证戴高乐的政权不受冲击，也不意味着社会的稳定。在法国的政治中心巴黎，一大片包蕴着疾风骤雨的阴云正浓浓地低垂着。
随后的１９６８年是戴高乐交厄运的一年。由农泰尔文学院的青年学生掀起的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造成了戴高乐政权的危机。
农泰尔文学院本来是平静的，后来由于新生增多，出现了许多问题。学生们首先提出了履行传统教育体制的要求。他们认为：法国传统的教育制度限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生活的自由，主张取消严格的考试制度；学生应该参与学校的管理。１９６７年１２月以来，学生们开始了抵制考试的运动。运动迅速带有 政治色彩，从反对校规到反对越南战争，从要求绝对自由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运动的口号五花八门，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以“新左派”自诩的群众组织，有的以托洛茨基为招牌，有的打出格瓦拉主义的旗号，有的号称“毛泽东共产主义小组”……学生中出现了一些颇有些号召力的带头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学系的德籍学生丹尼尔・科恩—邦迪。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２日，科恩—邦迪领导的“三月二十二日运动”小组诞生了。这一天，在科恩—邦迪的号召下，七百多名学生占领了农泰尔的行政大楼，“三月二十二日运动”便因此得名。学校当局请求警察干预，矛盾陡然激化。
运动很快传播到了巴黎大学所在的著名的拉丁区，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大学。警察逮捕科恩—邦迪以后，对立情绪一下子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被激怒了的学生同荷枪实弹的警察发生了直接冲突。在蓬皮杜总理的过问下，关了１２个小时后的科恩—邦迪被释放。但是，局势并没有丝毫平息，示威行动继续发展，各派学生组织、各种倾向的社团多如牛毛，就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革命等各种问题，展开了空前狂热 的大辩论。５月２日，巴黎大学当局宣布停课。教育部长佩雷菲特、内政部长伏歇束手无策。
也正是５月２日这一天，总理蓬皮杜和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动身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由司法部长路易・若克斯代理总理的工作。蓬皮杜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下还要出国访问，以及晚些时候戴高乐同样不顾时局的艰危而照旧出访罗马尼亚，曾引起人们的许多议论和猜测。难道他们对国内的局势就那么坦然么？显而易见的是，总统和总理在处理这场危机的作法上是很不一样的。蓬皮杜在离开巴黎前曾经表示过，处理学生运动，既要坚定，也要灵活，否则则难于收拾。他把问题留给了总统。戴高乐则十分自信，也十分镇定。在他看来，对示威活动只能采取坚决镇压一途。５月３日，警察占领了巴黎大学，大批学生被捕，拉丁区成了由铺路石垒起的战壕，学生们用石块迎击警察。至５月６日。被捕的学生达四百余人，几百名警察和学生在武斗中受伤。
戴高乐丝毫不想却步，他决心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他指示代总理若克斯、内政部长伏歇和教育部长佩雷菲特绝对不对学生让步，巴黎大学驻进了武装警 察，学生则用石块和街垒占领了拉丁区。１０日夜晚，棍棒、防毒面具、催泪弹、铺路石块……拉丁区成了警察和学生的战场。学生们决定在１３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行动。这时，法国总工会和民主工人联合会决定打破沉寂，也宣布将于１３日举行总罢工，学生将和工人汇合在一起了。戴高乐一直处在愤怒之中，他决定：决不让步，被捕的学生不能释放，警察不能离开巴黎大学。
戴高乐决定以不妥协的姿态恢复社会秩序。几个月来闹得天翻地覆的学生运动，已是强弩之末了，这场把整个法国都卷进去的风暴，毕竟是自发而分散的，注定是不可能持久的。国民议会改选以后不久，占领巴黎大学主要建筑物的警察们撤出来了，在运动中最活跃的组织被政府宣布为非法 ，“五月风暴”终于平息下来。
戴高乐念念不忘通过一次公民投票来挽回“五月风暴”造成的损失，并巩固改选议会取得的成果。于是，他指定了一个小组起草改革方案，准备在适当时机交全民表决。
历史注定不让戴高乐有片刻的安宁，戴高乐方案 小组正进行工作，国际事务又吸引了戴高乐的注意力。８月２１日，苏联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９月９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和行径，指出苏联此举影响了欧洲缓和的前景。戴高乐说 ，“缓和、谅解、合作”政策首先是一项和平政策，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于给缓和势头泼了一盆冷水。同时，这给法国改善同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因为苏联出兵捷克，在西方引起了一致的谴责。
１９６９年２月４日，戴高乐接见了英国新任驻法大使克里斯多芬・索姆斯。索姆斯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老搭档、老对手丘吉尔的女婿。会见表面上是亲切的，戴高乐照例表示希望看到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关系，西欧大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应该在政治上和防务上加强合作。戴高乐告诉索姆斯，法国认为，西欧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于北大西洋公约的防务。索姆斯表示英国一向重视欧洲的合作，但同时也表示英国一向重视北约的作用。
会见后，索姆斯把谈话记录的全文寄回英国外交部。不料英国外交部竟把这场谈话记录全文公开发表 了，一时在西欧——特别是在欧洲共同体其他几个成员国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应，似乎戴高乐已经改变了一直否决英国加入共同体的政策，准备把共同体的大门向英国敞开。几天后，法国外交部照会英国，批评英方把一份未经法方同意的记录稿公诸于世。英国则说，谈话的记录稿曾经交给法国总统府秘书贝尔纳・特里科，转请戴高乐审阅和修改。两天后，法国外交部长米歇尔・德勃雷向索姆斯确认记录稿是准确的，并且把稿子退给英方了。于是，刚刚有些转机的英法关系又紧张起来。报界耸人听闻地称为“索姆斯事件 。”戴高乐十分恼火，说英国公然违反外交上保守秘密的惯例。英国人则说是上了戴高乐设的“圈套 ”。当然也有人推测，戴高乐确实想把同英国的紧张关系悄悄地缓和一下，不料英国把谈话记录稿公布了，这很有损于将军的尊严，英国人干了一件失之鲁莽的事。
总之，戴高乐自从把法国从北约军事组织中撤出以后，在外交上就不再有什么大的动作了。经过１９６８年的“五月风暴”， 他意识到自己在国内的根基并不如想象那样稳固，必须把主要精力转向国内问题，改善同盎格鲁—撤克逊民族的关系问题，在当时仍然 摆不上戴高乐的正式日程。将军已经感到精力不济了。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改革方案就绪。方案全文共６８条，４０００多字，内容十分琐细。２月２日，戴高乐在布列塔尼视察中发表演说，宣布：在当年春天把全国区域化和改造参议院两项方案提交全国选民。
所谓全国区域化，说得简单些，就是恢复１７８９年革命前那样的行政区划，每个地区的议会部分选举、部分由政府任命。而参议院的改革则涉及到参议院的性质问题，改革以后的参议院不再是由９５个省议会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而是一个包括各地区代表的咨询性机构，它将研究和审议各项有关政策草案，然后再提交国民议会。这两项改革方案，本质上都是开倒车的，一个意味着对１７８９年成果的否定，另一个则削弱了参议院的权力和议会民主。因此对于有民主传统的法国选民来说，是不可能受欢迎的。有人说，如果在公民投票时直接了当地提出是否拥护戴高乐总统本人，他获得多数支持的可能性也许要大些。但现在他提出的问题却会使本来支持他的人投了反对票。问题有其复杂之处。传记作者之一贝尔纳・路德维支说，戴高乐所作的是要以“保守的姿态”去实现 “根本的改革”，同时又提出， 选民应在“进步和动乱”之间作出选择。这时，蓬皮杜已经透露，如果总统职务空缺，他将参加新总统的竞选。于是，人们便感到，公民投票说到底是在“戴高乐或蓬皮杜”之间选择一个，改革内容如何倒在其次了。
２月１９日，内阁会议宣布，公民投票将在４月２７日举行。戴高乐在回答电视台记者米歇尔・德鲁瓦时说，两种改革方案是紧密相连的，选民们在投票中只能回答赞成或反对。如果多数选民投反对票，他将立即辞职。此外，戴高乐还一直幻想推行劳资“合作”的方案。他在回答德鲁瓦的提问时曾解释说 ，“合作”的目的是使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分享企业的利润。这样的解释对于一般选民来说似乎语焉不详，但却增加了企业家们的狐疑和不满，因为这就是说戴高乐将要求企业家们交出一部分利润，以缓和各社会矛盾。于是，相当一部分拥护戴高乐的中产阶级在公民投票中将改变态度。此时一些相当有影响的政界人物，如吉斯卡尔・德斯坦等都先后声明：对改革方案投不信任票。各个政党（除戴高乐派）和工会也都动员它们所能影响的选民投反对票。将军感到局势已对他 十分不利了，但他仍要背水一战。
在总统竞选期间，戴高乐夫妇乘专机离开法国前往爱尔兰度假。７９岁高龄的戴高乐将军，在离开政坛之后选择爱尔兰西南角濒海地区，去洗掉半个多世纪长途跋涉在他身上留下的风尘，也许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戴高乐的家族，严格地讲，有着爱尔兰的传统，他祖母就有爱尔兰的血统。
６月１５日，总统第二轮选举结果揭晓，蓬皮杜以５８．２１％的多数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第二天，戴高乐从爱尔兰休养胜地给蓬皮杜发来了电报，对他的当选表示衷心祝贺。
１９７０年６月，戴高乐夫妇曾去过一趟西班牙，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访问。戴高乐宣布辞职以后，佛朗哥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到西班牙去休息一下。在马德里，戴高乐会晤了佛朗哥。戴高乐虽然同德国法西斯进行过殊死的斗争，对西班牙的独裁者却怀有敬意。在风光绮丽的别墅，他住了二十几天，和助手们整理撰写回忆录的资料。
戴高乐还收到过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信，并决定在１９７１年合适的时候访问中国。但是很遗憾，他没 有能等到这一天。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９日，戴高乐照常工作了一整天，当晚，因心脏病突发猝然逝世。再过１３天，他就整整８０岁了。
夏尔・戴高乐逝世，长眠在橡木做的棺木里。科龙贝教堂上空回荡着悼念的钟声。
第二天中午，蓬皮杜总统发表广播演说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 。”
戴高乐在遗嘱中写道不要授予他任何称号和勋章。
一切都按照遗嘱，墓碑只写了“夏尔・戴高乐（１８９０—１９７０）”几个字。他最心爱的小女儿安娜早在那里安葬了２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