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晚上，戴高乐如约在圣云街会见了国民议会主席安德烈·勒特罗克埃和共和国议会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勒特罗克埃对戴高乐怀有强烈的敌意，莫内维尔则支持戴高乐，并向他说明他合法上台的一些必备条件。
戴高乐要求：给他两年包括立宪的全权，这期间议会应当休会。此外，他希望免掉对两院主席的传统性拜访，也省去与各党派领导人的照例协商，甚至不参加在授权仪式上的答辩。
勒特罗克埃一听就火了：“你说的这些全都不符合宪法的。从阿尔及尔事件到现在，我对你这个人真是看透了。你有一个独裁者的灵魂，你太热衷于个人专权了！”
戴高乐冷笑了一下，以他惯用的方式回答道：“恢复共和国的是我，勒特罗克埃先生。”
接着是一场爆炸性的争论。戴高乐对这些议会政治把戏简直愤怒已极，最后他含着眼泪对勒特罗克埃说：“好，如果议会听你的，我能做的，是让你去和伞兵打交道，我则恢复隐居生活，独自忧伤好了。”说罢三人不欢而散。
呆在爱丽舍宫的科蒂总统一直等到凌晨，才等到两院主席回宫汇报争论激烈的结果。然后他等到早晨8点钟，感到如果再拖下去，局势就无法挽回了。因为那些不知死活的议员们已经在讨论用常规办法组建新政府了，其结果必然是伞兵部队从天而降！于是他马上起草了一份国情咨文，并于下午3点钟向两院宣读。在咨文中他再三强调存在的内战的危险，并向“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在把全国团结在他的周围之后，毅然拒绝独裁制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发出了呼吁。
全场默默地倾听着。
于是，第四共和国的命运成了定局。当天晚上7点，戴高乐进入爱丽舍宫，与科蒂总统达成了协议，并发布了一项由他起草的公报。30日，前总统樊尚·奥里约、前副总理居伊·摩勒和社会党人莫里斯·戴克松纳到科龙贝教堂村拜会了戴高乐，改变了观点之后，还说服了他们党的大多数议员支持戴高乐复出。31日，戴高乐按蓬皮杜的建议在拉彼鲁兹饭店宴请了代表除共产党外所有政党的26名议员。6月1日，他又接受莫内维尔的劝告登上国会讲坛，宣读了总理候选人的例行声明。议会以329票赞成、224票反对、32票弃权的压倒多数使戴高乐当选为第四共和国第24届政府、也是最后一届政府的总理。
他胜利了。
4. 让戴高乐履行职责吧
他胜利了，但并不等于他的地位稳固了。12年在野生涯使他深刻地体会到：再伟大崇高的政治抱负，再伟大崇高的责任心，都必须有与之相应的政治地位做基础，否则全是空话。戴高乐的政治抱负是非常明了的，他要恢复法国的伟大形象，使法国在当代历史上起主导作用，领导欧洲，并且打破美国在西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地位。实现这个伟大抱负的前提，是必须由他尽可能长时间地执政。要想长时期执政，一要制服反对派，二要尽力解决第四共和国对付不了的并最终导致它倒台的可怕的殖民地问题。
在殖民地问题中，最主要的是阿尔及利亚问题。这个问题在法国本土和北非，实际上它在全世界，都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军队和所谓黑脚们只能看到他们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情感和血缘关系，戴高乐却必须看到，而且他也已经清醒地看到：非殖民化是个世界潮流问题。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自由，国家要解放，戴高乐本身就因此而成为伟人。
如果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法国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同时，在现实中，阿尔及利亚这个问题，已经妨碍了法国经济和外交的恢复以及军事技术的现代化。他决心使法国从这条死胡同中摆脱出来。
但是，这个意图决不能过早暴露。他知道阿尔及尔的叛乱分子赞成他重新上台只是想以此搞垮第四共和国；同样，如果戴高乐使他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永远占有希望落空，他们也将设法搞掉他，戴高乐希望能用建立新的共和机构的办法来先发制人。制人之前，当然得先站稳。他首先任命忠实可靠的德勃雷为司法部长，主要任务是起草一部以1946年6月16日的贝叶讲话精神为依据的新宪法。精明能干的雅克·苏斯戴尔则担任了新闻部长，以掌握新问世的强大的宣传工具：广播电视。
6月4日，也即戴高乐正式从国民议会获得权力的第二天，他立即飞往阿尔及尔，出现在总督府大楼阳台上。他举起双臂做成法国光复时期常用的V字，向下面无数的白人和穆斯林朗诵诗一样说了这么五个字：“我了解你们！”立即博得了广场上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接下来，他安抚性地视察了瓦赫兰、博纳、君士坦丁和莫斯塔加内姆等地，所到之处，他都赞扬了军队，也都紧扣住阿尔及利亚各民族居民之间一律平等这一主题发表了讲话。
与此同时，他小心地做了非殖民化的第一步尝试：和摩洛哥、突尼斯两国首脑签订了从两国领土上撤军的协议，仅保留了五个战略军事要塞。6月9日，他委任萨朗将军为总司令和阿尔及利亚的总代表；过了几天，又分别任 命阿拉尔将军和马絮将军为阿尔及尔最高行政长官和行政长官。
人心粗定之后，戴高乐按照循序渐进的战略思想，不时地有计划地暗示阿尔及利亚人民将有“选择的余地”。
但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惟一能保证戴高乐采取行动的工具就是新共和国的宪法。他清楚地认识到，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包孕着毁灭她自身的因素；所以一出台他就激烈地反对她。他所谋求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根本大法。为了尽快实现将军的这一夙愿，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勃雷和他的由18名法律专家学者组成的立宪委员会日以继夜地工作，在贝叶讲话的骨架上增肌添肉。
同时，戴高乐亲自组织了四名部长充当立宪顾问，并设立了一个39人的立宪咨询委员会协助工作。
8月14日，新宪法草案定稿。这个草案规定：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将通过由议会议员、各省议员及其他知名人士组成的选举团以间接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七年。总统有权挑选自己的总理和解散议会。如果政府 （如果国会正在 开会）或者两院共同提出什么特别问题，总统还有权就这些问题组织全民表决。尤其是在严重的危机时刻，根据宪法第16条，总统可以行使全权。简言之，这是一部准总统式的宪法。比起法国过去的宪法来，在借鉴美国宪法方面算是最多。
此外，关于法国与海外附属国的关系，宪法草案保留了一个可供进一步选择的因素。戴高乐亲自规定：每一个领地都可以自行决定，或是保持现状，作为部分自治的国家加入共同体，或是与法国合并，作为一个海外省份，甚或完全退出法国共同体。如果他们想得到法国的援助和保护，那么他们最多只能地方自治；如果他们还打算自定外交政策，那就必须与法国中断包括感情在内的一切关系。
为了使草案尽快成为自己行使权力的工具，将军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8月20～29日，将军访问了马达加斯加、乍得、中刚果（布拉柴维尔）、乌班吉沙里（现中非共和国）、象牙海岸、几内亚、塞内加尔、上沃尔特、达荷美、加蓬、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到处解释、呼吁人们投票支持他的宪法。
在国内，苏斯戴尔则开动了强大无比的宣传机器：用飞机放烟形成空中广告，放宣传电影电视片，到处贴标语、免费发行上千万份《法国全民表决》刊物，敦促人民去投票。
9月3日，政府通过了宪法草案；4日，戴高乐在共和国广场公开讲演，公布全文并呼吁人民批准。28日，这部草案终于以本土80%、海外95%的赞成票获得通过，并于10月5日正式公布。戴高乐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终于赢得了最辉煌的一次胜利——为开创第五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的事便顺理成章了。1958年12月21日，法兰西“各界知名人士”把他们的8万张选票的78%按时给了戴高乐，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从此灭亡，第五共和国诞生！1959年1月8日，新总统正式拜访前总统。前总统用这样的祝词欢迎他：“法国人中的第一位人物现在终于成为法国的第一人了。”在人们“谢谢科蒂”和“戴高乐万岁”的欢呼声中，他们并肩乘坐总统专车前往凯旋门，按传统去向“无名战士”致敬。
现在，戴高乐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地拔掉阿尔及利亚这个定时炸弹上的雷管了。穆斯林领导人已于1958年9月19日宣布把民族解放阵线组织改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他们的政治态度一如戴高乐，也是不低头，不妥协。戴高乐却希望通过调停谈判，和平解决。为此，他做了许多微妙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尽可能多地调走那些坚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思想的军官，或解除他们的军权。他任命最具潜在危险的萨朗将军为国防部最高检察长，提升他的副手莫里斯·夏尔将军继任总司令。接着调动或强令退休1500多名中高级军官。
为了缓和穆斯林分子的不妥协态度，在爱丽舍宫1月8日举行的新总统就职典礼仪式上，他讲了几句预示性的话：“一个和平和革新的、按照自身的方式发展其个性、并同法国密切联系的阿尔及利亚，将有其选择的地位。”
五天后，他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宣布了一些范围广泛的宽大措施：大约7000名嫌疑分子可从阿尔及利亚的俘虏营中获释，180名被判死刑的人将缓期执行。同时被关在巴黎桑泰监狱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本·贝拉的对手、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的年迈领导人迈萨利·哈杰，则被从贝尔岛的拘留所里释放，并随即被送到巴黎郊外的寓所里。
在随后的会议、各省视察和讲演中，将军不断地暗示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把海内外法国人的注意力和思维方式慢慢往“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方向引导。他告诉军队：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作战是“一次毫无结果的斗争”，仅仅赢得战争是不够的，欧洲人直接统治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没有阿尔及利亚人的同意，在那里什么也办不成。他严厉地警告军队：“你们不是为军队自身谋利益的军队，你们是法国的军队。
你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法国，并为法国效力。就我的职位和责任来说，我必须要求军队的服从。只有这样，法兰西才能生存下去。我相信你们会这样做的，我代表法国感谢你们。”
9月16日，戴高乐发表电视讲话，首次公开冒风险提出“在恢复和平后四年内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决”问题，并把这种“自决”解释为三种选择：分离、一体化、内部自治。他明白无误地说：在阿尔及利亚人能够决定他们的命运之前，撤回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这点必须包括在条件以内。
在11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又重申他关于自决权的建议，并提出确保愿到法国会谈的民族解放阵线任何代表的安全。他的政策，使五个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极端分子组织惊惶不安。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总统的政策。民族解放阵线也趁机制造事端，制造残杀欧洲人的恐怖活动，使局势益加混乱。驻军伞兵司令马絮将军轻率地对新闻界说“我们再也无法理解戴高乐的政策了”，并说军队永远不离开阿尔及利亚，1960年1月22日，他被召回巴黎并解除了一切军政职务。这一事件成了一场大动乱的导火索。
1月23日，国民议会代表皮埃尔·拉加亚尔德身穿伞兵制服，率领一群示威者占领了阿尔及尔大学大楼，其他示威者则由一个叫让—雅克·絮西尼的学生领袖率领，高呼“绞死戴高乐”，扒开街上的铺路石来设置街垒、路障，声称要坚持到马絮将军回到阿尔及尔为止。
就戴高乐好斗的性格来说，他是喜欢这种挑明了干的局势的。29日，他颇含深意地穿着准将制服，发表电视讲话，表明了自己愿意看到阿尔及利亚人自由地决定他们命运的态度，宣称在过去20年中，他一直体现了“国家的正统”，所以，“在不得已的时候，必须用武力恢复公共秩序。”
1月31日，经过一通宵谈判，叛乱分子投降了，拉加亚尔德·絮西尼等头领被捕并被用飞机送往巴黎受审。2月2日，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授予政府一年的特别处置权。接着，戴高乐改组了内阁，并在阿尔及尔开始了大刀阔斧且范围广泛的改革，包括重组警察，解散曾支持叛乱的本土防卫队，撤销主管心理战的国防部第五局，同时宣布大部分极端主义组织为非法。
制服了法国移民中的极端分子之后，还得制服军队里的反对势力。这股势力更强大更不好对付。戴高乐的对策是先极力做说服、软化工作，不到最后不摊牌。经过了长达10个月的缓冲时间后，他又走出了深思熟虑的一步：
在11月4日的一次对全国的讲话中，他第一次使用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一词，是颇有特色地用在否定它本身存在的上下文当中的。他说：他不能接受叛乱领导人提出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政府”的要求，这样的“共和国将来有一天会存在，但至今还从来没有存在过”。这种暗示性的讲话，使卷入阿尔及利亚事件中的各种力量进一步两极分化。
接着，按照既定战略，戴高乐决定就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自决权一事进行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的全民表决。为最后的结局铺平道路。1961年1月8日举行的全民表决，清楚地表明了历史的趋势：本土76%、阿尔及利亚70%的选民赞成戴高乐的政策。
这就把军队内部的反对势力逼入了绝境，他们只能孤注一掷了。1961年4月22日，驻阿尔及尔的军官们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行动。军官们逮捕了一些行政官员，占领了主要公共建筑物，并且发表了文告，声称：“凡直接参与策划放弃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的任何个人，将被逮捕，并提交为审判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即将设立的军事法庭……”
这是对戴高乐权威的一次最大胆的挑战。戴高乐不无伤心地注意到，在策划和领导这场叛乱的五名上校和四名将军中，领头的竟是莫里斯·夏尔！
戴高乐决定运用他的个人权威来面对这次挑战。为了使那些背叛的中级军官们有机会悔改，他派遣新任内务部长和国防部总参谋长冒着生命危险，于反叛文告发表几小时内到达阿尔及尔；同时，他行使宪法第16条赋予的特殊权力，切断了通往阿尔及利亚的一切海上和空中的交通，并宣布处于紧急状态。
接着，他让官方宣布，他将于4月23日晚8点发表电视演说。如同1960年1月那样，戴高乐将身穿两颗星的将军服（虽然按军衔来说比违抗他的人低）出现在屏幕上。他要以这样的视觉形象来提醒人们记住军事权威和军人服从的传统。
23日晚，他如期露面，态度强硬地谴责了这次叛乱。他说：“这样，国家受到愚弄，民族遭到藐视，我们政权不稳，我们的国际威望下降，我们在非洲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损害。这是谁造成的呢？唉！是那些应该以其职责、荣誉和智慧来服务和服从的人所造成的！我以法兰西的名义命令，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我重复一遍——采取一切手段，布下天罗地网，直到把他们一网打尽。”
与1960年1月那次一样，戴高乐的个人魅力又发挥作用了。24日，叛方的势头开始减弱，军心动摇了。25日，曾支持过夏尔的军官们断定，他们是搞错了。下午，夏尔决定停止造反。第二天早上，他投降了。接着，另一位造反将军泽勒也投降了。剩下的萨朗、儒奥两位将军以及秘密军队组织的几位上校们一起转入了地下。
4月底，在阿尔及尔的内务部长和总参谋长宣布，有200名军官被捕，140名文官被停职，所有报纸被勒令停刊。5月底，军事法庭开庭，夏尔和泽勒被判15年徒刑，并被剥夺军衔和勋章 ，萨朗、儒奥和5名上校被缺席判处死刑。
这是以戴高乐获胜为结果的戴高乐与军内反对势力的第一次交锋。这以后，秘密军队组织转入地下，开始搞起消耗战，为所欲为地制造痛苦和流血事件。他们声称，他们的战略目的是：用使国家瘫痪的办法驱逐戴高乐，保持法属阿尔及利亚，从而避免它的领土沦入苏联共产主义者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制订了极其残酷的工作方针：杀害“卖国贼”或仅为这个政权工作的人；破坏财产；迫害穆斯林，以便引发迫使军队出面镇压的群众暴动；暗杀戴高乐将军本人。
至少四次暗杀将军事件发生于1961年的9月和1962年的5月、6月和8月，但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因为出了技术故障，中间两次在布置就绪之前败露，最后一次则是出现了奇迹。1961年9月8日，谋杀者把装有90磅可塑炸药的煤气桶，里面还装有丁烷和一个储有汽油和肥皂片的罐头盒子埋在从巴黎到科龙贝的公路旁的沙滩里。晚上，当总统的汽车经过那里时，突然被一片火网包围了，但炸药却不知为何没响。1962年8月22日，在将军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一伙人从路旁的一辆黄色旅行汽车里向他的汽车开火。司机加速前进，但前行了100码，又遇上另一伙人从一条横街的一部蓝色汽车里开枪。谋杀者总共射击了约150发子弹，其中14发击中了戴高乐那辆特制的雪铁龙汽车，有两颗子弹击中了轮胎，但没有击穿；另一颗子弹击破了后窗，在离戴高乐头部两英寸的地方掠过，也没有造成伤害。停车后，戴高乐看看周围的人，感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他不无幽默地咕哝道：
好，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他心目中的职责之一，就是使法国摆脱殖民包袱，首先让阿尔及利亚独立。在他的努力之下，法国政府代表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从1961年5月20日起开始谈判，谈到第二年3月18日达成了停火以及通过全民表决决定实行自决之后“法阿”之间合作的协议。
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全民表决，91.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99.7%的投票人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这表明，戴高乐这位巨人，终于以他特有的眼光和毅力，圆满地完成了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进程，完成了他顺乎历史潮流的一大壮举。
5. “开始实行我的宏大计划”
既然是世纪的巨人，就注定了他的内心是孤寂的，因为人的地位的梯级差距，法军的将军、上校们不可能像戴高乐一样能从全球的高度通观国际实力竞争格局，当然也就无法理解他被他的时代和地位赋予的“使法国重新具有伟大形象”的社会作用和个人理想。如果他们活到了80年代末，看到了西欧摆脱了“小伙伴”地位而与美国佬、小日本同为“世界三极”之一的社会现实，也许他们就会后悔30年前的所作所为了。当然这是“也许”。
任何社会现实都是一定经济实力的体现。当时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二战结束后，美国实力空前增强。西欧各国则严重削弱。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方案》，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这个计划共向西方各国提供了134亿美元，其中80%是无偿援助，从而从经济上控制了西欧各国，也就决定了西欧各国在政治上是美国的小伙伴关系。
战前，西欧是世界政治中心。二战使德意志一败涂地，英法削弱；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又使这些国家的实力进一步削弱。美国则一步步取代英法两大殖民帝国，实现了独霸。美国取得霸主地位、西欧成为小伙伴的标志，是 1949年美国与西欧十国及加拿大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西欧各国置身于美国军事保护之下。
毫无疑问，西欧各国谁也不会甘心于这种小伙伴地位。而要改变这种地位，就必须有经济实力做基础。就经济实力而言，西欧任何一国都不足与美国抗衡。要想抗衡，只有联合。正是由于这种共同要求，1957年3月25日，法国、西德、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签订了《罗马条约》，创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如果说，在经济领域的这种联合抗争是有意识的话，那么，在政治、军事领域，绝大多数人却还不敢有什么设想。有设想的，恐怕就是戴高乐了。
他在出版于1959年的《战争回忆录》第3卷《拯救》里，首次提出了组建“第三势力”的“宏大计划”：
……我认为，新的时代也许能允许我开始实行我为我的国家所制订的宏大计划。
我们要确保法国在西欧的安全，办法是防止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对法国再度造成威胁。我们要与西方和东方取得合作，必要时将与这一方或那一方结成必要的联盟，而不接受对别国的任何形式的依赖。我们要防止仍在增长的、瓦解法兰西联邦的危险，使之逐步变为松散的联合。我们要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战略上的观点出发，促使邻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国家组织起来。我们要使这个组织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一旦需要的话，就使其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这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人。
在这里，戴高乐的雄心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组织西欧国家的联盟，使之能够成为英美与苏联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裁判。但是，国内的人跟不上他的思路，主要的盟国也没有理会他。战后，尽管法国也派代表接受了德国投降，但戴高乐仍被拒绝参加波茨坦会议，就像他被拒在雅尔塔会议之外一样。接着是他辞职，从1946～1958年间战后重要的发展年代里，他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发言权。等到他重新掌权时，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已存在了三年，而受苏联保护的东德则已存在了九年。两个超级大国支配着世界，法国却不是其中之一。西欧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护，美国佬在这个组织中掌握着权力，并且发号施令。共产党在中国掌握了政权。欧洲各国的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法国由于漫长的战争丢失了印度支那之后，又在阿尔及利亚经受另一场战争的痛苦。英国有了核武器，法国还没有。罗马条约已经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在组建之中。
这种于法国大大不利的国际形势，逼迫戴高乐不得不再次以虚弱的自身地位向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他的战略计划是：
把美国排除出欧洲事务 （包括防务）之外；把法国建成一个核大国；使西德脱离对 美国的依赖；拒英国（由于它与美国关系特殊）于“欧洲”之外；以法国代替美国，作为与俄国的“对话者”，来解决世界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在重新执政之初，他就一边应付阿尔及利亚危机，一边以国际战略家的雄心发动了外交攻势。1958年9月17日，他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发出了一份在历史上著名的备忘录，首先在最能显示美国政治上、军事上控制西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权上发难。他要求成立三大国组成的“大西洋理事会”，由美、英、法三大国分享美国独掌的领导权。他预料到这个要求是行不通的，美国人不会答应，英国人也不敢支持。那么，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恢复他所设想的法国的独立性——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中立，逐步建立法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
尽管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预先得知了戴高乐关于“大西洋理事会”的想法，备忘录还是使他们莫知所措。英美两国外交官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反复敦促法国人讲清楚戴高乐建议的内容实质，以此来拖延时间。因为英美官方认为，在目前的冷战气氛中，戴高乐沿着真正的中立外交政策方向不可能走得太远。而且根据法国人的天性和惯例，在戴高乐重新执政的紧张的头几个月内，还不能肯定他就能长期执政，能起多大作用。同时，他们还面临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状况：多年来，大家一直哀叹法国缺乏真正强有力的领导；如今如果对这个锋芒毕露的领导过于公开地表示不满，恐怕会遭人怨恨。因此，英美两方都决定采取回避的办法。
1958年10月初，戴高乐得到答复说：他的建议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因此不能立即回答。这以后，又经过多少次外交往还，直到12月15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才亲口说出英美的真正意见：尽管三国在个别问题上举行磋商也许有些用处，但要建立一个正式的三国组织则没有可能。
这就使戴高乐可以向盟国证明法国恢复行动自由是有道理的了。于是，在1959年初，他就迈出了标志法国不受北约限制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动的第一步。3月6日，法国政府宣布决定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理由是：如果发生战争，法国武装力量首先考虑的是保卫法国的海岸和北非。
为了让法国海军归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跑到巴黎，答应让法国有权否决美国在欧洲大陆部署核武器。但戴高乐不予答复。关于核武器问题，他早在1958年6月29日就向麦克米伦提出过：法国需要一个由西方主要国家分享控制权的西方原子武器常设小组。法国将参与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无论如何，法国下决心要拥有核武器，即使是别人制造的。后来，杜勒斯答应卖原子弹给法国，条件是法国必须参加欧洲安全体系，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使用原子弹得听美国的。戴高乐答复说：“如果你同意卖原子弹给我们，我们是愿意买的，但必须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受别人的限制。”当时杜勒斯听了未置可否就离开了。现在杜勒斯再来提这事，戴高乐当然也就不置可否了。
半年后，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对这位二战时期为解放法国立下汗马功劳的盟军总司令，法国人民和戴高乐本人都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并把他看做法美战斗友谊“最光荣的象征”。但对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的那种霸权地位，戴高乐一如既往表示了他的挑战态度。
在原子弹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担心法国自己制造，提出杜勒斯提出过的由美国向法国提供这类武器，条件是美国人要通过盟国最高统帅部的批准来控制这些核武器的使用。
戴高乐说：这正是法国要制造自己的核武器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说：这不是表明对美国不信任吗？
戴高乐说：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如果俄国进攻法国，法国和美国将会结成同盟。俄国和美国有互相威慑的力量，但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如果是法国而不是美国遭到攻击，法国人怎么能肯定美国会冒被彻底毁灭的风险呢？既然不能肯定，法国就不得不拥有自己的威慑力量。
“你为什么不相信美国会同欧洲共命运呢？”
戴高乐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经过三年几乎致命的考验之后，美国才来援助法国；在二战期间，则是在法国被打垮后，美国才来援助。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也就是法国虽然忠诚于联盟，但却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又反过来提了个问题：即使法国有钱制造这类贵得吓人的武器，它也远远不能达到俄国的水平！
戴高乐镇静地说：“你十分清楚，用几枚百万吨级的炸弹能摧毁任何国家。即使敌人有杀死我们10次的力量，我们只需要杀死敌人一次就够了，我们的威慑力量就是有效的了。”
这样，谁也没有折服谁。接下来，针对联合国关于限制核武器的倡议，他公开断然申明法国不参与任何禁止核弹试验的倡议。他质问联合国，为什么企图指责法国还未开始的核试验，而不同样指责世界上首先拥有核武器的三个国家过去已经进行过的200次核试验？！他公开在法国军事学院宣布：
在今后若干年内的重大任务是建立法国的威慑力量——核打击力量！
这时，英国人提出了个折中方案：既然不能答应戴高乐所要求的理事会的全部实质性的东西，是否可以考虑一个有限的三头政治的形式以安慰戴高乐？串通了的艾森豪威尔则提议说：有限的三头政治形式应建立在谨慎的基础上。于是麦克米伦开始扮演戴高乐的辩护人的角色。因为英国极想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实行一票否决权制，法国就利用这种权力一直拒绝让英国加入。麦克米伦想搞点恩惠让戴高乐意识到他在使英国顺利进入共同体方面所能起的作用。
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法国终于成了世界上第四个有核国家。这使戴高乐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的信心更足。他认为变秘密外交为公开外交的时机已经到来，甚至认为法国有权代表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成员国说话了。而这时节，美国政局又发生了变化，国务卿杜勒斯病死，不久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二届任期也满，由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接任总统。肯尼迪刚上台，就向戴高乐提了两个要求：2月间，他要求戴高乐支持美国的倡议，把刚果的军事、政治、行政指挥权移交给联合国；3月间，他要求戴高乐同意他把老挝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之下的计划。戴高乐几乎是傲慢地拒绝了这两个要求。
于是，肯尼迪也就把英国人为戴高乐说项的备忘录束之高阁。4月28日，麦克米伦给新上任的肯尼迪寄了一份备忘录，为三大国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进行辩护。他赞同在使用核武器之前，三国首先进行磋商。三国联合安排核武器的使用；英美愿意考虑帮助法国挖掘它的核潜力；检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指挥机构，以保持“各国军队的最大一致性”，并且重新分配北约的高级职务。这些条款，他甚至说得比戴高乐本人还要清楚，还要好。
后来，肯尼迪表示：他迎合戴高乐的愿望远不如麦克米伦的愿望那样大。
但戴高乐根本不在乎这些。他继续按既定方针推行他的计划。他开始向世人推销他的“欧洲概念”。像他原来提出“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一样，他又提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概念。他认为：意大利，几面是地中海环抱，阿尔卑斯山又把它和其他国家隔开；德国，是欧洲所有灾祸的源泉，现在又一分为二，受到双方的监视；法国，一个有着出海口的大陆国家；英国，面对海洋，生来就是搞海外贸易的。这四个国家是欧洲真正有影响的国家。它们的语言、风俗、历史、兴趣，就像它们的地理位置一样，各不相同。但这些国家，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一体化概念，是这样一个并不是超越于它们之外的欧洲的政治现实。
在这个政治现实中，英国一味服从美国，意大利又一蹶不振，因此，法国和德国必须友好团结起来，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均衡或抗衡的西欧组织的中心；应向莫斯科建议，应在将来使缓和导致协议。为此，戴高乐提出了又一个著名的方案：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
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与西德总理阿登纳签订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
条约规定：“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两国政府必须就所有关于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达成类似的决定。”
“每年召开两次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外长会议以及召开经 常性的国防、教育和青年方面的会议”。
这段时间，法德关系一直比较友好。戴高乐重新当政时年纪已经67岁，他感到自己老了，“我晚回来了10年，太迟了。”这种心态曾大大影响了他的斗志。是西德总理阿登纳恢复了他的信心。1958年9月，他俩第一次在科龙贝会面时，阿登纳指出他比戴高乐大14岁，并告诉戴高乐：一个人是可以跨越某一“年龄障碍”的，正如飞行员能够突破声障一样。一旦跨越了这个障碍，就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这些话使戴高乐摆脱了思想上的阴影。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高兴得逢人便说：“我已经越过了年龄的障碍，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了。”
此后，只要有可能，阿登纳总理就在各方面支持戴高乐。戴高乐认为罗马条约忽略了法国农业的利益，在共同市场形成的第二阶段中，他坚持要把农业包括进去。他的要求遭到德国代表团的抵制。他指示法国代表团，并亲自向阿登纳总理表示：如果法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法国就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后，在阿登纳的帮助下，他的要求及时实现，欧共体通过了共同的农业政策。
在对待英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在建立法国领导中心地位的过程中，戴高乐深深地感到，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德国已经够难的了，根本别指望能把这个领导强加于英国。所以，他坚决拒绝让英国加入欧共体。阿登纳虽然在心里感到过意不去，但还是支持了戴高乐的意见。
从他的“欧洲概念”出发，戴高乐也希望与苏联取得谅解。虽然他一贯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反对西方国家与莫斯科进行任何交易；但他却又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的利益，而不决定于意识形态。而且，这种谅解也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法国的基础上。它的最终目的，是要能使法国站到两大阵营的仲裁人地位。所以，在与苏联的关系中，他也显示了鲜明的戴高乐特色。
1960年5月，巴黎最高级会议期间，美国一架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并被击落，赫鲁晓夫坚持要艾森豪威尔公开道歉，否则最高级会议就告吹！
接着，他又在有500名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破口大骂。这在西方引起一片恐慌，麦克米伦害怕引起更大的冲突，主张迁就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都倾向于同意，只有戴高乐立场坚定地表示反对。后来，赫鲁晓夫气冲冲地跑到爱丽舍宫来进行恐吓：“我知道，法国与美国的挑衅无关。但是，法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在法国领土上驻有军队。如果法国不向我们找麻烦，它是不会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的！”
戴高乐针锋相对地反驳：预言在一次冲突中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那没有用处。在我一生中已经两次看到一个发动战争并自信能够取胜的国家被打败了！“我在巴黎召开这次会议，不是讨论战争，而是为了确保和平。”
在另外一些关键性的外交场合也是如此。在维也纳的东西方最高级会议上，赫鲁晓夫的蛮不讲理使年轻的肯尼迪总统十分惊恐，担心发生严重危机，肯尼迪向戴高乐写信说打算就德国问题与苏联谈判。将军回信告诉他不要怕，只要美、英、法团结，就能防止最坏的后果。1962年10月的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爆发后，肯尼迪派国务卿艾奇逊带着他的私人信件和飞机拍的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装置的照片，赶到巴黎去向戴高乐告急。戴高乐看了信，还没看到照片就告诉艾奇逊：“如果打起仗来，我将站到你们一边。但是，仗是打不起来的。”
意味深长的是，戴高乐重新执政后的第一个倡议，就是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法国。1960年3月23日，那位取代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带着他的夫人、儿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笑容满面地到了巴黎，参加了首次公开的欢迎仪式，并漫游了一些法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在两天会谈中，赫鲁晓夫要求说：
西柏林应改为自由城市，西方当局必须撤离西柏林！戴高乐却冷冰冰地告诉赫鲁晓夫：他的威胁对他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对西方军队进行任何干涉从而引起战争的话，那将完全是赫鲁晓夫的过错！最后赫鲁晓夫冷静下来，说那就等待两年再说。
通过这些外交活动，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的地位已经隐然显露。于是，戴高乐又迈出了他的长期计划的新的一步。1963年6月21日，他的政府宣布：如果发生战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能使用法国在大西洋的海军部队。
这一着使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大为震惊！他们慌忙寻找对策，答应给戴高乐提供核武器的材料和技术资料，并提出了一个三国共商大计的正式提案，以便诱使戴高乐归队。但这些行动已经太晚了。戴高乐冷然笑道：法国对在外国援助下成为一个核国家不感兴趣。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24日，戴高乐飞往华盛顿参加美国国葬，并会见了肯尼迪的继任林顿·约翰逊总统，曾使约翰逊且惊且喜。但是，这并没有阻碍戴高乐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进程。回法国后，他立即把目光转向了美国人特别敏感的地区——中国。
1963年底，戴高乐派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往北京，作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试探中国方面是否同意互派大使。富尔的中国之行，对共产党制度在这个东方大国所取得的成就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汇报，使戴高乐对那个古老的东方民族产生了极大的敬意。后来他告诫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体，拥有丰富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将会使世界各个部分都感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的雄心同他们的技巧相称。把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狂暴发怒是不明智的，接触只有好处。通过后来的政府之间的交往，戴高乐还对与他同时代的仅比他小三岁的那位东方巨人——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知音之情，只是由于死神的破坏，这两位巨人才失去了促膝谈心的机会，留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遗憾。
1964年1月27日，法国宣布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年间，除了英国的特殊例外（香港问题），美国和它的盟国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戴高乐以此来说明，法国是一个有独立外交政策的世界大国，有权自行其是。同时也是有意做点事来气气华盛顿。在3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说明了他的理由——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秉着同样的宗旨，戴高乐又于3月15日访问了美国的后院墨西哥，号召法国和墨西哥进一步加强联系。当他接到邀请他归国途中顺便拜会约翰逊总统的信件时，他却提议在法国的马提尼克岛会见，使得白宫恼火地取消了这次会见。
到了1966年3月9日，戴高乐的新闻部发表了一项公报，正式宣布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至此，法国终于走上了独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中立化道路。
6. 共和国决不退却
在国际舞台上，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评价的：将军是一位伟大的演员。
他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然而，他能否成为众所欢迎的国家领袖，关键还在于他对国内事务处理是否得当。因为除了国难当头之时是例外，国内事务总比对外事务重要得多。令人扼腕的是，他在执政的后期，在对外政策方面着迷似的兴趣，削弱了他在国内的权势。他对法国在国际上的伟大富强梦寐以求，而对选民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法国本身却很少在意。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老百姓都会理解、支持他为民族最高利益所付出的努力，不会在意他是怎么做的。他忽略了不该忽略的最基本的政治真理，从而引发了1968年的政治大风暴。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忽视了法国人民的生活，忽视了社会发展。在他执政期间，法国正在赶上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到1967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人达到2210美元——大大超过了比利时（2050）、西德（2030）、英国（1980）和荷兰（1810）。特别显著的是，从民族生命力的角度看，出生率已在迅速增长，法国长期停滞的人口数字由1946年的4 050万增长到1968年的5 000多万，到1966年，20岁以下的人占总人口的34%，人口结构正在走向年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