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法兰西和她的军队》
1939年9月1日，被西方政客们骄惯得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悍然按下了战争按钮。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数百架亮着翼灯的德国飞机闪电般地闯入了波兰上空。顷刻之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保持着不祥的沉默的国境地带成了机器轰鸣、火焰纷飞的战场。紧接着，58个战斗师，2500辆坦克，2000多架飞机，从东普鲁士和德波边境三个方向，向毫无戒备的波兰，也就是向所有对战争灾难视而不见或到最后关头仍抱侥幸心理的西方国家发动了攻击……
戴高乐的预言终于成了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帷幕。
但直到这个时刻，戴高乐仍被那些政客和军界的上司们看作是个不祥的刺头。因为英、法垄断资本的政府和军队根本无意与德国作战，但因为和波兰订有同盟条约，有义务救助波兰，不得已于9月3日分别向德国宣战，拥有上百个师的英法联军，也只是在边境上呐喊一阵，放了几枪，便静坐下来，眼看着自己的邻居被强盗毁灭。所以，在战争爆发之前，戴高乐关于加强战备、强化国防的游说也只能被人看作是“政治野心”而处处受人排斥罢了。
有一次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戴高乐仍以一个秘书处中校级工作人员的身份发出了扩建装甲部队的呼吁，使与会者厌烦已极。不久，他就被从秘书处赶出来，调往梅斯地区担任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这次调动，名义上是提升，实际上是流放。陆军部的人在发调令时不无揶揄地说：“你用纸上坦克把我们搞得够乱了，这一回倒要看看你用钢铁坦克能搞出点什么名堂来？”
一心为国的戴高乐没有计较这些。他把这次调动看作是一次实践自己理论的大好机会。他兴致勃勃地大搞坦克战和快速出击演习，尽一切可能加紧训练部队。1938年7月14日，在庆祝国庆日的军事演习中，他戴着雪白的手套，指挥着他的坦克团，以别开生面的阵式大展神威，使出席观摩的军官们大开眼界。当时梅斯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吉罗将军 （此人日后还将在一些充 满戏剧性的场合与戴高乐对抗）首先就部队的训练有素向这位“摩托上校”
表示祝贺，接着就用异常尖刻的语调宣布道：“亲爱的戴高乐，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在我的防区看到你的理论付诸实践。”
果然不久，戴高乐又被调到阿尔萨斯，负责指挥第五集团军的坦克部队。
这支部队名为“坦克旅”，实际上仅几十辆轻型坦克。而且更远离巴黎。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根本就无法与上层和其他各方面接触，等于被隔离了。
他只好继续著书立说，向国人阐述自己的观点，也聊以尽一尽一个法兰西军人的义务。
在国际形势剑拔弩张、战云密布的1938年年底，《法兰西和她的军队》问世了。在这本书里，戴高乐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资料和精确的内容，阐明了若干世纪以来，国家的灵魂和命运何以一直都反映在军队这一面镜子里面，又一次大声疾呼加强战备，加强军队的战斗力，让军队恢复她昔日的荣光。但是，这部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著作，仍像一粒小石子投入大海，除激起了一点小水星，便没有下文了。
这样，这位精明的史学家和战略家，就只能悲愤地注视着战争在法国和她的军队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爆发了。虽然他位卑职小，人微言轻，但军人的荣誉和责任使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力气馁，更没有权力就此沉默。1939年11月，他写信给总参谋部，再次明确指出边境上一条漫长绵直的战线是极难防守的，要求立即整顿机械化部队。当时担任步兵和坦克部队总监的梅菲厄将军竟断然反对道：“从此事的目前状况看，这些结论应予否定。”
戴高乐闻讯，痛心疾首。他的倔强脾气，终于促使他毅然只身飞往巴黎。
在他的政界的惟一一位朋友、当时任财政部长的保罗·雷诺的寓所，他遇见了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三个人都心情沉重地交换了对战争形势的看法之后，1940年1月26日，戴高乐写了一份题为《机械化部队的产生》的备忘录，分送给80位主要政治家，呼吁他们正视并吸取德国在波兰发动的闪电战的教训。他把德国的令人恐惧的打击力量和法国相对的软弱无能进行了一番对比，并把德国的强大归功于它的机械化力量，再次指出法国当时的防御战略根本无济于事。他说：“任何守军如果只局限于使用旧式的武装进行静止防御，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使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因此，用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部队进行反击……是现代防御战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这里，戴高乐首次阐述了坦克力量需要空中力量配合的道理，要求政府与英美合作，制定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他预言：战争将蔓延到全世界，陆海空三军将联合作战。他再次呼吁法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但直到这时，法兰西和她的军队还是顽固地不理睬这位赤胆忠心但又几乎赤手空拳的爱国者！
2. 大显身手的时刻
历史终于出现了转机。由于西方国家出兵挪威惨遭失败，法国的达拉第政府和英国的张伯伦政府这两大绥靖主义集团相继倒台。1940年3月21日，戴高乐的朋友、前内阁财政部长保罗·雷诺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勒布伦召见，受命组阁，旋即邀请戴高乐去巴黎，打算请他担任新的军事会议副国务秘书，并请他代为起草向议会发表的第一个政见声明 （而后此声明一字未 改地被宣读了）。但在这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法国的“多党政治”制度再一次发挥了它的危害民族、危害国家的巨大作用。任内阁总理，如果在议会中得不到激进社会党的支持，雷诺就寸步难行；而激进社会党则把下台总理达拉第留在战时内阁作为合作的前提条件。雷诺无奈，只得再一次任命达拉第为国防和陆军部长。达拉第一听说雷诺对戴高乐的邀请，便捎话给他：如果他要那么办，他达拉第就将建议让戴高乐接任陆军部长，他自己则辞去内阁职务。雷诺不能让新政府刚成立就垮台，只好万分惋惜地收回了对戴高乐的邀请。
戴高乐乘兴而来，失望而归。在返回驻地的途中，他奉召来到设在万森城堡的甘默林将军的总司令部。身材比戴高乐矮了一大截的最高司令官心不在焉地说：装甲兵的数目将要翻一番，从两个师增加到四个师。戴高乐虽然还是上校，将受命指挥第四装甲师。这个师将于5月15日成立。扩大装甲兵建制是戴高乐鼓吹多年的事，听到这个虽然迟到的消息虽然也算欢欣鼓舞，但他仍禁不住表达了他对当前时局的忧虑。甘默林答复说：“我理解你的满意心情。至于你的忧虑嘛，我认为没有什么根据。”
时局发展到这步田地，即使甘默林将军看到了根据，对法国来说也已经为时太晚。雷诺总理一上台，立即陷入了与政见不同的助手和内阁同僚们永无休止的辩论、争吵之中，戴高乐在《声明》中所倡导并得到雷诺赞同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无法实行。戴高乐真是五内俱焚。5月3日，他又给新任军事会议主席的雷诺总理写了下面这封信：
主席先生：
波兰之战及其后的挪威之战均已证明，今日惟有根据现有的机械化部队的能力和规模方能订出作战计划。假定战火明天蔓延到瑞典领土，后天扩大到巴尔干，接着烧向乌克兰、比利时，最后又在西线燃起，不论是烧到齐格菲防线还是烧到马奇诺防线，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都将得到证明。
然而，法国的军事体制，从规划组织到装备指挥，都与现代战争中的这条规律背道而驰。彻底改变这一体制是当务之急，决非其他任务可比。“法国的军事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首要问题。但是，如果继续迟疑不决，趑趄不前，拖得愈久，改革就愈加困难，从而胜利也就愈加渺茫。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军队由于其固有的特点是服从，因此不会自行改革。改革乃国家之事，且属头等大事，惟有政治家才足以膺此重任。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有伟人的话，他将是卡尔诺（拉扎尔·卡尔诺，1752～1823，法兰西革命共和国军队的创建人——作者注）式的人物，舍此则无伟人可言。
阁下……身居要职，品格高尚，且在过去6年中别具慧眼，深明改革之义，因此惟有你能够而且有责任成就此项事业。我还要冒昧指出，倘若你以此事为内阁要务，必能使政府内外气象一新，并能使这套尚未用过的王牌在你手中发挥威力。从此时此刻起，每过一天，每经一事，时时事事都将有助于证明我们的理论，不过应予指出的是，它也将有助于正在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敌人。
自不待言，我最大的奢望莫过于有幸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在你认为适宜的时候为你效劳。
这封信，再一次雄辩地证实了他的卓越的预见才能和战略眼光，同时也首次向世界表明，他会在“适宜的时候”走上政治舞台。历史，正一步步把这位未来的巨人推向他的预定位置。
正好是一个星期以后的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终于打破了西线的平静。当轻纱般的薄雾从法兰西的江河上向着碧绿的草地和鲜花盛开的果园弥漫开来，预示着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即将开始的时候，德国集中了136个师，其中10个坦克师，7个摩托化师， 2 580辆坦克， 3 824架飞机，分A、B、 C三个集团军群向荷、比、卢发动了大规模的闪电式进攻。A集团军群为左翼，避过比利时和卢森堡，拟在迪南与色当之间强渡马斯河，穿过法国边界防线，直取松姆河口。B 集团军群为右翼，也将绕过马奇诺防线攻入法国。只有C集团军群对法国视作生命线的马奇诺防线发动佯攻，以迷惑法军。
其时，西欧诸国共有142个师，其中法军100个，荷兰10个，比利时22个，英国远征军 10个，坦克2 300辆，总兵力并不弱于德国。但由于战备不足，没有组成联合参谋部和统一指挥，加上比利时和荷兰死到临头还在相信希特勒的保证恪守中立，所以处于劣势。
这种劣势还因战略计划失误而更显严重。英法军政当局一再嘲笑戴高乐的警告，始终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国要进攻也会像一战时期那样取道比利时，那么敌人就会被阻挡在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以东；他们直到战争打响，都还不愿意相信德国庞大的坦克部队会像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里所预言的从马奇诺防线的北端、法比边境的阿登山区突破。因为70年前的普鲁士人就是从这里南下打败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的。他们做梦也没想过历史竟会如此简单可笑地重复，因而阿登山区以南的色当一线防守极差。所以，当枪炮一响，德军三天之内拿下了法国北部的战略要地色当时，万森城堡甘默林将军的总司令部里立刻乱成了一窝蜂！
5月14日，决定法国命运的时刻到了。一支在数量、机动性和打击力量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装甲机动部队，在希特勒的爱将、六年前问法国记者“我的伟大的同行戴高乐上校在干些什么”的德军装甲兵司令古德里安将军 的率领下，由德国边境通过阿登森林出发，强渡马斯河，以破竹之势突破法军第九军团和第二军团仅八万人的防线，洪水猛兽般遮天盖地地向法国北部压来，其队伍之长，即使分了三路纵队也延展到了莱茵河后面100英里！
这一下，法国人被吓坏了，西欧人也被吓坏了。荷兰军队的总司令签署了停战投降令，法国总理雷诺竟也于15日清晨7点半钟就打电话告诉上台刚五天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被打败了！”使一直崇敬“伟大的法兰西军队”的丘吉尔一时间目瞪口呆。
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钢与火的灾难，50岁的戴高乐上校终于被破格起用。这天——5月15日清晨，他被装甲兵司令杜芒克将军召到总部面授机宜：为了阻止敌人攻势、保卫巴黎，法军必须在埃纳河和埃勒特河上设立一道防线。他的任务是指挥第四坦克师在拉昂地区单独作战！东北前线总司令乔治将军与他分手时，语气低沉地说了这么一句：“再见吧戴高乐！敌人正在运用你长期以来所提倡的战术。现在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大显身手！”是的，戴高乐也正盼着这一天。可是，天啊，第四坦克师在哪里？虽然这个师是原定就应该在5月15日成立的，但由于战争，到了这一天，这个师的第一任师长却连一个坦克轮子都没有见到！
临危受命的戴高乐上校一出司令部，就直奔拉昂，并立即在城东南的布鲁耶设立了他的指挥所。然后驱车巡视了他的防区。他的防区看上去一切都是匆匆拼凑而成的。一群又一群难民拼命地向南涌去，堵塞了所有的道路，其中有许多是刚被敌人解除了武装的法军士兵。当时德国装甲部队正在飞速前进，突然出现在这些士兵面前。德国人高喊：“我们没有时间来俘虏你们！”
叫他们放下武器，乘车或徒步南行，以免妨碍德国人前进。戴高乐疏通堵塞的交通时听到敌人这样蔑视狼狈不堪的法国保卫者，满腔愁绪化成了冲天怒火！法军有3000辆坦克和800挺机枪，与德军在西线的配备数量相当。但由于法军的坦克分散配属于各步兵团队，无法发挥作用；德军的装甲部队却高度集中，所向披靡。戴高乐悲愤交加，“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战斗；不论叫我打到哪里，不论叫我打多久，不打垮敌人，洗雪国耻，决不罢休！”
作为一名法兰西军人，戴高乐上校在战场上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到5月17日拂晓，好不容易凑集了三个营的坦克，他立即把这三个营投入了战斗。
他们一路上横扫敌人，迅速推进到蒙科尔内。这是一次短暂的然而又振奋人心的胜利。可惜好景不长。部队到达塞尔河边，由于缺乏后援，无法抢渡。
白天上司又拨来了第四轻步兵营；戴高乐立即派这支生力军去消灭进攻时残留在身后的顽抗之敌。这时，集结在塞尔河北岸的德国炮兵开始轰击，法国的大炮却还没有进入阵地。下午，德国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袭击了法国的坦克和载重汽车，双方力量十分悬殊，但戴高乐带领部队奋勇冲杀，到晚上，他们以不足200人的伤亡，击毙敌人数百名，还俘虏了130多名德军。这一胜利稳定了军心。他们背后的难民也不再向南跑了，“戴高乐挡住了德国人！”
然而，整个局势已经无可挽回。法军缺乏作战经验，战前又没有很好地进行动员和训练。许多坦克兵的累计驾驶时数还不足4个小时；许多军官还是在这一地区的战场上才和他们的士兵第一次见面。军队连无线电之类最起码的通讯设备都没有，上下左右只能靠传令兵骑摩托联络。尽管如此，戴高乐仍义无反顾地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一周之后，他又奉命去塞纳河一线狙击敌人。给他的命令是如此地前后矛盾，先是要他向北进击，接着又要他去攻打德军在亚眠地区的桥头堡，最后又命令他进攻阿布维尔的敌军。这时已经是5月27日，他被晋升为准将的第三天。他带领残缺不全的第四装甲师，一直在连续作战，又一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三天之内他迫使敌人后退了9英里，俘虏了500多人，并缴获大批战利品。
到了5月30日，戴高乐仓促组建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了。四天前，布伦落入了德国人之手，比利时国王奥波德三世于5月28日清晨向德军投降，使大量德军从英法部队的侧翼长驱直入，把25万英军和10万法军包围在加来地区的敦刻尔克。巴黎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内部，一些高级军政官员已在谈论法国的无条件投降！
对此，戴高乐将军只能是满腔愤怒。在枪林弹雨的空隙中，他给一位老朋友写信道：
我希望你和我一样蔑视那些统帅部的老爷们，他们的智力和品格是如此低下，他们长期奉行错误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他们是千古罪人！
3. 掌握命运的人
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很长一段时间，法国国内外一些不明真相或居心叵测的政客都纷纷指责戴高乐对他以前的上司们孤傲刻薄，不留一点情面，他们对那些统帅部的“老爷们”对法兰西犯下的罪行的了解哪有戴高乐的十年苦谏和浴血拼杀时的体会那么深刻？那些“老爷们”平时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对新生事物和正确意见的压制和打击是那么的无所不用其极，一旦灾难降临，又是他们最先惊慌失措，一心只想投降。为了鼓舞他们昔日的斗志，作为盟友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于上任后的第六天下午3点曾乘“红鹤”式飞机赶到巴黎，问法国国防兼陆军部长达拉第和总司令甘默林：“战略后备队在哪里？”当时没一个人回答。他又问一次：“机动部队在哪里？”沮丧的甘默林将军才转过脸来，摇摇头，耸一下肩膀说：“一个也没有！”
作为法国战时内阁的艰难的总理保罗·雷诺也在想方设法使他的助手和同僚们珍惜自己的荣誉，从此团结、振作、奋勇抗敌。5月18日，他下决心改组了最高统帅部和内阁。他让达拉第去主管外交，自己兼任国防和陆军部长，任命新近从近东回国的73岁的老将军魏刚接替甘默林，并请80岁高龄、法国著名的凡尔登胜利的老英雄贝当元帅担任副总理和国家军委副主席。然而事与愿违，年迈的贝当元帅想的却不是争取抗战胜利；实际上他早就好像无法思考问题了。而魏刚将军在视察了前线之后，竟心灰意冷地认为继续打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他说：“政府只有留在巴黎束手就擒，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的意见居然得到了贝当元帅的支持！
雷诺总理感到自己在内阁越来越孤立，越来越需要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支持，于是，在进入法国战争最后阶段的6月5日再次调整内阁人员的时候，他力排众议，特别是不顾老贝当的再三反对，毅然任命晋升准将才十天的戴高乐为法国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
这是戴高乐首次担任政府职务。从此，戴高乐为法兰西而战的战斗岗位就从坦克车里转移到了政治舞台上。
当天晚上，戴高乐匆匆告别了部队，赶到了位于巴黎爱丽舍宫的总理办公室。一见雷诺，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让贝当元帅那样的失败主义者参加内阁，将来你会后悔的。雷诺无可奈何地搪塞：“把他放在里面比放在外面好。”
“我只怕你会被迫改变你自己的意见。”戴高乐尖锐地分析道：“形势发展很快，失败主义很容易淹没一切，这一点就更加有可能了。我们与德国人之间实力相差太悬殊，除非是出现奇迹，否则在法国本土无法获胜，甚至无法守住。最高统帅部已经被意外事件吓倒，再也清静不下来了。而且你比旁人更清楚，政府的周围笼罩着怎样一种绝望的气氛。贝当元帅和他的幕后人将使今后的局势按他们的方式发展。但是，如果1940年的战争失败了，我们还可以打赢另外一仗。”
讲到这里，戴高乐思考了片刻，又接着说：“我们要尽可能坚持在欧洲大陆作战，同时必须下定决心，准备在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继续作战。这就需要有一个政策来安排以下各项事宜：必须把战争资源运往北非；必须挑选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指挥这个行动；而且不论对英国人有多大意见，都必须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
说到这里，戴高乐挺了挺高大的身躯，恳切地请求，“就由我来负责处理这些事宜吧！”
这是保罗·雷诺总理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明晰而富于责任心和进取精神的对形势和前景的分析，他很激动地对戴高乐说：“咱们想到一起来了，真是太好了！我请你尽快前往伦敦。现在必须使英国政府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将坚定不移，如果必要甚至是在海外。你去见丘吉尔先生并告诉他，我的内阁改组和你在我身边就是我们决心的证明！”后来他写道：“我很高兴让英国人看到一个富于进取精神的将军。”
6月9日清晨，戴高乐将军在他的副官热奥弗瓦·戴库尔塞尔中尉和总理外交秘书处主任罗兰·德马热里的陪同下飞往伦敦。在唐宁街10号，他拜会了丘吉尔首相。这是英法两个盟国的两位二战中的伟人第一次会面，也是他们日后多次的亲密合作、相互支持和无休止地争吵的开端。
但这首次会面却不可能使双方对对方有太多的了解，因为刚被任命为国防副国务秘书的戴高乐是以保罗·雷诺的名义讲话的，丘吉尔知道失败主义情绪正在雷诺内阁中蔓延，而雷诺本人也表现得时而坚定、时而动摇；同时，丘吉尔也已对法国军队取得胜利完全丧失了信心。所以，虽然他愿意相信戴高乐，并对他显示出的继续战斗的决心表示满意，但仍断然拒绝了增派飞行中队参加法国战役的要求。
这时西欧战场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德军已抵达巴黎城下，巴黎受到三面包围的威胁，当天晚上戴高乐从伦敦一回到巴黎，雷诺就把他请到家里，六神无主地问：“现在德军已经兵临城下，大难临头，政府应该怎么办？”
戴高乐胸有成竹地回答：立即迁往非洲，与盟国一起坚持战斗！
然而，雷诺已经无法控制政府。第二天，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对英法宣战，并当即从南部进攻法国；魏刚将军在贝当元帅的支持下，坚决要求停战投降，并擅自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这虽与以戴高乐为首的主战派保卫巴黎的决心背道而驰，但内阁还是批准了，并决定当晚撤出巴黎。这更助长了魏刚将军的气焰，结果，他竟又自作主张地邀请盟国的丘吉尔首相来布里亚尔举行英法联席会议，准备请求首相同意法国违背同盟协定，单独向德国求和。
因为英法两国是休戚与共的同盟国，一方单独求合不仅意味着撕毁盟约，更会使另一方陷入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因而将极严重地影响士气，助长敌人威风。这是丘吉尔极不愿意接受的恶果。为此，丘吉尔又于6月11日和13日两度飞往法国，想尽一切办法对盟友进行鼓励、劝说。然而，他万分痛心地看到，在投降派的强大压力面前，戴高乐将军的势力越来越微弱，雷诺总理手中残余的那点权力，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
但是，首相在失望之余也看到了一点希望的火星：这就是那位不管压力再大，却仍然镇定自若坚忍不拔的戴高乐将军！首相示意同行的斯皮尔斯将军与戴高乐将军接触。
“尊敬的将军阁下，您的意见如何？”
“我坚持我原来的计划。”戴高乐的语言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我们应该战斗！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就必然会取得胜利！
这种坚定的态度使老丘吉尔感动得两眼直闪泪花。丘吉尔这位被英国历届政府着意培养起来的战时首相，凭他那几十年政治生涯练就的洞察力，敏锐地发现这个身材高大、沉着坚定的准将骨子里蕴藏着极为可贵的领袖素质。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
当我们穿过拥挤的走廊走进院子时，我看到戴高乐将军冷漠地站在大门口，脸上毫无表情。我同他打招呼，低声用法语说：“掌握命运的人。”他仍然不动声色。
可是在当时，这位“掌握命运的人”却缺乏掌握命运的利剑。在内阁，贝当、魏刚以及最高军事会议秘书保罗·杜博安等主张的投降主义占上风。
戴高乐恨透了政客的腐败和自私，也恨透了雷诺的软弱无能，他打算辞去内阁职务，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时，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来见他，力劝他打消这念头。“一场世界大战才刚刚开始”，他说，“将来，你将要去完成伟大的使命！但有一个有利之处，你是我们当中惟一一个保全了名声的人。
不要想别的，只去考虑应当为法兰西做些什么，而你目前的地位可能有一天会给你带来便利。”这番颇具远见的话使戴高乐冷静下来，没有交出辞呈，而是坚持要雷诺签署了一项让总司令做好向非洲转移的准备工作的命令。但第二天，1940年6月14日上午，德军巨大的“卐”字旗帜已升起在巴黎主要广场并高高飘扬在埃菲尔铁塔的顶端。法国政府不得不迁往波尔多。
到达波尔多后，戴高乐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迫使雷诺答应采取一些以利今后在非洲坚持战斗的行政措施。他直截了当地对总理说：“我尽力协助你，但那都是为了战斗。我决不会屈从停战协定。你要是呆在这里，就会遭到失败而葬送你的一切。我们必须尽快迁往阿尔及尔。你到底决定去还是不去？”
“去。”事到尽头，雷诺只有按他的意思办了。
“那么我得马上到伦敦去一趟，设法请英国人协助解决运输问题。我明天就走，将来到什么地方和你会合呢？”
雷诺回答：“到阿尔及尔找我。”
于是，戴高乐匆匆告别，当晚赶到布列塔尼，第二天清晨乘上“米兰号”驱逐舰前往伦敦。但他没想到，雷诺在贝当等人影响下，又给丘吉尔发了封要求同意法国单独媾和的电报，并且暗示如果英国拒绝，他就将辞职。戴高乐到伦敦后，得知了电报内容，内心沉痛莫名。他和英国政府几经协商，想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救急办法：建立英法联盟，让英法两个民族合并为一体，共同承担战争责任。这样，法国的单独媾和就没有意义了。当天中午，他们草拟了《联盟宣言》，下午交英国战时内阁讨论批准，下午4点半钟，戴高乐打电话把这件大事告诉了正要主持内阁辩论会的雷诺总理。
这对不得不屈从阁僚压力的雷诺，不亚于一支强心剂。电话那端的伦敦事件头头丘吉尔兴奋的声音更是令人振奋：“喂！雷诺，戴高乐是对的！我们的建议可能产生巨大的效果。你要坚持住！”
可是，当天晚上9点半钟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的陪同下把合并协议的副本送回波尔多时，却在机场获悉，协议已遭投降派坚决抵制，雷诺总理已愤而辞职！勒布伦总统已召请贝当元帅组阁！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戴高乐意识到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遵循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留下来跟着投降；一是就此背弃投降政府，舍弃身家性命和高堂老母乘原机返回英国救亡图存。
第一条路是安全的，但那与军人的荣誉和法兰西的利益背道而驰；第二条路凶险万分，却隐现出一丝救国的希望。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天一亮就乘原机返回！他当即又赶去见他那位失败的朋友雷诺最后一面。那位富于才智的朋友，已被最近一连串的事变和怯懦成性的阁僚的背弃压垮，此时由于绝望和失眠，精神相当萎靡。戴高乐没有责备他，只是说：“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战斗下去！”并把自己准备逃亡英国的决定告诉了他。戴高乐慷慨激昂的言词又一次令他振奋，使他毅然动用了他残存的权力，给了不屈不挠的戴高乐最后一次支持：从总理秘密款项中支付给戴高乐10万法郎作秘密经费。
第二天上午，即1940年6月17日10点钟，戴高乐准将，这位“掌握命运的人”，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泰然自若地到机场为斯皮尔斯将军送行。他的副官戴库尔塞尔中尉已事先躲进了飞机里。在发动机发出轰鸣，机轮正要开始滑行的瞬间，从飞机里伸出一双大手，把戴高乐准将迅速地拉入了飞机，旋即关闭了舱门。
监视戴高乐准将的秘密警察还没反应过来，飞机已经“载着法国的荣誉和未来”升上了蓝天。
4. “我必须爬上高峰”
初到伦敦，戴高乐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单，就像“在极为不幸的沉船海难后被冲上英国的海滩”，孤身一个，两手空空，前途未卜，后退无路，所有的，只是一个不屈的信念和满腔战斗的热血。
他就是那种认定了一个目标，就必定要走到底的人！40年来所做的一切努力不都是为了“神圣的法兰西”吗？！现在，危难中的“法兰西”正需要他！他已经顾不了别的了。
目前最紧要的，是在异国他乡升起国旗，宣布奋斗目标；其次是取得武器，组建一支救国队伍。
最为幸运的是，东道主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斗志也同他一样坚决、一样旺盛。那是一位天然的盟友。他也是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战斗的。
他的陆军已是残兵败将，飞机不多，主要盟国已屈膝投降；但他还是坚定地准备迎击德国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来保卫他的岛国。不过和戴高乐比起来，他的资本要雄厚得多！他毕竟掌握着国家政权，能调动全部的国家机器和力量。
当然，也不能说戴高乐完全一无所有，在这开初最困难的时刻，他几乎立即得到了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丘吉尔热情而坚定的慨然承诺。6月17日下午，戴高乐10天之内第五次站到首相面前，要求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丘吉尔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两人商定，只等贝当一向德国人屈膝就立即公开广播！当天晚上，贝当政府正式通过比利时大使向德国法西斯表示了求和的意愿。第二天，即1940年6月18日下午6点钟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戴高乐来到布什大厦的B2播音室，坐到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的首次广播。事实上，从这一刻起，戴高乐就成了法兰西的战斗旗手，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广播的全文如下：
许多年来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政府。
这一政府断言我国军队失败，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交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完全可以肯定，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天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压倒。迫使我国军队撤退的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战术，而远远不是我们人数不足。正是德国的坦克、飞机和战术提供突袭的因素，才使我国的领袖们落到现在这种不幸的境地。
但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呢？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决不！
我是根据对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信我。
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因为，你们要记住，法国不是孤单的。它没有被孤立。在她的后面是一个广大的帝国，并且她还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大英帝国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斗争。和英国一样，法国还能够毫无保留地利用美国的取之不尽的资源。
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斗争的结局。这是一场世界大战。错误是犯过的，曾经有过迟延和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事实仍旧是：我们来日粉碎敌人所需要的每件东西依然在世界上存在着。今天我们被机械化实力的无情力量击败了，但是我们还能瞩望未来，更加强大的机械化实力将给我们带来胜利。世界的命运有待决定。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烈火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对于法兰西，这是她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救亡的战斗檄文。但对于坐在麦克风前宣读的戴高乐，这一刻却是一个十分痛楚的窘境，“随着那覆水难收的言词滔滔涌出，我心中感到，我在坚强的法国和统一的军队中的生涯行将结束。我在49岁上开始去冒险，就像一个被命运抛入完全陌生环境的人。”
他面前障碍重重，意志稍为薄弱的人可能早就被压垮了。英国外交部怕得罪贝当元帅而进行干预，使戴高乐6月19日以后好几天不能广播；他为激励波尔多的贝当政府振奋斗志的最后一次努力，换回的却是命令他立即回国的电报。他给魏刚将军去了封信，恳切地要求他出来领导抵抗运动。得到的却是法国大使馆转交的要他去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接受战争委员会审判的命令。这个委员会起初判戴高乐四年徒刑，后来由于魏刚的坚持，竟改为“缺席判处戴高乐死刑”。戴高乐只好向法国驻海外的殖民当局打电报，呼吁他们坚持抗战，邀请他们来伦敦共商抵抗大计，得到的却是一片嘲笑。那些总督们认为戴高乐“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追名逐利、不久以前才被临时提升上来的准将”，他在官场中“惟一足以挂齿的经历只是在已经下野的雷诺内阁中担任过国防和陆军次长而已”。就连决心打下去的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也认为没有理由非得响应戴高乐的呼吁不可。
戴高乐毫不气馁。6月19日晚，他又利用英国广播大声疾呼：
一切仍有武器在手的法国人，继续抗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放下武器、撤离军事阵地，或同意把属于法国的任何一片领土交给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
但法国的军政首脑们依然不理睬戴高乐的警告，反而加快了投降的进程。6月21日中午，在巴黎市郊贡比涅森林，一战结束时法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向投降的德意志帝国宣读34个条款的地方，这些在戴高乐面前高傲得不可一世的老爷们，在希特勒面前，却卑躬屈节地静听德国军官凯特尔向他们宣读德国提出的条款。这条款共36条，比22年前的加倍苛刻。其中最恶毒的一条，是强迫法国人把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上的反纳粹的德国流亡人士，全部交给希特勒帝国；凡是与别国联合对德国作战的法国人，被捕后立即枪决；所有战俘都将被拘留到签订和约为止。条款还规定：法国舰队必须复员，解除武装，并把舰只停泊在本国港口废弃不用。最后，希特勒给法国划定一片未占领区，在法国南部和东南部，由贝当政府治理，并指定把首都设在维希市（这是一种非常狡猾的手段。它不仅从地理上和行政上分裂了法国，还可以让法国流亡政府难以成立，并可以打消躲在波尔多的政治家们把政府迁往北非的任何计划）。
对这样苛刻的条件，法国的军政首脑们没提任何异议。6月22日下午，法国代表和凯特尔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民都怵目惊心地注视着法兰西这颗伟大明星殒落，绝大多数法国人听到广播后都凄然泪下。
敌人指定的傀儡政府显然已经不能代表法国；6千万法国人民更不能没有祖国！不能再等待，不能再对那些“老爷们”寄予希望！在这严峻的时刻，戴高乐在伦敦再一次发表声明，严正指出维希政府已完全丧失了正统性，并正式宣布成立“自由法国运动”，号召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
当天，代表“自由法国运动”的洛林十字旗帜即在海峡彼岸高高飘扬起来。
6月28日，英国正式承认临时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丘吉尔对戴高乐说：“你孤身一人——那没关系！我就承认你一个人！”
这样，历史的大潮把戴高乐推上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境地：在法国本土，存在着一个表面上“合法”并得到美、苏等大多数国家承认、只有英国认为“不能再将它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的“维希政府”；但在伦敦，他又 打出了代表“自由法国”的洛林十字旗号并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到底应该由谁来代表法国？当时谁也无法作出权威的回答。但世界是只相信强权相信实力的。戴高乐深知这一点。他说：“我力量有限，孤立无援。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爬上高峰，永不后退！”
他也确实再无退路只能前进——为了法兰西的独立和自由。他更加努力地四处奔走，一面和挪威、荷兰等国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联系，取得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一面加紧招兵买马。他向英国政府借了白城体育馆作为招兵基地，和那些逃难到英国各地来的法国人见面，用他那犀利的目光、坚定的手势和清晰、粗犷的声音鼓动他们：“如果希特勒来伦敦，他也许早已来了；我认为俄国将先于美国投入战争，不过苏美两国都会介入战争。希特勒想的是乌克兰，他征服不了俄国，而这将是他失败的开始。法西斯的侵略会激起全世界愈来愈多的国家的人民的反对。我们暂时虽说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一定胜利。法兰西这个国家一定会在我们手里重新获得解放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
戴高乐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强烈的爱国情操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和他见面的爱国志士。在他“六一八”广播呼吁之后，已有几百人集合到了他的旗帜下。6月29日，他到利物浦附近的特伦特姆公园活动，招募了外籍军团第13旅两个营，200名阿尔卑斯山步兵，一个坦克连的 2/3，以及一些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几天以后，又有两艘潜艇和一艘巡逻艇宣布拥护他，驻在圣阿塔恩的几十名飞行员组成了他未来空军的核心。6月30日，第一个有高级军衔的人投奔到洛林十字旗帜下，这就是后来连续三次“米塞利埃事件”的主角米塞利埃海军中将。他的到来对戴高乐的事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舞。紧接着，一些人从法国绕道西班牙逃出来，一些人从北非经直布罗陀投奔而来；白城的敦刻尔克伤兵中，有200名决定加入自由法国，一个渔船队甚至把布列塔尼沿岸塞纳岛上所有的身强力壮的男人都运到了科尼什海岸上。而且，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份来信寄到了伦敦。
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军队中一些不甘屈辱的中高级军官也冲破层层阻挠聚集到了他的身旁。他在德国战俘营的难友卡特鲁上将特从西贡赶来听候当年的“大元帅”的指挥，并且巧妙地拒绝了英国内阁一些人希望他能取代级别和影响都较低的戴高乐准将的建议。同时勒让蒂约姆将军、德拉米纳上校、达尚利尔海军少校、布路赛少校、德奥特克洛克上尉等大批后来成为得力干将的年轻军官也先后赶来报到。戴高乐的圣西尔军校老同学贝图阿尔重返摩洛哥时，一次给他留下了所部外籍军团的半个旅。虽然上述人全加到一起也不算太多，但他们的重要性却不是数字所能计量的。他们极大地坚定和鼓舞了戴高乐和他的支持者的信心和斗志。
忙忙碌碌中，法国的国庆节悄悄来临了。为了向世界宣告一支反法西斯的法国军队存在，戴高乐果断而不乏想象力地决定举行一次独特的阅兵式。
7月14日上午，拥有七千多人的自由法国战斗队齐集白城体育馆。戴高乐全副戎装，威严地站在台阶上，他的身后是一幅巨大的一战英雄福煦元帅的画像。在伦敦公众赞许的目光下，一列列方队英姿勃发地走过主席台。戴高乐默默地注视着这支年轻的队伍，可以感到他冷峻的外表下燃烧着一团烈火；他的心灵深处清楚地意识到，他必须团结和依靠他们肩负起光复祖国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这是戴高乐和他的部队第一次在伦敦公开亮相。这是对德国人和维希政府的首次公开挑战。紧接着，首批自由法国飞行员参加了对德国鲁尔区的轰炸，标志着法国重新投入了战斗。
绝望之中的法国人民，立刻用了他们独特的方式向戴高乐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这是两张照片。一张拍的是7月14日，法兰西国庆节，法国男女伫立在无名将士碑周围，沉浸在无尽的悲哀里。照片上面还写了这么几句话：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现在我们在等待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