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张，是一冢被过路人献满了鲜花的坟墓。这是戴高乐母亲的坟墓。7月16日，这位伟大的母亲向上帝奉献了她的苦难，祈求挽救法国和庇护她的儿子的使命以后，便独自在班明死去了。
5. “只有接受失败的人才会失败”
在对戴高乐的态度上，再次说明了人民和反动统治者之间实在不可能有共同语言。法国人民说：“现在我们在等待你”；维希政府却攻击戴高乐是“国家的叛徒”、“丘吉尔一手扶植的傀儡”、“走狗”，并荒谬地“缺席 判处”戴高乐“死刑”。
对这样的攻击，戴高乐嗤之以鼻，但他也确实感到，在初步建立了一支战斗队之后，尽快确立自由法国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早在6月28日，英国政府便发表公告承认戴高乐是“自由法国的领袖”。
于是，戴高乐就以“自由法国领袖”的身份和英国首相及其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谈判”。他们以他6月26日交给丘吉尔先生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一份备忘录为起点，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达成了1940年8月7日的协议。
这一协议通常被称为“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它是戴高乐努力建立的那座大厦的基石。在协议中，戴高乐坚持英国必须保证重新恢复法国本土和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他是想以这种办法从法律上打消英国人可能怀有的任何攫取法属领土以扩大不列颠帝国的冒险想法。最后，英国人终于承认他们有义务“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
在草拟确定戴高乐将军本身的权限和如何使用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条款时，双方字斟句酌，进行了艰苦的辩论。出于人力物力相差悬殊的现实，戴高乐不得不承认指挥任何联合行动的最高权力只能属于英国，但他却为自己保留了拥有对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只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一般指示”。在这种方式下，一种纯民族的性质就建立起来了。
在协议中，自由法国军队的开支暂时由英国政府负担。由于初期戴高乐没有财源，所以坚持载明这只是借贷。所有开支将单独立账，以后予以偿还（实际上在战争结束前就已全部清偿），从而保持了法国的荣誉和独立自主。 这一点，使戴高乐在对外关系中凡涉及到法国利益的问题上，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个“高大的强硬者形象”。
这一协议更加重大和现实的意义还在于：不仅使戴高乐摆脱了当前的物质困难，同时也使英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从此有了正式的基础，而且还使全世界知道，英法的团结又有了新的开端。其结果是不久就在法兰西帝国的某些领土如中非和法国的海外侨民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紧接着，其他国家也开始效法英国朝同一方向采取了一些步骤。这首先发生在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之间。它们的力量虽然很小，却保持了它们在国际上的代表地位和影响。
在努力使“自由法国”获得国际重视的同时，戴高乐还千方百计使政治和行政机构的雏形活动起来。这时，戴高乐得到了一些杰出人物的支持。卡森教授作为他的助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许多协议和公文。安东尼负责管理初期的内政部门的行政事宜；拉比和爱斯加拉负责和外交部各部门以及欧洲各流亡政府联系；普列文和丹尼斯负责管理微薄的财源；舒曼担任了无线电广播的自由法国代言人；宾金则与同盟国妥善地解决了法国商船和海员的使用问题。此外，年轻的德瓦弗兰上尉以“帕西”为化名，白手起家地创建了一张颇有能量的秘密情报网络。在处理军事问题方面，戴高乐还拥有了一批得力的参谋。就是这样一批被敌人诬蔑为叛徒、贪婪之辈和冒险家的人，在自由法国崇高事业的鼓舞下，不惜赴汤蹈火，一直追随着戴高乐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斗。
到了这时候，戴高乐意识到他必须去开拓非洲了。两个月前，他还在枉费心机地苦谏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去领导非洲那辽阔的法属殖民地，开拓反击德国侵略者的基地。现在，这个责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自己的肩上。
但是，到非洲应当从什么地方着手呢？在北非，诺盖将军抵制投降达三天之久，但终于屈从于事实。刚果总督布瓦松起初也反对投降，但当他被维希政府提升为高级专员时，马上变了态度。乌班吉人虽然赞成抗战，但得看布拉柴维尔方面的眼色行事；加蓬保持沉默，然而沉默中却怀有敌意。只有喀麦隆和乍得两处使人振奋。喀麦隆人对投降非常愤慨，尽管总督布律诺不愿表态，但公共工程局长莫莱尔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宣布支持自由法国。
乍得黑人总督埃布埃对纳粹的种族歧视深恶痛绝，他表示随时准备公开声明支持戴高乐。
全面分析了形势之后，戴高乐决定先从有利的乍得、喀麦隆和刚果入手，使他们归附自由法国。8月2日，他派精明的勒让蒂约姆将军先赴索马里半岛，而后派普利文、帕朗少校、勒克莱尔和内阁总管埃蒂埃·德布瓦兰贝尔前往赤道非洲。这些能干而忠心为国的年轻人很快就使洛林十字旗帜升起在乍得和喀麦隆的上空。
下一步是刚果、乌班吉和加蓬。而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赤道非洲的首府——布拉柴维尔夺下来。这一次，戴高乐派出了一位杰出而才思敏捷的军官德拉米纳上校。到月底，这几位年轻人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流一滴血。
然而，在另一处战略要地——达喀尔，戴高乐却受到了自由法国成立以来最惨重的挫折。
位于非洲大陆西海岸的达喀尔一直是戴高乐想要征服的地方。控制了这个地方就控制了塞内加尔和法属西非的其他地区。尽管他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要避免法国人同法国人之间兵戎相见是很难的，因为驻军是维希政府的部属。但他决心要避免大规模的战斗。他计划派遣一支小部队在法属几内亚的科纳克里登陆，从后方逐步逼近达喀尔，并在沿途扩充力量，争取各方支持。但要使这个计划实现，就必须请英国提供海上支持，否则这支远征小部队很快就会被维希政府的海军消灭。于是，戴高乐把他的计划透露给丘吉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8月6日，戴高乐应邀来到丘吉尔的官邸唐宁街10号。一见面，丘吉尔先生就开门见山地反驳了戴高乐的计划，认为那样将会把一支英国舰队滞留在非洲好几个月。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更富于想象力的方案。他以他那特有的文学家的气质，为戴高乐眉飞色舞地描述了这么一幅达喀尔的黎明景象：
人们从忧愁和疑惧中醒来，看到海面上已布满了战舰。上百艘舰艇徐徐驶近，一边前进一边播送着表示友谊的声音。有些船上飘扬着法国的三色旗，有的则挂着英国、荷兰、波兰、比利时的国旗。从这支盟军的舰队里驶出一只不带武器的小船，上面挂着谈判的白旗，载着戴高乐将军的私人代表开进港内。
他们被带去会见总督，给他施加了点友好然而坚定的压力：是合作，还是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这时，自由法国和英国的飞机将飞临城市上空；撒下劝告的传单。总督当然得装装样子放上几炮，但不会再打下去。到了晚上，他，总督先生，就要和戴高乐将军共进晚餐，为最后的胜利干杯啦！
丘吉尔四溢的热情产生了特别效果，戴高乐认为这个计划本身也很有道理，挺合乎“避免大规模流血”的初衷，因而同意了这个意见。8月31日，在英国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的指挥下，戴高乐的远征部队从利物浦出发了。
戴高乐乘坐着悬挂法国国旗的“韦斯特兰号”军舰，斯皮尔斯将军站在他身旁，兴致勃勃地向丘吉尔先生描绘的美好的图景驶去。
然而，丘吉尔先生所描绘的那幅美好图景已经注定不会出现。首先，是丘吉尔先生应诺的“上百艘舰艇”，到临行时，只剩下二艘旧式战列舰、四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几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船，此外，就是载着戴高乐两营海军陆战队的三艘运输舰，统共约二十来艘舰艇。另外，最大的失误就是泄了密。法国人各持己见、自由散漫的天性使他们根本意识不到机密乃是军事行动的生命。在准备远征的二十来天里，人们公开谈论，一些自由法国军官在酒店里大叫大嚷“为达喀尔干杯”、“为胜利干杯”，而此刻，轴心国的间谍却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当戴高乐的远征部队还在海上航行时，维希政府已派出一支由三艘巨型巡洋舰和三艘轻型巡洋舰组成的强大舰队到了达喀尔，之后还得到了“普利茅斯号”巡洋舰的增援。同时，还有一艘法国海军引为骄傲的巨型军舰“黎塞留号”此时正泊在达喀尔！
在得到敌情变化的情报后，戴高乐与坎宁安上将商量：决定继续执行这个代号为“威慑”的达喀尔计划。但当他们两天后到达目的地，又碰上了一桩倒霉透顶的事：一场浓雾！要想取得丘吉尔所设想的那种戏剧性的威慑效果，就必须有极好的能见度，这样对方就有可能被英法舰队“强大”的阵势吓倒。可是，天公不作美，这场当地罕见的浓雾，使得人们什么也看不见。
戴高乐派出的使者遭到炮击，两人重伤；英国炮舰与海岸炮台交火一阵之后，英国一艘战列舰，两艘驱逐舰受到重创。联合舰队只得改变战术，想让戴高乐在达喀尔附近的小港律菲斯克登陆，不料又遭到了岸上强烈的抵抗。此时，戴高乐和坎宁安都痛苦地意识到：不得不忍痛放弃“威慑”计划。
这次失败给自由法国运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它严重影响了戴高乐的声誉，使西非和北非早日站到自由法国一方的希望破灭，许多法国人因此而不愿相信、投奔戴高乐，而且使更多的敌视他的事业的人幸灾乐祸。在英国，它使许多人认为自由法兰西人不值得信任，陆军部和海军部许多人都以此为由在日后制订行动计划时将自由法国人士排除在外。更具破坏性的是在美国引起的反响：罗斯福总统在行动开始前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但行动失利却给他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由此，他心安理得地对戴高乐评价不高，始终把他作为一个经验不足、办事鲁莽的低级将官、英国的傀儡，理所当然而且颇为坚决地把他排斥于盟军行动之外。
这次失利也给了戴高乐本人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感到“就像发生了一场地震，住房倒坍，瓦块劈里啪啦地砸在头上”。但他那百折不挠的天性马上使他振作起来。他说：只有接受失败的人才会失败！我不能、也没有权力接受失败！输了这一次，我还可以打下一次。
同时，他的盟友和支持者们也纷纷在这关键时刻向他伸出了理解、支持的手。丘吉尔先生在英国下院大声疾呼：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信赖戴高乐这位坚忍不拔、临危不惧的将军。德拉米纳上校和勒克莱尔少校则给他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电报，重申他们的忠诚。而他的老朋友，印度支那总督卡鲁特上将，也即专程赶来和他会面，当众忠诚表示“接受您本人的领导”。10月8日，当戴高乐来到杜阿拉时，勒克莱尔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表达了对自由法国的巨大热忱。
这一切，使戴高乐万分感动，也使他为国尽忠的信心更加坚定。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无愧于不屈不挠的法兰西的象征！”
6. “为了保卫法国行使我的职权”
10月24日，偏安于维希的所谓“国家元首”、政府总理老贝当不顾国民的谴责，跑到蒙都瓦去会见了希特勒，表明他的政府准备积极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了。这使戴高乐无比愤恨。他万分痛心地感到：当前仅仅谴责维希政府，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已经远远不够了。法兰西民族利益急需一个坚强的保护人。他本人，戴高乐将军，必须担负起这个保护人的重任，“自由法国”
再不能仅仅是一个运动，而必须在已经解放的领土上行使一个主权政府的职责。
他立即着手准备。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法属赤道非洲的首都——也是当时抵抗侵略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
必须有一个新的政权负起指挥法国作战的重任。时势把这个神圣的职责交给了我；我一定不辜负它。
我要以法国的名义，而且只是为了保卫法国行使我的职权。
为了协助我进行工作，我从即日起，组织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代表着这个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国家和帝国！
与此同时，戴高乐颁布了两项法令。第一项法令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第二项法令，宣布任命卡特鲁上将、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埃布埃总督、索托总督、军医西塞将军、卡森教授、达尔让利厄神父和勒克莱尔少校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戴高乐为国防委员会主席。
为了让全体法国人认识到布拉柴维尔宣言和同时发表的两项法令的重要意义，戴高乐接着又于11月6日郑重发表了一个“组织宣言”，宣布他掌权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整个国家，同时根据1884年的宪法谴责维希炮制的所谓“法兰西国家”完全是违法的。
这样，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戴高乐在非洲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一个辽阔的作战基地和一个精干的行政机构。这是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它表明，一个以戴高乐为当然领袖的自由法国人的国家已建立起来了。而且，这也使戴高乐终于进入了历史为他安排好了的角色，即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角色。这个角色要求：
从此，他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必须“以法国的名义”勇敢地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而决不能像单纯的军事家那样，时刻顾忌自己实力、地位的虚弱。
这个事业的崇高而悲壮的色彩首先表现在中东危机上。中东的地位在当时异常重要，重要在苏伊士运河是控制整个非洲的关键。这个地方一失，小亚细亚和埃及就向德意轴心国敞开了大门，而保住了这个地方，则总有一天能从东方进入突尼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这就意味着一切都要求他们必须坚持作战。戴高乐十分明白，从的黎波里到巴格达，中间包括开罗、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等地，再从亚历山大港到内罗毕，中间包括吉达、喀士穆和吉布提等地，其中的政治、种族和宗教上的情绪与野心，由于战争的刺激而更其尖锐化。而法国，她在这里的地位已被无可挽回地削弱了 （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块法国过去的殖民地已在名义上独立，国联仅授予法国“委托统治权”）；英国出于战争的目的，自然想取代法国建立起“领导权”；而德国，更看到了此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也在跃跃欲试。戴高乐认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法国示弱，那么今后她就再别指望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了。
戴高乐感到必须行动，即使这不可避免地要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也在所不惜。
4月中旬，戴高乐写信给英国中东地区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正式提出把勒让蒂约姆将军指挥的自由法国第一师调往昔兰尼加——埃及战场，协助他作战。
此议还没得到答复，巴黎又传来坏消息：德军即将入侵中东。希特勒以放宽对占领线两侧贸易的控制，为维希政府重新装备6艘驱逐舰和7艘鱼雷艇，把占领费从每天的4亿法郎减到3亿法郎并释放83000名战俘等“优惠条件”，已诱使维希政府答应为入侵中东的德军提供武器并给予登陆权！
三天之后，戴高乐又接到英方代表斯皮尔斯将军的电报，电文说目前似乎不大需要自由法国的军队继续在中东地区作战。又说戴高乐也没有去的必要。
戴高乐无疑被盟友憋了一肚子气，他回电说：“不管怎么说，中东目前事态的发展，将使在非洲特别是在乍得的自由法国部队在战略上越来越重要。”他决定“集中手头所有人力和物力保卫这些领地”。接着，他电召原来派驻中东的卡特鲁将军返回布拉柴维尔并把这一决定通知英方，同时任命加斯东为他在近东地区的政治代表、勒让蒂约姆将军为总司令。
在这种情况下，英方不得不让步。丘吉尔致电韦维尔将军，指示他“为卡特鲁将军提供必要的运输工具，让他和他的自由法国部队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尽力而为”。
第一回合戴高乐胜了。他又以他惯有的洞察力果断地做了个考虑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明智的决定，向英方表示愿意承认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的独立和主权。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英国政府公开声明尊重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权利。紧接着，他又就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一事给卡特鲁将军发出了详尽的指示：“只要有机会，自由法国的统治权就必须伸展到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去！”
6月8日，自由法国和英国一起打着盟国的旗帜越过了边界，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进发。在和维希守军激战了13天之后，联军完成了战斗任务。
为了抵消英国在叙、黎两国独立问题上的影响和她似乎已取得的自由法国和中东国家之间的仲裁人资格，戴高乐三天后正式委派卡特鲁将军为他在中东地区的首席代表，负责谈判缔结有关中东国家获得独立和主权并与法国结盟的条约，同时确保该地区的防务。
然而，中东问题不仅远没有结束，而且很快就转化为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7月14日，由于维希法国驻叙利亚军队司令邓茨将军向英方投降，维希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协定，等于“把叙、黎两国无条件地让给英国人”，而关于自由法国和中东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权利都只字不提。
听到这个消息，戴高乐火冒三丈：“不行，一定要阻止这个协定实施！”
他急匆匆赶到开罗，与英国中东事务大臣利特尔顿开始了极为严肃的会谈。
戴高乐：你们和邓茨签订的协定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权不能从法国转移给英国，惟有自由法国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自由法国必须为此向全法国交代。
同时我也必须把跟我们作战的维希法国军队尽量争取过来。他们迅速地被成批遣返，而且被集中起来，与外界隔绝，使我们无法对他们做工作。总之，自由法国不能同意自己和法国增援部队的泉源无法接近的情况。尤其不能同意的是，我们共同作战的结果，却让你们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建立起权力。
利特尔顿：根据英国和自由法国1940年8月7日的协议，你们应该承认英国最高统帅部的权力。
戴高乐：我所承认的是最高统帅部对自由法国军队的指挥权，但只是在击溃共同敌人的军事方面。我从没有意思让这项特权伸展到法国辖区的主权、政策或行政事务中来。
有一天当我们在法国本土登陆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会提出最高统帅部的权力来要求统治法国呢？此外，我还要向你重复一次，我迫切要求和维希的部队接洽一下，争取他们反正过来，这样，对你们也有好处。像这样一批打仗上了瘾的军队，将来我们在非洲或其他地方还可能遇上；如此不加考虑地把他们遣返，实在太荒谬了。最后，战争物资和特种部队的指挥权也应当属于自由法国。
利特尔顿：关于我们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相应地位问题还可以讨论。但关于停战协定的问题，由于已经签了字，我们必须执行。
戴高乐：那个协定并不能约束自由法国，我没有批准。
利特尔顿：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戴高乐：关于英国最高统帅部似乎打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行使的权力，为了避免含糊起见，我特此奉告，自由法国从7月24日起，即三天以后，就不再依靠这个统帅部了。
同时，我已经命令卡特鲁，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任何反对，立即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全境的政权接过来。我也下令给自由法国的军队，尽量和其他法国部队接触，并控制战争物资。
最后，我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的改编工作已经开始了，今后还要积极进行。
利特尔顿先生，你知道我本人和我的追随者对我们的同盟事业做了一些什么。因此你就可以估量出，如果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同盟被破坏，那是多么令人感到遗憾！但是，我们本身以及我们国内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人，都不能承认这一同盟将用来危害法国。如果不幸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宁愿断绝我们和英国的关系。诚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尽可能跟共同敌人作战。我打算在三天之内到贝鲁特去，在这三天之中，我随时准备进行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谈判。
戴高乐宁折不弯、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当天晚上，利特尔顿再次与戴高乐会晤。他完全否定英国有在中东取代法国的企图，并宣布他愿意用书面形式向戴高乐保证，英国决然不在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谋求任何私利。但这个承诺仍不能满足戴高乐，他指出停战协定仍在执行。利特尔顿再次领略了戴高乐那不可一世的傲岸神气和矢志不移的决心。他不得不服输。
7月24日，英国政府和自由法国终于达成了一项对停战协定的“解释性”协议，结果，数千名维希官兵反正，使戴高乐得以再建两个旅和一支装甲部队。
7. 三次“米塞利埃事件”
三次“米塞利埃事件”在戴高乐初创政权时期都引起了内政外交上的大地震，也更增添了这位巨人的传奇色彩。
海军中将米塞利埃是首批投奔戴高乐的人中军衔最高的将领，也是一个具有“难以相处”性格的人。他到伦敦时年已花甲，但胡须墨黑，两眼炯炯有神，整天轻松自在，显示出一副大海盗气派。在他的专业领域，他确实很有才干，所以戴高乐任命他为自由法国海军司令。然而，这位中将却是个权欲心重且死要面子的妄自尊大的角色。他认为自己的军衔级别比戴高乐高，但到伦敦后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成了戴高乐的下属。他一直心怀不满，经常干出些超出职权发号施令的事，在自由法国内部很不得人心。
1941年元旦清晨，这位海军中将突然被英国当局逮捕。英国情报局获得了四份文件，其中一份说明米塞利埃把远征达喀尔的计划出卖给了维希当局；另一份则是他企图把“苏尔库夫”号潜艇交给维希政府的计划；第三份是他因破坏了非洲海军部队的招募计划而获得2000英镑偿金的证明。因为当时戴高乐正在乡下与妻儿过元旦，丘吉尔断然决定，立即把米塞利埃和他的几个部下投入监狱。
这件事不论真实与否，都是无视自由法国主权的行为。戴高乐第二天上午才得到英方通报，当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要求英方立即放人。但丘吉尔盛怒之中，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嚷着“真想立即把他吊死！”三天后，戴高乐又向斯皮尔斯将军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那几份证明海军中将有罪的文件是伪造的，英国方面这才着了慌，加紧了调查。到1月8日，戴高乐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释放米塞利埃将军，否则，自由法国不惜断绝与英国的一切关系！但这时，英方已经查明，这些文件确实是两名与海军中将有私怨的情报官员伪造的！为此，英国方面只好十分尴尬地释放了海军中将，而丘吉尔，则于9日上午亲自登门向戴高乐赔礼道歉，并把两名谍工交由戴高乐处置。戴高乐当时也许原谅了此事，但他一直耿耿于怀英方无视自由法国主权的作法。不久，他下令把所有为自由法国工作的英国籍人统统解雇，英法两方在外交上费了好大劲才使这位执拗的将军收回成命。
第二起“米塞利埃事件”发生在这年9月。这件事的背景是英方对戴高乐的寸步不让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他们认为戴高乐是靠英方的慷慨援助扶持起来的，他应当表现得“听话一点”。丘吉尔想建立一个正式的委员会来分散戴高乐的权力，以遏制他思想上越来越鲜明的“君主独裁”倾向。而自由法国内部，也有以米塞利埃将军为首的一伙人“认为戴高乐患了妄自尊大的毛病……他感到，要么他们必须换掉他们的领袖，要么，领袖必须改变自己的作风，二者必择其一。”在英国人看来，米塞利埃在政治上属于“轻量级选手”，取代戴高乐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假如他的目的只是追求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民主化，则无可厚非。
这种看法和建立一个委员会的建议无疑极大地鼓舞了那些人。9月 19日，密谋活动的关键人物在萨瓦饭店的一间雅座里共进午餐，他们中有米塞利埃、莫莱、夏埃菲和《法国解放报》编辑拉巴特，英方有莫顿少校和莫里斯·德尚。东道主是贝斯伯勒勋爵。据说，他后来对此事的评论是：“我从没想到一次革命需要这么多的白兰地！”
这些人确实是在策划一场革命。米塞利埃踌躇满志地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已经向戴高乐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戴高乐立即建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发表任何声明和作出任何有关政策的决定，都必须事先得到执委会的批准。戴高乐将军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他米塞利埃则出任拥有一切实权的副主席，一些最重要的职能部门则由他的朋友们负责：拉巴特负责政治指导和宣传工作，莫莱出掌情报机构和海军，他米塞利埃自己还将兼管国防。米塞利埃说，他已经要求戴高乐尽早答复，假如戴高乐拒绝这个方案，他将通知英国政府，他和他的舰队已完成战斗部署，随时可以参加战争——但不是作为戴高乐将军指挥的部队！午餐后，这伙密谋分子回到米塞利埃的公寓起草了一个详细阐述该方案的法令，打算交给戴高乐签署和“英王陛下的政府批准”。
这种公开制造分裂的行径却不是丘吉尔所欢迎的，当然更别妄想戴高乐会屈从。其实戴高乐早已成竹在胸。他根本不理睬米塞利埃的“照会”和“法令草案”，而是在卡尔顿花园精心计划他的下一步行动。米塞利埃急不可耐，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实在忍不住了，便约了拉巴特一起去拜会戴高乐。戴高乐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们，建立一个委员会是毫无问题的，委员会的主席将由他本人担任。将军欢迎米塞利埃和拉巴特加入委员会，但断然拒绝让莫莱取代帕西。米塞利埃和拉巴特当即声明，他们不能接受由戴高乐继续独掌大权和帕西独掌情报工作的方案……他们拒绝加入委员会。
利令智昏的米塞利埃以为这会迫使戴高乐让步。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负责政治内阁事务的德尚，问将军是否改变了主意。德尚回答说，将军事实上正在准备宣布民族委员会的任命名单，其中既不包括米塞利埃，也没有莫莱和拉巴特。米塞利埃勃然大怒道：既然如此，海军“将独立出来继续战斗”！接着他竟通知英国海军部，他准备把“他的”舰队交给他们调遣。
戴高乐得知米塞利埃竟在分裂的邪道上越走越远，不免怒火中烧，但为了事业，为了团结，他还是给米塞利埃发了个义正辞严的最后通牒：
你已通知我你的决定，即你本人及海军与自由法国决裂……你这样做是在滥用授予你的军事指挥权，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考虑，以恢复理智，重尽职守。否则，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证你不致造成危害，并将你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也就是说，你将受到人们的唾弃。我还必须通知你……我确信会得到我们的英国盟友的支持……他们承认我为自由法国的领袖。
接着，戴高乐于下午1时拜会了丘吉尔，通报了上述情况。丘吉尔大吃一惊，因为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显然是严重危害英法两国的共同利益的！
当天晚上，英国内阁进行紧急磋商，决定尽最大力量调解。最后，米塞利埃不得不屈服，戴高乐则还是把他纳入了新成立的九人委员会，因为“他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海军军官，而且仍然能够在他的岗位上为自由法国效力”。
最后一次“米塞利埃事件”是由自由法国和美国的对抗引起的。
在北美洲的纽芬兰海岸有两个法属小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上的五千多居民对维希政府毫无好感。但维希政府在岛上有一座功率强大的无线电台，敌人用它对美国进行广播宣传，还可以用来向德国潜艇通报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盟国船队的位置。所以这两个不起眼的小岛，却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和加拿大早就想控制它，却碍于老贝当的情面。自法国投降以来，美国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威尔斯副国务卿一直就不遗余力地和贝当的维希政府保持亲密的关系，指望能鼓励那位年迈的元帅能抬头挺胸，别把法国舰队交给德国人，并终有一天能说服和领导北非拿起武器向德国人开战。
戴高乐早就想收复这两座岛屿，但这必须得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同意。当戴高乐向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通报他打算于1941年秋季动手时，艾登向他阐述了上述问题。得到加拿大的许可没费什么周折，但要取得美国的同意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自战争爆发以来，戴高乐一直对美国抱有极大的信心。同丘吉尔一样，他确信美国最终会参战，它的介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丘吉尔不同的是，他希望能利用美国抗衡英国对法国的影响。为此，他几次派遣使团去华盛顿，再三提出与美国国务院合作，甚至还提出同意让美军充分使用自由法国在非洲的海军基地。但是，美国竟毫无反应。
在罗斯福总统看来，戴高乐却“仅仅是一个法国将军而已”。而法国将军，自从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字投降，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誉和光彩。
至于戴高乐这位特别的法国准将，据深受贝当影响的、美国驻维希法国的代表李海海军上将所提供的报告说，则不仅是“法国的叛徒”，而且还是“英国的傀儡”，甚至还带有法西斯独裁者倾向；另外，达喀尔的败仗也足以说明他成不了气候。所以，罗斯福政府一直在以虽徒劳无功但却又令人钦佩的耐心讨好维希政权，根本不愿意理睬戴高乐。
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终于把美国拖入了战争。戴高乐马上意识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意义。他对一位朋友说：“大局已定。在这场工业战争中，没有谁能与美国的工业实力抗衡。”他还以他一贯的战略眼光预言说：“从现在起，英国人如果没有罗斯福的点头将什么也干不成。”
然而，战争却并没使美国人改变对维希政府的笼络态度。他们坚决不同意戴高乐对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却打算让“加拿大派出人员管理岛上的无线电台”。这样一来，一项军事计划又演变成了外国干涉法国领土的问题了。这当然是法兰西民族利益所不能容忍的。
于是，戴高乐于12月初命令米塞利埃海军上将去加拿大视察驻扎在那里的自由法国海军部队。到了圣诞节前夕，他便断然命令米塞利埃立即攻占那两个岛屿。
罗斯福和丘吉尔起初对此事倒没怎么在意，赫尔国务卿却不然。“虽然这两个岛屿相对来说不怎么重要，但它们被自由法国人以武力强行占领却给我们造成巨大麻烦……这可能严重影响我们同贝当元帅的政府的关系。”他发表了一个公报以示愤慨：
我们得到的初步报告表明，所谓的自由法国人的军舰在圣皮埃尔岛登陆是一个武断的行动，它违反了有关各方的协定，事先根本没有通知或征求美国的同意。美国政府已询问加拿大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恢复该岛的现状。
但加拿大政府的答复却是：“加拿大人对戴高乐的行动感到欣慰。”美国舆论也非常赞赏这次行动，并对赫尔发表的“所谓的自由法国人”的声明表示极大的义愤，不计其数的“所谓的国务卿”、“所谓的国务院”的挖苦和辱骂信件飞到了他办公桌上。赫尔不愿善罢甘休，他极力想说服丘吉尔支持他逼迫戴高乐撤出该岛，但丘吉尔却认为“赫尔先生完全是小题大作”，因为英国外交部已发来电报，指出任何逼迫戴高乐撤离的行动都“势必会引起一场难以置信的动乱，我们将无法向公众解释”。戴高乐也给丘吉尔拍来了电报，明确指出“美国国务院目前对自由法国和维希政权采取的不同态度，将极大地损害法国和其他地方的战斗精神……美国政府对那些应对投降负责的人和犯有通敌罪的人公开表示这种偏爱，将给自由法国军队和领地以及沦陷区的舆论造成令人遗憾的印象”。因此，丘吉尔不仅不支持赫尔逼迫戴高乐，反而在第二天的联席会议上谴责了投降的维希政权，并为戴高乐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但赫尔国务卿也同样执拗。他先是起草了一份保全面子的声明，丘吉尔拒绝签字后，他又拟出一份新的协议草案，建议所有武装力量都从岛上撤走，两岛由美、英、加三国共管，并向罗斯福威胁说：假如总统在这件事上不给予他更坚决的支持，他就辞职。罗斯福无奈，只得劝丘吉尔去对戴高乐施压，并暗示他不惜使用武力。丘吉尔相当难堪，又不得不去逼迫戴高乐接受赫尔方案，他自己拉不下这个面皮，又只好敦促外交大臣艾登再次充当中间人。
事情既到了这一步，戴高乐当然更是谁的面子都不能买。他认为：一个人可能有朋友，但一个民族却不可能有朋友！而自己，则已经是民族利益的保护人了。所以，他决不能妥协。
艾登暗示道：美国正考虑派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到圣皮埃尔岛，那时您将怎么办？
戴高乐回答说：盟国的军舰将停泊在该岛领海范围之外，而美国海军将领则上岛同米塞利埃共进午餐，他会十分高兴的。
艾登说：但假如美国的巡洋舰驶入法国的领海呢？
戴高乐说：我们的人会按惯例通知他们停止前进。
艾登又追问一句：假如他们还是向前开呢？
戴高乐仍不动声色地说：那就会发生最令人遗憾的事，因为那时我们的人将不得不开炮！
这种毫无妥协余地的态度使艾登大臣的说客当不下去了，他只好回去如实向丘吉尔汇报。丘吉尔更是左右为难。因为从客观上说，美国丰富的资源、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确实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中坚和后盾，他实在不能得罪。他再次劝说戴高乐委曲求全，并以自己为例：“你看看我是怎样能屈能伸、转来转去的！”
戴高乐说：“你能那样做，我是办不到的！因为你是在一个巩固的国家基础之上，有团结起来的民族，统一的帝国，庞大的军队。但是我呢！我的资源在哪里？可是我，你知道，我是对法国的利益和命运负责的。这个负担太重了。我没有条件低头，环境也不允许我低头！”
这是戴高乐的苦衷，也是事实。丘吉尔当然也无法再逼迫戴高乐。于是，这位老练的外交家再次施展他那高超的外交天才，多方斡旋，终于使这事拖了一个多月，双方的激动情绪都逐渐冷却，最后默认了两岛的现实。
不料那位不甘寂寞的海军上将米塞利埃又莫名其妙地挑起事端，并迅速把事态扩大成一场英法政治危机。他于2月28日返回英国，戴高乐把他当作凯旋的英雄来欢迎，并马上请他领导一次新的作战行动，但米塞利埃却反常地当众指责戴高乐在两岛事件期间损害了他同美国人的关系，怒斥戴高乐的“独裁倾向”；过了三天，他竟宣布他辞去民族委员会的职务，令他所有的 同事目瞪口呆。戴高乐接受了他的辞职时，他却又宣称还要继续留任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而且这次除了莫莱、拉巴特等人之外，他还得到了英国海军大臣亚历山大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是，所有战时内阁成员都附和亚历山大，他们甚至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必须坚决主张米塞利埃海军上将继续留任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职务；如果戴高乐将军不同意这一意见，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这一意见生效。”
这样，一场自由法国的内部矛盾又变成了一场英法争吵。安东尼·艾登是处理前两次米塞利埃事件的老手，这次又被请出来向戴高乐转达内阁的立场。但戴高乐的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又再次使他碰了钉子。戴高乐说“他不知道国务大臣是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作为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他不能允许他的立场为米塞利埃的阴谋活动所动摇！”最后艾登问他将怎样处置海军上将，戴高乐说他将建议米塞利埃“休息”。艾登劝将军考虑48小时再做答复，这更使戴高乐火上加油，他一回去就召集民族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命令米塞利埃休假30天，期间不许在海军司令部露面。海军上将恼羞成怒，拒绝服从。于是被处以30天软禁。根据英法《司法协议》，戴高乐还要求英王陛下政府保证处罚得到执行。英国内阁万分尴尬，不予答复，戴高乐便下令停止与英国政府的一切往来，并于3月18日隐退到乡下去了。
这下英国内阁又不得不让步了。因为自从戴高乐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八”
讲话，他实际上已成了全体法国抵抗力量的精神领袖，而后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又使他在自由法国巩固了谁也取代不了的地位。海军大臣被迫做出了妥协。3月23日，他们通知戴高乐，英国政府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并保证在30天之内不让海军上将与自由法国海军人员有任何接触……
从此，米塞利埃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8. “母亲，看看您那些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们！”
经过一年多血与火的考验，自由法国运动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不仅建立了一支精悍的陆海空武装部队，而且在对外关系中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戴高乐于1941年9月24日宣告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
这当然是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敌人所不能接受的。卖国的维希政府和德意法西斯立刻群起而攻之。委员会有时被描述成一群贪婪的政客，有时则被说成是一群法西斯冒险家，而有时，则又成了“一群乌合之众的共产党狂人”。
但是，所有这些诽谤都在戴高乐他们奋不顾身的反法西斯战斗精神和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所经受的血与火的考验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人民清楚地看到，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是戴高乐孤独地发出了最初的战斗号召，举起了抗战的大旗；是戴高乐为首的一些不屈的法国人，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向法西斯统治者宣战。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维希政府的投降政策，才使150万法国战俘在法西斯的铁窗下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正是由于贝当一伙的不抵抗政策，才使德国人并吞了阿尔萨斯、洛林及法国北部的广大领土；正是由于继任的赖伐尔之流的卖国求荣，才使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法国横征暴敛，严重破坏了法国经济；也正是他们奉行卖国哲学，才使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为德国法西斯服苦役。特别当人们看到希特勒的飞机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着陆，日本侵占了河内和印度支那，维希政府的军队不打敌人反而残酷镇压抗战人民的时候，维希头目们所说的“为了保卫法兰西帝国不惜与任何人作战”的说法就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运动，也在戴高乐的影响下秘密地发展起来。不屈的沦陷区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了抗战运动。有的积极编写、印刷和散发传单；有的秘密监视敌人，为抗战组织提供情报；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护送地下工作人员；有的在运输或分散空投或偷运过来的军用物资；还有的则在袭扰敌人，破坏敌人要害部门的通讯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