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委员会宣告成立的时候，法国本土发生了一系列枪杀德国人的事件。第一批死于正义枪口之下的，有一个刚从地铁上来的军官、南特城卫戍司令、波尔多一个军官和巴黎塞宾莱大街上两名士兵。接着，其他地区的暗杀行动也相继开始了。为了报复，德国人枪毙了几百名人质，将好几千爱国者关进监狱，然后又押往德国服苦役，同时还以极重的罚金和劳役来惩罚有德国人被暗杀的城镇的居民。当戴高乐听到这些无视危险单独抗战的沦陷区人民的英勇战绩，他的心情既骄傲又沉重。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当注意保存实力，尽量避免得不偿失的牺牲。为此，他于10月23日通过广播，命令沦陷区人民要讲究斗争策略，目前不要去杀德国人，以保存力量等待进攻的命令。
10月24日，德国法西斯在南特和波尔多各杀害了50名人质。消息传来，戴高乐真是悲愤交加。为了抗议侵略者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戴高乐在 25日的广播中号召说：“敌人以为枪毙我爱国志士便可以吓倒法国，我们将让他们知道，法国是吓不倒的。我现在吁请全法国的男子和妇女，在10月31日星期五这天，从下午4时到4时5分，在他们当时所站立的地方停止一切活动，静默5分钟。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同时也是法国精诚团结的证明。”
10月31日下午4时，全体法国人都响应了他们的战斗领袖的号召，静默示威了足足5分钟，使维希政府和德意志法西斯知道，法国人不可侮，法国人民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
这以后，各式各样抵抗运动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法国本土建立起来，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这支地下军配合盟军，为打击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伦敦，戴高乐所代表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大不列颠岛不仅成了戴高乐与本土及海外抗战组织联系的纽带，而且成了自由法国反法西斯战士的训练中心。由雷纳上校指挥的轻骑兵、炮兵团、装甲队、工兵支队和信号组，每六个月培养一批士官和专家。由伯台上校领导的炮兵辎重处，除负责组织军火生产外，还负责分发由美国依“租借法案”所供应的军事物资。由特里小组领导的“法国义勇军校”继马祖夫人之后，训练了大批能干的年轻姑娘成为驾驶员、护士和后勤服务人员。由鲍端司令领导的学生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班排连军官，其中有521人在以后的战斗中奉献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当时，自由法国海军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军官。在英国这块基地上，海军中校威泽尔和加拉尔领导的“学校舰队”培训了数千名海军人员，到1942年6月，已有700名海军将士英勇献身。战争开始时，法国商船队所有的270万吨船位中有70万吨为抗战服务，在人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戴高乐的海军部还是千方百计补充配置了67艘商船的人力，使这支船队达到5000名海军官兵。到1942年春，这些战士已有1/4在海洋上为国捐躯。
自由法国的空军更是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建立起来的，1941年，戴高乐首先在英国成立了“法兰西之岛”空军战斗队，司令员为西威杜。当他的飞机在法国上空被击落后，便由杜贝叶继任。叙利亚战斗开始的第二天，戴高乐又在埃及成立了“阿尔萨斯战斗队”，它的司令官在保卫伦敦的空战中光荣牺牲。洛林轰炸队是在东地中海地区成立的，指挥官毕若在敌人后方执行任务殉职后，由摩里尼接替职务。“布列塔尼”混合队在乍得成立后，就支援盟军在撒哈拉作战。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在战斗中前赴后继，表现了自由法国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在战斗中牺牲的总数，比所保存的实力多出一倍！
在非洲战场，自由法国的战士们创造了许多传奇的战绩。骁勇善战的勒克莱尔上校兵力少，装备差；他只派一支小部队佯攻木祖克，他的真正目标却是远离驻地的库佛腊，而且两地之间几乎没有公路。他征集了大约一百辆大卡车，运了几百名士兵，带了仅有的一门75毫米的加农炮和几挺不好使的机枪搞长途奔袭，迫使库佛腊的意大利守军投降。意大利人投降后才懊丧地发现，打败他们的那支部队人数少得可怜。
在北非，盖尼将军领导的第一轻装师于比尔哈亥依木地区被德军骁将隆美尔元帅的集团军重重包围，遭到重炮和飞机的轮番轰炸。当时盖尼将军不仅兵力与敌人相差太悬殊，而且武器弹药粮食都很缺乏，加上水源断绝，处境非常困难。德国人三次命令其投降，盖尼将军每次都以炮火做了回答。经过11天极为艰苦的拼杀，这支5500人的队伍，以1109人的伤亡，击毙敌人3000多名后，竟奇迹般地突破了重围，真正成了“法国的骄傲”。
六天以后，一万多法国军民在伦敦集会，庆祝“六一八”讲话发表两周年。回顾两年的战斗历程，戴高乐不由百感交集，抗战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他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力量仍显得太弱小，艰苦的岁月还在后头，仍需团结，激励更多的人为祖国的解放而奋斗。
他说：在这两年间，我们过着伟大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热情的人。我们选择了最困难、最光荣的战斗的道路。为了祖国的解放，我们不惜牺牲一切。
两年前，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当我们大胆地挺身担负起捍卫国家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坚信我们的抗战事业一定胜利，法西斯的侵略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今天世界的战局正像我们早先预料的那样胜利发展。
我们知道血和火的考验还没有过去，我们了解敌人还有多大的力量和狡猾伎俩。我们必须团结战斗，忠诚地履行对法国的义务，不到全国解放决不罢休。那时我们工作完成了，我们的作用尽到了，我们将追随那些从她的历史开始以来为她服务的人，以及在她永久的未来中为她服务的先驱者，用庇古的话简单地对法国说：“母亲，看看您那些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们！”
是的，法兰西，这位古老的、曾为人类现代文明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上哺育了一大批杰出人才的伟大的母亲，现在正用她那苦难的、充满期望的双眼，默默地注视着那些为她的解放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
戴高乐和他的战士们。
9. “战斗法国的地位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当时，戴高乐的战斗的艰苦不仅表现在敌人的残暴和强大，自己力量的弱小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国际关系上。他最忠诚的盟友丘吉尔首相时常为了军事上的利益而侵害自由法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利益，同时他又处处得看罗斯福的眼色行事，双方几乎是永无休止地争吵、和解再争吵。而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巨大的兵工厂”，则一如既往地瞧不起戴高乐，在圣皮埃尔岛事件发生后，这种态度更甚。这使自由法国在国际上显得孤独无助。
这种状况，直到苏联对德宣战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善。
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入侵苏联。消息传来时，戴高乐正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他和丘吉尔一样，虽然对共产主义毫无好感，但几乎是出于本能地立刻作出了反应。第二天，他向驻伦敦的代表团发了一份电报，指示“我们应当像丘吉尔那样声明：我们毫不隐讳地站在俄国人一边，他们正在 与德国人作战。”紧接着，他命令卡森和德让去苏联驻英使馆拜会伊凡·麦斯基大使，向他保证自由法国一定支持苏联，并要求与莫斯科建立军事关系。
不久，麦斯基大使给戴高乐写了封信，声明苏联政府承认将军为整个自由法国的领袖，并声明愿意同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建立关系。莫斯科愿意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同伙的共同斗争中帮助自由法国，保证在战胜共同敌人之后，充分而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的地位。
接着，苏联政府又来了个戏剧性的动作。它任命驻维希大使鲍戈莫洛夫为驻自由法国代表，突出表示出对自由法国的支持态度。为了回报，戴高乐派珀蒂将军为他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接着又派遣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战斗机中队支持苏联。到1942年2月，他派原驻曼谷公使罗歇·加罗为自由法国驻莫斯科相当于大使的代表，不久又在伦敦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长时间的晤谈。
这样，戴高乐成功地打破了自己在外交上的孤立处境，迫使罗斯福不得不稍微改变一点看法。当然，6月初盖尼将军在比尔哈亥依木地区的辉煌战绩也大大提高了自由法国战士的声誉，至少部分地抵消了达喀尔失败的阴影，表明了自由法国战士是能够为共同的事业英勇奋战乃至献身的。
但这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当时能从实质上对戴高乐给以支持的最终只有美国。而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戴高乐和罗斯福两位领袖的个人关系。然而，他们的个人关系，由于出身、性格和经历的不同，想不疏远都似乎不可能。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他的《敌对的同盟国》一书中分析了罗斯福和戴高乐这两位政治活动家的性格，认为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过分以自我为中心，彼此就可能达成谅解。“二人中的强者罗斯福即使对戴高乐表现出一定的关心和亲切相待，也毫无损失。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戴高乐看成一个利己主义者，心胸狭窄的人和沙文主义分子，认为戴高乐的惟一愿望是夺取并保持绝对权利。罗斯福不愿把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尊严而准备冒任何风险的戴高乐视为捍卫法兰西荣誉的勇士。在戴高乐的眼中，罗斯福则是一个倨傲的人，有着大国优越感，希望由他扮演上帝角色，主宰法国命运。戴高乐同样也看不到罗斯福身上的军人和理想主义者气质。二人谁也不能正确看待对方，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由于政治分歧而造成的困难。”
他们周围的人也没有起到和解或疏通的作用。可以说，戴高乐在美国的死对头都是接近或者能够影响罗斯福总统的人。罗斯福在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的情报中得出结论：戴高乐只被国外流亡的极少数法国人承认，在伦敦指挥着一支很小的部队，武器、经费全靠英国。此外，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性情高傲，难以相处，不断挑起纠纷，妨碍了美国对维希的立场。更糟糕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中，美国的新闻界大多站在戴高乐一边反对自己的总统，也使罗斯福感到很恼火！
为了消除一些外界的误会，说明自由法国的立场，1942年4月1日，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演说，全面阐述了他的对外政策，同时对罗斯福的“不公正”态度也旁敲侧击地进行了批评。在演说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战斗法国”这个名词来称呼他的“自由法国运动”（三个月后，他就正式宣布“自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他说：“不要认为战斗法国这个奇迹，只要一经形成就不要管她了……整个问题的基础是：只有在盟国愿意和战斗法国站在一起的条件下，战斗法国才愿意和盟国站在一起。”在谈到美国政府仍和维希发生关系并和它的代理领事进行秘密交易的时候，戴高乐严正指出：“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依靠那些破坏法国自由和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模型或脸谱来改造法国的人，就是在政治上引用了为了怕雨淋而投入大海的可怜的傻瓜原则。当前整个法国问题是一个革命问题，不承认这一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是被她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出卖了的法国，开始要完成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如果自封的现实主义，在一次又一次的慕尼黑会议中，已经把自由引向深渊的边缘，而现在又继续压制热情，不肯改弦更张，那将是不能容忍的！”最后，戴高乐以顶天立地的气派斩钉截铁地宣称：“地位已经确定了，自由法国无论在公众的感情上或在法律的认可上，都成功地被认为不仅是法国的武装保卫者，而且是她的利益的监护人。这个结果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得到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这次演说对端正国际视听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丘吉尔这位自小就热爱法国的天然盟友也做了大量工作，竭力劝说罗斯福总统缓和他对这位自由法国领袖的态度。经过了近两年的曲折的了解和严肃的对话之后，戴高乐与罗斯福的关系有了改善。5月21日，美国新任驻英大使约翰·怀南特在伦敦同戴高乐会晤，恭听他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见解。10天后他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谈，英国国务大臣艾登也出席了。戴高乐满意地发现，看来美国国务院的科德尔·赫尔和萨姆纳·威尔斯已开始意识到他们对自由法国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了。6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告诉将军：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改变他对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政策。次日，美驻英大使怀南特与戴高乐共进晚餐，衷心地表达了对将军的同情，并答应在美国尽力宣传将军的人格。
7月9日，美国政府正式发表了一个公报，给予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以某种承认。公报的全文在发表前曾送交戴高乐，征求他的意见。斯塔克海军上将和博尔特将军被指派为美国政府的代表，与在伦敦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协商有关指挥战争的一切问题。美国方面承认戴高乐将军的贡献和全国委员会为维持法国的传统精神和制度所作出的努力，全国委员会作为法国抗击轴心国的法国各种抵抗力量的象征，将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公报同时表明，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致认为——它确信法兰西全国委员会也会认为——法国的政治前途只能在自由和没有强迫的条件下决定。
这是法美关系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同时，由于珍珠港事件后日本进攻的压力，美国同自由法国的军事合作也比以前有所加强。法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地：新喀里多尼亚群岛、马贵斯群岛、吐摩图群岛、社会群岛等，都变成了盟国的战略据点。戴高乐决定，在军事上尽量先满足美英的要求，惟一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尊重法国的主权和在当地的权力。美国承认了这个条件，声明“尊重太平洋上所有法国岛屿的主权，美国在各岛上建立的基地和设备将留 下来作为法国的财产，如果战后美国基地仍旧保持，则法国有与美国共管的权力”。而在行动上，美国人也开始采取了较为明智的态度。美英参谋长想加强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群岛的防御，美国国务卿赫尔先打电报请示戴高乐，谦和地表示“希望法国高级专员过去所给予的友好的协助和合作，在将来仍继续下去”。3月6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邀请派代表出席在伦敦设立的“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同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代表一起交 换情报和作战问题。这样，战争迫使美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日趋接近，双方在太平洋战区的合作也日益加强。自由法国——战斗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也就日益加强和巩固了。
但政治地位的加强并不等于军事地位的加强。军事虽然从属于政治，但又正是它支撑着政治。戴高乐对此心明肚亮。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在受人拥护的伙伴中我是相当孤立的，在富翁当中我是个穷鬼。在这种情况下，我满怀希望，但也万分忧虑，因为在未来的战斗中，无论如何总应该有法国。
法国当前的中心问题，不仅是能不能把敌人赶出国土的问题，而且是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的问题。假使法国一直衰落下去，本身的优势将丧失殆尽，她的独立自主也就不存在了。她将从平静的海面不停地沉沦下去，从受敌人的奴役变成盟国的附庸。相反地，如果她能在恢复统一的基础上东山再起，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只要战争期间法国是个交战国，而且又团结在一个政权的周围，她的前途就有保障。”
将军的这种考虑无疑是正确的。他却没想到，正是因为他参战心切，在盟军即将开始的“火炬”行动中，他却又一次被卷入了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旋涡之中。
10. “我们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个年头开春，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战场开始战略反攻，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引向了鲜血淋漓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国已成为强弩之末，意大利已经一蹶不振；太平洋方面，日本的攻势已被遏制，中国的抗战力量正大大加强；而北部非洲，由于多属维希法国的殖民地，德国人的力量大都东调，盟军也开始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这种局势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伦敦，迫切要求美英本年度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东线的压力。英国舆论界对此作出了积极响应，但丘吉尔未做承诺。在他看来，当年进攻欧洲还不具备条件，可行的方案应当是进攻法属非洲。罗斯福也同意这个方案，因为驻守的维希政府与美国有外交关系，在那里登陆风险要小得多。
如果从殖民利益考虑，这个方案的好处更多。对英国而言，一旦占领北非，盟军就可以威胁德军元帅隆美尔的后方，解除埃及之围，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军队赶出北非。这样，就可以确保直布罗陀海峡安全，恢复地中海航道，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从这些殖民地源源不断地得到最重要的石油等战略物资。对美国来说，罗斯福最怕德国占领西非、北非，然后东进与从苏联高加索南下的德军会师，进而在印度与日本军队联手；西边从达喀尔通过大西洋中部最短的航道进逼巴西，威胁美国的安全。美国急于消除这个隐患，同时也想控制西非、北非和地中海，窥伺中东。
但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触犯戴高乐的战斗法国的主权。因为北非虽为维希控制，但毕竟是法国的殖民地。英美两方都早已承认自由法国——战斗法国的政治地位，要从这里动刀兵，当然得事先求得戴高乐的同意。英美心里都各有小算盘，这种小算盘拿到视国家主权如生命的极为敏感又固执的戴高乐面前，根本就别指望能通过！
此外，法国人热烈而易激动的天性也使罗斯福和丘吉尔心存疑惧，进军达喀尔的“威慑”计划由于过早泄密而功败垂成使人记忆犹新。加之轴心国间谍活动比以前更加积极，谁也不敢再冒泄密的风险。
所以，英美两方的总参谋部在制订代号为“火炬计划”的进攻北非的军事行动计划时，不得不对戴高乐实行“高度保密”。
9月20日，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了“火炬计划”。这个计划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等三处同时登陆。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英美远征军共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配合这次行动，以占领敌方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绝大部分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和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担任这次行动的正副总指挥，行动的最后期限不超过11月上旬。
尽管这个计划对戴高乐严密封锁消息，但作为战略家的戴高乐，却从英国飞机和坦克的不断集结与丘吉尔对亚历山大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等高级军官的人事变动中猜测到了盟国的军事意图，而且他还精明地认识到，自己被孤立于盟国军事行动之外的关键在于罗斯福。他当机立断，一面打电报通知驻伦敦的委员会：美军已决定在法属北非登陆，以配合英军从埃及发动的攻势。一面派安德烈·菲利普为特使，给美国总统送去一封私人信件。
这封信开门见山地谈了一些根本问题。戴高乐说，法国承受了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负担，已元气大伤、疲惫不堪。由于战略上和策略上的错误以及缺少盟国支持，导致了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失败。使法国重新投入战争的确有必要，他戴高乐本人已毅然承担起这个责任。
他不是一个政客，当然不赞成他的追随者介入政治，如果这意味着参加党派之争。但如果这意味着捍卫法国的利益，为了法兰西而同敌人作战，那么他确实已参与了政治。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有个人野心、想当独裁者。美国总统在法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但是美国总统应该与哪一个法国打交道呢？昨天的法国？维希的法国？还是明天的法国，人们尚未看到其形状的法国？不！战争期间算得上法国的惟有现在的战斗的法国！戴高乐要求罗斯福“为了我们共同战斗的神圣事业的利益，全面地直接地审查美国和战斗法国 之间的关系”。
这封信虽然及时送到了白宫，却立即被罗斯福束之高阁。因为罗斯福为了插足北非和扶植一个受美国控制的政权，以利战后确保美国在欧洲和全世界的霸权地位，已经物色到两个听命于美国的人选，以取代坚决维护法兰西主权和独立的不听话的戴高乐！
这两个人选，一个名叫亨利·吉罗，即四年前对戴高乐上校说“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在我的防区看到你的理论付诸实践”的那位梅斯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此人是五星级上将，一战中曾失去了一条腿。1940年他63岁，从德国战俘营用绳子逾墙逃了出来，冒着纳粹悬赏10万马克买他首级的危险先跑到瑞士，拒绝了戴高乐“共同抗敌”的诚挚邀请而跑去拜会了贝当。维希政府总理赖伐尔试图说服他向德国人自首，被他断然拒绝，因而获得了很好的声誉。但不为人知的是，为了得到德国人答应的自由，他还是签署了一项效忠于贝当元帅的声明。
另一名人选是达尔朗海军上将。此人却是盟国正与之战斗的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维希政府军队的总司令，纳粹的热心合作者，维希反犹法令的主谋。他看出了轴心国前途不妙，想改换门庭，便指使他的儿子找到美国驻北非高级专员罗伯特·墨菲，向他保证达尔朗愿和盟军合作。
“火炬计划”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此二人的分量进行了反复的掂量：一个声誉较好却无一兵一卒，一个手握重兵却声名狼藉。最后，他决定任命吉罗为法属北非总督，达尔朗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戴高乐则被完全撇到了一边。
这样安排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目的。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争取维希法军归顺，以便“兵不刃血”地占领法属北非。作为盟国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虽然并不情愿，但要违拗美国人的意思却有点力不从心。
11月8日，“火炬计划”正式实施。中午时分，正在伦敦的戴高乐被丘吉尔召见，来到唐宁街十号。丘吉尔和艾登友好却不无尴尬地把盟军在北非登陆的行动告诉了他，并解释道，虽然在海面和空中英国人占较大比重，但在地面上，美军人数超过了英国，事实上这是美国人的一场表演，指挥官是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是他们坚持要把战斗法国排斥在外。
同时，丘吉尔把由吉罗将军指挥北非的法国军队的安排（丘吉尔此时根本就不敢透露计划中让达尔朗担任总司令的消息！）也告诉了戴高乐。他很为难又很激动地说：
我们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决不会抛弃与你订的协议。自1940年6月以来，我们就一直答应支持你。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你曾和我们站在一起，既然现在前景越来越光明了，我们决不会抛弃你！
使丘吉尔喜出望外的是，一贯强硬地反击任何无视战斗法国地位行动的戴高乐将军，这次却以他胸怀全局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气度明智地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他在明确指出“美国人在北非玩弄利用维希反对戴高乐的把戏”的同时，也对吉罗表示了赞扬和对战役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当天晚上，他还通过广播，向法兰西全体军民，向法属北非的侨民和军政人员发表演说，指出这项行动“已开始把法属北非投入到解放战斗里来了”。号召人们“不要考虑他的名义和形式，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拯救法国”，号召“北非的法国人，把我们从地中海这边送到对岸，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中去”。
然而，形势的发展大出所有战略家的意料，一个意外的因素是达尔朗的儿子突然得了麻痹症住进了阿尔及尔的医院，达尔朗不得不于11月5日赶到阿尔及尔，打破了美国人的“进攻时达尔朗不在前线，由朱安将军控制局势”的计划。有达尔朗在，朱安将军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而达尔朗此时，正对美国人的让吉罗任总督、他当“总司令”的安排不满。他想要的是最高行政首脑职务。所以，尽管墨菲和朱安于凌晨2点钟把盟军立即登陆的行动消息告诉他，并力劝他下令要维希法国军队放弃抵抗，他还是暴跳如雷地下令立即执行贝当元帅立即抵抗的命令。
于是，一场登陆与反登陆的激战打响了。法国士兵根本不了解内幕，一致把美军登陆视为侵略，北非海岸的每个小岛、每个村镇、每个城市都响彻了愤怒的“我们又被出卖了！”“打倒入侵者！”的呐喊声，人人操起武器，把本应射向德国人的子弹疯狂地向盟军射击。一天多时间，维希法国方损失3 000多名战士，好几艘战舰和135架飞机，盟军方面的损失则更大。
这样惨重而又并非必要的代价，使远在伦敦的戴高乐痛心郁闷。他感到现在已必须由战斗法国出面解决问题。于是，11月9日午后他召见了美国代表斯培克海军上将，宣布了他要派一个使团到阿尔及尔去的意图，“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使团到达目的地”。第二天，他又写信给丘吉尔，要求他协助向北非派遣“考察代表团”，以说服维希法国的军队“与盟国并肩作战”。可是，戴高乐的一片苦心得不到罗斯福的回报，丘吉尔也依然左右不了罗斯福。盟军占领阿尔及尔之后，为了让残敌都放下武器，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从直布罗陀飞到阿尔及尔，许诺“承认达尔朗管理法属北非的行政事务，吉罗将军指挥北非的所有法国军队”，使激战了五天五夜的枪炮声终于停息，法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达尔朗、吉罗、戴高乐三雄并立的更其复杂微妙的局面……
11. 战斗的法国人要团结一致
与达尔朗的这笔肮脏的交易所引起的政治风波是美国政府始料不及的。
它使戴高乐义愤填膺。他向舆论界大声疾呼：“如果盟军在解放一个国家的同时，又与那些投敌的官员们签订协议，那么抵抗还有什么意义？”他断然命令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发表公报，声明与盟国在阿尔及尔的安排断绝关系。
接着，他又于11月16日拜会丘吉尔和艾登，告诉他们，与达尔朗作交易的决定并不像他们所辩解的那样在战略上是站得住脚的，“使自己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背道而驰是战略上的错误！”
戴高乐把来自法国各地的谴责电报拿给丘吉尔与艾登看，警告他们“要想一想这种冒险所带来的后果”，同时，英国国内舆论界也支持戴高乐，对此事进行了强烈谴责，认为“这是一桩卑鄙龌龊的勾当”。因为这笔交易，在北非登陆的胜利，甚至阿拉曼战役的胜利，都已经黯然失色。
然而，戴高乐的这些举措并没收到多大的实效。在华盛顿，被激怒了的罗斯福总统对戴高乐的特使大声叫道：“我当然要和达尔朗打交道，因为达尔朗给我阿尔及尔！如果赖伐尔明天给我巴黎，我也要和赖伐尔打交道！”
不过，最后他还是做了愿意邀请戴高乐访问美国的表示。
在莫斯科，斯大林元帅却对戴高乐渴求支持的指望报以惯常的冷眼旁观的态度。他甚至还对丘吉尔和罗斯福说，他认为将达尔朗拉进盟国抗击希特勒的主流中来，“乃是一大成就”。
这样，戴高乐又陷入了政治上被孤立的危机之中。面对新的挑战，他及时调整了战略，依靠法国内外抵抗运动的全力支持，采取了打击达尔朗，争取吉罗的正确方针。这当然会激起达尔朗的殊死反扑。达尔朗不仅不听劝告，继续任用维希官员，甚至包括那些同纳粹德国密切合作而声名狼藉的人，而且竟公然把在阿尔及尔的战斗法国人逮捕入狱，封禁了他们的《战斗报》。
1942年12月23日，一名年仅20岁的年轻人毅然负起“为法国人民铲除一个声名狼藉的领导人”的责任，于达尔朗的公馆台阶上枪杀了这位倒行逆施的海军上将，为戴高乐除掉了奋斗道路上一个主要障碍，也为尴尬不已的美国人解除一个政治上的大包袱。美国人急急忙忙地于26日宣布成立“军政长官部”，让吉罗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大权。同时，第二天，正当戴高乐已经收拾行装准备访问华盛顿的时候，美国人又突然以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名义，通知取消他的这次旅行。
戴高乐这位政治上的新手，这时已学会了审时度势。他嗅出了这个临时决定的气味不对，马上做出了联合吉罗的决定。从机场一返回，他马上电告吉罗：“达尔朗被刺是一个警告，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接着，戴高乐提出了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建议：“将军，我建议您尽快在法国的领土上和我会谈，无论在阿尔及尔或在乍得都可以。我们要研究一些办法，在一个临时中央政权下把国内外和法国领地的一切可以为解放法国和拯救法国而战斗的法国军队统一起来。”
第二天，戴高乐再次向吉罗发出呼吁：战斗的法国人要团结一致！
新居高位得意忘形的吉罗根本无意理睬他昔日的部下，只是出于不得已才勉强给了个答复：“鉴于达尔朗被刺所引起的情绪，我认为当前时机不利于我们之间举行会谈。”
自小就认为“法国是我的”的戴高乐当然不会就此让满脑子陈腐观念、有政治野心而无政治头脑的吉罗在这民族危亡之秋窃居国家军政首脑高位。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秉性驱使他在吉罗处碰了壁之后立即改变方针，展开了新的攻势。1943年元旦，他发表广播讲话，转而向全社会公众呼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他说：“法属北非和西非内部的混乱局势日益严重。这是由于在维希政权垮台后，法国政权在这里并没有基础。战斗法国组织起来的富有热情和久经考验的强大民族力量，虽然使法兰西帝国大部分领地投入战斗，重新回到共和国的怀抱，但这个力量在法国这块属地上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12月25日，我得到民族委员会和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同意，向吉罗将军建议从速在法国领土上与我会晤，共商大计，争取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我认为法国的形势以及战争总形势，都不允许我们再有任何迟延了！”
这个声明以及声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和得到的群众的热烈支持，都击中了美国政府的痛处，使罗斯福和他所支持的吉罗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困境。1月中旬，罗斯福飞到摩洛哥的海滨城市卡萨布兰卡，并于17日召见了吉罗。
不料这次召见，却让罗斯福深感失望。
那天，美国外交官把吉罗径直带到下榻于达累斯沙达别墅的总统面前。
只见这位老将军僵直地挺坐在沙发上，面带傲气，声势逼人，而且自始至终总是重复一句话：“给我们武器！给我们坦克、飞机、大炮……其他一概不要！”
在他到达之前，罗斯福刚从墨菲和艾森豪威尔那里得知，吉罗任性而傲慢，一心想当盟军总司令。如今见他那样子，罗斯福心里一沉：“这个外表浮华、行动粗鲁的老军人，肯定对政治一窍不通，没有任何一点灵活性。”
但他还想试探一下：“那么，您从哪里动员军队呢？”
吉罗大马金刀地说：“大量招募殖民地的雇佣军，兵源不成问题，只要给我们武器就成！”
罗斯福惊讶地问：“您打算借用摩洛哥的军队来解放法国？”
“那有什么关系！”吉罗忍不住大叫起来，“最重要的是实力。我认为和摩洛哥人打交道，总比和共产党人搞联合要好上十倍……给我们武器！几星期之后，我们手中将集中起一支庞大的军队。”
“那么‘自由法国阵线’……”
“戴高乐对军事一窍不通！”吉罗突然做了个恶毒的怪相。“如果我手中拥有武器，我就会轻而易举地跟他达成一项协议。其余问题我一概不感兴趣。”
他的除了神气活现和耀武扬威之外一无所知的粗劣言行，深深刺伤了美国总统。他根本没资格代表美国利益与戴高乐抗衡！当他离开时，总统只能耸耸肩膀来自我解嘲：“他在圣西尔到底学了些什么？要知道，我对法国军事科学院的评价一直是很高的……”
然而，再去物色人选却不是一时能办到的事。加之丘吉尔这段时间天天到罗斯福跟前来游说：主持法国新政府只有戴高乐最合适！思来想去，竟使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的罗斯福生出了一个荒诞不经的念头：把他们两个强行撮合到一起平分秋色！甚至连他自己也把这种作法戏谑地称为“结婚闹剧”。
于是，美英两国官员为这场“强迫婚姻”密锣紧鼓地忙乎起来。压服吉罗当然容易，但要把戴高乐叫来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接到丘吉尔接连发来的两个电报，戴高乐马上本能地回电拒绝。在回电中他提醒丘吉尔：他曾一直找机会与吉罗会晤，但都未成功。这种关于法国内政的事，最好在法国人之间举行，他不喜欢“盟国高级法庭”的气氛。同时他又打电报给吉罗：
“请您记住，我仍旧随时准备与你会谈，但必须在法国领土上，在法国人当 中进行，地点和时间，完全由你选择。”
到头来，这场奇怪的“婚礼”还是举行了。经过法兰西全国委员会讨论，大家认为即使仅为与罗斯福会晤，戴高乐也应该去一趟，况且大战的形势和法国目前的处境，也不容许戴高乐拒绝跟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和英王陛下的首相举行会谈。
为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戴高乐于1943年1月22日乘丘吉尔派来的专机飞往卡萨布兰卡，去会见心存偏见的美国总统。会晤之前，他先依次与丘吉尔与墨菲见面。丘吉尔向他和盘端出了商定的“解决方案”：成立法兰西执行委员会，由吉罗与戴高乐共同担任主席，但吉罗还兼任最高军事长官。
乔治将军担任副主席，委员包括现任北非高级官员的诺盖、佩卢东、布瓦松和贝尔热雷。戴高乐不愿接受这个方案。因为它是别人强加给法国的，侵犯了法国固有的主权，又无视战斗法国的合法地位。墨菲接下来劝告他见罗斯福时不要提合法地位问题。对此，戴高乐答以淡淡的一笑。
这天晚上，在达累斯沙达别墅，戴高乐与罗斯福举行了两位巨人之间的首次会晤。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尽管对戴高乐此前的表现十分恼火，但他一再压制自己的愤怒，以他通常的那种迷人的风度，用法语向戴高乐问候，并很得体地邀请戴高乐将军在自己的身旁就座，然后问长问短，表现了少有的客气。戴高乐当然也客气地一一作答。但当谈话进入实质性的问题时，两人立即针锋相对。
罗斯福表示：法国的主权当然属于法国人民，但由于德国侵占而暂不能行使。要恢复这一主权，只有当人民能重新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志时才有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他不愿承认任何临时政府，不管它是由戴高乐还是其他任何人领导的。他也不可能承认戴高乐的组织，因为戴高乐不是选举出来的。
戴高乐则以悲壮的法国历史事实来反驳罗斯福：
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法兰西依靠某位以前不为人知的领袖死而复生。圣女贞德也不是选举出来的，她只是个农民，一位没有文化的平民的女儿，但正是她在法国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因而拯救了法兰西！
这样，罗斯福也未能说服戴高乐，最后，只好由吉罗出来直接和戴高乐交锋。但吉罗根本没想到一见到这位昔日麾下的坦克团长，就挨了劈头盖脸一顿申斥：
“喂，怎么回事！我几次向你建议会谈，而你怎么要我在这铁丝网里，在外国人中间来跟你会谈呢！你从国家观念上说，不感到有些难为情吗？”
吉罗被窘得半天说不出话，只好解释自己也是不得已的。接着，两人便就成立执委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吉罗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有炫耀实力：“我刚刚跟罗斯福总统达成一项协议，我能组织多少个师，美国就负责装备多少个师。我准备在半年内建立12个师。至于您，能在同样的时间内组织起一半吗？”
戴高乐义正词严地反驳道：“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你我在军队名额上的竞赛。北非的军队是属于法国的，这些军队不是你的产业！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你很快就可以看到！问题是法兰西帝国及法国本土内的统一。这就要求建立一个适应这种形势的中央政权。这个中央权力机关和法兰西共和国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对于全世界来说，更要成为法国独立的化身！”
吉罗无言可答，只得横蛮地依仗美国的势力固执己见。美国人一看不行，便又另派几位军政要员来轮番向戴高乐施加压力。戴高乐则以他固有的战斗精神寸步不让。最后，美国外交官麦克米伦只好先与墨菲起草了一个协议文本，把计划降低到仅仅责成两位将军去贯彻一个意图，即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便在战争中管理法兰西帝国。然后送交戴高乐审阅。
但戴高乐仍不接受。因为一、它是盟国提出的；二、它将使戴高乐不得不放弃他现有的政权；三、它将给人造成达成了协议的印象。而实际上却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协议。这个文本，即使丘吉尔以“公开谴责”相威胁，戴高乐也不肯答应。
这简直使罗斯福下不了台。罗斯福面临着下半年的总统换届选举，如果在北非事务中连这么个协议都拿不到，他在选民中的信誉将可悲地大为下降！他只好耐着性子“开导”戴高乐：“在人类事务中，应当演剧给公众看。您和吉罗将军在有我和丘吉尔参加的会议中举行会谈的消息，即使只在理论上获致协议，也会产生令人注目的可贵的效果。”
戴高乐也理解罗斯福的苦衷，于是爽快地回答道：“这事我可以办到。
会有一个公报的，尽管这个公报不可能是你们所需要的。”他还满足了罗斯福另一个急切的要求，与他和丘吉尔、吉罗照了一张握手的相。然后，他草拟了一份与盟国口径完全不同的简短的公报，仅给吉罗看了一下。公报最后的定稿是这样的：
我们会见了，我们会谈了。我们注意到了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这个目标就是彻底打败敌人，从而赢得法国的解放和人类自由的胜利。
与所有盟国并肩作战的全体法国人在战争中团结一致，将会达到这个目标。
这份公报以它的本身价值向历史宣告：在与美国总统正面交锋的这个回合里，戴高乐夺得了“未宣告的胜利”。
12. “如果我掌住舵，总会见到晴天的”
卡萨布兰卡回合“未宣告的胜利”使戴高乐维护了法国的尊严，同时也给他自己增添了更多的障碍。美国当局在纽约港、吉罗在阿尔及尔逮捕了许多打算投奔戴高乐的海员，并以戴高乐征召志愿军破坏战争为由，用最强烈的词句向战斗法国提出抗议。另一方面，美国当局为了扶植吉罗击败戴高乐，给政治上昏聩无能的吉罗派来了一个神秘人物——专家治国论者让·莫内，担任半官方的政治顾问。
在莫内的“顾问”下，吉罗表演了许多高姿态。3月4日，吉罗颁发了关于战士勋章的新条例；第二天，又宣布法国没有种族歧视。8日，他禁止发行刊载有贝当训令的一期《北非公报》；14日又当众做了一场赞扬戴高乐的部队、呼吁共和国内部团结一致的精彩演说，接着又撤掉了一批维希派顾问，并让忠于戴高乐的德姆维尔填补了一个新的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