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和英国国务大臣艾登也分别来找戴高乐游说：如果接受吉罗的领导，许多好事将会降临战斗法国。丘吉尔则告诉他：
如果再拒绝卡萨布兰卡方案，对他和法国都将产生不愉快的、可怕的后果！
戴高乐对这些软硬兼施的把戏也答之以他日益成熟的外交手腕，但一涉及到独立主权问题，仍然寸步不让。这时，倒是傻乎乎的吉罗客观上帮了戴高乐一个大忙。他写信给戴高乐，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海外领地委员会”，他和戴高乐都担任委员，但并无政治权力。他本人的军事指挥权不隶属这个机构，而隶属于盟军最高统帅部。
这个不适宜的建议使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大为震惊。在4月15日的会议上，委员们一致支持戴高乐，要求组成一个拥有实权的执委会，撤换所有的维希分子，并要求法军总司令 （即吉罗）置身于执委会领导之下。而且，现 任的全国委员会主席戴高乐应当有权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去阿尔及尔。与此同时，法国本土代表各种不同政治信念派别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也表示：一致要求在阿尔及尔迅速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中央临时政府。
吉罗弄巧成拙，不得不于5月17日电邀戴高乐去阿尔及尔，以便联合成立法国中央权力机构。但当戴高乐于5月30日中午飞到阿尔及尔时，他又严密封锁消息，企图把戴高乐和他的支持者隔离开来，让他在孤立的状况下乖乖就范。
但有关戴高乐的消息是封锁不了的。下午4点钟戴高乐去邮政广场向死难者纪念碑敬献洛林十字架时，上万名群众神秘地出现在广场，“戴高乐万岁！”的欢呼声如排山的海浪。紧接着，雪片般的信件向戴高乐飞来。其中最感人的是前法国空军参谋长维勒曼将军的信。他1940年惨败后一直悲愤地隐居在家。他要求戴高乐给他相应的军级，派他指挥一个中队，以便重新为国效力。从这些欢呼和信件中，戴高乐再次从民族感情中获得了力量。
第二天早晨，激烈的斗争开始了。斗争的焦点是将要成立的政府的组阁问题。戴高乐坚持政府应负起全国的一切责任，军队必须服从政府，同时必须解除维希所任命的殖民地总督们的职务。吉罗一听便恼羞成怒，激动地大叫大嚷。于是，戴高乐“砰”地一声摔门而去，谈判陷入了僵局。
6月1日，戴高乐出于他在选择时机和自我宣传方面惯有的敏感，漂亮地打破了僵局。他召见了法国和盟国的新闻记者，宣布他到北非来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国权力机构以领导民族力量作战。这个机构理所当然地要把那些维希官员排除在外。这个消息由于新闻媒介的大肆宣传，给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为了争取主动体面下台，佩卢东当晚就写信给戴高乐，声明他愿为促成联合放弃总督职位，希望给他一个在军队中服务的机会。戴高乐立即复信接受他的辞职，并把他的信同时分送吉罗和新闻媒介。第二天，这个消息立刻在世界各地见报。
这一下完全打乱了吉罗的阵脚。吉罗怒气冲天，一边大骂戴高乐“有法西斯倾向”，一边又不得不接受一系列接着发生的事实：建立7人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其中戴派4人：戴高乐、卡特鲁、马西格利和菲利普；吉罗派3人：吉罗、乔治、莫内。这个委员会为法国的中央政权，负责领导法国的抗战和其他一切事宜，行使法国主权，由戴高乐和吉罗共同担任主席。
至于维希政府的总督们，则一一被解除职务。
这是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权力斗争的第一个胜利，但却是与美国的主张相矛盾的。因此恼怒的美国新闻检查局扣留了委员会6月3日宣告诞生的声明；英国方面，便以各种借口延误在伦敦急于去阿尔及尔赴任的委员们的行程。
对付这样的障碍，戴高乐已经驾轻就熟。报刊新闻被扣留，他就通过战斗法国控制的广播设备公开广播。延误委员们的行程，他就直接找丘吉尔说。
但最大的障碍，仍来自法国人内部。6月8日，委员会研究军队统帅问题时，又陷入了僵局。提交讨论的有3个提案，一个是乔治的，提议法国的一切军事力量统一归吉罗统辖，由他当国防部长兼总司令，同时还保留主席职务，但军事问题不受委员会约束。第二个是卡特鲁的，主张由戴高乐兼任国防部长，吉罗为军队总司令。第三个则是戴高乐的。他认为总司令应被派去担任与盟军司令们联络的任务，并应尽快亲临前线指挥，因此应解除其政府职务。
经过激烈的争论，七人委员会否决了乔治的提案；吉罗和乔治，则坚决拒绝戴高乐和卡特鲁的主张。会议又陷入了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再次运用了他“以退为进”的战术。6月10日，他发表声明：“在委员会目前工作的情况下，我不愿长此以往地参加委员会工作。”随后，他在住处闭门不出。这就引出了一个难以言喻的混乱局面。
吉罗恼怒地发现，在戴高乐缺席的情况下，委员会什么也干不成！他毫无办法，只有向美国人诉苦。罗斯福不能不管，只好命令艾森豪威尔粉墨登场进行调停。
这时，被阻于伦敦的战斗法国人员陆续到达阿尔及尔，戴高乐见时机成熟，适时开门露面，第一桩事就是把委员会从7人扩大到14人，使戴派占了压倒多数。然后他才应邀与艾森豪威尔和吉罗举行三方会谈。
开会那天，他又充分利用了这次登台表演的机会。他故意姗姗来迟，不紧不慢地走进为他敞开的大门，在安乐椅上就座。他的高个子，再加上那把椅子，使他比在座的其他人整整高出两个头！艾森豪威尔一宣布开会，他就敏捷地抢占了主动权：“我是以法国政府主席的资格来这里开会的。因为在作战中，按惯例国家元首或政府主席应该亲自到他们授予指挥权的总司令部去。如果在有关你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上向我有所要求，请放心，我一定使你满意，可是我们先说明，这必须与我负责的国家利益相一致。”
这不卑不亢的一席话，一下就把初打交道的艾森豪威尔吸引住了，使他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戴高乐由衷的敬佩之情，且相比之下，吉罗却显得猥琐无能。但艾森豪威尔也是位忠于职守的将军，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按照罗斯福的旨意，要求戴高乐答应保证吉罗的军事全权。戴高乐则要求他以盟国的名义提出书面要求。
6月21日，由14人组成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否决了盟国提出的书面要求。委员会还向吉罗提出两条道路供他选择：要么承认政府的权威；要么离开政府，不再担任总司令职务。到了这个地步，吉罗当然只能乖乖地服从政府的领导了。但他仍不甘心，又提了个砸自己的脚的好意见：他不能与14人讨论军事秘密问题。戴高乐又敏捷地抓住这个机会，力促成立了一个由他自己任主席的军事委员会。这个军事委员会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包括总司令、参谋长和政府的代表，负责对全法兰西的军队组织、招募和联合，以及把他们调配到各个战场和地区的问题作出决定。在执行问题上，分设两个最高军事司令部：吉罗负责北非司令部；戴高乐负责法兰西帝国其余地区和法国本土抗战运动。昏庸的吉罗自以为得计，非常令人惊讶地欣然接受了这一方案。
至此，戴高乐终于挫败了英美的政治阴谋，站稳脚跟控制了局面，成了名副其实的法国领袖和最高军事统帅，实现了少年时代那种“法国是我的”、不容任何人染指的民族独立意志。当然，这个领袖和统帅的实力还很薄弱，他自己也心明肚亮。在《战争回忆录》中，他激动地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和信念：“我是被一层浓雾包围了的领航人，但我相信，如果我掌住舵，总会见到晴天的。”
然而，吉罗还是政府主席之一。这还是给盟国以利用这种奇怪的双头领导畸形体制来掩盖他们的阴谋提供了某种方便。不久，盟国又干出了一件歧视法国主权政府的事。
那是在包括美、英、苏等国家都正式承认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战时法国的中央政权之后。这期间，法军配合盟军发动了进攻意大利战役，解放了突尼斯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共歼敌16.7万人，缴获飞机1000多架，迫使墨索里尼政府垮台，意大利的出路只有投降了。8月29日，麦克米伦和墨菲交给法国代表马西格利一份备忘录，要求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承认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法国正如同代表所有盟国一样，有权和巴多格里奥元帅签订一项停战协定，这个协定包括盟国的利益，其中特别包括法国的利益。”
并指出：“联合王国和合众国政府将尽可能使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派遣一位代表参加签字仪式，如果它愿意的话。”
法国当然表示愿意，并要求把停战协定草案全文通知他们。但到了9月8日，麦克米伦和墨菲却对马西格利说，意大利投降已成事实，而且半个小时之后，艾森豪威尔就会公布“同意意大利政府停战的要求，停战条件是由英、美、苏三国政府批准的。”并当场把这个声明的全文交给了马西格利。
马西格利当即指出声明中没有法国，而且也不知究竟是何时签的协定，违反了英美自己在8月29日备忘录中做出的保证。麦克米伦和墨菲竟支支吾吾地搪塞说，这一切都早就通知了吉罗。
这当然是盟国在有意排挤法国，事关重大，吉罗再糊涂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戴高乐更加不能容忍。他一边严正指出：“法国将加倍努力来加速敌人的失败，使法国根据自己的地位参与作战的安排和世界的重建。”“法国为了一切人的利益，在目前开始进行解决战争问题的过程中应有自己的地位。”一边下决心加紧结束这种双头政治的局面。
10月中旬，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根据戴高乐的请求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政府只有一个主席。委员会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正式任命戴高乐为该委员会惟一的主席。吉罗退出委员会，保留法军总司令职务，派往意大利半岛执行法国远征军总司令职务。
1943年11月9日，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同时宣告新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成立。
13. 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
当时，法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主要由两种力量构成，一种是国外的抗战运动，另一种是国内的抗战运动。国外的主要是戴高乐派，后者则是那些在敌人占压倒优势、处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奋起向纳粹作斗争的男男女女。
国外抗战运动经过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到1943年年底，戴高乐已经建立起一支拥有23万人的野战军，拥有15万士兵的殖民地军，拥有5万名海员和32万吨位的舰队，120万吨位的货船和商船队。此外还有一支拥有500架作战飞机，3万名服务人员的空军。在与共同的敌人的生死拼搏中，这支武装力量配合盟军，创下了辉煌的战绩。在意大利战役中，戴高乐派出的三个远征师12万人，由于报仇雪恨精神的鼓舞，简直成了攻无不克的铁军。当盟军克拉克将军的装甲部队在平原受阻时，法国远征军第二师在陶蒂将军的率领下，爬过海拔2400米的极端险峻的高山，冒着大雨冲入敌后发起猛攻，占领了三十多公里的纵深地带，在克拉克将军的正前方攻下德军的第一道防线，楔入第二道防线，俘虏了1200人。接着远征军先头部队率先打进意大利首都罗马。6月18日，即“六一八”讲话发表四周年纪念日，法军继解放科西嘉岛之后，又一举光复厄尔巴岛，俘敌2300人，缴获各种火炮60门，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并为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南大西洋，法兰西海军在“铁砧”登陆行动待命期间，对盟军的行动给予了有效的支持。1944年3月1日这天，在波拉海面，法国巡洋舰一举击沉敌舰5艘，其中包括1艘鱼雷艇。半个多月后，法国轻型巡洋舰在莫莱里海面又击沉敌舰5艘。这段时间，在英吉利和诺曼底海域或向意大利、科西嘉岛和北非航行的所有盟国辎重舰队，都有法国海军护航。
在空中，法国空军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1943～1944年 6月，有 17个法国空军大队在意大利作战， 个空军大队支援法国战役，其中有72个大队参加对德国工业基地的远程轰炸。在苏联，也有2个法国空军大队参战；在北非海岸，更多的掩护陆地基地和海上运输的作战任务均由法国空军承担。
法国本土的抗战运动，更是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的考验。戴高乐坐到麦克风前发表他的“六一八”讲话时，并未设想在国内组织抗德斗争。但他的号召激发了人们不屈的斗志，人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始自发地分散地和德国人斗争起来。特别是1941年10月31日下午4点那震撼人心的“静默5分钟”，使各种各样的地下战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勃发而出。这些组织政治观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反抗法西斯。他们之间存在着派系斗争，实际上是同法国被占领的状况分不开的。为了避开盖世太保以及与之配合的纳粹机构和维希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他们往往互不联系，甚至在同一小组同一地段活动的人也互不了解。这些组织名目繁杂，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后来，许多小组消失了，或同其他组织合并了，形成了一些实力较雄厚的联合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有“解放”、“战斗”、“狙击兵”和“民族阵线”。
“战斗”是由两个组织在1941年与1942年之交合并而成的，一个是亨利·弗雷内领导的，另一个是乔治·皮杜尔 （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等基督教 民主党人领导的。“狙击兵”与“战斗”一样成立于里昂，这座城市是实际上的南部抗战的首都。它的最初领袖是莱维和克洛蒂斯—珀蒂。“解放”则是由仪表非凡、喜欢冒险的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创建的。这是位新闻记者，曾当过海军军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最重要的“民族阵线”则是由法国共产党发起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其内部按行业建立了若干互有联系的“民族阵线”，如律师民族阵线、店员民族阵线、农民民族阵线和妇女民族阵线等。每个阵线都有自己的报纸。它的成员的政治色彩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有社会党人、激进党人，还有基督教民主党人。这是惟一一个在法国南北两区都能以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进行活动的组织。科西嘉岛就是他们从德国人手里解放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战略家，戴高乐立即看到了这些抗战组织在日后的解放战争和政权建设中的潜在的作用。他极想把这些组织统一起来，纳入“自由法国”的一体化领导之下。正在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内地抗战领袖让·穆兰，一位与戴高乐志同道合的反法西斯战士。他在法国危亡的关头，正担任埃尔·罗伯尔省省长。德国人侵入他所驻的沙特尔城，他表现了卓绝的坚定和高贵的品质，遭到了法西斯的侮辱，被殴伤后关进了监狱。具有坚强意志的穆兰誓死不低头，敌人不得不把他释放。1941年9月9日，他偷越国境，取道西班牙前往英国，被里斯本的英国当局看中。英国人花了六个星期时间试图争取他为英国服务，他明确表示要投奔自由法国，为戴高乐效劳。戴高乐听说他来了，但在里斯本受阻，大发雷霆，立即致信艾登，才终使他于11月底到达伦敦。
12月初，戴高乐与穆兰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感觉到，这位勇敢坚定，极具辩才和决断能力的年轻人完全适合担负重大的历史使命。戴高乐试探着问他：
“来到这里，您打算干些什么呢？”
“我一时说不清楚。反正，我将献身于法兰西的自由、独立的伟大事业！”
他回答得很干脆，充满着庄严和自信。
“非常感谢您对自由法国的忠诚！”戴高乐紧握他的双手，直视着他的眼睛，沉声说，“有一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在听了你关于法国抵抗运动组织情况的介绍以后，我更加感到必须尽快把这些组织联络起来，纳入自由法国的统一领导之下。而完成这个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我看就是您。我决定派您立即回法国去，在法国未被占领区的抗战运动内作为我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的惟一代表，您有什么意见吗？”
穆兰挺直身躯庄重地答道：“我准备完成您授权的一切事务，将军阁下！对我来说，您就是我们伟大的法兰西的化身！”
18个月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实现了他“献身”的誓言。但在这短暂的一年半中，他为法国抵抗运动立下了极为卓著的功勋。
他肩负戴高乐的重托，接受了一个月紧张的训练之后，于 1942年1月1日被空投回法国，就以卓越的才干和惊人的毅力，着力组织秘密军事小组，建立空投接收站，分发经费，建立秘密联络基地。三个月之内，他把法国南部的各个战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发表了承认戴高乐为抗战领袖的宣言。紧接着，他把秘密工作渠道伸进了敌占的北方。战斗到1943年5月，终于由法国共产党发起，成立了以穆兰为主席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确认戴高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从此，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便正式纳入了战斗法国运动的轨道，实现了法国内外抗战运动的合流。
穆兰牺牲以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选举原“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乔治·皮杜尔担任主席，保持了法国内外战斗的整体性。在迅速发展的战争形势的促动下，被空投装备武装起来的内地军也迅速发展壮大。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仓库和军事设施，有时甚至整连整营地歼灭敌人。1944年初，戴高乐正式组建了法国内地军。从此，法兰西本土从乡村到城市，从山地到平原，到处都燃起了复仇的烈火。
这四处燃烧的烈火，燃亮了戴高乐的心。虽然这烈火还不足以成为燎原之势，但若与他四年前在波尔多机场只身跳上英国飞机时的境况相比，却使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盟军进攻欧洲的时候，法兰西之剑是多么短啊！在这样严重的关头，我们国家的武装力量还从来没有相对地减少到如此地步。为我们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人们，回忆起我国旧日的力量，不免忧心忡忡。但是，我国军队的素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优良。
我们越是从苦难的深渊中复兴起来，我们的事业就越光辉灿烂。
……
1940年的失败以及伴随而来的沦丧，使许多人大为震惊，甚至认为法国无可救药了。长期以来法国人民对自己的估价以及全世界对法国人深表尊重的历史舆论，突然间烟消云散了。如果法国不建立自己的军队，那么将永远无法在自己和别人面前恢复她的尊严。但是，能够帮助法国重新恢复统一和再取得它的旧日威望的，莫过于这样一件惊人的事实了。这就是在刚刚团结起来的法兰西海外领地内，在受着压迫的法国本土内，找到充分的依赖和战斗的勇气，再锻炼一支我认为作战能力很高的军队。在色当和敦刻尔克以后，接着贡比涅和都灵的投降，然后是维希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现在，当敌人占领我们全国，200万法国人沦为俘虏而“合法”政府坚持惩罚抗战的法国人的时候，要我们的军队取得重要而光荣的胜利，这应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
实现这个伟大转变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4. 沿着独立的道路前进
是的，转变的时刻就要到来了，盟军即将开始在诺曼底海岸开始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两栖登陆军事行动。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戴高乐和他的战斗法国却又面临着一连串更其凶险诡谲的政治挑战！
首先是所谓“达福”事件。据战斗法国情报部门掌握的线索，达福是英国情报机关的间谍，曾试图冒名顶替打入法国在伦敦的情报机关，被戴高乐派驻英国的指挥官进行了军法审判，并被关进了伦敦郊外坎伯利的法军拘留营。后来，达福逃出了拘留营，向英国法庭控告了戴高乐和其他法国领导人，说他在坎伯利受到了虐待。英国政府声明“无权撤销”这一起诉，并扬言除非原告本人撤诉，否则，法院一经备案，就必须开庭审判。这样，只要戴高乐一踏上英国国土，就有可能会被逮捕，甚至如果被判有罪，还不得不去坐班房！
戴高乐听到此事，当然十分愤慨，当即通知英国外交部，指出这是一起“寡廉鲜耻”的事件。此事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之后，到了1944年3月，戴高乐再次获知，英国法庭正准备开庭审理这一案件！
戴高乐忍无可忍，便以攻为守地也提出了一项控告。1943年初，一位名叫斯蒂芬·梅尼埃的战斗法国人从阿克拉回到英国。梅尼埃在阿克拉英国广播公司发射台负责对法国本土广播，因为是外国人，一到英国就受到英国安全部门的拘留和盘问。拘留期间，梅尼埃突然死亡。戴高乐宣布，梅尼埃的儿子准备向法国领土上所有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向丘吉尔和整个英国政府起诉。英国人能抓戴高乐，法国人也能逮捕丘吉尔。此事一直闹到 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前夕，因为盟国必须请戴高乐来英国共商大计，英国政府出于无奈，以1000英镑为代价买通达福“撤回起诉”，才算宣告平息。
接着是英国政府限制戴高乐用密码电报和法国驻伦敦的办事机构联系。
这件事的背景要复杂得多。起因更早是源于法国人大大咧咧的天性使盟国领导人不敢信任。他们天生地不善于保守秘密。正如一个英国谍报人员在汇报中指出的：他们善于密谋策划，却不能守口如瓶，结果是被捕者中 95%是因为他们的朋友不能保持沉默。还有位特工在家信中这么描述：
我第一次参加的法国人称之为“空投”的行动既不安静也不保密。货物从飞机上一扔下来，人们就马上欢腾起来，一个叫什么阿伯特的人开始喊叫：“注意，箱子下来啦！”
于是所有在场的人都跟着高声叫喊，什么鲍勃啦，阿方索啦，皮埃尔啦等等，总之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来凑热闹，叫着“小心别让上帝的箱子砸着你”。货箱一着陆，抢降落伞的比赛就开始了，看谁收集的降落伞最多。随后就赶来了牛车，赶车的人大声地吆喝着：“来吧，老伙计，往箱子那边拉呀！”然后他们就商量如何装车，谁有资格先开始装。当我动手抬箱子时，听见有人大声叫起来：“别动，我的上尉，让我来吧！”还有人跟着喊：“上尉，你怎么搞的！”于是，这群来帮忙的人就自己动手干起来了。
在场面比较大的行动中如此，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让·穆兰有一次召集全国抵抗运动的负责人在一家公寓里开秘密会议，会上几个地区的司令员发生了争吵，整幢公寓楼闹成一片，德国人则在一旁静静听着。第二次开会时，全国抵抗运动被党卫军保安局一次抓了12个司令员。
1942年10月2日，德军无线电截听站截听到伦敦的战斗法国情报官员与驻华盛顿外交官之间一次清楚的谈话。这次谈话透露，在一个称之为“火炬”计划的作战行动之后，盟国打算在阿尔及尔建立一个司令部。过不久，一位名叫克拉莫尔冈的战斗法国情报官在卡迪斯附近坠海身亡，他身上带的文件被西班牙情报当局交给了德国人，也证实了盟国在阿尔及尔的战略意图！
另一方面，战斗法国使用的密码也确实保不了密。登陆前夕，为了更好地发挥法国地下军日后的配合作用，盟军总司令部要求战斗法国把地下军化整为零。战斗法国为了便于控制指挥，仅把地下军分设为两个司令部。这份电报译成密码交给英国特种行动局审查时没有通过。法国中央情报局又呈交了一份密码电报，并附上译文表示已遵令分散了组织。但英国密码专家马克斯一看就说，两份密码电报内容相同。中央情报局很尴尬，指责马克斯盗用了法国的密码本。马克斯说，如果中央情报局愿意用这种密码任意起草一份电报，他可以当面破译出来。于是中央情报局又起草了一份电报，马克斯真的就当面破译出来了。
鉴于上述情况和登陆行动的责任重大，英国政府只能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命令禁止用英国、美国或俄国密码以外的密码发电报，设在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司令部和它在伦敦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代表之间的通讯也不例外。
在军事上，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在政治上，却是对戴高乐的尊严和对一个主权国家民族自尊心的冒犯。而戴高乐则一贯认为，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所以他怒不可遏。他说：“4月21日，盟国通知我们，今后不再转发我们和我们驻伦敦的外交和军事代表之间的密码电报。盟国当局对我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必须保守准备登陆的秘密。英美单方面对法国所采取的这种谨慎态度，我们认为是一种粗暴的行为，因为法国的武装部队正同他们一起在反攻战役中占重要的地位，同时战场是在法国的领土上开辟的。因此，解放委员会决定，在盟国硬要干预我们下达命令和传达报告期间，停止自己的大使维埃诺和军事代表盖尼同他们解决任何事务。”在命令驻英代表停止与英美接触的同时，他自己也拒绝接见英国的大使。
戴高乐自己可能也并不知道，这个决定正中盟国下怀。英美两国总参谋部正好在没有法国人参与的情况下，加紧完善代号为“尼普顿计划”，又称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作战计划。因为这次行动要攻入的地方是法国，战场也是法国，而法国人的感情用事则是盟国最头痛的事，所以这个计划的策划从萌发之日起就没让法国人参加。直到登陆日的前夕——1944年6月4日，丘吉尔派专机把戴高乐接到英国，这个计划的概略情况才由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当着丘吉尔的面向戴高乐做了通报：盟军准备以287万大军、13000多架飞机和6 000多艘舰艇于 6月上旬在法国诺曼底海岸实施登陆，同时利用“坚韧”和“水银”两个子计划的欺骗行动把实力雄厚的德军牵制在加来海峡，希望让他们在那里抵抗根本不会发生的大举进攻，另外还有一套特殊的轰炸、欺骗、游击、骚扰和佯攻计划以阻止法国各个角落的德国人集中起来对付进攻。此外，一百多个侦察组将被空投到法国各地，监视德国坦克师的动向。为了阻滞坦克的行动，“绿色计划”集中破坏铁路，“乌龟计划”破坏公路桥梁，“蓝色计划”破坏德军的供电系统，“紫色计划”扰乱德军无线电通讯系统；还有其他一些计划破坏机车、铁路车辆、铁路转台和各类油库。进攻时将有1188条铁路、33条公路、32条无线电通讯线路被选作破坏对象，同时还有几百条线路的情况正在侦察。除了破坏之外，法国地下军还应该开展广泛而有计划的游击战以配合进攻，迷惑或拖住敌人。
这就必须强调地下军得服从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命令。
当时，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最害怕的是戴高乐会大光其火而把事情搞个一团糟，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为了胜利又不得不这样做：战后从党卫军保密局的档案中发现，惟一一份关于“霸王行动”的准确情报正是来自于阿尔及尔戴高乐的总参谋部的一个上尉，情报的日期则正是6月4日！而据盟军最高司令部所知，到6月4日为止，知道这个行动计划的惟一一个法国人是戴高乐，而戴高乐又是直到6月4日中午才赶到法国的！幸而这份情报被党卫军保密局的情报官员混杂在有关此计划的其他250多件不确切情报中被人遗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此情况是如何传到阿尔及尔的，至今都是个悬案。
但这次戴高乐这位“浓雾中的掌舵人”却表现得非常明智，不仅没为此事直到最后才告诉他而光火，反而是热情地赞扬“在这极端危险和复杂的巨大战役中，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了建立自己的 ‘计划’所施展的才能，真是达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由于天气恶劣，海面上有6级大风浪，登陆原定是在3日至7日之间进行，现在已经是4日，天气毫无好转迹象，使用平底船、登陆艇和浮桥航行靠岸都毫无把握，但是最迟在明天必须发布进攻或延迟的命令，艾森豪威尔一直为此焦虑不安。他征求戴高乐的看法：“您的意见怎么样？”
戴高乐说：“我只向您说一句，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决不推迟！我认为天气的危险并不比推迟几个星期的危险更大。一再推迟就会涣散军心，也有泄露军事机密的危险。”
戴高乐明智的支持，使艾森豪威尔坚定了信心，也博得了这位美国将军日后的尊敬。但戴高乐所支持的只是这次军事行动，而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的对法政策是戴高乐说什么也不能接受的。罗斯福出于对法国人痛心的失望，内心深处一直不相信有任何一个能真正代表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临时政府，甚至包括戴高乐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时也出于战争期间统一指挥的需要，他坚持盟国特别是法国的一切行动，都要置于美国政府以及它的军事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管辖之下。他指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占领了法国的土地之时，就要以军事管制的方式建立盟国军政府，发行战时货币，以便从行政上经济上保证盟军能得到有效的支持，并要求丘吉尔说服戴高乐顺从。
在这种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上，戴高乐怎么会听丘吉尔的游说？相反，他感到罗斯福与丘吉尔这样关注法国内政，正是法兰西复兴的最有力的证明，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他宣布：
我要沿着我的道路——独立的道路前进！我相信，不仅对于我所负责的国家和民族，而且对于我所珍视的联盟，这都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接着，他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几条对策。他向华盛顿和伦敦各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确定在法国作战时法国行政机构与盟军协同配合的条件，特别说明：
在作战地区，地方当局将满足盟国的交通运输、公用事业方面的需要；在后方，法国政府将满足艾森豪威尔将军以盟军总司令身份所提出的要求。为了保证取得联络，每支大部队都配备一名法国行政联络军官随军工作，同时派遣一位拥有必要的职权和随行人员的法国将军到艾森豪威尔身边去，以保证在政府返回法国本土以前这个时期，有政府的一个成员以代表资格前往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接着，戴高乐任命了柯尼希将军和科歇将军分别担任北方战场和地中海战场盟军总司令的助手，同时任命安德烈·勒特罗克埃为解放区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戴高乐还与艾森豪威尔达成了“应当由法国军队去解放巴黎占领首都”的协议。
6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颁布法令，正式将名称改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郑重声明盟军必须尊重法国主权，决不同意其他任何政府存在，坚决抵制美国政府企图在登陆后宣布在法国建立占领区军政府和强制发行货币的决定。
15. “我们的戴高乐将军回来了！”
1944年6月6日凌晨，英吉利海峡狂风大作，恶浪滔天，似乎在预示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盟军2 395架运输机和847架滑翔机，从英国20个机场载着3个伞兵师同时起飞；皇家空军1163架轰炸机，把5 853吨炸弹投到了预先选定的德国人的10个堡垒上；美国第八航空队的1083架轰炸机，对德国人的海岸防御工事投弹1763吨。然后盟军各类飞机同时出击，轰炸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天地为之颤栗。
天色大亮，数不清的烟囱、桅杆遮没了波涛汹涌的海面。森林般的舰载火炮向诺曼底海岸倾泄出铺天盖地的火焰。整个海岸线硝烟翻滚、弹片呼啸、血肉横飞。大海为之变色。
复仇的日子到来了。
戴高乐站在伦敦卡尔登花园他的办公室窗前，以他那彻夜不眠而布满血丝的双眼眺望着东方天际，心情万分激动！仅差11天就整整4年了。 4年，1449个日日夜夜，苦难深重的法兰西，多少父母失去了孩子？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多少家园已毁于钢铁履带？多少血泪才酿就一份尊严？啊，有多少志士前赴后继以身报国才创造了这辉煌灿烂的一天！他怀着无比的热情，以他那早已为人们熟悉的充满鼓动力的声音振奋地说：
最后的战斗开始了……当然这是法国的战争，也只是法国的战争！……凡是法兰西的儿女，不论他们在哪里，也不论他们是谁，他们惟一而神圣的义务是尽一切力量打击敌人！……在我们的血和泪所凝成的乌云后面，现在正在重新出现象征着我们伟大的太阳！
无线电波把他的讲话迅即传到法国本土。法国各地的地下军成员分别聚集在收音机前，激动地聆听戴高乐的号召。他们和戴高乐一样，也被这神圣庄严的时刻所激奋。关掉收音机，他们便分头拿起能找得到的武器，静静地从各自藏身的秘密地点走出来，悄悄然而坚定地袭击德军的桥梁和军火库，切断电话线，拆毁铁路线，使敌人的交通、通讯系统绝大部分瘫痪，变成聋子、瞎子。复仇的烈火终于在法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
在布列塔尼半岛，地下军承担了阻止14.5万德军向诺曼底增援的任务。
他们无视人手少、装备差的困难，频频出击，造成了盟军将在此登陆的假相，有效地把敌军拖了17天。德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隆美尔元帅的战略是用步兵包围诺曼底盟军的桥头堡，同时重新调配装甲部队，以进行强大的反攻，把盟军赶下海去。然而，他的77步兵师，用了13天时间才走完两天的路程。165步兵师在登陆日的当天就从洛里昂出发了，但直到16日还没有到达前线。275步兵师7日离开瓦恩，14日还在路上。即使是小股部队也寸步难行，有一个营8天才走了60公里。德国的伞兵部队也遭到了同样的狙击，大大延误了战机。号称“帝国”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师，是世界上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战斗部队。但它从佩里高到诺曼底的路上，同样遭到了地下军传奇般的骚扰和袭击。
“修车工”游击队的专长是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络。他们常使法国南部的敌军陷入混乱。“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麦丁刚刚接到命令准备开拔时，他们便将敌人储存的大部分汽油变成了一片火海。
“辣椒”管的是铁道线。这是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人。他跳伞到利穆赞，组织铁路工人破坏法国南部的铁路运输。总攻开始时，他立即中断了从图卢兹到蒙托邦的所有交通运输，有效地阻止了德国人的军需、弹药和舟桥设备的运输工作，而且使从马赛到里昂的每一列火车都至少发生过一次出轨事故。
“奎宁”是一支仅27人的游击小分队。他们炸毁一座桥梁之后，仅凭一些轻武器与敌人一个重型坦克连激战了6个小时，20人光荣战死。
在地下军游击队的频繁打击之下，德军成了惊弓之鸟，坐卧不安，只好向上司告急。在奥里亚克的德军向上级报告：“形势危急，我军不断遭到袭击。”上比利牛斯的则说：“我方部队不断受到袭击。这些匪帮使我军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多尔多涅的德军人报告得更加惊心动魄：“第11装甲师每天都不得不与散布在多尔多涅各地的恐怖分子互相扭打，部队进展甚慢，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几公里。克莱蒙—赞朗—利摩日地区完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全区铁路交通完全停顿。部队行动十分困难。”
别提德国人，即使是盟军，也为这支地下军所表现出的锐气所震惊。战斗一打响，许多原来没有统计到的人也从各自的隐蔽地冲出来，戴上抵抗运动的臂章就赤手空拳地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拼。当然，他们一碰上占领军就被镇压了，但这更激起了人们的反抗。他们抛弃一切成见，团结一致地奋勇战斗，几天就耗光了地下军几年间储备的很有限的武器弹药。地下军总指挥只好限制他们的行动，因为这是事先没计划到的。盟军指挥部6月底宣布，战果大大超出期望之外。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法国地下军的贡献等于 15个正规师。他们实际上等于是一支在关键时刻从天而降的伞兵部队。
同胞们为祖国而战的牺牲精神和辉煌战绩极大地鼓舞了戴高乐，也更增加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力量。因为直到这时，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关于改名、不允许存在其他政府和抵制战时法郎的法令还没有得到盟国的承认。6月8日，英国国务大臣艾登在另一位大臣达夫·库珀的陪同下与戴高乐共进午餐。艾登建议让法国代表马西格利到伦敦来签署一项法英协议，然后他再陪戴高乐到华盛顿去拜会罗斯福，以便确保罗斯福认可法英的协议。
但戴高乐不愿去央求美国佬的恩赐。他让维埃诺回复艾登：如果英国政府愿意对法国政府的备忘录进行讨论，它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至于戴高乐，他到伦敦不是来谈判的。同时，他再一次聪明地求助于新闻媒介。两天后，他接见了一家新闻社的记者，公开谴责了所谓的“盟国军政府”，指出军政府发行的货币毫无价值，并着重指出盟军与法国地方政权缺乏任何联络机构的局面是荒唐的。
这次谴责立即掀起了一场舆论大战。美国报界对戴高乐发动了一场暴风雨般的攻击，一些有名望的新闻界人士立即奋起反击，为他辩护。在英国，则大多数报纸支持戴高乐，批评罗斯福顽固不化，弄得美国人很难堪。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艾森豪威尔派他的参谋长来找戴高乐，请求他最好尽快对罗斯福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刚到伦敦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也来帮着说项。紧接着，费纳尔海军上将又特来转达罗斯福的口信：欢迎他访美，并提出了几个可以进行会晤的日期。在阿尔及尔，美国人也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在竭力催促。
戴高乐沉住了气，什么也没答应，只是加紧做回法国本土视察的准备。
他的打算是，一边争取流亡伦敦的各国政府支持，一边抢先在已解放的诺曼底地区建立地方政权，使盟国建立军管政府的企图落空。当然，这个打算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准备的。
像往常一样，形势正按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从8日到20日之间，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挪威等国不顾英美当局要他们等待事态发展的紧急要求 （此中另有其因，下文再述），正式承认了法 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紧接着，法国本土又传来喜讯：盟军已解放了第一座城市——贝叶市。
6月14日，戴高乐带领10名高级助手，乘坐法国海军“战斗”号驱逐舰，终于踏上了阔别了四年之久的法国国土，受到了贝叶市长、市议会成员和武装人员的热烈欢迎。进入贝叶城后，戴高乐心情激动地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居民们看到他都十分惊讶。市长高呼道：
“同胞们！荣誉和祖国！我们的戴高乐将军回来了！”
一时间，人们欢腾起来，有的大呼小叫，有的泪流如注。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跟在戴高乐身后走。人越来越多，不一会便汇成了一股长长的人流。
孩子们把他团团围起来，妇女和老人则向他哭诉四年来的痛苦生活和德国法西斯匪徒犯下的滔天罪行。
望着纯朴善良的人们，戴高乐既感动又振奋。这是他在法国本土第一次受到的群众洗礼。这时，他真正感到了自己四年来艰苦卓绝的奋斗的价值，也更感到了肩头所负责任的分量。他按照原定计划，当即任命高级助手库莱为诺曼底地区专员，拉罗克为司法顾问，德谢维涅任军事代表，组成解放区政权的核心。同时从“战斗”号驱逐舰上卸下了大量的战斗法国货币（当时英美两方都没注意到这两件事的重大意义，过了很久，才发现这是戴高乐为所谓“军政府”和“战时货币”预设的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