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吴敬梓的家世　　一 "从龙"得官.2

他写有《救荒末议》十二条，认为当此荒年，民众无食，少者逃亡，老者等死，"民饥"就有可能触发"盗起"，因而劝说商贾及有力之家，"多借籴本，庶补饥民万一"。同时主张"严禁夜行"、"严申夜巡"、"禁抢夺并造讹言"，认为"抢夺，即小盗也。小盗者，大盗之渐也。严治抢夺，则小盗绝。严治小盗，则大盗消。涓涓江河，乌得以小慈滋大忍哉。至讹言动，早立法以定人心，又禁盗之先着也。"康熙己酉八年（1669 年），他路过山东郯城，听当地父老谈起明正德年间县尉康济民曾经剿袭刘六、刘七起义队伍的历史，颇有感慨地写下《过郯城吊康尉济民》一首长诗：蕞尔郯城县，旧是郯子国。何代频荒残，萧然无起色。为忆康县尉，曾官明正德。时值刘六七，猖獗号蓟贼。一日攻城下，城小且破缺。守将弃城逃，尉独愤忠臆。抱鼓厉众心，大声激群匹。植木为垣堵，发门为雉壁。精锐率百人，劫贼伏城侧。贼营大扰乱，斩获不胜诘。杀贼贼转怒，卷土焚掠炽。轰天发一炮，乃毙其渠白。

诸贼相骇顾，捧金求君释。大骂不受金，跃马直追北。贼遂截缰去，我师无一折。贼平功不录，位卑自无力。诸生鸣奇冤，空劳上书笔。

我来古城下，凭吊增于邑。故老说前事，精魂鬼雄泣。长吟一搔首，悲风动荆棘。我为太史官，特书励臣职。不为香火情，招魂滋惨恻。

由此诗看来，他对武力反抗封建统治和剥削的农民起义，是抱着敌视的态度的，充分表露了他的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也正由于他的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十分强烈，致使他在《救荒末议》中虽然也谴责了"商人唯利是图"的剥削本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从敌视资本主义萌芽势力的立场出发的，例如他就曾强烈地反对开矿，认为"矿利无一而矿害有百"，并上书县令、制台，"俱蒙许可，已张示严禁"（《复蓝父母禁开矿书》）。

吴国对还是一个孝悌"君子"。在他主持福建乡试时，即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清秘述闻》卷二）为题考试士子。他自己也颇能身体力行。据《吴国对墓志铭》云："君性笃孝，时时语其先人，辄呜咽下泣。"而当其弟国龙先他而亡时，他曾极其伤感地对陈廷敬说："吾弟之亡，吾盖不能委顺焉，吾亦无意于斯世矣。"在其诗作中，也保存一些追悼、祭奠先人的诗作，如《同弟国龙谒石狮塘先人墓》"年年兄弟拜田来，踏得秋鞋染古荄"；《入石狮塘》"那堪初侍翻长痛，大外何如泪欲寻"等，都为祭奠其父吴沛而作。总之，吴国对主张从培养人才以改良朝政、同情灾民、反对农民"闹事"、贱视商人、重视孝悌等思想言行，对吴敬梓是产生一些影响的。

全椒吴氏与东林党、复社诸君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深浅不同的交往。为吴沛《西墅草堂集》作序的姜日广就在天启七年（1622 年）夏，被魏忠贤"党以""东林"而"削其籍"（《明史·姜曰广传》）。吴国对与复社成员更有直接来往。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记载：壬辰（顺治九年、公元1652 年）春仲奉檄选贡，　全椒之吴子玉随国对与余皆与焉。

又记道：戊戌（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 年）当场屋大创后，主司与举子兢兢守法，单寒之士悉进，鼎甲三人一为琴川孙子，一为盐城孙子，一为全椒吴子，皆余同年拔贡，同盟中人。

杜登春所说的琴川孙子，是指状元孙承恩，字扶桑，江南常熟人；盐城孙子，指榜眼孙一致，字止澜，盐城人；全椒吴子即指吴国对（见《清秘述闻）卷一）。

吴国对交游颇广，与清初大诗人王渔洋、施闰章以及冒辟疆都有唱和。

他与冒辟疆为顺治十一年（1654 年）甲午乙榜同年，康熙壬寅元年（1662年）曾去如皋水绘庵访问冒辟疆，并写有《王寅秋访辟疆年兄于水绘庵呈赠》诗四首，录其之四如下：二十年前事，与君同苦辛（余与辟疆同列甲午乙榜），难忘尚落魄，无恙作高人。玉树成诸子，卿云供老亲。自惭多病客，碌碌听风尘。

他还写有和施闺章、邹祇谟"长歌"的"短偈"，同上面四诗同被冒辟疆辑入《同人集》卷六，其"短偈"如下：朴巢居士先世有洗钵池，足用放生，后乃有变。尚白（施闺章）、訏士（邹祗谟）两君子为长歌纪其事，更属余作。日以病通疏笔砚，勉拈短偈，果能博众怒为喜乎？

四十年前，人鱼俱乐；四十年后，鱼苦人觉。巢民悲忍，泪如水落。悲忍奈何，何如转却。鱼转江湖，水转川壑。无些子事，是名解脱。

从这诗、偈中，不难发现吴国对与冒辟疆等文士交谊颇深，不时游从。

吴国对与诗人王渔洋也有往还，两人同为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戊戌甲科同年，他们的相识过程十分有趣，王渔洋曾自述其事：余以顺治乙未举礼部，戊戍始赴廷对。一日期集礼部，新郎君皆在，全椒吴玉随（国对）大呼入曰："此中何者为济南王郎乎？"众愕然。余方跂脚榻上，笑曰："君自辨之。"吴直前捉余臂曰："此即是也。"众为一笑。

--《带经堂诗话》卷八王渔洋虽然认为国对"诗来人格，而颇有胜情"，但仍与之时相唱和。在《香祖笔记》卷七中，王渔洋曾记述他们二人的一次唱酬情景：予官扬州时，常与其客仪征。一日过予，客园置酒，酒间作摩窠大字，及便面数事，皆即事漫兴之语，令人解颐。尚记其一则云："少陵云'一洗万古凡马空'，东坡云'笔所来到气已吞'，才人须具此胸次，落笔自尔不凡，唯阮亭可以语此。"顷之，予衣领上偶见一蚁，即又云："宰官衣领蓦上一蚁子，此正须耐烦，以为胜俗客耳。"虽偶然游戏，皆有理趣。久之露坐，月色皎然，赋绝句云："如此青天如此月，两人须问大江秋。"予和之，得四首："翰林兄弟皆名士，廨屋三间分两头。及第红绫分饼日，闭门黄叶著书秋。""鸣（园中小山名）斜日森碧筱，人影参差曲岸头。顷刻疾书两丸墨，山蝉堕地数声秋。"又二诗不具录，详《銮江倡和集》。

可见国对对王渔洋诗作十分倾致，而渔洋对国对的诗作也有一定评价。王渔洋在《岁暮怀友人》三十二首中还写有一首怀念吴国对的七绝：平山堂边修禊日，鸣洞畔把杯时。南谯病客嵚崎甚，为我挥毫醉不辞。

此外，在周亮工所辑《尺牍新钞》卷六中还收有吴国对《与王贻上》信一封，从中可以看出两人交谊十分深厚。

吴国对病逝后，陈廷敬为其撰写《翰林院侍读吴默岩墓志铭》（收入《午亭文编》卷四十五）。铭文中除了叙述国对生平概略以外，还涉及国对兄弟、子侄乃至孙辈的情况，是研究传主身世的重要资料。特别是由于陈廷敬与吴国对同为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戊戌科进士，旧所谓"同年"，两人相知甚深。吴国对虽为一甲三名，但陈廷敬后来却颇"受知"于玄烨，历任工部、户部、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参加"修辑三朝《圣训》、《政治典制》、《方略》、《一统志》、《明史》"，"并充总裁官"（《清史稿·陈廷敬传》）。康熙三十年（1691 年）辛未科会试，陈廷敬以户部尚书出任会试总裁，而吴国对之侄吴昺即传主族叔祖在这科会试中考取一甲二名即俗所谓的榜眼。因而可以说，陈廷敬对全椒吴氏的家族状况是比较了解的，他的记叙可信程度极大。此外，还有一件无独有偶的趣事，这就是陈廷敬虽为朝廷大臣，而其孙陈天池（字可泉）却偏喜爱稗官小说，曾经撰有《第一快活奇书如意君传》七十二回，此书又名《无恨天》。书首有道光间徐璈等人写的序，还有道光十三年写的自叙，目前有传本。陈天池与吴国对的曾孙、也就是传主吴敬梓可说是世谊，当然，陈天池要后于吴敬梓。而吴敬梓也创作了闻名中外的《儒林外史》而"竟以稗说传"。

吴国龙，为吴沛幼子，字玉騧，号亦岩。据李霨《清礼科掌印给事中吴公墓表》，知其卒于康熙辛亥十年（1671 年），有年五十六，由此逆推可知其生于明万历丙辰四十四年（1616 年）。他与国对为"孪生"兄弟，外人相见，一时难以辨识，陈廷敬在《吴国对墓志铭》中就说他与乃兄国对"风貌言笑相似甚，虽以余之久与居，每骤见初不能辨识，见给谏（国龙）以为君（国对）也，及与之语，乃知其为给谏，每大笑而别"。吴国龙虽然在五兄弟中年最幼，但功名却得之甚早，明崇祯壬午十五年（1642 年）就考中举人，次年癸未科又与长兄吴国鼎为同榜进士。中进士后，初授户部主事，后以丁母忧归乡。据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入清以后，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年），福临诏求隐逸，漕抚蔡士英为之特疏举荐。但在他赴京途中行至山东临清附近，又因病不能继续前往，半途返回故里。次年国对以探花及第，福临召见时，问及家世，知道国龙情况后，乃谕其病痊后，速赴北京。但直到顺治庚子十七年（1660 年），国龙方始赴京陛见。康熙即位之初，曾试其疏、论，留内阁办事。后以"才堪科道"，乃授职工科给事中，不久转为工科右给事中，又改授河南道监察御史，旋回任兵科给事中。康熙丙午五年（1666年）出任山东主考，事竣后又转礼科掌印给事中。李霨用"历践言职，夙夜兢兢"八个字来总结他的仕宦经历（见《吴国龙墓表》）。传主吴敬梓在《移家赋》中则用"季抗疏于乌台，受两朝之眷顾"来赞扬他的族曾祖。乌台即御史台，为言官办事机构；两朝是指他在明为户部主事，人清则屡任言官。吴国龙长期为言官，平生颇多建言，有《吴给谏奏稿》八卷。《吴国龙传》说其"奏议逾十数万言，皆明体达用，不为抗激以邀誉，务期于军国民生实有裨益"，因而"深荷主知，言辄报可"。从现在可以见及的资料看，吴国龙的建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细至皇帝的起居注，矩到科试教育、财赋钱粮。他曾于康熙十年（1671 年）三月，"疏请复设起居注，得旨报可"（《池北偶谈》卷一）。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 年）科场案发生以后，南、北闱乡试考官得罪者颇多，主司和土子也大都视科名为畏途，礼部增议处分过严，国龙却也能上疏申言其弊。认为"科场大典，朝廷以资取人，则立法不得不严。然所严者，首重贿营关节，应从重处分；次则体式违例，亦宜分别议处。至原无情弊而字句偶尔差讹，应从轻典"，不宜"苛责于字样点画之间"。否则"沿习日久，科场所取试卷，恐空虚者多而淹博者少"，从而有失朝廷"取士为用人根本、实为国计民生攸关"的用意。

与吴国对一样，吴国龙对教育科考也十分重视，他曾在《仰观璿学之勤谨献刍荛之言疏》中认为帝王也要学习，并且详细辨明帝王之学与儒生之学的不同，说："儒生之学，记诵章句训诂文艺而已，而帝王之学道在务其大者，功在务其要者。"他认为所谓"道之大者，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为纲，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目"；所谓"功之要者，读经以师其意，读史以师其事"。这与乃兄国对在《圣学》中所论颇为近似。而对于儒生之学，他认为也不可忽视，因为"天下之治在民安，民安在吏善，吏善在士良，士良在得师以育之。是士者，邦之桢也；师者，士之表也"。因而他"造士于南，有六则：曰务孝友、曰慎交游、日砺廉耻、曰崇经学、日斥排偶、曰禁坊选"（《重修学宫记》）。这与国对"颁三则以教士"的内容也基本相似。他在出任康熙五年（1666 年）丙午科乡试山东主考时，即出《文行忠信论》考题以试士人。对于科举取士，国龙主张广开才路、严格选拔，认为"用之在严，收之在宽，人泮冀成大学，拔之者十，得之者五"，因此要增加"入学"名额（《请增入学科举名数呈》）。这种主张当然会得到攻读举业的士子的赞同和拥护。

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中说他"起自田间，念切民瘼"，因而其奏疏颇有为民"陈请"之词。从现存的一些奏疏考察，也确有这方面的内容。例如他认为钱粮征收名目过于繁多，无助于稳定朝野局势，在《钱粮赋役疏》中说："切惟今日急务，最以钱粮为重。第民不苦于征收，而苦于款项之杂：兵不苦于战守，而苦于拨饷之虚。至于国计未尝苦于匮乏，而苦干出入多门，不得收安上全下之效也。"他认为"今日百姓之苦，不苦于正赋之征输，而苦于荒逃之摊派，一人而当数人之差，一年而竭数年之力，有司自惧处分，惟知敲扑小民，勉强赔累，以致逃亡"（《蠲所当蠲请蠲荒以存穷黎疏》）。这些言论，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小民所负担的苛捐杂税极为沉重，以致逃亡现象日趋严重而普遍。对于这种状况，他认为是极不利于封建朝廷的长治久安的，因而提出杜绝"加派私征，讼狱诈害"的具体措施，希望能使"官贪吏纵之风可止，而民穷盗起之祸可息"（《直陈民穷之由疏》）。另一方面，他又竭力倡办赈灾事务，以使"流离在他乡者，知本地有米赈济，渐思各返故乡，不至终为流离之人及久聚不散之患"（《请议截留漕粮以拯灾黎疏》）。虽然他这些主张的最终目的在于防止"民穷盗起"，但在一定范围和具体条件下，对灾民也不无小补。

李霨在为其撰写的《吴国龙墓表》中说他"性酷嗜学，家居益留意典籍、画彙、古今经史而探索之。又以其余溢为诗歌、古文词"，著有《心远堂集》。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说其"诗文甚富，多不存副本"，其子吴晟"辑刊遗集四十二卷行世"。他的某些诗作，确也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困苦生活，明季末叶灾荒频仍，贫民无以为食，甚至以"观音粉"充饥，吴国龙曾以此为题写有《观音粉》一诗并有小序，反映了崇祯庚辰十三年（1640 年）所发生的这一灾象：《观音粉》（此多年烂石也。饥民取而食之，辄肠坠殆毙。庚辰年事。）

树皮刮尽草根毕，又向山坡凿烂石。大地黄金取不彻，饥民笑口收不得。等闲作饼出锅软，饱得饥肠他不管。谁知下肠肠尽坠，饥肠虽饱眼垂泪。莫谓饥民饱欲死，一枚合入使君齿。

顺治甲午十一年（1654 年），全椒一带发生旱情，吴国龙有《甲午秋旱山居口占》四首，在描写旱象的严重、农民的焦急的同时，也流露了作者的深切同情，兹录其诗之四：农已枯愁皆类鬼，我今憔悴亦成翁。何频细问秋禾事，只听村村叹息中。

《挑菜行》则描叙一个"村妇"在灾荒之年"肩负小儿"拾荠，而家中还有"老姑"倚门，三代人一齐挨饥受饿，"儿饥娘哺儿啼止，娘饥泣下谁哺娘。虽然我饥犹自可，老姑倚门正望我"。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吴国龙虽然竭力劝导有力之家出赀赈灾，但肯输粮的富户并不多，他为此写有《坐宝林寺赈饥永日，待募米不至》一诗，发出"富者犹如此，贫家何望焉"的感慨。在《庄居》二首中，他在享受"自计随时得倘徉，赢得水趣与山香"清福的同时，也未曾忘记"兼耐农夫频贷食，饥肠如火向人呼"的现实。这表明吴国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比较关心"民瘼"，这是因为全椒吴氏原先毕竟是"单寒之家"，在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之初，家货并不饶富，也还未与下层人民完全隔绝。

吴国龙与其四位兄长一样，同样重视封建道德，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中说他"笃天伦，重名谊，奉亲孝，养祭必以礼。事兄爱敬有加。及宦，常分俸不私。教子六人以义方"。他与乃兄国对每年都要去石狮塘祭奠先人庐墓，在《元日入山拜先墓大雪》诗中就写道"年年此日拜铉台，此日花飞六出胎"；"记得歌章儿诵久，相逢此地更增哀"。这些诗句都表现了他的孝思。

吴国龙病逝后，大学士李霨撰有《清礼科掌印给事中吴公墓表》，除了叙述国龙生平以外，还追述了吴氏从浙江迁来江宁府所属六合的高祖姓名为吴聪，这是其它现存有关资料所未曾提及的，对我们研究传主先世颇有价值。总之，全椒吴氏自吴谦行医家道渐丰以后，吴沛得以自幼接受正规教育，但并未取得功名，直到吴国鼎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以后，才开始发家、改换门庭。传主吴敬梓经常为他的曾祖辈的显赫功名而感到无比的得意，在《移家赋》中就沾沾自喜地写道"始则河东三凤，终则马氏五常"。赋中又说："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拭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以薛收与其子侄元敬、德音被称为"河东三凤"，马良兄弟五人被谚称为"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苏轼、苏辙、陆机、陆云笃于兄弟之情，以及王僧虔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来比喻和夸美自己的先人。

六 祖辈兴衰

可是，到了吴敬梓的祖父辈，房分既多，人数又众，兴衰就不一了。吴敬梓的族曾祖国鼎有子二人名暹吉、怀吉。暹吉，字惕思，廪生，为国鼎继妻姜氏所生。怀吉，增生。据康熙《全椒志·姜氏传》："　自举子矣。

久之，庶乃有子。"怀吉当为暹吉异母弟。两人功名仅止于生员。族曾祖国器"得子晚"，其子名字、功名皆无可考知。族曾祖国缙亦曾"训课子侄"，但其子名字、功名同样不可得知。惟有族曾祖国龙有子六人：晟、昱、、显、昺、早，其中有的功名很高，传主经常以他们炫耀家世华胄。传主的亲曾祖国对有子三人：旦、勖、异，功名又并不高。此处仅将国对、国龙的子嗣略作介绍。

先介绍吴国龙这一支。吴昱为国龙次子，字心启，贡监。吴为国龙三子，字永照，贡监。吴显为国龙四子，字千里，贡监，曾为河南永城教谕。吴早为国龙幼子，康熙戊寅三十七年（1698 年）拔贡，壬午四十一年（1702年）北榜举人，曾任山西临县知县。这四人功名并不高，无足称道。吴敬梓所谓的"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除了曾祖辈四进士以外，实际上是包括了吴国龙长子吴最、五子吴昺这两个进士在内的。

吴晟，为国龙长子，字丽正，号梅原，据储欣《吴晟墓表》，生于明崇祯乙亥八年（1635 年），卒于康熙乙亥三十四年（1695 年），有年六十一。顺治甲午十一年（1654 年）二十岁时应乡试，房师荐以第一，但主考不允。以此困顿场屋几达二十年之久。当时八股文大家湖北熊次侯来到全椒，吴晟将自己的文章送呈请教，次侯读过他的文章以后说："大器也，当晚成。"吴晟叩问何以见得，次侯回答说："子文，至腹始发光，此其达不早。幸自爱，积学待时，勿以速化为慕。"吴晟也的确一直等到康熙乙卯十四年（1675年）四十岁时才中举人，次年丙辰科连捷进士。但这时他的父亲吴国龙已病死数年。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 年）出任福建汀州宁化县令。宁化县处万山之中，形势险要，又与江西交界，极难治理。吴最莅任之后，一面设计捕捉"盗魁"，一面"新黉宫、兴义学、捐俸延师，教人子弟"，在任三年，颇见政绩。但由于折狱时拒受贿赂，又不畏权势，他的上司"授以指又弗听"，秉公判处，因而既开罪于当地权豪，又"大拂上官意"，终于不能安于位。后得到亲友的资助，"援例捐升主事"，但还未及赴任，就已经病故。吴晟极重孝梯，他的父亲吴国龙路过扬州时突然发病，他曾侍疾，"目睫不交"；事继母张氏也"仁孝备至"；还经常与诸弟"称道先德"，"兄弟并孝友，而率先者君也"。吴晟功名虽得之较迟，但却早慧，"七岁能背《左传》、辨四声"，尔后又"喜诗古文词，所著书六集"（以上均据储欣《吴晟墓表》）。张大受在《吴晟墓志铭》中也说他"工著述，有《洪范辨证》、《周易心解》诸书"。吴晟子女极多，有霞举、雷焕、雱澍、霩清、济等多人，其中与传主吴敬梓有关系者则是雷焕与雱澍二人，将于后文详述。

吴昺，为国龙五子，字永年，号頵山。有年四十八,生卒年不可详考。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 年）考中举人。次年辛未科会试，主考四人中工部尚书陈廷敬为吴昺族伯吴国对的同年，与国对、国龙同朝共事；兵部侍郎李光地则为吴国对门生；兵部督辅待郎王士祯也是吴国对的甲科同年。吴昺在这一科考中进士，且为一甲第二人即榜眼及第（《清秘述闻》卷三）。据福格《听雨丛谈》卷九：殿试初拟全椒吴昺第一，金山戴有祺第二，海宁杨中讷第三。

上以鼎甲久无北人，遂拔大兴黄叔琳第三人，戴中状元，吴中榜眼。

吴敬梓的亲曾祖吴国对虽为探花，族祖吴昺却是榜眼，成为全椒吴氏族人中功名最高的人。传主在《移家赋》中所说的"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应该是指这两代。吴昺中进士后初授翰林院编修，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 年）任广西乡试主考（《清秘述闻》卷三）；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 年）任宋金元明四朝诗选掌局官；次年四十五年丙戌（1706 年）"分校礼闱"（张其濬《全椒志·吴昺传》）；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 年）出任湖广学政（《清秘述闻》卷十）。当他在湖广学政任上"按试荆州"之际，玄烨曾书"勉子修名"四字赐给其母张氏（张志《吴昺传》）。这使得整个吴氏族人以为莫大荣耀。吴昺对"三礼"深有研究，也颇有文名，著作有《卓望山房集》、《玉堂应奉集》等。

再介绍传主亲曾祖吴国对的子嗣，即吴敬梓的祖父辈。在传主的曾祖一辈中，以吴敬梓的亲曾祖吴国对功名为最高，但到了祖父一辈，功名最高的人则是族曾祖吴国龙的子嗣，而吴国对的子嗣即吴敬梓的祖父辈吴旦、吴勖、吴昇，三人功名都不高，除吴昇为举人外，吴旦、吴勖只是一名秀才。

吴旦是吴国对长子，吴敬梓的嗣祖。旦字卿云，又字东观，以增生援例考授州同知。据康熙《全椒志·吴旦传》，他为人"性笃孝"，生母陈氏早故，他与"妻刘氏奉继母尤谨，委曲承顺，求当其意"。吴国对仕宦京师，他曾随侍左右，国对"苦寒"，他就"身温衾以侍睡；早起取父衣先衣之，俟温然后扶父起"（张其濬《全椒志·吴旦传》）。他在赴京途中，路经徐州，"夜见老妪临河哭甚哀，询知为逋急鬻子，将捐生焉，遂解囊尽与之，并不问其姓氏"（《吴旦传》）。这颇使我们联想起《儒林外史》中虞育德救助无钱葬父投水自杀的农民一节。传主极有可能将此事改造而成为小说中的一段情节。除此而外，吴旦善举颇多，如助人完成学业，取得功名。他的"故人之子"因家贫不能卒学，吴旦曾"转贷金若干以赠"，使得这个故人之子方未"徙业"，后来终于"人泮成名"（《吴旦传》）。可惜他享年不永，竟然先其父国对而卒，国对也因他之早逝而悲痛不已，以致"鬓发飒然皆自，其意气亦衰矣"（陈廷敬《吴国时墓志铭》）。陈廷敬说吴旦"贤而有文"，据张其濬《全椒志·吴旦传》，他著有《月潭集》。吴旦生有独子霖起，即传主吴敬梓的嗣父。

吴勖是吴国对的次子，字程观，又字大力，以增贡考授州同知。据《吴旦传》，吴旦早卒后，其子即由吴勖主动抚养，并且视同己子。吴勖对异母弟吴昇也极为"友爱"。当时家族中"有以析产言"即要求分家，吴勖则"泣谢不许"。当邑人修建北极阁时，吴勖却"独捐数千金"。有子三人：霄瑞、霜高、雯延。幼子雯延即传主吴敬梓的生父。

吴昇是国对幼子，字晓奏，又字允升。为吴旦、吴勖的异母弟。但功名却高于两位兄长，他是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 年）科举人（见张其濬《全椒志·选举》），其生平事迹不详。

传主吴敬梓经常自夸的"家声科第从来美"，实际上止于祖辈。他的族祖吴晟的孙子吴檠还考中进士，但在这一辈吴氏族人中，象吴檠获得这样功名的人可说已属凤毛麟角。而传主的亲祖一辈及其后嗣中，实在没有获得高于举人功名的人。不过，他的曾祖辈与祖父辈的功名，己足以使传主夸耀的了。虽然这样"光采"的家史，与传主沾不上多少边。但却也对他产生了极为复杂而又深远的影响，例如全椒吴氏自从科举发家以后，大都历任言官、教职，有县学教谕、府学教授、提督学政、国子司业，也曾有人出任山东、福建、广西乡试主考。他们对制艺揣摩得很到家，甚至把他们的写作经验上升到理论加以总结。他们大都主张从改革教育考试弊端人手，培养士人以改善朝政。这对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小说时确立思想主旨和选择题材显然不是毫无影响的。又如，传主的历代先人极为重视孝悌，表彰谦让，勇于善举，屡积"阴骘"，其中不少事迹显然被传主加以改造，写入《儒林外史》中去。再如，传主过于看重自己的门第，不独在诗、赋中有强烈的表现，在《儒林外史》中也有明显的流露，对所谓的"旧家"表示了极大的好感。从这些方面看来，传主的家世对他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也并不亚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所受到的先世影响。

关于传主的父辈以及子女情况，将在下一章有关各节中分别予以介绍。

兹将吴敬梓的家世，根据有关资料，列一简表如下。（下页表说明：1990 年4 月，全椒县县长阚家衡同志，送来新近发现的吴国龙墓碑，国龙六子，与文献记载相同。其孙辈，碑上列有霍远、霑恩、霁晖、霞举、雷焕、雱澍、惠，最后一名剥落。下页表据储欣《吴晟墓表》列出国龙孙辈，碑上所列霍远、霑恩、雾晖，当为国龙其余诸子所出。现今存疑的是" 惠"其人，碑文如此，而文字记载则为" 济"，何者为是，当续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