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吴敬梓的生平　　一 童年艰危.3

李塨来到江宁后，与南京一些学者所进行的学术交流活动，特别是去宁国与梅文鼎的晤面谈学，对当时东南地区包括南京在内的学者定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 年），卒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 年）。文鼎二十七岁时，曾"师事竹冠道士倪观湖"，研究大统历法，颇有所得，因而撰作《历学骈技》二卷，后增补为四卷，"倪为首肯，自此遂有学历之志"，毕生从事数学、天文学的研究工作，"所著历算之书，凡八十余种"（《畴人传》卷三十七）。仅数学方面的著作就多达十三种四十卷，内容遍及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等初等数学各个部门。梅文鼎尽管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但却能谦逊待人，培养后进，当时"畴人弟子及西域官生，皆折节造访"，但凡"人有问者，亦详告之无隐，期与斯世共明之"（《畴人传》卷三十七）。先从李塨学习的刘著，后又成为文鼎的得意弟子，梅、李两位学者的晤面谈学，就由刘著接洽而成。刘著与传主吴敬梓也有相当的关系，并非泛泛之交。当时，颜、李的学说与梅文鼎的数天之学，在学术界是有广泛的影响的。如前所述，传主吴敬梓曾在这一段时期内频繁地往来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区，李塨在南京的传道授业活动，自然给青年时代的吴敬梓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又由于各种机缘，颜李学说对传主的影响又有所加深。这在他后来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有着极为明显的反映。

青年时代的吴敬梓在南京除了接触到这些文人、学者以外，还认识了不少其他阶层的人士，并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例如冶城寺的道士周某。冶山与丛霄道院同位于南京城西：丛霄道院在清凉山下虎踞关附近；冶城在石头城东南，原为吴王夫差设城铸剑的处所，所以称冶城。东晋太元十五年（390 年），在此处建造了一座冶城寺。元兴三年（404 年），桓玄人建康，废寺为别苑。刘宋时改为总明观。此后屡代多有设施，杨吴武义二年（920年）建筑了紫极宫、镇阜轩。南唐时又建了武烈帝庙。北宋以后改为天庆观。元朝元贞元年（1295 年）又改为玄妙观。明洪武年间重修为朝天宫。吴敬梓与冶山道士周某相识，可能是在他的生父吴受延病卧丛霄道院那一时期内。吴敬梓既然在道院侍候父疾，当然要与羽流往还，从而与他们中的某些人物相识，并结下了友谊。周某即是其中之一。后来吴敬梓再度经过冶山，而周羽士已经病故，传主为此极富深情地赋诗悼念：晴光冉冉过楼台，厌径们萝破藓苔。仙客己归蓬岛去，名园仍向冶城开。独怜残雪埋芳草，又见春风绽野梅。十载知交存此地，只令寥落不胜哀。

--《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岂是黄金不铸颜，刚风浩劫又吹还。月明笙鹤缑山顶，归向蓬莱第几班。

--《伤周羽士》传主青年时代就不断来到"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六朝故都南京，正为他与释子道土的交游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吴敬梓在南京的这些交游，又为他后来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小说中有不少关于寺观道院以及释徒羽流活动的描写，大都可说是作者直接体察的产物。

三 乡居岁月

雍正元年癸卯（1723 年），传主吴敬梓的嗣父吴霖起在故乡全椒病故以后，从次年即雍正二年（1724 年）起，直到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 年）二月止，吴敬梓这近十年的生活是在故乡度过的，虽然其间曾几度离开过全椒。这十年正当传主二十四岁至三十三岁的青壮年时期，也是吴敬梓生活中变放送起的岁月：嗣父的病故引起夺产之争。致使家道更加败落：妻子陶氏郁郁而终，从而使得他的生活中缺少应有的慰籍；科考的失利，引起社会对他的鄙视，从而更加激发了他的狂放性格；故交的冷落，病魔的缠身，使得他闭户索居、潜心于学术研究，从而进一步培养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才能。

全椒吴氏自吴国对一辈发家成为官僚地主以后，财产再分配的要求也就与其家的功名富贵而俱来。在吴国对几个儿子之间，就曾发生"析产"的要求，吴国对的长子、也就是传主的嗣祖吴旦早卒以后，作为长房长孙、吴旦的独子吴霖起，就为各房所眈眈虎视，处境极其困难。后来传主在（移家赋》中记述嗣父吴霖起在乃父吴旦亡故以后的遭遇时，用"郈成分宅之义，羊舌下泣之仁"的故事加以比喻。此事见于刘孝标《广绝交论）：　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郈成分宅之德。　据李善注：此谓到洽兄弟也。刘孝绰与诸弟书曰：任（昉）既假以吹嘘，各登清贯。任云亡未几，子侄漂流沟渠，洽等视之，悠然不相存瞻，平原刘峻疾其苟且，乃广朱公叔《绝交论》焉。

羊舌，指叔向。李善注引《春秋外传》：叔向见司马侯之子，抚而泣之日：自此父之死也，吾蔑与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终之，我始之，夫子终之。

又引《孔丛子》：郈成子自鲁聘晋过于卫，右宰毂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作，酣毕而送以壁。成子不辞，其仆曰：不辞何也。成予曰：夫止而觞我，亲我也；陈乐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壁，托我也。由此观之，卫其乱矣。行三十里，而闻卫乱作，右宰毅臣死之。成子于是迎其妻子，还其壁，隔宅而居之。

根据传主所用的这两个故事可以窥知，当吴旦病死以后，他的两个弟弟即吴勖、吴昇，对待侄子吴霖起的态度就有所不同，吴勖作为吴旦的同母弟，抚侄如子，而吴旦的异母弟吴异却提出"析产"要求。但此际家政仍掌握在嫡出的吴勖手中，因而吴异的要求并未能得逞。但这种"析产"的潜流仍然流动在这个大家族的各房成员中。吴勖有三个儿子吴霄瑞、吴霜高、吴雯延，他们各自有子女多人。作为吴敬梓生父的吴雯延病故后，他这份家产当然要传给他的几个子女，吴敬梓既然是他的亲子，吴雯延就可能要考虑他的权益，但因为他已出嗣为人子，因而吴雯延的另外几个子女，即传主的亲兄弟，又可能认为这样做要影响他们各自的利益，也就必然有不满的表示。但他们毕竟是同父母的亲兄弟，这种不满还不致恶性发展。可是，在他的嗣父吴霖起病故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吴霖起是吴国对长房长孙，吴敬梓虽然是他的独子，但却由承嗣而来，这就使得族人对他的嫉恨之情大大超过歆羡之意。在他们看来，不但生父吴雯延的遗产，他已获得一份；而且嗣祖吴旦、嗣父吴霖起的全部遗产，又完全归他一人独享。于是，传主吴敬梓就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被卷进遗产之争的漩涡，处在矛盾的焦点位置。无论是族中叔伯，还是族中兄弟，都想染指他所继承的遗产，从他那里谋得或多或少的利益。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所说：浮云转眼桑成海，广文身后何含。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恶声封狼贪。

就反映了这场夺产之争。，噂，《诗·十月之交》"噂背憎，职竞由人"，郑玄笺："噂噂沓沓，相对谈语。"噂沓，亦作噂。《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会稽邵氏家传》"（邵）畴以噂之语，本非事实"。袁容《后汉纪·章帝纪下》元和二年"流言噂，深可叹息"。吴檠用此一词，正说明在教谕吴霖起病故以后，传主家族的矛盾纷繁，流言四起。吴敬梓在嗣父新丧之际，面对这种局面，只能容忍。而这些议论、流言，又都是围绕着"析产"之争。吴檠诗中一连用"钟鼓"。"怪鸮"、"封狼"等典故，都反映了传主家族中夺产之争的激烈。钟鼓见《诗·山有枢》"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怪鸮则见《诗·鸱鸮》"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封狼，即天狼星，《后汉书·张衡传》"弯威弧之拨刺兮，射?冢之封狼"。吴檠在诗中运用这些典故意在说明当吴敬梓嗣父病故以后，传主族中的叔伯、兄弟如同恶鸟鸱鸮、贪婪天狼一样，前来争夺他的财产。而在这场遗产之争中，由于传主吴敬梓平素生性孤高自傲，与族人关系并不十分和睦，又长期离开故乡，未曾亲自操持家务，因而没有什么人帮他说话、为之力争。只有一个姓刘的管家为他担忧不已，这就是吴檠诗中所说的"刘翁为人好心事，谯翛与我忧如淡"。这样，他所承继的遗产，就被族人夺去了很大一部分。

在这场夺产之争中，传主虽然丧失了部分遗产，思想上也受到很大刺激，但族人你争我夺的种种丑态，却也擦拭清了吴敬梓的双眼。几年之后，在创作《移家赋》时，他还为之扼腕地写道：贤人刚岁在龙蛇，仙翁则惟遗笙鹤。于是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兄弟参商，宗族诟谇。

回忆了在他的父亲死后所发生的遗产之争这一令他痛心的往事。而传主在这场争夺中，对于诗礼之家成员的丑恶本质也就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他在《移家赋》中写道：嗟早年之集蓼，托毁室于冤禽。淳于恭之自箠不见，陈太邱之家法难寻。

集蓼，见《诗·寥莪》，指父母皆亡；毁室，见《诗·鸱鸮》，谓弱者强凌。这说明在当年这场纠纷中，他的许多叔伯中却没有一个能象淳于恭那样严格要求自己、抚教子侄的人，也没有一个能象陈太邱那样排难解纷、处事公正的人。据《后汉书·淳于恭传》：（淳于恭之兄）崇卒，恭养幼孤，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

陈太邱指曾为太丘长的陈寔，据《后汉书·陈寔传》：宴在乡间，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

原来孝悌谦让之家的真相就是如此。在金钱面前，族中叔伯也不象长辈了。他们不但不管教子侄，而且自己也在你争我夺。通过这场遗产之争，以此为开端，传主吴敬梓对那些贪得无厌的家族成员的种种作为，从旁进行了冷静地观察，终于逐步认识到了这个封建大家庭越是趋向衰败，其成员就越是表现出尔虞我诈的本质和趋炎附势的丑态，这与他自幼所接受的诗礼传家的封建正统教育显得格格不入，不能不引起他的深刻反省和思考。特别是他的一些家族成员，居然以儿女婚姻攀结富有之家，丝毫不顾惜祖风世德，更使得吴敬梓感到痛心疾首，在《移家赋》中他大声斥责这些族人：假荫而带狐令，卖婚而缔鸡肆。求援得援，求系得系。侯景以儿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贩鬻祖曾，窃赀皂隶。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

对于传主此处所用的典故，只须略加阐明，就可以明白他对于族人这种作为的厌恶之情是何等深刻了！"假荫而带狐令"，是指唐代的令狐楚、令狐绹父子两世人相的故事。由于父子人相，令狐成为极有权势的大姓，当时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冒认同宗，甚至一些本姓胡的人冒充为令狐。唐代诗人温庭筠曾写诗嘲弄这件事，说"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令"（钱易《南部新书）〔庚〕。吴敬梓运用这个典故，正说明当时必有一些冒认同宗的无耻之徒。"卖婚而缔鸡肆"，见张鷟《朝野金载》卷三所记叙的罗会故事。罗会原来拾粪，所谓操贱业，后来发家致富，仍被当时人所轻视，称之为"鸡肆"。吴敬梓在赋中运用这一典故，显然是借此斥责那些不顾自己门第、把女儿嫁给富豪之家、与卖婚并无区别的族人。"求援得援，求系得系"，是用董叔的故事。据《国语·晋语九》，晋大夫董叔将娶于晋卿范氏，叔向问他意欲何为，他回答说"欲为系援"，也就是要攀高结贵以为奥援。后来夫妇失和，范献子将董叔悬绑于庭槐，正好叔向经过此处，董叔向他求援。叔向不予应允，并且说："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又何请焉？"吴敬梓运用此典嘲讽那些企图攀高结贵的族人，有可能不但得不到"援"反为其所"系"。"侯景以儿女作奴"事，据《通鉴》卷一百六十一："（候）景请娶于王谢，上（梁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患曰：'会将吴儿女配奴。'　。""王源之姻好唯利"，是指沈约指责王源一事。王源贪图庶族富豪满氏五万钱的聘资，不顾自己高门，将女儿嫁给满氏。这种婚配行为违反了当时的门阀习俗，因而沈约愤怒地斥骂王源"托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重".指责他这种行为无异"贩鬻祖曾，以为贾道"，是以出卖祖宗来向下贱的皂隶换取钱财，即所谓的"窃赀莫非皂隶"（沈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四十）。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运用这一连串的典故，意在说明他的家族中确有人做出了不顾自家门第、为了贪图钱财而将女儿嫁给暴发新贵的可耻的事。这种行为使得一向看重自己门第的吴敬梓极为震惊，在嘲讽和抨击这样行为的同时，他又担心由于族人中出现这些"熊虎之状""豺狼之音"的成员，将要败坏世风祖德，贻羞先人，惊呼"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若敖之鬼是用令尹子文事，据《左传》鲁宣公四年：子文是若敖氏。当越椒初生时，子文说："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音，弗杀，必灭若敖氏矣。"子文担心越椒当楚政后，要覆灭若敖一族，祖宗将无人祭祀，鬼将挨饿。广平之风是用宋璟事，据《新唐书·宋璟传》，宋璟以功封广平郡公，刚正为时所重。但在他死后，其诸子"皆荒饮徘嬉，并以赃败"，从此"广平之风衰矣"。传主对族人这种谴责，固然流露了一定程度的封建门阀意识，然而也的确表明象他这样一个生长在书香门第、自幼接受诗礼教育的封建子弟，对于自己所属的这个阶级的真实面目，终于逐步有了清醒的认识。吴敬梓丧父是不幸的；由于父丧而遗产被夺，也可说是不幸的。然而在这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中，却让他从族人争夺遗产的狰狞面目进而探视到他们的贪婪本质，甚至不惜以儿女做为攀高结贵资本的丑恶灵魂。他终于逐步明白，所谓孝悌谦让、仁义宽恕，只不过是他这个封建家族成员借以掩饰丑行的遮羞布。这种对自己家族乃至自己所属阶级成员丑恶面目的认识，对于传主今后在创作中能够客观地描写自己这一阶级成员的精神面貌，分明是极为难得、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财产被瓜分，为他换得了这样的人生经验，也许并非不幸。《儒林外史》中描写严贡生与严监生兄弟之间，围绕着谋夺财产而展开的立嗣之争的情节，是那么形象而真实、生动而深刻，不正是凝集着传主这一段的生活经验么？

当传主吴敬梓二十四、五岁之际，他所继承的遗产被族人谋夺侵占后不久，他的岳家陶氏也以更快的速度衰落下来，他的爱妻陶氏也因经受不住这种打击而郁郁以终。金榘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所说的：五柳幽居属他姓，重到惟看月印潭。　几载人事不得意，相逢往往判沉酣。栗里已无锥可卓，吾子脱展尤狂憨。卜宅河干颇清适，独苦病妇多詀諵。无何炊臼梦亦验，空闻鼓盆疑虓甝。　正反映了吴敬梓二十五岁以后直到二十七、八岁这几年的生活状况。

前文述及，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 年）传主吴敬梓十八岁时曾经冒着盛暑从江苏赣榆回到安徽全椒一次，意图处理岳丈家中的事故。当时陶氏家庭中已露出衰败的景象。隔了没有几年，当吴霖起因失去赣榆县学教谕一职举家归里以后，陶氏家境更是败落不堪。不但"五柳幽居属他姓"，而且"粟里已无锥可卓"。"五柳幽居"与"栗里"都是借用陶渊明的居室和屋址比喻岳家陶氏。这两句诗正反映了传主岳家不但住房已属他人，连土地也已变卖净尽。而且，其穷困状况，不仅仅是无卓锥之地，而是连卓地之锥也无，也就是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既然五柳幽居已经易主，岳母一家不能不迁出。传主身为"半子"，不得不为他们张罗一切，替岳家在襄河岸边重新找了一座房子暂时安顿下来。对于自家财产的被侵夺，对于岳家房产的被转让，生性豁达的吴敬梓倒也不十分看重，也没有放在心上。相反，他倒觉得这样一来，再也听不到族人的聒噪，一时耳根清净许多，由此而感到分外的舒适。不过，他的夫人陶氏却未能象他这样看得开，眼见夫家和自家先后遭到如此巨大的变故，实在难以平静，焦虑、气愤、郁闷、贫困一齐袭来，她终于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而病倒。境遇未有任何改善，病情自然日趋严重起来，她的话语也就多起来，向自己的丈夫吴敬梓诉说世事的不平、家族的纠纷、生活的艰辛，未免有些唠叨。这使得从来不知道持家、不看重金钱的吴敬梓感到十分苦恼，既要照顾病人的起居，又要忍受病人的诉说。不过没有多久，陶氏终于郁郁而终。金榘诗中所说的"炊臼"、"鼓盆"，就是指传主妻子陶氏的病故。"炊臼"梦事见段成式《西阳杂俎·梦》，"鼓盆"事见《庄子·至乐》。尽管陶氏病中有些唠叨，但吴敬梓对她的照顾还是十分周到的。他们夫妇之间的感情原就极为深挚，因而陶氏一旦病故，传主自然十分伤心，不禁放声痛哭，狂吼不已，有似咆哮的虎声。这就是金榘诗中所谓的"疑虓甝"。从此，传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陷入丧偶之痛中。

吴敬梓自幼健康不佳，在嗣父吴霖起病故、遗产被夺之后，大约二十四、五岁前后，尽管当时陶氏还未去世，他已经常罹病，健康状况日益下降，病魔时时缠身，心情也极为恶劣。《遗园》四首就反映了传主这一阶段生活的另一面，诗云：

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荒畦无客到，春日闭门居。柳线如烟结，梅根带雨锄。旧时粱上燕，渺渺独愁予。

新绿渐成阴，催耕闻暮禽。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薄俗高门贱，穷途岁序深。无聊爱坟籍，讵敢说书淫。

秋声何日到，残暑去天涯。鸦影梭烟树，松阴绘月阶。病魔皆故物，诗境落孤怀。独倚危楼望，清光聚此斋。

风雨漂摇久，柴门挂薛萝。青云悲往事，白雪按新歌。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可怜贫贱日，只是畏人多。

这四首诗分别描写了传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生活：春天，原是诗朋酒友出游的佳日，但他却过着"荒畦无客到，春日闭门居"的生活，只有"旧时梁上燕，渺渺独愁予"，为他的"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的苦读生涯添上一点慰藉。"青箱"，原是王准之的故事。据《宋书·王准之传》：（曾祖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

此外，吴敬梓十分钦仰的南朝文学家沈约曾对陆乔谈起自己的儿子，说："此吾爱子也，少聪敏，好读书，吾甚怜之，因以青箱为名焉，欲使继吾学也。"（张读《宣室志》卷四）"赐书"一事是指传主曾祖吴国对考取探花以后，福临曾赐予书籍多种，即《移家赋》中所说的"诏分玉局之书"，吴国对特在"遗园"中建书楼贮藏。这两句诗表明传主这一时期仍然承受父、师的教诲训育，努力攻读应试的举业，以求博得一第，振兴祖业。同时，由于年岁渐长，不再象青少年时代那样，在攻读举业的闲暇时刻偷"窥秘函"，不时地阅读小说、戏曲作品。尽管他自己还不敢承认自己就是象皇甫谧那样"耽玩典籍，忘寝与食"的"书淫"（见《晋书·皇甫谧传》），但也不敢虚掷光阴。在"新绿渐阴"的夏季，怀抱着"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的愿望，孜孜不倦地攻读儒家的"坟籍"。这种苦读生涯，到了残暑已去、秋声四起的萧杀季节就更令人难耐了；再加上"病魔皆故物"，旧病复发，传主的情绪更是孤寂，以致"诗境落孤怀"。而到了"青云悲往事，白雪按新歇"的冬李，由于此时家道已趋中落，更是柴门却扫、无人问津，真是"风雨漂摇久，柴门挂薛萝"了。吴敬梓从此也更懒得见客，所谓"可怜贫贱日，只是畏人多"，而终日枯坐在书斋中"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思虑自己怎样才能报答先人谆谆教诲的深厚恩德。

有时，传主为了排遣自己寂寞无聊的心境，也会独自一人踽踽而行，漫步到远离县城的程家市去，那里有他先人开始发家的遗迹，这就是他的高祖吴沛修建的西墅草堂。草堂初建时只有两栋房屋，屋顶铺以茅草，周围绕以土墙，大约占地一亩左右，四外都是田野，远处青山，近处流水，绿树掩映，牧唱樵歌，寂静无尘，是读书佳处。草堂悬有门楹：函盖要撑持，须向澹宁求魄力。

生平憎诡故，聊将粗懒适形神。

草堂中有吴沛课子读书的书斋，也有一副楹对：君子蒙养作圣功，须向此中求建白。

秀才天下为己任，还须不朽著勋名。

吴敬梓经常徘徊于此，在吊念先人遗迹的同时，身心也受到浸润陶冶。吴沛在草堂中读书课子时写的《西墅草堂初夏》一诗，有这样的诗句："镇日少客过，不知接送烦。"这与吴敬梓眼前"荒畦无客到，春日闭门居"的境遇正相近似。吴沛与他五个儿子研读生涯，在《西墅草堂初夏》诗中也有所记叙，"高低五男儿，暇即与讨论。千古在目前，绝学垂宪言。浮荣何足慕，潜心味义根"，这与吴敬梓当时的"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无聊爱坟籍，讵敢说书淫"的苦读情景也极其类同。而当传主在瞻仰他的先人遗迹时，也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他的祖先为人行事来。当宛陵太守关骥召请吴沛前往时，吴沛曾奋然而起，说道："大丈夫不能取进贤，自树功业。有负知己。何面目复尔曳裾哉！"这种不折腰求人的精神，在吴敬梓身上也有所流露。后来他在《春日》诗中就有"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的表白。这显然是这一时期受到他的先人"自树功业"思想行为的影响所致。但是，吴敬梓在从他的先人事迹中寻求积极精神支持的同时，也颇以他的先人曾得到帝王赞扬的"光荣"历史而感到无比自豪，在《西墅草堂歌》中写道：　只今摇落又西风，一带枫叶绕屋红。明月空传天子诏，岁时瞻仰付村翁。　传主在诗中夹注道："西墅一轮明月，高拟鹿门，庄烈皇帝敕书中语。"这是指明朝崇侦皇帝朱由检表彰传主的高祖吴沛隐居课子的高蹈行为而言。吴敬梓颇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耀，这也和他的自诩门阀的封建意识相合拍。但是，孤寂的苦读生涯，长期压抑的心境，家庭夺产之争的缠绕，毫无把握的功名追求，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使传主从小失去母亲调护而常患病的单薄身体更趋虚弱，病情也日渐加重起来。"病魔皆故物，诗境落孤怀"，正表明这一阶段传主罹病已非一日，而孤寂的生涯又加重了病情。自此，敏轩也就整年病不离身。莺花三月，水槛楼居，他却"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除"（《春兴八首》）；春夏之交，客居他乡，又叹息"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残春僧舍》）；秋月之夜，病不能眠，"一痕蟾光白昼残，空庭有人病未安"（《病夜见新月））；寒蝉声断，秋深病重，"素领应随秋气深，却缘消渴罢弹琴"。到了此际，尽管他一再抱怨"那堪多病卧匡床"，但他所住的水槛里升起的依然是"一缕药烟"，弹琴、吟诗、作赋、写文，都只能暂时一切作罢（《秋病四首》）。

传主吴敬梓究竟罹患什么病呢？这在上文所引的诗作中已有明白的叙述："消渴病难除"、"却缘消渴罢弹琴"等等；在词作中传主也一再提及："尽解相如消渴，更添他杜康沉缅"（《水龙吟》）、"臣之壮也，似落魄相如"（《买陂塘》）、"再休言，得意荐相如、凌云赋"（《满江红》）。

很显然，他所患的疾病与司马相如一样，都是消渴病。据《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

近人根据《素问》等医书中关于"消渴"病情的描叙，认为消渴就是糖尿病。除此以外，吴敬梓的肺部可能还患有疾病，在《不寐》一诗中，他曾写道："酒痕渰病肺，诗卷伴闲身。"无论糖尿病还是肺病都是迁延时日的慢性病症，时好时发，极难根治。吴敬梓青年时代就罹此疾患，终其一生一直受到这两种疾病的缠磨，直到晚年终因消渴病引发其它病患而亡故。敏轩如果生活安定、心情愉快，再加上细心调理，也许这种疾病后来不致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但从幼年时代直到整个青年阶段乃至壮年，吴敬梓并未能有一段时期能安定而愉快地生活，不是远离家乡前往赣榆，就是奔波于江南淮北；生活中又变故迭起，充满着一连串的不幸，因而心情也极为恶劣，一直被孤寂和愤懑的情绪交替支配着。这样，他的健康自然恢复无望，其寿不永，年仅五十余岁而病故，与早年这一段艰辛的生活不无关系。

生活的不愉快，加重了传主的病情，而病情的沉重又反转过来影响了传主的情绪。"病魔皆故物，诗境落孤怀"的自述，正反映了"病魔"与"孤怀"的相互作用。传主吴敬梓的身心健康在这种状态下都受到很大的损害。越是受到人们的冷遇和社会的孤立，就越易激发他对人们的厌恶和对社会的怨恨。敏轩早年就就养成恃才做物的性格，而今却又怀才不遇，更激发了他的狂放不羁，特别不能忍受别人对他文才的鄙薄。他对周围社会中那些偶然取得一第便做视他人的浅薄的科场人物，十分反感，一有机会，就要出些难题捉弄他们，从而加以揶揄嘲讽。他对魏晋六朝时代的文、史著作极为喜爱，对这一历史阶段的人物事迹也十分钦迟，在《南史·张率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张）率字士简，性宽雅，十二能属文，常限日为诗一篇，或数日不作，则追补之。　至年十六，向作二千余首。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句句嗟称，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讷惭而退。

张率以自己作品冒称沈约之作，捉弄了以耳代目、盲目崇信名人大家而鄙薄后进俊秀的虞讷。这一故事触发了传主的心机，在全椒社会上他也曾效法张率行事。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就有"赋诗诈人称沈约"之句，正反映了传主这一触犯科举人物大忌的行为。此举固然一泄忿激，痛快一时，但却为吴敬梓招致更多的嫉恨。不过，这也是由于传主自己作品为人轻视而产生的一种逆反心理。吴檠诗作中紧接此句之后尚有"草玄传世仗桓谭"的诗句，就说明了传主何以愤激的社会原因。据《桓谭新论·闵友篇》：王公子问：杨子云何人耶？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　《玄》经百年，其书必传。

又，《史通·自叙》云：扬雄少为范逡、刘歆所重，及闻撰《太玄经》，则嘲以恐覆酱瓿。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

尽管传主的著作受到浅薄的科场人物的鄙视和诋毁，但他本人以及象吴檠这些深知他的才情的亲友，却坚信他的著述必将成为传世之作。

前文曾经述及，吴敬梓自幼喜阅小说、酷爱戏剧，他曾象薛谭从秦青学歌那样，亲手执红牙板拍曲按歌，但那时还只在攻读时文八股的闲暇时刻偷偷地学习。而到了此际，业已长大成人，父母先后亡故，已无长辈约束；同时，由于在科岁考试中均未能名列前茅，为人轻视，极为愤激，因而他再也不去理会世俗的舆论和亲友的嘲责，更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有时干脆把演员歌女一齐招来，就在家中或清唱或演出，还宴请同好友朋饮酒听戏，一时满堂腰鼓，男女演员，浅斟低唱，喧闹之声，时闻于外。有时甚至留下演员歌女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豪兴不衰。这样的生活在他的亲友诗作中也有所记叙，如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说：一朝愤激谋作达，左右妠恣荒耽。明月满堂腰鼓闹，花光冉冉柳鬖鬖。秃衿醉拥奴童卧，泥沙一掷金一担。　香词唱满吴儿口，旗亭法曲传江潭。以兹重困弟不悔，闭门嚄唶长醺酣。

金两铭和诗中也说：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老伶少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

但是，我们要了解，传主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乐的这种表现，并不完全是纨绔子弟习气的表现。自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吴敬梓也不可能全然没有这种习气，然而促使他沉缅于此的主要原因在于吴檠、金两铭诗中一再提及的"愤激"。而形成敏轩如此"愤激"情绪的，却有着如前文所述及的深刻的社会因素的。也正由于愤激的情绪无以宣泄，传主才偶一"谋作达"、"恣豪侈"的。如果不看到这一点，那么吴敬梓和那些纨绔子弟又有什么区别？可是，他的一些亲友和全椒社会上的一些士绅，不愿或不能理解他，相反却认为这是公然违抗礼俗的、地地道道的叛逆行为，一时对他的讥讽、斥责就铺天盖地而来。

吴敬梓这几年所过的这种豪侈生活所费极大，他拥有的家产已开始逐日减少。但他并不因此而有所收敛，稍事更张。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就说他"以兹重困弟不悔"，可见传主决意要维持这种狂放的生活。这样，他不得不寻找经济来源。不事生产又未仕宦的传主，只有走变卖祖上遗留的田地房产一条路了。但在分家之后，属于他的一份财产原就被族人夺走不少。一些关心他又不理解他的亲友，曾一再劝说他，但传主曾经亲历夺产之争，族人见利忘义的丑行，曾经对他产生强烈的刺激。从此，他把族人极为着重的钱财故意视如土芥，执意要变卖出去。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就极为形象地描绘了传主当时的激愤表现：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苦口讥喃喃。弟也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斡声如甝。男儿快意贫亦好，何人郑白兼彭聃。

不过，依靠变卖遗产是不能长久地维持这种生活所需的。不久，由于"田庐尽卖"，以至"奴逃仆散"，而传主也就遭到吴氏族人和全椒士绅更为严厉的责难，甚至被"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容中》）。从此，他在家乡的处境更是艰难困窘了。

敏轩自幼生长于地主阶级的科举世家，从小不事生产，虽然屡经家庭变故，其实也并不知道世事的艰难的。尽管他生性高傲，但在家庭经济面临破产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作为科举时代的一个读书人，吴敬梓自然要走父、祖所走过的道路，这就是要从科举八股的考试中谋求出路。早年他的嗣父吴霖起向他灌输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向他讲述的自己家族从科举发家的光荣历史，都还没有淡忘。更何况他本人的思想状况，在这几年内也还停留在企求科举荣耀的阶段，因而，在放纵自己一段时间后，他又有所收敛，略作应试准备后，就在雍正七年（1729 年）二十九岁时，前去滁州参加科考了。

这次科考是为秋季乡试做准备的预备考试，由安徽学使李凤翥亲自来滁州主持。凤翥字云麓，江西建昌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丁丑科进士，雍正四年（1726 年）以鸿胪寺卿出任安徽学政。吴敬梓从家乡全椒来到滁州之后，考试之前，不免探亲访友，活动比较频繁。他的大姊早年就出嫁给滁州秀才金绍曾，虽然姊夫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时已经去世，但吴敬梓与他的姐姐感情极其深笃，这次来到滁州，当然要去看望。同时，科举时代每逢乡、会试，正是士子认识结交、讨论学问的难得机会。试场附近的茶楼酒馆，就是士子们经常涉足聚会的处所。这种情况不仅在三年一科的乡、会试中如此，即在府、院试也同样存在，只是范围较小、人数较少而已。吴敬梓此次来滁州参加科考，以他当时的社会地位一一科举世家子弟的名望、他本人的才情，以及他的狂放不羁的种种作为，等等，必然成为滁州地区士子所要结识的头面人物。而传主在度过几年孤寂的生涯之后来到滁州，一时之间结识了新交、会见了故友，谈话中自然会诉说几年来倍遭冷落的境遇，也会抒发平生的宏大抱负。在酒酣耳热之际，难免也倾泻了一些对世事不平的愤懑以及怀才不遇的牢骚，甚或涉及到当时一些有势力的士绅官僚。这些言论和他以前在家乡的一些被人视为乖僻的行径，被嫉视他的一些人，在学使李大人的左右加以传播张扬，这对于吴敬梓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为明清两朝封建统治者明确规定，士子不得随便发表议论。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曾颁行卧碑文，刊于天下学宫明伦堂之左，其中明白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　若纠众扛帮，骂帮宫长，为首者问遣，尽革为民。

清顺治九年（1652 年）颁行的卧碑文也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

吴敬梓与三朋五友的聚会、议论，只需稍加罗织就可成为治罪的凭据，最轻的发落也是不予录取。

传主吴敬梓闻知自己的言论和行事已被禀报到试官那里，并且已在一些人中传扬开去，事后也不免有些耽心和后悔。因为他毕竟是科举门第出身的士子，仍然企求从科举谋一出路。此际，他的认识还没有发展到与这一制度决裂的地步，应该说追求科名的思想还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自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十八岁时考取秀才以来，历经多次乡试，几近十年时间都未能博得一第，眼看这次科考又可能被黜退，心中自然忐忑不安，懊伤万分。在这种心境支配下，传主吴敬梓表现了他的性格中庸俗的一面，居然向主其事者跪拜求情，请求录取。不料，他这种认错的行为并未得到原宥，反遭到大声的斥责，使他感到极大的羞惭。幸亏学使李凤翥年长于传主许多，是一位忠厚长者，又很欣赏吴敬梓的文章才 气，未十分听从左右的谗言，原有和包容了传主一些"乖僻"的言行，依然破格录取他为第一名。这既出乎吴敬梓本人的意外，又出乎他的友朋的意料，而他的居停主人也为之高兴，准备了酒菜，召集了吴敬梓的同辈好友聚会庆贺。金两铭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曾记载了这段遭遇：昨年夏五客滁水，酒后耳热语喃喃。文章大好人大怪，匍匐乞收遭虠甝。使者怜才破常格，同辈庆迁柱下聃。居停主人亦解事，举酒相贺倾宿庵。今兹冠军小得意，斯文秘妙可自参。

但是，因这次科考获得第一名的兴奋情绪维持不久，敏轩又遭到更沉重的打击。学使李凤翥在主持这次科考以后，三年任期已经届满，不久就回京复命去了。新接任安徽学使的是侍讲学土王兰生，兰生字振声，直隶交河人，康熙六十年（1721 年）辛丑科进士。李凤翥出任安徽学院时距他考中进士已近三十年，而王兰生来任安徽学院时考中进士不过八年。王学政这样的经历，就可能使得他不象李学政那样待人宽厚、乐于包容。当他上任之初，去科考之日不远，科考时的种种情况他自然有所闻问，吴敬梓当时的"出格"表现，这位新学政也必有所知悉，因而对传主的品评自不会有称赞之语。而这对吴敬梓参加乡试，自然是极为不利的。不久，吴敬梓在这次由福建长汀人、大理寺卿黎致远和福建安溪人、编修李清植主持的、考题为"生而知之，上也"、"徵则悠远"二节、"汤执中立"二句的己酉科乡试中终于落第。

这次考试失败，给予传主的刺激十分巨大。他原以为凭自己的文才，求取一第如同拾芥，特别是科考获得冠军以后，更以为自己已掌握了八股文章的"秘妙"，岂知正式参加乡试却一败涂地，铩羽而归。作为日趋败落的科举世家子弟，他本想通过科举考试，谋求一官半职，以重振家业、光大门楣。这一企望一旦落空，理想成为泡影，他的情绪顿然跌落下来。何况在科举社会中。世俗偏见又认定凡是考取科名的人就有学问，反之则无学问。一向以才情自负的吴敬梓一时感到难以在故乡全椒的社会中露面。因而在参加乡试失败后不久，他又前往南京小住。为了排遣极端苦闷的心情，传主在南京与新旧知交经常游宴聚会，纵游山水，饱览景色，一时还不感到太多的孤寂。但是到了这一年（雍正八年、1730 年）除夕，朋友们都回家去守岁了，客居异乡的吴敬梓这才感到难耐的孤独和苦人的寂寞。幸亏有一位姓鲍的朋友与他感情比较深挚，邀他到家中痛饮一番。夜深人静之后，传主仍不得不拖着疲倦的身子，独自返回自己的寓所。此际窗外迎接新春的爆竹声声不断，而他却子然一身面对着孤灯一盏，身世飘零之感分外强烈。在新旧交替的除夕之夜，吴敬梓不禁回顾了三十年来的生活道路，往事历历在目，从科考一再失败和社会不断责难的深刻教训中，他不能不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的前途，一气呵成地写下《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词作八首。其一云：今年除夕，风雪漫天人作客。三十年来，那得双眉时暂开？不婚不宦，嗜欲人生应减半。鲍子知余，满酌屠苏醉拥炉。

"三十年来，那得双眉时暂开"，正是对自己三十年历尽坎坷的生活经历的高度概括，特别是近年来爱妻的病故、文战的不利，再加上暂时没有续娶也没有仕进机会的"不婚不宦"的境遇，使得他"嗜欲人生应减半"。他前半生的遭遇固然是不幸的，但是直到即将步入中年的三十岁前后，仍然把仕宦看做人生正当的"嗜欲"。这虽然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生活理想，但也表明在这一时期内传主的思想境界，依然未能超越出他的同时代的本阶级读书人的意识范围，也就是说还未能完全摆脱一般士子的庸俗的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