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吴敬梓的生平　　一 童年艰危.9

野老嬉游共，村翁来往频。藤萝阴漏月，桑柘影随身。美酒盈杯劝，良苗几棱新。饧萧花外市，牧笛雨中春。幸免家人谪，偏馀稚子亲。

摊书消永夜，高枕卧清晨。自著潜夫论，宁辞原宪贫。昨秋过故里，留我住弥旬。薜荔依门巷，兼葭变水滨。圆沙知雁聚，曲港见鸥驯。

蟹簖缘溪富，鱼罾罾树均。嘉肴仍速舅，肥牡定娱宾。愿得长相倚，须完未了因。寄声劳扰客，此是武陵人。

他这位"伯兄"原来是巢父、许由一类的人，或是希冀自己象巢父、许由一类隐居不仕的人。相传这两人为尧时隐士，尧准备让位给他们二人，两人都不愿接受。传主把这位"伯兄"看成是与他们相类的人，正说明这位"伯兄"没有什么功名。但这位"伯兄"为人却十分耿直，不谐于俗，所以郁郁不得志，隐居山林，长夜攻读，白昼著述，孜孜不倦。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自得其乐，不改素志，抨击时政，不媚习俗。所以敏轩称赞他的作为与王符、原宪相似。王符名节信，东汉时人，隐居山中著书，评论朝政得失，反对谶纬迷信，因不愿显名于世，自号"潜夫"，著有《潜夫论》十卷。原宪字子思，又名原思，孔子弟子，蓬户褐衣而蔬食，仍不减其乐，坚行其道。后世一般惜用他指代贫士，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卒，原宪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黎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日："夫子岂病乎？"原宪日："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

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对这样一位许时俗而安贫守道的"伯兄"，在诗的最后，敏轩表示了与其终身相依傍的意愿："愿得长相倚，须完未了因。"佛教指此生尚未了结的因缘为未了因。传主对宋代大诗人苏辙非常钦迟，在《移家赋》里就曾以"苏家则拭辙并进"，比喻先世的兄弟关系。此处"未了因"显然也是借用苏拭寄诗其弟苏辙的诗意，东坡《狱中寄子由》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东坡集》续集二）正因为传主幼时出嗣给霖起为子，所以才与同为雯延所生的这位"伯兄"不能"长相倚"。难得聚首一次，天生的手足之情油然而生，禁抑不住，就吟之于诗。此外，从此诗通篇来看，这一时期传主的思想面貌，和早年一度对功名的追求和热衷已有所不同，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和功名富贵全然决裂，但显然对这种追求逐步感到厌倦，功名富贵观念己大大薄弱，而对时政的弊端、习俗的颓靡，深深感到不满，并步步加深和坚定了隐而不仕、闭户著述的志愿。

此次敏轩回到故乡，正遇上岳丈叶草窗悬弧之庆。这位原籍苏州的老儒医将爱婿挽留在家，欢聚达十日之久。翁婿分手之际，草窗翁已预感到这次晤面可能就是翁婿最后一次聚首，因而特别眷恋。果不其然，不到两年他就病逝了。吴敬梓十分伤痛，写下《挽外舅叶草窗翁》诗：吴中有耆硕，转徙淮南地。自号草窗翁，所师僦贷季。爱女适狂生，时人叹高义。茅檐四五椽，绕篱杂花莳。肘后悬《灵枢》，案前堆《金匾》。园林药苗，屏风挂盐豉。徙柳多奇情，针茅亦游戏。梅福庄光甥，昔贤爱同志。嗟余辞乡久，终岁不一至。前年悬弧辰，留我十日醉。示我平生业，《周易》蝇头字。旁及老庄言，逍遥无物累。自言岁龙蛇，逝将谢人世。绩学翁所勤，近名翁所忌。

无人为表微，谁定黔娄谥。

这位老儒医，一方面行医种药、熟读医书，一方面研究《周易》老庄之学，为人厚道，治学勤奋，安贫守素，不求名逐利，倒也十分逍遥自在。传主吴敬梓为他的岳丈无人为之"表微"而有些愤愤。在以功名得失为评品人物准绳的势利社会中，又有谁愿意为一个如同战国时家贫而又不求仕进的隐士黔娄那样默默无闻的寒士作传写铭呢？传主只能自己为岳丈写上一有挽诗，在这篇挽诗中，敏轩既称美了岳丈的高尚品德，又对岳丈贫困勤学而不为世人所知的一生表示了深深的哀叹。

在这一时期，传主不但亲姊金氏、岳丈草窗翁先后谢世，而且不久之后，他的另一舅父又复病死，噩耗接踵而来，很使敏轩悲伤不已。特别是致老舅于不起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功名不遂，这对传主的刺激很大。吴敬梓的舅父一生在科举阶梯上攀登，吃尽千辛万苦，受尽冷眼卑视，二十岁前后就进学成了秀才，此后每届乡试，都去应考。有时为了不误考期，即使有病在身也勉力前往。可是屡试屡败。到了六十岁依然未能中举，忧愤成疾，医药罔效，终于抱恨病死。吴敬梓极为沉痛地为之写下《哭舅氏》诗：河干屋三楹，丛桂影便娟，缘以荆棘篱，架以蒿床眠。南邻侈豪奢，张灯奏管弦，西邻精心计，秉烛算缗钱。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残编，弱冠为诸生，六十犹迍邅。皎皎明月光，杨辉屋东偏，秋虫声转悲，秋藜烂欲然。主人既抱病，强坐芸窗前，其时遇宾兴，力疾上马鞯。夜沾荒店露，朝冲隔江烟，射策不见收，言归泣涕涟。

严冬霜雪凝，偃卧小山颠，酌酒不解欢，饮药不获痊，百忧摧肺肝，抱恨归黄泉。吾母多兄弟，惟舅友爱专，诸舅登仕籍，俱已谢尘缘。

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坚，士人进身难，底用事丹铅。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

在这首痛悼舅父之亡的诗作中，也倾注了传主吴敬梓大半生蹭蹬场屋的愤恨，而且也反映了他对主试大人的衡文无准、对应试者众而录取者少的所谓"抡才大典"的无情讥讽，对这种制度所酿成的"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的社会风气的有力抨击，并且表明由这种制度带来的"贵"或"贱"都是不祥之物，是极不可取的。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吴敬梓的思想的确有了新的发展，对早年所热衷的科举考试的弊端，除了通过他自身的痛苦教训有所认识以外，更从他的许许多多亲友的失败中有所感悟，"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只不过是由愤激而发出的反语。传主己充分认识到科举之途并非平坦大道，对绝大多数的士子来说确是此路不通！为此，他不仅对八股科举的考试办法、而且也对八股科举的教育内容发生了深刻的怀疑，发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呼号。虽然全诗已佚，但仅从这残存的两句中，也可看出传主的心声。他的友人王又曾对这样的呼号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但诋父师专制举，此言便合铸黄金。"（《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集〉后》）这一认识，也是当时社会上批判八股科举的进步思潮的反映。其实早在明季未叶，无论学术界还是文艺界对八股制艺的嘲讽和批判已形成风气。杨慎在"举业之陋"中就指出当时读书人很少通经，也不治子、史，甚至以唐朝事为宋时事，二事合为一事，一人分为两人（见《升庵全集》卷五十二）。而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之风已为时人所不齿。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丙辰科会试，"家饶阿堵"的吴江人沈同和，被主考大学士吴道南、礼部尚书刘楚先所"首选"取为会元，以致物议四起；天启四年（1624 年）甲子科乡试磨勘，魏忠贤目不识丁，他的干儿王绍徽辑《点将录》，"皆逢迎其意者，明为指点"，当时就有人作传奇《百子图》予以嘲讽（《茶余客话》卷二"明考试之弊"）。于这一科始中举人的江西文人艾南英（著有《天偏子集》）因为久困场屋，对这种科举考试极为痛恶，写有《应试文自叙》述说他的坎坷，做了二十年老秀才，参加乡试七次才中举。明季末叶，甚至有"断送江山八股文"的议论，在朝堂上曾发现有书写"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晚生文八股顿首拜"的大柬，可见有识之士对这一考试制度的痛恨。这种批判的潮流，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反映，明清之际的华阳散人编辑、蚓天居士批阅的小说《鸳鸯针》，是四篇白话小说的汇集，第一篇《打关节生死结冤家，做人情始终全佛法》，写杭州仁和县秀才徐鹏子参加乡试一事，揭露了嘉靖时期科场舞弊、官场营私的黑暗情景。清朝初年，曾有画师绘八股图，图上瞽者八人，或题诗、或作字、或鉴赏古玩、或品评书法名画、或调琴、或奕棋，目既不见，毫无所得，讽刺作八股的人如同这八替（见《清科举考试述录》）。略早于吴敬梓的蒲松龄，在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多次涉及科举制度，也曾从不同角度加以指擿。除了形象的刻划以外，还以"异史氏曰"的形式直接发表议论予以抨击，如《王子安》一篇"异史氏曰"这样写道：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

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皆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己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挚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而不己，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

类似的揭擿和批判，在《聊斋志异》的《司文郎》、《贾奉雉》、《褚生》等篇中均曾出现。蒲松龄所塑造的形象、所描绘的情节、所发表的议论，都程度不同地暴露了这一制度的弊端和所产生的恶果。这些批判的画面，在《儒林外史》中则以长卷的形式充分展开。

在传主吴敬梓时代，不仅文艺创作中出现了这种嘲讽科举罪恶的作品，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也产生了许多批判科举弊端的著述，例如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特别是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十八房"、"经义论策"、"科目"、"明经"、"三场"、"拟题"、"举人"、"试文格式"、"程文"等条目中，在诗文集的《生员论》、《与友人论学书》、《与彦和甥书》等文章中，对八股科举制度许多环节的种种弊病和黑暗情况，都有深刻的揭发和有力的抨击。这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颜元（习斋）、李塨（恕谷）对八股科举的批判也不亚于顾炎武。这些进步学者的思想，显然对传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吴敏轩之所以能接受这些学者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自身有着屡困场屋的痛苦经历，又目睹了亲友在追逐科第过程中先后调亡的残酷现实。在接受这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之后，传主终于进而从理性上对这一制度积习难返的弊端有了深切的认识。传主吴敏轩这种进步思想的发展历程，一直延续到四十岁左右，当他的舅父病故时方始大体完成。

七 修先贤祠

乾隆五年（1740 年）秋冬之际，传主吴敬梓以不惑之年从故乡全椒返回白下以后，到乾隆八年（1743 年）四十三岁这三、四年内虽然曾数次出游，但每次外出时间均不长久，大多时日都是住在南京秦淮水亭从事著述，并与当地名士逐日诗酒唱酬，座无虚席，文名大盛，以致被金和说成是"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为盟主"（《儒林外史跋》）。推为"盟主"一说虽然未免有些夸美，但与南京名士诗酒集会、相互唱酬，倒是确有其事的。当然，这些文士在一起也做了一些"正经"事，修祭先贤祠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活动。

吴敬梓回南京不久，曾与诗文之士吴蒙泉、龚退庵、冯粹中、牛草衣、宋润九、涂长卿、沈瘦岑、樊圣漠、顾秋亭、戴瀚等人应励行南之召，聚会在李天泽的芦渡园中作消寒之举。这次集会，戴瀚曾写诗记叙其事，有"人于白下门边遇，酒是黄公垆上斟"、"由来此乐忘宾主，且听雄谈迈古今"、"千间厦问寒谁庇，五岳心知笑可排"、"酒力还将风力欺，高歌欲动鬼神时"、"何当共奏凌云赋，一一怜予野席攀"的诗句，从中可以想见他们不拘形迹、忘却主客，彼此痛饮畅谈、高歌吟咏的欢聚情景。此诗见于《雪村编年诗賸》卷十二《循陔集》，收入此集的诗篇作于乾隆四年己未（1739 年）至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 年）。集中除此篇诗作以外，尚有不少诗篇记叙这些文士的集会、唱酬，如《题李蘧门板舆花径养亲图》，李蘧门即李本宣；《题程绵庄望岳图》，程绵庄即程延柞；《夜雪次吴蒙泉外史韵》，吴蒙泉即吴培源；《花朝日丽山程丈招同人燕集》，程丽山即程锦春，等等。他们或为传主知友，或为敏轩至戚，在他们每次聚会时，只要传主没有离开南京，总有他在座。吴敬粹参与这些聚会，不仅吟诗作赋，还从亲友的言谈中了解到许多人情物事，帮助他观察和体验了现实生活，从而也猎取了不少创作素材，提炼成小说中的艺术情节。例如写诗记叙他们聚会的戴瀚，其人事迹虽然未曾被传主利用，但与戴瀚有关系的人物的某些事迹，却显然被敏轩摄人到《儒林外史》中来。

戴瀚字巨川，号雪邨，上元（南京）人。自幼善诗，八岁即能成篇。从小服侍父亲在栖霞山读书，偶得佳句，即使时在半夜，也起床书写。以免遗忘。雍正元年（1723 年）乡、会试连捷，以一甲第二名即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先后典试顺天、贵州，督学福建，官至侍讲学士、南书房行走。戴巨川一度颇得胤禛宠信，受到召见，被问及家庭人事，并特令江南总督拨给二千金以养赡其母。但耐人寻味的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复典顺天试"时，却"坐累下刑部狱"。后被革职归里，"贫至无室可栖，而好奖进后学，休宁戴震师事之"（参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金陵通传》卷二十九）。一度极受胤禛宠信的戴瀚，何以一败涂地？仅仅是因为科场案件所牵连？并不见得。当胤禛死后，乾隆即位之初，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丁酉有上谕：办理天下事，务贵得其平，必是非轻重无丝毫或爽，而后可以协天理而当人心。况刑罚尤宜慎重，万不可因奉旨发审遂存迎合避嫌之心，与其失出宁为失入，而辄置人于重法也。即如戴瀚科场一案，朕因未得真情，特命王大臣会同刑部审理。今议以戴瀚闻大行皇帝（指胤禛）升遐之后，言笑自若，照忌辰演戏之例，拟斩监候具奏。戴瀚如科场舞弊果真，即宜置之重典，若场中谈笑自若，乃无实际可凭者，岂可因此入重罪乎？况比照忌辰演戏之例，更不相符。

--《东华续录》乾隆二戴瀚曾受胤禛优礼，而闻其死，居然"言笑自若"，似乎不合常情。但若了解戴瀚岳丈的情况，蛛丝马迹，就不无可寻了。他的妻子是周　之女。　字崑来，原籍河南，工画山水人物，尤善画龙马，时人侯学诗有《题周　画龙歌》（见《金陵诗征》卷二十三），高度赞扬他的画龙技艺。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中也叙及他的画龙故事：周　，字崑来，江宁人。善丹青。康熙中，以画龙著名。尝以所画张于黄鹤楼，标其价日一百两。有臬司某者，赏玩不置，日："诚须一百两。"　即卷赠之，日："某非必欲得百金也，聊以觇世眼耳！公能识之，是某知己也，当为知己赠。"由是遂知名。其画龙烘染云雾，几至百遍，浅深远近，隐隐隆隆，诚足悦目。或谓画龙以云胜固为得之，第烘染太过，犹非大雅所尚耳。

--"周　画龙"条从此条所记，周　擅于丹青已可知，而他为人之豪爽亦可见。在《金陵通传》卷二十九、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三中都有他的小传，府志小传说他的"枪法尤擅名"。这还不打紧，精于枪法而又图谋不轨，那就不能见容于封建王朝了。浙江总督李卫奏折说："江宁省城正月间，屡有盗劫之事"，其中"不轨之徒，以符咒惑人，各处煽诱，江、常、镇、苏、松等属以及浙、闽，皆有声气相通"。而这些不轨之徒的主要人物则是"甘凤池、周　来等十余人"，其中尤以甘凤池"苍猾异常"，不但"颇晓天文、兵法"，而且"武艺高强，各处闻名，声气颇广"，因而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江浙好事悖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了（见雍正《硃批谕旨》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八年二月初八日）。戴瀚的岳父周　既然与甘凤池等人同为"不轨之徒"的首要分子，他被借故革职自也属必然。吴敬梓在与戴瀚交游中也自然知晓在同一城市中发生这些事件的详情，对其中主要人物的活动也会有所闻。《儒林外史》中凤四老爹这一形象显然也糅合了甘凤池的某些行事，除何泽瀚《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拙作《吴敬梓研究》中所列举的材料以外，此处再选录笔记一则，可以以之与《儒林外史》中风四老爹解救贩丝客人被船家少妇所骗的情节（五十一回）相对照：甘凤池以拳术名，　尝误入盗船，佯醉偃卧，盗投诸水，缘漂木而登，拾道旁巨石遥拟，中桅覆舟，盗众尽歼。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三在传主吴敬梓笔下，"盗船"显然就成为贩丝客人被骗的乘船了。

乾隆五年（1740 年）冬季举行的消寒小集中的人物，大多与吴敏轩有交往，其中尤以吴墙源与传主关系最为密切。吴培源，字岵瞻，号蒙泉，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二年（1737 年）丁巳科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授职上元县教谕（据《江苏诗征》卷十五小传、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二十二）。以进士身份而为县学教谕，得官可谓低下，培源颇有牢骚地写了两首《释褐后得教职感赋》诗：坐拥湖山化雨天，人称散吏宛如仙。君能知我才堪此，臣不如人壮已然。芹壁管弦开绎帐，杏坛霜露列青毡。腐儒通籍犹如故，只合生涯在砚田。

一曲霓裳舞大罗，众仙同日佩鸣珂。老尝蔗境甘犹少，春到梅边暖不多。已向儒林沾雨露，不教宦海落风波。郑虔本自甘樗散，好向清时乐啸歌。

--《梁溪诗钞》卷三十四但是当他来到人文荟萃之乡出任县学教谕之后，与芸芸士子接触极频，诗酒唱和，相得甚欢，多少也消除了一些抑郁之感。传主吴敬梓对他十分钦迟，金和就说敏轩"生平所至敬服者惟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儒林外文跋》）。在《文木山房集》中还保存有《赠家广文蒙泉先生》诗：吾宗宜硕大，分派衍梁溪。名字标黄阁，纶音降紫泥。清才堪禁近，课士且卑栖。系马春风暖，衔杯月影低。槐阴看觶集，柳外听乌啼。钟阜邀词藻，秦淮净品题。微吟惊候吏，奏绩付诗奚。大雅将沦落，斯文赖整齐。昔年贤使相（谓嵇相国），投分几招携。

岂合甘萧散，应难得久稽。声称盈玉殿，依旧赴金闺。

传主吴敬梓一向以泰伯后人自居，因而与无锡吴氏亦可谓同宗。所以诗中先交代此节；接着赞扬了蒙泉的才高学深，而同情其得职低卑；下面又叙述几年来他们同在钟山秦淮胜处品题的雅事；还对蒙泉"整齐"斯文的课士重任，予以莫大期望；再回忆当年蒙泉被嵇相国引为知己的往事，最后点明蒙泉将离任赴京述职一节。所谓的"嵇相国"，是指无锡（一作长洲）嵇曾筠。曾筠字松友，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进士，雍正元年（1723 年）人值南书房，兼上书房行走，五年（1727 年）兼管山东黄河堤工；七年（1729 年）授河南山东道总督，兼管运河；十一年（1733 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仍总督江南河道。在吴蒙泉考中进士之前，曾被他召入幕中共事，宾主十分相投。敬梓诗中所谓"昔年贤使相，投分几招携"就是指吴培源这段经历。传主于乾隆五年（1740 年）冬季与吴培源在李天泽的芦渡园中小聚以后不久，转眼过了新年。乾隆六年（1741 年）正月，再次与吴培源相聚小饮，并有联句记叙他们相会时的情景：

蟾魄出林薄（吴培源），板桥烟霭生。水纹冰已泮（吴敬梓），

云叶雨初晴。钟阜含轻碧（源），江潮荡远清。凤楼帘影动（梓），

鹿苑塔光明。香冷寻梅坞（源），宵长拥竹罂。灵辰宜刻燕（梓），

逸兴且骑鲸。节近烧灯市（源），人游不夜城。莺花催淑景（梓），

萧管奏升平。巷是乌衣旧（源）.歌翻白练轻。渡寒桃叶去（梓），

门掩柳枝横。断础缠芳草（源），丛祠长杜蘅。菜佣犹冶习（梓），

鞠部按新声。押客谁江总（源）？佯狂忆步兵。山川留我辈（梓），

风月自多情。薄宦同樗散（源），穷途爱采荣。空传贾岛佛（梓），

谁荐子虚名？且约探春侣（源），相期载酒行。青郊飞布榖（梓），

绿树听仑庚。放志还舒啸（源），闲吟喜载。今宵浑不寐（梓），

参昂烂前楹（源）。

--《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见《会心草堂集》诗四

这首联句反映了他们两人的出处虽然各不相同，但对彼此的才情却相互推崇，同时也表示了对彼此失意的惋惜，还反映了他们一起度过的萧管夜游、钟阜探春、佯狂畅饮、闲吟新声的闲散生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虽是文士，一为县学教谕，一是诗坛盟主，但他们所接触交往的人并不尽是文士，除了上面提到的为封建统治者侧目的戴瀚而外，还有不少社会下层人物诸如歌儿舞女、演员伶人。在他们诗作中留有姓名的则有王宁仲，这位垂老沦落的老伶人有时闯入这些文士的诗酒会集，兴之所至，或细声曼调歌一曲，或面施粉墨演一场，颇得这些文士的好评和同情，传主敏轩特地写下一首长诗《老伶行》赠送给他。这首长诗并不见收于传主的《文木山房集》中，倒是在吴培源的《会心草堂集》诗卷四中保存着。此诗是了解吴敬梓思想感情的一份很重要的资料：圣皇峻德如云日，赤雁歌成白麟出。游河巡洛迈唐虞，御字升平六十一。乘舆六度幸江南，贝叶三花华盖含。勾陈列宿湛卢剑，陪辇词人玳瑁簪。驻跸金陵佳丽地，旧京凭吊思明季。乐舞云门祭孝陵，行官夜半喧歌吹。中有伶工最少年，歌喉百啭圣人前。幽咽如闻陇头水，嘈切琵琶四十弦。忽然灵威歌天马，行云自止尘飞下；宫女私惊声绕梁，侍臣共见颜如赭。君王亲顾赐缠头，中使携来宠渥优。几日銮舆渡江去，从兹鞠部姓名留。鞠部从兹羡荣遇，秦青咸黑都相妒；下里喧传郢市歌，何人敢学邯郸步。本朝家法重明良，偶尔伶工一擅场，新磨安敢呼天下，幡绰焉能侍上皇。鼎湖龙去曾偷泣，当日御阶看鹄立，梦里犹闻天语呼，潦倒梨园自于邑。潦倒梨园五十年，萧萧白发暮江边，诛茅自构三间屋，种林新营二顷田。

莳花插竹时酣酒，往事追思曾回首。浓绿参差盼帝梧，嫩黄摇曳瞻尧柳。有时乘兴入豪家，欣看绰板间筝琶，不知匿笑缘何事，为道流诞逢麴车。今年城北花朝会，鶣拉纷无赖。四座都为失意人，老伶阑入欢声大。银烛重烧眼倍明，蹒跚两足不成行，参军邦老新装就，缓步氍毹歌一声。一声歌罢群称善，都缘曾侍瑶池宴，似从天上谪人间，屈指流年若飞电。我语老伶声勿吞，曾受君王赐予恩，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酒阑烛跋笙歌歇，行到板桥珍重别，曾见当年歌舞谁，秦淮流水钟山月！

这首七言古诗大约作于乾隆七年王戌（1742 年），传主吴敬梓时年四十二岁。这年春初，他刚从淮安程晋芳家作客回南京不久，二月花朝日又与南京的一些名士吴培源等人聚会。会后特地写了这篇七言赠给这位老怜人。吴培源《会心草堂集》中题为《老伶行赠七十八叟王宁仲》，后来杨仲羲在《雪桥诗话》余集卷四中曾录入这首诗，但诗题误为《赠八十七叟王宁仲》。从诗的内容和写作时间推断，王宁仲既然在乾隆七年已有七十八岁，而潦倒梨园的生涯倒有五十年左右，那么当其"少年"时迎候"南巡"的皇上绝对不会如某些著述所说的那样是第六次南巡时的乾隆帝。诗中明白交代"御宇升平六十一"，必为圣祖康熙无疑。据《清史稿·圣祖本纪》所载，玄烨分别在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年二月、三十八年四月、四十二年二月、四十四年四月、四十六年三月前后六次南巡驻江宁。但明文记其祭奠明陵的只有二十三年（1684 年）、二十八年（1689 年）两次。《老伶诗》一诗写作时，王宁仲既已七十八岁（乾隆七年， 1742 年），而又说明他自从在孝陵君王之前演出以后潦倒江湖已有五十年左右，那么王宁仲的侍驾不是在康熙二十三年（下距乾隆七年已有五十八年，宁仲二十岁），就是在康熙二十八年（下距乾隆七年已有五十三年，宁仲二十五岁）。但从诗中所说"中有伶工最少年"来考虑，应在康熙二十三年，宁仲二十岁时。诗的前半篇就叙述了少年时代王宁仲在玄烨南巡祭奠孝陵之际，半夜奉召人行宫为玄烨演唱，娴熟的技巧，使得"四十弦"的琵琶如陇头流水倾泻而出，声遏行云的轻歌绕梁不绝，使得龙颜大开，宫女惊叹。而这位少年伶工也就得到内监送来的君王的赏赐，从此在南京曲坛上享有盛名。但为时不久，玄烨病死，宁仲也就潦倒不堪。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伶工"也白发萧萧，无人知晓了。他在江边经营了三间茅屋，种了一些可以酿酒的秫。在这次文士聚会时，他突然而来，在座的失意文人见到宁仲，无不欢迎，重新点燃起了银烛，请他随意演唱一番。宁仲虽已老迈，行动不便，但演出依然相当成功。这次聚会是在南京城北地区举行的，而宁仲却住在城南与秦淮水亭相距不太远的板桥附近，所以聚会散了以后，他与吴敏轩边走边谈，一直走到板桥附近才珍重道别。在这次谈话中，传主吴敬梓了解到宁仲的身世际遇，也联想到自己的坎坷不幸，在诗的最后感慨万端他说道："我语老伶声勿吞，曾受君王赐予恩。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这里，既有对王宁仲后半生潦倒江湖的同情和慰藉，也有为他前半生遭逢圣祖宠爱的庆幸和歆羡，同时还流露了传主自己这样一类的"才人"，虽然创作了多少"凌云赋"，却从未有机遇可以献给"至尊"的慨叹。显然，传主在为王宁仲一洒同情之泪中也包含着自己的泪水。从吴敏轩这首七古之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尽管在四十岁前后，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并表示自此再不从中谋求出路，然而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儒士，出身于累代仕宦之家，每逢念及自身报效无门时，总难免要不自觉地伤感一番。

吴敬梓这首《老伶行》写好以后，随即在友人中流传。不久之后，吴培源为之写了两首绝句《题敏轩老伶行诗后》：崔九堂前一曲歌，落花时节奈君何。白头应记升平乐，甘载江南望幸多。（原注：圣祖南巡凡六次）

零落才人献赋迟，兴酬翻出老伶诗。良辰好贳旗亭酒，赌取黄河远上词。

第一首七绝以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意，比喻王宁仲曾得康熙宠爱，也如李龟年受到玄宗赏识一样。第二首七绝则称传主吴敬梓为"零落才人"，献赋不成，难免迟暮之感，同时以写作《凉州词》的王之涣比喻敏轩。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认为"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首诗的主旨，是"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吴培源以王之涣喻传主，实在是包涵了他们两人同不见重用的身世之感。

后来，在传主病故以后，他的友人王又曾还对这首《老伶行》七言古诗又作了很高的评价：一首老伶吴祭酒，几篇乐府白尚书。人间具眼定能辨，论属盖棺非面誉。

--《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把吴敬梓这篇七古比作清代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的诗作，因为吴梅村曾经写了不少有关艺人的诗篇，如《赠苏崑生》、《楚两生行》等；又将这篇为下层人物写照的《老伶行》比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因为新乐府中也有不少描绘社会下层的诗篇。这样的评价对于并不以诗歌见长的小说作家传主吴敬梓来说，是相当高的推崇了。实际上，在现存的吴敬梓诗词作品中，这首七古也确实是思想内容比较充实的一篇。

总之，自从吴培源来上元县任"学老师"以后，与此时仍为老生员的传主一直脱咯形迹，往来密切，相互唱酬。到了这年（乾隆七年， 1742 年）除夕，吴培源又邀请敏轩来家守岁，两人倾诉近年来遭遇，为这各自年华老大仍然或浪迹天涯或羁栖一隅而深为叹息。敬梓在除夕之夜，即席填了一首《满江红》词，此词作虽未保存下来，但吴培源《除夕和敏轩韵》的一首《满江红》却存于《会心草堂集》中：钟阜秦淮，喜坐啸六朝名郡。仿佛见：旧时王谢，风流东晋。

三载羁栖同浪迹，一官落拓空霜髩。觉年来，冲淡是襟期，无悲愤。

团子妇，陈椒酝；盘苜蓿，传清韵。望故园春色，碧山云近。老我不才宜懒慢，任他捷足夸神骏。拟一江烟水赋归来，甘肥遁。

吴蒙泉在这首词中，既推崇了敏轩深厚的才情，也抒发了自己赋归的愿望。尽管从字面看似"无悲愤"，其实正反映了他们的悲愤已到极点，只不过是以类似辛弃疾词作"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的表达方式将彼此的感情表露出来罢了。这次彻夜长谈，已全然泯灭了他们两人一为"学老师"一为"生员"的形迹，如同彼此深刻了解的老友一样，相互抒发心中的耿耿不平，较之去年正月上弦两人联句中所反映的彼此关系已更为密切。虽然他们今后也还经常相聚，但象这次通宵达旦的促膝深谈，在此后的日子中也很少有了。不过，从此两人已洞晓彼此肺腑，并不在乎形式了。大约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秋冬之季，吴培源在任上元教谕整整八年之后人京述职候选，传主和戴瀚以及南京一些其他名士为他饯行，并有诗赠别，戴瀚还以左手书写送别之作，在《雪村诗賸编年》卷十二《循陔集》中有《李西眉目诗索余左手分书依韵答之》三首之二：病骨三年未易亲，曾于惜别致谆谆。何当燕市金台路，传看阳关而浥尘。

雪村自注：丙寅冬日，吴蒙泉外史入都，立索送别之作，急就左书，京师旧游，竟相传赏，真不虞之誊也。

"丙寅"，即乾隆十一年。在《会心草堂集》中，吴培源也有《丙寅秋季余将入都门，雪村学士暨诸君子招饮顾生惕园亭，分赋赠别，余得紫微调》、《丙寅十月入都赴调　》等诗作，可见吴培源确在此年离开南京赴京候选。《循陔集》所收诗作起自乾隆四年，止于乾隆十三年。在此首之前，雪村诗作中还多次提及与吴培源等人燕集的情景，在此诗之后却很少见有。传主吴敬梓也为吴培源人京写有《送家广文先生俸满人都谒选》一诗：清江帆重秋烟起，君令北上长安市。长安卿相交相称，卓鲁龚黄执鞭箠。君行何匆匆，别意临西风。邮亭一祖送，感激心忧忡。

金陵八载欢相聚，诗筒酒盏无朝暮；桃叶轻阴泛小船，梅花香霭吟新句。君之爱才久益坚，有如铁纲罗深渊；独惭小子苦窳器，何幸大匠亲陶甄。人皆贱我虞翻骨，惟君顾之神发越；人皆笑我原宪贫，惟君姁之回阳春。人生知己不易得，何况情深骨肉同天亲。歌亦不能长，泪亦不能堕。梦魂泪随千里遥，云山万叠愁中过。君不见，邻家失母儿，暂时不见涕交颐。亦知后会应不远，无奈尊前离别悲，从今踯躅宫墙外，忍见墙头桃李枝。

吴培源因任职上元教谕而移家金陵之事，大约在乾隆三年（1738 年）。在任一段时间后，方才与传主敏轩相识，并有所往还，冉进而诗酒唱酬，到乾隆十一年（1746 年）恰恰八年，所以诗中说"金陵八载欢相聚"。但此诗却被误收入传主长子吴烺的《杉亭集》中，周德恒在《读〈杉亭集〉札记》一文中，将之归还原作者吴敬梓，考证颇为精详可信。此处再为周说略作补充：诗中的"人皆贱我虞翻骨"，与吴敬梓在《秋病》四首中所述"屯贱谁怜虞仲翔"是一致的。既然传主以虞翻自拟，乃子吴烺似不会再以虞仲翔自拟。虞翻字仲翔，《三国志·吴书》有传，由于吴敬梓的生平为人与他颇多类似之处，所以常自比为虞仲翔。如虞翻为浙东余姚人，吴敬梓在《移家赋》中也说明自己先世"久发轫于东浙"，虞翻不就曹操征辟，吴敬梓也未应鸿博廷试；吴敬梓被迫离开故乡全椒，虞翻也曾被徙交州；虞翻"性不习俗，多见谤毁"，而吴敬梓也有"灌夫骂座之气"，以至"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移家赋》）；吴敬梓晚年"治经"（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著有《诗说》，而虞翻则是有名的经学家，著有《易注》，等等。由此看来，此诗确为传主吴敬梓所作无疑。这一年培源已为五十九岁，而敬梓则为四十六岁；同时吴培源身为县学教谕，而敬梓则为普通生员，因而诗中有"情深骨肉同大亲"、"忍见墙头桃李枝"的叙写，正符合这两人的身份和感情，确实介乎师友之间、类似父子之亲。在诗中，吴敬梓对自己屡遭世人白眼惟受培源赏识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这样一位陶冶自己的师友的别去，则黯然神伤。吴培源赴京述职不久，在乾隆十二年（1747 年）被派浙江任余姚县令，次年即乾隆十二年（1748 年）又调为遂安县令，在遂安任职大约五年左右，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六十五岁时就告老退休，直接回故乡无锡去了。当培源返乡后两年左右即乾隆十九年（1754 年），传主吴敬梓就病逝扬州。在吴培源任职遂安时，吴敬梓曾去浙江拜访他，旅途中曾游览了杭州，并写有《西湖归舟有感》一诗：满地霜华满舵风，桑阴零落稻粱空。浓沾两袖西湖雨，洒向烟波月色中。

此诗虽未见收于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但陈古渔的《所知集》、朱绪曾的《国朝金陵诗征》、张泰枫的《国朝千家诗》等均已收入，唯个别字词有所不同。从吴敬梓一生行迹、晚年的经济窘迫以及他和培源的交谊来考察，此次浙江之行，除了探访故交叙旧以外，还有请求充任知县的吴培源赀助生活费用的用意。

这一时期内，与传主在南京唱酬交往的文士还有朱卉（已见上文）以及顾秋亭、樊圣谟等人。顾秋亭与涂长卿都是南京本地诗人（涂长卿，见下文）。顾秋亭名国泰，上元人，康熙五十年（1711 年）辛卯科武举人，五十二年（1713年）癸已科武进士，官侍卫，后以武科改授文职，为光禄寺少卿，著有《乐易堂集》。当吴敬梓另一友人王溯山东庄幽居落成之际，他曾写有长诗，赞美王溯山不慕荣利的澹泊性格，也曾和王溯山一同到离敏轩秦淮水亭不远处的环溪草堂聚会，而环溪草堂主人则是吴敬梓移家不久后就结识的另一位诗友姚莹。至于在李天泽芦渡园消寒小集中出现的滁州冯粹中，名祚泰，他虽不是南京土著学人，但却长期寄寓在金陵钟山书院。冯粹中和吴敬梓及其长子吴烺两代均有交往，在他中举前，每逢科岁考，总要回滁州参加，又大都与吴烺一同从南京出发，乘夜船直抵滁州。在他逝世后十三年，吴烺还有诗回忆这一段经历：老辈难忘冯敬通，鞭驴夹策逐秋风。小船一叶当中坐，望见乌衣夕照红。

--《归里杂感》之四，见《杉亭集》卷九冯粹中读书钟山书院时，曾经自携干粮，步行考察淮河、黄河流经的地区，探究治理淮、黄二水的办法，著有《治河前后策》四卷，前策三十篇，详细叙述历代迁徙情况并评说其得失；后策十一篇，则条分缕析地论述当前存在的利弊。直到乾隆十七年（1752 年）王申科，他在北闱乡试中才考取顺天举人，授职正白旗官学教习。但不久之后就病死都下。冯粹中与吴敬梓的交往，虽然没有在《文木山房集》中留下痕迹，但传主在创作《儒林外史》时却采撷了不少他的经历，例如马纯上游西湖遇"神仙"的情节，显然是根据冯粹中的一段遭遇而改制，在他死后，程晋芳的挽诗中就曾提及此事：春园杏压鬓鬅鬙，谁料承尘鹏示征？海上松期方本幻，家中文字焰犹腾。贫深旅次丧无主，病入残春鬼可憎。谁遣余魂慰邱首？

黄河冰色晓凌兢。

--《闻滁州冯粹中没于京邸，诗以哭之，并告诸友谋归其丧》，见《勉行堂诗集》卷六"海上松期方本幻"句后，程晋芳有注说："冯曾遇假仙于浙水。"由此可见小说中有关马二先生的某些情节，的确是从冯粹中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传主与这些诗文之士经常聚会，在吟诗作赋、饮酒畅谈之中，也就增进了友谊，加深了了解。他们的遭遇见闻，为敏轩创作《儒林外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同时，他们的生活意趣和学术思想，乃至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相互之间也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戴雪村诗中写到的樊圣谟，就曾对传主的思想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樊圣谟名明徵，字轸亭，原籍江苏句容。父名长梿。明徵伯父早年在南京普德寺出家为僧，但颇通文墨，著有《经颂随笔》，被时人称为"怀远大师"。明徵在句容时已是贡生，由于伯父怀远大师的因缘，得以侨居金陵，并且能与南京的一些名士交往唱酬（参见续纂《句容县志》卷九）。明徵极为博学，除对古礼有深湛的研究以外，还擅长金石之学，书法也极精，曾得到袁枚的赏识，称赞他"博学好古，尤精篆隶之学"。袁枚所藏的两汉金石文字，大都为明徵所赠。当明微故后，袁枚曾写有挽联："地下又添高士伴，生前原当古人看。"（《随园诗话》卷一）。袁枚还把他和敏轩另一友人周榘同视为金陵"二贤"（《慢亭周君墓志铭》，见《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十六）。传主吴敬梓晚年所作《金陵景物图诗》二十三首，就由樊圣谟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前后分别用二十三种碑帖字体写录。而这二十三首诗并不见于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幸赖明徵的写录才得以保存下来。他和传主吴敬梓，以及敬梓极为钦佩的友人程廷祚三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学术，讨论礼制。即使一时不相晤面，也有书信往还，彼此交换意见，相互切磋。南京谈姓人家有丧事，樊圣谟变革古礼，在谈家丧事祭奠之际，居然"为奏声乐"，而且还邀同吴敏轩一同参加这次革新礼制的活动。传主吴敬梓更置古礼于不顾，作了一篇《大招》，为死者招魂。圣谟和敏轩"制礼作乐"的革新措施，却招致了程廷祚的反对，他在《与友人樊某书》、《答友人樊某书》（见《青溪文集》续编卷四）中一再劝诫圣谟切勿作此种尝试，他担心"倘一旦而议者以足下所行之丧礼，遂与僧道之经醮、梨园之搬演并讥失礼；则既累足下，又累古礼，此仆之所大惧也。故敢冒渎，伏冀垂察改正。"他还请圣谟转告敏轩："《大招》之作，乃楚之累臣创为之以述悲哀者，岂丧礼所可用而云古有是事乎？"程廷祚还说："敏轩所作《大招》，亦近游戏，古无其礼。"从这些学术信札中，我们完全可以知悉传主敏轩曾与圣谟一起对丧礼进行某些改革，但并没有与程廷祚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在有些问题上，他们三人的见解还是相同的，这就是修复先贤祠并开展祭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