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吴敬梓的生平　　一 童年艰危.10

吴敬梓的先人屡有修建学宫的善举，这对传主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

他的族曾祖吴国缙出任江宁府学教授时，曾捐赀兴修江宁府学；他的嗣父吴霖起出任赣榆县学教谕时，也曾以俸银增修赣榆县学，而且其时敬梓也正在赣榆，亲睹其事。如今传主移家金陵，身为一名普通生员，在一般情况下，当然无从参与修建学宫一类的活动。但南京不少学人此时正在酝酿、倡议修复先贤祠，于是吴敏轩就参与其事了。关于传主参加修复先贤祠的活动，在有关资料中都有记载：　先生（谓敬梓）又鸠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山之麓，把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宦极宏丽，工费甚钜，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

--金和《儒林外史跋》　江宁雨花台，明所建先贤祠在焉，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岁久，圮矣。征君（谓敬梓）与同志议复其旧，赀弗继，则独鬻全椒老屋成之。

--顾云《盋山志》卷四　江宁雨花台有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祠圮久，敬梓倡捐复其旧，赀馨则鬻江北老屋成之。

--张其濬《全椒县志》卷十这些记载都表明传主吴敬梓确实参加了这一活动。

传主之所以参加修复先贤祠并进行祭祀活动，是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从学术思潮来看，由于明清之际释道势力曾一度有所扩张，当时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这种现象十分不安，也极为不满，进而痛加批评，不断抨击。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反击释、道势力这一点上却有相同的表现。无论黄绾、顾炎武、颜元、李塨，他们对释道异端是深为不满的，特别是颜元、李塨反对尤力。颜元在《存治篇》中专门写有"靖异端"一节，提出绝由、去依、安业、清蘖、防后、杜源、化尤、易正、明法等九种措施清除佛老左道，主张"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从而使"风淑俗美，仁倡义明"。在《存人编》中又写有"唤迷途"一节，对受惑不深、受惑渐深、西城番僧、名儒心佛、教门左道等五种不同对象，分别晓以利害。惊醒迷途，唤其回头。他们之所以反对理学，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程朱理学已"为佛氏所染，为世人恶习所混"（《存性编》卷一）。李塨更指斥理学"实为二氏（佛老）潜移而不之觉"（《恕谷年谱》卷二）。这些思想言论，对传主吴敬梓自当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将这种对释道异端的思想批判，转化为崇敬儒学正宗的修祠祭祀活动的倡导，而又对传主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吴敏轩的至友程廷祚及其父程京萼。

程京萼生于顺治二年（1645 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七十一岁时卒。京萼字韦华，号祓斋，原籍安徽新安（今徽州）。京萼的祖父虞卿迁居金陵，遂为上元人。父莘乐，字任之，原为明朝生员，入清以后未再出任，而去浙江经营盐业，以此饶有家财。不过，莘乐虽为盐商，但极重斯文，曾组织崇文社，以文会友；还倡建紫阳书院，崇祀朱熹。当京萼出生之后，家道开始中落。京萼成人以后，竭力奉事双亲，不令甘旨有缺。曾有人荐举京萼人京为官，他以不能远离膝下坚决辞去。他的母亲病故时，京萼已近五十，才开始纵游山水，江汉、滁宣、淮扬等地都曾涉足。程京萼为人鲠直，敢于面斥人过。嗜于览读，擅长作文，尤精书法。友朋中有贫困无以为生者，他则每月写几幅字相赠，让他们鬻售以维持生计。为此，曾有人以重金请他伪作董其昌墨迹，他却严词拒绝："吾生平不解作伪！"江宁织造曹寅曾经想罗致他，他亦拒不前往（参见《青溪文集》卷十二《先考祓斋府君行状》、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三十六、《金陵通传》卷二十九）。袁枚曾为他的《野处堂文钞》作序（见《随园文集》卷十一）。程京萼一向主张为泰伯立祠并予祭祀，他在《金陵祀典议》一文中说：夫国有淫祠而弗禁，与古先圣贤当祀而废弗举者，均失礼也。

迩年以来，吾目所见旱干水溢饥荒凶札民间所祷祠报赛者，未必皆正其当祀之神，而庙宇众多，一方以数十计，则黩祀也。黩祀虽正而亦淫也。淫与黩交争则当祀而弗克举者，敢谓其无哉！吾金陵于古为扬州之城，禹迹所至，睹江山之奠丽而叹。禹之明德远矣。二帝三王之泽皆在中原；江左僻处荆蛮，自泰伯窜居而后风气日开，文明渐著。万世之学，以孔子为宗；而孔氏之门，惟子游为吴人，志谓上元县东二十余里有子游里。大禹有平成天地之功，泰伯作君作师，子游以文学衍圣人之传，议祀典于金陵，舍二圣一贤，其谁先之？　在这篇文章的后半，他批评了"六朝崇尚佛老，未足与议"；南宋建先贤祠，又"未遑详考，以泰伯降与后世往来游宦者同列"；"明太祖创基金陵，制礼作乐"，却也未曾议及此二圣一贤，认为"当时议礼之臣何其陋与"。因而，程京萼竭力主张为大禹、泰伯、子游等"圣贤"立祠祭祀。他的主张，其子廷祚必当为之宣扬，因而敏轩自必受到影响。

在学术界对释道势力扩张以致侵凌到儒学正统地位表示了极其不满、并且大力尊崇儒学以与之对抗的同时，清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也一方面采取了尊孔读经的措施，以笼络广大士人。顺治元年（1644 年）封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九年（1652 年）福临亲临国子监"释典先师孔子"（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十八），推崇六经是"帝王修身治人之道"（《清世祖实录》卷十五）。康熙继位之后，对于维护君君臣臣秩序极为有利的程朱理学更大加肯定，认为"古今讲道学者甚众"，只有"朱子洵称大儒"（《清圣祖圣训》卷五），宣称朱熹之学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御制朱子全书序》）。另一方面，又对释道势力一再加以限制。康熙十八年（1679 年）颁行上谕十六条，其中就有"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所谓"异端"，主要就是指释道而言；所谓"正学"，就是指孔孟、程朱之学。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诏毁天下淫祠"（《清史稿·圣祖本纪》），次年（1687 年）又有禁止僧道邪教之谕：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应严行禁止。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四十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严禁喇嘛"取民地以广庙字，有碍民生，其永行禁止"（《清史稿·圣祖本纪》）。胤禛继位以后，情况稍有变化，一度有意识地倡导禅学，刻佛经，选语录，自号圆明居士，企图以政教合一的手段用夷变夏，达到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目的。但为时不久，弘历即位之初又痛斥释道势力，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十一月辛丑上谕中说：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室庐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上农夫三，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

--王先谦《东华录》雍正二十六当然，清王朝采取这些政策是出自维护和加强他们封建统治的目的，但在客观上与当时学术界中批判释道、尊崇儒学的思潮也有一致之处。

南京的先贤祠原在青溪之东，为宋代开庆元年（1259 年）制使马光祖所建，数代以后渐渐颓毁。明代焦竑向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建议修复，朝廷乃命祠部祭郎葛寅亮于普德山后建先贤祠。不久之后再度圮坏，境地又极幽僻，乃成为宵小之徒藏身之处。因而某县丞索性将所剩的砖瓦梁柱取去修理廨舍，先贤祠更废为平地（参见乾隆十二年《江宁新志》卷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十三、《金陵待征录》卷二）。与传主吴敬梓一起曾经研讨过古礼的樊圣谟此时正寄寓在普德寺中，此寺与先贤祠同在普德山上。《金陵梵刹志》卷三十八有如下的记载：普德寺在都门外南城地，东去所统报恩寺一里，东北去聚宝门一里半。　前后山苍翠环逼，松林茂深，时坠秀色，旁接雨花之胜。

樊圣漠朝夕目睹倾圮已久的先贤祠，因而在士人中发动修复此祠。吴敏轩闻讯以后，十分积极地参与其事，甚至不惜卖去全椒老屋以赀助修建。

当时的学术思潮和朝廷功令，对吴敬梓自当产生一定影响已如上述。何况，全椒吴氏还有着崇信儒家思想的家庭传统，而且传主又以这种传统为足自豪。在《移家赋》中就说自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也就是说是孔子所推崇的泰伯的后人。他的高祖吴沛曾致力于孔孟、程朱之学，传主怀有深情地赞美他能"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其后，敏轩的历代先人也都是以儒为业、遵循儒家传统行事的。传主本人也一再表示要恪守这样的传统，在《遗园》四首中一再表示："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因而，一旦他的友人提出修复先贤祠祭祀泰伯等贤人，以之与释道势力相抗拒，他自然乐于参加是举了。此外，传主的曾祖吴国对的至交、诗人施闰章在康熙九年（1670年）曾写有《金陵先贤祠堂歌》，历叙先贤祠兴废的历史。这对一向尊崇先人的吴敏轩，自当产生一定影响。这首长诗云：崇把杰阁南山前，问谁祀者惟先贤。在宋开庆实肇始，旧基结构青溪边。泰伯以还人四十，封爵 姓氏人题镌。欲延血食垂香火，供祭土田维七千。重典何时遂湮废，南郊再祀神宗年。议复维焦与李叶，祠祭经营分俸钱。朱堂冠山下俯寺，长于塔影檐端悬。书屋茅亭次罗列，灿然气象联星躔。丹非徒耀耳目，荐蘋酹酒皆留连。

廉顽立懦此风好，百年芜秽成荒烟。狐狸所家蛇豕涵，颓墙败棘相钩缠。存者遗墟半浸没，父老吞声多涕涟。倔强魏生与张子，吊古抗言相后先，佛老精庐塞天下，忍没先贤无数椽。陈侯磊落能好事，刮磨位置重熏湔，踵旧增新五十四，日采舆论无陂偏。神呵鬼护此正直，孤松独立龙蜿蜒，百年废绪一朝举，丰碑伟咏千秋传。於乎前贤诞河岳，上者骑箕魂在天，缥缈岂应争俎豆，尚德崇功古所虔。

丈夫慷慨追往烈，后有来者其比肩，不然盛事委草莽，恐使白日昏虞渊。

--《愚山诗集》卷二十在这首长诗中，施闰章叙写了南京先贤词的兴废史，宋代开庆年间所建的先贤祠，原在青溪之畔；到了明朝神宗时，由于焦竑、李廷机、叶向高、葛寅亮等人倡议和经营，方在南山（即聚宝门外一带山峦）重建；此后又渐渐颓圮，衰败不堪，以致无人过问。但"佛老精庐"也就是释道二教美仑美奂的寺院，却到处充斥。这种现象引起了广大士子的不满和愤慨，群起而奋力修复南山先贤祠，以之与释道势力抗衡。但这些土子的力量毕竟有限，修复工程可能极为草草，不到二十年，又渐渐衰败如故。康熙三十二年（1694 年）到三十七年（1698 年）之际，范承勋总督江南，又将先贤祠改建于国学之西，但也不过维持了四五十年，到了乾隆初叶又再次颓败，以致南京的一些学者文士又有修复之举。先贤祠虽一再败落，一再修复，但释道的迷信活动，即使在吴敬梓参与的这次修复先贤祠之际，依然十分猖獗，传主晚年所写的《雨花台》一诗的小序中就说：　近年冈下建仓颉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已也。

有人认为《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泰伯祠，实即仓颉庙，揆以当时情势，当属可能，金鳌《金陵诗征录》卷二有记云："仓圣庙，　在府治西　国朝张允升拟建，未遂。后乃迁雨花山傅制军祠祀之。祠成，樊明微求古乐，率弟子肄习之　。"即令不全然指实，而采撷其中某些细节亦属必然。从这篇小序中，也可看出传主吴敬梓对"梵呗喧天，香花匝地"的释教活动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也正反映出他参与修复先贤祠，实与当时尊崇儒学抑制释道的学术思潮汲汲相关。

吴敬梓热衷于修复先贤祠的活动，多少还和当时朝廷中夺位之争、全椒吴氏家族中夺产之争对他的影响有些关系。玄烨在康熙十四年（1675 年）十二月立允礽为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十一月废；次年即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又复立为太子；三年之后即五十一年（1712 年）十月再度废黜。至此，终其在位之年，始终未曾立定太子，这就为诸皇子争帝位埋下祸根。当胤禛继位之后，朝野之间盛传他在亲承末命时，将父皇玄烨"传十四皇子"之语改为"传于四皇子"。因而，胤禛在即位之后颁行的《大义觉迷录》中曾痛斥此说：　现据广西巡抚金拱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叛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　尽管胤禛引用此说后又加辟清，但反使此说更为流传开去。传主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 年），胤禛继位时，敏轩己是二十二、三岁的青年秀才，对朝廷中这件大事当然会有所闻。

正当此际，吴敬梓的生父雯延和嗣父霖起先后谢世不久，传主吴敏轩的族兄弟乃至一些叔伯都觊觎他所承继的财产，颇想染指，终于爆发了一场遗产之争。这种"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移家赋》）的现实，给传主以极大的刺激。他在极端愤怒的同时，又对族人的贪婪恶性无可奈何。而当他移家南京十年之后，业已过了不惑之年，此时有人倡议修复先贤柯以祭祀泰伯等先贤，吴敬梓自然会从先辈口中知道当年玄烨南巡江南各地时曾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四月御书"至德无名"额悬于泰伯祠的盛事。泰伯是孔子极为赞美的贤人，在《论语·泰伯》中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熟读四书、五经的吴敬梓，自然会认为如果臣民都能像泰伯那样谦让行事，无论朝廷、家族都不会发生你争我夺的丑事。因此，当他的友人提出修祠动议时，敏轩自然乐意资助以襄其成了。传主这样的思想认识，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一些表露。例如在《移家赋》中说"谦以称物而平施，忍以含容而成德"；还大力赞扬先人让德，说他的"远祖以永乐时从龙"有功，被"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数代以后，"追转弟而让袭，历数叶而迁居"。当传主病故九年之后，他的长子吴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还写有《过惠山寺憩听松庵同蒙泉、爱棠作》一诗：到门先觉桂香浓，树抄微风送晚钟。三度时巡留睿藻，千秋让德仰姬宗。（自注：爱棠新构泰伯庙于寺中）

人寻小径穿苍藓，僧煮寒泉泛紫茸。坐久忽闻涛韵细，夕阳楼外几株松。

--《杉亭集》卷八从此诗中可以看出，吴娘将"让德"与"泰伯"直接联系在一起。无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乃父敬粹的思想。这在传主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也可看出，小说中径直将先贤祠改为泰伯祠就是明证。尽管先贤伺中是祭祀自泰伯以下 的先贤，但无论是程京萼的《金陵祀典议》、施闰章的《金陵先贤祠堂歌》，还是金和的《儒林外史跋》、顾云的《盋山志》、张其濬的《全椒县志·吴敬梓传》中都只说"先贤祠"，而没有象敏轩在《儒林外史》中那样称作"泰伯祠"的。天目山樵（张文虎）曾对这种情况有如下的解释：据金跋，雨花台祠凡祀先贤二百三十人。而此独举泰伯者，泰伯青宫冢嗣而潜逃避位，如弃敝展，其于功名富贵无介意。《儒林外史》除虞、庄、杜、迟诸人，皆不免切切于此，此番大祭亦居然系名其间，得无文不对题？亦作者寓意所在也。

--《儒林外史评》张文虎的分析，大体上是符合吴敬梓的主观意图的。但小说中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动，其含意还不限于天目山樵所指出的这一层用意，同时还流露出了传主自诩门第的意识。吴敬梓曾在《移家赋》中说"我之宗周贵裔，久发韧于东浙"，并自注道"按族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仲雍为泰伯之弟，因此传主也自认为泰伯后人。而表彰祖风世德，这是封建社会中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乐于作为的，吴敬梓也不例外。因之，在小说《儒林外史》中，传主极尽铺扬之能事，细细叙写祭泰伯祠的前前后后。在他的笔下，首先让迟衡山批评"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礼作乐"。这与程京萼在《金陵祀典议》中所指责的"明太祖创基金陵，制礼作乐，　而未闻及二圣一贤，当时议礼之臣，何其陋与"如出一辙。然后复由迟衡山阐明修复泰伯祠的目的，在于"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迟衡山的倡议，得到南京许多大名士的响应，纷纷解囊，襄助修祠费用。接着又写迟衡山偕同杜少卿去专访"南京累代的读书人家"、"名满一时"的庄绍光，请教祭祠的礼乐制度，庄绍光表示这是"千秋大事"，"自当赞助效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究，庄绍光终于"将泰伯祠所行的礼乐商订的端端正正，交与迟衡山拿去了"。修祠费用筹集周全，祭祠礼乐商订完备，由谁主祭，这又是一件大事。传主因而又"特起立传"（天目山樵评语）地写了虞育德这一"真儒"，将他推上主祭位置。此后就是用"堂哉，皇哉"（卧闲草堂本评语）的大手笔描叙祭祠经过：大典订于四月一日，迟衡山邀集了与祭的诸位名士于三月二十九日先行出了南门，进了"泰伯之祠"预为准备，主祭虞育德也先行一日"来到祠中斋戒一宿，以便行礼"。及至四月一日五鼓，祠门大开，热闹非凡地进行祭祀之礼。礼毕，传主又在小说中充满热忱地写道，只"见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当马二先生问他们何以如此，传主还借这些百姓之口说道："我们生长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这样的吹打。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圣临凡，所以都争着出来看。"听了百姓这样的话，与祭的"众人都欢喜，一齐进城去了"。敏轩这些描写，自然引起我们联想到颜、李学派的主张。颜元就曾说"吾辈若复孔门之学，习礼则周旋跪拜，习乐则文舞武舞，　"（《颜刁斋言行录》卷上）。李塨也认为"礼乐愈备，习之既久，天下无不文以礼乐之士矣"（《平书订）卷一四）。颜、李学说在当时士人中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的，包括敏轩在内，他们的确相信只要倡导孔孟先贤的礼乐、泰伯三以天下让的至德，就能挽颓风干既倒。然而，就在传主赞美这一盛举的描叙中，也已透露了这种社会理想的迂腐和不切实际，南京的老百姓就不知道这样的"礼体"，这正是修祠的大名士的可悲之处。十余年之后，当王玉辉来到南京，在邓质夫陪同下前往瞻仰泰伯祠时，虽然当年"迟衡山贴的祭祀议注单和派的执事单还在壁上"，但已积满灰尘，非拂拭已不可看清了；所有的乐器、祭器也都锁在大柜中，已不再有人举行祭祀典礼了。再隔二十余年，到了小说中假托的万历二十三年（1595）盖宽来游时，"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大殿上槅子都没了"，"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目睹这种残破景象，盖宽叹息道："这样名胜的所在，而今破败至此，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盖僧房道院，那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盖宽的感慨，与施闰章在《金陵先贤祠堂歌》中"佛老精庐塞天下，忍没先贤无数椽"的愤慨正相似。而盖宽的叹息，也正是传主吴敬梓的叹息。至此，我们的传主终于明白先前一度热衷的理想是不可实现的，修复泰伯祠也并不能挽救颓靡的世风。他在作品后半形象地描绘了泰伯祠的残破景象，无疑地显示了传主自己也已认识到这一理想的不切实际。但是，他仅有的一些赀财大都用来修建此祠，随着泰伯祠的破败，他的家产也净尽了，从此陷入更大的困境。

八 创作有成

从乾隆八年（1743 年）四十三岁起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 年）四十九岁止，这段时间内，传主吴敏轩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在秦淮水亭中闭户著述，偶而外出探访友人则是为了谋求生活资助。

这几年内，吴敬梓在南京的诗酒唱酬活动比前一段稀少，这不但是由于财产净尽、衣食已感困乏，无力维持欢饮的生涯，而且由于老友星散，亲人远离，聚会无人。在前几年，他的长子吴烺已远离膝下，独自谋生去了。在除夕之夜、旅店之中，吴敬梓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不禁黯然神伤。在《除夕宁国旅店忆儿烺》一诗的小序中，传主写道："儿年最幼，已自力于衣食。其东道主皆长者也，故篇未及之。"诗云：旅馆宵无寐，思儿在异乡。高斋绵雨雪，歧路炮风霜。莫诧时名著，应知客思伤。屠苏今夜酒，谁付汝先尝。

从此诗可知，吴敬梓与吴烺的父子感情极其深挚，对于年幼的吴娘自谋衣食于异乡，他则感到十分愧疚。

亲子远离，友人也各奔前程。前几年，吴敏轩在南京不但有移家后结识的一些诗人文士，终日在一起纵游畅叙，诗酒文会无虚日；而且还有南来北往路过南京的旧友新交偶然聚会，从不感到生活的岑寂。前一类友人，上文已介绍，后一类的至交也复不少，如洪月航。他在离开任职地区武昌路过南京时，曾稍事停留，便很快回到故乡仪征去了。传主此次只与他匆匆一晤，写有《赠洪别驾月航》一诗：诗学看前辈，骚坛久擅场。宦游戎马地，归及水云乡。五柳陶潜宅，千金陆贾装。琅函三万轴，流涕说仁皇。

敏轩在诗后注道："《佩文韵府》参校诸臣，月航与焉。"据有关资料考查，这位洪月航初名声，后改名元声，字宝田，江苏仪征人，道光《仪征县志》卷三十六中有小传：洪元声字宝田，号月航，弱冠能诗。康熙乙酉召试京师，奉命值内廷，恭写金莲花赋，制纪恩诗进呈。泽州陈相国延敬奏拔第一，上赐松花砚嘉之。出任泾阳县丞。著有《宝田诗稿》一卷。

康熙乙酉为四十四年（1705 年），吴敬梓方五岁，所以在诗中称之为"前辈"，而且，敏轩与洪月航尚有"世交"：将洪月航"奏拔第一"的陈廷敬，为敏轩曾祖吴国对的同榜进士，而且共事多年，当吴国对病故以后，陈廷敬还为他撰写墓志铭。洪月航初任泾阳县丞，后任武昌府通判，通判又称别驾，所以传主诗中称他为"洪别驾"。洪元声颇有诗名，《广陵诗事》卷七中摘其佳句颇多，如"湖平蚕市桥初见，柳暗渔家户半扃"；"花开暖趁鸟争树，山色青随人上楼"；"鬓边芳草杯中湿，雨后青山马上晴"；"鸦归村寺日初薄，潮到柴门风正来"；"数声柔艣青山暮，几叶短芦红藕香"；"晓风帆引西江舶，春雨人耕北岸田"；"山痕千里瘦，诗橐六年肥"；"人听烟中雨，霜飞鬓上华"等等，可见其诗风格。陈古渔在《所知集》初编卷二中曾选其诗作三首，今录《立秋》一首，以见一斑：桃笙如水印帘拢，策策高梧叶底风；萍沼漾天云破碎，豆棚筛地月玲珑。十年事在家山里，一夜秋生短发中；文字京华多不贱，江南庚信尚飘蓬。

《佩文韵府》是康熙时修纂的一部分韵编排的大型辞书，由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等人奉敕编纂。而陈廷敬则以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身份参与并主持其事。传主吴敬梓的族祖吴烺则以翰林院侍讲身份为"纂修官"之一。洪月航是以监生资格作为"校录官生"参加这项工作的。所以敏轩诗中特地标明他曾为"参校诸臣"之一。这次吴敬梓与他聚晤时间极为短暂，分手后月航就回到地处大江、淮水、运河之间的"水云乡"仪征去了，留给传主的只有寂寞的思念而已。

特别是传主的思师上江督学郑江，在前几年离开了任所南京，而于乾隆十年（1745 年）六十四岁时谢世，更使吴敬梓伤感不已。郑江，字玑尺，又字荃若，号筠谷，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戊戌科三甲进土。雍正十三年（1735 年）以右赞善出任山东乡试主考，以"夫子之道"、"诚者天之"、"树艺五毅"为题考试士子（《清秘述闻》卷五）。主试完毕后，以侍讲任职安徽提督学院（《清秘述闻》卷九）。郑江来上江任督学时，极为赏识传主的文才，曾向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词科试（见唐时琳《文木山房集序》）。虽然，敏轩未去京师参加廷试，但却已对他感激不已。当郑江任职届满回京述职之际，吴敬梓深情地写诗相送，在《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中首先说"帝德敷文教，醇儒受主知"，赞美他为"醇儒"；然后描叙郑江"春风开绛帐，夜雪坐皋比"的教学生涯，称赞他"持衡馀奖进，取士掩瑕疵"奖掖后进的品德；再说到自己曾受其知遇，"昔岁彤廷诏，曾令蓬户窥，不才尘荐牍，授简写新诗"；最后对于自己至今依然沦落，无以报答，感到无比的惭愧，不无悔恨地感叹"知遇真难报，蹉跎尚若斯"。直到郑筠谷离开南京很久以后，传主这种感激情绪依然没有丝毫减弱，在《曹跃舟留宿南轩》一诗中，敏轩又写道：留我南轩宿，今年此再过（初夏送督学郑筠谷夫子曾寓南轩）。

蚁浮尊满酌，鹅素手重磨。贫贱征途久，知交离别多。感恩望霄汉，相顾叹蹉跎（跃舟亦受知于夫子）。

悔恨、感激，种种复杂之情，溢于言表。郑筠谷之所以能识拔人才、奖掖后进，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筠谷自幼孤贫无告，幸得同里商人张静远的资助，才得以读书。此外，他虽身为学院大人，但却没有冬烘气，教读之余，从事著述，有《春秋集义》、《诗经集诂》等著作。郑江能诗，他的《咏镜》诗"朱颜谁不惜，自发尔先知"，袁枚极为推崇地说"可谓佳矣"。正因为上江督学郑江并非官僚习气严重的学官，而是十分风雅的"醇儒"，所以敏轩才极为叹服他；对于他的知遇之恩，也怀有无限的感激。可惜在这段时间内，郑江先是赴京述职，离开了南京，不过几年之后，又一病不起。他的噩耗传来，引起了传主吴敬梓的极大悲伤。

亲友的星散，知己的谢世，家境的凋落，年华的老大，都使吴敏轩感到岁月不再、时不我遇。在伤感之余更加发奋，终日闭户著述不辍，但由于生计问题，传主又不能不时常外出，寻求赞助。在这一阶段初期，他刚从淮安归来，不几年又再度去淮安。吴敏轩数度赴淮安，主要目的是探访程晋芳。他与程晋芳实为忘年之交，两人相识时敏轩四十一岁，已过了不惑之年，而晋芳尚为二十四岁的青年士子。敏轩曾经对晋芳说："始识子时，年二十四，吾尝语子，以为子才可及，年不可及。"（程晋芳《严东有诗序》，见《勉行堂文集》卷二）据此可以推知，两人订交之日为乾隆六年（1741 年）。相识后不久，在这年冬季，程晋芳就邀请敏轩到他的淮安家中作客。在淮安，两人研讨学问，吟诗作赋，相互赠答，极其惬意。但传主应邀前往，实有求取衣食之助的用意，因而没有长久逗留，大约只住了两三个月，就在乾隆七年（1742 年）春季返回南京秦淮水亭来了。

程晋芳为敬梓至交程廷祚族孙，字鱼门，一字蕺园，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六十七岁时病死。原籍安徽新安（今徽州），高祖时才迁到扬州经营盐并以此发家。父名迁益，生子三人，鱼门排行第二。乾隆初期，极富贷财。袁枚就说在"两淮殷富"中，"程氏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程晋芳"兄弟三人，接屋而居，食口百人，延接宾客，宴集无虚日"（翁方纲《翰林院编修程晋芳墓志铭》）。不过，尽管程晋芳生活极其富有，在三兄弟中"独愔愔好儒"，曾"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徐书受也说他"独尚儒术，所交闻人遍 海内"（《翰林院编修程鱼门先生墓表》）。正因为鱼门好学、又喜接交，所以他虽然生长于盐商之家，一向厌恶盐典商人的吴敬梓也能与他结为忘年交。更何况鱼门为人豪爽，"性好施予"（徐书受《程鱼门墓表》），招待四方来淮学者，毫无吝色，各地学人也就乐于与之交游结识。不过，由于来访者日众，所费也不计其数，再加上他不善经营，由家人掌会计，赀财一再被侵盗，以至负券山积。程鱼门尽管已开始陷入困境，但"其豪气真挚，发于天性，嗜书籍若饥渴，视朋友如性命，救人之患，周人之急，犹不减其家全盛时也"（翁方纲《程晋芳墓志铭》）。吴敏轩于乾隆六年（1741 年）与他初相识时，他的家业还算丰有，传主也能得到他的赞助，不仅在经济上，敏轩从鱼门处受益不少；而且由于他在晋芳家中曾经生活过一段时日，因而对两淮盐商的生活起居，也有了不少的感性体验，从而为自己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素材。

程晋芳直到年华老大才获得功名，成进士之后曾寄诗给袁枚说：四十年才为后辈，交游若此古来稀。头衔入手诚清绝，书局羁身未易归。老景真如冬景淡，梅花又共雪花飞。输他居士山窗鹤，镇日从容立钓矶。

--引自《随园诗话》补遗卷七鱼门中进士之后，初任职吏部文选司。不久开四库馆，被荐举为纂修；书成后改授翰林院编修。而这些都已是在传主吴敬梓身后的事了。在他与传主交往时，尚无半点功名，因而与同是功名沦落的敏轩研讨诗赋时，彼此都感到"惬意无间"（《见其所作《文木先生传》）。鱼门学识广博，袁枚称赞他"无所不窥，经史子集，天星地志，虫鱼考据，俱考究"（《程鱼门墓志铭》）；《清史槁·程晋芳传》说他"于《易》、《书》、《诗》、《礼》皆有撰述，又有《诸经答问》、《群书题跋》、《蕺园诗文集》"。袁枚还说他"尤长于诗"（《程鱼门墓志铭》），在《寄怀》一诗中，称赞鱼门"平生绝学都参遍，第一诗功海样深"。袁枚刚将此诗从南京寄出不久，晋芳已从北京寄信给袁枚，说自己"所学，惟诗自信。"袁枚极其高兴他说："不谋而合，可谓知己自知，心心相印矣。"（《随国诗话》卷十）传主吴敬梓治学虽然也涉及《诗》、《书》，但成就并不高，除《儒林外史》使其享有盛名于身后而外，能够被人稍稍称道的也唯有诗。而晋芳这位正统学者偏偏看不起"稗说"，因而他与敏轩聚晤时，也唯有"与研诗赋，相赠答"（见《文木先生传》）了。

程晋芳极好交游，早年家居淮安时自不待言，晚年供职帝都时依然如故，所以当他身故之后，京师士子相互叹息："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自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袁枚《程晋芳鱼门墓志铭》）竹君，指鱼门座师朱筠。从这里也可觇知他们师弟二人都喜欢交游、结纳士子。传主吴敬梓是在他年青时就相识的好友，招待自是周到，资助亦当不薄。自乾隆六年冬（1741年），传主应邀去淮安晋芳家中作客数月，于次年春返回秦淮水亭后，为衣食之谋，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之间，敏轩再度去淮安相访。但这次去淮安时，吴敬梓的经济状况更不如前，只身独住，行囊如洗，甚至连士子须臾不能离身的笔砚也付之阙如。鱼门见此状况问他何以贫窭到此地步，传主虽然无可奈何，却又自我解嘲地笑着回答："吾胸中自具笔墨，不烦是也。"（《文木先生传》）不过，敏轩虽然贫困不堪，但并没有象一般寒士那样穷斯滥矣，到处乞求。他之所以一再求援于鱼门，除了两人善于吟诗作赋之外，还山于他们意气相投，例如两人对时文都不满意，程晋芳曾经说过："时文之学，有害于古人，词曲之学，有害于诗。"（《随园诗话》卷八）而吴敬梓对时文的痛恶情绪则为晋芳所远远不及，在《文木先生传》中，程晋芳说他"独嫉时文土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余恒以为过，然莫之能禁"。尽管有程度的差别.但两人都厌恶时文，这是他们能缔结下深厚友谊的又一共同基础。

程晋芳和他的族祖程廷祚以及诗人袁枚三人之间尽管友情不薄，但在学术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宋儒的评价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同见解。当程廷祚逝世后，程晋芳为他撰作《绵庄先生墓志铭》.在叙及两人定交及相处时，鱼门说："余之识先生也，当乾隆元年，北上过淮，执余手，孜孜勉以问学，自是三十年，先生游淮扬必主余家，余应试江宁必与先生昕夕聚首，其得稍识知，箓附于文人学士之末者，皆先生教也。"（《勉行堂文集》卷六）袁枚在他写的《程绵庄先生墓志铭》中也叙及他们三人聚首谈学的情景，说："淮安有先生族孙鱼门，恢奇多闻，每假馆余所，三人连日夜语，蝉嫣不忍别，或漏尽送先生出，则两人者重剪镫对数海内人物，必首先生。"（《小仓山房文集》卷四）程廷祚、程晋芳与袁子才三人"连日夜语"所谈者大多学问之道。程廷祚早年倾心于颜、李之学，并曾向其晚辈晋芳宣传，在《与家鱼门论学书》中说："愚近作《礼乐论》，适缘有感于此。李恕谷传注诸书，足下阅之，以为何如？其师弟亦非无所见者，正可与拙论相发明也。"接着对宋儒之学颇多抨击，认为虽然"颜李师弟言过于峻激，致生惊骇"，但"非其人亦孰与捄学术之敝耶？"最后劝告晋芳说："足下欲辨学术，惟求其归于《论语》，而无即以宋人之《论语》为《论语》，其可也。"（《青溪文集续编》卷七）但程晋芳并不同意廷祚的见解，认为"程朱不可轻议"，还说："非以其解经论学为无可是正也，其操心也纯，其制行也严，其措事也明而有伦，因是以其身为百世师，而人亦以是知二帝三王之道之可贵而可从，虽其解经论学或合或离，欲不以道统归之而谁归乎？"（《与家绵庄书》，见《勉行堂文集》卷三）程晋芳甚至认为廷祚对宋儒的批评将"获罪于天"。这却引起袁枚对鱼门的不满，随园在《与程蕺园书》中反驳程晋芳对廷祚这种指责，说："仆颇不谓然，宋儒非天也。宋儒为天，将置尧舜周孔于何地？"并且反问鱼门："足下尊宋儒，尊其名乎，尊其实乎？尊其名，非仆所敢知也。尊其实，则必求其所以可尊之故，与人所以不尊之故，两者参合而慎思之，然后圣道日明。不宜一闻异词，如闻父母之名，便掩耳而走也。"最后明确表态："足下守宋儒太狭，诋颜李太遽，窃以为不可，故布其区区。"（《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这三人之间的论学争议，对传主自当有一定影响。

在南京，鱼门还与年青诗人严东有一同和传主吴敬梓聚首畅游，相互唱酬，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雨晨夕，吾三人往来最密也"（《严东有诗序》）。当程晋芳来宁应试返回淮安以后，曾写诗三首《寄怀严东有》。在第三首诗中，既回忆了与传主交游的情景，又透露了传主吴敬梓对六朝故都南京的眷恋感情。敏轩青年时代就数度游览过"淮水钟山"，早已萌生了"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减字木兰花》）的念头。及至三十三岁正式移家南京之初，更是大加赞美南京，说："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移家赋》）住定之后，又一再表示"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买陂塘》）；"移居星岁易，为爱白门山"（《春兴》）。南京不仅是历史名城，而且在当时也是东南地区的大都市，商业、手工业十分发达，经济空前繁荣，文化学术思想也极为活跃，各地学者来南京传道讲学者颇不乏人。吴敬梓的至交密友中，程廷祚原籍安徽，迁居南京已有数世：李本宣原籍江都，也流寓金陵二十余年；族兄吴檠一度也曾寄寓南京，"吾家才子推灵运，也向秦淮僦舍居"（《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即连程晋芳，虽然先人从安徽移家扬州，在淮安经营盐业，但他本人后来也曾经拜托袁枚为他在南京购屋，以便迁来金陵（《随国诗话》卷十）；传主的同乡、与敬梓及其长子吴烺都缔结友谊的郭肇鐄，也曾想从故乡全椒移家金陵与敬梓比邻而居，"君原工卜宅，我近欲移家"（《赠吴聘君敬梓》，见《佛香阁诗存》）。对这些文士纷纷移居金陵的现象，程廷祚有所评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文木山房集序》）。吴敬梓自从移家南京以后，他居住的秦淮水亭附近颇多魏晋六朝的遗迹，敏轩经常踯躅其间，叹息"衣冠晋代浑难问，独凭高原空夕阳"（《冶城春望》），感慨"石头城，寒潮来去，壮怀何处淘洗？　南北史，有几许，兴亡转眼成虚垒"（《买陂塘》）。更何况秦淮水亭本身就建在梁朝文人江总宅舍遗址之上，极易触发他的思古之幽情。凭吊之余还见之吟诵，其企慕建安风雅和六代风情极为深沉，甚至使得他不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