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吴敬梓的生平　　一 童年艰危.11

程晋芳在这首《寄怀严东有》诗中，不仅反映了吴敬梓这一时期思想面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且也透露了传主这一时期经济生活已陷入极端的困境，所谓"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由于程晋芳不止一次赞助吴敬梓生计所需，因而对传主的贫篓状况十分清楚。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一阶段，由于吴敏轩的家产在前一阶段修祭先贤祠时已几乎用尽，衣食渐渐不周。有时无米下锅，则以藏书去换米；冬日苦寒，既少酒食又缺炭火，无以御寒，他只得和几个穷朋友如汪京门、樊圣谟等人，从南门乘月步行，沿着城墙绕向西南转由水西门入城，直到天色渐明，各自大笑归家，几乎夜夜如此，他们还自我解嘲地称之为"暖足会"。这件事，不仅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有所记叙，后来顾云作《盋山志》在卷四"人物"中亦曾录入。有时在著述余暇，为解决生计问题，传主也不得不在"人稀苔草合，水近竹风凉；渔具安横槛，书声出坏墙"（严长明《过顾氏息园和敏轩丈韵》，见《归求草堂诗集》卷一）的秦淮水亭中的荒圃上种些蔬菜，以饱饥腹（见《盋山志》）。程晋芳的族祖程丽山因为与 传主有"姻连"关系，对敏轩十分关心，时常有所周济。一年深秋季节，绵绵秋雨不曾停歇，丽山在家中估猜传主大约已经是"灶突无烟青"了，吩咐他的儿子说："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丽山之子遵命前往探视，敏轩果然已"不食二日矣"（《文木先生传》）。程晋芳在乾隆十四年（1749 年）深秋写的《怀人诗》十八首，其中第十六首写的是传主吴敬梓。这首诗，就极为形象地描绘了敏轩这一时期生活极为困顿的状况，诗云：寒花无冶姿，贫士无欢颜。嗟嗟吴敏轩，短褐不得完。家世盛华缨，落魄中南迁。偶游淮海间，设帐依空园。飕飕窗纸响，械械庭树喧。山鬼忽调笑，野狐来说禅。心惊不得寐，归去澄江边。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逝将乞食去，亦且赁舂焉。《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春帆集》，见《勉行堂诗集》卷二从这首诗的描叙来看，传主的生活可谓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简直可说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不得不到处"乞食"了。在这一段时期内，经常周济传主的主要是程丽山、程晋芳。但程晋芳经营的盐行因管理不善，已日趋败落，并渐露窘境，从此对敏轩的赞助，自然力不从心了。因而传主不得不另求门路，大约在乾隆十三年、十四年（1748-1749 年）之际，敏轩曾远赴浙江遂安，去向任遂安知县的故交吴培源请求帮助。但这种接济只能维持一个短暂的时期，不能持久。有时，传主不得不落到极其狼狈的境地，甚至如诗中所说的那样去"赁春"以换取口粮。所谓"赁春"就是受雇为人春米，《后汉书·吴祐传》记载："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傭，为祐赁舂。"又《后汉书·梁鸿传》也记其曾"居底下，为人赁舂"。当然，吴敬梓"赁舂"的具体情况尚无资料可据以作更多的说明，但至少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位文士，居然不得不靠自己的劳力去换取升口之资，以维持全家生计。这的确是封建社会中天才作家的悲剧。但是，就作家的创作来说，倒也并非完全不幸，正由于传主贫困到如此境地，才有可能与下层人民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从而体验到普通群众的生活实况，感受到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认识到下层群众的优秀品德。有了这样的生活实践，才能使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闪耀出下层人民光采夺目的品质和情操。

由于传主生活十分拮据，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段时期内，吴敬梓参加诗酒唱酬的次数越来越稀少，离开南京外出游览访友的活动也很少见有。除了去苏北淮安拜访程晋芳、去浙江遂安访问吴培源以寻求贷助以外，几乎很少出门。在南京，他的主要活动或是闭户著述，或是与本地同好研讨学问。这在金榘于乾隆癸亥八年（1743 年）写的赠送南京词人陈希廉的一首诗可以得知。尽管吴敏轩的好友陈希廉、表兄兼僚婿金榘同时在扬州坐馆，但一向喜欢纵游山川的传主却株守在青溪附近的秦淮水亭，未曾前去相聚。此际，陈希廉与传主相识已有二十余年，那还是吴敏轩青年时代"往来江淮北复南"游历南京时期结下的友谊。青年时代的陈希廉也与吴敏轩一样，少年意气，相互倾致，每每谈到兴奋之际不禁戟手呼号，时人都把他们看作是狂颠之徒。而且，他们两人都擅长词曲，并能上场演唱。这两位年青同好相处时，自然不免要说及各自的相知。陈希廉就在这种情况下，知道吴敬梓密友中有金榘其人。不过，陈希廉始终未能与金榘谋面。岂料二十余年之后，陈希廉客居扬州，参加一位友人的宴会时金榘也在座，这两位慕名已久的文士互通起姓名来，方始识面，从此订交。但此时陈希廉即将返回南京，金榘就拜托他向敏轩致意，并请希廉转问敏轩何以"守株"南京而不来扬州聚晤，诗云：桑根山南骚人金其旋，桃叶渡头词客陈希廉，两人素昧平生无半面，各在广陵城中据一毡。不意天海浮萍时有遇，无端作合乃因吴敏轩。岁在癸亥闰四月下澣，偶于子西座上通寒暄；陈子云与吴子交最契，耳熟金子之名亦甘年。金子正有双鱼致吴子，遂烦陈子为作书邮传。从兹不厌过从太频数，得句唱酬往往飞涛笺。陈子偷声减字尤妙绝，抎场自拟元时铁笛仙。"晓风残月"堪倩红牙按，"大江东去"便可弹鹍弦。眼前词苑诸子俱压倒，当与阳羡老陈称两髯。我虽偶尔效颦还学步，捧心折腰邵得旁观怜。自夏徂冬忽已阅半载，每共论心搔首问青天。抑或醉后戟手大号叫，不顾世人惊诧呼狂颠。我今三年扬州梦已觉，行当冲风冒雪扬归鞭。君亦将辞舍馆渡江去，乘潮一舸直指钟山巅。到家拜母鞠跽进甘旨，入室笑致粉黛妆台前。有暇可就吴子相问讯：守株不来把臂胡为然？预订来秋桂花香迸日，青溪一曲好泛凉篷船。

--《九言长古赠陈大希廉即用留别并示吴大敏轩》，见《泰然斋集》卷四金榘希望敏轩来扬州"把臂"，但又知其必不可来，只好"移樽就教"，准备此后桂花盛开之日再赴白下相聚。一般说来，根据吴敬梓极喜交游的性格和经常来往江、淮的经历，眼下又有故交亲友在扬州，他正可渡江一游，前往聚首，可是偏偏没有前往。这除了传主的经济状况不佳以外，主要原由就是感到自己年华渐渐老大，来日无多，动笔多年的创作尚未完成，他不能不抓紧时间、奋力从事了。《儒林外史》的创作在传主移家南京前后就着手进行了，中途因安顿注处、出游各地、参加鸿博之试等等耽搁，时作时辍。到了这段时期，吴敬梓除了为稻粱之谋以外，主要精力就用来精心构制这部小说了。正如王又曾诗中所云："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与此同时，他还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事件，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素材，随时充实到自己的作品中来。

当传主移家南京前后，发生了一起刘著藏书被诬下狱的冤案。吴敬梓迁入秦淮水亭以后，从他友人程廷祚以及当事人刘著处先后了解到此案的详细情况，据此加以改造，提炼成艺术情节写入作品。此外，他还从南京地区发生的一些"新闻"中采撷了不少素材，例如有关袁枚等人的一些事迹，无不被他所掇拾、筛选，从而纳入《儒林外史》中去。

袁枚，浙江钱塘人。他在乾隆元年（1736 年）博学鸿词试中以年"最少"而"署尾"（见《随园诗话》卷五），并且颇以少年功名成就而沾沾自喜。他曾以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职江苏的沐阳、溧水、江宁等地知县（见先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二十二、光绪九年《课水县志》卷五等），乾隆十年（1745年），他来到江宁任知县，在他的《郴州知州曾君墓表》中有云：乾隆七年，予与曾君南村同以翰林改官江南，予知沐阳，君知芜湖。十年予调江宁，君迁知广德州。十三年予乞病，君丁内忧。

十七年秋，予丁外忧归、随乞养母不复出。

--《小仓山房文集》卷四袁枚先于乾隆十年（1745 年）知江宁县，十三年（1748 年）乞病购置随园作久居之计，此后虽曾返回故乡钱塘，养病卧休苏州，远赴陕西仕宦，但为时均不长久，最后仍归卧南京随园。吴敬梓的诗友如卢见曾、郑筠谷、程廷祚、程晋芳、金兆燕、樊明征、周幔亭、江显、朱草衣、徐紫芝、李葂、梅兆颐、陈古渔、王又曾、严冬有、涂长卿、陶蘅川等人，先后都曾与袁枚有交往，其中不少人还成为随园的座上客，相互唱酬、品评赏鉴。不过，从目前可以见及的材料中却尚未见到传主与袁枚之间有直接的接触。或以为袁枚在《答鱼门》（《小仓山房尺牍》卷二）中曾论及传主，将吴敬梓视作"大怪僻、大妄诞"一类人物；并进一步认为袁枚在《答某山人书》、《再答某山人书》中（《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大加诋毁传主。这种看法尚难以使人确信，因为传主终其一生从来没有自命为"××山人"，他的友朋中也没有以"××山人"称呼过他。而且，《再答某山人书》中，袁枚曾有"仆老矣"一类的语句，袁枚实小于敏轩十六、七岁，似不可能用这样的语气给传主写信。至于传主与袁枚之间是否发生过什么纠葛、其纠葛又是何种性质，在目前未曾见到明白的文字记载之前，还难以论定。不过，尽管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情况尚不可考知，但他们同在一城市生活，而且袁枚还是江宁知县，传主对这位"父母宫"的政事不会毫无所闻。相反，倒还是比较关心的。在他创作《儒林外史》过程中，就曾采撷与袁枚有关涉的一些"时事"写入作品中去。此处试举一、二例，以觇其一斑。

乾隆十年乙丑（1745 年）袁枚莅任江宁之初，五月十日突然刮起狂风，霎时大昏地暗。南京城中一位十八岁的韩姓少女，被骤风吹至离城九十里的铜井村，村民大为惊异，送她回城。该女原已和城东李秀才有婚约。这位李秀才不信风能把人吹到九十里外，怀疑她有奸情而出外逃走，就向江宁县提出退婚要求。袁枚受理这一控案后，劝告李秀才切莫乱加怀疑，并说古时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以外的事。李秀才不相信。袁枚随手取了元代郝经的诗文集给李秀才看，其中就有诗云："黑风当筵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芋氏负从钟建背。"诗又云："自说吴门六千里，仿佛不知来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妇，诏起高门榜天赐。几年夫婿作相公，满眼儿孙皆朝贵。"袁枚还对李秀才说："郝文忠一代名臣，岂作诳语？但当时此女竟然嫁给了宰相，韩女恐无此福！"李秀才听后大喜，依然遵约完婚。袁枚判断这一案件，颇得时人赞扬，他的座师，两江总督尹继善就十分高兴地对袁枚说："可谓宰相必用读书人矣！"（见牛应之《雨窗消意录》卷三）尹继善夸奖袁枚所说"宰相必用读书人"，乃借用《宋史·太祖本纪》中语。吴敬梓对江宁知县袁枚判断这一公案的风流，想来也甚为钦佩。虽然他并未曾将这一故事纳入作品，但尹继善对袁枚的赞语却在他笔下出现。小说中，当萧云仙来到南京，与城中大名士相聚时，杜少卿闻知他平定青枫城的一番功劳后，极为赞扬他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吴敬梓如此叙写，并非偶然。《儒林外史》中与萧云仙并举的还有一位奇女沈琼枝，敏轩曾以他们两人的事迹作为同一回书的回目："萧云仙广武山赏雪，沈琼枝利涉桥卖文。"不但杜少卿赞扬萧云仙的话语与袁枚有关，而且沈琼枝的"公案"也全由袁枚经手处置，同时此事也与吴敬梓有些关涉。

沈琼枝与袁枚确有一段因缘，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中即云："沈琼枝即《随园诗话》卷四所称松江张宛玉。"据《随园诗话》卷四记载：古闺秀能诗者多，何至今而杳然？余宰江宁时，有松江女二人，寓居尼庵，自言"文敏公族也"。姊名宛玉，嫁与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山阳令行文关提。余提解时，宛玉堂上献诗云："五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北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马，敢将幽怨诉琵琶！"余疑其倩人作，女请面试，予指庭前枯树为题。女曰："明府既许婢子吟诗，诗人无跪礼，请假纸笔立吟可乎？"余许之。

乃倚几疾书日："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未几，山阳冯令来，余问张女事作何办。曰："此事不能断离。然才女嫁俗商，不称，故释其背逃之罪，且放归矣！"问何以知其才。曰："渠献诗曰：'泣请神明宰，容奴返故乡。他对化蜀鸟，衔结到君旁。'"冯故四川人也。

张宛玉自己离开夫家，这在封建时代无异是一种反叛行动。也许正因为此，传主吴敬梓对她十分钦佩，可能给她以某些支持和援助。敏轩这种作为招致了他的友人程廷祚的不满，特地写信给他。从程廷祚这封信中倒可以看出在对待妇女问题上，传主吴敬梓要比程廷祚开明得多，他的大胆行径，连他的至交程廷祚也不能理解，甚至加以劝阻，乃至责备。程廷祚《与吴敏轩书》如下：昨所谈茸城女士之事，诚可谓瑰琦俶傥，不少概见，庸夫之所疑，达士之所快心也。然处事之道，贵思其终以图其始。女士之所为固异矣，仆未见其所终也。

火得薪而能明，月近日而有光：阴必附阳，柔必倚刚。天地生物，各有其方，违其道而能济者，未之有也。以女士之聪明令淑，智岂不足以及此？今乃昧三从之古训，与中馈之正理，而孤行一意，人莫能测。反物为妖，是为邪慝。支离关塞，牢落风尘，发乱不及梳，衣敝不得纫，僦居市廛，屠沽为邻，抚岁月之悠悠，长衔悲而茹素。嘻，亦何为哉？

且彼既生于名门，嫁于旧族，岂宜一丧所天，而两家戚属，遂扫地以无余者乎？此非所以使人无疑也。以茕茕之嫠妇，而屡设机穽，以利人之所有，又非所以为名也。居可疑之地，为无名之举，衣冠巾帼，淆然杂处，窃赀以逃，追者在户，以此言之，非义之所取也。将为红拂之投药师，文君之奔相如乎？而今皆无其人矣，而猥冒冶容之戒，同狎邪之躅，驭侩盈前，奸谋反复，虽云终若脱兔，敌不及逐，而蒙面丧心，恬不为辱！夫以诈诱人者，亦常为人之所诱。吾恐强暴之徒，方设计于隐微而取之，如网罗之于飞鸟。斯时虽欲杀身以自明，刎颈以见志，勇无所用其力，智无所施其计。自经沟读，人莫之知，轻于鸿毛，其又奚悲矣。女士其知乎？

足下有矜奇好异之心，而抱义怀仁，被服名教。何不引女士以当道，令其翻然改悔，归而谋诸父母之党，择盛德之士而事之，则足下大有造于女士，而自处之道，可谓善矣。

--《青溪文集续编》卷六信中所说的葺城乃葺城之误，松江古称茸城。所以此信中所谓"葺城女士"即袁子才诗话中的"松江女"。程廷祚在信中尽管也承认她是一位"聪明令淑"、"瑰琦俶傥"的"女士"，但又责备她不遵守三从四德，一意孤行，是为妖邪。同时在信中一再告诫传主，希望敏轩将她引回正路，送她回到父母之家。由此可见，吴敬梓的确也深深卷入这一公案中去了。而袁枚在与山阳（今江苏淮安）冯知县商议之后，既不便断其离异，就听任她返回，并未追究所谓"背逃"之罪。这也不失为一种开明的处置，较之程廷祚所言也合乎情理。传主吴敬梓对待此事的态度则更为开明，将这一故事在小说中极力铺陈，塑造出有着夺目光彩的沈琼枝形象，这不能不说是吴敏轩进步思想的表露。

总之，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段经历，对于传主吴敏轩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他的老友吴培源等人业已星散四方，友朋聚晤谈学之事己不可得；早年接受的颜李学说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已渐渐显示出其迂腐和不切实际；修祭泰伯祠以提倡礼乐的活动，未见些微成效，一般士子的精神状态也未因此而有任何振作；更由于他自己原已不多的家产已经花得净尽，生活的艰辛使得他坠落到社会下层，厮身于市井小民之中。这样的经历，使得传主对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逐步由陌生而了解，对下层百姓的思想感情也逐步由隔膜而洞悉，并进而受到一定程度的熏染，产生了对普通群众的崇敬，同时也不得不反省自己过去寄希望于士子的失策，从而导致他对市井人物的前途萌发了一些微弱的希望，他终于在市井小民中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在过去，吴敬梓的相识之中虽也有下层群众，但他们与上层社会总有千丝万缕的瓜葛；而这一阶段吴敬梓所结交的市井朋友，却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这是一些懂得技艺的人，他们喜与文士结交，而不与富贵之家往还。这在续刊《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所引《闻见录》中有所记载：往年金陵市上，有一材一技自负者：或修琴，或补炉，或作竹扇，或鬻古书，或装字画，或刻木石、墨迹，甘与文人为知已，不肯向富贵家乞怜。

在当时文人的一些诗文中，还留有这些艺人的姓名，甚至点滴事迹。例如朱怀壁在他写的《西城三老》诗自注中云：西城有三老：梁叟魏今，善奕，天下之冠也。城南周春来亦善奕，逊二子，终身莫能与敌。吴叟官心，善琴，尝至京师贵人家，贵人延四方善琴者数辈，闻官心琴，皆下拜，称为"祖师"。官心雅不爱豪贵，居数月即归。陶叟，善吹萧，每月下发声，闻三四里。

三叟居相近，亦称"清凉三隐"。

--见《国朝金陵诗征》卷十九朱怀壁为乾隆辛未十六年（1751 年）贡生，他的生活时代正当吴敬梓晚年。诗中所说的西城，是指南京水西门、清凉山一带。《儒林外史》中最后所写的"四客"，写字的季遐年、下棋的王太、能画的盖宽、善琴的荆元，他们大都活动在南京的城西南，小说中提及的虎踞关、乌龙潭、妙意庵正在清凉山脚下。荆元虽在城南三山街开了一个裁缝铺，为人做衣服，但业余时间就弹琴写字作诗，而且经常来到极为幽静的城西清凉山脚下以灌园为业的于老者园中，一面品茗，一面操琴，而在当时身为裁缝又善于吟诗的确有人在，朱绪曾在《金陵诗征》卷二十二中曾辑录了吴亨的《莫愁湖》诗一首：湖山千秋有断霞，湖边树冷暮啼鸦。柳条攀折愁谁诉？帆影沿江几片斜。

在诗前并有"小传"，说：亨，字荆园，上元人，工八分书，隐于衣工。

或以为吴荆园即《儒林外史》中荆元的原型。至于传主吴敏轩和这些人物交往的文字记载，今虽未得见，但可以肯定吴敬梓是知悉这些人物事迹的，否则就不可能在小说中描写到类似这些人物事迹的故事情节。同时，从传主对他们的肯定描写中，也可以看出吴敬梓是十分钦敬他们的品德的。由此也可以推断出传主与他们是相识的，并且缔有友谊。在与他们的接触交往中，敏轩熟悉了他们可贵的品性、美好的气质，了解了他们高尚的生活情趣，从而也不断冲刷了自身所背负的科举世家的习气，修正了原先对于改造社会的不切实际的理想蓝图，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将来的希望也许正在这些市井小民身上。传主吴敬梓思想中积极一面也因此而大大滋长，从而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极为有利的影响。

《儒林外史》终于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完成初稿。很快，在他的朋友中就传抄开来，正如《文木先生传》中所说"人争传写之"。在阅读之余，有击节赞叹的，也有深恶痛绝的。但是任你赞赏也好，诋毁也好，都不得不承认这部小说为传主赢得了极大的声名，而《儒林外史》也将成为传世之作。在毁誉不一的舆论面前，吴敬梓的至交程晋芳在怀念传主的诗作最后却说：　《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程晋芳尽管承认《儒林外史》的描写"穷极文士情态"（《文木先生传》），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且也相信这部小说将使他的友人盛名永传。然而，出自封建文士的偏见，对吴敬梓竟然依靠"稗说"而获得名声却感到由衷的惋惜。但我们却为吴敬梓庆幸，如果他未曾创作出这部传之久远的讽刺小说，几百年来又有谁知道在我们的国土上曾经产生过这样一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呢？世界各国进步人类又何以能够知道在莫里哀之后、巴尔扎克之前，中国文学史上也曾经产生过塑造了与这些文学大师笔下同样栩栩如生的悭吝人形象的文学巨匠呢？唐时琳在序《文木山房集》中认为科名上得意之士，不一定能久享盛名，所谓"且土得与于甲乙之科，沾沾得意以终其身者，徒以文章一日之知耳"。而"古人不得志于今，必有所传于后"，劝慰传主说："虽久困草茅，窃恐庙堂珥笔之君子，有不及子之著名者矣。"不能不说唐时琳确有眼识，与传主吴敬梓同时参加科岁考、同与鸿博之试的"博雅君子"，在今日能与传主同享盛名的怕也不多几人吧！也正如唐时琳所说："由此言之，未可谓之不遇也！"吴敬梓为我们留下这份珍贵的讽刺文学遗产，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的内容。然而，传主在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同时，却经历了极大的不幸。经济生活的艰辛自不必说，他是在极其孤独悲伤的境遇中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的。当时，他的长子吴烺出外谋生，只有幼子蘅叔依偎膝下，次子藜叔又正在此时病故。尽管境况极为悲惨，他却仍不停笔。对于次子的病故，敏轩是十分伤心的，遗憾的是传主有关伤子的诗词，连一首也没有留下来。倒是他的长子吴娘在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 年）写有《梦与亡弟藜叔共饮觉而有作》：一恸今原百种哀，谁教抱恨向泉台？为言病骨经秋冷，强慰愁心借酒开。觉后泪痕珠颗颗，帘前霜气白皑皑。剧伤踪迹如萍梗，偏有精魂觅我来。

--《杉亭集》卷三可见传主次子因病而逝，从当时吴敬梓的经济状况来看，藜叔肯定没有能得到较好的医治和休养，以致"抱恨向泉台"。对于亲子过早病逝，敏轩的悲哀和伤痛是可想而知的。吴烺在伤次弟病逝的同时，对三弟蘅叔就分外思念，同年又写了《忆三弟蘅叔》诗：日落寒江暮霭生，登楼不见石头城。梦投远处离离黑，卧数残更点点清。客路依人惟有泪，他乡忆尔最关情。不如归去荒斋里，一局围棋对月明。

--《杉亭集》卷三这是为衣食之谋客居异乡时，对于生活在南京城内的三弟吴煐（蘅叔）的怀念，甚至希望立即回到秦淮水亭中去与乃弟对月奕棋。从吴娘这种心情，我们也可以推知其父吴敬梓这一时期的情绪。但传主并未被这种悲伤情绪所击倒，仍然在坚持创作。可以说，敏轩为了写成这部凝注自己心血的《儒林外史》，忍受了巨大的悲痛！

在丧子之后不久，传主嗣父的侧室程氏也病死在故乡全椒，吴敬梓也未能亲去奔丧、料理后事。这位程氏，虽为吴霖起侧室，但实在大有恩于吴敬梓。当传主前妻陶氏病故之后，他的长子吴烺正在幼年，是程氏一手抚养成人的。敏轩移家南京时，程氏虽然并未随他渡江而南，仍然独居在家乡，但与程氏有兄弟（或同宗兄弟）关系的程丽山是南京一位颇饶赀财的商人，经常在自己豪华的宅第中邀请一些知名文士举行花朝盛会。正因为程氏的关系，吴敬梓和其长子吴烺也才先后参与其会，并且在传主生活发生困难之际，也才经常得到程丽山的周济。正如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中所说："余族伯祖丽山，先生（敏轩）与有姻连，时周之。"由此可见，程氏对吴敬梓的恩德可谓厚矣。但在她病逝故里时，传主没有亲往，而由长子吴烺前去料理一切。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吴敬梓正当创作《儒林外史》的紧张关头，全书即将结束，实在无法分身，只得吩咐.吴烺前往奔丧。后事料理之后，吴烺写有《哭程媪》四首，时在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 年）。诗前小序云：媪，先王父广文公侧室也。烺幼失慈恃，养于媪，恩谊最笃。

雍正癸丑，大人挈家迂金陵，媪独留里中，败屋三楹，长斋绣佛，如老尼师焉。烺往来江上，每一相见，辄涕下交颐。今年六十有一岁矣，倏无疾而逝。烺闻凶耗，仓卒归里，为营丧葬，而悲痛无已。

用成长句，歌以当哭云尔。

其诗四首：苦节坚持三十春，岁寒始觉有松筠。繁华短梦萧凉境，贝叶寒香老病身。秋尽楼中霜月夜，恨长泉下白头人。一朝撒手悬崖畔，真向西来了净因。

曾记春朝就道时，临风老泪尚丝丝。为言后会在何日,且属前途休去迟。深巷依门添怅望，荒山策蹇动愁思。谁知此际匆匆别，便是平生永诀期。

闻赴江皋心欲摧，片帆如马渡江来。一棺已了百年事，双泪难倾千古哀。尘暗灵堂饥鼠窜，苔深坏砌野花开。盈盈月照魂衣上，谁把椒浆奠一杯。

报德难酬拊畜恩，此生饮恨竟何言。灯枯不作寒宵梦，幔卷空归永夜魂。故宅萧条看易主，前和潦草葬荒原。空箱检点遗留物，重见儿时犊鼻裈。

--《杉亭集》卷三这几首诗写得的确情感深挚，催人泪下。想来传主也不会没，有诗词以悼念如此有恩德于他的程氏的。可惜的是，敏轩四十岁以后的诗、词、文章大都散佚。但从乃子吴烺因程媪之丧而产生的极大悲痛中，也可以窥知吴敬梓的悲痛也定当同样深沉！而他却未亲往故乡经营程氏之丧，无疑是因为这部传世之作的《儒林外史》正在杀青之际。在这几年中，传主给我们贡献了这样一部不朽之作，而自己却忍受着丧失亲人的无限悲苦。

九 病逝扬州

《儒林外史》大约在乾隆十四年（1749 年）传主四十九岁时基本脱稿。

此后数年内，传主的主要精力已逐步从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虽然，比起他的文学生涯来说，学术生涯为时短暂，成就也大不如他的文学创作。对他的一些学术见解和成绩，下一章将做专门介绍。

从乾隆十五年（1750 年）传主五十岁起，此后三、五年已是吴敬梓生活的最后阶段。在这几年间，传主又有一次可以仕进的机会，然而他自从未赴北京参加鸿博廷试以后，已绝意仕进，终于回避了这一机遇。在此期间，他的生活虽然更为贫困，但"论文乐友朋"的性格却并没有丝毫改变，除了旧友之外，还与不少年青的文士缔结了忘年之交。同时，传主"为爱白门山"的情致也未有丝毫衰减，虽然不能象往昔那样远游，但南京城内外的历史遗迹和山水佳处，他依然常去凭吊和游览，还写下不少吟咏金陵风光的篇什。在这几年间，吴敏轩可能出自叶落归根、狐死首丘的心情，曾一再返回故里；由于生活煎迫、寻求赀助，也曾数度渡江而北，去扬州、真州一带依人作客，最后终于病死在扬州。

传主一生历经康、雍、乾三朝，康熙玄烨与乾隆弘历这两个封建帝王在位期间，屡次出巡各地，凡巡幸所到之处，大都举行召试"盛典"，所有迎銮献册的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体参加考试。录取一等的进士、举人，照例授内阁中书，遇缺即补；贡监、生员则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并准予与其他举人一样可以参加会试。乾隆在位六十年，六巡江、浙，三幸山东，四幸天津，先后召试多次，录取王昶、初彭龄等一百余人。乾隆十六年（1751 年），弘历首次南巡，三月辛酉"幸江宁府"（《清史稿·高宗本纪二》），曾到传主居住的秦淮水亭附近的青溪。一带游览，写有《青溪览古》一诗：东渠犹自纪吴开，白芷青蒲出水纔。江总宅惟名独在，郄施诗待客重来。绮楼烟月多寥寂，画舫春波水溯洄。六代风流何足贵，歜家毋语政诠该。

在南京，弘历照例举行召试。已届暮年的传主回避了这次可能仕进的机会，没有去应试。但他并没有阻拦长子吴烺去参加，结果吴烺和他们父子的共同友人王又曾都被录取，依例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传主没有参加这次弘历召试，颇得到一些友人的称许，例如金兆燕在《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涉及敏轩这一经历时，写道：　昨闻天子坐明堂，欲祭衡霍巡南方，特重经术求贤良，伸让讲义夸两行。　先生何为独深藏，企脚高卧向栩床》？　--见《棕亭诗钞》卷三诗中所说的"向栩床"，是用东汉向栩的故事，据《后汉书·独行列传》：向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向长之后也。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不好言语而喜长啸。宾客从就，辄伏而不视。　郡礼请辟，举孝廉、贤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　后特征，到，拜赵相。　及到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　金兆燕用向栩故事比喻传主，这说明吴敬梓在弘历召试之前，就象向栩那样踮起双脚高卧不起；也反映了传主这一时期忙于坐在板床之上伏案研治学问，无暇旁及他鹜，对此"盛典"已无兴致；何况敏轩和当时不少士人，通过切身的痛苦经历，已有先有后地认识到封建朝廷举行的种种考试，大都是一场骗局。当然，传主并未阻拦此时年方三十二、三岁的长子吴烺去参加考试，这是因为在那种社会中，士子也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谋得出路。而年届垂暮的传主本人自觉没有必要再从此道中寻求什么了。

弘历在南巡前后，还于乾隆十四年（1749 年）以经术有关世道人心，而海内经明行修、淹洽醇正之士颇为不少，命令大学士、九卿、督抚保荐经明行修的文士，不限资格，参加"经明行修"考试。弘历此举对广大士子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即令对封建朝廷所举行的种种考试的欺骗性已有认识的传主，也未能例外。他在晚年研治经学，不能说与此全无关系。不过，他毕竟未再去参加这种考试。而他的至交程廷柞却因江苏巡抚、吏部侍郎雅尔哈善的推荐于乾隆十六年（1751 年）参试。这次应试的有四十人，只有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四人被取录，吴、梁二人授国子司业，陈、顾二人以年老不能供职，则给以国子司业衔。而程廷祚"复报罢"（《金陵通传》卷二十九、《清史稿）卷四百八十本传）。经过这次失败，程廷祚虽然认识到"天下所举仅四十人，而被擢用者才两人尔"，但仍然"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离开京城南返之际，上书给大学士陈世倌，对这次考试有所抨击。不过，程廷祚毕竟不敢加罪帝王，只是一味责怪宰相，他在信中说："兴贤举能，圣主与贤宰相共之者也，而宰相之责尤重。何也？择相在君，而荐贤在相，自古而然。"最后他还向陈世倌进言，希望"他日复有关于国体与人才士气者，望阁下其难其慎，而宣圣朝之德意，垂休闻于无穷也"（《南归留上海宁陈相国书》，见《青溪文集》卷九）。可见程廷祚仍然以落选而感到十分遗憾，仍然没有完全割断对封建朝廷的依恋、打破对封建统治者的幻想，没有能象吴敏轩那样回避这种令人屈辱的机遇。

在这几年中，程廷祚忙于参加"经明行修"的考试，吴培源又远赴浙江做官而去，还有一些故交旧友为稻粱之谋星散四方，而传主吴敬梓却仍然株守在秦淮水亭中。不过，他又逐渐地熟悉了南京一些年青的文士，与他们缔结了忘年之交。虽然由于生活更趋艰难，象早年那样酒乐助兴的聚会不再常有，但分韵吟诗的雅集仍未间断。象严长明、涂逢豫、陶衡川等年青的诗人，大都是传主晚年所交往结识的。

严长明字冬有，一作东友，又字道甫，号用晦，江宁人。据姚鼐《严冬友墓志铭》说冬友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八月五十七岁时卒于合肥（见《惜抱轩文集》卷十二），可推知他当生于雍正九年（1731 年）。《清史稿·严长明传》说他自幼"奇慧"。礼部侍郎李绂十分赏识他，曾对方苞说，冬友乃"国器也"。从此冬友就跟随方苞学习。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弘历南巡时，冬有年已三十二岁，以诸生献赋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为纂修五年后，入军机房，后又为内阁侍读，因丁忧归宁。筑归求草堂，以诗文金石自娱，未再出仕。晚年出游秦、楚、大梁等地，曾客巡抚毕沅幕中，返回江南后，又主讲庐江书院（此据《金陵通传》卷三十四，《清史稿》作"庐阳书院"）。冬有学识广博，姚鼐说他所为诗文"用思周密，和易而当于情"（《严冬友墓志铭》）。而且据钱大听《内阁侍读严道甫传》，严冬有对"于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一见便能分晓，尝奉命直经呪馆，更正《繙译名义》、《蒙古源流》诸书"（见《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七）。严长明生平著述甚多，涉及"论辩经史、书算文艺、金石文字者，凡二十余部，百余卷"（《严冬友墓志铭》）。据《清史槁》本传、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五十四等著录，有《毛诗地理疏证》、《五经算术补正》、《三经三史答问》、《石经考异》、《汉金石例》，《献征余录》、《西清备对》、《淮南天文太阴解》、《文选课读》、《文选声类》、《知白斋金石类签》、《八表停云录》、《归求草堂集》等，不一一备述。

传主与严长明缔交当在乾隆十六年（1751 年），此年敏轩五十一岁，而冬友才二十一岁。冬友曾有诗作赠给程晋芳，诗云：昨年倾盖阜陵吴（敏轩丈），道汝声名似顾厨，意气直凌沧海涘，须眉如对列仙图，高文久已倾枚马，纳史方将嗣董狐（君才有事重修宋史）。拟向淮南探秘册，小山一半肯分无（君书室颜曰"桂宦"）！

--《晤程二鱼门有赠》，见《归求草堂诗集》卷一此诗作于王申年，即乾隆十七年（1752 年），首句云"昨年"即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 年）。从严冬友诗集来看，传主和严长明的交往接触以这两年为频繁。在《归求草堂诗集》卷一中，有作于乾隆十六年的《过顾氏息园和敏轩丈韵》一诗：曾是尚书第，登临迹已荒。人稀苔草合，水近竹风凉；渔具安横槛，书声出坏墙。可怜旧时燕，犹自语空梁。

诗中的顾氏指明代刑部尚书顾璘，他晚年曾在南京购置息园。据夏仁虎《秦淮志·园林志》云："息园，顾尚书璘别墅，即江总故宅也。"而吴敬梓的秦淮水亭就在江总宅舍遗址。由此可见这首诗是严长明去秦淮水亭拜访传主时，敏轩出示近作，冬友就和作一首。这首诗写出了传主晚年虽然生活更趋艰难，水亭也己破败不堪，杂草丛生，围墙颓圮，人迹稀少，但旧时飞燕，依然归来，传主书声，亦未消歇。而且，还时时召集严长明等南京的一些年青诗人于此集会，分韵赋诗。严长明在乾隆十六年（1751 年）诗作中还有题为《吴丈敏轩召集文木山房分咏（南史·隐逸传）得雷次宗、陶宏景各赋一首》一诗，我们仅从诗题就可知道传主虽处陋室而不改其"论文乐友朋"的生活。参加这种聚会的除严长明外，还有涂长卿、陶衡川等南京的青年文士。甚至有一次严长明还宿在传主家中，等候涂、陶等人到来，但却未见他们前来，因而写下《宿文木山房待涂长卿、陶衡川不至》一诗：夕阳度西村，烟际数峰瞑，返景入苍潭，深沉飒余映。竹露隐清光，松风答佳听；虚室卧翛寥，吟床拂深净。却忆苏门生，张琴散高咏。感此候中宵，孤筇仁萝径。

此诗见收于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卷二十五，而未为《归求草堂集》所收。但从严冬友和传主的交往来看，当也为这两年间所作。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严冬友还去秦淮水亭拜访吴敬梓、吴烺父子两人，并写有诗作：新制双游艇，将来系短桥。探花忆前路，其奈不通潮。

浮云归北材，新月生南浦。照见隔溪人，沙头笑相语。

--《青溪和吴筍叔二首》，见《归求草堂集》卷一严冬友不但和传主长子吴烺来往，而且还与吴氏父子一些友人有友谊。据黄之纪《随园与乡试诸公小集》之三"千古名谈三席内，两江才望十人中"，自注中曾点明十人姓名，其中有程鱼门、严东有、陈古渔等人（见袁枚《续同人集·宴集类》），而程鱼门也确曾与严长明、吴敬梓在这两年内或同游白下胜迹，或聚谈秦淮水亭。乾隆十七年（1752 年）春，程晋芳来南京，传主与长明一同前往拜访，这在程晋芳写的《严东有诗序》中有记载：壬申（乾隆十七年）春，就试金陵，敏轩偕东有来访。　风晨雨夕，吾三人往来最密也。

--见《勉行堂文集》卷二传主晚年之所以能与年青的严冬友结成忘年之交，主要在于他们两人在吟诗治学和思想气质方面有着不少类似之处。他们两人都能写诗、说诗，他们吟咏之作俱在，不必词费。两人又都能品曲，喜与伶人交接，传主这方面的表现前文己略有述及，下文将专门介绍。严长明除了与曹仁虎等人合撰《秦云撷英小谱》以外，也与演员戏子有往来，据袁枚所记："冬友侍读呢伶人登元，将之陕西，未能携去。路上见笼中卖相思鸟者，戏题云'同眠复同食，何处号相思？'"（见《随园诗话》卷十四）此外，在研治经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他们也有共同的爱好，严冬有不但有不少研治经学的著作，而且也有一些有关数学、天文方面的著述。虽然这些著述大都在传主去世以后的岁月中所完成，但他年青时就有这方面的兴趣和素养。传主与他缔交时也正在研治经学，而且传主及其长子吴烺对数天之学也都十分注重，吴烺还有《周髀算经图注》、《勾股算法》等著述。正因为此，相差近三十岁的两位诗人才能风雨晨夕，往来迩密。

与传主和严长明同游的还有涂长卿。他们有时在吴敏轩的书房中集会，有时也在涂长卿的园第中相晤，有时也一起吟咏于南京的山水胜处。严长明曾与涂长卿一同去香林寺拜访月江上人（《与涂长卿访月江上人憩香林寺作》，见《归求草堂集》卷二），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夏季的一个午后，严长明又去荫梧书屋访问涂长卿，并有诗记其事：休言君家好，荆扉间枳篱；苔花连小径，桐叶覆清墀。看花过邻叟，哦诗听客儿；觅闲闲未得，又早夕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