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国史概要》

作者：樊树志

简介：

本书对中国古代史的概述，起自史前时期迄至清代。内容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发展史模式，而是展现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演变，以此作为国史主线，演绎出新意。结构不同于以往的章节目三层框架，而是分设专题，推陈出新，删繁就简，突出重点。

本书结构的删繁就简，绝非以往多卷本通史的缩编。作者积三十多年执教与研究心得，广泛吸收海内外学者新成果，加以融会贯通，力求体现学术深度。书中既提炼百家之言，又构成一家之说，进行了“直通”（通史）与“横通”（断代史）兼备的前沿研究。同时，本书笔法简练，图文并茂，让人喜闻乐见。精选的插图，包括人物、文物、遗址、书影和手迹等，增添了可读性。

本书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不仅是大学公共基础课教材，而且可作为文史爱好者的自学入门读物。

导　　言

什么是历史？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给历史下定义，就好比给文化下定义，可以有五花八门的说法。

不妨看看大师们是如何说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我本人是经常意识到有必要降低胜利者宣传的重要性。”确实，以往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官修史书，几乎难以摆脱“胜利者的宣传”的色彩，要消除这种色彩并非易事。汤因比的警示是鞭辟入里的，但太过于情绪化，未免失之偏颇。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这种说法，与荷兰历史学家盖尔（Pieter Geyl）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都极富机智与精辟的思辨意味。卡尔如此解释他的观点：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此话言之有理，但作为历史的定义，似乎不能令人满意。

看来还得求助于学究式的典籍。《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版）对“历史”作如此解说：“‘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指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情进行的研究和描述。”这个定义说明了历史和历史学的联系与区别。

在古希腊文中，“历史”这个词的最初的含义是“调查与研究”，后来引申为“作为询问结果而获取的知识”。显然这是上述定义中的第二含义。比利时历史学家皮朗（Henri Pirenne）说：“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这句话把历史的双重含义包容在一起，“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指的是历史自身，而对“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的描述与研究，便是历史学。

这些明白浅显的道理，到了“后现代”的历史学家那里，就变得复杂多了。因为他们不满足于浅表层次的理解。

当代美国学者凯利（Donald R. Kelley）在《多面的历史》（Faces of History）一书中说：历史作为一个术语和概念，在欧洲人看来，是希腊人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在有文字之前（Ante Litteram）就已存在历史实践，我们进入了各种观念诠释和利益互相冲突的危险地带。困难产生于“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他接着指出：历史的时空是无限的。那么，历史探询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另外，丰富的形形色色的人类经验为历史学家从事职业提供了材料，用泰伦斯（Terence）的话来说，对于人类历史学家而言，“没有什么是陌生的”。此外，似乎存在着源自人类知觉的视野结构的传统二元论，即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明显区别——一方面处于生活中心的家庭，人际关系和家庭经济，另一方面则是集市和广场的世界，法律的世界和政治的世界，乃至战争的世界。因此，历史既涵盖了权力的实用主义的关注，也包含了对趣闻轶事的兴趣——从要事到琐事、从高贵的（或低劣的）政治到低下的（或高贵的）文化。这样，历史的兴趣涵盖从摇篮到坟墓，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从家庭生活一直扩展到探险和殖民可及之处，局限只存在于后发之中——材料的可理解性以及历史学家的想象力之中。

德国学者耶格尔（Friedrich Jaeger）在《德国历史中的记忆文化》（The Memory Culture History of the Germany）中指出，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历史”这个意义构造物具有人的时间意识的双重意向延伸，一是经历和期待的延伸，一是保留和要求的延伸。通过历史的意义形成的心理实践，即历史的叙述，过去就获得了向未来迈进的当前历史的这个特性。只有当叙述把在过去形成的体验这样展现出来，使之在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关联中与当前结合在一起时，它才是历史的，才能通过对过去的体验的解说，实现时间定向的特殊功能。经过这样的历史，传统被传授下来，或者继续发生效力，或者受到批判。

当代西方学者对历史和历史学的重新思考，并非故作深沉，恰恰相反，它是有感而发的，反映了近年来史学理论的前沿探索，对于我们或许不无启迪。

在我们中国，历史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科，可以说自从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了历史学。殷墟甲骨文中的“史”字，其字形仿佛人的手在握笔记事。这个“史”，就是商朝专门掌管记事的官员，即所谓史官。以后的内史和外史、左史和右史，都是掌管记事的史官。正如《礼记 · 玉藻》所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们就这样为后人留下了历史记录或历史著作。孔子说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本意就是说他一生只整理历史而不创作，《诗》、《书》、《礼》、《乐》、《易》、《春秋》，便是孔子整理历史的产物，也是孔门讲学的教材。其中最具历史意味的当首推《春秋》，它是孔子依据当时鲁国史官的编年史书，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一部春秋时代的史籍，成为后世编年史的滥觞。而解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则大大丰富了这部春秋时代编年史的内涵。

西汉时司马迁撰写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出现后，中国的历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逐渐成为显学，蔚为大观。从此连绵不绝，留下了号称“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其规模之宏大，品种之丰富，卷帙之浩繁，衔接之紧密，在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每一个中国人应该为此而感到庆幸和自豪。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当代中国，历史学受到冷落，社会上出现了轻视与鄙薄历史的风气。在“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中学教育领域，历史久已成为一门不被重视的课程。大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开设历史课程的系科寥若晨星。这与半个世纪之前，中国通史是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难道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就可以不必学习历史了？非也。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政府官员和各类媒体中缺乏历史素养的奇谈怪论比比皆是，已经成为有识之士无法容忍的“公害”。

例如，一家大报，竟然刊文堂而皇之误导读者：北宋的徽宗和钦宗死于“漠北”。实在令人惊诧莫名！徽、钦二帝的死地叫做五国城，就是现今黑龙江的依兰县，与“漠北”（蒙古）风马牛不相及。

例如，近年来某电视台播放的关于清朝帝王的电视剧，自诩为正剧，并非戏说。但是，缺乏历史常识的错误几乎俯拾即是。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孝庄皇太后经常自称“我孝庄”如何如何，令人啼笑皆非。众所周知，“孝庄文皇后”是她死后的谥号，这个谥号的全称是：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她活着的时候，是决不可能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是“孝庄”而把它当作自己的名字来叫，开口闭口“我孝庄”如何如何，荒唐至极。

例如，多年来上海有的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经常脱口而出一句似是而非的话语：上海开埠以后，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直至前几年，为了纪念上海开埠160年（1843—2003年），沪上大报又在鼓吹：160年前的“渔村”如何一跃而为国际化大都市？据此，当然不必讥讽他们关于上海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但是说他们是想当然地以讹传讹是毫不为过的。160年前的上海根本不是什么“渔村”！上海早在700多年前的元代，即1291年就已经建立了县城（上海县），经历明代的繁荣，到了清代中叶开埠以前，早已成为经济发达的商业中心城市，1843年以前哪里还会是“渔村”呢？何况现今上海境内的松江早在唐代即已建立县城，嘉定则在宋代即已建立县城，青浦在明代也已建立县城，难道过了几百年统统倒退为“渔村”了？

这就是轻视历史所带来的恶果，或者说是一种惩罚。这种现象久已有之，于今为烈。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西方记者坦普勒（Robert K. Tmple）的《中国——发现与发明之邦》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话。大意是，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ph Needham）的研究，解开了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未曾知晓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迷惘，当代世界文明是由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综合而成的。当17世纪西方传教士向中国皇帝敬献钟表时，中国人感到惊奇；殊不知最早发明机械表的正是中国人自己。欧洲的农业、造船、采油、多级火箭、大炮、降落伞、造酒、造纸、印刷、象棋、蒸汽机原理、天文学、十进制数学、算盘等，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从中国进口的。没有中国的造船技术、指南针和其他发明，欧洲17世纪以来的各种发明创造和产业革命都根本不可能产生，也不会有英国骑士时代和殖民帝国时代。

读了这一段出自西方人对中国历史与文明高度评价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自豪之余，难道不应该对自己历史知识的贫乏，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吗？

轻视历史，不仅意味着数典忘祖，而且意味着否定自身存在的价值。因为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即将成为历史而载入史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创造历史。如果我们的后人也以轻视历史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个时代，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作出的艰苦卓绝的贡献，就将变得毫无意义。

历史保存或铭记了那些重大事件和人物，尤其是民族传统中重大的事件和人物，因此它是谱系学的一种比喻形式的具体体现。与这种狭隘的关注主题相分离的是，历史需要一种说教功能作为特别的道德或政治教训资源。但是，更应强调的是，历史是一种自知的形式，或者说是探寻自知的形式，它不满意于狭隘的“满意”，并且不期待具体问题的答案。它是一种智慧形式，即是一种在时间上拓展人类视野并超越地方经验和注意力的一种形式。在这种程度上，历史将始终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确实，历史是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它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人类的现在和将来。历史给人以智慧，教人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深邃眼光去看待过去，看待现在，看待将来，而不被眼前方寸之地所局限，不至于成为鼠目寸光的庸碌之辈。只有深刻地认识过去，才能理解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才有助于选择一条正确前进的道路，才能展望美好的未来。历史并不是一些人眼中所谓的“老古董”。历史是常学常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实在是意味深长的。

一、史前史与传说时代

1．古人类的起源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几千年，但是，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即史前史，却非常漫长。

人类的起源是史前史首要的重大课题。人类是由一种古猿演变而成的。人类从古猿分化出来，大约经历了1000万年的时间。1000万年前，地球上有很多猿类；500万年前，有了原始人类的留世遗存。在古人类的考古史上，1000万年和500万年这两个基本分界之间的时期，人类始祖与猿分离，向原始人类演进。然而，这只是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推论，有关这一演进过程的实物证据十分罕见。

上个世纪，在非洲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距今约400万年到100万年，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向人类进化的趋势，它已能直立行走。

发现的最早人类是“东非能人”。它是肯尼亚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家路易斯 · 利基（Louis Leakey, 1903—1972年）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瓦峡谷发现的。“东非能人”的体质形态比南方古猿显得进步，能两足直立行走，并能制作石器工具，因此被判定为最早的人类。

路易斯 · 利基出生于英国传教士家庭，从小就到非洲的肯尼亚，在内罗毕附近一个非洲人部落长大。1931年他在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瓦峡谷发现了古人类骨架，当时断定为非洲最早的人类。1959年，他的夫人玛丽 · 利基在奥杜瓦峡谷又发现了举世闻名的“津吉人”的头盖骨，它的年代距今约175万年。这一发现不仅使利基夫妇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而且推进了人类起源的研究。1978年，玛丽 · 利基在坦桑尼亚的腊妥利发现了距今约380万年到359万年的原始人脚印。利基夫妇的次子理查德 · 利基，1972年发现了距今约180万年的直立人骨架；以后又发现了距今约160万年的直立人骨架和头盖骨。1994年，理查德的妻子米芙 · 利基在距今410万年的遗址中找到了原始人的遗迹。利基家族为证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科学假说，付出了两代人的努力。

2002年，一支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中非国家乍得发现了距今700万年左右的迄今最早的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图迈人”。根据专家的研究，“图迈人”明显地表现出原始人类和现代人类的双重特征：它的脑壳仍然像猿类，不过脸形短，牙齿尤其是犬齿比较小，类似现代人的牙齿。由此，专家们推论，它或许就是人类的直接祖先。

众所周知，中国境内发现的直立人虽然时间晚于非洲，但是科学界对于中国古人类是否起源于非洲，颇有争议。

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院士和吴新智院士，20世纪90年代在《人类学学报》发表一系列论文，探讨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国际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大约距今700万年以前的非洲，开始出现了人的系统和猿的系统的分离；大约在距今250万年前，在非洲诞生了最早的人类——“能人”；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人，它的化石在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

在中国的大地上，至今还没有发现“能人”的化石；所发现的最早人类属于直立人，即通常所说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及和县人等。当然，至今还有不少疑问，例如，一般认为元谋人的年代约为距今170万年，但也有人认为它的年代距今不会超过73万年。

可以确定的是，大约距今20万年前，出现了“智人”。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同属于早期智人的，是中国的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许家窑人以及马坝人等。与欧洲的克鲁马努人同属于晚期智人的，是中国的柳江人、资阳人和山顶洞人等。晚期智人即通常所说的“现代人类”。此前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大都灭绝，只有晚期智人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形成了现代人类的三大人种：欧罗巴人种，尼格罗人种，蒙古人种。

关于“现代人类”的产生，国际人类学界有两个学派、两种理论，即“多区起源论”和“单一起源论”。

多区起源论认为，地球上各地区的现代人类是从各地区的早期智人进化而来的，当然也不否认，在各自的进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地区的人类基因交流。

单一起源论是近年来呼声很高的一种理论，它主要依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主张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称为现代人类起源的“夏娃理论”。简言之，目前地球上各个人种都是20万年前某一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就被称为“夏娃”。这种理论认为，“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和亚洲等地，取代了当地原有的早期智人；而欧洲和亚洲的早期智人并非现代人类的祖先，它们与现代人类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及其全球合作伙伴，2001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披露他们对12000条染色体的研究成果，在东亚人身上发现了79000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这一课题的负责人金力认为，这是目前支持“东亚人非洲起源说”的最有力的证据，它进一步表明来源于非洲的人群完全取代了原来居住在亚洲的古人类。他们推论，东亚人的祖先大约是在6万年前从非洲到达东南亚一带，然后向北迁移至中国。

对于上述理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1988年美国《新闻周刊》把“夏娃理论”作为封面，引起轰动，成为该年度最畅销的一期。1993年，“夏娃理论”作为最新研究成果，在日本专门举行了国际学术讨论会。但是，它也遭到西方一些学者的非议。他们指出，现代中国人和大洋洲人乃至欧洲人，都分别类似于本地区的古人类，而并不类似于非洲古人类。更重要的是，在地球的每个地区，都已经找到这个地区现代人类与该地区古人类之间的联系。

“夏娃理论”在中国也遭到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吴新智院士，他指出：在中国大地上，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现代人类，众多的出土化石表明，存在明显的连续进化，东亚的蒙古人种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并非来自非洲。例如，蒙古人种在头骨形态上，从直立人到现代人都存在着矢状脊和印加骨，都表现出上面部低矮，鼻区扁塌，上颌颧突等性状；在牙齿形态上，都具有铲形门齿与双铲形门齿，以及上颌门齿中断沟与下颌臼齿转向纹，还有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等特征。此外，从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与直立人及智人相对应）的发展过程来看，也存在着明显的前后连续性，根本没有出现过文化中断，根本不存在外来文化大规模取代当地原有文化的迹象。因此说非洲人取代了中国大地上的早期智人，成为中国人的祖先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2002年，中国科学家对柳江人年代进行重新测定，结果表明，柳江人生活在距今约7万～13万年之间，而不是原先所认知的3万年。这意味着，具有解剖学上现代人特征的柳江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比人类学家原先所认知的更早地生活在华南地区。同时表明，中国现代人类的起源不晚于非洲和西亚，这就显然不支持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上述美国《科学》杂志于2001年5月刊登的由中国和外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论文宣称，通过基因研究得出结论，东亚人的祖先不是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而是来源于非洲的现代人，他们于3.5万～8.9万年前，从非洲迁移到东亚地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认为，用基因研究结果推测人类进化过程，无论如何是间接的，而来自化石的证据是直接的。柳江人化石年代的测定，直接证明了在7万～13万年前或更早，柳江人已经在华南地区生活了，不可能是在这之后才从非洲迁移而来。

在中国境内，几十个地点发现的包括直立人以及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国古人类进化链，证明中国古人类体质特征发展的连续性。可以说，中国人的主体部分是东亚大陆的土著居民。

2007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名列榜首的“许昌人”头盖骨化石距今约8～10万年，专家们的研究表明，“许昌人”与“北京人”的信息含量有很大的一致性，而且出土的石器、骨器都是本土文化，少见外来因素。2008年1月24日上海《东方早报》在报道这一新闻时，用了“‘许昌人’早于山顶洞人，破‘非洲起源说’”的标题，是很有眼光的。

“人类起源非洲说”日益面临“多区起源论”的挑战。科学的真相究竟如何，人们仍将拭目以待。

2．石器时代

考古学者按照人类使用工具的器质，把人类早期的历史区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

1836年丹麦学者C · 汤姆森首先提出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分期，奠定了史前考古学的基础。

1865年英国学者J · 卢伯克又把石器时代区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1892年英国学者A · 布朗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划分了一个过渡时期——中石器时代。

1877年意大利学者G · 基耶里克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划分了一个过渡时期——铜石并用时代。

对于这种时代划分方法，中国古代学者早就有朴素的认识。东汉袁康撰写的《越绝书》，引用战国时代风胡子的话，把传说的三皇时代作为石器时代，从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作为玉器时代，禹以后的夏商周三代作为铜器时代，春秋战国作为铁器时代。大量考古资料表明风胡子关于石器、玉器、铜器、铁器使用时代的看法是符合中国历史状况的。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中说：《越绝书》的这个分期法，正确地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经过的本质变化撮要出来，在历史现实中具有坚实可靠的基础。

石器时代一般区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出现，生产工具以打击石器为标志，从二三百万年前开始，到一万年前为止。在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工具的制作一般是把一块大石头或燧石打成石片，所剩的石核用来作为石斧。到旧石器时代末期，石片被用作石刀或矛头。旧石器时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由于地域或时代的不同，文化面貌有相当大的差异。

发现于山西芮城县西侯度村附近的西侯度文化，距今约180万年，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古老阶地上。出土的石器包括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的石器，其制作方法包括锤击、砸击、碰砧，石器种类有刮削器、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西侯度文化的发现，提早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历史，以及人类用火的历史。

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丁村人文化）

发现于贵州黔西县沙井观音洞的观音洞文化，与北京人文化有明显的差别，但在个别因素上又有相似之处。观音洞文化与北京人文化分别是中国南方、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两者之间的差别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同地区的文化已显示出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

旧石器时代中期可以丁村人文化为代表。生活在汾河流域的丁村人，使用的生产工具仍是木器和石器。他们从河谷和山沟里采集砾石，用交互打击的方法，制成各种砍砸用的石器。他们把石灰岩的厚而平的砾石，打制成大大小小的球形投掷器，以供打猎之用。丁村人所使用的大部分是石片石器，除单边刃和多边刃的砍砸器，还有尖状器、刮削器。丁村人的石器和西侯度遗址的石器有某些共同点，表明了两者之间的发展联系，但是，从石器的种类来说，丁村人的石器有了显著的增加，制作技术也有大幅度提高。丁村人不仅在体质上比北京人有了相当的发展，在石器制作上也比北京人有了相当的提高。

旧石器时代后期可以山顶洞文化为代表。从山顶洞人制作的装饰品，可以推测他们已经使用相当进步的石器，因为这些装饰品的制作必须经过选材、打制、钻孔、研磨、着色等工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山顶洞人已能制作骨针，针身圆滑，针尖锋芒毕露，针眼窄小。骨针的出现表明，当时的人类已能缝制兽皮衣服。山顶洞人的主要经济部门是渔猎，以采集作为辅助手段。他们获得食物后带回洞穴，燃起篝火，御寒并烧烤食物。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小石珠，五颜六色，反映了原始艺术所达到的水平。山顶洞人还没有私有财产观念，他们共有的财产就是周围可供狩猎、捕鱼、采集的自然界，就是他们的集团自身。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分为“上室”和“下室”，上室是公共住地，下室是公共墓地。墓地死者身上的赤铁矿粉粒和随葬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原始宗教信仰——对生命和灵魂的一种虚幻认识。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骨针（山顶洞人文化）

在人类早期历史上，最后的10万年尤为重要，技术的进步是关键。集中表现为石器刃部的细加工，从安把到镶嵌装柄一系列复合工具的出现：带柄斧、梭镖、弓箭，延长了人的手臂，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骨针为代表的缝纫技术的发明，不仅解决了皮衣的缝制问题，而且可以御寒，人们才可能离开洞穴走向平原，走向寒冷的北方，越过白令海峡走向另一个大陆，走向世界各地。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命大约开始于4万～7万年前。它是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

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出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农业起源，农牧业的分工，以及农牧业代替渔猎而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分，随之出现了定居的村落——人类最早的聚落。进而发展到陶器的制作，家畜的饲养，半地穴式建筑和地面建筑的出现。

3．史前文化的各种类型

大约距今一万年，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产生，磨制石器以及陶器、纺织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到生产经济阶段。在此以前人类只是食物的采集者，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是食物的生产者。耕种土地、饲养禽畜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食物来源，间或还有剩余。这种生态环境使人口可以较快增加，生活比较稳定，各种社会制度得以形成。这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革命，这场革命的重要性与深远影响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分。由“采集食物”进至“生产食物”，被称为“产食革命”。相对于以后的工业革命，这场革命被称为农业革命。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生活方式，以及制陶、纺织、建房等新生产方式。考古学家伍德（R. Braid Wood）根据碳14测定，推测农业的诞生时间距今约1万～1.2万年之间，其发生地点在近东的两河流域。

近人的研究证实，中国农业的起源，具有特殊的区域性和独立性，并非两河流域传入。大量考古成果表明，中国史前农业是独立起源、自成一体的。黄河流域是以粟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发源地，长江流域是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的发源地。

七八千年前的人类聚落在各大文化区都有所发现，它们同中有异，显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

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的裴李岗文化，约为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900年的农业聚落遗址，有房基、灰坑、陶窑，有石器、陶器、骨器工具及生活用品。石器以农具为主，包括耕作、收割工具——石斧、石铲、石镰，粮食加工工具——石磨盘、磨棒。陶窑的发现足以证明，制陶业已有一定的规模。以泥质红陶为主，夹沙红陶次之。陶器有杯、碗、盘钵、双足钵、双耳壶、三足壶、深腹罐等。由此可见，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已进入了以栽培粟为主的旱地农耕阶段。

石磨盘、石磨棒（裴李岗文化）

1986年在河北省徐水县发现的南庄头遗址，发现了一条小灰陶和草木灰层，出土了兽骨、禽骨、鹿角、螺蚌壳、木炭、石料，以及石器、骨角器、木板、木棒、夹沙红陶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谷物加工工具——石磨盘、石磨棒在遗址中的存在，说明当时已有农作物栽培。据碳14测定，它的年代为距今10510±110年至9690±95年（未作校正），把中国农业的起源上推到距今一万年左右。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因而分布在这里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最为引人注目。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现已发现属于这一文化的大量遗址，以关中、豫西、晋南一带为中心，延伸至附近地区。西安郊区的半坡遗址，是公元前4800年至公元前4200年间的仰韶文化典型。遗址的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区、制陶窑场和公共基地。居住区周围有一条宽深各5～6米的壕沟，用于防卫。沟北边是村落的公共墓地，东边是窑场。在居住区和沟外的空地上，分布着各种形式的窖穴，是村落的公共仓库。在居住区大量房屋群中，有一座规模很大的长方形房屋，是公共活动场所，节日和宗教性活动都在此举行。村落中的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互相协作，一起作息，过着平等而和睦的生活。

陕西省临潼县的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另一典型。姜寨村落遗址呈椭圆形，东西长210米，南北宽160米，面积33600平方米。中心部位是500平方米的广场，两侧边缘有南北对应的两个牲畜夜宿场。广场周围是门都面向广场的房屋群，其外环以既可排水又可防卫的壕沟；沟东是三片墓地，沟西位于临河东岸是烧陶器的窑场。显然，布局如此规整有序的村落，必定先有规划，且具备严格执行规划的保障措施。由此可见，居住在这一村落中的人群，是由一定规范维系起来的统一群体。与这种社会组织的严密性相呼应的是，社会生产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姜寨遗址出土的小铜片，经鉴定为黄铜。这一发现说明，仰韶文化阶段已经出现了金属铜的冶炼，由石器时代向铜石并用时代过渡。人们把仰韶文化作为炎黄时代相对应的考古文化，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龙山文化分布很广，因此同样是龙山文化，彼此间的地域性差异相当显著，特别是到了龙山文化的晚期，这种特点更为突出。以山东为中心的龙山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原龙山文化是继承仰韶文化而来的一个文化系统。

龙山时代人类的发明与成就，超越了前一时代，以下几方面是最值得注意的。首先是铜器的制造。中国发明铜器的时代也许早于龙山时代，但比较普及是在龙山时代。河北唐山大城的两件穿孔小铲，甘肃武威娘娘台的铜刀、铜锥，永靖大何庄一件残铜片，都是标准的红铜器。龙山时代仍处在铜石并用时代。其次是水井的开凿。河南洛阳矬李、河北邯郸涧沟、江苏吴县澄湖等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土井，河南汤阴白营还发现了深达11米的木结构水井，反映了人类在饮水和灌溉方面所作的新努力。再次是城防设施的出现。早年发现的历城城子崖、安阳后岗的夯土城墙，近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又连续发现夯土城墙，反映了人类由村落向城邦的过渡，在这一时代已初露端倪。

人类远古文明的摇篮遍布于世界各地。中国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得天独厚，几乎布满了文明起源的遗迹。因而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由一个中心向外扩散、传播的，而是萌发于多个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多元的。著名学者安特生（J. G. Anderson）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为“黄土的儿女”，他的著作即以此为名（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以往学者在探讨中国文明发源时，多归功于陕甘高原的“原生黄土”和黄淮平原的“次生黄土”的因素。诚然，黄土地带的土壤具有许多优越条件，有利于农作物成长，因此可以说，黄土培育了黄河文明。但是其他地区的文明起源却与黄土无关，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为“黄土的儿女”，至少是片面的。

1973年，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的村民为建造排涝站而深挖地基，意外地发现了先民们7000年前创造的遗迹。在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稻作遗存：稻谷、稻秆、稻叶，谷壳堆积一般厚度达20〜50厘米，最厚的地方超过1米。出土时稻谷色泽金黄，谷芒挺直，隆脉清晰可辨。经鉴定，这些稻谷是人工栽培的晚稻。据碳14测定，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年代大约距今7000年。同时出土的用水牛、鹿的肩胛骨制成的农具——骨耜，证明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的原始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

鸟形象牙圆雕（河姆渡文化）

如今，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已在遗址现场建成，再现了7000年前先民们的村庄——干栏式建筑及生活、劳作的场景。这一再现远古场景的博物馆已于1999年6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

太湖平原及其附近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水稻的主要栽培区。因首次发现于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而得名的马家浜文化，约存在于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200年。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如吴县草鞋山、青浦县崧泽，都有炭化稻谷的出土，既有籼稻，也有粳稻。草鞋山还出土了用野生纤维为原料的织物残片——中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纺织品实物。稍后的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200年）的先民们又开辟了饲养家蚕和生产丝织品的新领域。吴江县（今改制为市）梅堰遗址出土的黑陶器上有浅刻蚕纹图案，表明当地人已从事养蚕。湖州市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丝织品如绢片、丝带、丝线，经鉴定，原料都是家蚕丝。

据专家研究，马家浜文化时期上海地区的佘山、天马山、金山、奉贤的残丘曾经森林茂密，平原地带有大片低凹的湖沼，先民们生活于湖沼间的高冈上，从事渔猎与农业，随着植桑养蚕的盛行，经济水平大大提高。

1988年在湖南省澧县彭山头遗址中，也发现了稻谷和稻壳，经碳14测定，距今约8200年至7800年，把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中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它与另一个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印度次大陆）是两个各自独立起源和演化的系统。

4．炎帝、黄帝与传说时代

西方历史学家认为，现代学者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神话传说恢复到历史条件之下——如何从遥远的传说背后找回历史真实。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人们对待先人的神话传说的态度截然不同。西方学者批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在讲史前史时注重考古资料，忽视对神话传说的发掘，是切中要害的。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代疑古思潮泛滥，对历史上的传说时代采取虚无主义的怀疑态度。要恢复传说时代的历史真面目，必须消除疑古思潮的影响。在文字发明之前，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是先民们对上古洪荒时代历史的一种夸张的记述，只要加以科学分析，便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可靠历史资料。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的活动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

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出现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的传说。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教民熟食”；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为渔”；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反映了远古人类从建房、熟食到渔猎、农耕的发展过程。

传说中，伏羲氏与女娲是兄妹相婚而产生人类，以后他们禁止兄妹通婚，反映了原始血缘婚向族外婚的过渡。据说伏羲氏还发明了八卦——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伏羲、女娲、神农是传说中“三皇”最流行的一种说法。传说中的“五帝”也有多种说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便是其中的一种。

现时流行的“炎黄子孙”云云，其实是人们对中华文明始祖炎帝和黄帝的追溯与尊奉。世界各国原始时代普遍存在太阳神崇拜，中国远古的华夏族也崇拜太阳神，并以太阳族自命。大汶口文化圈发现了大量太阳族的族徽，是光芒四射的太阳的艺术抽象。当时各部族的首领，如太昊帝、少昊帝、炎帝、黄帝，无不是太阳或太阳大帝的称谓。

传说中的炎帝，号神农氏，生于姜水（今陕西岐山东，渭河的支流），后东迁。他领导的氏族部落，发明了农业、医药、陶器。《易 · 系辞》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白虎通》说：“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自汉代以来，一般学者都认为神农即炎帝，有炎帝神农之称，首创木制的耒耜，被认为农业发明之始。传说中，炎帝发明了医药。唐司马贞《史记 · 补三皇本纪》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世本》说“神农和药济人”。《淮南子》还说到神农为了搜寻治病草药，“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结果“一日而遇七十毒”。炎帝还发明了陶器，《太平御览》引《周书》说“神农耕而作陶”。陶器是与农耕同时出现的，被誉为继火的使用之后的又一大创举。

神农氏尝药辨性图

由于生产工具的局限，当时还不能大规模“伐林启壤”，开垦耕作，开辟土地的方法，大抵是先在土地上放火焚烧，用简单的木制农具耒耜松土，然后撒播种子，任其自然生长。古籍中有所谓“烧山林”、“烈山泽而焚之”的记载，便是当时的写照。神农氏之所以称为炎帝，其族民称“烈山氏”，都反映了原始农业与火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之故，传说中神农氏时代的原始农业是一种游移性农业，由于土地肥力递减，必须不断更换耕地，经常迁徙。神农氏的这种游移性在传说中也有所反映，据说他起于厉山（即今湖北随县北之厉乡），后迁徙至河南，再迁至山东。

炎帝的后裔中，一支是烈山氏，其子名柱，会种谷物和蔬菜，被后人尊奉为稷神——谷物神。炎帝的另一支后裔是共工氏，其子后土，治理洪水成功，被后人尊奉为社神——土地神。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原始农业时代更是如此。这种传说与农业文明密切相关，西周以后人们祭祀社神、稷神，以后又把社稷引申为天下、国家，其源盖出于此。

传说中的黄帝，比炎帝要晚。《易经》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号有熊氏，相传他作战时，曾训练熊、罴、貔、貅、躯、虎六种野兽参战，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来，其实是以六种野兽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参加战斗。图腾（totem）是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界事物有亲族或其他关系，便把它作为保护者或象征。这种早期的宗教信仰称为图腾崇拜（totemism）。

黄帝部落从北方南下到达黄河流域时，已发展成拥有六个部落的巨大部落联盟了。

传说中，黄帝时代发明了铜器。《史记 · 封禅书》说：“黄帝采首阳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黄帝不仅发明了铜器，而且以铜编钟作为乐器演奏音乐，《吕氏春秋》说：“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黄帝时代发明了舟车，《易 · 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古史考》说：“黄帝作车，引重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