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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外景

与艺术奇葩相辉映的是科学成就，其杰出代表是祖冲之与贾思勰。

祖冲之（429—500年），南朝宋、齐时人，原籍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北），字文远。他在曹魏数学家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推算圆周率。刘徽认为，当圆内接多边形边数无限增加时，其周长愈益接近圆周长，圆内接多边形边数无限多时，其周长的极限即为圆周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创立了割圆术——“割之弥细，所失弥小，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他据此推算出圆周率值：π = 3.14，后世称为“徽率”。祖冲之在此基础上继续推算，求出精确到第七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值：

3.1415926 π 3.1415927

这远远走在世界前列。1000年后，15世纪的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A1-Kashi）以及16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Viete），才求出更精确的数值。为了计算方便，祖冲之还求出用分数表示的两个圆周数值，一个是355/113，称为密率；一个是22/7，称为约率。直至16世纪，欧洲数学家鄂图（Valenfinus Otto）和安托尼兹（Ariaen Anthonis）才得出这个密率数值。

祖冲之指出刘歆、张衡、刘徽、何承天的不足，改革历法，在宋大明六年（462年）完成了大明历。他首先把岁差的存在应用到历法中，这对历法推算精度的提高有重要作用。所谓岁差，是指由于太阳、月亮和行星对地球赤道突出部分的摄引，使地球自转轴的方向不断发生微小变化，这也就使冬至点在恒星间的位置逐年西移，每年的移动值就叫做岁差。虽然他所用的岁差常数比较粗略，但自此以后回归年和恒星年两个概念渐次为人们所接受，成为制定历法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祖冲之完成大明历后，上表给宋孝武帝，要求推行新历，遭到宠臣戴法兴的反对，他无视祖冲之提出的“冬至所在，岁岁微差”的事实，以冬至点是“万世不易”的陈腐观点，指责祖冲之“诬天背经”。经历宋、齐两朝，直到他死后十年，才在他的儿子祖的坚决请求下，于梁天监九年（510年）正式颁行大明历。

贾思勰，山东益都（今山东寿光市西南）人，曾任北魏高阳郡（治今山东淄博市临淄西北）太守。他所写的《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6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际，引用前人著作一百五十多种，总结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经验，是农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全书共十卷九十二篇，约十一万字。此书不但辑录了现已失传的《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书，还着重总结了《氾胜之书》以后北方旱地农业的新经验、新成就，标志着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成熟。在这以后一千年间，北方旱地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越出《齐民要术》所指出的方向和范围。在精耕细作、园艺技术、林木的压条与嫁接、家禽的饲养管理、良种选育与外形鉴定、农副产品的加工、微生物利用等方面，《齐民要术》都第一次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总结。贾思勰主张“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贯穿了精耕细作求高产的思想，体现了民间谚语所说“顷不比亩善”的真谛。他还强调“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掌握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依据天时地利的具体特点，合理使用人力，谋求事半功倍。他总结了轮作方法，指出：谷子换茬是为了防杂草，谷用瓜茬是利用瓜地施肥多的余力，把豆科作物和禾谷类作物、深根作物和浅根作物搭配起来，进行合理的复种和轮作，既可达到用地养地的目的，又可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难能可贵的是，《齐民要术》首次说明了有性繁殖通过授粉来完成，类似的论述欧洲在17世纪90年代才出现。

八、从隋到盛唐——统一王朝的再建

44．隋的统一与创制

历史总是辩证发展的，统一中包含着分裂的因素，分裂中又孕育着统一的因素。从东汉末到隋初的四百年间，统一势力一直在增长，不管割据势力如何嚣张、游牧民族如何驰骋，最后还是归于统一。这表明，秦汉以来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已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政治共同体，隋的统一是大势所趋。

历史有惊人相似之处，秦与隋都由分裂到统一，国祚短促，二世而亡，在历史上却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便是明证。

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灭北齐，分裂多年的北中国归于一个政权统治之下。武帝死，宣帝宇文赟（yūn）继位，荒淫暴虐，一年后传位于其子静帝宇文衍。杨坚以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名义，总揽朝政。杨坚是北周军事贵族，其父杨忠是北周重臣，其妻独孤氏是北方非汉族中势力最大的门第出身，其女又是宣帝的皇后，这种特殊身份，使他无可避免地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他由隋国公一跃而为隋王，于581年废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取而代之犹如水到渠成，改朝换代在平静之中实现，这在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改朝换代中是不多见的。唐太宗曾说，杨坚是“欺孤儿寡母以得天下”。清朝历史学家赵翼也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尽管他是篡立，但使全面统一获得实现，功不可没。开皇九年（589年）正月，伐陈成功，统一南北，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整整四百年的大分裂局面。隋文帝杨坚有着汉族与鲜卑族混合血统，在他身上兼具汉人胡化、胡人汉化的双重色彩，这种汉人与胡人传统兼容的身份，使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南方的陈朝，恢复了中华帝国的统一。

《剑桥中国隋唐史》认为，隋文帝开创了统一局面，又成功地巩固了统一局面，关键在于他发挥了混合意识形态的作用。从十六国到北朝，南下的北方民族的汉化过程中，儒家思想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隋文帝致力于提高儒家思想的地位，以维护统一，提倡汉儒的思想、习俗、礼仪，包括帝王正统化的礼仪程序、恪守孝道的儒家伦理以及经学教育，使南北都能达成共识。与此相辅相成的是法家思想。隋文帝认识到治乱世必须用法，他的重要辅佐大臣高熲（jiǒng）被《通典》的作者杜佑赞誉为管仲、商鞅一类的人物，以法治国，进行制度改革与建设，成效卓著。他推荐给文帝的另一辅佐大臣苏威，其父苏绰是西魏建国者宇文泰的主要文职顾问，引用申不害、韩非的法家理论，使集权模式具体化，他制订了“六条诏书”，以便“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杨坚及其主要大臣都在北周当过官，受到苏绰改革与“六条诏书”的影响，苏威在隋初法律与制度建设中，贯彻了其父苏绰的法家主张。混合意识形态的另一方面是佛教思想。杨坚出生于寺庙，由一个尼姑养大，后来杨坚称她为阿阇梨（梵文音译，意为导师），其妻独孤氏一家也是虔诚的佛教徒。隋文帝杨坚的崇佛，不是个人的信仰，而是针对北周武帝灭佛引起百姓反感而采取的政治手段，他的许多与佛教有关的活动都显示了理想的君主和佛的捍卫者（转轮王）的作用，以及乐善好施的施主（大檀越）的作用。鉴于南北朝时期无论北方与南方佛教信仰都风靡一时，隋文帝的这种举措，显然有助于漫长的分裂局面的结束与统一局面的形成，正如他在一个诏书中所说：“朕皈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

隋文帝像

在这种混合意识形态指导下，隋文帝推行廉洁政治、温和政治。所谓廉洁政治，就是政府要厉行节俭，不使财政开支过大，百姓负担过重。《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他提倡官吏廉洁奉公，严惩贪污，发现贪污，或示意别人行贿，一经查实，立即处以死刑。他以身作则，发现儿子秦王杨俊生活奢侈，勒令禁闭；太子杨勇奢侈好色，便改立杨广为太子。所谓温和政治，即法律要宽轻、疏简，主张立法要体现“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原则，不搞严刑峻法，不使百姓处于高压之下。北周后期，刑罚苛滥，以致“上下愁怨内外离心”，杨坚下令“行宽大之典”，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建立隋朝后，他下令更定新律，废除鞭刑、枭首、车裂；开皇三年（583年）编定《开皇律》，总结汉魏律法，在北齐律基础上进行补充调整，形成完整的体系，曾经被东亚各国所仿效的唐律就是《开皇律》的继承与发展。在《开皇律》制订中，裴政（先后任梁、北周司法官吏）起了重要作用，他把北朝与南朝的法律综合成隋律，新颖而简化，一共只有五百条，仅是南梁律的四分之一，北周律的二分之一。王夫之《读通鉴论》说：“今之律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

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一局面，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作了一系列改革和创建。

第一，三省六部制。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一即位，就采纳大臣崔仲方建议，废除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旧制。事实上，隋的大部分官署和职称都模仿北齐，而北齐制度则是北魏全面汉化政策的反映。不过恢复汉魏旧制的命令，表明隋朝有雄心使自己成为一个比南北朝割据政权更伟大的统一政权。中央设立内史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作为最高政务机关，内史省即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尚书省是行政机构。尚书省长官是尚书令，副长官是仆射（yè），下设吏部（掌铨选）、礼部（掌礼仪）、兵部（掌军事）、都官部（刑部，掌刑法）、度支部（民部，掌户口钱谷）、工部（掌营建）。这种三省六部的中央政权体制，为后世所沿用。地方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二级。不过隋初还沿用旧制，在重要的州及其邻近地区设置总管，有并州（太原）、扬州、荆州、益州（成都）四大总管，到隋炀帝时才废除了总管，加强中央集权。

第二，科举制。为了削弱门阀政治，废除了地方长官辟举本地人士担任官吏的制度，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后又规定，州县官吏三年一换，不得重任，不许本地人担任本地官吏。这样就把官吏的任用权集中到中央，改变了长期以来士族控制地方政权的局面。与此同时，选举权也集中到中央。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九品官人法不再适应形势，于是废除了按照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的九品官人法，代之以科举制。科举制的特点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首先设立秀才、明经等科，参加考试的有国子学、州县学的生徒，也有各州按规定举送的贡士，一律按才学标准录取，录取与任用权完全掌握在吏部手中。秀才科显然需要广泛的一般学识，除试策外加试各体文章，录取标准很高，隋朝三十多年中一共才录取了十多人。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放宽录取标准。明经科主要测试对某一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进士科只试策，主要考文才。一般士人可以通过明经、进士两科考试而进入仕途。科举制的设立开创了文官考试制度的历史，经过唐朝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清朝。

第三，户籍制。隋朝建立伊始，户籍极为混乱。开皇二年（582年）以北齐、北周旧制为基础，制订户籍新法，把人口按年龄区分为黄（3岁以下）、小（3～10岁）、中（10～17岁）、丁（18～60岁）、老（60岁以上）。次年，把成丁由18岁改为21岁，有家室的丁男每年服役二十日，纳租粟三石、绸绢二丈、绵三两。清查户口不实作为一个尖锐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开皇三年下令，州县官吏检查隐漏户口，称为“大索貌阅”，即为了编定户籍，地方官每年要亲自查验户口、年龄、疾状，称为貌阅（或貌定、团貌），对户主的手实（申报）加以核对。大索貌阅为的是把隐漏户口检括出来，还要把“诈老诈小”者清查出来，把大功以下（堂兄弟以下）从户籍中分离出来，使大户分析为小户，增加赋役的承担对象。但大索貌阅成效有限，对于大批依附于强宗大族的隐庇户口仍无能为力。隋文帝便采纳尚书左仆射高颍的建议，实行输籍法——由中央政府制定“输籍定样”，即划分户等的标准，发到州县，每年正月初五，县令派人下乡，依样确定户籍，强制隐庇户口向政府登记，旨在拆散大户，析出若干小户。经过历年检括，开皇九年（599年）隋朝旧境之内的民户由隋初的四五百万户增加到六七百万户，大业二年（606年）又增加到八百九十万户。

隋朝创建的一系列制度，大都为唐朝所继承，其影响是深远的。

45．隋的“国富”与“国祚短促”

开皇二十年（600年）十月，隋文帝废太子杨勇，十一月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杨广继位（隋炀帝），改年号为大业。大业前期，隋朝进入了极盛时期。

隋炀帝杨广是一位极有才华的统治者。他早年作为远征军统帅，在征服陈朝的战争中初露头角。他作为东南总管驻营江都（今扬州），在消除南朝对北朝的隔阂与偏见方面取得了成功，并且在东南地区另建一个可以取代建康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江都。江都的迅速崛起，标志着再统一的成功，在这方面，杨广本人的文化素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喜欢读书著述，常同文人学士一起交流，任扬州总管时，网罗王府学士近百人，从事文化工作，一直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编纂著述未尝稍停，共成书一百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擅长诗文，堪称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颇为自负。他爱好图书字画，西京长安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营建东都洛阳后，又命秘书监挑选三万七千多卷移至东都洛阳修文殿，另写副本五十套，分别送至西京、东都的宫廷官署，显示了统一王朝在文治方面的雍容大度。

隋炀帝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了一个统一和繁荣的帝国，倾全力于巩固帝国版图与扩大帝国影响，为此采取一系列举措。

（一）营建东都洛阳。隋文帝以汉朝古都长安为首都，在这块古老而破落的土地上重新建造一个硕大无比的大兴城，是世界罕见的都城。但是要由它来控制统一帝国，似乎有鞭长莫及之感。隋炀帝即位后，决定从长安迁都洛阳。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是以洛阳为中心最便于控制全国，因为它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储藏与转运物资的枢纽，以后成为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的交汇点与辐射点，便显示了它的这一优越性。洛阳因此成为隋朝最大的商业城市，有东市（丰都市）、南市（大同市）、北市（通远市）等商业区，如丰都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上“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唐朝在将近三百年间也以洛阳为东都，更加证明营建东都洛阳在当时不失为一个明智远见之举。

（二）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运河的开凿从隋文帝时代已经开始，开皇四年（584年），从潼关到长安，引渭水开凿广通渠，便利漕运，以充实京师仓廪；开皇七年，在扬州开山阳渎，为伐陈作准备。不过这些小规模运河对于统一大帝国而言，显然是不相称的。隋炀帝从大业元年（605年）到大业六年连续开凿了四条以洛阳为中心贯通全国的大运河：

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自黄河（板渚）入汴水，引汴水达淮水（盱眙）；

邗沟——自山阳（淮安）至于江都（扬州），入长江；

江南河——自京口（镇江）至余杭（杭州）；

永济渠——引沁水至黄河，东入卫河，北至涿郡（北京西南）。

运河的开凿，把由西向东的五大水系——沽水（海河）、河水（黄河）、淮水（淮河）、江水（长江）、浙江（钱塘江）加以贯通，形成了南北向的人造运河与东西向的自然河流相互连接的水运体系，对于加强历经数百年开发已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江淮、江南地区的联系，加强北方边防的控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运河网络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今北京附近地区连成一体，从而使隋朝能够以南方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养宏大的都城长安、洛阳，并给北方边境提供战略后勤保障，为南北的统一提供了具体而坚实的物质基础。

隋运河图

（三）经营西域。北朝胡人的统治给中国带来新的血液与尚武精神，刺激新王朝的开疆拓土精神。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矩驻扎张掖，负责西域事务。裴矩根据见闻写成《西域图记》三卷，介绍西域政治、经济、交通情况，指出北道出伊吾（哈密），中道出高昌（吐鲁番），南道出鄯善（若羌），作为西域门户的重要地位，描述了四十多个地区的特点与贸易路线，希望利用隋朝的财富和威望尽量争取这些地区臣服。大业五年，隋炀帝亲自领兵击败吐谷浑，在今青海及新疆一带设置西海（治伏俟城，今青海湖西端）、河源（治赤水，今青海兴海县东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原来受突厥控制的伊吾吐屯设内附，在其地设置伊吾郡。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国王伯雅到张掖朝见隋炀帝。这样，通往西域的南、中、北三道的门户全在隋朝掌握之中。当年六月，隋炀帝在巡游用的“观风行殿”（下有车轮的巨型活动房屋）上设宴招待伊吾吐屯设、高昌王和其他来朝的各族首领三十多人。

经过文帝、炀帝两代的发展，隋朝呈现出一派富庶强盛之势。人们或许会因为隋二世而亡，国祚短促，而断定它既贫且弱，其实不然。隋的“国富”历来为传统史家所津津乐道，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隋炀积米其多至二千六百余万石”。马端临并未夸大其词。隋文帝在卫州（今河南汲县）置黎阳仓，洛州（洛阳）置河阳仓，陕州（今河南陕县）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置广通仓，屯储从各地运来的粮食物资。隋炀帝又在洛阳附近置洛口（兴洛）仓及回洛仓。洛口仓周围二十多里，有三千个地窖，每窖可藏粮八千石；回洛仓周围十里，有三百个地窖，每窖可藏粮八千石。仅此两仓所储粮食即达二千六百多万石，此外太仓、永丰仓、太原仓所储粮食也在数百万石以上，各地遍布的以积谷备荒为职责的义仓（社仓）也储存不少粮食。长安、洛阳、太原等地的仓库中还储存了几千万匹布帛。到唐朝初年，这些仓库中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尽，如并州（太原）在隋亡后第四年还存放十万匹布帛，以及可供几万军队吃十年的粮食；长安的储藏直到贞观十一年（637年）还没有用完。

隋何以能在短期内迅速致富，原因也许是复杂的，不过以下几方面显然最值得重视。其一，北魏至北齐、北周时期均田制的实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它不仅使农业劳动者固着于土地，而且牛耕也获得明显的进展。均田令规定耕牛可以受田，刺激了农家饲养耕牛、使用牛耕的积极性。牛耕的发展又促进了农具的一系列革新，形成了牛耕的完整体系：犁、耙、耢、耧犁、锋、耩，出现了“具牛”的耕作形式，一具牛“两个月秋耕，计得小亩三顷”。在中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齐民要术》一书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北方农业生产已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其二，“大索貌阅”和输籍之法的实行，使魏晋以来大族荫庇的民户成为编户齐民，政府直接控制的纳税人口和纳税耕地骤然增加。隋取代北周时，在籍民户450万户，大业二年（606年）增至800万户；开皇九年（589年）耕地近2亿亩，大业五年（609年）增至5亿多亩。杜佑在《通典》中说，隋朝的繁盛是由于实行了输籍之法，每年几百万匹绢帛大都由关东地区提供，而关东地区编户的增多，为绢帛粮食征收提供了更多的来源，是“库藏皆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三，江淮以南经过三国以来几百年的发展，逐渐成为经济重心，南朝宋时，江淮以南已呈现富庶景象：“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大运河的开凿，把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与江淮以南财富之地联系起来，在转输物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通典》说：“西通河洛，南达于淮”；“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皮日休《汴河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运河保证隋朝能获取最富饶地区的资源，其后唐朝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运河体系。

既然“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那么为何隋朝只存在了三十七年便灭亡呢？古往今来的史家都在探究其中的奥秘。

值得注意的是，隋的国富，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统治者面对经济的发展而忘乎所以，推行过分聚敛财富的政策。这种聚敛财富的政策忽视藏富于民而只注意藏富于国，形成了“国富民穷”的虚假富庶景象。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百姓以豆屑杂糠充饥，政府“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为了聚敛财富而不顾百姓死活，便是典型的事例。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总结历史经验，十分反对国家聚敛财富，而主张“藏富于民”。他说：“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大损于国者”，“莫甚于聚财于天子”；“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国速亡”。这是很精辟的见解，从中也揭示了隋虽富而短命的道理——国富民穷，基础是脆弱的，一旦动乱，立刻崩溃。何况隋炀帝自恃国富而滥用民力，加速了崩溃的进程。《隋书》说：“（炀帝）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

隋炀帝这个人自负才学比别人高，刚愎自用，从来听不得批评，容不得不同意见。隋炀帝刚愎自用的最大危害，是好大喜功，炫耀国威，滥用民力。营建东都洛阳本是好事，但为了满足其追求豪华奢侈的虚荣心，每月役使丁男多达二百万人，从江南征调木、石、花、草、禽、兽，运至洛阳，布置宫苑。所造西苑，周围长达二百里，极尽奢华之能事，炀帝月夜骑马带宫女数千人游玩。开凿大运河本是好事，但为了满足其对江南富庶生活的向往，他率一二十万人出游江都，乘坐四层龙舟，背纤的壮丁多至八万余人，船队数千艘前后相接，长达二百多里。所到之处，五百里内百姓得贡献食物。到了江都，每次出游的仪仗队长达二十多里。经营西域本是好事，但为了炫耀国威邀请西域各国前往洛阳，沿途郡县对国宾招待备至，耗费巨资，无所顾惜。正如范文澜所说，大业六年（610年）炀帝在洛阳接见西域各国使节和商人，正月十五夜，在皇城端门外大街上设置规模巨大的戏场，演出百戏，戏场周围灯火辉煌，如同白昼。这种盛大的招待国宾的文娱活动持续了半个月。外宾在市肆上吃喝不必付钱，还夸耀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

炫耀国威、滥用民力的最大危害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其中最突出的是攻打高句丽。高句丽的统治者高汤，北周武帝封为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封为高丽王，视为藩属。7世纪初，高丽国占有今辽河东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国都平壤，朝鲜半岛的西南部是百济，东南部是新罗。隋朝建立后，东、北亚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隋和高句丽的关系由以前名义上的关系向实质性的君臣关系过渡，隋远征高句丽就出现在国际关系这种大转变的背景之下。

隋文帝晚年就已表现出开疆拓土的愿望，开皇十八年（598年）出兵高句丽，就是这种扩张主义的集中体现。隋炀帝侵略高句丽，是文帝开疆拓土方针的继承与发展。本来炀帝出兵高句丽是为了挽回文帝兵败高句丽的面子，结果适得其反，大业八年（612年）隋朝大军在炀帝率领下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渡过鸭绿江的隋军主力三十万，在萨水（清川江）大败，逃回辽东城（今辽阳）只剩下三千七百人，进攻平壤的四万水军也全军覆没。炀帝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地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终于酿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下诏大规模征兵，发动第二次侵略高句丽的战争，适逢农民起义和贵族杨玄感兵变，半途而废。次年发动了第三次侵略高句丽的战争。当时农民起义蓬勃发展，被征调的军队多失期不至，困难重重。炀帝一意孤行，总算捞回了一点面子：在高句丽国王求和的情况下，班师回朝。然而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真所谓“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使正在振兴的社会很快濒于绝境，特别是山东、河北、河南和江淮一带，受破坏更甚：“黄河以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县）人王薄聚众占据长白山（今山东长山县），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利用百姓的反战情绪号召起义：“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几年之间，各地大小起义军增至一百三十多支，义军人数达三四百万，隋王朝土崩瓦解了。618年，禁军将军宇文化及发动兵变，在江都拿获隋炀帝，指责他轻动干戈、游玩不息、穷奢极欲、专任奸邪、拒听忠言、使万民失业死亡沟壑等罪状，把他处死。

从581年到618年，仅三十七年，隋朝在历史上匆匆一现迅即消逝。何以隋朝在经济发展、府库充实、国力强盛的鼎盛时代，会猝然灭亡呢？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而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则是最值得注意的。

46．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建立唐朝的李渊出生于北方山西地区一个有着汉人与胡人混合血统的贵族之家，他是西魏贵族李虎之孙，本人又世袭唐国公，凭借自己的政治优势，利用隋末动乱的形势，取而代之，重建新朝。西魏宇文泰创府兵制时，最高军事长官有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杨坚父杨忠为十二大将军之一，李渊祖父李虎是八柱国之一。而且这三者通过突厥望族独孤信维系着一种联姻关系：独孤信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明帝），四女儿嫁给了李虎之子李晒，七女儿嫁给了杨忠之子杨坚（即隋文帝）。李渊通过其母独孤氏，与北周及隋两家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所以李渊的取代隋，犹如杨坚的取代北周，是贵族政治的产物。

李渊世袭唐国公，大业十二年（616年）任太原留守（指挥部设在晋阳），执掌军政大权。次年，他见隋已无可挽救，便率部从太原起兵，南下占据长安及渭水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太原起兵（或晋阳起兵）。旧史所说，李世民暗中在晋阳部署宾客，准备起兵，而李渊不知此事，等到李世民以计划相告，李渊大为惊骇，甚至要执李世民送朝廷治罪，不足为信。由于李世民是杀兄逼父取得帝位，不合乎伦理，即位后便致力于修改国史，为自己辩护，御用文人把太原起兵时的李渊写成无所作为，李世民成了唐朝的缔造者。其实李渊绝不是庸碌之辈，而是一个有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的开国君主。

李渊从太原起兵到占领长安、关中，仅一百二十天，一个重要原因是隋朝主力军被起义军吸引在东方，关中兵力空虚。为了把贵族团聚到自己的旗帜下，李渊暂时捧出隋炀帝的孙子作傀儡，以掩人耳目。进入长安后，李渊迎代王侑即皇帝位，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则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在贵族政治时代，他的这种策略很容易奏效：“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兄弟，老幼相携，来者如市。”第二年（618年）隋炀帝被处死，李渊便正式称帝，建立了以自己的封号唐国公命名的唐朝。李渊是建立唐朝在先，兼并各割据势力在后，唐朝实际上并不是作为隋朝的对立面出现的，而是作为其继承者出现的。

新王朝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统之基，在这一过程中，李渊之子李世民起了重要作用。

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氏生有四子，三子李元霸早死；长子李建成通常留居长安，协助高祖处理军国大事；次子秦王李世民领兵出征，统一全国。随着李世民在征战中屡建功勋，威望日增，李世民与李建成兄弟二人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明朗化。在这场斗争中，四子齐王李元吉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

李建成与李元吉企图除掉李世民，高祖同意这一预谋，由于军事行动未停，不便下手。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加剧了预谋活动，想以李元吉作出征元帅，削夺李世民的兵权，然后除去李世民。李世民获悉后，与他的亲密顾问、内兄（妻兄）长孙无忌等人商量，采取先发制人的对策，发动玄武门之变（因发生在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故称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立自己为太子。这一事变充满血腥且令人触目惊心，李建成被李世民射死，李元吉则死于埋伏之手，建成、元吉的儿子也牵连被杀。到了葬礼之日，李世民在众人面前“哭之甚哀”。两个月后，唐高祖可能是由于被胁迫而放弃皇位，李世民成了唐朝第二个皇帝——唐太宗，改年号为贞观，唐高祖被尊为太上皇。

唐太宗即位后，鉴于隋亡于暴政的教训，采取与民休息、不得罪民众的明智政策，这是取得为史家所称道的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成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英明君主的根本原因。他一即位就声明，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他对隋亡引为鉴戒，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dàn）腹，腹饱而身毙”。他的谋士魏徵（谏议大夫）认为，大乱以后可致大治，民众遭战乱之苦，教化容易奏效。唐太宗根据魏徵的政治见解，偃武修文，使政治安定，百姓乐业。贞观时期君臣之间的纳谏和直谏，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良好政治风气，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大臣们多能直言极谏，面折廷诤。正是在这种良好的政治氛围中，唐太宗与他的大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萧瑀、褚遂良、李靖、李世勣，联手缔造了持续二三十年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627—649年）。这一政绩记录于《贞观政要》一书，告诫后人“克遵前轨，择善而从”。

唐太宗在高祖创业的基础上，强化帝国的制度建设。

唐太宗像

首先是加强官僚机构，提高政治效能。唐承隋制，中央设三省六部。全国军政大权集中于三省，皇帝颁布政令，需要通过中书省和门下省付署才算合法。凡国家大政方针，先由中书省研究，作出决定；再由门下省审核，如有差失，可以驳回；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通过的政令。中央政府设立政事堂，作为宰相的议事机构，一切重大事务，包括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由政事堂会议讨论，经皇帝批准后颁行。三省的首长——中书令（中书省）、侍中（门下省）、左右仆射（尚书省），都是宰相，以后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也是宰相，他们都带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衔，所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宰相多至一二十人。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画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在唐代，凡遇军国大事，照例先由中书省中书舍人（中书省属官）各拟意见（五花判事），再由宰相（中书省）审核裁定，送经皇帝画敕后，再须送门下省，由给事中（门下省属官）一番复审，若门下省不同意，还得退回重拟。因此必得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不能独裁。”这是很独到的见解。唐代中央官制的特点在于，相权较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专制，参酌众议，皇权比较合理化；又因宰相是政事堂集体议事，三省又互相牵制，避免了个别宰相专权。

地方行政机构也沿袭隋制，分州县两级，共三百余州，一千五百余县。唐太宗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分为十个监察区，即十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道不是一个新的行政单位，没有常设机构和常任官员，只是便于皇帝派出观察使不定期地视察道内各州地方行政工作的巡行区或监察区，与汉朝的刺史部约略相当。

其次是重视官员的培养与选拔。唐太宗注意按照“才行兼备”的标准选用官员，而不拘关系的亲疏和资格的深浅，科举制度正在逐渐冲破传统的贵族政治格局。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盛开选举”，此后又通过科举考试选取才士。常举的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明法、明书、明算是关于法律、书法、算学的专门科目，取士有限，而且难以进入政界；秀才科须高才博学的人才能应考，唐太宗时此科几乎濒于废除；真正成为常举科目的，是明经与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帖经、经义及时务策；进士科主要考时务策、经义，唐高宗时加试杂文（诗赋），至玄宗时改为考诗赋为主。进士科日益受到重视，大官多出身于进士科，故多擅长诗赋文章。《唐摭言》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贞观晚年唐太宗扩大进士科，提高了进士的进身之阶，起到了推动作用。唐人赵嘏（gǔ）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反映了进士科登第之难。士子考取进士后，还需由吏部复试，复试合格，才可授官充当州县长官的幕僚，或经朝官推荐，以候补官员的资格正式入仕。

科举考试的发展与健全，是历史的进步。它原则上规定，除了宫户、部曲、杂户等贱民阶层，一般平民都可以参加考试，这就改变了魏晋以来州郡中正官垄断选士的状况，把选人、用人权收归中央，打破了士族门阀把持政权的局面，为才士开辟了入仕的途径。尽管当时科举考试仍然讲究门第，但随着考试制度推行日久，平民社会的清寒子弟，栖身僧寺，十年寒窗，也可跃登上第。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科举制度给予肯定，认为是西方文官考试的滥觞。费正清、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说：唐代科举制度是作为中国文明伟大成就之一的量才录用的文官制度的真正开端。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度是历史最悠久的帝国行政样板。

《唐律疏议》书影

再次是完善宽简的法制建设。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鉴于隋炀帝法烦刑苛导致的严重后果，宣布废除《大业律令》，命大臣依照《开皇律》修订新法，于武德七年颁布以宽简为原则的《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多次组织名臣研究立法的方针，并采纳魏徵的建议，确立宽仁、慎刑的宗旨，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订法律，经过十年，于贞观十一年（637年）正式公布《唐律》（即《贞观律》）五百条，基本内容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领衔，对唐律条文加以注疏，编成《唐律疏议》十二篇三十卷，对当时高句丽、日本、安南等国有重大影响，也是宋、明各朝法典的范本。毫无疑问，唐律所创导的良人与贱民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性，也被以后各朝法律继承。例如：作为贱民的部曲、奴婢，法律地位低于良人，《唐律疏议》的“斗讼律”规定：“诸部曲殴良人者（官户与部曲同），加凡人一等（加者，加入于死），奴婢又加一等”；“诸主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其有愆犯决罚至死及过失杀者，勿论”。法律的不平等性于此显露无遗。

唐律体现了唐太宗再三强调的法律的划一性、稳定性、简约性，以死刑条目为例，比前朝法律几乎删减了一半，也比号称宽简的《开皇律》更为宽简，减斩刑为流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七十一条，还废除了鞭背酷刑与断趾等肉刑。断狱律还规定，徒刑以上罪断案后犯者不服，可以提出再审，死罪要经三复奏，三日后才可执行。据说，贞观四年（630年）全国断死刑才二十九人。法简刑轻，往往是太平盛世的一个标志。贞观一代，君臣上下守法成风，出现了治世，《贞观政要》说：“……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由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贞观二三十年间，出现了天下大治的盛况。《新唐书》说：“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通典》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斗米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指出，公元7世纪的初唐，可算得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我们可以补充说，在这种氛围下培育出来的太平盛世，以后也不曾再现。

47．从武则天到唐玄宗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为安排他的接班人而煞费苦心，终不能如意。太宗的长孙皇后生三子：长子承乾有足疾，第九子晋王治软弱无能，太宗都不满意；第四子魏王泰爱好文学，深得太宗宠爱。魏王泰谋作皇统继承人，承乾力图保持太子地位，矛盾尖锐化。后来承乾以“谋反”被废，太宗虽不满意晋王治软弱无能，但不得不立他为太子。因为魏王泰图谋夺太子位，如立他恐为后世仿效。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母舅长孙无忌，老臣褚遂良等遵守贞观遗规，执掌朝政。唐高宗是优柔寡断的庸才，臣下奏事，他“端拱无言”，都须宰相出主意。幸亏前有贞观老臣辅佐，后有皇后武则天参与朝政，政治并未倒退，贞观之治仍得以继续。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罕见其匹的女政治家。她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十四岁时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嫔妃），太宗死，她依例出宫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本应与世隔绝度过一生。早已为其美貌所吸引的唐高宗即位不久，把她召入宫中，封为昭仪（嫔妃），不仅改变了她的命运，而且使她成为父子两代皇帝的妻子，因而不断遭到非议。比高宗大四岁的武则天素多智计，精通文史，在与王皇后、萧淑妃争宠中，渐占上风，颇得高宗宠信，立为皇后。在立她为后的过程中，朝廷内外斗争激烈，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一派认为武氏出身不是名门大族，不配册封为皇后。后来骆宾王代徐敬业写《讨武氏檄》，劈头就说：“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显然，出身寒微是反对派攻击的主要把柄，因为武则天父武士彟（huò）做过木材商人，后来虽然当过工部尚书，但在贵族们眼中仍是寒门出身。其实她的出身并不寒微，其父是太原地方的望族，其母是关陇贵族中显赫的隋皇室杨氏家族的后裔。近代史家把反对或拥护武则天的两派定为关陇集团与非关陇集团，或贵族集团与新兴地主、商人集团，似乎有点简单化。

武则天像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武则天严酷无情地打击反对派。显庆五年（660年），苦于高血压影响视力的高宗委托她处理朝政，从此政柄落入皇后武则天之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所生长子），武则天不顾母子之情，用毒酒杀害李弘，改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有才干又有文采，在士人中有声望，武则天又把他废为庶人，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即后来的中宗）。高宗死，中宗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为睿宗。武则天以“革命”、“维新”为旗号，借助佛教宣扬她受命于天，唆使一批人上表“劝进”，于690年正式宣布废睿宗，改唐朝为周朝，号称圣神皇帝。她那铁腕政治家本色显示得淋漓尽致，先后以果断手段镇压了徐敬业的扬州叛乱、琅邪王李冲的聊城叛乱、越王李贞的汝南叛乱。为了大权独揽，她干脆摒斥宰相议政，依靠宠臣和女儿太平公主，以及号称“北门学士”的顾问集团，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主持司法部门，以严刑苛法对付反对派。不过平心而论，所杀的都是官僚，打击最重的是贵族的头面人物，很难称为“暴政”；反而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的影响，西魏以来垄断中央政权的关陇贵族完全失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