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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反对贵族政治，大力发展科举制度，采用“糊名”方式来确保科举考试的客观性，使候选人的身份和社会出身不致影响选拔的结果，使更多的寒族参与政治。她特重进士科，为了表示对选拔人才的重视，亲自策问举人，开创了殿试的先例。武则天注意选拔人才，《资治通鉴》说：“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玄宗时期的名相，如姚崇、宋璟等，就是这一时期发现并选拔的人才。她的政敌的代言人骆宾王，写檄文攻击她，言辞极其刻薄，什么“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什么“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她却不加计较，很赞赏骆宾王的文才，说不用此人是宰相的过失。政论家陆贽说她“知人善任”，是客观公允的评价。武则天最为后人所非议的有两点，其一是她任用酷吏，搞恐怖政治；其二是她的私生活颇不检点，有男宠（面首）多人，外间传闻颇为不堪入耳。这当然是按照儒家伦理标准来衡量的。不囿于这一成见的人对她却颇有好评，不仅陆贽称赞她，明朝的李贽和清朝的赵翼也从左右两面对她赞扬备至，绝非偶然。

武则天虽篡唐改周，但贞观之治仍得以延续，社会经济仍是向上发展的。她的最大贡献在于，顺应历史潮流，打击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把政权向一般庶人开放，魏晋以来崇尚门第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在历史发展中是有进步意义的。

705年，宰相张柬之等利用武则天老病的机会，发动宫廷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扶助她的儿子中宗李显复位，复国号唐。唐中宗封她一个尊号“则天大圣帝”。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死去，在遗嘱中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还政于唐，她本人仍是大唐的皇后，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政治家风度。

从武则天之死到唐玄宗即位，前后不过八年半，政变不断。唐中宗昏庸，皇后韦氏残暴、淫荡而又野心勃勃，她与安乐公主、武氏近亲结成一个集团，控制朝政。景龙四年（710年）韦后毒死中宗，窃取政权，妄图模仿武则天，然而此人不及武氏远甚，把朝政弄得腐败不堪，“公私俱竭”、“十室九空”。睿宗之子李隆基是个颇有政治眼光的人，利用禁军的不满情绪，发动军事政变，杀韦后、安乐公主及武氏宗族，恢复睿宗李旦的帝位。睿宗无能，其妹太平公主把持朝政，欲除掉太子李隆基；712年，李隆基合法继位，是为唐玄宗。次年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失败后赐死，至此政局才趋稳定。

二十八岁登上皇位的唐玄宗李隆基，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擅长书法，多才多艺，他在开元年间（713—741年）励精图治，把唐朝的繁荣盛世推进到了顶点。唐玄宗为求国内政治的安定，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干，所用宰相，先后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yuè）、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等，堪称一时名流，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富有革新精神，因而开元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被后人誉为盛世。

开元前期，唐玄宗求治心切，重用贤相姚崇、宋璟，求谏纳谏，革除弊政，抑制奢靡，取得了所谓“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业绩。姚崇提出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礼大臣；宋璟善择人才，刑赏无私，又敢于犯颜直谏。姚宋执政时期赋役宽平，刑罚清省，天下富庶。从政治上看，开元之治不过是对贞观之治的学步而已。

首先，恢复贞观时期“以宽仁为理本”的法治原则，把行仁义作为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废止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政治和严刑峻法，表彰用法平直的官员，禁止酷刑和滥刑。据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全国判死刑仅五十九人，大理寺狱院里一片冷落景象，乌鹊竟在树上筑了巢。可见“以宽仁为理本”取得了类似贞观之治的成效。在法制建设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下令编纂《唐六典》——中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这部三十五卷的巨著，历时十六年，于开元二十六年编成，成为开元盛世政治体制完备化的集中反映。

其次，体现贞观时期轻徭薄赋原则的检括户口和赋役改革。唐承隋制，继续实行均田制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一种以人丁为对象的赋役制度，因而政府对户籍、丁口极为重视。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均田制在唐朝逐渐成为一纸具文。《资治通鉴》的编者之一刘恕说：“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依附于均田的租庸调制便发生问题，首当其冲的是逃户增多。唐玄宗试图在局部地区对逃户采取检括措施，并且辅之以恢复常平仓、义仓的积谷备荒功能，以缓解这个社会问题。监察御史宇文融拟议检括逃户的具体方法，唐玄宗任他为推勾使，依据簿籍检括逃户，并且公布优惠条例——免征六年徭役、租庸调，使逃户重新附籍。这一举措使近百万逃户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杜佑《通典》把括户的成功与开元盛世联系起来，是独具卓识的。

再次，在政治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例如，皇室宗亲及功臣被封为亲王、郡王之类，虽不实得封地，却可“食实封户”，此类封户在中宗末年已达一百四十万以上，造成“国家租赋大半入于私门”的反常现象。开元三年下令不准贵族、功臣直接向封户索讨租调，改由政府统一征收，封主向政府领取。又如，由于韦后和太平公主干政，官僚机构臃肿，玄宗即位后，裁汰机构，精简官员。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内置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增置翰林学士，选心腹官员充任，专掌“内命”，使中央政府显得精干、有效。

开元时期政治的清明与安定，导致经济发展，形成唐朝的黄金时代。杜甫在《忆昔》中描绘开元盛世的状况：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丝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并非夸张之词，而是实录。武德中期，全国在籍编户仅200万户，贞观初期也不满300万户，不及隋朝最高户数的三分之一；到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增至841万户、4814万口，天宝十三年（754年）增至906.9万户、5288万口。武德、贞观时期，“土旷人稀”、“率土荒俭”，到开元、天宝时期，“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耕地面积达八亿亩左右。天宝八年（749年）中央政府直属的北仓、含嘉仓，储存粮食达1245万石。考古发掘表明，这些粮食来自苏州、徐州、德州、邢州、冀州等地。开元年间人说“人家粮储皆及数万”，可见民间藏粮也极丰富。这是连年丰收所带来的一派富庶景象，据杜佑《通典》记载，当时天下无贵物，两京（长安、洛阳）米价每斗不过二十文，面粉每斗三十二文，青、齐等州谷每斗五文，绢每匹二百一十文。按唐初一匹绢换一斗粟的比价来衡量，反映了粮食价格的大幅下跌趋势，因此“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长安有人口百万，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它有东西两市，是商贩店肆集中的区域。两市各有二百二十行（行业），西市又是胡商（外商）聚集之地。洛阳是运河的起点，设有三市（南市、北市、西市），南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店肆；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是洛阳最繁华的地方。长江流域的扬州、成都是东西两个商业中心。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叉点上，是东西与南北的交通要冲，也是外贸港口，日本及南海来船可直抵扬州。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扬州在商业上的地位更加突出，号称“富甲天下”，超过了长安、洛阳。《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杜牧”条引《唐阙文》说：“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王建《夜看扬州市》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扬州夜市的兴旺是长安、洛阳望尘莫及的。成都在商业上的地位仅次于扬州，民间谚语说“扬一益二”，即“天下之盛，扬（州）为首，而蜀（成都）次之”。此外，广州自汉代以来就是与海外通商的城市，唐代对外贸易更加兴旺，当时大食、波斯、天竺、昆仑等地大批海船来到广州，广州成为南方重要外贸中心。东南沿海的泉州、明州，北方沿海的登州，是与新罗、日本的贸易口岸。

由于商业的发展，出现了柜坊，又称僦柜，或称寄附铺、质库、质舍，类似后世的当铺，又有点类似后世钱庄的功能。由于经济交往的加深，铸钱转送不便，于是出现了汇兑票证——飞钱，在长安出售货物的商人，把货物交给进奏院、诸军、诸使或富家，以他们开给的交券在本地提款。这种飞钱（又称“便”）盛行于长安及扬州、成都之间，反映了商业繁荣的一个侧面。

48．盛　唐　气　象

唐人既不是魏晋以前汉人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胡人单向地融入汉族，而是汉胡互化产生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在唐朝近三百年中，又继续不断地与域内和周边的胡人，以及来唐的外国人混融互化，不断汲取新鲜血液，因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从而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高峰。

唐朝前期充满了文化宽容精神，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超过了汉朝的盛况，与周边及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了一个新阶段，表现出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唐文化特别是盛唐文化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当时奉行立足于我、夷为我用的文化开放政策，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为唐文化提供了融合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方面以乐舞、服饰的引进与更新最为突出。

唐初的祖孝孙融合南乐与北曲，协调“吴楚之声”和“周齐之音”，作《大唐雅乐》。唐太宗平定高昌，引进高昌乐，成为唐的十部乐，其中燕乐、清商乐是传统的雅乐、古乐，其余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丽乐都是从边疆或域外引进的。开盛唐音乐风气之先的是《秦王破阵乐》，奏乐时，“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岳”。据当代学者黎虎的研究，广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狮舞，并非出于中原本土，而来自西域，约在曹魏时传入中原。唐玄宗时的十部伎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狮舞属于立部伎中的龟兹部。龟兹虽然不是狮舞的发源地，却是西域狮舞引进中原的重要中转地。

唐玄宗是个音乐皇帝，元稹、白居易都推崇他“雅好度曲”，一生作曲制谱为盛唐之冠。他嗜好乐舞大曲及法曲，进一步吸收来自西域的胡乐，称胡部新声，加速了华夷之音的渗透与胡音唐化的步伐。唐玄宗不仅完成了佛曲的改制，而且发展为舞曲，使唐代的胡音一跃而为纯粹的唐舞。千古传颂的《霓裳羽衣曲》便是其代表作。它源于《婆罗门曲》（印度佛曲），开元间由边将引进，玄宗立足于传统的清商乐，对原曲进行改编，形成了唐乐舞的杰作。《霓裳羽衣曲》描写仙女奔向人间，把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创造了格调极美的仙境，使人有亲临天宫的艺术感受。如果说从《婆罗门曲》到《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的创作，那么从乐曲到舞蹈则要归功于杨贵妃。据舞蹈史专家的研究，杨贵妃是《霓裳羽衣曲》的编舞者。舞姿极为优美，正如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所描绘的那样：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

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传说杨贵妃的侍女张云容，“善为霓裳舞”，贵妃赞颂备至，赠诗一首：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当时盛行来自西域的“胡舞”，舞步轻快，旋律活泼，风靡一时。例如出于西域康国的胡旋舞，以迅急旋转而著称。杨贵妃与安禄山都擅跳此舞，安禄山体重三百多斤，腹垂过膝，跳起胡旋舞来，捷如旋风。白居易《胡旋女》说：“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颇有意思的是，唐玄宗的女儿（寿安公主）的生母，是一个名叫曹野那姬的胡人女子。《新唐书》、《酉阳杂俎》、《唐语林》都记载，寿安公主为曹野那姬所生。曹野那姬是何许人呢？她很可能是开元年间西域粟特人进贡给唐玄宗的“胡旋女”，因为擅长胡旋舞而又仪态万方，为唐玄宗喜爱，生下了寿安公主。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盛行的“胡风”，已然波及宫廷内部，乃至皇室的婚姻。

胡旋舞（敦煌壁画局部）

唐朝音乐舞蹈集前代之大成，并吸收西域、中亚、印度之精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敦煌莫高窟壁画反映的乐舞极多，相当部分从外国传入，如220窟的乐舞是阿弥陀净土变，所跳的胡腾舞来自中亚，天女们佩缨珞，缠飘带，上身半裸，微扭腰身，舞姿曼妙之极。莫高窟壁画所绘乐器达四十多种，打击、吹奏、弹拨、拉弦乐器种类俱全，琵琶、阮咸（弹拨乐器）、箜篌（弹拨乐器）、筚篥（簧管乐器）、埙（吹奏乐器）、羯鼓、答腊鼓等，或自古有之，或从西域传入。

长安、洛阳等地胡风盛行，元稹有诗曰：“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盛唐引进外来文化，胡服与胡妆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股胡化浪潮延续达半个世纪之久。天宝九载（740年），高仙芝远征中亚，传入柘枝舞，舞女服饰是“香衫窄袖裁”，入唐的胡旋舞女穿窄口裤，脚着“小头鞋履”，这更促使贵族和士民“好为胡服及胡帽”。随着“天宝末年时世妆”风行一时，时髦人士崇尚中亚的“小头鞋履窄衣裳”。唐玄宗并不停留在服饰的胡化上，进而支持胡服唐化的变革，杨贵妃喜欢“披紫绡”，其姐虢国夫人也爱穿“罗帔衫”，袒肩露颈，一变初唐宫人掩蔽全身的装束，使中原服饰趋向开放。杨贵妃有“鸳鸯并头莲锦裤袜”，又名“藕覆”，是时髦打扮，类似今日的连裤袜。一时间，从上到下，新潮服饰大为流行。

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唐朝是古典诗歌的繁荣时代。唐以进士科取士，作诗成为获取功名的正路。唐诗与诗赋取士同步并盛，高宗时进士科加试“杂文”（诗赋），是以诗文茂美者入选之始。中宗时进士科有策论试、经义试、诗赋试，及至盛唐诗赋取士更见推重，玄宗朝的进士及第者或位极卿相者，如苏颋（tǐng）、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都是精于诗赋的。唐朝的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诗作数量之多实在惊人，清康熙时的《全唐诗》，有诗48900多首，作者达2300多人。

诗赋可以作为士子入仕的敲门砖，李白刚从四川来到京城，没有什么名气，便把自己的诗作带去晋谒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贺知章，贺知章看了他的《蜀道难》，扬眉赞道：“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于是把他推荐给玄宗，得以“供奉翰林”，从此名满天下，慕名者接踵而至，以得李白品题为进士中举之捷径。有个叫魏万的人从河南跟踪李白，奔波三千里，终于得到李白的《还山诗》一首，魏万沾李白的光，居然金榜题名。

唐朝前期的皇帝几乎都擅长诗赋，有作品传世。玄宗的祖母武则天与伯父中宗倡导宴饮赋诗，群臣应制，有时一次多至百篇。不能作应制诗，便难参与朝会。武则天本人是一个诗人、书法家。武则天的私人秘书、专掌制命实拥宰相权力的上官婉儿，是闻名的女诗人，《全唐诗》中有她的三十二首作品，五言律诗在她的倡导下，趋于定形，成为考试体裁、正统格式。通过策论入仕的高官，即使逃脱了诗赋试这一关，也难蒙混应制诗这一关，这就迫使不善诗赋的朝臣非工诗不可。

开元时期天下安定，有人写出好诗，立即四方传抄诵唱，有的还被采入乐府，名登朝廷，作诗愈加成为得名的途径，几乎全部文人都用全力作诗，大诗人接踵而出，诗人们大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开元、天宝年间一切都达到极盛阶段，诗也不例外，成为唐诗的高峰，诗人辈出，而以李白、杜甫为佼佼者。

李白离蜀入长安，诗名大振，他并无官职，但士人经他品题，便能进士及第。他娶四妻，晚年又有歌妓金陵子和歌奴丹砂为伴，生活优哉游哉。他是反映道家思想的杰出诗人，追求长生不死，以仙人自诩，诗作往往飘飘欲仙，天真而放荡不羁。道家的返璞归真、师法自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为李白的仙气化带来了灵感，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局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模效的天才抒发。就此而言，盛唐乃至整个古代只出了一个李白，无人可以仿效。

杜甫和李白不一样，可学可仿，有法可循，成为唐诗的宗师，促成七律成熟，树立可供仿效的典范。他是正统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捍卫者，他的政治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四十岁以前应试屡次落第，四十岁以后也不过当了几回闲官散吏，一生困顿，没有“立登要路津”，当然无法“致君尧舜上”了，大抱负无法施展的矛盾成了他诗歌的丰富内容。从治乱角度来看，李白的佳作多在开元治世，杜甫的名篇则在天宝乱世，《羌村》、《北征》、《三吏》、《三别》和歌颂开元盛世的《忆昔》形成鲜明对照。儒家美学思想指导下的杜诗，以“应须饱经术”为准绳，要求形式服从内容，形式与内容严格统一，为盛唐诗歌创作的规范化、严密化奠定了基础。

书法在盛唐时代也登上了艺术的高峰。初唐书坛极力推崇王羲之的瘦硬峻峭笔法，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都从师法王书入手，融会贯通。唐太宗激励人们学习王羲之的真、行、草书体，简化笔画，书写省力，使王书从艺术鉴赏品扩散到文牍部门，进而流布于市井社会，这是唐初简化书体的一次大普及。

及至盛唐，书法为之一变。张旭、颜真卿的书法创新，形成本朝一代新风。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他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时称三绝，大约都以狂放恣肆为特征。张旭师法张芝的草书——“世上谓之一笔书”，推陈出新，其书法放浪恣张，乘势连笔，一气呵成，一派飞动，宛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被誉为草圣。韩愈称赞他：“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酒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张旭对草书入迷到这种程度，因此人称“张癫”。颜真卿，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颜真卿的书法破旧立新，融篆、隶法入行、楷，方正雄健、浑厚庄严，一扫唐前期虞、褚娟媚之习，变娟为工，易媚为拙，改瘦为肥，创造了盛唐的新书体。由于颜字立有法度，有法可循，比学王书、张草的神来之笔只可意会“不可端倪”，来得容易，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不仅终唐之世盛行不衰，而且宋元明清都奉为正统书体。

唐代画苑色彩缤纷，名家辈出，有姓名可考的画家达四百人之多，其中尤以盛唐吴道子最为出色。吴道子，又名道玄，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曾向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后专工画。开元间被召入宫中为宫廷画师，在长安洛阳作壁画，观者如堵，声名远播。吴道子生活在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盛唐，为他的艺术成就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赞扬他“古今独步，前不见顾（恺之）、陆（探微），后无来者”，他画的人物，“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苏东坡推崇吴道子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并把他与诗人杜甫、散文家韩愈、书法家颜真卿并立，反映了盛唐时代生气勃勃的艺术作风。吴画的真迹宋朝已罕见，流传至今的《送子天王图卷》、《道子墨宝》、《宝积宾伽罗佛像》，多为摹本。

盛唐社会的自由开放、放任自流，艺坛的思想奔涌、百花齐放，培育了一大批艺术天才，这个时期的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们交相辉映，勾勒出美妙绝伦的盛唐气象。

49．佛　教　的　兴　盛

佛教认为人生是个生、老、病、死的过程，自始至终贯穿了一个“苦”字，一切皆苦，人世间是苦海，是火宅，是秽土。芸芸众生都按照前世自业的高下优劣，在苦海中无止境地六道轮回。佛教所谓“六道轮回”，说的是由于善恶业力的不同，来世生命受到不同的因果报应，即阿修罗、人、天的“三善道”，地狱、饿鬼、畜牲的“三恶道”。佛经以地狱、饿鬼、畜牲为三个轮回之所，叫做“三恶道”，人若不出淤泥，则“常在三恶道，宛转如车轮”。实叉难陀所译《地藏菩萨本愿经》中描绘了地狱：“其水涌沸，多诸恶兽，尽复铁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瞰食。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驱诸恶人使近恶兽，复自搏攫，头足相就。”又说，此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倍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倍；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大者十八，中者五百，小者千百。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意在使每个活着的人对死后产生无穷的恐惧感，为了超脱，必须虔诚信佛，荫功积德。佛经指出脱离苦海的道路是苦、集、灭、道的“四圣谛”，其中最重要的是灭谛，又叫涅槃，意即经过长期修炼，能“寂灭”一切烦恼，“圆满”一切清净功德。在佛教徒看来，涅槃是一种状态，即无土无水无火无气，无无尽空间域，无无尽意识域，无虚无域，无认识域，不是来也不是去。实在是一种不可捉摸的玄虚状态。因此西方学者如此评述：除了释迦牟尼之外，这种绝对的遁世境界恐怕无人达到过，或者至少从未有人永久地保持过这种状态。

教人们安于今世、寄希望于来世的佛教，因而受到各色人等的普遍信仰。个人主义者希冀一种超世宗教来逃避现实，寄托心神；集体主义者希冀一种超世宗教来刺激新生，恢复力量。南北朝时期，南方佛教与南朝玄学相适应，重视义理；北方佛教与北朝经学相适应，重视戒行和禅定。隋统一后，南北融通，形成重视教理与实践的风气。佛教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代，正如任继愈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所说，佛教的政治作用不下于儒教，影响的广泛甚至在儒教之上。因此，唐代的佛教，尤其是佛经的翻译与佛教宗派的形成，特别值得研究。

玄奘像

佛经翻译首推玄奘。玄奘（602—664年），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南缑氏镇）人。十三岁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法名玄奘。贞观元年（627年），他从长安出发，经凉州，越玉门关，到达高昌，取道焉耆、龟兹，过铁门（今乌兹别克南部布兹嘎拉山口），人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最终抵达佛教发源地印度，先后巡礼佛教的六大圣地，在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学习五年。以后遍访各地，讲习佛法。贞观十五年春，他携带六百五十七部佛经回国，于贞观十九年初回到长安。唐太宗命宰相率朝臣前往迎接，并在洛阳接见他，随后下令组织规模宏大的译场，调集高僧协助玄奘翻译佛经。玄奘先后共译佛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译经过程中，玄奘培养出了一批弟子，如圆测（新罗人）、窥基、慧立、玄应等。

唐朝政府非常重视译经，译场由官方主持，从唐初到元和年间的近两百年中，译经工作不曾间断。玄奘以外，还有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金刚智、不空、般若三藏等著名译经家。

唐朝佛教，师徒之间不仅传习本派佛学，庙产也由嫡系门徒继承，形成宗法式的嗣法世系，结成佛教宗派。它们各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每宗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并且都凭借一所大寺院作为该宗派的传教中心。主要宗派有净土宗、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

敦煌莫高窟148窟释迦牟尼涅槃像（盛唐）

净土宗

创始人是善导（613—681年）。这一宗派认为，靠个人的力量企图解脱现实世界的苦难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佛力的接引、援救，才能脱离现世的秽土，往生西方净土。这是鼓吹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它宣称：若一念称阿弥陀佛，即能除却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即得八十亿微妙功德。善男信女不必苦念佛经艰涩的字句，只要不断念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梵音读作na mo，意为崇拜；“阿弥陀”，梵语译音，意为无量，“阿”读作e或o）。因为简易，在民间下层广为流行。它认为人世是秽土，而阿弥陀佛世界是极乐世界，没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这就是西方净土。它还宣称人世间穷苦人今生有聋哑盲痴之苦，是前世不肯为善的报应，而有钱人享受优越生活，都是前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提倡大修功德，营造塔庙，往生西方净土。善导之师道绰传净土宗教义于玄中寺（在今山西交城县），玄中寺后来成为净土宗的祖庭。日本圆仁和尚入唐求法，把净土宗传人日本。

天台宗

实际创始人是陈、隋之际的智（yǐ）（531—597年），因常住浙江境内的天台山，故名天台宗。该宗派以《法华经》为主要经典，又称法华宗。其教义主张一切事物都是法性真如的体现，以中、假、空的观点解释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只是因缘和合的假想。例如说：“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仿佛是文学游戏，是戏论，是诡辩。它提倡止（坐禅）、观（理论）并重，止是定，观是慧，定慧双修，便可以见佛性，入涅槃。修止的方法是把心系在鼻端或肚脐（丹田）处，使心静止，无思无虑，进入半睡眠状态（入定），但又不完全睡熟（痴定）。日本最澄和尚入唐求法，把天台宗介绍到日本，成为后来日莲宗的前身。

唯识宗

创始人是玄奘。它以阐明“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世俗人所谓外界事物为真实存在，其实那不过是“识”所变现出来的，宇宙万物不过是由心识之动摇所现出之影像，内界与外界、物质与非物质，无一非“识”所变现。认识，不是主观与客观发生关系，只是人们的心认识自己的过程。因此，称为唯识宗。由于此宗以分析法相入手，以表达“唯识真性”，故又称法相宗；人们也因玄奘弟子窥基常住长安慈恩寺，通称此宗为慈恩宗。该宗认为，用唯识观（万法唯是识所变现）的方法，可以洞察三相，即“依他起相”（万法皆依他种种因缘而起）、“遍计所执相”（凡夫普遍妄计所迷执为有）、“圆成实相”（圆满成就的真实体现），达到转染（识）成净（智）而成佛。这种过分玄虚深奥的教义，不易为一般人所接受，三传即衰微。日本道昭和尚、玄昉和尚入唐求法，法相宗由此传入日本，一直存在至今。

华严宗

实际创始人是法藏（643—712年），受武则天赏识，赐号为“贤首大师”。此宗以《华严经》为最高经典，故名华严宗，自称为“一乘圆教”，超越当时一切宗派。它强调宗教灵异，鼓吹人人都能进入宗教幻想的极乐世界，又说天国并非渺茫之幻影，而是在现世，如果人们能够改变看法，就能进入天国。其教义繁琐，如提出“六相”、“十玄”、“四法界”等，阐明法界缘起——从“理体”和“事相”两方面观察宇宙万物的互融、互具，并彼此互相为缘，因此流传一百七十多年即趋衰微。它强调“理为性”、“事为相”的观点，对宋朝的理学有一定影响。华严第二祖智俨门下新罗和尚义湘把华严宗传到朝鲜，被称为海东华严初祖。

禅宗

北魏时，天竺僧侣佛陀来到中国，他擅长禅法，受到孝文帝的礼遇，为他建造寺庙。寺庙建在少室山茂密的丛林中，所以称少林寺。以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到少林寺，在传授禅宗佛法的同时创造了少林拳法，但影响不大。禅宗真正形成是在唐朝，实际创始人是慧能（638—713年）。据说其师弘忍选择传人，神秀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以为神秀对佛的真谛理解不深，请人代笔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深得弘忍赏识。慧能宣称，佛性即在心中，心外本无一物，不必修行、布施，便可顿悟成佛。这是发自本性的内省，是幡然省悟，是大彻大悟。慧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上、在意志上改造佛教，实在算得上是一场宗教革命。它在各宗派中特别具有中国特色，适合士大夫口味。它以专修禅定为主，故名禅宗。禅定，是佛教修行法之一。禅，是梵文Dhyana（禅那）的略称，禅定就是安静而止息杂虑之意。以静坐敛心，专注一境，久而久之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即成禅定。禅宗分为北派渐悟说、南派顿悟说，后世南派顿悟说盛行，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它把佛教的“空”与魏晋玄学的“无”相结合，使佛教儒学化。范文澜说，禅宗僧徒所作语录，除去佛徒必需的门面语，思想与儒学少有区别。禅宗比较彻底地变成中国化、世俗化的佛教，教门兴旺，流行日广，影响及于宋朝理学，所谓“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以及“净心”、“自悟”，与理学极相近似。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埃；自悟即一切皆空，没有烦恼。能净，能悟，顿时成佛。以为佛性即在心中，心外本无一物，只要有坚定的主观信仰，相信自己内心，即可解脱苦难，有此觉悟，自然立地成佛。禅宗强调佛在每个人的心中，采用非经院方式的口头传教，崇尚自然、简朴，使佛教带上明显的道家色彩，很自然地成为文人学士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使它在高层次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广为流行。新罗信行和尚入唐求法，北派禅宗传入朝鲜；以后新罗道义和尚入唐求法，传回南派禅宗，成为朝鲜禅宗的主流。

菩提达摩像

由于佛教的兴盛，石窟艺术得到大发展。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最大的洞窟，都开凿于唐朝。坐落于敦煌鸣沙山断崖上的莫高窟，其中大部分洞窟也开凿于这一时期。唐朝是莫高窟建窟最多的时代，有二百三十二个之多，几乎占了现存洞窟的一半。著名画家吴道子、阎立本、李思训、周昉等画派的作品，在莫高窟壁画中都有反映。其彩塑佛像更加写实、优美。唐朝的敦煌佛教艺术呈现出丰盛、博大、雄浑的气势，反映出健康的精神状态和宽广的文化胸怀。

50．长安：东西方文明的交汇

费正清和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指出：长安城是高度集权的唐帝国的中心和象征。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内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长安的整个规划和结构表现出唐朝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城市的规模和壮丽体现了唐王朝的力量和财富。7世纪的中国雄踞于当时的天下，超过了汉朝，与地中海世界并驾齐驱。唐朝作为当时最大帝国受到许多邻近民族的极力仿效。人类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注意中国，不仅把它视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而且视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这在唐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曾再有。

唐长安城郭布局示意图

唐朝的首都长安，是在隋朝的大兴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包括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宫城居北，为皇宫所在地；皇城位于宫城之南，为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郭城位于宫城、皇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工商市肆所在地。全城呈规整的长方形，周长36.7公里，南北长8.6公里，东西宽9.7公里，面积为84平方公里。其规模之大，在当时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整个郭城有十三座城门。东、南、西三面各有三座城门，南面正门明德门最大，有五个门道，其他城门均为三个门道。全城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其中贯穿东南西三面城门的有六条主要大街，南北向的正中朱雀大街最宽，达150～155米，为整个城郭的中轴线，把郭区划分为东西两半，东半区有五十四个坊和东市，西半区有五十五个坊和西市。

坊的制度沿袭汉魏以来传统，是居民住宅区。多数的坊都是四面各开一门，坊内有十字街，分成四个区，每区又有十字形小巷。不是三品以上大官或特殊身份的人家，不准凿开坊墙，向大街开门。街上设有街鼓，天明和日暮时分，坊门随鼓声而开关。坊内除官民住宅外，还有官衙和寺观。天宝年间以前，共有僧寺六十四座，尼寺二十七座，道观十六座，胡祆寺四座，波斯寺二座。一些大的寺观独占一坊之地，如保宁坊的昊天观、靖善坊的大兴善寺。

市的制度也沿袭汉魏以来传统。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分设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各占两坊之地，面积都为1平方公里左右。四面围墙各开两门，内有东西向、南北向大街各两条，形成交叉的井字形格局，把全市划分为九区，每区四面临街设置各种店铺，中间有管理市场和物价的市署和平准局。东市内商业门类有二百二十行之多，由于东市周围的坊大都居住达官贵人，又与尚书省的选院相近，应选的人每多在此停憩，因此春明门大街一带，“昼夜喧呼，灯火不绝”。西市周围居住着大批西域胡商，其繁荣程度超过东市，有波斯人开的酒店，胡姬当垆沽酒，诗人李白经常“笑入胡姬酒肆中”。他有诗曰：“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长安不仅是唐朝的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国际都会，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中心。这与它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它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西域各国和唐朝来往，必经长安；东亚、南亚各国经陆路与西域交往，也必经长安；它是首都，各国使节频繁来此进行政治活动，向这里传播域外文化，又从这里带回唐朝文化；它作为文化中心，四方儒士云会于此，又有左右两教坊，善歌工舞，域外传来新声佳曲，经教坊上演，传遍京城，影响全国。

由2万多公里的驿道和1639所驿站编织成的交通运输网络，其辐射中心是长安。向东出潼关，经洛阳、开封、齐州达河北或泛海至辽东；向东南经商州、均州、荆州、鄂州、江州、洪州以达广州；向北经太原、娘子关、范阳到北方各地；向西南出凤翔、汉中以达成都；向西经兰州、敦煌以达西域。各国的使节、商人、僧侣凭借这个交通网络经常往来于长安，周边邻国派学生来长安留学，于是在长安出现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灿烂图景。

丝绸之路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唐朝的西部疆域超过了汉朝，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置了相当于内地的州县，在碎叶、龟兹、疏勒、于阗设置了所谓安西四镇，驻兵防守，由安西都护府管辖；以后又分置北庭都护府，统辖西域各地的羁縻州府，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到地中海以达欧洲，东段自玉门关或阳关至葱岭（今帕米尔），西段自葱岭往西。高宗至玄宗时期，从事国际商贸的昭武九姓，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中介使命。

前往中国的西域商队

所谓昭武九姓，是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的泛称，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姓。粟特人素以经商著称，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转运贸易。当时的碎叶、蒲昌海（罗布泊）、西州、伊州、敦煌、肃州（酒泉）、凉州（武威）、长安、洛阳等地都有昭武九姓的聚落。他们不仅在经济交流而且在文化交流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祆（xiān）教（拜火教）、摩尼教以及中亚音乐舞蹈与历法的传入中原，中原丝绸、造纸术的传入西方，昭武九姓是重要媒介。他们中不少人久居长安，带来了深受中原人喜爱的音乐舞蹈，隋朝的七部乐中的安国乐，唐朝的十部乐中的安国乐、康国乐，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康国、米国、史国的胡旋舞，都是经由他们之手，盛行于长安的。

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与唐朝长安有频繁的交往。美国学者谢弗（C. H. Schafer）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主要有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还说，在长安城的外来居民的数量相当大，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也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进入长安的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带来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教，波斯的祆教6世纪已传入中国，它和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一起在初唐广泛传播。阿拉伯人的大食帝国与唐朝大致建于同时，永徽三年（651年）阿拉伯帝国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使节来到长安，朝见唐高宗，这是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第一次正式外交往来。伊斯兰教随之传入中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唐朝称为拂菻（lǐn），唐朝长安与拂菻之间，西突厥汗廷与拂菻之间，都有使节和商旅往来，景教随之传入中国。贞观九年（635年）景教僧侣阿罗本将此教传入唐朝，唐太宗诏书中说：“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并下令在长安城中义宁坊为之建立寺院。当时称景教寺为波斯寺，唐玄宗时改称为大秦寺。建中二年（781年）吐火罗人伊斯出资在长安义宁坊大秦寺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7世纪中叶，波斯为大食占领，萨珊朝波斯王伊嗣侯为大食所杀，其子卑路斯栖身于吐火罗（位于今阿富汗北部），求援于唐，唐朝皇帝任命他为波斯都督府都督。7世纪70年代，卑路斯来到长安，唐高宗授予他武卫将军头衔。长安醴泉坊的波斯胡寺，就是应卑路斯请求而建立的，成为在长安的波斯人礼拜集会的场所。卑路斯后来客死长安，谱写了中波交往史上一段佳话。源出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祆教，又称火教、火祆教、拜火教，波斯萨珊朝时被奉为国教，南北朝时已传入中原。唐朝前期与中期，来经商的胡商日益增多，长安、洛阳两京都有火祆祠——祆教寺院，供胡商从事宗教活动。

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归服于唐，骠国（缅甸）王雍羌几度派遣使节来唐朝。贞元十七年，骠国王由南诏王引荐，派遣其子率乐队和舞蹈团抵长安表演，据《新唐书 · 骠国传》记载，乐舞有十二曲名：佛印、赞娑罗花、白鸽、白鹤游、斗米胜、龙首独琴、禅定、甘蔗王、孔雀王、野鹅、宴乐、涤烦（笙舞）。白居易《骠国乐》诗，对此有形象的描绘。

据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说，唐朝长安的官方天文历算学，实际上被印度的专家所垄断，最著名的是在玄宗时担任过太史监的瞿昙悉达，他把印度的《九执历》翻译成中文，而且把更精确的预测日食、月食的方法，即零符号的使用以及正弦函数表介绍到唐朝。唐朝通行的许多天文历算著作也都以西方的分类体系为根据。天文学家一行和尚——他曾参与过水力浑天仪的建造，这种浑天仪的摆轮结构能够显示天体运动——在他的天文著作中使用了近东的行星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