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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东大寺

唐朝与东邻朝鲜、日本的交往显得更为密切。朝鲜半岛长期分裂为高丽、百济、新罗三国，7世纪中叶，新罗先后灭掉百济、高丽，建立统一国家。唐文化东传朝鲜，佛教起了媒介作用，其中圆光和尚的贡献最值得注意。他俗姓朴，在南朝梁敬帝太平元年（556年）来到金陵受戒，隋时至长安，逗留四十年。回国后，他深得新罗国王信任，传播佛教，被尊为圣人。他主张五戒（事君以忠，奉亲以孝，交友以信，临阵勿退，慎于杀生），把儒家政治伦理融入佛教教义之中。佛教盛行，原先的花郎（贵族少年）深受影响，身体力行“世俗五戒”，形成影响后世的“花郎魂”。唐朝和新罗之间互遣使节，不仅在史籍中留下了记录，而且也在诗人们的酬唱中留下了痕迹。钱起《送陆侍御使新罗》诗有“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句，张籍《送金少副使归新罗》诗有“久为侍子承恩重，今佐使臣衔命归”句，反映两国频繁交往中结下的深厚情谊。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据估计，新罗先后派遣到唐朝来留学的学生，达两千人之多，而同一时期在唐之留学生也多达一二百人，如开成二年（837年）来唐留学的新罗学生就达二百多人，从长庆元年（821年）到唐末的几十年中，在长安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的新罗学生有五十八人，“登唐科第语唐音”，归国后在新罗传播唐文化。新罗积极吸收唐朝律令、科技、佛教、儒学、学校、科举等政治文化之精髓，例如模仿唐国子监，建立国学制度，兼及经学与专业教育（算学），借鉴唐制而予以简化，并且与传统的花郎教育相结合。新罗与唐朝的民间商业交往也十分兴旺，因而在沿海地区形成了新罗侨民的聚居地，以经商与运输为业。据日本圆仁和尚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朝后期的登州、莱州、密州、青州、泗州、海州、楚州、扬州、长安，都有新罗侨民居留，在这些地方分别存在新罗村、新罗院、新罗坊、新罗馆等。唐朝政府对他们采取优惠政策，规定“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可免去十年赋税；还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这显然是对外国侨民的保护性措施。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

新罗在各方都深受唐朝的影响，以至于西方汉学家把新罗看作是唐朝的微型翻版。无独有偶，7世纪至8世纪的日本，也被看作是另一个唐朝的微型翻版。

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前往长安，更是不绝于途。早在隋朝，日本已有“遣隋使”前来，著名的小野妹子使团，有随行的学问僧、留学生多人，于唐初学成归国，成为孝德天皇大化二年（646年）下诏革新的中坚力量，模仿隋唐政治制度。其后为进一步汉化，大规模派出遣唐使。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曾派出十九批遣唐使，其中两次任命遣唐使，一次任命“送唐客使”，仅限于任命而未成行，余下的十六批中，又有三批是“送唐客使”，一批是“迎入唐大使”，因此正式遣唐使为十二批。从唐中宗到唐玄宗的五十年间，派出的四次遣唐使规模最大，随行人员超过五百人的就有三次，都在开元、天宝年间。遣唐的正使、副使等官员，随行的有水手、神职人员、医师、画师、乐师、翻译，还有学问僧、留学生。从舒明天皇二年（630年）第一次遣唐使到天智天皇八年（669年）第五次遣唐使，随团的留学生、学问僧等专业人员前往长安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及佛法。从文武天皇大定二年（702年）到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752年），第六次遣唐使到第九次遣唐使，正值开元盛世，大唐帝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瞩目的大国。

日本在政治上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设二官八省，根据唐律制订《大宝律令》，参照唐朝的均田和租庸调制，实行“班田收授法”。遣唐使的随员学习唐朝文化，吸收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生产技术，形成天平时代唐文化输入的极盛期。709年，日本迁都奈良，仿照唐朝都城长安设计建筑，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以后迁都平安，仍仿照长安的街市布局。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入全面学习唐代的时期，一应制度都以唐朝为楷模，甚至服饰也不例外，规定礼服、朝服、制服完全模仿唐人，祭祀先皇要用“唐物”，赏赐臣下要用“唐国彩帛”。源于印度的“迦陵频伽”乐舞，在长安颇为流行，通过遣唐使的船队带到了日本。861年在奈良东大寺为毗卢遮那佛举行开光仪式时，表演了迦陵频伽乐舞。从唐朝传入日本的乐舞中最新颖最有趣的是“泼胡乞寒戏”。这种冬至时节表演的舞蹈，在喧闹的音乐声中，戴着古怪面具的舞者互相用冷水泼洒，透露出一丝原始的粗犷气息。

鉴真和尚像

入唐留学生有姓名可考的有二十余人，学问僧见于文献的多达九十余人。吉备真备，在唐学习十七年，由留学生而任遣唐使，回国后官至右大臣，致力于推广唐文化。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晁衡，在唐朝担任官职，与李白、王维等诗歌唱和。唐玄宗时，随遣唐使藤原清和回国。学问僧空海，在长安三年，潜心学习，回国后采用汉字偏旁创造日本字母（片假名）。他们的事迹，被后人传为佳话。有意思的是，几年前，一块唐代墓志在西安市古玩市场被偶然发现，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关注。它记载了1300年前与遣唐使一起来到长安的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事迹。墓志的复制品送到东京，竟然吸引天皇夫妇前来一睹风采。井真成的原籍地大阪，特地在住吉神社举行“恭迎安灵”仪式，他的故乡藤井寺市则选择风水宝地把墓志永久供奉。这段中日交往的细节，引来逝者与生者的对话，令人感动之至。

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鉴真和尚东渡传法。鉴真经过十二年努力，第六次东渡成功，抵达日本。754年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为日本佛教僧徒正规受戒之始，鉴真也因而成为日本律宗始祖。他创建的唐招提寺至今依旧光彩夺目。弘扬佛法十年以后，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他的雕像至今依然供奉在唐招提寺的开山堂，让后人瞻仰。

当时，和唐朝交往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唐朝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后世外国称中国人为“唐人”。北宋朱彧（yù）《萍州可谈》说“蛮夷呼中国为唐”。《明史 · 真腊传》说：“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凡海外诸国皆然。”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

九、从唐的衰落到五代十国的割据

51．由盛转衰的各个侧面

开元之治“依贞观故事”，但唐玄宗不如唐太宗，不知“守成难”，不知“慎终如始”，一旦取得了盛世的成就，便忘乎所以，在一片“万岁”声中，忙于封禅泰山，大搞“乖于礼度”的“千秋节”（唐玄宗的生日节庆）。他身边的宰辅大臣，一味谄谀奉承，推波助澜，使他逐步走上骄纵昏庸的道路。正如《资治通鉴》所说，开元晚期，唐玄宗“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至于天宝时期，无非是开元晚期政治的继续恶化。唐玄宗由“明”趋“昏”的转折点，以重用奸相李林甫为标志。

出身于李唐宗室的李林甫，小名歌奴，年轻时品行不佳，但机灵乖巧、善于钻营，由御史中丞、刑部侍郎步步高升。当时人人皆知李林甫口蜜腹剑、阴险奸诈，而又“巧言似忠”，唐玄宗却忠奸莫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拜相，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两年后，他整垮了张九龄，登上了中书令要职，直到天宝十一载（752年）病死，专擅朝政达十六年之久。唐朝由盛转衰，急剧滑坡，李林甫难辞其咎，唐玄宗更难辞其咎。当了二十多年皇帝的唐玄宗，暮气沉沉，不肯亲理朝政，一心想纵欲享乐。李林甫一味迎合上意，杜绝言路，排抑异己，使玄宗由骄纵而昏庸。一言以蔽之，唐玄宗的骄纵助长了李林甫的奸恶，李林甫的奸恶助长了唐玄宗的昏庸。

此时唐玄宗身边又出现了绝代佳人杨玉环。杨玉环，高祖父是隋朝名臣杨汪，是名门望族弘农杨氏的后裔，由山西徙居四川又来到洛阳。唐玄宗第五次巡幸东都洛阳，为其子寿王李瑁选妃，选中了芳龄十六的美女杨玉环，不仅轰动洛阳，而且成为杨玉环一生的重大转机。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二十二岁的杨玉环与五十六岁的唐玄宗在骊山温泉宫相会，一见钟情。唐玄宗为了跨越公公与儿媳这一难关，别出心裁地把寿王妃杨玉环度为道士，道号太真。此后，她以女道士或女官身份出入宫闱，不到一年，就成为玄宗宠爱的太真妃。天宝四载（745年）刚过六十一岁生日的唐玄宗宣布，把二十七岁的杨玉环册立为贵妃。杨贵妃的娇艳玉容、雍容大度博得了玄宗的倾心，共同的音乐歌舞素养、爱好又使他们情趣相投。正如白居易《长恨歌》所吟咏的那样：“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虽然杨贵妃并不曾干预朝政，但她的特殊地位所形成的裙带风，使其远房堂兄杨国忠得以脱颖而出。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死，唐玄宗用杨国忠填补了这个空缺。

杨国忠，原名杨钊，他的祖父与杨玉环祖父是兄弟，他与杨玉环是从祖兄妹。此人从小行为放荡，品行恶劣，他的踏上仕途，一方面固然是“因缘椒房之亲”——得益于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本人颇有聚敛财富的手段，深得唐玄宗赏识。天宝十一载，他成为右相，取代李林甫，一步登天。这个政治暴发户当了宰相后，身兼四十余职，常对人说：我偶尔碰上这个机会，谁知日后是什么下场，不如眼前享受极乐。他善于迎合上意，又精于搜刮民脂民膏，很受玄宗信任，朝政一天比一天败坏。如果说李林甫是“养成天下之乱”，那么杨国忠便是“终成其乱”。他为人强辩而轻躁，专擅朝政，一个人说了算，“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他迎合玄宗旨意，用他善于“钩校”的手段，奉行刻剥百姓、聚敛天下财富的政策，使正在蓬勃发展的经济，埋下了既深且广的隐患。宋人苏辙在议论历代兴亡时指出：“（宇文）融既死，而言利者争进。韦温、杨慎矜、王日以益甚，至杨国忠而聚敛极矣。故天宝之乱，海内分裂，不可复合。”李林甫专权时聚敛之风已愈演愈烈，出现了韦温、杨慎矜、王这些聚敛之臣，到杨国忠专权时，聚敛趋于极端，终于导致天宝之乱后“海内分裂，不可复合”的后果。

唐初，完备了隋朝的三省制度，皇帝与三省互相制约，共同治政，构成了相对和谐的政治体制。唐初宰相多至一二十人，重大事务都由政事堂会议讨论，何以开元、天宝之际会形成李林甫、杨国忠擅权的局面？变乱制度的正是唐玄宗。史载，玄宗即位之后“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唐前期的三省长官合议制，至此向宰相专权化方向发展。玄宗用姚崇、宋璟而成开元之治，是选相和专委成功的统一；此后，只专委而不重选相，终于造成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用事之弊。唐崔群说得极为精当：“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出现了宰相的宰相（或曰当国宰相、宰相之长），使宰相制度发生变化，正如杜佑所说，“备位者众，然其秉钧持衡，亦一二人而已”。终于使皇权跌落和三省制度变形，一方面皇帝不亲理朝政，另一方面又舍弃三省合议制原则，转而委用个别亲信宰相裁决政事。如委用得贤，固然无妨，一旦委用得奸，必然导致政局败坏。

唐玄宗自以为国力雄厚、军队强盛，一味追求开边扩张，不断挑起边境战争，为此目的，不断加强边镇节度使的军备。唐初为了控制边境，先后设立若干大都督，统率精兵屯戍镇守。高宗以后，大都督并可带使持节，代表皇帝的威权，称节度使，其职权限于兵马战守。以后节度使逐渐增置，职权一再扩大。到开元年间，边境共设十个节度使：

平卢节度使，设于营州（今辽宁朝阳）；

范阳节度使，设于幽州（今北京）；

河东节度使，设于太原；

朔方节度使，设于灵州（今宁夏灵武）；

河西节度使，设于凉州（今甘肃武威）；

陇右节度使，设于鄯州（今青海乐都）；

北庭节度使，设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

安西节度使，设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剑南节度使，设于益州（今四川成都）；

岭南经略使，设于广州。

他们不仅兼统几个州郡，而且大都兼任按察、安抚、度支等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政权、军权、财权统于一身，形成半独立的地方割据势力。限于当时的国力，节度使很少得到中央政府的津贴，必须由自己在防区内自给自足地筹措招兵买马、屯粮制械的费用。这种做法的负面效应是明显的，节度使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日渐增大。

范阳一镇兵力最强，主动出击臣属唐朝的奚、契丹；陇右、河西两镇兵力仅次于范阳，多次挑起对吐蕃的战争。杜甫《兵车行》诗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写的正是这个时代穷兵黩武的实况。

开元、天宝之际，国家殷富，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及各地州县仓库都堆满了粮食布帛。唐玄宗被这种畸形繁荣冲昏头脑，从倡导节俭转变为奢侈浪费，挥金如土。《资治通鉴》说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曾把全国各地一年进贡的物品全部赏给李林甫；杨国忠则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史称“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唐玄宗开边求功，消耗军费节节上升，在所不惜。由于府兵制的崩溃，开元十一年（723年）改行募兵制，实行募士宿卫的新办法，召募来的职业兵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骑”，这种雇佣兵，官给资粮，军费成为一项重要负担。开元初军费二百万贯，开元末军费增至一千万贯，天宝末军费增至一千五百万贯。一个“盛世”如何禁得起几次三番的折腾！

阿拉伯文献中的怛罗斯战役图

外患伴随着内忧悄悄袭来，天宝年间边患一天比一天严重。天宝十载（751年），唐朝军队在怛（dă）罗斯河畔被大食军队打败，中亚各国全为大食控制，唐朝在西域的威信顿时一落千丈。唐朝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边防危机，在中央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势必仰赖边镇节度使的重兵，节度使渐渐尾大不掉、骄横跋扈。中央与边镇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剧变。唐初的方针是内重外轻，以关中制驭四方；高宗以后边镇军队不断增加；开元、天宝年间边军占全国总兵力的85%以上，东北、西北更是猛将精兵集中之地。

唐初，蕃将是不委以统帅重任的。天宝初年，唐朝倾全力对付吐蕃，分不出兵力来对付东北的奚、契丹，于是用蕃将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载安禄山已是一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率二十万精兵的边镇统帅。另一方面，最初的节度使一般由文官担任，他们在边境任职期满（正常任期为三年）之后，即返回朝廷升任高官。这就是所谓“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原则。战功卓著者往往入朝为相。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唯恐大臣“出将入相”，于己不利，而蕃将不识汉文，不能任相，不会危及自己的权位，便大量以蕃将任节度使，如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顺、史思明之流，因而边镇蕃将势力愈加膨胀。西北军阀以哥舒翰为首，东北军阀以安禄山为首，不断发生倾轧、摩擦。李林甫、杨国忠各自勾结亲信藩镇为援，使军阀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藩镇尾大不掉之势终于形成，安禄山、史思明利用这一形势发动兵变，有其必然性。

52．安史之乱与全盛时代的消失

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混血胡人，生父是康姓粟特族人，生母是突厥族巫师阿史德，因祈祷于战神轧荦山而生此子，故取名为轧荦山（一作阿荦山）；后因母改嫁突厥人安延偃，改姓安，名禄山。初任幽州节度使帐下“捉生将”（骁将称号），以骁勇善战著称。他虽出身行伍，又是胡人，却精通升官诀窍：贿赂与取媚。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他升任营州都督，贿赂李林甫，巴结杨贵妃，进贡奇珍异宝，博得唐玄宗的宠信。

安禄山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与重用，自有其缘故。一是他善于献忠心以取媚。此人官运亨通身体发胖，腹垂过膝，唐玄宗问：“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安禄山答：“更无余物，正是赤心耳！”如此阿谀奉承地表忠心，唐玄宗当然舒坦得很。为了获得皇帝的宠信，安禄山在杨贵妃身上下工夫，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四十五岁的他竟成为二十九岁的杨贵妃的“养儿”（义子）。《资治通鉴》说：杨贵妃收安禄山为义子，“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女以彩舆舁之”，玄宗为此特赐贵妃“洗儿钱”。这是“外若痴直，内实狡黠”的安禄山极高明的手腕。二是东北边疆的奚、契丹时服时叛，唐玄宗束手无策，安禄山出兵征讨奚、契丹，唐玄宗喜出望外，多次嘉奖，还说“不示殊恩，孰彰茂绩？”称赞他为“万里长城，镇清边裔”。自称“年事渐高”的唐玄宗追求逍遥，一手把朝廷政务“委以宰臣”，另一手把边防军务“付之边将”，与宰相李林甫、杨国忠获宠的同时，安禄山成了边将中最得宠的人。在唐玄宗心目中，这个胡人边将的地位与宰臣不相上下，故而可以常常从边关来到京都，出入宫禁。

由于这种缘故，安禄山天宝元年（742年）任平卢节度使，两年后兼任范阳节度使，七年后又兼任河东节度使，占全国节度使的近三分之一。此外，他又兼任尚书左仆射，升骠骑大将军，管辖今河北、山西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号称“兵雄天下”。据天宝初年的统计，河东节度使兵力5.5万，范阳节度使兵力9.14万，平卢节度使兵力3.75万，三镇兵力合计18.49万，当安禄山于天宝十载身兼三镇节度使时，兵力可能已超过20万。而当时十镇兵力约49万，中央直辖军不过10万而已，安禄山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了。史称：“禄山恃此，日增骄恣”，“包藏祸心，将生逆节”。他积极囤贮武器、马匹、粮草，还蓄养了一支由八千胡人壮士组成的私家部队，名曰“曳落河”，绝对效忠于他个人。李林甫死后，安禄山加紧了谋叛的步伐。杨国忠便拉拢另一胡人边将哥舒翰，让他以陇右节度使兼任河西节度使，赐爵西平郡王，以与东平郡王安禄山相抗衡。杨国忠多次向唐玄宗指出，安禄山必反，唐玄宗根本不信，天宝十四载七月还派中使带“玺书”给安禄山：“朕与卿修得一汤（温泉）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于华清宫。”邀请他来华清宫同洗温泉浴，以示对他宠信如故。好昏庸的快活天子，大祸临头还浑然不觉。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率领十五万大军，在蓟城（今北京西南）南郊誓师，举起叛旗。他利用杨国忠发动对南诏的两次战争的失败，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杨国忠”之名，在范阳起兵南下“平祸乱”。特凿汤池要为安禄山洗尘的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既震惊又愤怒，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作守御准备；紧接着任命他的第六皇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率师东征。

然而，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逃或降，河南三道防线顷刻瓦解。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到攻陷洛阳，只花了短短三十四天，十二月十二日，东都洛阳陷落，遭到了一百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浩劫。守卫洛阳的封常清与驻屯陕州的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唐玄宗听信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罪，在潼关处斩高仙芝、封常清。临阵斩帅的严重失误，是平叛战争的不祥之兆。唐军兵败如山倒，叛军如秋风扫落叶般节节胜利，正如白居易《长恨歌》所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天宝十五载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这一来叛乱谋反的面目毕露，先前所谓奉密旨征讨杨国忠云云，不过是骗人的幌子，因此攻陷洛阳以后便停滞不前了。一方面，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在河北联络各地忠义之士，抗击叛军，切断了从洛阳到范阳的驿路，给安禄山带来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兼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奉朝廷调遣，出兵平叛，取得嘉山战役的大捷，再次切断安禄山大本营洛阳与根据地范阳之间的通道，使其军心动摇。

这就为唐朝方面取得喘息的时机。唐玄宗在处死高仙芝、封常清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哥舒翰出身于突骑施部落，此时身兼河西、陇右节度使，威名显赫，且与安禄山、安思顺兄弟素有宿怨，由他镇守潼关，足以与安禄山相抗衡。然而唐玄宗的战略指导思想有问题，他想尽快平定叛乱，哥舒翰赴潼关时，发去的敕令是“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给郭子仪、李光弼的敕令也是“发兵进取东京”。到六月初，潼关已稳守半年，唐玄宗更加迫不及待地要哥舒翰出潼关，进攻洛阳。在当时形势下，潼关宜守不宜出。在河北战场的郭子仪、李光弼向唐玄宗指出：“若潼关出师，有战必败。关城不守，京室有变，天下之乱，何可平之！”他们主张直捣安禄山的范阳老巢，才是出奇制胜妙策，唐玄宗拒不接受。杨国忠出于对哥舒翰的猜忌，一反原先主张固守潼关的态度，极力怂恿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出关东征。这一错误决策，无异于自投罗网，二十万大军一战即溃，以致全盘皆输。当哥舒翰狼狈地逃回潼关西驿时，被部将抓获，献给叛军，哥舒翰鉴于高仙芝、封常清兵败被杀的先例，在洛阳向当面骂过“野狐”的安禄山投降。

潼关陷落，长安震惊，唐玄宗精神全面崩溃，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次日中午抵达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北二十三里），皇帝的扈从部队发动兵变，杀死奸相杨国忠，迫使唐玄宗命太监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当时唐玄宗已七十二岁，杨贵妃才三十八岁。旧史家渲染杨贵妃是政治败坏的祸水，意在为唐玄宗开脱，其实天宝变乱责任全在唐玄宗。当地父老希望唐玄宗不要西行，担负起征讨逆贼的责任，唐玄宗置之不理。太子李亨看到人心所向，与父皇分道扬镳，在太监李辅国的扈从下，奔往朔方节度使所在的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七月十三日，李亨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改元至德，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长安陷落后，郭子仪、李光弼率五万步骑兵从河北赶赴灵武，壮大朝廷声势；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也派兵前来会合。叛军内部则明争暗斗，分崩离析，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双目失明的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收买的宦官砍杀。安禄山从范阳起兵至此不过十四个月，落得这样的下场，可谓咎由自取。安庆绪即帝位后，只知纵酒为乐，给唐军反攻提供了可乘之机。同年九月，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统率各路大军十五万之众，攻克长安，沦陷达一年多的长安百姓夹道欢呼。郭子仪挥师出潼关东征，于十月收复东都洛阳，安庆绪率残部逃往邺城（今河南安阳）。

就在这时，留守范阳的安禄山部将史思明不愿受安庆绪的节制，以所部八万兵降唐，唐朝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时隔半年，乾元元年（758年）史思明在范阳反叛，安庆绪与他遥相声援，战火重新燃起。十月，唐军包围邺城，安庆绪以让皇位为条件向史思明求援。史思明解邺城之围后，设计杀死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守邺城，自己引兵北还，乾元二年四月在范阳称大燕皇帝。以史思明称帝为标志，安史之乱进入了新阶段。经过半年的准备，史思明发动新的攻势，攻占洛阳。东都洛阳再度沦陷，形势又趋严峻。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唐军乘叛乱集团分崩离析之机，于宝应元年（762年）十月收复洛阳。史朝义逃至范阳，为守将所拒。广德元年（763年）正月，走投无路的史朝义自缢而死。长达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开元、天宝之际政治腐败的必然产物。它带来的巨大破坏，使百姓人心思唐，促成了平叛战争的胜利。但是叛乱并不是在决定性战役取胜的情况下结束的，肃宗和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首领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辖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镇压叛乱，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代价是昂贵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的状态之中。军事化已经大规模实行，武将支配地方行政；地方行政的结构被改组，节度使成为中央政府与州县之间的常设权力纽带；国家的财政结构已经崩溃。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战乱虽然平息，但安、史部将依然存在，藩镇割据局面以此为契机而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迭经战争骚乱破坏的中原地区经济急剧衰落，唐朝的国力大大削弱，全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53．藩镇割据与财政改革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边地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扼守军事要地。于是中原地区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以后又扩展到全国各地。这些军事官职成为地方上的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即所谓藩镇（亦称方镇）。藩镇并非全是割据势力，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藩镇大都服从朝廷指挥，向中央贡纳赋税，但在今河北地区的所谓河朔三镇，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纳赋税；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一带也有类似河朔三镇的割据势力。这就是所谓藩镇割据。藩镇的弊端在于“地擅于将，将擅于兵”，地方军队、财赋为节度使专擅，朝廷难以过问；而节度使又受制于骄兵悍将，如果失去了部下的拥戴，不是被杀就是被逐。这样的藩镇割据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社会的动乱和瓦解。

藩镇割据本质上是安史之乱的延续与发展。安史之乱是边地藩镇反对中央的斗争，安史之乱平定后，那些参加平叛战争的藩镇拥兵自重，有意保存安、史旧部，与中央讨价还价。中央无力收回兵权，只好接受安、史部将名义上的归降。另一方面内乱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加剧了国力的空虚，边患乘虚而起，吐蕃占领了陇右、河西之地，威胁长安。中央既无力消灭安、史余部，又不得不把原来边地节度使扩大到内地，以至藩镇相望，“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这就严重影响了中央的财政收入，而主要依赖于江淮一带。于是迫切需要整顿财政、改革税收制度，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刘晏。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明县东北）人，唐肃宗、代宗时期长期担任有关财政的度支使、盐铁使、转运使，先后与第五锜、韩滉分掌全国财政。他在二十多年中作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关于盐法。肃宗时盐铁使第五锜改食盐征税为官卖，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却产生盐吏扰民的弊端。代宗上元元年（760年）刘晏任盐铁使兼任转运使，在产盐地区设官，把盐加价卖给商人，再由商人转销各地；在距产盐区较远的地方设常平盐仓，调剂盐价；又在各地设巡院十三所，查禁私盐。盐税从原来的四十余万缗上升到六百余万缗，居国库收入的一半。

第二，关于漕运。安史之乱后，唐朝财政仰赖江淮。为了解决转输问题，刘晏视察运河，疏浚河道，并按江、淮、河、渭各段水力特点，建造合适的运船，分段转运，十艘为纲，派军将督率，降低运费，提高效率，每年运到长安的粮食达数十万石，多时超过一百万石。

第三，关于平抑物价。刘晏以十三处巡院为据点，召募大批干练的“疾足”，置驿相望，及时报告各地物价动向，“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他还在各地设立“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常平仓，以调节丰歉，平抑粮价。

刘晏的改革旨在扩大税收，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全面的赋税制度改革则是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杨炎进行的。

杨炎，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即位，从贬所召回，出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对赋税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唐朝中央财赋本来储存于太府寺所属的左藏库。安史之乱后，移贮于宫廷的大盈内库，由宦官掌管，账目混乱，弊端百出。杨炎入相后，首先提出国家财赋不能变成皇帝私产，建议把大盈内库财赋仍拨归财政部门管理，蒙德宗采纳。建中元年他进一步倡议废除租庸调制，代之以两税法。

两税法实行按资产征税的原则，征税对象一为户、二为地，户税按资产定等级，地税按亩数征收。两税法以户税、地税为内容，而其得名却由于分夏、秋两次征收（后来宋朝的两税法，专指地税，并无户税，仍分夏秋两次征收，故仍称两税）。原先的租庸调实际已转化为户税、地税，按丁征收的租并入按亩征收的地税之中，按丁征收的庸调并入按户征收的户税之中，所以两税法实行时正式宣布“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法的特点是简单化与合理化，先前的租庸调本质上以人丁为本，两税法宣布“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资产为本。赋税由人丁向资产的转移，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当然，两税法绝不仅仅限于赋税制度的改革，它其实也是财政会计制度的改革，包含了重编国家预算，划定地方预算收支的范围与规模，建立预算管理体制等财政分配内容。两税征收后，分成三个部分：留州、留（送）使、上供，都要量出为入。中央采取以支定收的方法，严格核定州、使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项目及数量，以满足州、使两级的行政与军事的财政开支。中央财政完成了与地方财政划分收支的程序，理顺了安史之乱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混乱不堪的财政收支关系，有利于削弱地方割据倾向。

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无力消灭安、史余部及其党羽，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名号，让他们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这就是李怀仙的幽州节度使、李宝臣的成德节度使、田承嗣的魏博节度使，于是形成了所谓河朔三镇，割据今河北地区及山东、河南、山西一部分地区。唐德宗时，由于先前持续多年的财政改革，中央财力物力有所加强，便决心削藩。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继任，遭到唐德宗断然拒绝。李惟岳联合魏博、淄青等发动四镇叛乱。唐德宗派河东节度使、昭义节度使及神策军（中央禁军）联手进剿。淄青节度使李正已死，子李纳要求继位，唐德宗坚决拒绝，并派宣武节度使等进剿。由于唐朝中央政府采取以藩镇打藩镇的策略，在河北、山东削藩取得胜利之后，引发了参与平叛战争的节度使之间的利害冲突，他们借口朝廷处置不公，相互携手共抗朝命，四镇节度使公然称王（幽州节度使朱滔称冀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与朝廷分庭抗礼。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以平叛有功，向朝廷讨价还价，自称天下都元帅。正当朝廷调兵进剿李希烈时，泾原节度使发动兵变，攻入长安，唐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叛兵拥立原泾原节度使朱泚为帝，不久李希烈也称帝。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后来虽然平定了朱泚、李希烈之流，河北、山东四镇也表示服从中央，但唐德宗经过这场危机后，放弃削藩政策，转而采取姑息政策，求得暂时的安定。

唐宪宗即位后，由于两税法取得明显成效，中央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从而可能扩大和强化中央禁军，决心“以法度制裁藩镇”，加强中央集权，形成“元和中兴”（806—820年）的局面。宪宗是唐朝后期几乎重建太平盛世的皇帝，他选拔的宰相如武元衡、李吉甫、裴垍（jì）、李绛、裴度，都有所建树，一时朝廷鼎盛。宪宗鉴于德宗四面出击方针的失败，改变削藩策略，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孤立元凶；选择易于攻取、基础薄弱的西川节度使、浙西节度使开刀，然后使“五十年不沾皇化”的魏博镇表示归顺朝廷，接着集中全力对付强大的淮西节度使。由于名相裴度和名将李愬（sù）运筹帷幄，使中央与藩镇的大决战取得最后胜利。平定淮西，引起强烈震动，诸镇纷纷献地献质表示归顺。《资治通鉴》说：“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宪宗出色地达到了他的目的，成为唐朝后期唯一有成就的皇帝。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他从德宗那里继承了重新充实的国库和一支强大的中央军队；主观上，他深刻地了解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使他能制订有效的策略，无怪乎后人要称颂他“自古中兴之主无人及之”了。

宪宗虽使藩镇归顺中央，但并不能铲除其根基，“尽遵朝廷约束”的局面是难以持久的。何况长期的战争，使中央财政状况又趋恶化。穆宗即位以后，实行“销兵”（裁减兵员）政策，以节省财政开支，被裁士兵无以为生，形成新的乱源。宪宗死，穆宗即位，宰相以为河北已没有问题，掉以轻心，结果河北三镇再度叛乱，直至唐末都难以平定。此后割据势力愈演愈烈。藩镇增加到六十一个，甚至长安附近也设置了凤翔节度使，朝廷可控制的不过山南、剑南、岭南、河西四道而已。

54．宦官与党争

唐初政治清明，宦官只能主管宫内守卫、洒扫等事，并无政治权力。唐太宗曾下诏规定，宦官任职不能超过三品。为时不久，宦官逐渐扩大权力范围。唐玄宗晚年宠信宦官高力士，让他审阅大臣送来的奏章。从此四方奏章必先经高力士过目，小事自行裁决。玄宗也心安理得，说：“力士当上（值日），我寝乃安。”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之流都与他勾结，高力士已炙手可热，太子李亨（后为肃宗）叫他“二兄”，诸王公主叫他“阿翁”，驸马叫他“爷”，非同一般。不过此时宦官势力虽已抬头，但对皇帝还是唯命是从，高力士在玄宗面前仍是一个“老奴”。

安史之乱后，宦官掌握了军权、财权，逐渐尾大不掉，使皇帝大权旁落。宦官李辅国扶肃宗在灵武即位，由元帅府行军司马事升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前线将领连著名的郭子仪、李光弼都受他节制，鱼朝恩统率神策军（中央禁军）兼全国总监，军权明显落入宦官之手。安史之乱后，统兵将领在京师任意支用左藏库（收藏朝廷财赋的机构）的钱财，主管机构无法约束。盐铁使第五锜向肃宗建议，把财权收归皇帝，实际上由宦官掌握。从此以后，宦官控制了朝廷的财政大权。

唐朝宦官专权始于肃宗、代宗时期，其代表人物是李辅国和程元振。

李辅国本名静忠，曾充当高力士的仆役，后入东宫侍候太子李亨。安史之乱中，李静忠扶助肃宗即位有功，升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赐名为护国，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皆委其掌管；后随肃宗至凤翔，授太子詹事，改名辅国。肃宗返抵长安，拜李辅国为殿中监，身兼数职，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郕国公。此时的李辅国不仅专掌禁军，而且专擅朝中一切大权，百官奏事都由他上达裁决。以后肃宗又任命李辅国为兵部尚书，开创宦官正式担任六部尚书的先例。肃宗病危，李辅国与另一宦官程元振合谋，拥立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骄横不可一世，公然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虽然怒其不逊，但因他手握兵权，奈何他不得，尊称他为“尚父”，事无巨细都由他参与裁决。

唐代宗利用程元振除去了李辅国，不料继之而起的程元振专权跋扈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取代李辅国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专制禁兵，加镇东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封保定县侯，充宝应军使，不久又加骠骑大将军，封邠国公，权势远远超过李辅国。勋臣、宰相、名将屡遭程元振迫害，使朝廷文武百官人人自危，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对朝廷存有戒心，不肯为朝廷出力。

唐德宗时，宦官不仅控制禁军，而且藩镇的节度使多从禁军将领中擢用，朝廷的将相由宦官任免，台省的清要官职须买通宦官关节方能任命。德宗死，顺宗即位，王叔文、王伾裁决宫中大事，引进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人，着手革除弊政，企图削夺宦官权力。由于宦官势力已盘根错节难以动摇，加之藩镇与宦官相互勾结，导致改革中途夭折。宦官俱文珍、刘光琦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串通，发动宫廷政变，废顺宗，立宪宗，王叔文、王伾被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八人先后被贬往边远地区。这就是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

由于宦官掌握大权，藩镇多引为内援；宦官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以便控制皇帝，也多引藩镇为外援。两股势力勾结的结果是，从宪宗起到唐亡，皇帝都形同傀儡，十个皇帝除了最后一个是军阀朱全忠所立，其余九个都是宦官所立，有两个为宦官所杀（宪宗、敬宗）。皇帝成了宦官的傀儡，宰相、大臣当然成了宦官的附庸，“南衙”（外朝）成为“北司”（内朝）的附属机关。政见与利益的分歧，形成朝廷中的派系、集团互相对立，这就是所谓朋党。

崔瑞德等《剑桥中国隋唐史》指出，所谓朋党的“党”（factions），绝不是今天意义上政党的“党”（parties），它只是政治人物们的松散结合体，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它没有很强的核心结构，成员的属性也不固定。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受到损害。因此，“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受贬谪。

晚唐时期的朋党之争，通常被史家们称为“牛李党争”，即牛僧孺为首的“牛党”与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的政争，从穆宗朝开始，经敬宗朝、文宗朝、武宗朝，到宣宗朝持续达四十年之久。斗争的形式是两党交替掌权，文宗时代两党参差并用，武宗时代是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时代是牛党全盛时期。一党掌权，不问敌党有无人才，一律全盘排斥；不问敌党政策是否可取，一律更张，完全是门户之见，意气用事，把朋党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利益之上。朋党之争的结果，是政治的越发腐败。

所谓牛李党争复杂微妙，史家在评述时众说纷纭。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很注意分析唐朝统治集团的社会背景，按照他的解说，牛党的权力以通过科举入仕为基础，而李党则是世家大族的堡垒，用世袭的荫庇方式取得做官的资格。从表面上看，牛李两党似乎是重视进士科与反对进士科的斗争，是世家大族与非世家大族的斗争，其实不然。尽管上述假设颇有迷惑力，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都是进士出身，李党领袖李德裕并非进士，而且嘲笑科举取士。但是日本学者励波护的实证研究《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指出，两个朋党在科举出身和世家大族出身的人数上是旗鼓相当的，这就使朋党双方泾渭分明地有所谓拥护科举的一方和反对科举的一方的说法不攻自破了。

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不论牛党或李党当政，对于当时人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这种观点显然过于偏激，牛李两党还是有所区别的。李党领袖李德裕是晚唐时期有远见的政治家，虽然他入仕初期就卷入了牛李党争，但他反对朋党，甚至发誓说：“一旦触群邪犯众怒，为一孤臣，独生正言，无避矣。”他主张打击藩镇并恢复中央集权；抗击外族入侵，保卫边疆安全；裁汰冗官，精简官僚机构；赞成阻遏佛教势力的泛滥，增加国家收入，都是从实际出发，于国于民有利的。对于科举，他不主张取消，而主张针对考试中的弊端（如“关节”、“呈榜”、“温卷”）加以改革，奖拔“孤寒”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