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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六年（846年）武宗死，宣宗即位，用牛党要员白敏中、马植、周墀、令狐绚等为相。李德裕罢相，贬至崖州，大批与他政见一致的官员都被逐出朝廷，而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李珏、崔珙等牛党要员重新起用。牛李党争以牛党最后胜利，李德裕彻底失败而告终。

基于上述原因，后人多对李德裕寄予同情。王士禛《香祖笔记》说，牛党“皆小人”，李党“皆君子”，并非毫无根据。李德裕在大和年间就建议文宗破除朋党，任用中立无私之人，他在文宗、武宗时期两度为相，都能把“中立无私”作为用人标准。无怪乎一些学者要说，李德裕不存在朋党问题，无所谓李党。宋人李之仪说：“武宗立，专任德裕，而为一时名相，唐祚几至中兴，力去朋党，卒为白敏中、令狐绚所中伤。”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卓有见地。不过话得说回来，尽管李德裕自认为没有朋党，事实上还是卷进了朋党之争的漩涡，因为政治斗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宣宗以后，牛、李两派的领袖人物相继死去，朋党之争终于停息。官僚之间的派系倾轧以另一种形式展开，而且随着政治腐败而日益加深。本来朋党之争受到宦官派系的影响，宦官集团如两派同时并进，则外朝大臣也两派同时并进；宦官集团如一派进一派退，则外朝大臣也一派进一派退。宣宗以后，宦官因“甘露事变”，感到内部分裂容易受到外来打击，便团结一致对付外朝大臣；内朝既“合为一片”，外朝大臣也相机应变，于是内朝外朝之争便取朋党之争而代之。斗争的结果，宦官集团获胜，从此，“天下事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末。宦官专权成为晚唐难以摆脱的痼疾，顺宗、文宗、武宗、宣宗、昭宗等皇帝，都受宦官控制。要想改变局面，只有借助节度使的武力，铲除宦官势力。昭宗采纳宰相崔胤建议，借汴州节度使朱全忠的力量铲除宦官势力，结果宦官虽除，中央军政大权却落入朱全忠之手，崔胤等外朝大臣和昭宗本人都相继为朱全忠所杀，唐朝离开灭亡只有一步之遥了。

55．唐朝的分裂

唐文宗时的刘蕡在贤良方正对策中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唐僖宗时的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指出农民的“八苦”，使他们“冻无衣，饥无食”。社会危机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预示着唐朝的统治已危在旦夕了。

长江下游的骚乱和反抗一天比一天激烈，唐朝的地方政府仍然尽力在这一地区竭泽而渔，搜刮尽可能多的赋税，使得这个原先最安定的地区变得越来越富有爆炸性，出现一次又一次武装暴动。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宣州（今安徽宣城）康全泰的武装暴动，迫使唐朝军队纷纷从淮南、浙东调来镇压，宣州的秩序才得以恢复。康全泰的暴动对于次年发生于浙东的更为严重的暴动来说，不过是一个序曲。

江浙一带是唐朝后期财赋所出的重要地区，所谓“国家用度尽仰江南”，过度的搜刮，激化了社会矛盾，浙东裘甫起义是一个信号。裘甫是一个出身微贱的“盗匪”团伙的首领，他所领导的起义把大批农村“盗匪”团伙融合为一支统一的军事政治力量，把被压迫的农民组成一个战斗集体。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在浙东起义，攻下象山，次年攻下剡（shàn）县（今浙江嵊县）。消息传开后，“山海之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部众增至三万人。一名谏官向即位不久的懿宗解释起义为何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因时指出，“兵兴以来（指安史之乱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说明这是社会危机蓄积已久的一次爆发。唐朝对于这个财赋重地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唐懿宗派王式为浙东观察使率兵前往镇压。裘甫的部将建议，先夺取越州，再夺取浙西（今浙江西部和江苏南部），进而攻占扬州，把宣州、歙州（今安徽歙县）以东的江南所谓“国家贡赋之地”置于义军控制之下。裘甫犹豫不决，丧失时机，战败被俘，持续九个月的起义终于失败。

咸通九年（868年）爆发的庞勋起义虽然远在岭南，但它的根源却在连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与江淮财赋重地的运河——汴渠（即通济渠东段）流经的武宁，为了确保这条供应线，此地由重兵戍守。由于戍军不断发生兵变，武宁节度使束手无策，朝廷决定在那里裁军，把几千名士兵调往岭南戍边。于是由徐州、泗州农民组成的戍军被派往桂州（今广西桂林），约定三年轮换，便可返回家乡。但是政府违背承诺，到期不如约轮换，士兵们便在咸通九年哗变，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结队北还。庞勋一行攻占宿州、徐州，附近农民应募参军，部众增至万余人；附近的小股暴动武装力量都前往归附，声势大振，攻占泗州、淮口，切断了唐朝的经济命脉——江淮漕运。唐军统帅康承训调集了沙陀（突厥）、吐谷浑等民族的军队前往镇压，并且让沙陀首领朱邪赤心指挥十镇节度使所提供的讨伐军。咸通十年九月，庞勋在撤往蕲州途中被唐军追及，战败而死，起义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沙陀（突厥）起了重要作用。朱邪赤心被皇帝赐名为李国昌，他的儿子李克用后来在镇压黄巢起义后，在山西建立了割据政权。庞勋起义虽然失败，却暴露了最后导致唐朝崩溃的许多潜在危机，《新唐书》说得好：“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指庞勋）。”

唐朝后期的财赋主要来自江淮、关东，成为矛盾的焦点，终于继江淮之后，在关东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抗。僖宗乾符二年（875年），濮州（今山东鄄城县）王仙芝在濮阳县起义，攻取濮州、曹州，部卒达数万之众。王仙芝发布檄文，指责唐朝“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表明了起义的宗旨。冤句（今山东曹县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

王仙芝、黄巢都是“贩盐白丁”（私盐贩子），武装贩运私盐，与长江流域的“茶盐盗”关系密切。黄巢家有资财，好骑射，略通诗书，起义前曾作《咏菊》诗抒发了他的霸气：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不久，王仙芝派部将尚君长向唐朝的招讨都监请降，尚君长被杀，请降未成。乾符五年二月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兵败被杀。尚让率王仙芝余部归附黄巢。

黄巢号称“冲天大将军”，横扫各地，他采取避实捣虚战术，流动作战，打击财赋重地。他在和州渡过长江，转战长江、闽江、珠江流域，先后攻占杭州、越州、福州、泉州、潮州；乾符六年（879年）攻下广州，俘获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试图透过李迢与朝廷谈判，以谋取节度使之职，遭到李迢拒绝。黄巢在暴怒之下杀死李迢，并洗劫了广州，使这座富有活力的港口城市化为废墟，大批来自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被杀。

不久黄巢挥师北上，攻下东都洛阳之后，又破潼关，攻占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黄巢完全没有能力控制他的部队，失控的部队连续几天洗劫了这座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

广明元年十二月十三日（881年1月16日），黄巢在长安含元殿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为大齐，年号为金统。在暴力的扫荡下，公卿达官、名门显贵，死亡逃散，消灭殆尽，正如韦庄的诗中所说：“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五代时，后唐政权在北方寻找唐朝宗室、名门望族，竟无处寻觅，可见打击之惨。

由于长安城内粮食严重不足，引起恐慌，加之黄巢部将同州（今陕西大荔县）防御使朱温叛变（后改名为朱全忠），形势陡变。唐朝方面招沙陀族李克用率兵从雁门（今山西代县）南下，进攻长安。黄巢不得不放弃长安东撤。中和四年（884年），黄巢退至泰山狼虎谷（今山东莱芜县西南），被沙陀兵追击，自杀而死。

黄巢横渡长江四次、黄河二次，是历史上空前的“流寇”，虽然这场延续九年的动乱随着黄巢的死亡而结束，但其后果是严重的：导致了统一王朝的大分裂。黄巢虽没有灭亡唐朝，却使它土崩瓦解了。唐朝名义上还苟延残喘地存在了二十多年，已名存实亡，唐朝的辖地几乎全被各种割据势力所分割。

这些军阀互相争斗、火并，终于形成三个最有势力的集团：以汴州为中心的朱温，以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以凤翔为中心的李茂贞。

天祐四年（907年），朱温（即朱全忠）废唐哀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改元开平，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央集权统治彻底瓦解，情况比东汉末年更为严重，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被以前的节度使所瓜分，他们每个人都在觊觎皇帝宝座。

56．五代更迭，十国割据

从907年朱温灭唐建立梁，到960年赵匡胤灭周建立宋，前后五十四年，是五代十国时期。

所谓五代，是指在黄河流域地区相继建立的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为区别于先前已有的王朝，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代政权以中原王朝的正统自居，后世史家也奉为正统，传统史家写五代史，有五代本纪、十国世家，即以五代为正统，十国为僭伪。其实所谓“正统”的五代，武夫专权，政治腐败，除后周之外，很少可取之处；而所谓“僭伪”的十国，却颇有起色，令人刮目相看。

梁——907年朱温在汴州（开封）建立，除今山西大部和河北北部外，基本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连年用兵，征敛苛重，导致民众暴动，梁渐趋衰微，河东的沙陀人李克用、李存勗父子，与梁对抗，终于取而代之。

唐——923年，李存勗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建立后唐王朝，派兵南下，攻占开封，梁末帝朱友贞自杀，存在了十六年的后梁王朝灭亡，后唐统一了华北地区。不久，后唐迁都洛阳。随着内部危机的加深，唐庄宗李存勗死于兵变，李克用养子李嗣源继位（即唐明宗），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出现了五代少有的小康景象，然而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便消失在内乱之中。

晋——唐明宗的女婿、河东节度使、沙陀人石敬瑭，乘后唐内乱，以割让幽云十六州（北京至山西北部一线）之地为代价，引契丹兵马推翻存在了十三年的后唐王朝，于936年建立后晋王朝，从太原还都于开封。四十五岁的石敬瑭为了夺取帝位，竟恬不知耻地称三十四岁的契丹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石敬瑭把包括北京在内的长城以南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使国境地带门户大开，左右了以后四百年以上的中国命运，游牧集团把这一地带变成了农业训练场，支持其南进扩张。“儿皇帝”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内部不安定，外部难以应付“父皇帝”，动辄遭到斥责，他在位六年，忧患成疾而死。石敬瑭死后，其继承者石重贵改弦易辙，“父皇帝”耶律德光便发兵攻下开封，灭亡了存在十一年的后晋王朝。次年，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改国号为辽，然后引兵北返。

汉——947年，后晋的河东节度使、沙陀人刘知远在辽太宗耶律德光引兵北返后，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王朝，随后南下定都开封。

周——中原遭契丹掳掠，经济凋敝，后汉朝廷内部又夺权内讧，隐帝刘承祐欲谋害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郭威。郭威带兵南下，进入开封，隐帝被乱兵所杀，存在仅四年的后汉王朝灭亡。951年郭威即帝位，改国号为周。周太祖郭威为了扭转政治、经济方面的颓势，着手进行改革，局面为之一振。

以上为五代更迭的概况。

在五代的更迭中，有一个几乎横跨五代，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辽的人物，颇值得注意，那便是冯道。此人历五朝八姓十一帝，不离将、相、三公高位，晚年自称“长乐老”，颇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忠节”观所非议，以为他容身保位、八面玲珑，毫无气节可言。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斥冯道为“无廉耻者”——“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其实大可不必以道德评价凌驾于历史评价之上。在那样一个“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时代，出现冯道式的大臣，并非咄咄怪事。他负命出使辽朝，契丹主欲郊迎，大臣劝阻道：“天子无迎宰相之礼。”他死后，周世宗柴荣为之“辍视朝三日，册赠尚书令，追封瀛王，谥曰文懿”。这些君主对他的看法，恐怕不是单凭冯道阿谀逢迎就能得到的，其中一定有才学与功业令人景仰的地方。简而言之，一是没有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五代政治朝更加混乱的方向发展，二是忍辱负重地阻止了已进入汴梁的契丹军队的一场大屠杀。他的作用在当时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他的自况诗写道：“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由此人们不难对他作出全面而宽容的评价了。王赓武《冯道——论儒家的忠君思想》一文中说：冯道在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心目中是一个有操持的儒者，一个有节制的人，甚至是一个“模范丞相”；在他死后近一百年间，这样的美名仍有人传诵。但是后来宋代两位大史学家（欧阳修与司马光）的评论逐渐占据上风，从此冯道便成为典型的贰臣，成为许多有关忠贞的笑话中的嘲笑对象。

所谓十国，是指在南方建立的九个割据政权——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闽、南汉、楚、南平，以及在山西的北汉。十国之中，吴和南唐，前蜀与后蜀是前后相继的。

吴——892年据有长江下游与淮南的杨行密，被唐朝任命为淮南节度使，拥有淮南二十八州之地；902年又被唐朝封为吴王，都城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势力范围为今江苏、安徽、河南（淮河以南）、湖北（东部）、江西（大部）。

南唐——921年杨行密子吴王杨溥称帝。937年大将徐知诰废吴帝杨溥，自己称帝，把国都迁至金陵（今江苏南京），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之后，改姓名为李昪（biàn），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吴、南唐是南方各割据政权中最强大的，号称“地大力强，人才众多”，经过二十多年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经济有所发展。943年李昪死，其子李璟继位，国力鼎盛，蔚为大国，而后由盛转衰，958年向后周称臣。961年李璟死，其子李煜即位，975年被宋朝灭亡。南唐元宗李璟、后主李煜，都有极高的文学造诣。李后主亡国后当了俘虏，写出绝妙好词，隐约地透露出亡国的哀怨，其代表作《虞美人》写道：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钱镠像

吴越——唐末时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钱镠辖有浙东、浙西十一州之地，902年被唐朝封为越王，904年又被唐朝封为吴王，907年被后梁封为吴越王。他以杭州为都城，据有太湖周边十三州之地，即今浙江及江苏南部地区，知小国处境危难，睡不安枕，以小圆木作枕，稍动即醒，称为“警枕”。他发动民众筑捍海石塘，置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潮水内灌。著名的钱塘、六和塔以下的钱塘江石堤，即兴建于此时。他把都城杭州的城郭加以开拓，修筑了周围七十里的罗城，西起今闸口以北的秦望山，沿钱塘江到今候潮门一带，又沿西湖到宝石山，东北至今艮山门一带，城内的街道、河流、市场、民居等也作了相应的扩建。随着杭州城市的扩大，西湖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钱镠组织了一千人的“撩湖兵”，从事西湖的疏浚工作。西湖风景区的开发也在此时初具规模，除了东晋创建的灵隐寺此时有所扩建，还新建了昭庆寺、净慈寺，以及九溪的理安寺、灵峰的灵峰寺、云栖的云栖寺、赤山埠的六通寺、上天竺的法喜寺、月轮山的开化寺等。闻名遐迩的西关外雷峰塔、月轮山六和塔、闸口白塔、宝石山保俶塔，都兴建于此时。杭州在吴越建都的几十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一百多年后南宋在此建都奠定了基础。

前蜀——黄巢攻占长安，唐僖宗逃奔成都时，忠武军将领王建随驾入蜀，僖宗返回长安后，王建为神策军（禁军）将领。887年王建再度入蜀，击败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据有四川之地，903年被唐朝封为蜀王。907年王建称帝，改国号为蜀，以成都为国都，史称前蜀。其辖境除四川外，兼及甘肃东南、陕西南部及湖北西部一带。唐末动乱之世，大批文人学士投奔四川，王建多予以重用，社会治平，经济稳定发展。925年为后唐所灭。

后蜀——前蜀灭亡，后唐任命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整顿吏治，减少苛税，社会安定，力量大增，于932年杀东川节度使，兼有东川之地。933年后唐封孟知祥为蜀王，次年孟知祥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孟知祥、孟昶父子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可与南唐相媲美的两大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后蜀宰相毋昭裔自己出资营建学馆、雕版刻印“九经”（儒家经典著作），他还与赵崇祚一起编辑唐五代词《花间集》，史称：“由是蜀中文学复盛”。965年为宋所灭。

闽——唐末王潮率众在南安（今福建南安东）发动兵变，渐次占有泉州、福州、汀州、建州、漳州，形成武装割据，唐朝任命王潮为福建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王潮死后，其子王审知继立，906年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鉴于闽中五州之地，势单力薄，难与吴、吴越等邻国相抗衡，果断采取保境息民的立国方针，对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对邻国友好相处，致力于内部整顿，发展地区经济文化，大力促进泉州、福州的海外贸易，打开海上门户，为此后宋朝海外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史载，王审知的侄子王延彬在泉州任刺史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附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当时“陶器、铜铁远泛蕃国，取金贝而返，民甚称便”。945年闽为南唐所灭。

南汉——唐末清海军（岭南东道）节度使刘隐，后梁时被封为南平王、南海王。刘隐充分利用南下避难的各类人士，发展势力，平定各割据集团，控制了岭南东西两道。刘隐死后，其弟刘（yăn）于917年在番禺称帝，国号大越，次年改为汉，史称南汉。刘推行文人政治，各州刺史都由文官担任，并开科取士，录用进士、明经出身的人担任官职，防止了武将跋扈之患，南汉政权一度颇有起色。由于统治者过分聚敛，激起民变，国势渐衰。971年为宋所灭。

楚——唐末湖南节度使马殷，907年被后梁封为楚王，927年被后唐封为楚国王，以潭州（今湖南长沙）为国都，拥二十余州之地，相当于今湖南全境、广西东北、广东西北以及贵州东部一带。楚在吴（其后为南唐）的威胁中求生存，不得不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并得到中原朝许可，在襄阳等地设置邸店，以茶叶换取中原的丝织品、战马；另一方面，楚国不征商税，吸引四方客商纷至沓来，物流畅通，不仅获利可观，而且刺激了境内经济发展。为了增强国力，马殷致力于开发湖南中部、西部，鼓励种桑养蚕，农民可用绢帛代钱纳税，促进了丝织业的兴盛。马殷之子继位后，政治渐趋腐败，951年为南唐所灭。

南平——907年朱温即帝位后，派其部将高季兴出任荆南节度使。荆南镇原辖十州之地，唐末时被邻镇瓜分，高季兴的荆南节度使仅辖荆州（江陵）一城而已。924年后唐封他为南平王，此后陆续控制归州、峡州，一度控制了夔州、忠州、万州，又被南唐收回。南平的辖境只有荆州、归州、峡州弹丸之地，是十国中最小最弱的一国。如此小国能在强国林立的时代安然无恙，是耐人寻味的。一方面，南平不仅尊奉中原王朝为正朔，而且对其他各国一概上表称臣，保持低姿态，维持政治、经济的正常关系；另一方面，南平地处南北与东西的要冲，是各国避免直接冲突的缓冲地带，又是南方诸国向中原朝进贡、南北方陆上贸易的必经之地，所以它一直四面受敌，却始终未被吞并。大量的贸易收入足以维持这个小国的生存，直到963年，南平才被宋所灭。

北汉——十国中唯一在北方建立的政权。郭威夺后汉建后周，后汉刘知远之弟刘崇割据山西，建号称帝，以太原为国都，与后周对抗，史称北汉。

以上是十国割据的概况。

从上面叙述中不难看出，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与发展。正当中原小朝廷忙于内战、改朝换代之际，南方诸国却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它们的立国分治赢得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中唐以来南方经济有所发展，使一个很小的地域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为割据政权的生存提供了条件；各割据政权为维持生存，不被吞并，竞相发展经济，促使南方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历经战争摧残、经济严重衰退的北方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开始落后于南方，其转折点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这半个世纪。

南方各国经济不受北方剥夺，有利于发展本地区经济，割据局面则刺激了各自增强经济实力的需求，有利于区域的开发。形成了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浙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这些新兴的蓬勃发展的经济中心，福建、湖南、岭南也在此时获得显著的开发。

57．从柴荣改革到赵匡胤统一

五代的统治腐败不堪，后梁虽革除了唐朝的一些弊政，但战乱不断；后唐一度出现开明政治，后晋、后汉两朝武夫专断朝政，一味蛮干，乱成一团糟。后周取代后汉，黑暗的政治才透露出一线光明与转机。

出身贫寒、颇知民间疾苦的周太祖郭威，改革以前各朝的苛政，给民众一些好处。例如，停止各地贡献珍贵食物与土产品，免除正税以外的加派，以及长期存在的“牛租”。又如，废除政府的营田，把田分给原先耕种营田的佃户，充作永业；听任农民开垦无主荒地为永业。继任者周世宗柴荣进一步改革，一方面改善政治，一方面准备统一。

柴荣，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随其姑母柴氏（即郭威之妻）长大于郭威家，以谨厚见爱于郭威，从内侄而成为养子。史称其“器貌英奇，善骑射，略通书史黄老，性沉重寡言”，是五代乱世中难得的政治家。为了改善政治，周世宗柴荣首先整顿纪纲，严惩贪污，对贪官污吏施以重刑。与此同时，他针对五代时一面沿袭唐朝法律一面又新增许多条文，不仅重复而且前后矛盾，他下令对现行法律进行整理，删繁就简，编成《大周刑统》，使全国遵守统一的法律。《大周刑统》还成为宋朝初年所编律书《宋刑统》的蓝本。此外，在经济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周世宗像

第一，限制佛教势力，一律废除“敕额”（朝廷给予寺名）以外的寺院，禁止私自剃度僧尼，废除了非朝廷特许的佛寺2336所，使寺院僧尼还俗成为编户齐民。

第二，奖励开垦无主荒地，谁开垦归谁所有，如果原业主在三年内回归的，归还一半耕地；五年内回归的，归还三分之一耕地；五年以外回归的，除坟地外，一律不归还。这一政策招徕大批外逃人口，开垦了大片荒地。

第三，改革中最有成效的是“均田”——实际是均税。显德五年（958年）周世宗为了均税，夜读时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道：“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便下诏颁其图法，使吏民习知此法，然后派遣三十四名官吏分行各地，均定田赋，查出不少隐匿的耕地，平均摊派田赋。

统一，是周世宗的政治目标。他自称，做三十年皇帝，十年开拓疆土，十年休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然而他英年早逝，在位仅五年半，主要精力用于开疆拓土，为统一作准备。

周世宗即位之初，为了回击北汉兴兵进攻潞州，率军亲征，击退了北汉与辽的联军。此后出兵攻后蜀，收秦（今甘肃秦安北）、凤（今陕西凤县东）、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又三次亲征南唐，得江北、淮南十四州之地；随后于显德六年（959年）乘辽朝内部纷争之机，率军分水陆两路北伐，收复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易（今河北易县）三州及瓦桥、益津、淤口三关。这年五月，正当他乘胜向幽州挺进时，突患重病，被迫班师回朝，六月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九岁。

柴荣主张先取北方，直捣幽、燕，以辽为主要打击目标，然后再回师统一南方。这是显示雄才大略的决策，也是完成统一的正确战略方针。不幸的是，他无法实现这一抱负。

柴荣死后，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即周恭帝。后周的归德军节度使兼禁军首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制造辽与北汉合兵南下的假情报，后周宰相范质等人匆忙派遣赵匡胤率禁军前往抵御，行军至开封北二十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赵匡胤弟赵匡义（后改名为光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授意将士把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四日，赵匡胤率军回到京城开封，逼周恭帝禅位，顺利地改朝换代，建立宋朝。习惯上称1127年前的宋朝为北宋，1127年后的宋朝为南宋。

赵匡胤，祖籍涿郡（今北京西南）。后唐天成二年（927年）生于洛阳夹马营。其人容貌雄伟，器度豁如，学骑射辄出人上，曾训劣马，不用鞍，勒马逸上城斜道，额触门楣坠地，起身追马腾上，一无所伤。应募至周太祖郭威帐下，逐步升为滑州副指挥，周世宗柴荣即位后升任禁军指挥官——殿前都点检。《宋史》对他赞颂备至：“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此诚赵匡胤之英雄本色，然而在成就统一大业的谋略方面，他比柴荣略逊一筹。宋朝建立时，北方有强大的辽朝，以及与之联手的北汉，南方分布着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荆南）等割据政权。宋太祖赵匡胤没有周世宗柴荣的谋略与雄心，不敢与辽针锋相对，夺回幽云十六州。他放弃了柴荣的先北后南、先难后易的统一方针，而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针，使已成惊弓之鸟的辽获得重整旗鼓的机会。从当时辽与中原力量对比的状况估量，收复幽云十六州之地的时机是存在的，而且宜速不宜缓，错过时机，幽云十六州之地终不可复，酿成华北平原上契丹铁骑纵横驰骋，汴梁以北无屏障可守的政治后遗症，赵匡胤难辞其咎。

赵匡胤没有乘胜北征辽朝，而是派少量兵将防御辽与北汉，集中优势兵力去统一经济富庶的南方各国。

平荆湖——建隆三年（962年）湖南周行逢死，子周保权继位，大将张文表起兵独立，周保权向宋求援，正好给宋朝提供了出兵的借口。乾德元年（963年）宋军根据宋太祖的部署，假道荆南，攻取湖南，一举平定荆湖。初战获胜，宋朝占领了荆、湖这块战略要地，西进可逼后蜀，东进可胁南唐，南下可取南汉。

平后蜀——平荆湖后，宋太祖为平后蜀作了周密策划，在截获后蜀给北汉的密信（商约联手对抗宋朝）后，于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从凤州、归州两路进攻后蜀，破夔峡、剑门天险，于次年平定后蜀，国君孟昶投降。

平南汉——开宝三年（970年）宋太祖发兵南下岭南，南汉国此时腐败不堪：“兵不识旗鼓，人主不知存亡。”宋军连战连捷，于次年兵临南汉国都广州城下，国君刘出城投降，南汉灭亡。

平南唐——宋朝建立后，南唐元宗李璟派使臣带厚礼向宋太祖祝贺，其子李煜继位后，每年都向宋朝进贡。宋平南汉后，李煜向宋太祖上表，自动削去南唐国号，企图以“江南国主”的称号苟延残喘。宋太祖要完成统一大业，岂能容忍“江南国主”的存在，于开宝七年（974年）发兵征伐江南。次年十一月，宋军攻占金陵，俘获李煜，南唐灭亡。

平吴越——宋朝建立后，吴越王钱俶遣使祝贺，此后每年都朝贡不断，并出兵助宋攻南唐。南唐灭亡后，钱俶奉命前往东京朝见宋太祖，实际上已纳土归附，只是名义上还保留吴越国王的称号。

平福建——割据漳州、泉州等地的留从效死后，牙将陈洪进夺得兵权，遣使向宋朝进贡，被宋任命为平海军节度使。南唐、吴越次第平定后，陈洪进纳土归附于宋。

宋太祖用了十三年时间，统一了南方各个割据政权。他的继承人宋太宗赵光义，继续完成统一大业，在接受陈洪进纳土归附、削去吴越国号后，把统一的方向转移到北方。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率军亲征山西，攻下太原，平定了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至此，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割据分裂局面终于宣告结束，代之以新的统一局面。但是，幽云十六州之地始终未能克复，留下了隐患。

十、北宋——划时代的新阶段

58．北宋的官僚政治

宋史专家邓广铭说：“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此话也许是一些历史学家的共识。公元960年宋朝勃兴时，中国的物质文明进入了划时代的新阶段。货币流通（纸币）的进一步扩大，火药及火球投掷机的发明，罗盘针用于航海，炼铁高炉的发明，利用水力的纺织机的发明，造船技术中防水隔壁的发明等，都出现在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个时代。

宋朝确实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经济迅猛发展，经济重心南移，传统的科学技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反映在政治上，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然而也有它的新形势与新问题。官僚政治体制的确立是以吸收晚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为前提的，为了严密防范文臣、武将专权独裁，制订出一整套集中军权、财权、政权、立法与司法权的“祖宗家法”；建立起适合本朝需要的严密的中央决策系统以及相适应的运行机制。然而，它的代价是沉重的，或者可以说是利弊参半的。

一介武夫出身的赵匡胤，为了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重演，尽力削弱地方权力，一切收归中央。矫枉过正，带来了新的弊端，中央大权独揽，统得过死，形成国家积贫积弱的负面效应。

唐末以来，一向是“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五代军阀公然声称兵强马壮就做皇帝。即以赵匡胤而论，从军校进而掌握禁军大权，然后夺得帝位，也是如此。所以他即位后，第一步就是整顿禁军，实际是剥夺为他打天下的将领们的兵权，又不想效法刘邦大杀功臣，而是用高官厚禄作为交换条件，一手策划了所谓“杯酒释兵权”的闹剧。据《宋史 · 石守信传》记载，这一闹剧极富戏剧性：

赵匡胤因晚朝，与石守信等大将饮酒。

酒酣，赵匡胤说：“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

石守信等顿首说：“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

赵匡胤说：“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石守信等说：“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

赵匡胤说：“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

石守信等说：“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石守信等都称病请假，乞求皇帝解除兵权。赵匡胤欣然同意，立即下旨那些开国元勋以清闲官衔享受优厚待遇，并为他们建造府第，赏赐厚礼，让他们去享清福。于是，把与他一道打天下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兵权削夺干净，另换资望较低的人去统领禁军。这还不够，必须从制度上予以巩固，从几个方面对禁军采取整顿措施。

宋太祖像

降低禁军统帅的地位。原来禁军分殿前司与侍卫司，殿前司长官正副都点检权力很大，于是罢免正副都点检，以地位较低的正副都指挥使统辖；又把侍卫司分为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使禁军统帅地位降低、权力分散。

削弱禁军统帅职权。把禁军的招募、屯戍、调发之权，划归枢密院的枢密使，使禁军统帅只负训练之职。

疏远禁军将兵关系。改变原先禁军中将领与士兵关系密切的状况，实行更戍制，轮番到各地戍守，经常换防，使将不专兵，兵无常将。

削弱地方军事力量。在削弱禁军统帅权力的同时，收地方精兵充实禁军，尽力削弱地方兵力。全国军队分为四种：禁军（中央军）、厢军（地方军）、乡军（民兵）、蕃军（边境少数族兵）。禁军多而强，待遇最好；厢军待遇坏，从不训练，乡军不是正规军，更不如厢军。重内轻外的结果是军队战斗力大大削弱，面临不断出现的外患时，暴露出始终无法解决的大问题——“积弱”。正如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所说：宋代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首先关注的是防止帝国再次因为地方军阀的兴起而分裂，他们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分裂，其代价却是牺牲军事实力，这使宋朝在处理他们与富于进攻性的蛮族邻居的关系时，处于不利的地位。

宋朝又把过去的征兵制改为募兵制，禁军和厢军的兵员是由政府招募来的职业兵。据邓广铭统计，北宋建国初的九十年中，兵员数量直线上升：

968—976年37.8万

995—997年66.6万

1017—1021年91. 2万

1041—1048年

125.9万

国家养兵百万，消耗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使财政状况长期陷于拮据，是导致国家“积贫”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招募来的士兵不乏游手好闲、流氓无赖之徒，“仰食于官”，并无士气。另一方面士兵待遇过差，只有上等士兵的收入可维持全家温饱，厢军士兵收入不足以糊口，不得不兼营他业。因此军队纪律松弛，骄惰成性，毫无战斗力可言。

赵匡胤的政策方针是“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收精兵的基础是制钱谷，即集中财权。晚唐以来，地方把正式税收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项，藩镇往往扣押或多留，使自己经济实力雄厚，养军队对抗中央；而中央财力渐少，无力养军，于是形成地方强、中央弱的局面。宋初改制，把各地税收机关收归中央掌握，地方税收除留一部分供地方开销外，全部上缴。宋初设置诸道转运司，专主财赋与漕运；以后又把全国分为十五路（十五个行政区划），转运司便成为北宋一代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

令人困惑的是，财权过分集中，并未造成“国富”，恰恰相反，由于挫伤了地方的积极性，带来了普遍“积贫”的负面效应。从北宋中叶起，地方州县的财政已呈现入不敷出景象，并且日趋严重。其根源在于，中央政府向地方征调的数量持续增长，中央政府一直不想调整赋税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配格局，于是乎只能默许州县政府超越制度许可范围去开辟财源，以致造成吏治败坏与财政拮据的恶性循环。

最能反映北宋官僚政治特点的是行政权的集中。唐朝的宰相“事无不统”，权力很大，赵匡胤反其道而行之，分割宰相权力。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并以枢密院（首长为枢密使）分其军权，使宰相与枢密使文武分立，宰相的政事堂与枢密院号称“二府”；又分其财权给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合称三司），号称“计相”。宰相主政，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三权分离，各不相知，一切都要通过皇帝。同时又提高御史台、谏院等监察机构的权力和地位，纠举、弹劾各级官员，迫使宰相不得不屈从于作为皇帝耳目的台谏官。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中指出：中国帝制政府总是力图在中央与地方官吏之间平衡权力，即在集权于一身的君主与依附君主命令行事的文武官员之间保持一种权力平衡；宋朝时这种权力平衡有向中央政府和文官倾斜的趋势，军事危机有利于朝廷集权。行政权的过分集中，形成了官僚政治体制的弊端——官僚机构空前庞大。

一方面，宋朝官僚制度中有“官”、“职”、“差遣”的区分。所谓“官”，实际是一种等级待遇，作为叙级、分等、定薪的依据，即“寓禄秩，序位品”。官称与职务相脱离，上自仆射、尚书，下至员外郎，都不担任与官称相符的职务，官名只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称为寄禄官。这些官并不管事，只依品级领取俸禄。所谓“职”，不是职务，而是加官，只是一种虚衔，授给某些有名望官员，例如学士、直学士、待制等清高头衔。上述两种官僚，“有官无权”，“有职无权”，真正负实际责任、有实际权力的是“差遣”。所谓“差遣”，也称职事官，是官员们担任的实际职务，如侍中、中书令为官，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差遣，握相权；又如刺史为官，知州为差遣，握地方权。由于官僚制度的离奇，造成“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的怪现象。

另一方面，宋太祖、太宗两朝建立了新官制，并没有全部消除旧官制，长期保留唐、五代遗留下来的许多官位职称。集中权力的结果是大批官僚无所事事。中央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大都不管本司事务，只是领取高薪、享有崇高政治地位而已。在国家机器中，旧官和新官，有权的官和无权的官，朝廷派遣的官和地方的官，机构重叠、臃肿、庞大，效率又出奇的低下，官僚政治的一切弊端显露得淋漓尽致。由恩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进入官僚队伍的人不断增多。宋真宗时，文武百官9700人，宋仁宗时增至17000人，宋英宗时增至24000人，这还不包括正官之外等候差遣空缺的候补官僚，如果把他们也统计在内，那么数量将猛增数倍，因为“一位未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苏轼在当时尖锐地指出：“国家自近岁以来，吏多而阙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无事而食也。且其莅官之日浅，而闲居之日长，以其莅官之所得，而为闲居仰给之资，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官不管事，却享受极优厚的俸禄，有正俸、禄粟、职钱、春冬服、从人衣粮。例如正一品宰相每月有正俸钱三百贯，每月禄粟一百石，每年有绫四十匹、绢六十匹、绵一百两。除“职钱”、“从人衣粮”外，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饲马刍粟、米面等各项（包括每月薪柴一千二百束，炭一百秤，每年盐七石），是薪给制与供给制的混合，甚至他们的随从人员（七十名）的衣粮也由国家包了下来，又有额外的赏赐及恩荫。外官在正俸、职钱、禄粟之类以外，还有公使钱、公用钱（其实是私使钱、私用钱）、职田、茶汤钱等。这些官僚，在职时俸禄既厚，退职时又有词禄，还有各种特权，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当时称为“形势户”或“形势之家”。

据宋朝法令汇编《庆元条法事类》，所谓形势户，除了品官之家外，还包括各路按察官司，即帅（安抚使）、漕（转运使）、仓（提举常平）、宪（提典刑狱）衙门的吏人，以及州役人、县役人等。不过形势户的主体是品官之家（即官户），是指一个或几个品官为中心的聚居家族，如品官本人已死，他的品级、地位够得上荫及子孙，这个家族还可称为品官之家。法律明文规定，品官自一品到九品，可以享有“议”、“请”、“减”、“赎”、“免”、“当”等特权，犯了法可以从轻发落或免予追究。不仅品官本人，而且其家庭成员都可以享有免役特权，不少地主诡称把田产典卖给官户，借此逃避差役。当时人仕门径有恩荫一途，宋太祖起于民间深知荫补的弊端，他曾说：“资荫子弟但能在家弹琵琶、弄丝竹，岂能治民！”所以禁止荫补入仕者出任地方官。到太宗、真宗时代，不断扩大荫补的范围和名目，荫补入仕大为泛滥，全由高级官僚包占，一个官僚可以荫补五六人至一二十人为官，于是一批又一批纨袴子弟，不论贤愚，都窃居禄位。约占宋朝总户数千分之一二的官户，成了政治腐败的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