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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方面，北宋中叶的贾宪提出了“开方作法本源”图，即指数为正数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从商除、平方、立方、四次方至六次方的系数列成一个图，世称贾宪三角形，比西欧相同的帕斯卡三角形早了600年。他的“增乘开方法”，是解一元多次方程求正根的一种简便方法，与西方数学家霍纳的方法大致相同，但早了700多年。南宋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发展了贾宪的增乘开方法，解一个一元十次方程式，并附有算图。算图中列算式井然有序，后人称为“秦九韶程序”。他还发明了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组的普遍解法——“大衍求一术”，成为闻名于世的中国剩余定理。方豪在《宋代的科学》一文中指出：宋代数学家中，当以秦九韶为最突出。哈佛大学的科学史专家沙顿（G. Sarton）认为：“在中国数学家中，不但是当时，就是永久，（秦九韶）也可算得是最杰出的一位。”

水运仪象台

在宋朝科学家群体中，沈括是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李约瑟认为，沈括“或许是全部中国科学史上最有趣味的人物”，他的代表作《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嘉祐八年（1063年）进士，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任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晚年移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撰写《梦溪笔谈》，涉猎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医学等。他提出了十二气历的编制方法（以立春为元旦，按节气定月份，大月31天，小月30天，大小月相间），虽然没有实行，但在历法史上无疑是一项卓越成就，对农事安排十分有利，比英国类似的历法早800多年。他对1064年陨星的观测，留下了翔实的记录，并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陨星为陨铁的解释。他是最早使用“石油”这一名称，并意识到石油用途与价值的科学家。他发现陕北自古就有“石油”流出，当地人称为“脂水”，用来烧烟制墨，他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因为“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北宋时期许多科学发明，例如活字印刷、指南针应用等，都借助他的著作记载而得以流传，彪炳于史册。为了纪念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1979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该台于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编号2027）命名为“沈括”。

沈括像

63．“商业革命”面面观

宋朝经济发展的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西方汉学家把宋朝的转折点称为一次“复兴”或一次“商业革命”，是毫不为过的，特别是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更显现出开风气之先的独特风采。费正清、赖肖尔的《中国：传统与变革》第六章第四节的标题就是“商业革命”四个字。他们指出，宋代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在“宋朝的黄金时代”的标题下写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

北宋的首都东京（开封）与唐的首都长安在都城结构上有很多不同，根本的一点在于：不再有先前那种坊、市之间的严格区分。日本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加藤繁在几十年前就指出了这一变化，他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指出：“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等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杨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进一步补充道：“我们认为五代末年后周扩建东京外城的新规划，已经承认沿街居民可以任意当街开门，如同坊中沿巷居民可以任意向巷开门一样。”因此可以断定，五代至宋初，随着东京的逐渐繁盛，不再有坊市之间的严格区分。这种变化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意义，它适应了商品经济的趋势，把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解放出来，扩散到了大街小巷的沿线，形成了近代都市商业街的雏形，为都市商业拓展了新空间。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新景观：乾德三年（965年）宣布不禁夜市，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限制，开封城内十字大街有所谓“鬼市”——五更点灯营业至天明；马行街北至新封丘门大街，夜市营业至三更，到五更时分又再开张，至于“耍弄去处”（娱乐场所），营业“通宵不绝”。

北宋东京示意图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革。从汉代到唐代，政府在城市中指定集市贸易地点，商人们集聚到那里做生意。依照惯例，集市贸易要到中午才开始，傍晚之前就结束。杨联陞在《中国制度史研究》中说：“唐朝时，集市在中午以200下鼓声而告开张，在日落前七刻钟以300下铜锣声而告结束。这个规矩从9世纪逐渐松弛下来了，到12世纪时，大城市的商业活动从一大清早持续到夜是很常见的，商人们在时间和地点上都不再受到限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宋之间的社会变革。

东京开封街巷的格局，源于后周，宋初进一步作了规划，四条大街作为御街，与南面的南薰门、西面的新郑门（即顺天门）、东面的新宋门（即朝阳门）、北面的新封丘门（即永泰门）相连接；此外还有东西向的横街，如潘楼街、牛行街、踊路街、梁门大街，以及南北向的直街，如浚仪桥街、相国寺东门大街等。这些街都与巷连通，构成有规则的街巷网络，把商业区与居民区打成一片，在许多交通便利的街巷中，都有繁华的“街市”，其中尤以东南西北四条御街最为热闹，由新兴的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瓦子以及日用品商店组成一个个摩肩接踵、昼夜喧闹的商业中心。最为繁华的是北面御街的街市，从宫城南门（宣德门）东去，有东西向的潘楼街，从宫城东南角的东角楼向东，直到十字街头，叫土市子，南有界身巷，是金银綵帛的交易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是适应商业新发展而兴起的货币金融交易中心。潘楼街既有集市性质的潘楼酒店，又有金银行所在的界身巷，以及瓦子中最大的桑家瓦子。马行街既有马市和庄楼、杨楼、任店等酒楼，又有大小货行所在的东西两巷，以及医行、药行。新封丘门大街有州北瓦子和茶坊、酒肆、饮食店。

张择端画于1126年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再现了东京鼎盛时期的街市繁华景象。这幅长5.25米、宽0.255米的长卷，描绘清明时节前往汴河一带游览的情景。明朝弘治、正德年间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所写《清明上河图》跋文，是研究此画的心得。他说：“上河云者，盖其时俗所尚，若今之上塚然，故其盛如此也。图高不满尺，长二丈有奇，人形不能寸，小者才一二分……人物则官、士、农、贾、医、卜、僧道、胥隶、篙师、缆夫、妇女，臧获之行者、坐者、授者、受者、问者、答者、呼者、应者，骑而驰者，负而戴者，抱而携者，导而前呵者，执斧锯者，操畚锸者，持杯罂者，袒而风者，困而睡者，倦而欠伸者，乘轿而搴帘以窥者，又有以板为舆，无轮箱而陆曳者……店肆所鬻，则若酒若馔，若香若药，若杂货百物，皆有题匾名氏，字画纤细，几至不可辨识。”画卷由东水门外虹桥以东的田园起始，接着描绘汴河上的市桥及周围街市，再描绘城门口的街市、十字街头的街市，画了各色人物七百七十多人、房屋楼阁一百多间、大小船舶二十多艘，蔚为壮观，令人目不暇接。画面上一座华丽高大的城门以内，有一队满载货物的骆驼队正从此门向东出城；城门内西面不远处，有一座三层建筑物——孙家正店，门前有彩楼欢门，十分富丽堂皇；街市上随处可见商店的幌子，如“王家罗锦匹帛铺”、“刘家上色沉檀栋香”、“刘三叔精装字画”、“孙羊店”之类丝绸店、香药店、裱画店、饮食店，以及豪华的招商旅馆——“久住王员外家”。值得注意的是，东京的大酒楼号称正店，有七十二家之多，它们兼具商品交易的功能，有些就是商人同业组织开设的，如马行开设的庄楼、牛行开设的牛楼、小货行开设的时楼、矾行开设的白矾楼，作为同业商人看验商品质量、商定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具有后世同业公所及交易所的性质。东京的酒楼、茶坊适应商业大潮，它们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有“应招女郎”——“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有“陪酒女郎”——“为酒客换酒斟酒”的，叫做“焌糟”；有“卖唱女郎”——叫做“扎客”或“打酒坐”。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东京开封迥然有别于昔日长安的新潮特色。

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 · 张择端）

当时东京以经商为业的有两万多户，其中六百四十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属一百六十行，经营米、茶、盐等商品贸易。各种商业中以金银綵帛的交易额最大，而数量最多的是酒楼，除了上述号称“正店”的七十二家大酒楼，还有三千家左右称号“脚店”的小酒楼，而更小规模的脚店则“不能遍数”。东京不但有数量众多的商店、摊贩，还有集中的贸易市场，以相国寺庙市最为著名，据《燕翼诒谋录》说：“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这个市场每月开放五次，即初一、初八、十五、十八、二十八，大抵是由庙会发展而成的。大山门内卖飞禽走兽，第二座山门内卖“动用杂物”；广场上设彩幕、露屋、义铺，出售家用器物如蒲盒、簟席、屏帏、洗漱器皿、鞍辔、弓剑、时果、腊脯等。近大殿（弥勒殿）处，出售老字号名牌产品：王道人蜜饯、赵文秀笔、潘谷墨。两廊出售绣作、领抹、花朵、珠翠首饰、幞头帽子等。大殿后、资圣阁前，出售书籍、古玩、图画、土产、香药之类。每逢庙市日子，万商云集，算命卜卦、杂技女乐也来此献艺，相国寺成了一个大型百货商场和游乐场。此外，还有遍布于全城的酒楼、茶坊集市（夜市）、城门口街头和桥头集市（早市）、瓦子集市等。

东京依汴水建城，汴水北通黄河，南通淮河、长江，因此东京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食、沿海各地的水产、辽与西夏的牛羊，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酒、果品、茶、丝绢、纸、书籍，还有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的香料与珍珠。东京浓厚的商业气息，昭示着北宋的商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据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说：“现有的书籍每说到宋朝，总离不了提及公元1021年的国家收入总数为15000万，每一单位代表铜钱1000文。其原文出自《宋史 · 食货志》会计部分……然而根据当日折换率，以上总值黄金1500万两至1800万两之间，粗率地以今日美金400元值黄金一两计算，则上数相当于美金60亿至70亿。当时全世界没有其他场所，国富如此大数量地流通。”此后，他在《黄河青山》中，再次重申上述观点，指出：“其他地方看不到这样富足的政府财政。”

在这种背景下，货币也发生了突破性的变革——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金银作为货币的流通量不大。当时每年铸造的铜钱已是唐朝的一二十倍，大约有1.5万多吨，仍旧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商品流通的需求，出现了“钱荒”。何况铜钱、铁钱体积大、分量重，对于长途贩运贸易或巨额批发交易，十分不便。于是纸币应运而生，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富商联手发行一种钱券，称为“交子”。这种交子是由商业中的信用关系（俗称赊）孕育出来的一种容易携带的轻便货币。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收回发行纸币的权利，在益州设立“交子务”，负责印刷、发行交子，改变了先前私家发行时没有固定面额和流通期限、没有资金准备与兑现保障的缺点，规定每两年一界，每界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余贯，备本钱三十六万贯铁钱，以便持交子者在取现钱时兑取。这种政府发行的纸币的特点是，面额固定并盖有官印，用户纳入现钱换取交子时，要把商业字号登记入簿，兑现时按字号销账，以防伪造；用户纳入现钱兑换交子时，要扣下三十文钱入官，作为纸墨费，不同于民间交子兑现时才收利息；它有一定流通期限，有固定机构负责印刷、发行和回笼。起初交子只在川峡路流通，后来扩大到陕西路、河东路，政府便在开封设置交子务，负责面向全国的交子的发行事宜。南宋时由于铜钱大量外流，钱荒愈加严重，纸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有四川钱引、湖广会子、两淮交子（以铁钱为本位）、东南会子（以铜钱为本位）。所谓“会子”，原先叫“便钱会子”，是市场金融关系中自发产生的，“便钱”即汇兑，“便钱会子”当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12世纪四五十年代，才发展成为兼有流通职能的铜钱兑换券。

会子铜版（南宋）

交子、会子由于机制的不完备，出现了许多弊端，但它作为最初的纸币在商业和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600多年。

宋朝商业呈现“网络状”分布格局，即以大都市为中心，城镇市场为拱卫，乡村集市墟场为外围的分布状态。城镇环绕都市，集市环绕城镇，形成区域市场。漆侠《宋代经济史》认为，宋朝商品流通有两种运动形式：一是农副产品的“求心”运动，即粮食、布帛等来自农村的产品通过镇市向城市集中；一是手工业产品的“辐射”运动，即手工业产品在某一产地大批量生产后，由商人运往各地经销。商业与服务行业的发展，促使人口向城市集聚，坊郭户在当时单列户籍，标志着城市经济的发达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人口向城市的集聚，既为农产品创造了市场，又刺激了农村商品生产。随着商业的突飞猛进，宋朝商人人数增多，资金雄厚，开封城中，坊郭户的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于是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商人可以入仕，致使官商一体。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李觏（gòu）在《富国策》中阐述了“商人众则入税多”的观点，与荀子倡导的“工商众则国贫”的传统观点截然相反。

以上关于商业革命的粗略一瞥，显示了宋朝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由于契丹、女真、蒙古的相继南下，连年不断的战争阻断了这一发展势头。

64．契丹的兴起与辽的二元化体制

契丹族与秦汉时的东胡，魏晋南北朝的乌桓、鲜卑有着渊源关系，游牧于辽河流域。安史之乱后，唐朝在北方的统治衰微，契丹趁机发展，9世纪后期日益强大。

当时契丹的社会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民族联合体，逐渐形成部落联盟。联盟首领是由部落酋长议事会选举产生的。此后，又在联盟首领外设立了军事首领“夷离堇”。9世纪末，联盟首领由遥辇氏世袭，军事首领由耶律氏世袭。

世袭军事首领耶律氏在对外征战中扩大了权力，积累了财富，拥有大量人口、牲畜的耶律阿保机，在907年推翻了遥辇氏，任契丹部落联盟首领。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称帝建元，即后人所称辽太祖，年号神册，都城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成为中原最大的威胁，左右五代兴亡的重要外来因素。五代与契丹的对峙时期，石敬瑭把幽（今北京）云（今大同）十六州割让契丹，更加助长了契丹对土地的贪欲。944年契丹从幽州、云州两路南下，946年再次南下，进占后晋都城开封，耶律德光于947年在开封举行即位仪式，改国号为大辽。一个北方民族皇帝的即位仪式选择在中原的开封举行，其意味是深长的。虽然耶律德光不久即北撤，但此后辽与中原王朝的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很久。幽云十六州的割让间接地对五代以后的一二百年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一地区是北方边防重镇，沿线有燕山山脉、古长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南面则是暴露无遗的平原，骑兵可长驱直入，石敬瑭的余毒流害了几百年。

辽的版图大约相当于今东北、蒙古、河北及山西北部一带。契丹之名随其势力的西渐而远扬，中世纪俄国人称中国为Kitai，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辽境内生产与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有两类：一类是“耕稼以食，城郭为家”的汉族和原渤海国人；一类是“渔猎以食，车马为家”的契丹族和其他北方民族。为了适应这种情况，辽制定了蕃汉分治的二元化政治体制。辽的中央官制有南面、北面之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主管蕃事的北面官治契丹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办事衙门设在皇帝牙帐之北；主管汉事的南面官治汉人州县、军马、租赋之事，办事衙门设在皇帝牙帐之南。这就是《辽史 · 百官志》所说：“蕃不治汉，汉不治蕃，蕃汉不同治。”这种二元化政治体制在辽的国号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辽朝建国初期称为“大契丹”；辽太宗时实行双重国号，在农业区称为“大辽”，在草原地区称为“大契丹”；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辽朝始终称为“契丹”。

辽所统治的版图，从经济形态上分，大体是三个区域：游牧区、游牧农耕混合区、农耕区。辽的统治者采取以游牧民族为主、以农耕民族为辅的二元化体系，上述政治制度二元化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辽的皇帝与统治中枢始终留在契丹兴起的上京临潢府一带及中京大定府一带；契丹民族长期保留游牧民族的习气，斡鲁朵、捺钵的存在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辽君主的居所称为斡鲁朵（Ordo）。斡鲁朵一词，在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中几乎是共同的，意为帐篷。《金史》作斡里朵，《元史》作斡耳朵，《元朝秘史》作斡儿朵，《长春真人西游记》作兀里朵、窝里朵，《黑鞑事略》作窝里陀，都是同一词的不同音译法。北方游牧民族居住毡帐，君主常居中央，所以君主的毡帐称为斡鲁朵，即宫帐、宫卫。斡鲁朵是辽君主的常驻地，也是他死后陵寝的所在地，往往成为部落集团驻屯地的中心点。统治者的骑兵弓箭手被组织在斡鲁朵中，成为营帐卫士，这种近卫军由二千人发展到五千至七千人，是最精锐的骑兵。

君主的行营（或行在、行宫），称为捺钵，它适应了游牧迁移的需要，由毡帐、车辆构成。它是“四时行在之所”，春夏秋冬四时，皇帝率大臣、军队各处移动，有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

斡鲁朵与捺钵所在之处，都必须占地，不论俘掠户还是军队都必须分配土地，由于流动性较大，所以土地关系是不固定的。斡鲁朵领有的大量土地，构成皇帝及其后妃的私人领地，称为“御庄”。在这些领地上服劳役的生产者是宫户，宫户包括契丹本部及汉人、渤海人及其他俘户，进献生口或犯罪没入人户，还有自愿加入宫籍的人户。宫户不仅是斡鲁朵的一切经济负担的承当者，而且也是战时编制宫卫骑兵的承当者。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辽）

在向南的扩张中，在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过渡中，契丹贵族大量地俘掠人口，并把俘掠到的人口强制性地与土地结合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私城，即头下州军。所谓“头下”，也称为“投下”，两者同音同义。这种头下，是诸王、后妃、公主、驸马、外戚、功臣及诸部酋长的领地、领民。构成头下州军的主体，是俘掠来的奴婢化、部曲化的农民，即头下主的私户，契丹领主的依附领民——农奴，以其所提供的劳役来供养领主统率的各种军队。领主的领民既要承担本主的课税，又要承担朝廷的课税，于是头下户逐渐演变成二税户。

随着圣宗、兴宗、道宗统治时期（10世纪末至11世纪）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的融合，农耕经济日渐兴旺而游牧经济日趋衰落，于是辽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趋势，把游牧与农耕的二元化体制变为以农耕为主的一元化体制，契丹的部族制渐次消失。

辽圣宗以后，汉族的高度文明为契丹贵族所接受，融入了辽的文化之中。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位于今北京房山县），发现隋唐时代开凿的石室、石经，辽圣宗命僧人继续刊刻经板，补缺续新，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与原存石经《涅槃经》、《华严经》合称四大部经，是对佛教经典的一次校勘整理。兴宗时开始校印佛经的总集《大藏经》，用木板雕印，共五百九十七帙，为与宋太宗时成都雕印的大藏经（宋藏）相区别，辽印本通称“丹藏”（契丹藏经）。现存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984年），是三层重叠的木构建筑，继承了唐的框架法建筑传统。现存北京天宁寺砖塔、宁城（辽中京）砖塔、山西应县木塔，都是实体，八角层檐，是一种创新。

由于汉化程度的加深，见于记载的辽朝文学作品多用汉字书写。但辽朝创造了契丹文字，称为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久已失传。契丹大字和小字是根据汉字字体而改作的拼音字。大字是以几个音符叠成契丹语的一个音缀，在形体上仍仿汉字合成一个方块字；小字笔画稍简，又称“小简字”。1932年在辽皇陵（今辽宁白塔子）出土道宗与宣懿皇后的哀册刻石，是用契丹字写的，于是契丹文字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近年来，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墓志、铜镜都有契丹文字，其中有一些目前还不能通解其含义。

为了抵制汉化，契丹人尽力保持自己的制度、礼仪乃至生活方式，他们自觉地不说汉语，以免被淹没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然而无法预料的是，他们最后不是败于汉族之手，而是败在自己身后的另一个后进民族。

65．党项羌与西夏

党项是羌族的一支，但并非纯粹的羌族共同体，至少融合了鲜卑与羌两个民族，所以文献称为“杂虏”。原先居住在今青海省东南部的黄河河曲一带，隋唐时期逐渐向外扩展。8世纪、9世纪间，党项受吐蕃侵逼，逐步向甘肃东部、宁夏及陕西北部迁移，其中迁到夏州（今陕西横山县）的一部叫拓跋部，受唐朝赐姓李，从此夏州拓跋氏改称李氏。宋朝建立后，加封夏州政权的掌权者李彝殷为太尉，死后又赠封夏王。银州防御史李光俨之子李继迁，在势力逐渐壮大之后，向辽圣宗称臣请婚，辽朝册封他为夏国王，从此李继迁和辽结成犄角之势，困扰宋朝。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嗣位后，一面向宋朝纳贡求和，一面向辽朝请求册封。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任命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并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辽朝也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嗣位后，不断开疆拓土，于1038年正式称帝，国号大夏。这时夏国的疆域，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小方盘城），南迄萧关（今甘肃环县西北），北抵大漠。景宗元昊完成了河西地区的统一，使疆域扩大为二十个州；以后西夏疆域最后定型时，按唐末建置有二十二州之地，加上实际领有的若干州，共有三十二州之地。

元昊模仿宋朝制度建立政府机构，行政机关叫中书，军事机关叫枢密，财政机关叫三司，监察机关叫御史台，此外，管理首都事务的叫开封府，管理宿卫的叫翊卫司，管理官吏任免的叫官计司，管理仓储收支的叫受纳司，管理农田水利的叫农田司等。夏的官制与辽一样，也是蕃汉并行，蕃汉分治。

党项族男子十五岁成丁，平时从事农牧业生产，战时应征入伍，堪称全民皆兵，总计可征兵额约五十余万。兵丁自备弓矢甲胄，自带粮草，由官府发给马、驼各一。每当征发兵丁时国君以银牌召部落首领面受约束，部落首领各统领本部兵应召；出征前各部落首领刺血盟誓，由国君率领他们进行射猎仪式，让他们发表战略战术意见。元昊又设立十万“擒行军”——以俘获人口为职责，是夏国的精锐武装力量，装备精良，把旋风炮置于骆驼鞍上，发射石弹攻击敌人。这种军队战斗力十分强劲，宋与夏发生战争，每每夏方取胜，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党项人一向从事游牧业，自从李继迁提倡农耕、兴修水利以来，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河西、陇右地区农牧两旺。夏的中央政府设有主管畜牧业的群牧司，官营的畜牧业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它的手工业很有特色，尤其是冶铁业与兵器制造业十分发达，因此从夏输入宋的物资中首推兵器。例如神宗熙宁年间传入宋境内的“神臂弓”，制作精良，以优质木料制成弓身、弓鞘，还以“铁为枪镗，铜为机，麻索系扎丝为弦”，“能洞（穿）百扎”。以后韩世忠仿照“神臂弓”制造了“克敌弓”，威名盖世。又如夏国制造的佩剑，被宋人誉为“天下第一”，宋钦宗曾“佩夏国宝剑”，于此可见一斑。它外表美观，锋利无比，“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

西夏统治西北地区，以其称帝立国计，达一百九十年，以“虽未称国而王其土”计，则历三百四十七年，在境内改年号、订官制、建都府、更礼乐，俨然西陲一大国。西夏确有一批雄才大略的统治者，故能以西陲之地先后与辽、金、宋相抗衡，当时宋朝倾全力未能挫其锋灭其锐。它在短暂的时期内创造出的文化，有着独特的意蕴，至今仍令世人瞩目。

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影响，其统治者多喜爱汉文化，大量翻译汉文典籍，或依据汉籍编译新著，涌现出一批对汉文化颇有造诣的文人学士。如儒家斡道冲，诗人濮王仁忠，撰修夏国实录的焦景颜、王剑，编纂《番汉合时掌中珠》（夏汉对照双解词集）的骨勒茂才，写作《夏国谱》的罗世昌等。西夏从宋输入“九经”（《易》、《书》、《诗》、《春秋》、《左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始终奉行宋朝历法，随着汉化的加深，夏人“读中国书籍，用中国东服”，宋朝“许夏国用汉衣冠”，每年十月派人“押时服赐夏国”。

西夏文化中最独特之处是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夏景宗元昊和野利仁荣等创制的西夏文字称为“国书”，模仿汉字，字形方整。字体的创制，多用汉字六书的会意法。西夏国书创制后，公私文书都用国书书写，但汉字仍通行，夏给宋的公文，多用西夏文和汉文并列书写。随着西夏文字的广泛应用，出现了不少说明西夏文字音韵、字义、结构的著作，以及译成西夏文字的儒家经典，如《孝经》、《论语》、《孟子》等。蒙古灭亡西夏之后，曾辉煌一时的西夏文化遂湮没无闻，六百年后重见天日，引起了世界的惊叹。

1908年至1909年俄罗斯探险家彼 · 库 · 科兹洛夫一行受皇家地理学会委派，对淹没于荒漠之中的昔日西夏王朝重镇——黑水城故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批文物，特别是在西城外一座高约10米、底层面积约12平方米的佛塔内，发现了层层叠叠的书籍、簿册、经卷、佛画、塑像等，他们惊呼简直是找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博物馆。1909年秋天，这批珍宝运抵圣彼得堡，藏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由于西夏王朝被蒙古所灭，西夏文字成为今人难识读的死文字，十分庆幸的是在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西夏王朝后期学者骨勒茂才编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另一本西夏著作《文海宝韵》，使识读西夏文字成为可能。

黑水城文献中西夏文典籍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语言文字类，除了《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宝韵》，还有收录6000个西夏文字（全部）的字典《音同》，表示西夏语语音体系的《五音切韵》，同义词词典《义同》等；以及识字读本《新集碎金置掌文》、《三才杂字》，仿《艺文类聚》体例的类书《圣立义海》等。

西夏刻本佛经

（二）政治法律类，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继承唐律、宋律并有所拓展；有《亥年新法》，对《天盛律令》中关于佛教寺院的规定有所增补修订。

（三）古籍译文类，如宋人吕惠卿注《孝经》，久已佚失，可由西夏文译本窥其原貌；又如唐人于立政所编《类林》也已佚失，可由西夏文译本恢复其原貌。

（四）佛教典籍类，西夏文佛典是黑水城文献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有译自汉文的佛经，也有译自藏文的佛经，还有卷帙浩繁的西夏文大藏经。

值得注意的是，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残历书是活字印刷本，这是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留存于世的最早的活字印刷书籍。对此，史金波《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有深入的分析。

西夏灭亡后，大批文物毁而不存，海外学者惊叹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夏王国之谜越积越多。近几年来《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出版，现在终于可凭借黑水城文献去破译早已消亡的西夏王国之谜了。

66．宋对辽、西夏的妥协

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未能取胜。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又率军攻北汉，包围太原，击败前来援救的辽军，迫使北汉投降。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收复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之地，宋太宗决定乘胜北伐辽国。虽然初战告捷，连克易州（今河北易县）、涿州（今河北涿县），但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一战遭到惨败，宋太宗中箭，乘驴车撤退，辽军转败为胜。

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再度北伐：东路军由曹彬率领，由雄州（今河北雄县）北攻涿州；中路军由田重进率领，由飞狐（今河北涞源）北攻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由潘美、杨业率领，出雁门（今山西代县），攻山后诸州。宋朝方面的作战方针是一厢情愿的，企图以东路军牵制辽的主力，使西路、中路能攻下山后诸州，然后合击幽州。辽国方面却始终把幽州作为战略重点，制订了重点防御、伺机反击的作战方针。因此，宋西路军攻下寰州（今山西朔县东）、朔州（今山西朔县）、应州（今山西应县）、云州（今山西大同），中路军攻下蔚州，东路军却受到重创，惨败于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西路军、中路军被迫撤退。潘美、杨业奉命掩护云、应、寰、朔四州民众内迁，杨业提出了一个可保万全的撤军方案。据常征《杨家将史实考》说，按照杨业提出的这条路线，宋军由代州经繁峙直插应州，切断攻占寰州辽军的后路，必然迫使辽军退兵争寰州，云、朔、应三州民众便可趁机撤离。但是监军王侁（shēn）等人反对这一方案，诋毁杨业有“他志”，迫使杨业冒险迎敌。杨业自知此战必败，临行前泣求潘美等在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布置援兵接应，以防全军覆没。潘美等以为辽军败走，违约擅离陈家谷口。杨业遭辽军伏击，退回陈家谷口，不见援兵，拼死力战，士兵死伤殆尽，他自己身负重伤，坠马被俘。他坚贞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杨业（？—986年），原名重贵，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人，青年时为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部将，刘崇建北汉政权时，改名为继业，赐姓刘，擢建雄军（今山西代县）节度使，与辽军交战屡建战功，号称无敌。宋太宗攻北汉时，随北汉主降宋，复姓杨，名业，为左领军卫大将军。一代名将杨业之死，朝野震惊，宋太宗下令追赠他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潘美降三级，王侁除名编管。杨业之子杨延昭，号称六郎，其孙杨文广（延昭子）继承遗志，在抗击辽、西夏的战争中，功勋显赫。民间传说中，延昭子宗保，宗保子文广，杨氏四代英雄业绩当时即被传颂，后经评话、戏曲、小说渲染成杨家将故事。

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放弃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计划转而对辽采取守势。由于幽云以南无险可守，只能在平原上疏浚沿边河道，筑堤贮水，种植榆柳，设置寨铺，抵御辽军南下。而辽方则由守势转为攻势，从此契丹骑兵不断南下纵横驰骋，宋军被动挨打，连遭败绩。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在承天皇太后和辽圣宗率领下，借口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以南十县之地，侵犯宋境。由于辽军善于野战，不善于攻城，绕开宋军固守的城镇，直扑黄河沿边的澶州（今河南清丰西，古称澶渊）城北，威胁东京开封。朝廷上下惊慌失措，有的主张迁都昇州（今江苏南京），有的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新任宰相寇准力排众议，敦促宋真宗亲往澶州前线督师。寇准起用在对辽战争中屡建战功的杨嗣和杨延郎（即杨业之子杨延昭），宋军在澶州前线用伏弩射死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辽军的嚣张气焰顿时受挫，双方陷入相持局面。

辽军此次南下，本意是掠夺财物、进行政治讹诈，无意于攻城掠地，一旦受挫便表示愿与宋朝议和。宋真宗对于此次出兵抗击原本缺乏信心，获悉辽方的议和信息，正中下怀，立即派官员到澶州辽营求和，只要辽军尽快北撤可以不惜任何代价。这次宋辽会盟史称澶渊之盟，双方约定：（一）宋朝方面每年向辽朝缴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二）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方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者；（三）双方不得创建城堡、改移河道；（四）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

宋方以如此沉重的代价换得辽方的撤兵，美其名曰：“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宋真宗还大喜过望，庆祝胜利。原先主张迁都昇州的王钦若，此时摇身一变，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把皇上当作“孤注”，订立“城下之盟”，致使寇准罢官而去。真宗的继承者仁宗仍然奉行屈辱求和方针，不修边防，辽兵扬言南下立即派官求和，答应每年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此来谋求边境的苟安。黄仁宇认为，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保持力量的平衡。其实不然，因为这是以妥协换来的虚假平衡。

宋对辽如此屈辱忍让，反映了朝廷上下缺乏抗敌信心，深惧辽军。仁宗时曾两度赴辽交涉，坚拒割地的富弼也不得不承认：“契丹委实强盛，兵马略集，便得百万，来则无以枝梧。”主张富国强兵的王安石也提醒神宗：“今河北未有以应契丹，未宜轻绝和好。”澶渊之盟是宋对辽屈辱外交的开端，虽然换来了河北二十多年的和平，却后患无穷。初时对辽是否能长期信守盟约疑虑不定，由于几次边界骚动后来都归于无事，宋对盟约的疑虑渐释，君臣边将戒心日弛，防务荒废。到了北宋末年，河北官兵士气荡然无存，一向视为天下根本的河北防务名存实亡，为日后的“靖康之变”埋下了祸根。

和辽成犄角之势的西夏也是宋朝的一大威胁，宋朝把对辽妥协的手段运用到西夏，如法炮制。

李继迁接受辽的册封称夏国王之后，宋太宗给赐姓李改名保吉，授予银州观察使官衔，李继迁不接受，不断骚扰沿边各州县，夺取宋军押赴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粮草，并发兵攻打灵州。宋军分五路解灵州之围，始终不能取胜。李继迁子李德明嗣位后，倾全力向西攻取河西一带，决定与宋朝改善关系。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册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以“赏赐”名义给李德明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换回西北边界三十年的安定。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称皇帝，建立大夏国，撕毁和约，向宋进攻，朝廷大臣面面相觑，无人肯表态。宋朝西北边境三四十十万驻军，在不占优势的夏军冲击下，全面崩溃。1040年延州之战，1041年好水川之战，1042年定州之战，连连战败。

宋仁宗命延州知州庞籍向西夏求和，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达成和议：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宋夏名义上君臣相称，宋每年以“赏赐”名义给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此外还得在节日赠夏银二万二千两、绢帛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以妥协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

宋对辽、西夏的妥协，反映了宋的积弱已相当严重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戏称：宋朝皇帝每年要向游牧民“送礼”，是宋朝一个致命的弱点，游牧民入侵十分容易，“送礼”政策实行了一个半世纪。

拥有强大经济与科技实力的宋朝，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始终处于下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西方学者说，游牧民族的惊人战斗力来自结合在一起的许多因素。例如：在战斗中一个骑兵拥有三匹马（两匹供轮换），他们身穿盔甲，带两把弓、一把斧、一把剑、一根绳和一些干粮，具备持续的战斗力。在开阔的平原地带，契丹武士发明了连锁阵，由十人、百人、千人为组合，有先锋、两翼、中心和皇帝卫队。他们一般不用优势兵力发起近战，而是采用切断敌方供给以及伏击、诱敌战术。再如：一个技术上的因素是使用了铁马镫，它使骑兵有一个牢固的踏脚之处，可以骑在马上箭无虚发。这种骑兵在军事战术上胜过中原的步兵。直到近代火器传入之前，亚洲的军事技术天平都倾向于骑兵。

67．女真的兴起与辽的灭亡

女真即隋唐时的靺鞨。粟末靺鞨建渤海国，五代时被契丹吞灭；黑水靺鞨也臣服于契丹。后来称为女真的就是黑水靺鞨。

契丹为了加强对女真的统治，把生活在辽阳一带逐渐接受辽文化的女真部落，编入辽的户籍，称为熟女真，又称为“曷苏馆女真”（意为篱笆内的女真）；生活在松花江以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以东的女真部落，保持本族习俗，不编入辽户籍，称为生女真。他们向辽朝交纳贡品，并以马匹毛皮与辽人交换商品。生女真没有文字历法，依靠草木生长来计算季节的更替；没有房屋，只是架木于崖坎上，用土覆盖，“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他们主要依靠狩猎和游牧维持生活。

11世纪初定居在黑龙江的支流阿什河（旧名按出虎水）流域的生女真完颜部，开始种植五谷，砍伐树木，制造车船，修建房屋，又掌握了烧炭冶铁等技术。完颜部运出砂金、东珠、马匹、貂皮、人参等，换回武器，扩充军备，势力日渐强大，吞并了女真各部，即白山部、耶悔部、统门部、耶懒部、土骨论部，以及“五国部”，组成部落联盟，其他各部也陆续加入联盟。完颜部的首领乌古乃死后，各部落间相互掳掠、争斗不断，徒单部另组十四部联盟，乌古论部组成十四部联盟，蒲察部组成七部联盟，这三个联盟联合攻打完颜部的十二部联盟。完颜部的联盟长盈歌、国相撒改、盈歌之侄阿骨打起兵迎战，击败了三联盟，组成统一的部落联盟，盈歌命阿骨打通告各部：此后不准再自称“都部长”（联盟长）。完颜部盈歌为首的联盟成为女真各部统一的联盟，盈歌按照阿骨打的建议，禁止各部自置牌号，统一于联盟，以完颜部的法令作为联盟各部落的统一法令，奠定了此后建立金朝的基础。

完颜部阿骨打（汉名完颜旻）是金朝的开国皇帝，祖父乌古乃、父劾里钵是完颜部首领，叔父颇刺淑、盈歌是部落联盟的联盟长。盈歌死，阿骨打长兄乌雅束任联盟长；乌雅束死，阿骨打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当阿骨打了解辽朝内部虚弱的信息，决定起兵反辽，摆脱辽的控制，于1114年向辽统治下的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小城子）进攻，不久又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大败辽军，乘胜攻占宾州（今吉林农安东北红石垒）、咸州（今辽宁开原老城镇）等地，声威大振。

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初一，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号大金，立年号收国，定都于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正式建立了与辽朝相对抗的金朝。之后阿骨打率军攻克辽北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并在护步答冈（今黑龙江五常以西）大败辽天祚帝的亲征大军。次年，夺取辽东半岛以东地区，年底加号大圣皇帝（太祖）。

女真骑士图

金朝建立后，阿骨打废除原来的部落联盟长制度，代之以皇帝制度，废除部落联盟时的“国相”制度，代之以勃极烈制度（勃极烈，女真语意为大臣）。中央由勃极烈四人组成辅政机构，阿骨打弟完颜晟（吴乞买）为大勃极烈，原国相撒改为诸部统帅勃极烈，辞不失为第一勃极烈，阿骨打弟完颜杲为第二勃极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