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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安谋克是女真社会中值得注意的一种组织形式，早期的猛安谋克与部落氏族关系极为密切。女真人平时在称为“孛堇”的部长领导下从事生产，战时这些“孛堇”带上猛安或谋克的称号，率其部出征。猛安，女真语的音译，其意为“千”，故《金史》译为千夫长；谋克，女真语的音译，其意为“百”，引申为百夫长。女真人“壮者皆兵”，兵民合一，生产与保卫合一。阿骨打即位的第二年（1116年），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契丹人也编为猛安谋克，以后又把汉人、渤海人编入猛安谋克，这是为了经略南方在军事上采取的权宜手段。这种部落兵战斗力极强——“辽人尝言：‘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

金朝建立后，继续不断地向腐败不堪的辽朝发动攻击，连连告捷。

宋朝方面见金战胜辽，错误估计形势，幻想“以夷制夷”，从中渔利。宋徽宗与大臣蔡京、童贯密谋，决定联金灭辽，趁机收复幽云十六州。1118年武义大夫马政带着这一使命，以买马为幌子，从海上乘船去金朝探听虚实。此后宋金使者频繁接触，终于在1120年签订了宋、金海上之盟，双方约定：宋、金南北夹攻辽，金取长城以北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境），宋取长城以南的南京（燕京）析津府；辽灭亡后，宋把原来贡献给辽的“岁币”如数给金。

不久，金军对辽展开了全面的攻势，相继攻克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以及南京（燕京）析津府。至于宋朝方面一心只想“以夷制夷”，根本没有认真备战。尽管这时的辽朝已陷入灭顶之灾，由昏庸的童贯、蔡攸为正副统帅的宋军，依然不是辽军的对手，根本不堪一击，连战连败，把熙宁、元丰变法以来积存的军需全部折损殆尽。金太祖阿骨打攻下燕京后，责备宋方不出兵夹攻的同时，提出交还燕京的条件：宋朝向金朝缴纳燕京代租钱一百万贯。宋徽宗只得照办，每年除向金缴纳“岁币”四十万以外，又增加了一百万贯“燕京代租钱”。金军撤退时把燕京城内的财物人口掳掠一空，宋朝以如此沉重的代价换回来的是“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的一座空城，以及附近六州残破之地。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宋徽宗和王黼（fǔ）、童贯之流竟把上述行径吹嘘成“不世之功”，是收复失地的大“凯旋”，自欺欺人地陶醉在云里雾里。然而此时危机已经逼近，宋、金夹击辽的过程把宋朝的虚弱暴露无遗。金太祖阿骨打死后，其弟金太宗继位，继续发兵攻辽，1125年俘虏辽天祚帝，辽朝宣告灭亡。至此，宋、金之间的缓冲地带已不复存在，宋就成为金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宋、金海上之盟的教训是深刻的，其中之一便是，把敌人的敌人视作朋友是危险的外交策略，往往玩火自焚。不料南宋时又重蹈了这样的覆辙。

十一、南宋与金的对峙时期

68．“靖康耻”与岳飞抗金

“元祐更化”后，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议演化为朋党之争，意气用事，置国家社会利益于不顾。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北宋的灭亡。

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宋徽宗赵佶亲政，两年后打出恢复熙宁新法的旗号，改年号为崇宁，以示崇法熙宁。蔡京重返朝廷，受到徽宗重用，出任右相，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miǎn）、李彦、高俅相勾结，专权跋扈，把朝政搞得一团糟。宋徽宗宠信蔡京之流，让他们把持朝政，自己却沉迷于道教与书画之中，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是“神霄玉清府长生帝君”（上帝长子）降生，下令在开封及各地普建道观，设二十六个等级的道官，人数近二万，与官吏支领同样的俸禄。此公擅长“瘦金书”及工笔花鸟画。然而他做皇帝极不称职，腐败无能，祸国殃民，不但毁了自己，也使自己的书画才华黯然失色。

蔡京以推行新法为幌子，大搞派系倾轧，打击异己势力。他早年追随变法派，司马光“元祐更化”时，转而反对新法，绍圣时章惇恢复新法，又转而依附章惇。一旦大权在握，蔡京又以变法派面貌出现，把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辙、程颐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元祐奸党”，又把元符三年向太后（宋神宗皇后）执政时主张恢复旧法的官员与之合为一籍，共计三百零九人，由宋徽宗书写后刻石立碑，称为“元祐党籍碑”，进行政治迫害，或流放，或罢官，或降职，其中包括与蔡京意见不合的变法派章惇等人。无怪乎刘子健要在《中国转向内在》中慨乎言之：徽宗朝尽管打着新政的旗号，却失去了改革的本来精神，只剩下改革的缺点和腐败搅和在一起。

蔡京之流借口“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以推行新法为名，行聚敛财富之实。恢复免役法，意在多征役钱；恢复方田均税法，意在额外增税；大改茶法、盐法，意在增加茶税、盐税。因此宋徽宗颇为得意地说：“此太师（蔡京）送到朕添支也。”对蔡京为朝廷聚敛财富赞扬不已。得到赞扬的蔡太师更加起劲，在杭州设造作局，由大宦官童贯主管，集中东南工匠几千，制作奢侈品，上贡朝廷；在苏州设应奉局，搜集东南花石草木以满足徽宗之爱好，由朱勔主管。以后规模扩大，从各地调集大批船只，每十艘编为一纲，号称“花石纲”，劳民伤财，流毒东南十二年。

蔡京之流还运用职权公开卖官纳贿，官位各有定价，当时谚语说：“三千贯，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由“花石纲”得势的朱勔父子，“货赂公行，其门如市”，中外官吏“由其父子以进者甚众”。

政治的腐败导致民怨沸腾，民间流传的歌谣一语双关地唱道：“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

宋江起义发生在山东郓州寿张县梁山，梁山在梁山泊之中，周围数十里。当时大搞括公田，把梁山泊括归政府所有，农民打鱼采蒲苇都要按船向政府交租，“泊旁之人无所衣食，强者结集为寇盗，弱者转徙乎沟壑”。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等三十六人率众在梁山泊起义，转战河北、山东一带。

方腊起义发生在浙江西路的睦州（建德）青溪县（淳安）。此地接近徽州，是商贾辐辏之地，盛产林木、竹、漆，造作局、应奉局每年苛索不断。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以声讨朱勔为名发动起义，宋徽宗不得不一面下令撤销造作局、停运花石纲，并把朱勔父子罢官，一面命令童贯率十五万精兵前往征讨。

宋朝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宋金海上之盟及以后发生的宋金交涉，充分暴露了宋朝的政治腐败与军事无能。金朝在灭辽后，立即掉转锋芒，直逼宋朝。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金军两路南下：西路军由完颜宗翰（粘罕）率领，从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直插太原府；东路军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从平州（今河北卢龙）直插燕山府，然后合师围攻东京开封府。西路军被阻于太原城下，东路军攻下燕山府，长驱南下，渡过黄河，矛头直指东京开封府。宋人以为澶渊之盟可恃，河北毫无防务可言，金兵南下所向披靡，斡离不十一月十九日发兵，十二月十日攻陷燕京，不过二十余天，次年正月初三日渡过黄河兵临东京城下，距燕京陷落也不过二十余天。

宋徽宗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后，不敢亲自承担抵抗的重任，匆忙传位给太子赵桓（即宋钦宗）。宋钦宗即位，改年号为靖康，尊徽宗为太上皇。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指责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六贼异名同罪”，应“传首四方，以谢天下”，朝野舆论纷纷揭露“六贼”的滔天罪行，宋钦宗不得不下旨，王、童、朱斩首，李、梁赐死，蔡流放岭南。钦宗仓促即位，毫无政治经验，全凭朝议左右。当时廷臣分化为两派：一派以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为首，主张避敌锋芒，借口京城难守，钦宗应出避襄阳、邓州一带，徐图恢复；另一派以太常少卿李纲为首，主张迎战御敌，认为天下城池未有如京城之坚固者，且为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之何往？他引证澶渊之盟的历史经验说：“昔者契丹拥百万之师，直抵澶渊，当时若从避幸之请，坚壁之言，岂得天下太平百有余年！”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宋钦宗下诏亲征，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防御。完颜宗望兵临东京城下，要宋朝派亲王、宰相前往议和。李纲奉命主持京城防务，却无兵可调，只得临时张榜召募敢死队，但兵力不敷分配，当金兵攻城时，令百姓上城协助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守城御敌的李纲无可奈何地感叹道：“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勉强留在京城的钦宗，派郑望之等赴金营求和。钦宗给议和使者的条件是：增加岁币三五百万两、犒军银三五百万两。孰料完颜宗望向宋使提出，以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各万匹、绸缎百万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亲王、宰相为人质，作为议和条件。宋钦宗答应了赔款、割地的要求。金军见东京备战气氛高涨，各路勤王军又陆续赶来，便撤军北归。这时各路勤王之师已到达，面对孤军深入的金军，完全可以决一死战，居然让金军从容北撤。这种懦弱的表现，助长了金军的嚣张气焰。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再次南下。此时政府中主和派占上风，不仅主张割地，而且主张遣返各地勤王军，撤除东京外围的防御工事。金方得寸进尺，提出宋、金以黄河为界，宋钦宗全盘接受，亲自下诏给河北、河东两路臣民，要他们“归于大金”，企图以此来保住东京。然而事与愿违，金军乘虚而下，一举攻破京城，宋钦宗亲自前往金营求和，降表上写着：“微臣（钦宗自称）捐躯而听命。”金军在京城内大肆掳掠，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一日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以及朝廷宝玺、舆服、礼器等，一起挟带北去。北宋覆灭了。这就是所谓“靖康耻”。徽钦二帝后来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

金军北撤时，宋皇室成员全被俘虏，仅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以兵马大元帅身份在河北部署军事，得以侥幸漏网，宋廷旧臣拥戴赵构于1127年5月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宋高宗），改元建炎，这一年以后的宋朝，史称南宋。

宋高宗对金极度恐慌，虽然起用了李纲为相，任命李纲推荐的宗泽为东京留守、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王为河东经制使，但并不想收复河北、河东失地，拒绝宗泽的出兵北伐、常驻开封的建议，倚重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在金兵毫无南下迹象时，放弃南京应天府，南迁扬州。这一退，反而招致金兵的追击，直逼扬州。高宗仓皇渡江，逃往杭州，金兵又进逼杭州。高宗又奔越州（绍兴）、明州（宁波），逃往定海、温州。建炎四年（1130年）春，金兵在饱掠以后北撤。退保长江口一带的御营左军统制韩世忠，在金兵北撤时，率水军八千在镇江江面狙击，把金兵逼进黄天荡（今南京东北江边），与金将完颜宗弼激战，其妻梁氏击鼓助战，一时传为佳话。金兵被堵四十余天，才得以退回建康（今江苏南京）。岳飞率部收复建康，金兵退至长江以北，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朝廷才得以在杭州（临安）苟安下来。

宋高宗为了苟安于东南半壁江山，回到杭州之初，一年之内就几次向金朝上书乞哀，说什么“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主，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快哉！”当金兵在江南受挫北归后，改用“以和议佐攻战”的办法。建炎四年（1130年）金朝把秦桧（huì）放回。

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官至御史中丞，靖康之变时随徽、钦二帝被俘虏北去，屈膝投降，大倡和议，故被放回南宋。秦桧到了杭州，几个月后就受到高宗信任，官至宰相。他为了瓦解南宋政府与军队，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主张，引起朝野震动，群情激愤，欲“食其肉而寝其皮”。高宗也大为不快，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便把秦桧逐出政府。

绍兴元年（1131年）宋将吴玢在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重创金兵，金将完颜宗弼身中两箭。绍兴四年吴玢又在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再次大败完颜宗弼。与此同时，岳飞率部连克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随县）和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又攻克邓州（今河南邓县）、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屯兵鄂州（今湖北武昌），南宋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收复失地。之后，岳飞又率军连破河南许多州县，兵临蔡州（今河南汝南）。绍兴七年（1137年）高宗重新起用秦桧，出任枢密使，秦桧与宰相张浚劝说高宗收回由岳飞并统淮西军的成命，招致淮西军哗变投敌，致使朝野震惊，形势急转直下，金朝向宋高宗诱降。次年，高宗任用秦桧为相，力主和议，以迎请徽宗尸体为名，表示向金投降之意。金朝使节抵达杭州，要宋朝取消国号、帝号，称藩属，方可允许送回徽宗尸体。秦桧力主“屈己就和”，代表皇帝在金使面前跪拜，全盘接受各项条件。

此时金朝内部发生政变，强硬派完颜宗弼（即兀术，一作乌珠）得势，撕毁条约，于绍兴十年（1140年）夏大举南侵。岳飞不顾秦桧阻挠，率军北上，迎击金军，连战连捷。岳飞率领岳家军从湖北出发，很快进入河南中部，收复了颍昌府（今河南许昌）、淮宁府（今河南淮阳）、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并派遣梁兴等深入黄河以北，袭击金军后方。金朝都元帅完颜宗弼乘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率精锐骑兵直插岳飞驻地郾城。岳飞令其子岳云率轻骑攻入敌阵，往来冲杀，又遣背嵬亲军和游奕军骑兵迎战正面重甲骑兵“铁浮图”，以及左右两翼骑兵“拐子马”，并派步兵手持麻扎刀、大斧，上砍敌兵，下砍马足，使“铁浮图”、“拐子马”遭到惨败。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突入敌阵，打算活捉完颜宗弼。完颜宗弼大败而逃，胆战心惊地说：自我起兵北方以来，没有像今日这样挫败过。“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军从此闻风丧胆。

正当完颜宗弼打算从河南撤军时，宋高宗下令要岳飞班师回朝，并且撤回了两翼的军队，使岳家军陷于两面受敌的困境，岳飞眼看着“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班师回朝。随后，宋高宗又解除了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将的兵权，彻底解除武装，向金献媚。金乘机要挟，必须割让淮水以北大片土地，杀岳飞，方可谈判。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金双方达成和议：（一）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二）划定边界：东以淮水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朝割唐、邓二州全部及商、秦二州大半给金朝；（三）宋每年向金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这就是所谓“绍兴和议”。在议和的过程中，一个陷害岳飞的阴谋正在悄然展开。早在这年七月，秦桧指使右谏议大夫万俟离（MòqíXiè）首先向高宗上疏诬陷岳飞不战弃地，致使岳飞罢官。秦桧又指使岳飞的部下王俊诬告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谋反，张宪、岳云被逮捕入狱，然后又把岳飞从庐山骗到杭州，以谋反罪关入监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岳飞、岳云父子及张宪以谋反罪处死。据宋人杜大珪《名臣琬琰集》卷十三所载“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记载，在处死前，已罢官的韩世忠质问秦桧，秦桧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拂然变色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河南汤阴岳飞庙

陷害岳飞的阴谋，在前台布置的是秦桧，幕后操纵者是宋高宗。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一书揭示了历史真相：岳飞蒙冤入狱后，主审官御史中丞何铸听了岳飞的辩白，天良发现，向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对他说了至关紧要的话：“此上意也!”尔后万俟离代替何铸对岳飞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岳飞宁死不屈，拒绝自诬，万俟离便通过秦桧向高宗请示，高宗随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岳飞是死于他为之“尽忠”的皇帝之手的。无怪乎明代文徵明《满江红》词中说：“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明人陆容《菽园杂记》也有类似的看法，说得更为直白：“宋与金人和议，天下后世专罪秦桧。予尝观之，桧之罪固无所逃，而推原其本，实由高宗怀苟安自全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桧之奸，有以窥知之，故逢迎其君，以为容悦，以固恩宠耳。”宋高宗最怕岳飞北伐成功，钦宗南返，他自己的帝位不保，秦桧的所作所为正中高宗下怀。因此，当人们在杭州西湖畔的岳坟缅怀岳飞时，首先应该声讨的是宋高宗。

岳飞竟如此这般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当时年仅三十九岁。岳飞（1103—1142年），字鹏举，河北西路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宣和四年（1122年）参军。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时，上万言书反对南迁，被削夺军职，后随宗泽守开封。此后历任江淮宣抚使司右军统制、通泰镇抚使、承宣使、节度使、宣抚使、枢密副使，在抗金战争中功勋卓著。在攻克襄阳等六郡，屯兵鄂州时，作黄鹤楼词，其末尾几句为：“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他的《满江红》词中的名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一直为人们所传颂。他那精忠报国的赤胆忠心，永远彪炳于史册，成为民族危难时期鼓舞人民的崇高精神力量。

岳飞手迹

69．金朝统治下的北中国

1127年，金灭亡北宋后，立宋宰相张邦昌为傀儡，建楚国，作为收拾时局的方案，但这个傀儡政权很快自行瓦解。1130年，金朝又立宋朝降将刘豫，建齐国，作为金朝属邦，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为首都，以后迁都于开封。

随着版图的不断扩大，金朝统治下的居民有女真人、契丹人、渤海人和汉人，原先中央的勃极烈制度、地方的猛安谋克制度，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金熙宗在朝廷设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综理政务。1137年他又废除了傀儡政权齐国，在汴京开封设行台尚书省，次年又把燕京枢密院改为行台尚书省，由行台尚书省负责对北中国的统治。这种行台制度并无新奇之处，就是把旧领土与新领土加以区别，分作两部分加以统治。所谓行台制度，是设置与中央的尚书省平行的行台尚书省，治理新的领土。金熙宗又把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作为都城，修建宫殿，号称上京，并制定了朝仪制度，颁布了新文字——女真小字。

海陵王即位后，对政治制度加以改革：废除了汴京行台尚书省，政令统一于中央；废除了形同虚设的中书省、门下省，由尚书省总理政务；废除了军事机构都元帅府，改为枢密院，尚书省与枢密院成为中央最高政治、军事机构。与此同时，海陵王派人到燕京营建都城，在1153年把首都从上京会宁府迁至燕京，号称中都。为了加紧消灭南宋，海陵王又在1161年把首都从燕京迁至南京开封府。当海陵王率兵大举南下时，金朝内部发生政变，拥立完颜雍为帝（金世宗）。金世宗仍以中都燕京为首都，继续推行海陵王制定的各项制度，大批任用非皇室的女真人和契丹人、渤海人、汉人参政，实行比较开明的政治，因此金世宗被称为“小尧舜”。

随着女真人汉化的逐渐加深，金朝逐步走上了由盛转衰的进程。

由于经济关系与阶级地位的变化，女真统治集团逐渐由原先生气勃勃的征服者向腐朽衰颓的寄生者道路上走去，长期不耕不战，耕稼技术未能学得，作战能力却丧失了，骁勇善战的女真军队也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海陵王时代，女真朝野上下先前那种尚武质实的习俗已日益衰退。世宗即位后，企图改变这一趋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调“女真、汉人其实则二”，反对学习汉人风俗，主张“依国家旧风”。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五月，世宗率领皇室子弟和文武百官回到他们的发祥地上京会宁府，召集女真族故老演习女真歌舞，并亲自以女真语歌唱祖先创业的艰难。金章宗即位后，一反世宗所为，大力倡导汉化，他本人酷爱汉字书法、绘画、图书，成为汉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个皇帝。在他的倡导下，女真贵族醉心于研习汉文化，猛安谋克户耽于享乐，尚武之风荡然无存。

金朝的经济基础是极其薄弱的。黄河下游迁入大量猛安谋克户，从汉人手中夺取土地，作为牛头地和其他官田，因而使纳税民田大量减少，影响了金朝的财政收入。仅占全部耕地一半的民田，由于军费激增而负担过重的课税，成为一个很尖锐的矛盾。金宣宗时遥领陇州防御使王扩指出：“久不改图，徒使农民重困，而军户亦不得妥帖”，“彼皆落薄失欢，无所营为，唯有张口待哺而已”。这样一个脆弱的政权，是难以长期维持的。

在这战乱不息的时代，原先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势头受到影响，能在某些方面得以延续，实属不易。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北宋时号称“衣被天下之地”，金朝统治下，这些地方名牌优质纺织品依然相当有名，例如相州的“相缬”、河间的“无缝绵”、大名的皱縠和绢、平阳的卷子布，此外还有东平的绫锦和绢、辽阳的师姑布、平州的绫、涿州的罗。北宋发达的印刷业，此时仍在各地延续，中都、南京、平阳是刻书中心，官营或民营的刻书作坊遍布各地，著名的赵城《大藏经》七千一百多卷，由民间集资雕版印刷，持续达二十多年，堪称巨大文化工程。由于战争的频繁，火药应用与火器制造在北宋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谓“铁火炮”，这些用生铁铸成的炮，发射时声如霹雳，后来又改进为“震天雷”，用铁罐装上火药，“炮起火发，其声如雷”。又有所谓“飞火枪”，用十六层纸做枪筒，筒内装上火药、铁屑，作战时喷出火焰，远达十多步。在文化方面，北宋流行的“说话”与“诸宫调”，此时广为流行。其代表作有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用琵琶伴奏说唱，标志着“诸宫调”的成熟。此外又出现了“院本”，作为一种戏曲样式，与诸宫调一起孕育了北曲杂剧，是金朝文化的一大创造。

70．举棋不定的和与战

“绍兴和议”成功，秦桧以左相加封太师，又排挤了掌枢密院大权的张浚，独揽军政大权，进而打击抗战派将领。韩世忠罢官后，自称清凉居士，念经诵佛。岳飞部将牛皋对和议不满，秦桧指使党羽把他毒死。顺昌大捷战功显赫的刘锜，被秦桧削夺兵权后又遭罢官处分。秦桧其人卖国求荣的同时还不忘图谋私利，命考官将其子秦熺录取为状元，升礼部侍郎，升知枢密院事；又命考官将其孙秦埙（xūn）录取为状元，任礼部侍郎，颇有点想搞家天下的架势。此人贪污贿赂无所不为，每年贪赃达几十万贯之巨，据说他的家财比朝廷的国库还要多。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死。宋高宗的表现令人不解，他一方面在秦桧病危时下令秦桧祖孙三代退闲，使秦桧企图由儿子秦熺继承相位的野心化作泡影；另一方面又接受秦桧在遗表中提出的主张——“固邻国之欢盟”，“杜邪党之窥觎”，还为死去的秦桧赐谥号“忠献”，并任命秦桧的党羽万俟为相，汤思退为知枢密院事，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主义。高宗还欲盖弥彰地下诏声明：与金和议“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近者无知之辈遂以为尽出于桧，不知悉由朕衷”，今后“如敢妄议，当置重典”。

然而和议是不可靠的，当宋高宗君臣一意信守绍兴和议时，金朝海陵王征调四十万大军，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分兵四路南下：一路由海上攻临安，一路由宿、亳攻淮泗，一路由唐、邓攻荆襄，一路由秦、凤攻四川，企图一举灭宋。金军从海上攻临安的舰队，在山东沿海遭到宋朝水军的抗击，宋军首次把火箭用于海战，全歼金朝舰队。由海陵王亲率的主力在渡长江时，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境内）遭到宋朝水军狙击，宋军在船上施放霹雳炮，烟雾和石灰弥漫江面，金军无法抵挡，又遭宋军快速的车船（轮船）追击，只得败退江北。金军的失败，激发了金朝又一次政变，东京留守完颜雍南下夺取政权，自立为帝（金世宗），海陵王在扬州被部将杀死。

在这有利形势下，宋高宗仍一味主张乘胜求和，不惜继续对金称臣，以换取河南的皇室陵寝之地，而又无法实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不得不宣布退位，让太子赵眘（shèn）继位（宋孝宗）。

宋孝宗即位后，面临宋金对峙的新形势，金朝国力由盛转衰，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战争。南宋君臣在战与和的两难选择中举棋不定，一派主张北伐收复失地，另一派主张维持现状苟安江南¿孝宗决意抗战，召见抗战派官员张浚，任命他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以后又提升为枢密使。与此同时，孝宗毅然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岳飞、岳云的官爵，依礼改葬；并且斥逐朝中的秦桧余党，召回受秦桧诬陷的官员。一时间朝廷内外正气为之一振，令人耳目一新。

枢密使张浚出师江淮，准备北上抗战，宰相史浩反对出击，被孝宗罢官。隆兴元年（1163年）张浚派濠州李显忠、泗州邵宏渊分兵出击，李显忠收复灵璧、宿州。初战告捷，孝宗大喜过望，写信给张浚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孝宗论功行赏，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邵宏渊因无战功，对李显忠起妒忌心。当金军向宿州反扑时，李要邵夹击金军，邵却按兵不动。金军攻至宿州城下，李全力抵抗，邵擅自撤退，迫使李率军败退。宋军在符离（今宿县符离集）被金军追及，全军覆没。

符离战败使先前的大好形势发生剧变，孝宗动摇，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右相，同金议和。汤思退派秦桧余党王之望出使金朝，割地求和，遭到抗战派官员强烈反对。孝宗任命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汤思退为左相，张浚回到江淮整军备战，迫使金军撤退。汤思退指使党羽攻击张浚，孝宗再次动摇，罢免了张浚。汤思退下令解散万弩营，停造战船，拆除张浚修筑的防御工事，撤退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泗州（今江苏盱眙）宋军，并暗通消息，要金军南下胁迫议和。金军再度南下，连陷楚州、濠州、滁州等地。朝野舆论哗然，孝宗撤去汤思退职务。太学生七十多人联名上书，要求斩汤思退及求和使节王之望、尹穑三人。汤思退在去永州途中路过信州，获悉这一消息，心惊胆战，一命呜呼。然而孝宗并无意抗战，派使节到金营，承认金朝对商州、秦州的占领，之后又派使节渡过淮河向金朝求和。隆兴二年（1164年）的宋金和约规定：宋对金不再称臣，改称侄皇帝；宋金之间仍维持绍兴和议确定的疆界，宋每年给金的“岁贡”改称“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各减为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承认商州（今陕西商县）、秦州（今甘肃天水）为金的领土。这就是所谓“隆兴和议”。此后，宋金休战三十年。

隆兴和议后，宋孝宗不安于现状，起用主张抗战的虞允文为右相兼枢密使，虞允文向孝宗推荐范成大出使金朝，向金方索取北宋皇帝陵寝之地，金方断然拒绝。宋孝宗要虞允文积极策划北伐，后因虞允文病死，北伐计划中途夭折。此后宋孝宗虽然在整军和理财方面有所建树，但积重难返，难以有所作为，在当了二十七年皇帝后，传位给儿子宋光宗赵惇。孝宗死后，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tuō）胄共同策划，请太皇太后（孝宗母）下诏，迫使患精神病的光宗退位，立其次子赵扩为帝（即宋宁宗）。

韩侂胄（1152—1207年），字节夫，相州安阳人，北宋名臣韩琦曾孙，父娶宋高宗皇后之妹，他以恩荫人仕，宋孝宗末年官至汝州防御使。宁宗即位后，他把赵汝愚逐出朝廷，从此掌握朝廷军政大权十三年，由枢密都承旨步步高升，成为太师、平章军国事，立班丞相之上。韩侂胄在宁宗的支持下，继孝宗给岳飞加谥号武穆之后，追封岳飞为鄂王，并削去秦桧的王爵，把他的谥号改为缪丑，在声讨秦桧的制词中指出：“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成为大快人心之举。

韩侂胄为了“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发动了著名的“开禧北伐”。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在准备不充分的基础上命军队渡淮北伐，镇守四川的吴曦在此时叛宋降金，使金军无西顾之忧，集中优势兵力于两淮，宋军连战连败，金军反守为攻，淮西全被金军攻占。督视江淮兵马丘崇与金军秘密和谈，金方提出宋称臣、割地、杀韩等条件，暂时停战。当韩侂胃筹画再次出兵时，礼部侍郎史弥远（史浩之子）与宁宗皇后杨氏、后兄杨次山合谋，突然袭击，杀死韩侂胄，把他的头颅送到金朝，签订和约，全部接受金方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这种无耻行径引起舆论界极大反响，太学生作诗讽刺朝廷：

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

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

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

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于宋更不利了。

71．经济重心南移的最终完成

江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东汉以来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已呈现上升趋势。昔日地旷人稀的面貌正在逐渐改变。从永嘉之乱、十六国到南朝时期，长江中下游社会经济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北方移民的南下为扩大江南的耕地面积提供了有利条件，江南湖泊纵横的自然条件为扩大耕地提供了来源。陂、塘、渠、堰的兴修，生产技术的改进，使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向精耕细作迈进。隋唐时期继承南朝以来的发展趋势，江南经济有了较快的增长，成为重要农业生产区域。唐朝后期，当时人已说：“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可见这一带已成为粮食生产基地。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刺激了区域经济的开发与进展，江南的吴越尤其如此，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得到显著的发展。北宋时，“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已成定局。到了南宋，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苏湖熟，天下足”格局的形成。

关于“苏湖熟，天下足”，几乎是南宋人士的普遍共识，人们异口同声地指出了这一经济现象。范成大《吴郡志》说：民间谚语曰“苏湖熟，天下足”。陆游《渭南文集》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高斯得《耻堂存稿》说得更为清楚而深刻：两浙一带高产区，“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显然这与人口增加、集约化经营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珀金斯（DwightH.Perkins）所写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结论之一是：人类农业史是一个从粗放走向集约的过程，从多年一收的刀耕火种农业发展到一年三收的水稻经济，便是一个因人口因素而集约化的例子。

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他们与南方人民一起，共同促进经济重心的南移。靖康之乱后北方人口南迁，是继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两次南迁高潮之后的第三次高潮。靖康之乱对黄河中下游造成了惨重的破坏，北方人民自发地向秦岭一淮水以南的南方地区迁移。南宋政府也多次号召北方人民南下，加以安置。据葛剑雄等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的研究，靖康之乱后出现第三次人口南迁高潮，仅两浙路、江西路、江东路，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已有移民及其后裔约581.2万，估计在绍兴和议签订前（即1141年前）大约有500万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南方。如此大量的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对南方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南方开发进入新阶段，经济发展较前加快，与北方因战争破坏、人口减少而经济发展缓慢，形成强烈反差。

偏安于江南的南宋，为了维持与北方的金朝对峙的局面，必须致力于农业资源的开发，以及农业技术的提高，因此劝农政策便成为当务之急，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形势下，从朝廷到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技术的总结、推广与指导，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刊印农书与劝农文的热潮。当时印刷出版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唐韩鄂的《四时纂要》，编纂了反映当时农业生产新水平的农书，其中陈旉《农书》与楼《耕织图诗》至今仍有流传，曾安止《禾谱》、曾之谨《农器谱》等均已失传，仅在王祯《农书》中保留了一小部分。与农书大量刊印相配合的是地方官颁发的以宣传农业科技为宗旨的劝农文。如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年）为南康军所写劝农文，宣传秋收后应犁田翻土，越冬后再犁耙平细，以及稻秧长高后耘草与靠田（排水晒田）的重要性。又如黄震在咸淳九年（1273年）为抚州写的劝农文，着重介绍水稻高产区的经验：田须秋耕春耙，并勤于灌溉排水，要求抚州农民改变“耙轻无力”及“一切靠天”的旧习俗。显然，农书与劝农文旨在提倡精耕细作、集约化经营，南宋农业生产的长足进步与此不无关系。

手工业的发展也显出同样的势头。南宋在苏州、杭州、成都设置了织锦院（官营丝织机构），各有织机数百架、工匠数千人，所生产的丝织品十分精美。私营作坊更多，能织造白缎、纱绢等，吴兴（湖州）的樗蒲绫，武康与安吉的绢，安吉和纱，武康的鹅脂绵，均属上品，嘉善魏塘宓家所织画绢，远近闻名。与丝织业中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同时，浙江的龙泉、江西的景德镇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业中心，产品远销各地。

由于北方沦陷，对外交往必须通过海道，因此泉州、广州、明州迅速发展，成为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南宋政府在这些地方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在位的晚期，市舶司的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一倍，约占南宋政府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南宋对外贸易的繁盛已超过了北宋，形成了通向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的海上丝绸之路。

这不仅因为中国的丝绸成为外商争购的商品，而且因为南宋政府为了防止钱币外流，明令以绢帛、锦绮、瓷器等物交换外国舶来品，丝绸实际上就等于收买外国商品的货币（一般等价物）。据《诸蕃志》记载，由海路传往占城（越南中部）、真腊（柬埔寨）、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部）、细兰国（斯里兰卡）、故临国（印度奎隆）、层拔国（桑给巴尔）等地的丝绸有：绢扇、绢伞、生丝、锦绫、皂绫、白绢、五色绢、丝帛等。

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的记载，当时来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这些国家的商人每年夏至以后乘海船前来，抵达南宋各贸易港口，十月以后陆续启程回国。南宋商人去海外贸易的国家达二十多个，大抵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由广州、泉州出发，在苏门答腊贸易并过冬，然后再横渡印度洋，抵达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航行到中国，要经过两个转运中心：一个是印度的港口故临（印度奎隆），另一个是印度尼西亚的三佛齐（苏门答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发达，使偏安于半壁江山的南宋依然与世界各国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且在这种交流中保留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宋的首都临安（杭州）是当时世界之冠的大都市，西方学者把它看作9世纪至13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商业革命、都市革命的标志。一般著作都说，杭州在北宋时不过是一个39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南宋初年皇室与中央政府迁至此地，人口一下暴增至124万，规模超过了北宋的东京开封。需要说明的是：（一）上述统计数字是南宋咸淳间临安（杭州）府所属九县的户籍人口，即主客户共39.1万多户，124万多口；至于临安（杭州）城即钱塘、仁和两县主客户共18.6万多户，43.2万多口，占全府人口的三分之一。（二）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指出，宋朝的“口”是男丁数，每户平均以五人计，附郭的钱塘、仁和二县，即杭州城的人口约90多万，如果把驻扎的军队及其家属20多万统计在内，杭州城的总人口当在120万左右。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推定南宋的杭州（城）有150万人口，其中城内90万、城外60万。具体化为：城内有皇族、官户、吏户、僧道户、军户、绅衿、工商经营者等74万人，工商业及杂业劳动者16万人；城外有军户、农户、官户、吏户、僧道户48万人，以及职业人口（包括工匠、商业与运输业劳动者、蔬菜专业农户）12万。由此可见，杭州全城的人口已超过100万是不成问题的。它不仅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中心。

皇城（即大内）建在凤凰山东麓的案山（即吴山），号称周围九里，北起凤山门，西到万松岭，东到候潮门，南到江干。从大内和宁门往北是一条用石板铺成的御街。御街与东西向的荐桥街、三桥街相交，与后市街平行，东面又有贯穿全城的市河（小河）、盐桥运河（大河），因此御街就成为全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御街两侧的街面全是商店以及称为“行”、“市”的商业机构，正如《梦粱录》所说：“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

南宋临安（杭州）城郭示意图

御街南段的街市，以大内宫廷与中央官署为供应对象。御街中段（从朝天门到寿安坊〔俗称官巷〕）是街市最繁华的处所，据《都城纪胜》说：“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攘。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御街中段酒楼茶坊云集，“市”、“行”、“团”等商业组织众多，有珠子市、花市、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五间楼至官巷口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这是南宋新设的交易所，与北宋东京的金银帛交易所有所不同。所谓盐钞引是官府发给商人支领和运销盐茶之类管制商品的证券，持有证券的商人到这里开设的一百多家金银盐钞引交易铺进行交易，这些交易铺门口陈列金银器皿和现钱（称为看垛钱），交易后，到官府的榷货务清算钞引。御街南段（修文坊、义和坊至观桥）的街市，稍逊于中段、南段，但众安桥的下瓦子（俗称北瓦子）是全城最大的瓦子，周围的商业十分兴旺。

1999年7月8日杭州涌金路、定安路的交叉路口施工场地，出土了南宋金铤32件、金牌3件。据文博工作者考定，确认是南宋时期的黄金货币。南宋钱币博物馆馆长表示，这次发现将使长期以来海内外众多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终于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黄金在南宋时已作为货币流通于世。这些金铤、金牌制作规范，金铤为一两（约合今4克），金牌为一钱（约合今0.4克），两者保持10：1的兑换关系。这批金铤、金牌两面都刻有文字，分别表示铸匠、金银铺、成色以及信誉担保。隆兴二年（1164年）杭州官价：每一钱金兑换三贯铜钱。这些金铤、金牌并非宫内的“赏赐钱”，而是民间自由流通、兑换的货币。这次发现，以实物印证了《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关于南宋黄金货币的记载。

城内的市河、盐桥运河在清河坊以南沟通，向南直达江干的钱塘江，向北与江南运河相连接，成为水上交通线与商品集散地，因此沿河近桥的街市也是一大特色。当时民间谚语把“杭州之日用”概括为“东菜西水南柴北米”（或曰“西门水，东门菜，北门米，南门柴”），都以这些沿河近桥街市为集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