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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都城的杭州，定居人口已超过百万，流动人口更多，服务性行业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酒楼、茶坊、瓦子鳞次栉比，林林总总。酒楼中少数是官酒库开设的酒楼，如丰乐酒、和乐楼、春风楼、太和楼；多数是私营酒楼（称为市楼），如武林园、嘉庆楼、聚景楼、花月楼、双凤楼、赏心楼、月新楼等。大酒楼门前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门口有绯绿帘幕和巾金红纱灯笼。夜市尤为热闹，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茶坊四壁张挂字画、安设花架，供应香茗，冬天又有七宝擂茶、葱茶、盐豉汤，夏天则有冷饮——雪泡梅花酒、缩脾饮、暑药冰水。这是借饮茶品茗之机进行社会交际的公共场所。另有所谓“花茶坊”，带有歌馆（妓馆）性质，正如《武林旧事》所说：“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

瓦子，又名瓦肆、瓦舍，是娱乐场所。据《武林旧事》记载，杭州城内外共有瓦子二十三处，城内有五处，其中北瓦最大，有勾栏（百戏演出场地）十三座，分别演出史书、小说、戏剧、相扑、傀儡戏（有杖头傀儡、悬丝傀儡、水鬼傀儡等）、说唱、说诨话和学乡谈（类似相声、滑稽）、皮影戏、棍棒、教飞禽等，昼夜不息地演出，观众多时达千余人。

杭城西南的西湖风景区，更使杭州博得了人间天堂的美誉，繁华程度远远超过了东京开封。时人林升《题临安邸》诗曰：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72．朱熹新儒学与浙东学派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孝宗至宁宗时代，绍兴十八年进士，曾任泉州同安主簿，任满后向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朱熹一生坎坷，十四岁丧父，仕途也不顺利，先后做地方官五任，最荣耀时任宁宗皇帝侍讲，不过四十六天而已。加在一起，为官仅九年，其余时间多在书院讲学。他的一生主要精力用于著书讲学，完成儒学的复兴，使儒学的更新运动在学术上作出总结，集中了前人（特别是程颐系统）的儒学研究成果，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新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孔、孟以来中国最大的思想家，也是孔、孟以后综合了新儒学思想，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从14世纪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西方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西方汉学家认为，朱熹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 · 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拟。

如所周知，孔子创建了“六经”系统。秦灭亡以后，《乐经》佚失，“五经”成为汉唐经学的主体。朱熹对经学的最大贡献，是把以“五经”为主体的经学，改造为“四书五经”体系，并把重心从“五经”转移到“四书”。在朱熹看来，儒家道统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间相传，因而《论语》、《大学》、《中唐》、《孟子》组成的“四书”理所当然地成为经学的主体。朱熹的创造性正在于此，称为“儒学复兴”，原因也在于此。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周敦颐引用道家思想阐释儒学，建立理学的宇宙论，其代表作《太极图说》便是《易经》与道家观念的混合体。张载则从《易经》出发，解释宇宙万事万物都由“气”聚合而成，而万事万物的形成规律便是所谓“理”（即道）。程颢、程颐兄弟进一步指出，宇宙间有一定不变之“理”，推之四海而皆准。朱熹把“理”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从“理”与“气”的关系上探讨关于天地万物的哲学意义。他认为“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该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与标准；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要了解“太极”，必须从格物致知做起，多穷一物之理，就能多了解事物之理的全体。万物的形成依赖于“气”，“气”是“理”的表现。气的流动形成阳气，凝聚形成阴气，“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事物出来”。在《朱子语类》中记录了他与学生关于这方面的问答，既抽象又不乏兴味。

相传为朱熹对镜写真的自画像

其一，问：“太极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个浑成之物，是天地万物之理总名否？”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其二，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

当学生问他究竟是否理在先、气在后时，他又认为不应该如此简单化理解。

其三，或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曰：“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其四，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其五，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看来，朱熹关于理与气的学问奥妙无穷，以往的中国哲学史家据此断定他是主张意识先于物质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实在是过分简单化的做法。冯友兰说：“朱子之学，尚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而实进于现在所谓之新实在主义。”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确实如此，朱熹有渊博的学识与精密的分析方法，使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创见，例如他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此处原为海洋，由于地质变迁才隆起为陆地。《朱子语类》中说：“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有如此学养的朱熹，绝非冬烘先生，气与理的关系，必须从另一层面上给予合理的解释。

陈荣捷在《朱学论集》中指出：理必须用以阐释事物之本质与普遍性，理为形而上，为一，为永恒与不变，为一致，为事物本质之构成，为不灭。气则必须用以阐释形而下，个别性，以及事物之变化，气为器，为多，为暂时与多变，与众殊，为事物结构之构成，为可灭。陈来《朱子哲学研究》认为，朱子的理气学说，是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同一性，论证本原与派生的关系，论证普遍规律与具体规律的关系，论证理与事物的关系。

朱熹把儒学的伦理纲常加以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董仲舒那种近乎神学的三纲五常学说，经过朱熹的发挥，才理论化、具体化、通俗化。他把《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构建上自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

朱熹重视理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都作了道德规定。例如，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读书，要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经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如此等等。这就是正心、诚意、修身，否则就谈不上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然而朱熹学派在当时被诬为“伪学”，遭到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思想，一向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手段，在以往的历史上屡有所见，在南宋这个内外交困的时代，就更为敏感了。在此之前，有绍兴年间的程学之禁，那是一个官僚对程颐的弟子有意见，上疏声称程学“狂言怪语，淫说鄙喻”，请加禁止，高宗采纳了。后来又有阿附秦桧的官僚攻击反对和议的程学、洛学，说是“专门曲学”，应“力加禁绝”。可见禁锢学派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学派之争或学术之争。

对朱熹学派的禁锢也是如此。朱熹从“修政事，攘夷狄”的观点出发，在淳熙年间对孝宗即位以来的腐败政治给予抨击，希望有所转变，为“复中原灭仇虏”奠定基础。他在出任地方官时，在权力所及范围作了种种努力，他连上六章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便是突出一例。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姻亲，朱熹此举得罪了王淮，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朱熹的为政之道无隙可乘，郑丙便选择了他的道学（即理学）作为突破口，上疏攻击朱熹说：“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之名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而贻祸于世。

宁宗即位后，宰相赵汝愚推荐朱熹为侍讲，朱熹对宁宗提醒防止左右大臣窃权。韩侂胄由此怀恨，先是把朱熹排挤出宫，又以道学之名打击，以后又感到道学两字不足以构成罪状，索性就把道学称为伪学。朝廷大臣惮于清议，不敢显斥朱熹，韩侂胃不满，任命亲信沈继祖为监察御史，罗织朱熹的“罪状”（如霸占友人死后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妾等），使朱熹罢官而去。从此以后，朝中攻击朱熹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书要求处死朱熹。在政治高压下，朱熹上表认罪，违心承认“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他的不少门生朋友惶惶然不可终日，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结果牵连了所谓“伪学逆党”五十九人。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忧心忡忡中病逝，政府还提心吊胆地视朱熹为大敌，预防门人吊丧时会聚，唯恐他们“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一代大师竟落得这样的下场，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这场冤案，九年之后终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有补治道”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正统学说，流传数百年而不衰。政治对于学术的干预，莫此为甚！

与朱熹同时代的浙东学派有着同样耀眼的光芒。在学术上，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適等人，被称为浙东学派。他们在研究学问的途径上，趋向大致相同，从经史百家、礼乐兵刑、典章制度到舆地边疆、农田水利等，都要“通其委曲，以求见诸事功”，反对空谈道德、性命、理气之类的抽象问题。

叶適（1150—1223年）在《习学纪言》中对董仲舒倡导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明确表示不同的见解，说此话“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他对传统儒学进行全面反思，贯穿了“以利和义”、“利义合一”的思想，鲜明地主张“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

陈亮（1143—1194年）于乾道五年（1169年）向孝宗上《中兴五论札子》，对南渡后遵守祖宗旧法，没有多少改革的局面，极为不满，建议迁都建康（南京），驻重兵于荆襄，力图恢复。他认为“江南之不必忧，和议之不必守，虏人之不足畏，而书生之论不足凭”，与朱熹那种不内修政事以固邦本，则恢复无望的估计相比，要乐观得多，积极得多。淳熙九年（1182年）他去婺州、衢州访问朱熹。此后几年中他与朱熹书信往返，就“王霸义利”展开辩论。他批评一些儒士以“义”和“王道”相标榜，而把汉唐时代的成功归之于“利”和“霸道”，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很欣赏“执赏罚以驱天下”的“霸者之术”，而不赞成单纯的儒家王道主义。这场“王霸义利之辨”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十二、元——蒙古建立的王朝

73．蒙古的兴起与成吉思汗

唐朝时，分布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室韦诸部中有一支蒙兀室韦部，蒙兀即蒙古的异译。唐末，蒙古一部迁到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进入草原后，蒙古由原先的森林狩猎发展为放牧牲畜，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也日益密切，社会经济获得明显发展。

在11至12世纪时，大漠南北草原上，分布着许多游牧部落：蒙古部、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蔑里乞部、弘吉剌部、汪古部。在诸部为了掠夺人口、牲畜和扩大地域的争战中，蒙古乞颜氏贵族铁木真的势力逐渐强大。

铁木真（1162—1227年），姓孛儿只斤，其父也速该有“勇士”（蒙语为拔阿秃儿）之称，在与塔塔儿部的战争中，儿子降生，便以俘虏的塔塔儿首领铁木真的名字为儿子命名。成年的铁木真借助札木合的力量聚集蒙古部众，建立自己的斡耳朵（即《辽史》所谓斡鲁朵，意即行帐、行宫），约在12世纪80年代，自称为汗。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铁木真在克烈部支持下打败蔑里乞部，又消灭了蒙古部内部的对手，以后陆续降服了塔塔儿部、弘吉剌部、克烈部、汪古部、乃蛮部，完成了漠北草原的统一，从此就统称草原各部为蒙古。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开最高部族会议——忽里台大会，树起九旒白旗，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被尊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经过十多年的征战，终于建立起一个草原帝国，它的国号蒙古语叫“也客忙豁勒兀鲁思”，意即“大蒙古国”。

成吉思汗是骁勇善战的军事天才，他把整个蒙古社会全盘军事化，并且开始了世界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一系列征服战争。他把目光瞄准了南面的中原王朝，首当其冲的是西夏。在初战告捷后，于1209年大举入侵，决黄河堤岸水淹西夏首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迫使西夏求和。第二个目标是金朝。蒙古原先臣服于金，成吉思汗即位后仍向金称臣纳贡，当成吉思汗看到庸懦的卫绍王即帝位后，便断绝了原来的臣服关系，于1211年率军大举攻金，夺取五十多州县，逼近其中都燕京（今北京），金军虽有“震天雷”、“飞火枪”等新式武器，但当时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将领们毫无斗志，据守野狐岭的金军号称四十万，一触即溃，在浍河堡战役、缙山战役中，金军精锐主力被全歼。金朝不得不送公主及童男童女，外加马匹、金银、绸缎，乞求和平。1214年心有余悸的金宣宗为了避免后患，从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借口金宣宗对他抱怀疑态度，于1215年发兵占领中都。此后金的领土大大缩小，黄河以北之地几乎全为蒙古所有，灭金已指日可待。

成吉思汗铜像

在此以前，成吉思汗突然把攻击的矛头转向西方，形势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变化。成吉思汗命大将木华黎率偏师去对付金朝，自己集中主力准备西征，在灭亡了西辽后，便把矛头直指中亚细亚的花剌子模。摩诃末国王统治下的花剌子模是一个不稳定的军事政治联合体，内部矛盾重重，战争一开始摩诃末便率先逃跑，在强大的蒙古军队凌厉的攻势下，缺乏统一指挥的孤城，被各个击破，花剌子模的新都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旧都玉龙杰赤（今乌兹别克乌尔根奇）都被蒙古军队攻占。成吉思汗指挥下的蒙古军队横扫中亚细亚至波斯、印度的广大领域，于1224年启程东归。

1225年成吉思汗回到漠北，见西夏不屈从于他，决定一举灭亡它。这时的西夏早已由盛转衰，面临来自蒙古的严重威胁，皇室内部一再出现争夺皇位的事件，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局面，时而附金抗蒙，时而降蒙侵金，终于和金朝一起被蒙古所灭。

然而成吉思汗灭亡西夏的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苦。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从北路侵入西夏，攻破黑水城、兀剌海城，在进攻沙州时，遇到顽强的抵抗，蒙古大将阿答赤差一点被活捉，经过一个多月的伤亡惨重的攻坚战，才拿下沙州。肃州、甘州的战争也十分酷烈，尤其是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攻灵州之战，其酷烈的程度为蒙古军作战史中所罕见。西夏的末代统治者帝（xiàn）在中兴府被蒙古军队围困达半年之久，于1227年6月向蒙古投降，一个月以后献城，不仅帝被杀，全城军民都遭到了残酷的屠杀。西夏王朝在历史上存在了190年，至此宣告灭亡。

成吉思汗就在西夏献城的前夕，在军中得病，死于漠北，结束了他六十六岁的辉煌一生。他临死前提出了联宋灭金的战略方针。

他的继承人窝阔台继承遗志，发兵灭金。窝阔台是成吉思汗正妻的第三子，由忽里台大会承认为蒙古第二代大汗，他在契丹人耶律楚材的辅佐下，制定了堂皇的中国式朝仪制度，奠都于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哈拉和林），然后从南北两路攻金，北路由孟津渡黄河攻洛阳，南路假道南宋领土，经邓州抄袭开封。金放弃开封逃往归德、蔡州。

南宋统治者再次重犯北宋海上之盟“以夷制夷”的错误，与蒙古达成协议：联合进攻金朝，金灭亡后，河南的领土归宋，河北的领土归蒙古。此举显然中了蒙古的圈套。当宋军由襄阳攻下唐州，向息州进军时，竟被小股金军所击败。金哀宗派使节与宋朝和谈，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也是为宋。”遭宋朝方面拒绝。宋理宗端平元年、金末帝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蔡州城被蒙古军攻破，金朝灭亡。其实留着金朝可以作为蒙、宋的缓冲地带，对南宋有利。金亡，蒙古与南宋接壤，灭宋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发动了西征，使蒙古显赫一时，还在蒙古地区建立分封制度，颁布法典《大札撒》，而且命人创造了蒙古文字。可见他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说：读书的糊涂人，终究要超过生性聪明的人。他任用畏兀儿人塔塔统阿，以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教授太子及诸王，创制了畏兀儿体蒙古文。忽必烈即位后，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脱胎于藏文的拼音文字。元亡后，八思巴蒙古字不再通行，畏兀儿体蒙古字不断演化，沿用至今。

13世纪蒙古草原上的牧民与牧地，都属于各级领主。成吉思汗把他所属的亲兵（那可儿）和归附于他的各部首领分封为万户那颜、千户那颜、百户那颜。那颜可译作官人，也可译作领主，他们按照等级有数量不等的牧地和牧民。成吉思汗把份地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及近亲们，据《元朝秘史》记载，获得份地的有其正妻孛儿台所生四子，以及诸弟。其四子的份地在按台山以西，总称西道诸王，后来逐渐扩展，形成长子术赤之子拔都建立钦察汗国，次子察合台的后王建立察合台汗国，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建立伊利汗国。其诸弟的份地，据一些学者考证，或在兴安岭以西，或在兴安岭以东，或在女真边墙一带（即今乌珠穆沁左旗），总称东道诸王。

成吉思汗作为蒙古国的大汗，国家和人民就是他那个氏族的领土领民，也就是说，在蒙古国范围之内的人民，都是成吉思汗及其氏族的兀纳罕 · 孛斡勒。成吉思汗氏族的男性子孙，就是拥有世袭领地领民的可卜温——诸王。可卜温一词在蒙古语中原意为儿子，诸王是它的引申义。每一个可卜温有分地分民的权利，既是份地的领主，又是蒙古大汗的臣子。

成吉思汗在任命左手万户、右手万户、中军万户作为最高领兵官的同时，又把原来的护卫军扩充为一万人，包括一千宿卫、一千箭筒士、八千散班，保卫大汗并跟随大汗出征，平时分四队轮番入值，称为四怯薛。大汗直接掌握这支称为怯薛的护卫军，成为大汗权力的基础，加强了对在外诸王及那颜的控制。怯薛由游牧主的“伴当”演变而来。所谓伴当是氏族社会衰落过程中形成的游离分子，归属于一个游牧主人。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伴当与主君的地位是平等的，日本北亚史专家护雅夫认为主君与伴当之间存在一种主从关系，这种主从关系来自家产制度，美国社会学家克瑞德（Lawer-ence Krader）也持有与此近似的看法。成吉思汗在建立以其“黄金家族”为核心的蒙古国时，怯薛的贡献极大，成为大汗行使其权力的重要手段。

成吉思汗初起时曾说：“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他的继承者征服金朝后，仿照传统制度，把农业区的人口和土地分给成吉思汗氏族的诸王、功臣。这种领地，依契丹的用语，称为投下（或头下），有所谓十投下、五投下之类。太宗窝阔台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在此等分地上设置达鲁花赤，赋税由朝廷所遣官吏征收，年末颁赐领主。

斡耳朵即《辽史》所谓斡鲁朵，意即行帐、行宫，是蒙古君长的住地。成吉思汗有四斡耳朵：第一斡耳朵（大斡耳朵）即庐朐河行宫，第二斡耳朵即萨里川哈老徒行宫，第三斡耳朵即土兀剌河上黑林，第四斡耳朵即斡难河行宫。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都有各自的斡耳朵。世祖忽必烈以前宫殿即斡耳朵，宫殿之外无斡耳朵；世祖以后斡耳朵与宫殿分离，宫殿之外另有斡耳朵，对于蒙古而言，这是一大进步。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指出：成吉思汗的财富，就是他的谋士们的才能，就是在马背生活中反复灌输到游牧民族战士心中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还有他个人叱咤风云的胆略。成吉思汗的个性和组织能力，加上蒙古人的好战性格，以及他们从近邻吸取的文明气息，就是蒙古人在其领袖成吉思汗的激励下取得惊人的军事和政治成就的原因。

74．混一亚欧的大蒙古国

蒙古在灭金后，继续对外征战，目标有二：灭南宋和远征西域。太宗窝阔台与成吉思汗一样，醉心于西征，暂缓灭亡南宋的进程。

窝阔台一直跟随成吉思汗南征北战，战功显赫，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前，被确定为大汗继承人。成吉思汗率军西征时，窝阔台与哥哥术赤、察合台围困讹答剌城，攻克该城后与成吉思汗会合于撒麻耳干（撒马尔罕），并受命协调术赤、察合台两军攻克玉龙杰赤（乌尔根奇）。1227年他又随成吉思汗征西夏。1229年经忽里台大会选举，他成为蒙古国的第二代大汗。灭金后的第二年，即1235年他召开大会，作出西征的决定：远征钦察、斡罗思（俄罗斯）、孛烈儿（波兰）、马札儿（匈牙利）以及这一带所有未服之国；要各系宗王长子统兵，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以长子从征，以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次子）为西征军统帅，大将速不台（成吉思汗亲信那可儿）为先锋；率军从征的诸王还有窝阔台长子贵由、拖雷长子蒙哥等。

1236年秋，拔都命速不台攻下不里阿耳国，又命蒙哥攻钦察、阿速，于次年初擒杀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首领，随后征服莫尔多瓦国。1238年初，拔都攻下斡罗思的莫斯科城；次年冬，攻下阿速国都蔑怯思城；1240年秋攻下乞瓦（基辅）；1241年拔都分兵两路向西，一路攻入孛烈儿（波兰），另一路攻入马札儿（匈牙利）。蒙古远征军在里格尼茨（今波兰南部）大败波德联军，欧洲为之震动。1242年拔都获悉窝阔台已死，便率军东返，留驻于伏尔加尔河下游大营，统治所征服的钦察、斡罗思诸国，建立了东起哈萨克草原，西到斡罗思，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到北极圈附近的钦察汗国（或称金帐汗国）。这里原先是成吉思汗划分给长子术赤的封地，当时划定的范围是：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以西、花剌子模以北，直至蒙古骑兵所到之处。术赤的次子拔都征服了乌拉尔河以西伏尔加河流域，迫使斡罗斯各公国臣服后，建立起这个庞大的汗国，以伏尔加河上游的拔都萨莱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为国都。拔都去世后，其弟继位，钦察汗国名义上仍对蒙古大汗称藩，实际已经成为独立国。

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由被立为大汗（蒙古国第三代大汗）。1248年贵由死于讨伐拔都的西行途中。1251年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蒙哥继任汗位，成为蒙古国第四代大汗。蒙哥鉴于此前多年中汗位争夺的激烈，即位后致力于强化大汗的权威，然后任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政事宜，并任命其弟旭烈兀总领波斯之地，统兵西征，于是发动了第三次西征。

1253年，旭烈兀率西征大军出发，经过两年多的战争，消灭了伊斯兰教亦思马因派在里海以南的木剌夷国。1257年旭烈兀率军西进，矛头直指黑衣大食的首都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崇尚黑色，唐朝史籍称为黑衣大食。报达（巴格达）不仅是黑衣大食的首都，也是整个伊斯兰教阿拉伯世界的都城。1258年蒙古军用炮火攻下此城，伊斯兰教最高教主哈里发投降。1259年，旭烈兀又分兵三路，侵入叙利亚。次年春，旭烈兀获悉蒙哥的死讯，便回师波斯，又获悉忽必烈已继任大汗，决定不再东返蒙古，表示拥护忽必烈为汗。忽必烈遣使传旨，把阿母河以西的波斯国土及其人民划归旭烈兀统治。于是旭烈兀建立了又一个汗国，东起阿母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括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至波斯湾，北抵高加索。由于旭烈兀自称伊利汗，这个汗国便称为伊利汗国，以蔑剌合（今伊朗马腊格）为首都。

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合称四大汗国。察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从畏兀儿境一直延伸至河中的草原地区，最盛时其疆域东至吐鲁番、罗布泊，西至阿母河，北至塔尔巴哈台，南至兴都库什山。窝阔台汗国是窝阔台后王海都所建的汗国，西至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与答剌速河（今塔拉斯河），南至天山南麓诸城，西至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北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以伊犁河与答剌速河流域为中心。它的存在对元朝与西方诸汗国的联系、东西方交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蒙古军事远征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大蒙古国。蒙古语成为这广袤领土上最权威的官方语言。虽然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军事联合的共同体，缺乏统一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三代大汗时已经开始分裂，表面上承认元朝皇帝（大蒙古大汗）是他们的宗主，实际上都已独立地统辖自己的领土，不久就演化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国家，但是在整个元朝的对外关系与经济文化交流中起着明显的积极作用。

首先，这些汗国仍尊奉元朝皇帝为大汗，称之为“一切蒙古君主的君主”,“四海万民之君和成吉思汗家族之长”，它们承认元朝皇帝为其宗主，它们是元朝的“宗藩之国”，朝聘使节往来不绝。这些汗国的汗位承袭，要得到大汗——元朝皇帝的认可，例如伊利汗国的旭烈兀死，遗命由其子阿八哈继位，阿八哈推辞说：没有叔父忽必烈的命令他不能即位，直到1270年元朝使节抵达后他才举行即位典礼。现存1279年阿八哈的敕令盖有汉字“辅国安民之宝”方印，便是忽必烈颁赐给他的。这些汗国与元朝保持一种宗主国与藩属之间的关系，通过赐予和朝贡保持往来。每一批使者其实就是一支庞大的商队，可以使用官方的驿站交通。早在窝阔台时就设置了通往拔都营帐的驿道，以后这条驿道日趋完善，西方使节、商人东来多通行于此驿道，经过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汗国都城萨莱，阿母河下游的玉龙杰赤，河中地区的不花剌、撒麻耳干，抵达阿力麻里，并由此前往岭北行省的首府和林。萨莱等城市因此成为东西方的交通枢纽，当地与元朝的人才与物资交往十分频繁。

其次，从成吉思汗西征以来，大批军政官员与工匠被掳东来，以后又有大批中亚商贩、旅行家络绎来到元朝，他们中有回回人、西域人、大食人，统称“色目”人。他们在元朝从政经商，也带来阿拉伯的科学和文化。例如，忽必烈曾下令颁行的《万年历》，编制人是回回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元朝在太医院下设的广惠司，制作回回药物，创建者是叙利亚人爱薛；为修建大都城作出贡献的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也黑迭儿是大食人。在整个元朝，波斯、阿拉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史地类书籍大量传入中国。

由于东西交通的发达，大量蒙古人、汉人迁往中亚、西亚各地。旭烈兀西征时，有上千汉人工匠随行，其中有使用火药的炮手，火药就由此途径经阿拉伯传入欧洲。随旭烈兀西征的天文学家、医生，后来留在了波斯。伊利汗国丞相拉施都丁编写历史名著《史集》时，关于蒙古与元朝的历史，主要得益于1283年奉命出使伊利汗国的元朝丞相孛罗。

横跨亚欧大陆的大蒙古国的建立，仅仅凭借武力是难以想象的，势必要有高度的文化作支撑，蒙古的草原文化在畏兀儿（回鹘）文明的渗透下发荣滋长。畏兀儿文明传入蒙古从塔塔统阿开始。塔塔统阿原先是乃蛮太阳汗的掌印官，乃蛮灭亡后投降蒙古，为成吉思汗掌管钱谷，蒙古文字的出现，即与塔塔统阿有关。《元史》说：“塔塔统阿，畏兀人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乃蛮大扬，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此后畏兀儿人参与成吉思汗的创业，以及忽必烈的建国。

75．蒙古对中国的统治——元朝

宋与蒙夹击金，重蹈宋与金夹击辽的覆辙。宋企图乘机收复黄河以南之地，抢占开封、洛阳，蒙军反扑，宋军只得退出洛阳，蒙军又决黄河灌开封城，宋军弃开封南逃。南宋帮助蒙古灭亡金朝的结果，是使自己面临着更强大的敌手。此后，蒙古军队在四川、襄樊、蕲黄以及江淮之间，对南宋展开了全面的攻势。

蒙哥大汗命其弟忽必烈从吐蕃进攻四川，并吞大理，完成对南宋的包围。尔后忽必烈回到漠南，治理漠南汉地民户。1257年蒙哥率大军征伐南宋，次年进入四川。1259年初蒙哥包围合州钓鱼山（今四川合川市东），连攻五月僵持不下。忽必烈奉命率师南下，围攻鄂州（今武汉），南宋权臣贾似道在鄂州向忽必烈求和，表示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此时忽必烈获悉蒙哥死于钓鱼山下，急欲北返争夺大汗之位，就秘密与贾似道签订和约，撤兵北归。

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召开忽里台大会，即大汗位，建元中统，建立中书省及负责汉地政务的燕京行中书省，其后不久，以开平为上都，加号燕京为中都，巩固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然后派郝经去南宋要求履行和约。贾似道秘密议和后谎称大胜蒙古，此时恐真相毕露，把郝经拘留在真州。这就成了蒙古大举南侵的借口，定下的战略方针是，先夺取上游的襄阳、樊城，然后顺江而下，攻取杭州，消灭南宋王朝。

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诏告天下，采纳谋臣刘秉忠的建议，采用《易经》“大哉乾元”的卦辞，定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第二年升中都燕京为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蒙古国时期以哈剌和林为都城，忽必烈即位后以大都（今北京）为都城，上都（开平）为并立的都城，哈剌和林成为岭北行省的治所。蒙古人把大都叫作“汗八里”（Khan—baliq），意即汗的都城。定国号为“大元”以后，原来的“大蒙古国”称号并没有取消，蒙古文献中称为“大元大蒙古国”。

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朝名将伯颜从建康、镇江分兵三路直插宋都临安，次年正月，南宋年幼的恭帝投降。早从临安逃出的宰相陈宜中与张世杰、陆秀夫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星（shì）为端宗，作最后的抗争；后为元朝军队所逼，逃往海中，死在州（今广东吴川县南海中）。南宋大臣文天祥、陆秀夫继立卫王赵（bĭng）为帝，流徙于南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崖门山）。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遣大将张弘范率水师追击，文天祥抗击于潮阳，兵败被俘。张弘范派人要文天祥写信劝降，文天祥抄自己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断然拒绝。崖山被切断饮水，陆秀夫背赵投海而死，张世杰也溺水自尽，南宋王朝至此灭亡。被俘的文天祥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1283年1月9日）在大都（北京）从容就义，临刑前拒绝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劝降，坦然答道：“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临刑时赋诗明志：“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惟有一灵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与他在囚禁时所写《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一样，令人肃然起敬。

宋亡后，中华大地上再度出现一个王朝统治的格局。元朝是蒙古建立的王朝，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压迫的色彩，但它继承并发展了历代中原王朝的传统，因而与其他王朝有着承上启下的一致性，它对中国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元朝的创建者元世祖忽必烈，在藩王时代便热心于学习汉文化，向刘秉忠、元好问、张德辉等文士请教儒学治国之道；在担任总理漠南汉地职务时，加深了对实践汉法的认识；在即大汗位后，提倡文治，改革蒙古旧制，实行汉法。因此他一手创建的元朝总体上取法于中原王朝的传统政治体制，当然也保留了一些蒙古旧制。正如萧启庆《蒙古国号考》所指出的那样，建立“大元”国号后，蒙古人并没有放弃“大蒙古国”的蒙语国号，有时径称“大元大蒙古国”。元朝的皇帝对于汉族臣民是皇帝，而对于蒙古民众仍然是一个大汗。以下对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几个方面略作介绍。

（一）中书省与行中书省。元朝中央政府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总理全国政务，枢密院掌管全国军事，御史台掌管全国监察。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未立皇太子时则空缺，所以实际长官是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另有平章政事（四员）为副丞相，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为执政官。中书省又称都省，它直辖称为“腹里”的地区（约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及河南、山东、内蒙古一部分），吐蕃地区则由宣政院兼管，此外全国的一级行政区都由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管辖。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是元朝的创制，一直沿用至今。忽必烈即位初期，有十路宣慰司，又委派重臣以中书省官“行某处省事”名义，到地方行使中书省职权。至后来行省逐渐由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定型为常设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根据李治安的研究，世祖末、成宗初，随着大规模征服战争的结束，行省由临时派出处理军政事务的机构，逐步过渡为地方最高政府，但仍长期保留着派出机构的性质。除了腹里与吐蕃外，全国共设十一个行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辽阳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湖广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岭北行省、征东行省。前面的九个行省从其名称大体可判定其地域范围，唯后面两个行省需略加解释：岭北行省——其地域相当于今内蒙古、新疆一部分和今蒙古国全境、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征东行省——设于高丽，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保留其原有政权机构和制度，赋税也不上缴中书省，与其他行省有所不同。

（二）对吐蕃的管辖和边疆的统一。在蒙古灭金前，吐蕃部分地区已对蒙古表示臣服。灭金后，窝阔台的次子阔端进驻河西走廊，和吐蕃发生密切的接触。阔端一面派军队深入吐蕃地区，一面召请吐蕃宗教领袖，笼络地方势力。1247年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班弥怛 · 功喜监藏代表各部僧俗官员在凉州会见阔端，表示归顺蒙古。此后功嘉监藏通告吐蕃各地，确认吐蕃是蒙古大汗管辖下的领土，要清查户口，建立驿站。1251年功嘉监藏去世，八思巴（本名罗古罗思监藏）继为萨斯迦派法主。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封八思巴为帝师，总领天下释教（佛教）。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又命八思巴掌管总制院，管辖全国佛教和吐蕃政务，这一机构以后改称宣政院。《元史 · 百官志》说：“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遇吐蕃有事，则分院往镇，亦别有印。如不征伐，则令枢府议。”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喇嘛（blama）入灭后，忽必烈追封他的名号中有“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等字样，表明他是弘扬佛法的西天佛子，也是佑国佑民的法王。《元史 · 释老传》说：“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元朝中央政府把吐蕃地区作为宣政院辖地，在那里分设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宣慰使司都元帅是当时吐蕃地区的最高官吏，直接由朝廷任命，元朝通过他们推行中原实施的各项制度，清查户口，制定赋税，设置驿站。西藏地区在元朝正式成为中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

八思巴见忽必烈壁画

元朝对其他边疆地区的统一也是卓有成效的。蒙古灭大理后，在当地设立了十九个万户府进行统治；忽必烈即位后，在那里改设云南行省，行省之下分别设立宣慰司、宣抚司和路府州县。云南地区从南北朝以来长期割据的局面至此结束。在北方蒙古草原，设立和林宣慰司，后改为岭北行省。在西北的阿力麻里地区，忽必烈派遣自己的儿子镇守。在哈剌和州（吐鲁番）、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和斡端（即和田）等地，分别设立中央派出的元帅府、宣慰司等机构。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是中原王朝在澎湖列岛建立政权的开始。总之，元朝的统一，使中国广大地区处于一个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

（三）建立民族等级制。二三百万的蒙古人为了统治7000万左右的汉族人口，把全国人口分为等级。这使元朝的统治带有浓重的民族歧视色彩，把全国人民按照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区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第一等级蒙古人是统治民族，当时称为“国族”，享有一切特权和自由。第二等级色目人，即“各色各目”的“诸国人”，是指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民族乃至中亚、西亚、欧洲各民族，包括吐蕃、乃蛮、汪古、回回、畏兀儿、钦察、阿速等，其地位、待遇仅次于蒙古人，其中有不少是军队将领、政府官员、富商大贾。第三等级汉人（又称汉儿），是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高丽人。第四等级南人（又称蛮子、新附人），是指原南宋统治下的遗民。

这种民族等级制度，也是一种身份制度，正如《至正直记》所说：“色目与北人以右族贵人自居，视南人如奴隶。”中书省的丞相必用蒙古人，平章政事多用蒙古人、色目人；各行省的丞相、平章也大都如此。元朝忌讳汉人掌军权，枢密院长官除少数色目人外都用蒙古人。在法律面前各等级是不平等的，法律规定：“蒙古、色目殴汉人、南人者不得复”；蒙古人殴死汉人只征烧埋银、断罚出征，不必偿命。根据至元十七年（1280年）的户口调查，蒙古人、色目人仅占总户数的3%，汉人占15%，南人占82%，可见享有特权的蒙古、色目人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不过占总户数的97%的汉人、南人中的上层人物，也是统治阶层中的成员。《元典章》所载大德年间（1297—1307年）内外官员状况：朝官中蒙古人、色目人938名，汉人、南人1151名，汉人与南人占55.23%；京官中蒙古人、色目人155名，汉人、南人351名，汉人与南人占70.15%；外任官中蒙古人、色目人5689名，汉人、南人14216名，汉人与南人占71.42%。汉人史天泽在1261年至1266年曾任中书省右丞相，是中书省最高长官（中书令虚设）；汉人充任各路达鲁花赤的人数更多。当时人说汉人中的上层人物“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这表明，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民族歧视本质上是阶级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