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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宽容的宗教政策。元朝领土辽阔，治下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不一，元朝统治者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允许自由传播与信仰，因此也里可温、答失蛮、佛、道都十分流行。

也里可温即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也即唐初传人中原的所谓景教，后遭禁锢，辽金时期仅盛行于西北游牧民族地区。随着蒙古西征，大批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色人等进入中国，元初仅大都一地就达三万多人。大都附近房山的基督教教堂“十字寺”一直留存至今。之后，天主教徒也大批东来，大都就有教堂两所。元朝中央政府专设“崇福司”掌管也里可温。

答失蛮即伊斯兰神职人员，伊斯兰教当时也称回教。元朝东西交往频繁，中亚、西亚伊斯兰教徒大量东来，在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聚居区。当时把阿拉伯的穆斯林译作木速蛮，通常叫作回回。从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带有明显的波斯文化痕迹，而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东南沿海地区的伊斯兰教则带有强烈的阿拉伯文化色彩。答失蛮、木速蛮与也里可温、和尚、先生（道士）可以享受豁免赋役的特权。元朝中央政府设“回回哈的司”，掌管伊斯兰教事务。

蒙古人原来信奉原始的萨满教，后来又尊奉喇嘛教（藏传佛教），被它那种华丽的仪式和神秘的祈祷所折服。藏传佛教在大都留下了许多凝固的痕迹，如居庸关南口红门的过街塔，镌有梵文、藏文、蒙文、畏兀儿文、西夏文、汉文书写的陀罗尼经咒语。大都城内的释迦舍利灵通塔（俗称喇嘛塔），与居庸关过街塔形制相同，一切由吐蕃喇嘛设计。但蒙古人并未因为自己信仰喇嘛教而压制其他宗教，表现出很宽容的态度。

76．劝课农桑与“棉花革命”

蒙古军队南下灭金、灭宋的战争，对农业生产破坏很大，中原膏腴之地弃而不耕者十之三四；另一方面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占夺民田现象十分严重：“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把农田当作牧场，反映了两种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之间的反差。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蒙古贵族重游牧、轻农业的政策有所改变，逐渐废除重游牧政策，采取重农桑政策。大臣许衡上疏：“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基于此，忽必烈认识到“欲保守新附城堡，使百姓安业力农”，于是下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农桑为本。”

为了劝课农桑，把金朝的村社制度加以改革，于至元七年（1270年）建立司农司的同时颁布立社的法令。从《元典章》劝农立社的记载可以较全面地看到当时立社的一般情况：五十家立一社，推举年高通晓农事且家有劳力者为社长，专门教劝本社之人勤于农桑，一社之内互助耕种，建立积谷备荒的义仓。以劝课农桑为宗旨的社，强调社内各户之间、社与社之间农业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关系，向受灾农户提供的互助劳动是无偿的，“社众各备粮饭、器具”。在北方创始的社，灭宋后，渐次推广到南方，显示了元朝政府为了劝课农桑所做的努力。

为了统一蒙古贵族的思想，元世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

其一，禁止蒙古贵族、军队侵占农田为牧场，下令把一部分牧场恢复为农田。中统元年（1260年）正月，禁诸道戍兵及势家纵犯桑枣禾稼者；四月，又禁征伐军士及势官毋纵畜牧伤害其禾稼桑枣；次年七月又申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至元十三年（1276年），针对东平布衣赵天麟所上《太平金镜策》提及蒙古王公大人占民田为牧场，元世祖特下诏处理此事：“凡军校及守土官吏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各还本主。”

其二，设立农官，劝课农桑。中统二年（1261年）设立劝农司，后又设巡行劝农司，“专以劝课农桑为务”。各地方官吏都以“劝课农桑”系衔，州县衙门两壁都绘制耕织图，且以劝课农桑成绩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劝课农桑无成效者，御史台按察究治。

其三，总结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至元七年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至元十年以后各类官修、私修农书相继问世，主要有大司农司辑《农桑辑要》、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罗文振《农桑撮要》等。

《农桑辑要》七卷，成书于至元十年（1273年），内容有典训、耕垦、播种、载桑、果实、竹术、药草、孳畜、岁用典杂事等。除汇编历代农书如《齐民要术》、《务本新书》、《岁时广记》，还依据北方农业生产实际经验予以增订。司农司派官员巡察各地督促农桑、推广技术时，主要依据此书，可见这部农书是元朝政府作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措施而出版的，很受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视。

《农桑衣食撮要》二卷，刊印于延祐元年（1314年），仿《四民月令》体例，以月令为纲，分系条别，按月列举应做的农事，包括农作物的栽培，家畜、家禽、蚕、蜂的饲养，以及农产品的加工贮藏等，文字通俗，简明扼要，非常实用。

《农书》二十二卷，集中地反映了元朝农业生产所达到的新水平，在当时与后世都有巨大影响。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元贞元年（1295年）任安徽旌德县尹，在任六年，大德四年（1300年）调任江西永丰县尹。他在旌德县尹的任内编成了《农书》，于皇庆二年（1313年）刊印。农书是当时亲民官必须颁行的书，相当于宋代地方官颁发的劝农文。王祯《农书》在南宋农书、劝农文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农桑辑要》的精华，综合南北方的经验，使之体系化。全书分三大部分：卷一到卷六是农桑通诀，涉及授时、地利、耕垦、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等；卷七至卷十是百谷谱，介绍各种农作物、菜蔬、瓜果、竹木等的种植法，其中以棉花的种植与推广最有价值，反映了当时农业的最新成就；卷十一至卷二十二是农器图谱，这是《农书》中最具特色、最值得重视的部分，作者绘制了306幅农具、农机、灌溉工具、运输工具、纺织机械图，每幅图后附有文字说明，介绍其结构、性能、使用方法。其中不少是当时创制的新式农具和机械，尤以新兴的棉纺织业的杆、弹、纺、织机械最为新颖独特。特别是“水转大纺车”极为引人注目，它是一种水力纺纱机，书中不仅介绍结构与性能，而且还配以图像，生动地展现了技艺的高超。这种水转大纺车比英国的水力纺纱机早出现了四百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书末还附载了《活字印书法》，系统记录木活字印刷的新成就。

华裔美国学者赵冈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中说，王祯《农书》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工具之大成，直到民国初年，中国农村使用的农具很难有一两件是王祯《农书》中所未载者。可见此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

元朝农业发展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棉花种植的推广。

据《吠陀经》记载，棉花最早种植于印度。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传入中国，但始终局限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直到宋代以前未在中原地区推广。宋代以降，棉花始由印度次大陆通过两个途径传入中国：陆路由中亚移植于陕西一带，海路由海南岛移植于福建、广东一带。清乾隆年间松江府上海县的棉花专家褚华所写《木棉谱》提及棉花的传人，很赞同明朝邱濬的意见，指出：“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间传入其种，关、陕、闽、广首处其利，盖闽广海舶通商，关陕接壤西域故也。”宋朝文献中关于棉花的记载已零星可见，例如：宋仁宗时筠州高安人彭乘《续墨客挥犀》提及福建、岭南种植棉花并纺织成布的事；宋孝宗时任广南西路桂林通判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提及两广地区及海南岛所生产的棉布质地“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

宋末元初是棉花种植推广的重要时期。司农司《农桑辑要》说：“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王祯《农书》说：“（木棉）其种本南海诸国所产，后福建诸县皆有，近江东、陕右亦多种；其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此，服被渐广，名曰吉贝，又曰棉布。”可见宋元之际棉花迅速推广，江东、江淮、陕右、川蜀均已大量种植，棉布作为商品的流传也渐次扩大。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置了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负责每年征收十万匹棉布的税收事宜，反映了当时棉花种植已相当普遍化了。

黄道婆像

在这方面颇有建树的是一代纺织巨匠黄道婆。黄道婆，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人，年轻时流落到海南岛崖州（今崖县）。学习了海南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于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年）返回故里乌泥泾，把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传授给乡亲，并作了一系列技术革新，使乌泥泾镇这个贫困之乡很快走上家给人足之途，成为先进纺织技术的传播中心，带动了它所在的松江府及邻近地区棉纺织业的繁荣，终于掀起了被海外学者所称誉的持续数百年的“棉花革命”。

乌泥泾一带在宋末元初从闽、广引进棉花种子，广为栽培，因而乌泥泾畔便成了松江府各乡村中最早栽种棉花的地区。陶宗仪《辍耕录》称：“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褚华《木棉谱》补充道：“邑（指上海县）产棉花自海峤来，初于邑之乌泥泾种之，今遍地皆是。”正德《松江府志》也说：“木棉，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今沿海高乡多植之。”因此，把乌泥泾镇看作“棉花革命”的策源地，是当之无愧的。

刊行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的《至元嘉禾志》记载当时松江府特产除丝绸外，还有木棉与布，还特别注明“布（松江者佳）”。宋末元初浙江天台人胡三省在给《资治通鉴》作注时，曾写到江南种植木棉并从事纺纱织布的状况，然而他也指出江南的布不如闽广，“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乌泥泾的情况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黄道婆返回故里之前的乌泥泾，纺织技术是相当原始的，据陶宗仪亲身见闻，当时乌泥泾的棉纺织业：“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没有轧花的踏车，也没有弹花的椎弓，而是用手剥去棉籽，用竹弓绷上线弦，在桌子上弹花，然后搓成棉条，再纺纱、织布，费时费工，十分艰苦。黄道婆推广了先进技术，教农家“做造杆、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

这一具体成果便是当地人王逢《梧溪集》所说的“崖州被”或“乌泥泾被”的生产。所谓“崖州被”，是海南岛崖州的一种特色花布，据方勺《泊宅编》说，海南岛黎族所织棉布，“上出细字，杂花卉，尤为工巧”，故而王逢有诗赞道：“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云灿花草。”黄道婆教乌泥泾乡民生产“崖州被”，千余家乡民仰食于此，生产出品质精良、花色艳丽的棉布远近闻名，于是更名为“乌泥泾被”。此外还有乌泥泾番布、象眼布、三纱（三梭）布、飞花布等优质棉布。

关键在于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作了全面革新，包括杆、弹、纺、织以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全过程。例如纺车，据棉纺织专家研究，海南岛黎族所用的竹轮纺车直径为30〜40厘米，有一种大轮也只61厘米。黄道婆从崖州引进的就是这种小纺车。她加以改进，成为三锭脚踏纺车，当地称为“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

黄道婆的技术革新带动了乌泥泾镇经济起飞，刺激了邻近地区对于种植棉花与纺纱织布的积极性。到了元末明初，松江府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棉布产地，所生产的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等，“皆为天下第一”，畅销天南海北，从而形成“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的繁荣景象。

棉花的广泛种植与棉纺织业的蓬勃兴起，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一方面，棉作压倒稻作，这一地区农作物种植出现了“棉七稻三”乃至“棉九稻一”的新格局；另一方面，棉花的种植以及对棉花的深加工——纺纱、织布，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经济收入日益超过粮食作物，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77．富有特色的工商业

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对手工业工匠特别重视。在西征中，每攻下一城，照例都要俘虏工匠，在花剌子模都城撒麻耳干及地方首府玉龙杰赤俘工匠数万，全随蒙古军队东返。工匠分为两种：军匠专门制造武器，民匠则制造民用工业品，有专门的户籍，称为匠户。除临时拘括一部分工匠暂隶匠籍（工作完毕遣返）外，匠户都是世袭的。元世祖忽必烈进攻南宋时，向伊利汗国的阿八哈征调工匠，回回炮手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奉命东来。元朝政府从全国各地拘括工匠，成立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在阿老瓦丁、亦思马因指导下制造回回炮。

灭南宋后，大批搜罗江南民户为工匠，选其中有技艺的十余万户为匠户，以后又籍四十多万户，立局院七十余所，在首都、地方分别设诸色人匠总管府及提举司，管理造作。这类人匠称为系官匠户。匠户世守其业，身份地位与普通民户不同。系官匠户土地在一顷以下可免除赋税，不承担杂泛差役，每人每月可支给口粮二斗五升至四斗，钞一两五钱，盐半斤，以及冬夏衣装。但匠户有较强的人身隶属关系，有强制的专业分工，生产技术世袭传承，法律规定：“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类似匠户的是盐户（制盐）、冶户（冶炼），在官吏监督下从事官手工业生产。

手工业中兵器业尤为发达，上述回回炮，能发射一百五十斤重的巨石，比原有的抛石机性能优良，据《元史 · 阿老瓦丁传》说，发射时“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金朝已有以纸为筒的火炮，到元朝时制造了以铜为筒的火炮，用火药在金属管内爆炸产生的冲力发射弹丸。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元至顺三年（1332年）制造的铜炮，长35.3厘米，口径10.5厘米，重6.94公斤，是近代管形火器的先驱。富有西域特色的毡毯业也很引人注目。北方游牧民族用毡毯制作帐幕，入居中原后把毡毯工艺发展到新阶段，据记载，诸色人匠总管府制作的地毯质地精良、名目繁多，有剪绒花毡、脱罗毡、雀白毡、半青红芽毡、染青毡、回回剪线毡等。

蒙古人重视商业。1218年成吉思汗命诸王、大臣各派部属二三人组成一支四百五十人的大商队，赴花剌子模贸易，商队成员全是木速蛮（穆斯林）。随着西征的胜利，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建立，驿道的畅通，蒙古对西域商人的种种优惠，商业日趋繁荣。元朝中期商税收入相当于全国货币收入的十分之一，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据陈高华研究，元朝商税是一种交易税，只有住税而没有过税，税率是三十取一，主要取之于全国三四十个大中城市。

元朝商业的一大特点是政府对许多商品采取专卖手段垄断经营。一种形式是政府直接经营，如部分金、银、铜、铁、盐等；一种形式是政府卖给商人经销，如茶、铝、锡和部分盐等；一种形式是商人经营、政府抽分，如酒、醋、农具、竹木及部分矿业等。这是一种站在商人立场上的官营商业，即所谓官商，这与历任财政长官如阿合马、桑哥、卢世荣都是商人出身或精于商业有密切的关系。

元朝商业的另一特点是斡脱商人活跃。斡脱是蒙古语ortoq（意为“合伙”）的音译，后来泛指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正如当时人所说，他们是“见赍圣旨、令旨，随处做买卖之人”。中亚的木速蛮（穆斯林）素以善于经商闻名，早在蒙古兴起之前他们就来往于蒙古、西域与中原之间，操纵贸易。成吉思汗时代，许多木速蛮（穆斯林）商人投充为蒙古贵族的“斡脱”，为之经商放债。当时的高利贷年利率百分之百，次年息转为本，利上加利，一锭银十年后本利可得1024锭，称为羊羔儿息，或斡脱钱，它由政府机构管理，故又称斡脱官钱。斡脱商人从政府那里获得许多特权，手持圣旨、令旨，可以使用官方的驿站交通，有官军护卫，可减免税收。显然，斡脱官商的横行不利于民营商业的正常进行。

商业的繁荣要求货币随之作适应性变化。蒙古入主中原初期，以银、丝为货币。1236年窝阔台下令发行纸币——交钞，忽必烈即位之初，也发行交钞，这是一种以丝为本位的货币。中统元年（1260年）正式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以银为本位，钞二贯等于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改发至元通行宝钞，钞十贯等于银一两。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发行至大银钞，钞面用银计值，不久即废除，仍通行中统钞、至元钞。实行钞法，是元朝在宋、金纸币的基础上的一大创举，使商品流通顺畅，节省大量铸钱费用，还使政府获利。民以昏钞兑换新钞，收30%手续费；民以钞兑银时，按法定比价二贯等于银一两之外加价五分。但解决不了贬值问题，至元宝钞、至大银钞的发行，想用抬高票面价值的办法解决通货膨胀，没有什么效果，关键在于无法限制发行数量，导致自身贬值。交钞最初发行时，每年不超过十万锭（五十贯为一锭），以后逐年增印至一百多万锭至二百多万锭。滥发纸币的结果，是使民间钞不能兑银，实际成为无本虚钞。钞的发行总额在至元二十四年已达饱和状态，此后仍在不断增加，钞法终于崩溃。每日印钞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舳舻相接，通货膨胀。元末时，京师用钞十锭（五百贯）换不到一斗米。民间交易拒绝用钞，以物易物，歌谣唱道：“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元朝建都于大都（北京），为解决官俸、军饷及宫廷需求，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初次由海路运送漕粮。海运是由朱清、张瑄草创的。朱清为崇明人，张瑄为嘉定人，生长于长江口，当过私盐贩、海盗，南宋末聚集一批人航行于沿海地区。元初，丞相伯颜招纳了朱、张等人，命他们把宋库藏图籍由崇明经海路运往大都。至元十九年，朱、张等人造平底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历时两月才抵达直沽（天津）。当时政府还未看到海运的长处，漕粮北运主要是河运；后因新开运河无法满足京师的需求，才全力从事海运，成为漕运的主要方式。

海运路线，从刘家港（太仓浏河）入海，至崇明东行，入黑水洋（黄海），由成山角（荣成）转西，到刘家岛（威海）、登州（蓬莱）沙门岛（长岛），于莱州大洋（莱州湾）入界河口至直沽（天津）。如风信有时，不过旬日即达。海运船舶，起初载重大者不过千石、小者三百石，以后有载重八九千石的大海船。每年运粮数量也由四万余石增加为三百万石以上。元朝海运的发达，为明初的海运与远洋航行奠定了基础。

元代的运河与海运

与海运相辅而行的是河运。从江南到大都，元初可以经由隋以来所开凿的运河转辗北上。淮河以南，邗沟与江南河迭经整治，仍可通行；淮河以北，可由泗水抵达山东境内，又可由御河（卫河）抵达直沽（天津），再由直沽经白河抵达通州。全线独缺山东境内泗水与御河之间约四百里的一大段，以及通州至大都之间五十里一小段，没有河道可通，漕运至此必须由陆路转运，费力甚艰。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济州（今济宁）河一百五十里，河成后，南来漕船自淮溯泗，由此出大清河涉海，趋直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会通河二百五十余里，自山东梁山县北抵临清，下接济州河，上由御河（卫河）入津。南来漕船无需远涉渤海，可直抵通州。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开通惠河，这是采纳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的建议，并由他亲自设计施工的，从通州至大都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引京西昌平诸水入大都城汇积水潭，东北从通州入白河。这样就形成了南北大运河的新格局，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一直沿用至今。

78．对外交往的扩大

蒙古三次西征，跨亚欧大陆，东起太平洋，西达波罗的海，南临波斯湾，蒙古大汗的金牌可直达各地，往昔阻塞不通的道路为之辟通，使东西交往盛极一时。

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创建人普兰诺 · 卡尔平尼（Giovanni de Plano Carpini）大主教，携带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出使蒙古，于次年七月抵达和林，十一月带着蒙古大汗贵由的复信西归。他用拉丁文写的出使报告《蒙古史》，成为研究早期蒙古史和东西交往史的重要文献。1920年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了贵由致英诺森四世的书信原件，用波斯文写成，上盖蒙古大汗的印章。

1253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圣方济各会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前往蒙古境内传教，先在伏尔加河畔谒见拔都，后在和林南面的冬季行宫谒见蒙哥。次年七月，卢布鲁克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国书西归。不久，他用拉丁文写了出使报告——《东方行纪》，成为有关13世纪蒙古的重要文献。正如汤因比所说，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在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上穿越往返的使团，在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

马可 · 波罗晋见忽必烈图

最有影响的西方使者是意大利人马可 · 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年）。1260年前后，威尼斯人尼哥罗 · 波罗兄弟至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今阿斯特拉罕附近）、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经商，后随旭烈兀使臣抵达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与询问，并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马可 · 波罗随尼哥罗兄弟前往蒙古复命，沿着丝绸之路东行，于1275年到达上都，以后侨居中国十七年。他深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出任元朝官职，奉命出使各地，游历了大都、京兆（西安）、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杭州、福州、泉州，对所见所闻有生动的记录。例如他于13世纪末来到昔日南宋都城杭州时，不禁为之惊叹：“世界最名贵富丽之城”。劫后余生的杭州，当时依然人口众多、产业发达、市面繁荣，马可 · 波罗说：“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条，每街有房屋一万”；“城中有大市十所，小市无数”；“上述十市，周围建有高屋，屋之下层则为商店，零售各种货物，其中有香料、首饰、珠宝”。正是由于他的记载在欧洲的传播，杭州这座花园城市在当时已闻名于世。

1289年伊利汗阿鲁浑因元妃死去，派使者至大都请求续娶，元世祖忽必烈命马可 · 波罗随伊利汗的使者一起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他们一行于1291年初从泉州启程，1293年到伊利汗国的阿八哈耳，马可 · 波罗等动身回国，于1295年抵达威尼斯。

马可 · 波罗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讲述游历东方的见闻，被同狱小说家鲁思梯谦记录成书——《世界的描述》（或曰《世界印象》）。此书有多种传抄本，中译本有《马可 · 波罗行纪》（冯承钧译）。《马可 · 波罗行纪》记述东方各地见闻，其中以中国部分最为详尽，对忽必烈时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物产商业等都有详尽记录。马可 · 波罗称北中国为“契丹”，称南中国的居民为“蛮子”，称北京为“可汗的大都”，称杭州为南方汉人的“行在”。他看到纸币（交钞、宝钞）大为惊叹，更惊叹于中国人开采煤炭作为燃料。

1981年英国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伍芳思（Frances Wood）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对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表示质疑。1995年11月13日她的著作《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吗？》在英国出版，其主要论点是：威尼斯商人马可 · 波罗从未到过任何接近中国的地方，在历史上不朽的《马可 · 波罗行纪》完全是杜撰之作。她关于马可 · 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的惊人之说，已得到几位研究中世纪史的专家的支持。

我国元史专家杨志玖针对《泰晤士报》的文章，在《环球》杂志1982年10期发表了《马可 · 波罗与中国——对〈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没有？〉一文的看法》，指出：中国的历史书籍中确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马可 · 波罗的名字，但并不是没有一些可供考证的材料。伊利汗阿鲁浑（Argon）的后妃死后，派遣三位使臣到元朝，请忽必烈大汗（元世祖）赐给他一个和亡妃同族的女子为妃。元世祖把一个叫阔阔真（Cocacin）的公主交给他们，三位使臣请马可 · 波罗一家作伴，从海道护送他们回伊利汗国。杨志玖从《经世大典 · 站赤》中找到了阿鲁浑所遣三使臣（Oulatai兀鲁、Apusca阿必失阿、Coja火者）回国的记载，人名、时间都和马可 · 波罗所说相符。伊利汗国历史学家拉施都丁的《史集》中也有和马可 · 波罗书中基本相同的记载。汉文、波斯文与欧洲文的记载完全相同，不是偶然的巧合，马可 · 波罗确实到过中国。

此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证据。《马可 · 波罗行纪》中提到镇江府有两所基督教堂是由当时镇江府长官、基督教徒马薛里吉思修建的，与《至顺镇江志》记载相合，他在瓜州看到±Ÿ中的寺院，便是著名的金山寺，也与《至顺镇江志》相合。《马可 · 波罗行记》有一章专讲元朝用树皮造纸，印制钞票，通行全国，信用程度之高，“竟与纯金无异”，“伪造者处极刑”。这点由1963年河北出土的“至元通行宝钞”的铜版正中刻有“伪造者处死”五个大字，获得证实。轻易否定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1997年杨志玖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再次对伍德博士进行反驳。他指出：伍德虽多方论证，但说服力不强，《游记》中确有一些错误夸张甚至虚构之处，但准确可靠者也不少，若非亲见便难以解释。

泉州清真寺（元）

蒙古重用色目人的政策，促进了大食（阿拉伯）商人东来，东西方贸易日趋频繁。当时泉州对外贸易特别发达，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之称。在泉州经商的大食人蒲寿庚最为有名，世代经营海上贸易，南宋末任泉州提举市舶使，降元后，先后出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福建行省左丞，负责与海外各国通商事宜。此后蒲寿庚父子擅市舶之利达三十年，富甲东南，成为传奇人物，其长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海外诸道宣慰使。当时世界上最大商港泉州是与巴格达齐名的国际城市，来往于两地的阿拉伯商人众多。南宋时泉州的海外贸易已凌驾于广州之上，元朝在此设市舶司，城南设番坊，供各国商人、教士居住，当时阿拉伯侨民数以万计，与当地人通婚，死后安葬在那里。今日泉州一带蒲、丁、郭等姓，就是当年阿拉伯人的后裔。

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 · 拔图塔（Ibn Battuta）曾访问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回国后，奉摩洛哥国王之命口述其旅行见闻，由国王所派书记官伊本 · 术扎伊用阿拉伯文笔录，著成《伊本 · 拔图塔游记》一书。对泉、广、杭这些城市的风貌、民情、海舶、中阿海上交通、贸易往来以及中国制瓷技术等，作了详细的描述，此书至今仍是研究14世纪中阿交往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蒙古与沿海邻国的关系是由征服战争开始的。

1218年成吉思汗要高丽每年献纳贡赋：粮食一千石，以及大批方物（金银、绸布、獭皮等）。成吉思汗西征时，高丽与蒙古处于交往中止状态。1231年蒙古进兵高丽，在那里短暂设置了一批达鲁花赤。1254年宪宗蒙哥发动对高丽的战争，要求迁都江华岛的国王返回原都城，并派太子到蒙古朝廷为人质。忽必烈即位后，致力于改善与高丽的关系，在高丽国王死后，派兵护送太子王倎回国继位，这就是高丽的元宗。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宗死，子椹（chén）继位，娶忽必烈之女为妻，高丽国王成了忽必烈的驸马，依附关系加深，此后元朝在高丽设驿站，而高丽国王成了征东行省的丞相。

至元二年（1265年），高丽人赵彝等向忽必烈建议：“日本可通。”次年，忽必烈派兵部侍郎黑的（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带了大蒙古国皇帝致日本国王的诏书，出使日本，不得要领而返。激怒了忽必烈，要高丽动员军队，造巨船一千艘，准备讨伐日本。在此期间，忽必烈对日本有过多次“招谕”，第六次前往日本“招谕”的赵良弼于至元十年（1273年）归国时，向忽必烈提出不可攻打日本的建议，他说：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忽必烈不听，加紧征战准备，把高丽的济州岛作为远征日本的基地。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军第一次远征日本，在博多、箱崎遭到日本武士顽强的抵抗，又遭到台风的袭击，战舰破损、沉没，士兵溺死，远征失败了。次年，元又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为使节前往日本，日本方面以国书的无礼之辞而斩了来使。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发动了第二次远征，由高丽方面出东路军四万，庆元（浙江宁波）方面出江南军十万。战争开始时，元军以优势兵力强行登陆。七月末八月初北九州正处在台风圈内，强大的台风摧毁了元军，日本方面称为“神风”。

蒙古骑兵在陆上驰骋纵横，所向披靡，然而海战却一败涂地。忽必烈先后派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国，也都以失败而告终。此后的元朝统治者不得不正视现实，与沿海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开展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

元朝庆元（今宁波）市舶司的海外贸易特别繁荣，浙江等地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由庆元向东运销日本、高丽，向南运销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各国。这些国家的沙金、黄铜、人参、药材、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珍品也运至庆元港再转运各地，其繁荣状况正如当时文人所描写的那样：“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元朝商船经常往来高丽，棉花、火药武器也于此时传入高丽。日本商船多至庆元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后，即许自由买卖。

元人汪大渊所写《岛夷志略》，对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通过南海航路以贸易方式传播作了详细记录，人们把这条传播丝绸和瓷器的航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79．郭守敬与关汉卿

吸收了希腊和印度学问的伊斯兰科学，曾有过世界的“最高峰时期”。关于阿拉伯文化的全盛期，欧洲人给予高度评价：光明是从东方来的。阿拉伯文化不仅影响了欧洲，也影响了中国。元世祖忽必烈曾征召穆斯林星象学家，波斯的著名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应召来到大都（北京），向元朝有关部门进献了七件天文仪器：浑天仪、方位仪、斜拉仪、平律仪、天球仪、地球仪和观象仪。科技史家哈特纳（W. Hartner）在《札马鲁丁的天文仪器与马拉加天文台的仪器比定及其关系》中指出，这些仪器是伊利汗国的大汗从波斯阿塞拜疆的马拉加（Maragha）天文台送到中国的。札马鲁丁还进献了新的纪年法《万年历》。这就是《元史 · 天文志》所说，至元四年（1267年）西域人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造西域仪象”。至元八年元朝设立回回司天台，以札马鲁丁为提点，吸收了不少西域天文学者在其中工作。札马鲁丁在大都与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进行业务交流，因此郭守敬对阿拉伯天文历法成就已有相当深刻的了解。据专家研究，俄罗斯普尔科沃天文台收藏了两份手抄本，一份是阿拉伯和波斯文，一份是汉文，都是从1024年算起的日、月、五大行星动行表，很可能是札马鲁丁和郭守敬合作完成的。

郭守敬建立的登封观测站

郭守敬（1231—1316年），字若思，邢州（今河北邢台）人，祖父郭荣是知名的数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有家学渊源，后又师从刘秉忠。元初使用辽和金的《大明历》，误差很大，刘秉忠因此提出改历的建议。天文学、地理学泰斗刘秉忠，是郭荣的朋友，郭守敬有机会参与刘秉忠的改历事业。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根据刘秉忠生前建议，命张文谦等主持修订新历，郭守敬等奉命进行实测，他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制造了简仪、高表、仰仪、正方案等近二十件天文仪器，大大提高了观测的精确度。其简仪简化了浑仪，只保留两套观测用环，一个测量赤道坐标，一个测量地平坐标；其圭表比旧表高五倍（高四十尺），使测量日影长度的相对误差减少到五分之一；其高表设置了景符，能测量到太阳圆面中心的精确位置。

元大都布局示意图

图例大街胡同城垣河流

1——大天寿万宁寺；2——中心阁；3——倒钞库；4——巡警二院；5——大都路总管府；6——国子监；7——孔庙；8——大承华普庆寺；9——崇国寺；10——太和宫；11——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12——太庙；13——万松老人塔；14——城隍庙；15——海云、可庵双塔；16——大庆寿寺；17——琼华岛；18——社稷坛；19——北中书省；20——内中书省；21——枢密院；22——御史台；23——礼部；24——大天源延圣寺（黑塔寺）；25——大永福寺（青塔寺）；26——也里可温十字寺。

至元十六年，太史局（天文台）扩建为太史院，郭守敬任同知太史院事，领导了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设立27个观测站，地理纬度为北纬15°〜65°，最北的观测站在西伯利亚北部，最南的观测站在西沙群岛（一说在占城）。次年（1280年），郭守敬继承传统历法并参考了阿拉伯历法编成新历，命名为《授时历》。郭守敬在给元世祖的奏报中说，《授时历》对天文数据重新测定七项，对天文计算改革五项。《授时历》推算一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这个数据和地球实际绕太阳一周的周期只相差26秒，与南宋统天历相同，也与现代通用的格里高利历相同。格里高利历是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时制定的，比《授时历》晚了300年。郭守敬的天文成就与300年后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 1564—1601年）先后交相辉映，明末来华耶稣会士汤若望（P. J. Adam Schall Von Bell）称赞郭守敬为“中国的第谷”。其实郭守敬比第谷早三个世纪，应该说第谷是欧洲的郭守敬才确切。日本科学史家山田庆儿说：元代的授时历“代表中国天文学的最高水平”。

郭守敬最初是作为水利学家受到忽必烈重用的。中统三年（1262年）因刘秉忠的同学、左丞张文谦推荐，向忽必烈面陈水利建议六条，被任命为提举诸路河渠之职，次年升副河渠使。至元元年（1264年）郭守敬奉命浚治原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等古渠，使当地农田得到灌溉，事成后升任都水少监。以后他又为元大都（今北京）的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

据侯仁之研究，元大都的兴建，放弃了莲花池水系上历代相沿的旧址，而在它的东北郊外选择新址重建新城。新城的城址是以金朝离宫——太宗宫附近湖泊（即今中海和北海）为设计中心。这一片湖泊属于高梁河水系，选址于此出于都城建设的长远考虑，一是金中都在战乱中已遭破坏，二是莲花池水源供不应求，三是为了解决漕运问题。今日北京的给水工程用京密引水渠，自昌平经昆明湖到紫竹院西北一段，基本上还是沿用郭守敬当初的路线。元朝面临的漕运比金朝更为繁重，每年要从江南运送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到大都。在忽必烈到大都（即金中都）的第三年，郭守敬就提出改造旧闸河，另引玉泉山水以通漕运的计划，得到忽必烈批准后付诸实施，引白浮泉循西山山麓入瓮山泊，然后汇入积水潭（今什刹海）再接闸河，其故道所经，正在泰宁宫附近。这就是叫做通惠河的新运河。不仅根据大都的地形地貌解决了通惠河的水源，而且按地形地貌变化及水位落差，在运河中设闸坝、斗门，解决了水量和水位问题。

在中国文学史上，汉的赋，唐的诗，宋的词，元的曲，分别标志着它们那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元曲以杂剧（北曲）为主，它来自民间，金末元初，杂剧在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杂剧的兴起与宋、金时代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有密切的关系，城市中的瓦子勾栏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可供杂剧艺人登台献艺；更多的杂剧艺人则随处作场演出，从露天舞台发展到室内舞台，由四面观发展到一面观。元朝工商业畸形繁荣，王公贵族、官僚商人群聚城市，为了满足这些人的文化需求，城市中广设剧场，为杂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宋朝是科举至上主义时代，读书人都把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作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蒙古贵族起于漠北，不重视科举，灭金后，只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此后废去科举考试近八十年。汉族知识分子失去了人生的目标，遭到沉重的打击。一位经历宋、元之际社会变革的学者说：“自宋科废，而游士多……盖士负其才气，必欲见用于世。不用于科则用于游，此人情之所同。”而且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级制，使汉族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沦落。根据当时文献的记载，汉族人民又分为十等，其序列是这样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的地位，在娼妓之下、乞丐之上，排行第九。中国知识分子的“臭老九”帽子，其实在这时已经戴在头上了。科举的废止，知识分子地位的低下，使那些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一流文人，不得已踏入戏剧行列，创作演出的脚本。杂剧作家辈出，而关汉卿是其中的佼佼者。

忠都秀作场图（元）

关汉卿（约1220—1300年），号己斋，大都（今北京）人，《录鬼簿》说他隶籍太医院户，大约是系籍医户出身，但长期在大都从事杂剧脚本创作，与教坊、勾栏的歌伎、演员如珠帘秀等交往密切，被称为“杂剧班头”、“梨园领袖”。他一生写过六十多种杂剧，保留下来的有《窦娥冤》、《单刀会》、《哭存孝》、《蝴蝶梦》、《调风月》、《救风尘》、《金线池》、《望江亭》、《绯衣梦》、《拜月亭》、《鲁斋郎》等十八种。其中《窦娥冤》尤为成功，成为几百年来久演不衰、震撼人心的一部悲剧。孤女窦娥因父亲欠下高利贷无力偿还，被卖给蔡家作童养媳，遇上地痞恶棍张驴儿父子的胁迫与诬陷，又遭昏庸愚蠢、草菅人命的地方官错判而冤死。反映了关汉卿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卓越的艺术表现能力。他在剧本中对当时腐败而黑暗的政治进行抨击：“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每有口难言。”他透过窦娥临刑前愤怒的控诉，对王朝统治支柱的“天地”、“鬼神”表示了极大的否定：

有日月朝暮悬，

有鬼神掌着生死权。

天地也，

只合把清浊分辨，

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

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

做得个怕硬欺软，

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关汉卿的杂剧触及时弊，不畏强暴，自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1958年关汉卿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