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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关汉卿一起号称元曲四大家的还有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的代表作有《墙头马上》、《梧桐秋雨》，马致远的代表作有《汉宫秋》、《荐福碑》，郑光祖的代表作有《倩女离魂》、《梅香》。王实甫虽不在四大家之列，但他写的《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是少见的长剧，是元杂剧中影响最大的名作，以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为蓝本，发展成精致的典范之作，剧中的张生、崔莺莺、红娘都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栩栩如生，以优美的语言渲染出一幕爱情的千古绝唱：

碧云天，黄花地，

西风紧，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指出：“元杂剧是中国现存脚本最早的戏剧”，“元杂剧作为现存中国口语文学资料也几乎是最早的”。他认为，“杂剧的用语为市井语言，所写之事也多为市井琐事，但它的语言，特别是唱词的语言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杂剧的不朽名声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十三、明——中华文明的余辉

80．朱元璋与“胡蓝党案”

朱元璋（1328—1398年），祖籍金陵句容（今南京句容）朱家巷，祖父朱初—带儿子朱五一、朱五四逃荒到江北泗州盱眙县，其后父亲朱五四在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孤庄村定居。他本名重八（两房中排行第八），后名兴宗。十七岁那年，淮北大旱，继以瘟疫，父、母、兄长先后病死，“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朱元璋因生活困难，便到皇觉寺当了行童（小和尚）。皇觉寺当地人叫於（乌）觉寺，以后改称龙兴寺，位于凤阳城北。皇觉寺长老打发和尚出门云游度荒，朱元璋一顶破笠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出门做了游方僧。游方，即化缘，社会上称为叫化。几年中，朱元璋走遍了淮西，开了眼界，增长了才干。

二十一岁时，他又返回皇觉寺。这时濠州已在红巾军占领之下，为首的是郭子兴。朱元璋想去投奔，又怕风险。小时放牛伙伴汤和从红巾军中写信来劝他前往，他有点犹豫不决，又怕走漏风声，不得已卜卦求助。二十年后当了皇帝的他亲笔写了《皇陵碑》（现仍立于凤阳皇陵边），回忆这段往事说：

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阳。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阳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

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部下当兵。郭子兴死后，朱元璋任左副元帅，成为事实上的主帅（主帅郭天叙年轻无权）。在此后几年中，他顺利地攻占皖南、浙东大部分地区，之后击败割据一方的陈友谅、张士诚，据有东南半壁江山，并以此为基础北上伐元。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声中，徐达、常遇春挥师北伐，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攻占大都，推翻了元朝。

在此之前，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在应天（南京）上表，请朱元璋即帝位。十天后，朱元璋搬进了新盖的宫殿，祭告上帝：“诸臣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精通天文地理的刘基早已看好天象，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天气晴好，果然“天朗气清”，朱元璋获上帝批准，“可为生民主”，当了皇帝，宣布王朝的国号为大明，改元洪武。

明太祖像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只有“庶民皇帝”刘邦可以与他相比拟，然而刘邦是亭长出身，朱元璋则一贫如洗，起于社会最底层。他识字不多，却勤奋好学，对历史特别爱好，《汉书》、《宋史》都是常读的书。他自学成才，写的诗文颇有特色。他起义时写的《咏菊花》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与黄巢的咏菊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写的公文，常用与众不同的口语体，如给大将军徐达的手令：“说与大将军知道：……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恁（nín，同‘您’）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洪武三年（1370年）为了建立户帖制度，他下了一道圣旨，也是用这样文体：“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人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著与那百姓一个户帖……”在他的倡导下，口语公文习惯成自然，成为明朝的一大特色。

明太祖朱元璋对全国大小政务都要自己亲自处理，唯恐大权旁落，他不仅大权要独揽，连小权也要独揽，在面临皇权与相权、将权的矛盾时，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加以处理。

朱元璋即帝位后，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由于淮西集团权力过分膨胀，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逐渐明朗化。朱元璋曾与御史中丞刘基讨论另择丞相人选，提及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刘基都以为不可，朱元璋要刘基为相，刘坚决推辞，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其实他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很难在朝廷中站住脚。后来李善长罢相后，汪广洋虽居相位，却无实权，李善长仍在遥控，并把自己的亲信胡惟庸推荐给朱元璋。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升胡惟庸为左相，汪广洋为右相，一方面依靠胡惟庸办事，另一方面要汪广洋充当耳目监视胡惟庸。

明初户帖

朱元璋以为胡惟庸是个人才，很宠信他。胡惟庸很会逢迎，“曲谨当上意”，形成了一人独相的局面，专擅朝政，对于官员生杀升降大事，往往不奏报就独断专行；官员向皇帝上疏奏事，必先经他审阅，对自己不利的便押下不送。他权倾一时，四方躁进之徒都向他纳巨贿走门路。大将军徐达深恶其奸，把其劣迹上告朱元璋。胡惟庸得知，利诱徐府门房福寿，企图陷害徐达。对于这场权力斗争，刘基似乎早有预料，他于洪武四年急流勇退，告老还乡，隐居山中，不预闻政治。胡惟庸获悉刘基在帝前言其无能，怀恨在心，指使言官诬陷刘基，以后又毒死了他。胡惟庸的大权独揽、飞扬跋扈，使相权与皇权的矛盾尖锐化。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了胡惟庸。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是咎由自取，但受“胡党”罪名牵连的功臣们却是无辜的。随着胡惟庸罪状的逐步升级，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又到“私通蒙古”，到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又定胡惟庸串通李善长谋反罪，朱元璋说：“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于是找到借口，把淮西集团一网打尽。李善长其时已七十七岁，一门七十余人被杀。一年后有人上书为其申冤，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为勋臣第一，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善长年迈，根本无此精力，何苦如此？朱元璋无话可驳，可见是枉杀。至于叶昇、宋濂之受牵连，更是如此。朱元璋下令肃清逆党，坐诛者三万余人，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数年未清。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持怀疑态度，王世贞说得较为含蓄，谈迁说得很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吴晗写于1934年的《胡惟庸党案考》深刻地指出：“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

蓝玉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初隶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多次立功，升为大将军，进封凉国公。但他居功自傲，骄横自恣，家中多畜庄奴、义子，霸占民田，擅自驱逐前来按问的御史，并在军队中按己意进退将校，引起朱元璋的极大反感。于是便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出面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去参加籍田礼仪时起事，这当然是捕风捉影之说。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者一万五千多人。朱元璋下诏公布了《逆臣录》，列名其中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胡蓝两人固然咎由自取，但牵连之广令人震惊，胡蓝之狱使开国功臣几乎一网打尽。这既反映了新王朝建立后皇权与相权、将权的矛盾，也反映了朱元璋对开国功臣的疑忌。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早就预感到朱元璋疑忌功臣，于洪武二年请老归山，顾虑到日后父子（朱同）不能老死林下，请朱元璋赐给他们“免死券”。朱升以七十二岁而善终，其子朱同还是死在朱元璋手下——赐自缢。开国第一功臣徐达，洪武十八年生背疽，忌吃蒸鹅，病重时，朱元璋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使臣面吃下，不多日就死了。洪武十九年，汤和获悉朱元璋“不愿诸将久典兵”，主动交出兵权，向他请长假：“犬马齿长，愿得归故乡，营骸骨之墟。”朱元璋大悦，赏给钱钞，让汤和告老还乡。一个游方僧出身的人当了皇帝，权力欲如此强烈，大张旗鼓地杀戮功臣，实为历史上所罕见，此人的心态值得细细研究。

杀功臣的根本起因是排除潜在威胁，强化皇权。洪武十三年杀了胡惟庸，朱元璋下了一道诏书，把他的动机暴露无遗：“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显然是在为废除中书省、左右丞相寻找借口，其实要害不在设丞相“不旋踵而亡”，也不在“专权乱政”，而是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太大，分割并削弱了皇权。为了强化皇权，朱元璋变更旧制，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事皆朝廷总之”，其实是由皇帝兼丞相，大权独揽。这不仅是变更了元朝的制度，而且是变更了由秦创始经唐、宋完备化的丞相制度，形成空前的君主专制体制。皇帝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果，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最繁忙的皇帝，以洪武十七年九月为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要批阅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每天要处理200多件。他曾对侍臣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

皇帝兼行丞相职权，毕竟难以持久，他的继承人明成祖朱棣不敢违背祖训（毋得议置丞相），却作了一些变通，把朱元璋时期备顾问的殿阁大学士选拔入值文渊阁，在皇帝授意下参与机务、批答奏章，从而确立了明朝通行二百多年的内阁制度。当然这时的内阁，“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关白”；其后内阁制度不断完善，阁臣裁决机宜、票拟谕旨，俨然汉唐宰相，只是没有相名而已。

推行特务政治，也是朱元璋强化皇权的一大创举。在监察机关都察院以外，设立了检校、锦衣卫，承担着监视官吏的特殊使命。

检校的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专作告发他人的勾当。朱元璋说：有这几个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连开国元勋也怕他们，日夜提心吊胆。因为检校无孔不入，到处刺探，一举一动都报告皇帝。吴晗《朱元璋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被征去编《孟子节文》的钱宰，写打油诗发牢骚：“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就得知此事，对他说：昨日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吓得钱宰出了一身冷汗，连连磕头请罪。

胡惟庸案发后，权力争夺激化，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新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权力凌驾于刑部、大理寺之上，是一个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指挥。锦衣卫所设监狱，称为“诏狱”，意即由皇帝批准逮捕入狱。《明史 · 刑法志》说：“明锦衣卫狱……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诏，所诛杀为多。”处理胡蓝党案，锦衣卫起了很大作用。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葬在南京城外钟山，这就是有名的明孝陵。他在遗诏中说：“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颇有一点自知之明，他确实“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但不能“好善恶恶”，过分严酷。

81．朱棣与“靖难之役”

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法定接班人死了，由谁来继承皇位？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欣赏四子燕王朱棣，因为性格脾气作风都与他酷似，想立他为皇储。翰林学士刘三吾期期以为不可，理由很简单：把二子秦王、三子晋王置于何地？他建议立朱标长子即皇太孙朱允炆为皇储，那样的话，“四海归心，皇上无忧”。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利弊参半的建议，“利”的方面是，体现了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可以服众；“弊”的方面是，那些藩王都是皇太孙的叔叔，能够容忍一个年轻的侄儿做皇帝吗？燕王朱棣尤其难以摆平，在二哥秦王、三哥晋王相继死去后，他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即位，成为明朝第二个皇帝，年号建文。于是，建文帝与燕王的矛盾逐渐明朗化。

种种迹象表明，机敏过人的朱元璋是有所预料的，事先留下遗诏，关照分封各地的藩王不得前往南京哭灵，意在防止争夺皇位的宫廷政变。

燕王朱棣得到父皇驾崩的噩耗，立即带领军队从北平赶往南京奔丧，快到淮安时，建文帝派人带来先帝遗诏——“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只得悻悻然退回北平。

野史传闻，朱元璋甚至考虑到一旦发生宫廷政变，预先给皇太孙留下锦囊妙计，放在红色的宝匣之中，去世前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的反叛军队进入南京金川门。建文君臣在危难之际打开这个宝匣，里面有三张度牒（和尚的证件），以及袈裟、僧帽、僧鞋、剃刀、银元宝等物，要建文君臣化装成和尚潜逃出宫。还有如何脱身的预案：朱允坟从鬼门出宫，其余人等从水关御沟出宫，薄暮时分在神乐观会合。朱元璋的这种预感，出于对四子朱棣的了解，他与皇太孙的较量不可避免。

皇太孙在即位之前也已经感受到叔父的潜在威胁，他向太常卿黄子澄请教，如何化解这个威胁。黄子澄援引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历史典故，示意削藩——削夺藩王的权力。即位以后，在齐泰、黄子澄的辅佐下，建文帝加快了削藩的步伐。他在“削燕王属籍”的诏书中明确指出：先皇帝在世时，朱棣“包藏祸心，为日已久”，现已祷告太庙，将他废为庶人。

燕王朱棣打出“清君侧”的幌子，指责奸臣齐泰、黄子澄等，“假陛下之威权，剪皇家之枝叶”，发兵南下，夺取久已觊觎的皇位。同样是藩王反叛朝廷，汉朝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都以失败告终，而明朝燕王的“靖难之役”却胜利了，朱棣成了明朝第三个皇帝——成祖，年号永乐。

朱棣当上皇帝之后，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摆脱篡位的嫌疑，必须制造舆论，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是太祖高皇帝的直接继承者。与此同时，对主张“削藩”，抗拒“靖难之役”的建文朝大臣，实施残酷的大屠杀。孟森在谈到“靖难后杀戮之惨”时，用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皆人类所不忍见闻者。”这在他的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

永乐初年，再现了洪武年间胡惟庸党案、蓝玉党案大屠杀的一幕，其残酷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孟森分析道，朱棣篡位成功，臣民以为他毕竟是太祖的儿子，夺位不过是帝王家事，没有必要为建文报仇，非口诛笔伐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豁达大度，对建文旧臣不予追究，未必会有什么后患。即使要杀几个建文亲信，也不必株连他们的亲属，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但是朱棣没有这样的雅量，因为篡位心虚，必须造成无人敢于议论的威慑恐怖气氛，在这点上，他深得乃父“以重典驭臣下”的真传。

对方孝孺的惩处，最为典型地暴露朱棣的心虚。攻占南京，进入紫禁城后，他当即召见被谋士僧道衍誉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希望由他来起草“即位诏书”。这份“即位诏书”，如果由建文旧臣、德高望重的方孝孺起草，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洗刷篡逆的恶名。方孝孺这个“读书种子”偏偏不领情，宁折不弯，不为所动。他披麻戴孝来到宫中，为建文帝号啕大哭。

朱棣有些尴尬，讪讪地为自己辩解道：我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方孝孺反问：成王在哪里？朱棣回答：他自焚而死。方孝孺追问：为何不拥立成王的儿子？朱棣回答：国家仰赖年长的国君。方孝孺紧追不舍：为何不拥立成王的弟弟？朱棣被追问得理屈词穷，从座位上走下来，好言相劝：这是我们家的事，先生不必过于操心，即位诏书非先生起草不可。语气毫无商量的余地。

方孝孺在威胁利诱之下屈服了吗？当人们看到他拿起笔往纸上落下时，以为他要起草“即位诏书”了，全神贯注地盯着看。方孝孺从容不迫地在纸上写了四个大字：“燕贼谋反。”把笔一丢，边哭边骂：死就死，诏书决不起草！朱棣威胁道：难道你想快点死？难道不顾虑株连九族？方孝孺应声答道：即使株连十族，也奈何我不得！

朱棣恼羞成怒，下令武士把他的嘴割破，使他无法讲话，关进监狱。然后四处逮捕他的亲族、朋友、门生，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一处死。历史上的株连九族，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株连十族是在九族之外加上朋友门生一族，是朱棣的一大发明。受到株连而死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充军边地而死者难以计数。他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自缢而死，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那些受株连的人显然是无辜的，他们的后裔经受了长期的凌辱。万历十三年（1585年），朝廷宣布大赦受方孝孺牵连而充军者的后裔，竟然有一千三百人之多！

方孝孺本人被押往聚宝门外，凌迟处死，就义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铁铉之死比方孝孺更为惨烈。兵部尚书铁铉率军死守济南，给燕王军队沉重打击。兵败后被俘，押解到宫中，不愿正面向朱棣称臣，背身而立，正气凛然。朱棣下令割去他的耳朵、鼻子，继而下令割他的肉，塞入他的口中，问道：甜不甜？铁铉傲然回答：忠臣孝子的肉，当然是甜的。

朱棣无计可施，下令当场凌迟处死。在行刑过程中，铁铉始终骂声不绝。朱棣命令武士扛来一口大锅炉，把铁铉的尸体投入翻滚的沸油中，然后把尸体捞出，让他面向朱棣站立，竟然办不到。朱棣大怒，命令太监用铁棒挟持，使他面孔朝北。朱棣笑道：你今天也不得不朝见我了。话音未落，尸体身上的沸油突然飞溅，太监吓得弃棒而逃，尸体仍然反背如故。野史传闻如此活灵活现，令人惊叹不已。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死，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发配教坊司为娼。杨氏病死，女儿始终不肯受辱，赋诗明志：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

朱棣在惩处景清时又有一大发明，叫做“瓜蔓抄”。景清是个奇人，《明史》说他“倜傥尚大节，读书一过不忘”。建文初年，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身份出任北平参议，燕王与他交谈，言论明晰，大为赞赏。不久，被召回都察院。南京陷落后，他与方孝孺等相约，以身殉国。然而，他却单独向朱棣表示归顺之意，得以留任原官。此举颇受建文旧臣的非议，其实错怪了他。原来他想潜伏下来，乘机行刺朱棣。此事的案发，据《明史》所说，颇有一点戏剧色彩。主管天象的官员向朱棣报告：“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迷信天象的朱棣信以为真，立即怀疑景清图谋不轨。上朝时，他看到景清身穿红衣，神色异常，马上命人对他搜身，果然查获随身携带的凶器。景清奋起喊道：“欲为故主报仇！”当然，仇来不及报，就被处死了。

景清死得很惨，斩首后，还要剥皮。朱元璋当年为了“以重典驭臣下”，搞了不少酷刑：刷洗、秤杆、抽肠、剥皮，听起来都汗毛凛凛。官吏贪赃银子六十两以上，先斩首，后剥皮。州县衙门左边的城隍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剥下的皮囊塞进稻草，吊在旗杆上示众。朱棣下令把景清剥皮实草，悬挂于长安门。无巧不成书，朱棣的轿子经过长安门，悬挂皮囊的绳索忽然断了，景清的皮囊掉落在轿子前面，状如扑击，朱棣大吃一惊，下令烧毁。

一日，朱棣午睡，梦见景清手拿利剑追杀过来，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醒来后惊叹：想不到景清死了还这么厉害！下令诛杀他的九族以及乡亲，一共株连了几百人。他的乡亲全部被杀，村庄化为一片废墟。这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瓜蔓抄”。

“瓜蔓抄”并非孤立的事例。大理寺少卿胡闰，与齐泰、黄子澄昼夜策划军事，南京陷落后，不肯归附朱棣，与儿子一起被处死。他的家乡江西饶州城西硕辅坊，乡亲二百十七人被牵连处死。吕毖《明朝小史》描写那里的惨状：“一路无人烟，雨夜闻哀号声，时见光怪。尝有一猿，独哀鸣彻晓。东西皆污池，黄茅白苇，稍夜人不敢行。”御史高翔颇有军事才干，朱棣闻名召见，高翔却穿了丧服前来，出言不逊。结果，除了本人处死，株连亲族之外，朱棣还搞了一点新花样。《明朝小史》写道：“帝没御史高翔田产，给诸百姓，皆加税，曰：‘令世世骂高御史也。’又，发其先墓，杂牛马骨焚灰扬之，而以其地为漏泽园。”

朱元璋晚年意识到“法外加刑”，使得人人自危，告诫他的继承者：“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有鉴于此，他取消了锦衣卫诏狱。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把它恢复了。正如孟森所说，锦衣卫诏狱是“以意杀人”,“不由法司问拟，法律为虚设，此皆成祖之作俑也”。

不仅如此，朱棣还建立另一个特务组织——东厂。《明史 · 刑法志》说：“东厂之设，始于成祖。”朱棣在北平时，为了刺探南京情报，收买建文帝左右的宦官为耳目，即位以后，特别倚重宦官，东厂就是由宦官掌控的机构。从此厂卫横行，流毒无穷。《明史 · 刑法志》还说：“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毫无疑问，朱棣把特务政治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82．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朱棣，《明史》说他“智勇有大略”,“智虑绝人，酷类先帝”。他在位二十二年中，把很大的精力放在防范和解决残元势力上，为此逐渐把政治、军事中心由南方移向北方，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他先后七次率师出塞，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最后一次亲征班师之际，在途中病死，年六十五岁。由于他的努力，出现了“永乐之治”，是15世纪初明朝经济、文化趋向繁荣，中华文明远播海外的辉煌时期。郑和下西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明成祖像

从永乐元年（1403年）起，明成祖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这一年六月派使臣到安南、罗等国访问；八月派使臣到高丽、占城、琉球真腊、爪哇、苏门答剌等国访问；九月派使臣到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琐里、柯枝等国访问。他对主管外事的礼部大臣们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易者，悉听其便……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化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表明他要遵循太祖奠定的外交方针。太祖把高丽、日本、琉球、真腊、安南、占城、暹罗、三佛齐、爪哇、百花、彭亨、苏门答剌、渤泥等十五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道：“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成祖遵循这一祖训，对大臣们强调：“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疲生民。”

北京街市图（明）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用明成祖的话来说就是“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用《明史 · 郑和传》的话来说就是“示中国富强”，其政治目的是第一位的，即为了在海外各国扩大政治影响，显示天朝大国的富庶与强盛。它既不是一次单纯的商业贸易活动，也不是一次征服性殖民活动（至于野史传闻，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毕竟过于离奇，令人难以置信）。因此郑和一行的访问受到普遍的欢迎。在占城，国王乘大象，其他酋长骑马，来到城郊迎接郑和，前后拥戴着一支五百人的队伍，有的拿着锋刃短枪，有的舞着皮牌，有的打着鼓、吹着椰壳筒，举行欢迎仪式。在榜葛剌，国王派大臣率几千人马到港口迎接，并陪到王宫。王宫门口站着仪仗队，有穿戴盔甲、手执兵器的士兵，还有一千多人的马队，殿前还有一支几百头象组成的象队。国王高坐在殿上，拿着银柱杖和金柱杖的大臣接引郑和等人徐徐入殿，双方互赠礼物后，国王设宴招待郑和一行。

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人，回族。据近年来对《郑氏家谱》、《赛典赤家谱》的考证，专家们认为，郑和是元朝政治家、中亚布哈拉贵族赛典赤赡思丁的六世孙。《元史 · 赛典赤赡思丁传》说：“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菴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据精通阿拉伯文的专家训释:赛典赤意为“尊贵的圣裔”，赡思丁意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儿意为“长寿”，别庵伯儿意为“领袖”，专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美国《百科全书 · 郑和条》说：“郑和家自称为一名早期蒙古的云南统辖的后代，并系布哈拉国王穆罕默德的后裔。马姓来源于中文对穆罕默德的音译。”是言之有理的。在赛典赤的后裔中，马氏并不显眼。明军攻入云南后，郑和被俘，送入燕王府为太监，因参加“靖难之役”有功，被明成祖擢为内官监太监，并把马姓改为郑姓，别名三宝（三保），也称三宝太监。

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持续达二十八年之久。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第一次下西洋，27800多人，分乘208艘船，由太仓刘家港（今浏河镇）出发；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初六日第七次下西洋，27550人，分乘61艘船，由南京起航，经刘家港、福建长乐出发，于宣德八年（1433年）驰返刘家港。由于操劳过度，在从东非返航到印度古里时，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这里所说的西洋，是指加里曼丹（婆罗洲）以西海域，正如《明史 · 婆罗传》所说:“婆罗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它的范围包括南中国海西部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

据随郑和出使的马欢所撰《瀛涯胜览》、费信所撰《星槎胜览》、巩珍所撰《西洋番国志》的记录，郑和率领的船队在二十八年中到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占城（越南南方）、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渤泥（文莱）、爪哇、旧港、苏门答剌、阿鲁、南渤里（以上五处均属今印度尼西亚）、苏禄（菲律宾苏禄群岛）、满剌加（马来西亚马六 甲）、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榜葛剌（孟加拉）、琐里、加异勒、柯枝、古里（以上四处均属今印度）、忽鲁谟斯（伊朗霍尔木兹）、剌撤（阿曼湾口）、阿丹（也门亚丁）、祖法儿（阿曼苏哈尔）、天方（沙特阿拉伯麦加）、卜剌哇（索马里布腊瓦）、竹步（索马里准博）、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麻林（肯尼亚马林迪）。

郑和下西洋示意图

郑和每次远航都到过满剌加（马六甲）,它控制着马六甲海峡，是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咽喉，是郑和船队屯储物资、维修船只、候风待航的停泊基地。据《马来纪年》记载，明朝曾把公主嫁给满剌加苏丹。至今此地仍有三保山、三保井、三保祠、三保亭等古迹。苏门答剌（印尼苏门答腊）是郑和船队的转运中心，是从东南亚往南亚的前进基地。印尼的伊斯兰学者哈姆加在《郑和》一文中指出：“印尼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中国的一位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古里（今印度科泽科特）也是郑和船队每次都到达的重要中转站，它是当时印度洋上的繁荣商港。郑和在此刻石立碑，上写：“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费信《星槎胜览》有诗:“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路遗人不拾，家富自无欺。酋长施仁恕，人民重礼义。”郑和远航忽鲁谟斯前，特邀精通阿拉伯语的西安大清真寺掌教哈三同行。马欢《瀛涯胜览》对这个国际商业中心给予高度评价，有诗曰：“忽鲁谟斯近海傍，大宛米息通行商，曾闻博望使绝域，何如当代覃恩光。”

据文献记载，郑和宝船大型的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型的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在没有机器动力的帆船时代，如此庞然大物是令人惊讶的。那种长四十四丈四尺（138米）、阔十八丈（56米）的大型宝船，据船舶专家计算，排水量约为14000吨，载重量在7000吨以上。这种远航巨舶的制造地在南京龙湾的龙江船厂。龙江船厂始建于明初，到永乐时期因建造宝船下西洋，又称宝船厂。据专家在宝船厂遗址考察，该处存在建筑宝船的船坞。近年来探索郑和宝船之谜的各学科的学者通力合作，制作成功接近当年郑和宝船原貌的模型。模型按大型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的百分之一比例制作。船首为虎头图案，两边雕绘白眉毛金龙与龙目各一；船尾装饰自上而下彩绘太极图、鹢鸟、旭日东升、海浪、吉祥如意。船面九桅十二帆，火炮十八门，甲板以上五层舱室，顶部设天妃宫，天妃宫前为点将台，两侧各竖旗杆一根，日挂旗，晚挂灯，作为航行测量天体和指挥标志。船上装备四只舵帽、四只小艇、一只大艇、十七部绞盘、四十台绞棍。

郑和宝船模型

郑和下西洋不仅留下了文字记录，而且对航海路线作了详细描述，绘制了航海图，即所谓《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载于茅元仪的《武备志》中，有地图二十幅。全图采用一字展开式，自右至左，首起南京龙江宝船厂，出长江口，向南沿江、浙、闽、粤沿海，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肯尼亚的慢八撒（今蒙巴萨）、西亚的阿丹（今亚丁）、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据专家们的研究，航海图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后绘制的，以明初的航海实践和历代海道图籍为依据，吸收域外（主要是阿拉伯）海道图的某些方面，综合而成。它对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浅滩都作了可靠记录，是中国第一部航海地图。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的创举，他的第一次远航，比哥伦布首航美洲早87年，比达 · 伽马开辟东方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航行菲律宾早116年。他的船队规模之大，船舶之巨，在当时世界上罕见其匹：哥伦布的船队，仅88人分乘三艘帆船，最大的“圣玛利号”载重量只有250吨；达 · 伽马的船队也仅四艘三桅帆船，最大的“圣迦尔利尔号”载重量不过120吨。有鉴于此，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感慨系之地写道：在15世纪后期，这些中国船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处的统治者都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使这个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征服美洲的。

然而，下西洋的壮举耗费巨额人力物力，当时就有人对它的劳民伤财有所非议。焦竑《玉堂丛语》便是一例。成化年间，宪宗皇帝派太监到兵部搜索郑和下西洋留下的档案，“查西洋行程”，企图如法炮制。兵部郎中刘大夏抢先一步，把档案藏匿他处。兵部尚书项忠命保管档案的官员查了三天三夜，杳无影踪。刘大夏在旁微笑说：“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此大臣所当切谏。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无邪?”项忠听了肃然起敬，向刘大夏作揖表示感谢。这一段掌故，以往学者很少注意，却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83．海上走私贸易与倭寇

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洪武时期一再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明成祖时稍有松动，但依然视“海禁”为祖训。从永乐到嘉靖年间，海禁时紧时松，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海禁政策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的“争贡”事件，使这种矛盾尖锐化。所谓争贡事件，是嘉靖二年日本大内氏贡使与细川氏贡使为了争夺朝贡贸易特权，在宁波港发生械斗。明朝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市舶司，中止日本与明朝的朝贡贸易。正常的官方贸易断绝，民间走私贸易便取而代之。当时走私贸易的对象以日本为主，向日本人提供棉布、生丝、丝织物、陶瓷器、铁锅、水银、药材、书籍之类商品，海禁愈严，价格愈贵，获得愈厚，铤而走险者愈多。嘉靖以前冒禁下海走私贸易的大都是沿海小民与商人，他们为谋生计，秘密与外商在海上交易。嘉靖以后走私规模扩大，一方面在闽浙大姓势家操纵下，私枭船主与土豪相结合，挟制官府，包庇窝藏，公然大张旗鼓地走私；另一方面海盗与沿海贫民结舶走私，与上层走私集团遥相呼应。那些大姓势家不但窝藏私货，掩护走私，而且坐索贿赂，要挟私商。私枭船主不堪受其勒索，起而报复，海上走私贸易逐渐与沿海寇乱混而为一。

海上武装走私与海盗劫掠在东南沿海声势大盛，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批无业游民、渔民为经济利益所驱使，纷纷加入走私贸易队伍，成为社会治安一大问题。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朱纨来此查禁，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他认为：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乱源在于闽浙大姓通倭。所谓“衣冠之盗”就是沿海的大姓势家，他们一方面向走私商人筹借造船经商的资本，另一方面又提供自己的旗号供走私商船张挂，以逃避官府稽查。他捕办通倭富豪奸商，触犯了闽浙大姓，遭到朝廷中闽浙籍官僚攻击。朱纨不久便罢官回家，悲愤自杀。朱纨为官清正，死得有点冤，但他不明时势一味以禁绝为能事，正如徐光启在《海防迂说》中所指出的那样，朱纨“冤则冤矣，海上实情实事果未得其要领，当时处置果未尽合事宜也”。朱纨的失败，使东南海上走私贸易更趋猖獗。嘉靖二十八年明朝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起因于一时不明真相的地方官“仓皇申闻”。嘉靖三十一 年明朝政府又在此设巡视大臣，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走私集团则采取武装对抗的态度，终于形成了所谓“倭患”。

以往某些史著对“倭寇”一词望文生义，以为是日本海盗的同义词，其实是一种误解，至少是过于表面化、简单化的解释。1994年版《日本史大事典》中说: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沿岸与内陆、南洋方面的海域行动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中国人和朝鲜人把它们称为“倭寇”，它本身带有“日本侵寇”或“日本盗贼”的意味，但是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倭寇的含义是多样的，作为连续的历史事象的倭寇是不存在的。该书还指出，因为依托于勘合船的日、明间的交通中途断绝，中国大陆沿岸发生了大倭寇，最激烈的是所谓“嘉靖大倭寇”。这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参加的数量很少，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

倭寇对中国沿海的骚扰始于元中叶以后。后来，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总兵刘江在望海埚（辽宁盖县西南）打击的倭寇，嘉靖时期东南沿海的倭寇，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加平倭的兵部侍郎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说:“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仲律说，当时所称“倭夷”，夷人仅占十分之一，大都是明朝的编户齐民。清初史家谈迁在《国榷》中说：“动以倭寇为名，其实真倭无几。”因此，明朝对于倭寇一词的使用并不严格，把与日本通商的走私贸易商人如王直集团等也称为倭寇，而真正的日本海盗反而要用“真倭”一词，以示区别。

从嘉靖时期的倭患看来，倭寇的首领大都是中国人。嘉靖初期有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其党徒有王直、徐惟学、叶宗满等人；嘉靖中期的倭寇以王直为首，徐海次之；嘉靖后期的倭寇以闽粤的张琏为代表。作为“倭寇王”的王直，是徽州海商出身，经营海上走私贸易，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吞并了另一股海盗后，横行海上，成为海上走私集团的领袖，由于要求通商遭到拒绝，便抢掠浙东沿海。嘉靖三十二年遭官军围剿，无法在沿海容身，逃往日本萨摩之松浦津，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邸宅，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自称五峰船主，又称净海王。他不时从日本前往浙闽沿海，以宁波、泉州港外的双屿、浯屿为据点，进行大规模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在王直的队伍中确有一批真倭，他们是受王直集团雇佣的，如《倭志》所说，王直“以财物役属勇悍倭奴自卫”;《明史 · 日本志》也说，王直等人“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因此之故，王守稼在《嘉靖时期的倭患》中说：“大量史料证明，历史的真实情况似乎与以往流行的说法相反，嘉靖时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国海盗指挥，处于从属、辅助的 地位。”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把倭患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呢？原因是复杂的。其一，倭寇中确有一部分真正的日本人，即所谓“真倭”,正如《明史 · 日本志》所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其二，王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以假乱真，保护自己。曾参与胡宗宪平倭的茅坤指出，海寇每船约二百人，首领大都福建及浙江温州、台州、宁波人，也有徽州人，“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王直等人每攻掠一地，必放出风声，诡称为“岛夷”所为，以致明朝官方不明真相，误以为日本海盗入侵。其三，明朝平倭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在作战失利时谎称倭寇进犯，夸大敌情；稍有斩获，便把一般海盗冒充真倭上报。因为官方规定：擒斩“真倭贼首”一名可升三级或赏银一百五十两，擒斩“真倭从贼”一名可升一级或赏银五十两。无怪乎当时人要说:“尝闻吾军斩首百余，其间止有一二为真贼者”;“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

由于倭患严重，明朝政府倾全力平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前往征讨，在嘉兴大镇王江泾一役取得大胜后，遭督察军务的严嵩亲信赵文华与浙江巡抚胡宗宪诬陷，被逮捕入狱。继任总督胡宗宪设计诱杀了王直、徐海、陈东，但闽浙沿海倭患依然如故。在平倭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是戚继光、俞大猷。戚继光（1528—1587年），字元敬，号南塘，山东登州（今蓬莱）人，出身将门世家，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四年调浙江都司充参将，分管宁、绍、台三府，后改台、金、严三府，招募金华、义乌剽悍壮丁，练成一军，教习击刺法，更新火器兵械，戚家军因此名闻天下。与倭寇作战连连告捷，平定浙东倭患后，又进援福建，与总兵俞大猷平定福建倭患，又与俞大猷平定广东倭患。平倭战争终于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