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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孚《黄帝制器传说试释》，对传说中黄帝关于衣、食、住、行的创造发明作了探索。杵臼釜甑的制作传说，反映了谷物加工以及熟食器皿的进步；衣冠扉屣的制作与“以衣裳别尊卑”的传说，反映了原始的纺织与缝纫的兴起，也显示了社会组织的意义；舟车制作的传说，表示原始交通工具的使用，以及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

黄帝时代比神农时代的农业有所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黄帝时代已发明了历法，使农业生产能适应季节与气候的变化。《史记 · 五帝本纪》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史记正义》对此作这样的解释：“言顺四时之所宜而布种百谷草木也”。这一点也可以从《尚书 · 尧典》找到印证：尧在位时，曾命人分别到四境实地观测星象，以定春、夏、秋、冬，随四季变化安排农业生产，所以播种收获皆有定时。传说中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反映了各农业部落初次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草原游牧部落南侵的史实。

炎帝、黄帝时代的这些传说，并非穿凿附会的想象或虚构，它已被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所证实，人们把仰韶作为炎帝、黄帝时代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不无道理的。

据说黄帝部落有姬、酉、祁、己、滕、蔚、任、荀、僖、姞、儇、依十二姓，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姬、祁、任、姞四姓。姬姓相传为黄帝的嫡系，后来发展成相当大的一支。祁姓有传说中的陶唐氏，即唐尧所属的氏族部落。传说中黄帝的后裔夏后氏，是夏朝创立者的祖先；而黄帝后裔姬姓一支，则成了周朝的创建者。值得注意的是黄帝部落的十二姓中有一些北方的氏族部落——戎人、狄人，后来融合于华夏族。由于这些缘故，黄帝被尊奉为华夏族的始祖。

黄帝像

从黄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持续了数百年。黄帝后裔进入黄河流域后，吸收夷人部落和羌人部落一部分结成新的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由参加联盟的各氏族部落的首领组成联盟议事会，讨论重大事务，推举联盟首领。尧、舜、禹就是由联盟议事会民主推举产生的。

尧年老时，在联盟议事会上提出继任人选问题，让大家讨论，众人推举了舜。舜继位后，征得联盟议事会同意，任命八恺管土地，八元管教化，契管人民，伯益管山林川泽，伯夷管祭祀，皋陶管刑法。国家的雏形更加明朗化了。由于禹治理洪水有功，当舜年老让位时，联盟议事会一致推举禹担任首领。

传说中尧、舜的“禅让”传统，被后人引为美谈。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写道：“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又说：“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举效而化乎道。”有的学者指出，五帝时代天下有“万国”、“万邦”，他们在各自建立邦国的同时，还曾联合起来建立地缘性联盟，盟主由强有力的邦国君长出任，随着实力的变化而发生权力的和平更替。这就是尧、舜、禹禅让的实质。后世儒家典籍把它加以美化，成为“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大同社会，儒家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孟子则“言必称尧舜”。在人们心目中，尧舜是道德完美的先圣先王。清末民初的疑古派宣称，尧舜是“无是公”、“乌有先生”，显然偏激得太过分了。当然今人不必拘泥于《大戴礼记 · 帝系篇》或《史记 · 五帝本纪》所说，尧为黄帝四世孙，舜为黄帝八世孙，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都是远古时代的部落盟主，是毫无疑问的。对照考古发掘的资料，尧舜时代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黄河流域已是氏族社会活动频繁的地区，文明的萌芽已相当可观。

王仲孚《尧舜传说试释》指出，尧舜努力整治水患，以减少自然灾害，在与其他部落之间的对抗中，屡占优势或胜利，保障了中原部族的安全，发展农业，开发山林，使各部落过着安定的生活，他们的这种丰功伟绩是受到当时人们及后人景仰的根本原因。舜在未被推举为首领时，已是擅长农事的人，领导人民披荆斩棘，开辟农田，建筑聚落。因此关于舜的传说具有“农神性”——早期农业领袖的性质。尧舜禅让的传说，由此也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解释。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那么传说时代的内涵将会十分丰富多彩。比如说，发明八卦的伏羲氏的后裔太昊集团，居住于山东半岛至蓟辽一带，是一群以鸟为图腾的先民，由于祖先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所以他们以渔业为生计。凤姓的太昊的后裔以凤鸟为图腾，其后居住于此的少昊承袭了这一传统。少昊集团中有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五鸠、五雉、九扈，都以鸟为图腾。这一部落据说发明了弓箭，他们的英雄人物伯益、皋陶在历史上声名显赫。再比如，生活于太行山以东的祝融八姓，北以卫为中心，南以郑为中心，据说虞以前的陶唐氏就是祝融八姓之一。到了夏商两代，祝融受夏族、夷族两面夹击，被消灭过半，只有偏居南方的一支，成为春秋时代楚文化的缔造者。前辈史家张荫麟笔下的这段传说竟是如此动人：“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全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楚人想像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是披着荷衣，系着薏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钺的司命（主持命运的神）。适宜于楚国的神祇不是牛羊犬豕的膻腥，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采衣姣服的巫女。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作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词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

二、夏与商——历史时期的开端

5．世界文明史上的中华文明

在考古学、历史学中，学者们通常用某某文化（如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等）来标志一个时期。在这里的“文化”一词，带有特定的含义（与广义文化有别），通常是指还没有文字，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根据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表述，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习俗等。当文字发明并被广泛使用，科学技术已有所进步，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学者们便把那个文化称为“文明”（civilization）。在《周易》、《尚书》、《礼记》等古籍中已有“文明”一词，如“天下文明”、“浚哲文明”、“情深而文明”，本意是指文采、光明，或文德、文教，与现代所谓“文明”的含义相去甚远。今日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成就，足以使人类从原始的社会形态中摆脱出来，跃上一个新阶段。文明的标志可以举出很多，最关键的莫过于文字。美国著名学者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社会》中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

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出现最早的四大文明。大体而言，在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时代之前，出现了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之前，出现了印度文明。

在哪个文明更为古老的问题上，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埃及文明最早，有的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更早，各有各的根据。我们宁可说两个文明都很古老，它们并不是交替发展而是并行发展的，有着各自的轨迹。这两个文明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其艺术与科技成就已达到令人惊讶的高度。

印度次大陆则是另一个文明发源地。印度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已达到鼎盛状态，与稍早的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比，毫不逊色。印度斯坦的平原，有印度河和恒河两大水系，水量充沛、土壤肥沃，印度文明的几个最有影响的中心出现在这里绝不是偶然的。印度河下游的摩亨佐一达罗和印度河中游的哈拉帕，是印度文明的两个主要遗址。哈拉帕的青铜时代文明，大约存在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750年。迄今发现有文字的遗物达2000件以上，除印章铜板外，有些陶器和金属器上也有铭文。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文明的标志，也是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的区分标志，学者们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从公元前3500年逐渐形成，一直使用到公元2世纪。这种文字通常被刻在庙墙和宗教纪念物上，因而在古希腊文中称为“神圣的雕刻”或“圣书”。这种象形文字由原始的图画符号演变而来，形成表意文字（意符）和表音文字（音符）。当时经常使用的文字符号约700个。中王国时代（公元前2052—前786年）开始以芦苇笔作为书写工具。因而从象形文字中演变出一种简化的速写体——僧侣体。公元前7世纪，又演变出草书体——世俗体。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定居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的苏美尔人是比较先进的。他们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600年之间发明、使用象形文字，此后发展成为记写苏美尔语的楔形文字——音节符号和音素符号的集合体。苏美尔人用当地的平头芦秆在黏土泥板上压写字符，笔画呈楔形，所以叫作“楔形文字”。苏美尔文字后来为西亚各古代民族所采用。塞姆语系的阿卡德人、迦南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印欧语系的赫梯人、波斯人等，都用苏美尔文字来记写自己的语言，形成不同的楔形文字。

印度早在哈拉帕文明时期就产生了象形文字，这是一种音节字，可以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书写。它们是写在印章、铜板、陶器、金属器上的铭文，约有500个文字符号，其中许多是两个以上符号合成的字符。研究者认为，这种铭文的语言可以定为原始达罗毗荼语。遗憾的是，这种文字随着哈拉帕文明的结束而绝迹。此后一直要到雅利安人迁入印度之后大约过了一千年才有文字系统。这种文字记述的语言，主要是雅利安语的梵语和俗语。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始于公元前16世纪，因为这时有了成熟的足够数量的文字——甲骨文。但是，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学者们孜孜不倦地从考古发掘的遗物中探寻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钵口沿上有二三十种刻画符号，这是可以确知的最古的一种具有表意作用的文字符号。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因而推测中国文字已经有了六千年的历史。介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也发现一些文字符号；距今约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已经出现了用三个偏旁构成的会意字，可以设想，当时已经出现了由更早的简单独体字演化成的复体字。裘锡圭对此持审慎的态度，一方面指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另一方面指出，“就汉字形成的历史来说，在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和商代文字之间还存在一些重要的缺失环节。并且已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只是用作族名的一些单字，因此我们对当时的原始文字的全貌还是不清楚的”。

虽然中华文明晚于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但后先辉映，依然光彩照人。美国历史学家所写的《世界文明史》说得好：大约在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繁荣了一千年之后，中国才开始出现高度的文明。然而，当这个远东文明一旦出现，它就延续到20世纪。中国文明尽管其形成较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晚得多，但仍然是现存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中国的青铜时代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这期间青铜器（主要是礼器与兵器）在考古遗物中占有显著的重要位置，而且可想而知是上层阶级生活中的一种中心事务。这也是区域性的王朝竞争显要权位的时期，即夏商周三代，西方学者们称为中国文明的形成期。

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等文明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华文明的摇篮是半干旱的黄土高原，而不是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区域都在黄河中游一带，便是一个明证。何炳棣在《黄土和中国农业的起源》中指出：靠近黄河中游的高原上覆盖黄土——颗粒细小的肥土，土壤松软，使用原始的耒耜（木制农具）即可不费力地耕作，并且可以避免洪水的祸患。

6．探索中的夏文化

传说中，黄帝的后裔夏后氏，是夏部落联盟的创始者。夏部落联盟发展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当时大约是公元前21世纪（约公元前2070年）。从传说中的禹开始，到桀灭亡，共传十四世、十七王，约四百多年。夏的事迹，在后世文献中留传下来的，大抵是“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之类传闻。由于缺乏当时的文字记载，夏文化便显得扑朔迷离，引来后人持续不断的探索。

对于夏文化的探索，可以追溯到汉朝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为了写《史记 · 夏本纪》，作了实地考察。在《史记 · 太史公自序》中，他如此回忆道：“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鉴于《史记 · 殷本纪》关于商朝世系的记载，已被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为信史，由此推断，《史记 · 夏本纪》关于夏朝历史的记载，肯定是有所根据的。但这必须由考古发掘予以证实。

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形成，为探索夏文化奠定了科学基础。30年代初，徐中舒首先根据仰韶文化分布地域与传说中夏代活动地域互相重叠，推测仰韶文化便是夏文化的考古表现。他在《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上发表了《再论小屯与仰韶》，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40年代末，范文澜又提出龙山文化为夏文化说。50年代末，徐旭生根据《左传》、《国语》、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中有关夏后氏都邑的记载，对分布于豫西、晋南的“夏墟”进行了实地考察调查，从而揭开了以田野工作为重点的探索夏文化的序幕。徐旭生发表了《1959年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确定了此后夏文化考古的方向。

夏人活动的地区，西起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沿黄河东至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南接湖北，北入河北。今河南西部的河、洛流域是夏人居住的中心，夏的重要都城斟寻，就在嵩山西北的洛阳平原东部。夏人聚居的另一个地区，是今山西南部，特别是汾水以东今翼城附近，后世称为“夏墟”。

考古学家在今河南西部发现了一种“二里头文化”，分布于豫西黄河南岸的陕县、荥阳、郑州，及洛河流域的洛宁、宜阳、洛阳、偃师、巩县等地。二里头文化介于龙山文化和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文化从分布地区和时间序列来看，同传说中的夏朝所在的中心地区大致相符。据测定，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为公元前2080年至公元前1690年，在时间上也大体相当。

有的学者认为，偃师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代表夏末的都邑文化。照目前资料来看，二里头类型文化是夏文化的可能性，在空间上是全合的，在时间上是很可以说得通的。这个问题的进一步了解，还要靠二里头类型文化早期和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青铜器的发现。二里头遗址三期文化开始大量出现的陶文的早期历史，与其在中国文字发展上的地位，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果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基址与夏末的桀都（斟寻）有关，那么夏代诸王的其他都城，将来在二里头类型文化分布地域之内会有新的发现。夏朝的考古目前还只是开了个头。

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最辉煌，至今已发现两座宫殿遗址，这里可能是夏桀的都城斟寻。古本《竹书纪年》说“桀居斟寻”。学者们考证斟寻在今偃师县东北、巩县西南，或径直判定二里头就是夏都斟寻。历史地理学单纯孤立地论证斟寻地望，无法解答二里头是不是夏都，但一结合商汤都城尸乡，论证就坚强了。因为尸乡沟与二里头相距很近，商汤与夏桀又是并世之人，如果尸乡沟古城是商汤都城，二里头的宫殿遗址大概不可能也是商汤所建的都城。根据1998年8月的报道，偃师挖出中国古代第一都——为夏商两代划分提供明确界标。所说的就是偃师商城——位于河南省西北部、郑州之西90公里的偃师市郊。它的发现解开了夏商两代分界年代这一重大历史疑团。最有意义的是在大城内西南部发掘出一座小城，南北长1100米，东西宽740米，小城早于大城，小城是商王朝灭夏之初修建的，如作进一步研究，商灭夏的绝对年代大致可寻。

诸如此类发现很多。1976年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遗址发掘后，有学者推论登封告成镇就是历史文献所说“禹居阳城”的阳城。1978年起，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为了解“尧都平阳”，提供了实物资料。

总之，到目前为止，已经从考古发掘中找到了探索中的夏文化，它的上限可以定为河南龙山文化和山西龙山文化的晚期，偃师二里头遗址则属于夏文化的中晚期。夏朝的存在已在考古学上得到确证，不是某些疑古派学者所宣扬的夏王朝纯属子虚乌有的虚构。出土的不少铜块、炼铜渣、青铜器残片表明，夏朝已进入青铜时代。

夏禹像

禹治洪水，是夏文化探索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顾颉刚1923年5月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认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顾颉刚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顾氏所说，显然是从“禹”的字形来考证的。按：“禹”字不见于甲骨文，最早见于西周中期铜器“禹鼎”，其字形像一个爬行动物：仿佛一条三足支地、尾巴上翘、张口反噬的鳄鱼形状。但这不足以证明禹不是人而是动物。因此，上述一说遭到鲁迅的批驳，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坛奇闻轶事。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来，把一个民族或部族的首领人物，与该民族或部族所崇拜的图腾，混为一谈，显然是荒谬的。禹作为夏部族的首领，经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率领民众治服了肆虐的洪水，因而受到民众的崇拜，把他看作神灵的化身——水中之王（龙）的化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禹就是“蜥蜴之类”的虫。

禹治洪水的传说，经过学者们的考证，已可看作信史。夏朝或夏朝以前，中原大地上确曾不止一次地洪水泛滥。甲骨文中的“昔”字，作会意结构，意为洪水之日；“災”（简化字“灾”）字也是会意结构，意为河流被壅为害。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从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中，在“兖州条”下发现两处讲洪水的记载。一是“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是说洪水治平后，原来栽桑的土地又可以养蚕，人们从高地上下来，住到了平地上，可以印证禹治洪水以后的情况。另一是“作十有三载”，与传说中“禹湮洪水十三年”相呼应。因此他的结论是：“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是在兖州。”

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夏文化已经日趋明朗化了。然而问题依然存在。西方学者指出，某些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归属“夏”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是误导的。对于这类质疑，或许还要假以时日才能辨明。

7．从“大同”到“小康”

先秦诸子对于历史的追忆，反映出来的历史观，似乎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最为糟糕，被称为“乱世”。此前的夏商周三代被称为“小康之世”，虽不甚理想，但比乱世要好多了，所以是“小康”。“小康之世”以前的黄帝尧舜时代，最为理想，被称为“大同之世”。因此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由“乱世”回归到“小康之世”，进而重建“大同之世”。

“大同之世”与“小康之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后者是“天下为家”的社会。先秦诸子在这样的语境下，谈论从“大同”到“小康”，从“公天下”到“家天下”，便有了特殊的现实意味。正如吕思勉所说：“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

《礼记 · 礼运》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它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没有争斗的和谐而温馨的社会图景。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依据《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等文献推测，当时存在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农村公社，选举年高德劭的人担任“父老”、“里正”。春、夏、秋三季，百姓外出种田；父老和里正在村口监督。到了冬天，父老在“校室”里教育儿童，里正则催促妇女从事纺织。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风尚。《韩诗外传》说，村社的基层由八家人家组成，是一个不分彼此的共同体：“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相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

自从禹建立夏王朝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大同之世”进入了“小康之世”。《礼记 · 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这种转变的关键，就是夏朝的建立者禹在移交王位时，传子而不传贤，从此“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在传说中，尧、舜时有“禅让”的传统，尧老传位于舜，舜老又传位于禹，都是传贤不传子，即“选贤与（举）能”。禹在年老时，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提议讨论继任人选，大家先举荐皋陶，皋陶死后又举荐伯益。但禹在暗中培植他儿子启的势力，企图由儿子继位，果然禹死后启杀了伯益，继承了禹的职位，从此出现了“家天下”的夏王朝。这是私有制、阶级分化、国家机器出现之后的必然现象。

《史记 · 五帝本纪》把尧描述为圣明之君，他发现舜精于农耕、善于制作陶器，有组织、领导才能，确认舜可托付重任，便命他摄政辅佐，自己告老，临终前把王位让给了舜，而不传无能的儿子。舜谦辞不就，避居别地。由于各路诸侯的拥戴，舜才返回，继承王位。舜到了晚年，发现禹治洪水有功，仿效尧的做法，让禹摄政，自己告老。到了临终之前，舜因儿子无能，命禹继承王位。禹也同样谦辞不就，避居别地，在诸侯的拥戴下才登上王位。这显然是后世学者对“五帝”时代清平盛世的美化，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形势下，人们对五帝时代的大同社会的无限向往之情。然而“大同”时代的王位继承制是禅让而不是世袭，是有历史依据的事实，绝非虚构，却是可以肯定的。杨希枚《再论尧舜禅让传说》指出：“传说，甚至神话，无论其内容如何怪诞，多少反映着某些社会背景，或者说，可以从其内容来了解它所涉及的某些社会制度、思想或信仰。尧、舜传说自不例外。”杨希枚认为，尧舜禅让传说至迟是春秋时代已经流传的古老传说，它普遍见于《论语》及战国以来儒、墨、道、法各学派的论著，绝非出于某一学派的伪托。

道家典籍对于这种社会变革也有所描绘。《抱朴子 · 诘鲍》说：“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进入夏朝之后，一切社会关系都颠倒过来了：“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强者凌弱”，“智者诈愚”；“见可欲，则真正之心乱；势利陈，则劫夺之涂开”；“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

夏王朝就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小康之世”的开端。考古发掘大体可以印证传说中的这种变化。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不少铜渣、坩埚残片、陶范残片和小件铜器凿、锥、刀、鱼钩、铜镞等。经过化学分析，证明这些小件铜器已是青铜器，虽然带有某些原始性，但已反映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陶器中酒器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一定数量的剩余农产品，可以用于酿酒。房基和墓葬情况，反映了基于私有制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有的房基长达9～10米，宽5米左右，地面坚硬，铺有薄层料姜石面。有的居址还发现了四边磨光的石柱础和柱子洞，这与地穴式半地穴式的房屋不可同日而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标志着国家机器的宫殿遗址的出现。这座宫殿遗址处于遗址中部，洛河自北流过，面积约1万平方米，有厚约1～2米的夯土台基，高出地面约80厘米，上面是排列有序的柱子洞和完整的墙基。台基中部偏北地方有一块高起部分，呈长方形，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坡出檐的殿堂，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在殿堂对面，发现了东西向排列的柱子洞，是宫殿的大门。如果复原的话，一座规模宏大、气势庄严的宫殿建筑，巍然屹立，夏王朝的威仪便跃然而出了。

夏已进入了青铜时代，考古发掘证实了传说中禹的时代“以铜为兵”，以及禹铸九鼎等，是可信的。但铜器用于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很小。当时主要的农具还是木器、石器和一部分骨器、蚌器。农具有耒、耜等。耒是一根前端弯曲、有双尖的木棒；耜为宽刃形起土工具，有木、石、骨制三种。从禹治洪水的传说中可以看到当时已有原始的灌溉技术。《论语 · 泰伯》说，禹“尽力乎沟洫”；《孟子 · 滕文公上》说，“禹疏九河”，“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些均表明当时已知道开通沟洫、排洪泄涝，是农业生产的命脉。

夏人在不断积累农业生产经验的同时，天文历法知识也逐渐丰富。当时已有了明确的日、月、年的概念，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以冬至后两个月的孟春之日作为一年的开始。同时还出现了以六十甲子（干支）记日的方法，夏朝后期的几个王，如胤甲、孔甲、履癸（桀），都以甲、癸等日干为名，便可窥知一斑。《左传 · 昭公十七年》引用《夏书》中的一段记载：“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表明夏人观测到发生于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时击鼓奔走的情景。这是见于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竹书纪年》中有“夏帝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是夏人观测到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这两句话表明了一个意思：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虽有所损益，但也有所继承。周的田赋制度与夏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周之疆里，犹禹之遗法也”。周的“疆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经界”——井田上的土地划分，所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推论“井田创造于禹”。禹在农田上开沟洫，把它与《考工记 · 匠人》所描绘的井田上的沟洫制度相对照，似乎可以推测：西周那种井田式样的沟洫其实肇始于夏。

从夏与商、周之间如此紧密的承袭关系来看，不仅表明夏已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是可信的，而且表明夏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8．商的起源与盘庚迁殷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开始的，大约是在商朝建立的公元前1600年，迄今为止，已有36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了。如果把商朝建立前的早商（或先商）时期包括在内，那么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还可以上溯四五百年。

商，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子姓部落，长期居住在黄河下游。商的始祖名契，传说其母简狄吞吃了玄鸟（燕子）的蛋而生下了契。《史记 · 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sōng）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种神话传说表明，商族把玄鸟（燕子）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甲骨文中祭祀高祖王亥的卜辞，在“亥”字上加了鸟图腾符号，写作“”，可作为一个旁证。

商与夏同时并存于世。依照神话传说，夏的始祖禹源于黄帝子孙颛顼这一支，而商的始祖契源于黄帝子孙帝喾这一支。依照《史记》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后稷，都在尧、舜的朝廷里服务。这样看来，夏商周都是自黄帝下来一直平行存在的两个集团。从比较可靠的历史资料来看，商在灭夏以前，早已有了他们自己轰轰烈烈的历史，即所谓先公先王时代。《诗 · 商颂 · 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表明商人曾在海外打过胜仗。据说，契曾随禹治水，后来商人冥又作了夏的水官，表明夏朝统治黄河中下游时，商一直臣服于夏。

从契到汤，传了十四世，正相当于夏朝。由汤完成了灭夏的事业，建立了商朝，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约六百年。

商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维持了强劲的游移性，从契到汤的四五百年中，他们集体迁徙了八次，大抵从山东到河北到河南。

商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消除夏的屏障，按照丞相伊尹的谋画，停止对夏的贡纳。夏的统治者桀大怒，发兵征讨。夏商两军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之野，桀大败，汤乘胜追击，灭亡夏。

商朝建立后，一度中衰，王室内部连续发生争夺王位的纷争，“兄终弟及”制度遭到破坏，都城也几经迁徙，统治很不稳定。到商王盘庚的时候，为了扭转局面，约于公元前1300年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进行改革，“行汤之政”，政治中兴。商的历史以此为转折点，《竹书纪年》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至少有两层意义：第一，表明统治日趋稳定；第二，表明定居农业已占主导地位。

盘庚所迁的殷地，无论对于经济、军事抑或社会生活，都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殷都是沿洹水而建的，它便于用水和防卫。紧靠洹水南面是宫殿、宗庙区，迄今考古发掘了五十多座宫殿、宗庙遗址，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小屯东北。它的东面、北面毗邻洹水，且地势较高，不仅在水源上占有利地位，而且可以防御洹水泛滥。宫殿区的西面、南面挖掘了环绕宫殿的壕沟，既可以分流洹水，又可与洹水连成一体作为防御设施。

时隔三千多年后，这一殷商古都——殷墟的发现，堪称20世纪田野考古的一大盛举。自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甲骨文最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即殷墟）发现之后，殷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罗振玉确认今日之安阳河即郦道元《水经注》中的洹水，安阳河南岸的小屯即《史记 · 项羽本纪》所说的“洹水南殷墟”。这一考定，为殷墟的发掘奠定了基础。

1928年至1937年，在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等学者主持下，共计进行了15次殷墟遗址发掘工作，陆续发现大批甲骨、宫室、陵墓、宗庙，了解到殷人营造宗庙的隆重仪式（包括人祭人殉）。1950年至1977年，又在殷墟遗址进行了10多次发掘。持续半个世纪的殷墟发掘工作，使湮没了3000多年的宫殿建筑基址、商王陵墓、贵族或平民墓葬，各种作坊、仓窖、工具、武器、礼器，先后重见天日。殷墟的范围很大，其总面积在24平方公里以上。洹河南岸，大体上以商朝王宫（今小屯村附近）为中心，周围环绕着手工业作坊、居民点和墓葬等；洹河北岸，以王陵（今武官村、侯家庄一带）为中心，有商王及贵族的陵墓和数以千计的人殉祭祀坑，周围有聚落和平民的墓葬，显示了不同阶级不同待遇的悬殊地位，这给研究商朝都城及商朝社会各个侧面，都提供了写实的依据。

根据1999年6月的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指出：盘庚迁殷之“殷”有新说。近年来，安阳考古队对殷墟外围进行发掘，特别在洹河之北花园庄一带取得了重大突破。花园庄商代遗址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堪称第二个殷墟。这个遗址的时代介于商代早期郑州商城二里岗及商代后期小屯殷墟之间，从夯土建筑基址、青铜器中鼎等王室礼器等方面推断，洹河北面花园庄遗址有可能是盘庚所迁的“殷”。至于小屯殷墟遗址，当属于商代后期的都邑，是武丁及其以后各王所居之地。2006年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决定，河南安阳殷墟正式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令人遗憾的是，过去一百多年间，至少有五万多件殷墟文物流失海外。

盘庚迁殷后，商朝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到武丁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诗经》中的《玄鸟》篇、《殷武》篇，便是对武丁的颂歌。武丁不断对外用兵，使商朝的疆域日趋扩大。

商朝行政制度，以及贵族官吏，有“内服”、“外服”之分。“内服”指王朝而言，“外服”指诸侯而言，表明当时的政治地理结构中，存在着商王直接管辖区和通过贵族官吏的间接管辖区。甲骨卜辞中，把直接管辖区称为“天邑商”、“大邑商”或“大邑”；间接管辖区称为“四方”、“四土”。所谓“大邑商”，大体包括今河南省大部、山西省南部、河北省北部及山东省西南部。所谓“四土”，大体位于幽燕以南、汉水淮水以北、甘肃以东、苏皖以西。所谓“四方”，是指边疆地区的方国、部落，如西北舌方、土方、马方，西面的羌、氐，南面的楚、百越，东面的人方（东夷、淮夷）。

参加早期殷墟发掘与研究的李济，1960年所写的《古代中国文明》指出：从安阳发掘中人们可以认识到，“早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就不仅完成了华北的统一，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分为若干部落单位的华北合为一体，而且还有能力吸收来源于南方的许多重要的种族成分。商代人种植稻米，发展丝织；进口锡锭、贝壳和龟壳，在王家苑林中豢养象、孔雀和犀牛。楚国的祖先曾与这个王朝的宫廷有接触，有证据表明，商代的某些题材曾成为楚人祖先文身的内容。四川和南方另一些地区的乐师可能在殷朝宫廷乐队里参加过演奏。以上种种，再加上明显的西伯利亚和蒙古来的北方成分，以及远到西亚乃至更远地区的西方成分的存在，使安阳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中心，成了青铜时代中期东方一个极其独特的世界性城市。”

商朝历史中有两件起着负面影响的事，即人祭人殉和酗酒。

商王要向他的祖先和神灵“献俘”，各地贵族要向王廷“献俘”，透过商王贡献给他们的祖宗和神灵。这种“献俘”便是人祭，通常一次要杀数十人到数百人。人祭的方式，或以戈钩颈而死，或剖腹陈尸，或割取人头祭神。安阳小屯宗庙宫寝遗址南部的祭坛，就有用人、畜作为牺牲的遗迹。建造宗庙时，要活埋幼儿来奠基。每座宗庙的大门口，都活埋人殉。在宗庙的前面，有成排的活人连同车马一起殉葬。一些大墓往往要几十个上百个被杀殉葬的人。武官村的一座大墓，据碳14测定距今3050±100年，生殉、杀殉、杀祭的男女侍从达三四百人。

商朝殉葬坑

商朝贵族饮酒成风，而且愈演愈烈，不但消耗大量粮食，而且导致政治腐败。纣王帝辛在邢台以南、朝歌以北修建许多离宫别馆，有“酒池”、“肉林”，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西周时的铜器铭文说，大小官僚“率肆于酒”，个个嗜酒成癖。甚至平民也不例外，出现了“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的怪现象。到商朝末年，酗酒的风气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周灭商后，专门颁布了禁酒的政令，其严重性于此可见一斑。

仅此两点，人们不难悟出商朝灭亡的原因来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教于美国奥克拉荷马中央州立大学外文系的中国籍教授许辉，在《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论点，引发一场考古学界的争议。许辉认为，当年中美洲第一个灿烂的古文明，有可能是殷商末年一批渡海逃难的中国人协助建立起来的。就时间上说，奥尔梅克文明在公元前1200年前崛起，正好呼应了当年武王伐纣和纣王自焚，导致殷商王朝终结的年代。许辉的坚实证据是古文字，他从奥尔梅克的陶器、玉器、石雕上找到近150个文字符号，请旅美的中国古文字专家鉴定，大都肯定十分近似中国的甲骨文或金文。这个千古之谜的大胆假设，着实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是真是假，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9．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是区别于此前的石器时代以及此后的铁器时代的一个历史阶段。在中国，它大体是指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这一历史时期。

青铜时代这个概念，最初是由丹麦国家博物馆保管员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1788—1865年）所创用的。其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e，1892—1957年）在《青铜时代》一书里，对此作了科学的界定。

在青铜时代之前，中国远古先民已有使用金属的历史。在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一小片金属，在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过小金属圆片，它的成分为：65%红铜，25%锌。在山东的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铜锌合金物。这些发现表明，在史前时期烧制陶器的陶窑中，温度达到金属矿石的熔点时，金属铜及其化合物的出现是完全可能的。

最早的青铜器（礼器、兵器）发现于河南西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四件礼器都是酒器中的爵，小型、薄体、素面、平底，其中一件用摄谱仪分析的结果是：92%红铜，7%锡。与爵一起还发现了青铜的戈头。它们已经具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征：块范铸造、铜锡合金，有特征的器物类型。

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出土了两百多件青铜礼器、五件大青铜铎、十六件小青铜铃、四十四件青铜器具（包括二十七件青铜刀）、四个青铜镜、一件青铜勺、一百三十多件青铜兵器、四个青铜虎或虎头、二十余件其他青铜器，令人叹为观止。

商朝的青铜冶炼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有规模宏大的铜器作坊，有集中居住的炼铜工匠。冶炼青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加入适当比例的锡和少量的铅。根据对司母戊大方鼎的化学分析，其成分是：84.77%铜，11.64%锡，2.79%铅。由于锡和铅的熔点较低，和铜熔合后，不但降低了熔点，而且铸造出来的器物比纯铜更为坚实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