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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是明朝政府逐步放弃了海禁政策。从某一角度看，嘉靖时期的倭患，从侧面反映了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当时影响最大的王直集团，因“求通互市，官司弗许”，才从事海上走私、劫掠沿海，成为倭寇的代表；以后他又向政府表示如果允许通商，可以杀贼自效。主持平倭的胡宗宪、赵文华也认识到“以海禁太严，生理日促，转而从盗”;“滨海细民，本藉采捕为生，后缘海禁过严，以致资生无策，相煽以盗”。随着平倭战争的胜利，开放海禁便成为最高当局的唯一选择。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去世，成为一个契机，先后继位的明穆宗、明神宗及其辅政大臣都主张实 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由于海禁的开放，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

鉴于这种背景，我们不得不钦佩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对倭寇的分析之高明：第一，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第二，由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海商转而为海寇——“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第三，政府推行政策的偏颇是导致倭患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

最突出的例子是福建漳州府的月港。由于海道交通方便，月港早在海禁时期已成为走私贸易的中心，许多人都从那里私自出洋前往吕宋（今菲律宾）诸岛进行贸易，月港因走私贸易而繁荣，号称“小苏杭”。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政府终于承认既成事实，把月港升格为海澄县的县治，次年（即隆庆元年）正式开放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由海防同知向商船征收引税及关税，使私人海上贸易合法化。全汉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指出：所谓东洋是以菲律宾群岛为中心的海洋，往返东洋的人多到菲律宾吕宋岛或其中的马尼拉港，他们运到马尼拉的货物以生丝和丝绸为主。当时在中国一担值一百两银子的湖丝（浙江湖州的生丝）运到马尼拉，至少可以卖到二百两银子。除了西班牙人，有时日本商人也到马尼拉采购湖丝，致使湖丝价格猛涨，每担高达五百两银子。由于国内和吕宋售价的悬殊，把生丝和丝绸运到那里卖的中国商人常常得到巨额利润。中国商人到马尼拉后在市东北部集中居住，形成一个贸易市场，西班牙商人称为生丝市场。马尼拉的生丝市场，小部分在当地销售或向日本输出，绝大部分都由大帆船——“丝船”运往美洲，于是形成了一条与往昔不同的海上丝绸之路。

当时政府规定，凡华船下海通番，在出口前应先“请引”，缴纳名为引税的特许金，此外又征收三种具有关税性质的水饷、陆饷、加增饷。水饷相当于船钞，按船的大小征收；陆饷是货物进口税；加增饷是一种特加税，专向从菲律宾返回的船舶征收。据全汉昇《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漳州府海澄县每年的外贸税收迅猛增长：隆庆年间（1567—1572年）银三千两，万历初（1573年）银六千两，万历四年（1576年）银一万两，万历十一年银二万两，万历二十二年银二万九千两。万历二十二年的税收几乎等于二十年前的十倍。这是处理海外贸易成功的一例，与海禁时期相比，其利弊得失不言 而喻。中菲贸易的发展，双方各蒙其利。中国的手工业品及农产品在菲扩展销路的结果，使国内的工农业能够转变为“外向型”——为国外市场而生产，商人能够为对外贸易而服务，无形中增加了不少就业机会，从而有助于国内相对过剩人口的生计问题的解决。

84．商品经济的高水平发展

以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来，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倾向以引人注目的态势发展着，农家植棉、纺纱、织布或栽桑、养蚕、缫丝这种原先的农家副业，逐渐取代种植粮食作物的农家正业，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蚕桑压倒稻作的新趋势。这种经济的变化，为苏、松、嘉、湖地区市镇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而市镇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加深。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首先是扩张式的农业发展，每个生产者的平均生产能力不变，由于人口和耕地的不断增长而使生产扩张;其后是农业的商业化和技术进步，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的建立;再往前一步便进入了工业化阶段。明中叶以后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正相当于上述的第二阶段。

上海马桥出土的明代蓝花布

明代初期，松江冈身以东地带已普遍种植棉花，上海县人顾或《竹枝词》说:“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缉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纱。”就是生动的写照。其后，棉花种植逐渐向冈身以西推移。松江府属各县及苏州府属嘉定、太仓、昆山、常熟等县，都成了著名的产棉区，农家“多种木棉”，“专业纺织”，棉作的收入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这种变化对传统农业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农家的经济收益主要仰赖于不供自己消费 的棉花及其纺织品，这种产品只有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售后，其收益才能在经济上获得实现。当时的地方志中说:“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都反映了这种变化。

显然，植棉、纺纱、织布的收入是超过了纯农业经营的。嘉靖时松江人徐献忠说：“邑人以布缕为业，农氓之困藉以稍济。”这与农家经营的商品化有很大的关系。农家把棉花纺成纱带往市镇出售，这种出卖棉纱的农家除将自种棉花纺成纱，还从市镇买回棉花从事加工，纺成纱再出卖，这在松江很普遍：“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不少农家纺纱后还织成布，再送到市镇上出售，通宵达旦，“率日成一匹”。号称“衣被天下”的松江所产的优质棉布，如尤墩布、三梭布、标布、飞花布、紫花布，以及号称“苏布名重四方”的嘉定、常熟一带所产的药斑布、棋花布、斜纹布、缣丝布等，都出于农家之手。

明末清初上海县人叶梦珠对以松江为中心的棉布输出作了说明，所产棉布有标布、中机、小布三种。上阔尖细者称标布，以出于三林塘镇为最精，周浦镇次之，县城更次，由陕西、山西商人及徽州商人（新安商人）运销至秦、晋、京、边诸路。较标布稍阔而长者称中机布，由徽商运销至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他说，明代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苏州府的嘉定、常熟所产棉布也很畅销，“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中估计：清中期苏松地区年产棉布约4500万匹，其进入长距离运销的，总也有4000万匹。明朝的情况应该与此相差不远。

在这种背景下，苏、松一带经济繁荣、规模宏大、商贾云集的市镇，大都以经销棉布为支柱产业。

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又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优于远近闻名的尤墩布，时人有诗描绘棉布交易的兴旺:“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其自注云：“明季多标行，有小临清之目。”所谓标行，即从事标布贸易的牙行；所谓估客，即各地前来贩布的客商，他们挟带巨资来此购买棉布，使朱泾镇生意兴隆，可以与山东运河沿线的著名商业城市临清相媲美，故号称“小临清”。当地人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

朱家角镇——万历年间已号称“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为今巨镇”，成为 标布贸易中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每当棉布购销旺季，镇上“布肆黑夜燃灯为市”，一片兴旺景象。全国各地前来购买标布的客商（即所谓标客）云集于此，“东市明纪场，茶楼酒肆，为京洛标客居停之所”。当时人的《衢歌》如此写道：“鱼米庄行闹六时，南桥人避小巡司，两泾不及珠街阁，看尽图经总未知。”此处所谓“两泾”即朱泾镇与枫泾镇，珠街阁即朱家角的雅称，“两泾不及珠街阁”，并非夸张之词，《松江府志》称它“商贾贸易甲于他镇”，是与事实相符的。

罗店镇——明中叶已成为棉布集散中心，“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从万历以来，罗店镇作为一个棉布贸易中心吸引了大批徽州商人，其繁华程度堪与邻近的南翔镇相媲美，因此当地人常说:“罗店素称饶富，有金罗店，银南翔之名。”全镇交易以棉花、棉布为大宗，经营花、布交易的牙行（花行、布行）遍布，成为左右经济发展的枢纽。

其他如七宝镇、安亭镇、外冈镇、娄塘镇、钱门塘市、金泽镇、黄渡镇等也都是以棉布交易为主的商业中心。

湖州府、嘉兴府及苏州府、杭州府一带是栽桑养蚕的传统地区。进入明朝以来，蚕桑业、丝织业不仅产量、品种有所增加，而且产地和从业人员范围也日趋扩大，农家经营的蚕桑压倒粮食种植，蚕丝之丰歉成为有岁无岁的决定因素。这与洪熙、宣德、成化、弘治年间丝织业由城镇向乡村推广有很大关系，正如乾隆《吴江县志》所说:“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指苏州府）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指吴江县）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这里所反映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由于丝织业向乡村推广，农家栽桑养蚕外还兼营丝织，这对于丝织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因素，同时也必然加深农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湖州府各地出现了这样的盛况：“隆（庆）、万（历）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绌百出，有绫有罗，有花纱、绉纱、斗绸之缎，有花有素，有重至十五六两，有轻至二三两，有连为数丈，有开为十方……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

从栽桑开始，农家经营就与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卷入商品经济中。王道隆《菰城文献》说:“立夏三日，无少长采桑贸叶，名叶市。”此种叶市的价格变动很快，受供求关系与节令制约，朱国祯《涌幢小品》说：“其叶价倏贵倏贱，谚至谓‘仙人难断’。”从事桑叶买卖的牙行——青桑叶行，经营桑叶的期货贸易，称为现销或赊销：其预立约以定价，而俟蚕毕贸丝后偿还价款者，叫作赊销；其有预先付款，俟叶大后交易，叫作现销。一般而言，赊销价要高于现 销价四分之一左右。毫无疑问，丝、绸与市场的关系就更密切了。每到小满之日，必有新丝上市，于是商贾云集市镇，收购名满天下的优质湖丝，故时人说:“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

太湖周边兴起了一大批以丝绸贸易为支柱产业的繁荣市镇。

苏州附近市镇图

南浔镇——四乡所产湖丝极负盛名，吸引各地客商，“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辏”,“列肆喧阗，衢路拥塞”。镇南栅的丝行埭，丝行“列肆购丝”，“商贾骈毗，贸丝者群趋”,一方面“乡农卖丝争赴市”，另一方面“客船大贾来行商”，南浔镇成为湖丝的主要集散中心。

乌青镇——四乡所产蚕丝以西乡为上，号称辑里（七里）丝。小满新丝上市时，镇上丝行十分繁忙，“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震泽、盛泽、双林等镇“各地机户零买经纬自织”，又有贩子“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

菱湖镇——四乡盛产蚕丝，万历《湖州府志》说，湖丝“属县俱有，惟出菱湖洛舍者第一”。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菱湖前后左右三十里内所产蚕丝，由农家摇船运至镇，牙行临河收丝，“四五月间，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十分热闹。牙行收购后，转售外来客商，“镇人大半衣食于此”。

濮院镇——明初时人口已达万家，以织绸贩绸为业。此地所产濮绸十分著名，万历年间，“改土机为纱绸，制作绝工，濮绸之名遂著远近，自后织作尤盛”，镇上街巷“接屋连檐，机声盈耳”。机户从事丝织业，分工极细，有络 丝摇纬、牵经、运经、刷边、织手、拽花等。织成后，出售给绸行，必须由“接手”居间介绍。绸行招接来自闽广、两湖及北京等地的客商，因而绸行也分为京行、建行、济宁行、湖广行等，以京行财力最为雄厚，“京行之货有琉球、蒙古、关东各路之异”。

双林镇——是著名的包头纱（绢）的产地，深受各地妇女喜爱，因而“遍行天下”。成化年间双林周围农家都精于织绢，四方商贾纷纷前来收购；隆庆、万历以来，机杼之家“巧绌百出”，“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

原先曾以全国粮仓闻名天下的苏、湖二州及太湖流域，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手工业、商业的飞快发展，促使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倾向日益加剧，大量耕地改种经济作物（如桑、棉之类），以适应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农业生产格局于是变为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使余粮区逐渐转化为缺粮区。加上这一地区人口增长较快，形成地狭人稠的压力，越来越仰赖外来商品粮的输入。于是大抵15世纪中叶，湖广作为天下的粮仓，所产粮食沿江而下，供应江浙各地，“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取代了先前的“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这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伴随着商品的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明中叶以降，白银作为货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政府的财政收支，大都改用银两折纳与计算；原来以米、钞支给的官俸，逐步改用银两，本色俸米一石以银二钱五分支给；赋税也作了相应性变化，把相当大部分折成银两收缴，出现了金花银，以后又把徭役折成银两（役银）;此外商税、手工业税、关税都相应地折成银两；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雇工，已经用银两来支付工价，例如万历时湖州地区农业雇工的工价每年为银二两二钱。而隆庆、万历以后海禁开放，海外贸易迅猛发展，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满足了明中叶以来因普遍用银作为货币而对银的大量需求。

85．“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冲破了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把晚明中国带进了“全球化”贸易的新潮流。

15世纪末，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随后又占领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和香料群岛。从1524年起，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 门搭建住房，营造村落，以后又通过“租借”的手段使澳门成为一个可靠的基地。从此澳门发展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商埠，也是中国与新航路发现后的全球经济发生关系的中介。以澳门为中心的几条国际贸易航线初露端倪：第一条是澳门—暹罗（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航线；第二条是澳门—长崎（日本）航线；第三条是澳门—马尼拉（菲律宾）—阿卡普尔科（墨西哥）航线；第四条是澳门—东南亚航线。澳门就这样成为中国通向世界各国的枢纽，以澳门为中心的转口贸易，把中国市场卷入“全球化”贸易的网络中，使中国经济首次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东半球和西半球）经济新格局。

葡萄牙商船模型

就以澳门—果阿—里斯本的贸易而论，葡萄牙人把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黄金、铜、水银、麝香、朱砂、茯苓、瓷器等商品，从澳门运往果阿，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生丝，1580—1590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为3000担，价值白银24万两，利润达36万两；1636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为6000担，价值白银48万两，利润达白银72万两。从果阿运回澳门的商品有白银、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而以白银为大宗。这些白银是墨西哥和秘鲁出产的，由葡萄牙商人和西班牙商人运往里斯本和塞维利亚，再运往果阿，以至于当时的欧洲商人们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白银几乎全部经澳门进入了中国。

这种贸易又延伸到日本长崎。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远东贸易，每年五六月由果阿起航的商船，装载着印度等地出产的香料以及墨西哥、秘鲁出产的白银抵达澳门，在澳门买进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棉布等商品，于第二年前往日本，起先停留于平户、横濑浦、福田港，后来集中于长崎港。在那里把中国货出售，换回日本的白银及其他商品，返航澳门，再用日本白银买进中国生丝、丝织品、瓷器等，在第三年秋天返航果阿。他们在果阿—澳门—长崎—澳门—果阿的远程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英国学者博克瑟（C. R. Boxer）把1557—1640年称为澳门与日本的贸易时代。

随之而来的是西班牙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麦哲伦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虽然他本人死在菲律宾，但是他的船队返回了西班牙，不但证明地球是圆的，而且证明美洲是亚洲以外的另一块大陆。于是，联系美洲与亚洲的贸易成为西班牙人关注的焦点。1580年以后，西班牙殖民当局为运到马尼拉的以生丝、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向墨西哥的航路。此后二百多年中，“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前往墨西哥。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沟通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马尼拉大帆船”每两年不到就往返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一次。西班牙商人在菲律宾除了同土著交易外，主要致力于同中国的广泛贸易，因此可供运回墨西哥的商品十分丰富，包括中国的生丝与丝织品等。船队抵达阿卡普尔科以后，就在当地举办盛大的集市。生丝与丝织品不仅在墨西哥有现成的市场，而且还远销秘鲁、巴拿马直到智利一带。大约在1530年以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已有丝织业，自从“马尼拉大帆船”运来了质量精美、价格低廉的中国生丝和绸缎，当地的丝织业就此趋于衰落。1600年西班牙当局对当地的养蚕户加以限制，断绝了本地蚕丝的供应，由源源不断输入的中国生丝为墨西哥工厂提供原料。1637年墨西哥一处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工厂的工人达到14000人，可见当时运到墨西哥的中国生丝数量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土布（手工纺织的棉布）很快成为菲律宾群岛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1592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向西班牙国王报告，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成为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中国的棉布还由“马尼拉大帆船”销到西属美洲殖民地，从而排挤了西班牙货。

这种情况与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马尼拉大帆船”的运输量是那种穿越沙漠地带的骆驼商队所无法比拟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把“马尼拉大帆船”作为近代意义的跨越洲际的远程贸易，纳入全球经济的视野来考察，他说:16世纪“各种因素协力促成的运动”是从西班牙“前往美洲”，“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这是一种资本巨大的远程贸易，形成了跨越太平洋的“丝—银”对流。

随着“马尼拉大帆船”与“太平洋丝绸之路”的蓬勃发展，东南沿海的中国商人纷纷移民马尼拉，在马尼拉东北部集中居住，进行贸易，那个地方被当地人称为“生丝市场”。在“生丝市场”，价格由熟悉行情的西班牙商人和中国商人商量决定，买主则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一切交易必须在每年5月底以前完成，以便中国商船返航，西班牙商人也可以把货物装上大帆船，在6月底以前运往美洲。因此史家评论：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美洲之间的远程贸易的中转站，“马尼拉大帆船”严格说来是运输中国货的大帆船。一部论述“马尼拉大帆船”的专著（W.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称：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无拘无束地谈论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此后，荷兰人也介入了中国贸易。一位荷兰学者指出，16世纪欧洲对通称“印度货”的中国商品怀有极大兴趣，但当时操纵亚一欧贸易大权的葡萄牙人更注重亚洲内部的贸易，特别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转口贸易。荷兰人试图打破这种格局。1595—1597年，他们绕过好望角获得成功，使得荷兰贸易公司迅速崛起，进入东方贸易。1602年各公司组成统一的“联合的东印度公司”，亚洲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物集散中心。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兴趣浓厚，《东印度公司志》的《论中国》一章，开宗明义便说：东印度公司刚成立即着眼于中国贸易，因为中国货可望在欧洲获得巨大利润。在利益驱动下，荷兰人企图结束葡萄牙人独占中国贸易的优势，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据点，能像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那样与中国建立起直接贸易关系。1609年事情发生了转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平户开设了一家商馆，打开了一直由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货的日本市场，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口中国货，并切断葡萄牙人控制的货源。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40年代，东方的商业大权几乎为荷兰人所独占。在此期间，荷兰人试图占据澎湖列岛未遂，便以台湾为立脚点。1624年荷兰人在安平设立商馆，以后又在淡水和鸡笼（基隆）设立货栈，使之成为荷兰进口中国商品的固定贸易基地，也成为日本与中国沿海之间的贸易中转港。1639年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后，这一中转港地位日趋重要。

无论葡萄牙还是西班牙和荷兰，在与中国的贸易中都处于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地位，为了弥补这种贸易逆差，不得不支付硬通货——白银。因此，持续两个半世纪之中，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西方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戏称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为“商业上的‘纳贡’”，他如此写道：“‘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 易都是顺差”，“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

这种历史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日本学者百濑弘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用一半篇幅来研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问题。他指出，流入中国的白银逐年增加，最初是每年30万比索（西班牙银元），1586年达到50万比索，以后迅速超过100万比索乃至200万比索，1604年达到300万比索，1622—1644年间大都在200万比索至300万比索之间。美国学者艾维四（William S. Atwell）长期从事明清之际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从1530年到1570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是日本，1570年以后美洲白银成为最重要的来源。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经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在57500~86250千克之间；而且马尼拉并不是美洲白银进入中国的唯一门户，还有一部分从澳门与东南亚进入中国。

中国学者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全汉昇1969年发表在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的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系统而精深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从1565年到1815年的两个半世纪中，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一至四艘大帆船，来往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之间，每年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在100万比索至400万比索。全氏的论文引用1765年马尼拉检察长向西班牙国王的报告：自从菲律宾群岛被征服（1565年）以来，运到这里的银子已经超过2亿比索。又据另一官员的报告，1571—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计4亿比索，其中的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国。全氏认为，四分之一的估计显然偏低，二分之一比较接近事实。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便是援引全汉昇的观点。

毋庸置疑，美国学者弗兰克是关于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白银资本》第三章“资本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动”的第一节“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中，全面地回顾这一问题的研究史，并且利用这些成果，估计17世纪至18世纪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流入中国。在他看来，这些白银并非一般商品，而是货币形态的资本。由此他得出结论，这一时期“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势必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影响。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丝与丝织品以及棉布，主要来自太湖周边的长江三角洲。这种外向型经济，必然带动这一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全汉昇在《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中说:“中国的丝绸工业具有长期发展的历 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售，连原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胁。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中国蚕丝生产普遍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区域为最重要……海外市场对中国丝与丝绸需求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与货币所得大量增加。”明清之际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腾飞，由此可以获得索解。

86．耶稣会士与早期“西学东渐”

耶稣会士是16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以往中国的史家，激于义愤，对他们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其实他们进入中国，不仅传教，建立教堂，也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与文化，这种早期的“西学东渐”，在东西交往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据统计，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可考者约近五百人，使中国人透过他们见识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伯恩斯和拉尔夫《世界文明史》指出，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后期，同时发生了另一运动——宗教改革，它包括两个阶段：1517年发生的新教革命，其结果是北欧大多数国家脱离了罗马教会；1560年达到高峰的天主教改革使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的主要特征发生了变化。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在某些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是破坏了14、15世纪现存秩序的个人主义强大潮流的产物;两者有着类似的经济背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如果没有耶稣会士的活动，天主教改革不可能彻底成功。耶稣会的创始人是巴斯克地方的一个西班牙贵族伊格那提 · 德 · 罗耀拉（Ignadio deLoyola, 1491—1556年），他在巴黎由一群虔诚信徒的支持，于1534年创立了耶稣会。耶稣会是16世纪宗教狂热所产生的最富有战斗性的修行团，他们用劝说和正确的教义来教诲人们，甚至用更为世俗的办法来扩散其影响。耶稣会士不满足于抗击新教徒和异教徒的进攻，而是急于把信仰传布到地球的遥远角落，包括非洲、美洲、印度、日本和中国。

耶稣会士于1540年正式获得罗马教廷认可。次年，创始会士之一方济各 · 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应葡萄牙国王的要求，前往印度传教。1549年方济各 · 沙勿略转往日本传教。在日本的两年中，他体会到中国对天主教在远东传播的重要性。由于倭寇骚扰沿海，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受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及耶稣会会长罗耀拉派遣的方济各 · 沙勿略到了广东沿 海的岛屿，无法进入广州，1552年12月死于上川岛。1578年，耶稣会印度和日本教务巡阅使范礼安（Alessandre Valignani）从葡萄牙和印度调来了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等四十多名传教士，到澳门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据说罗明坚学会了一万两千个汉字，熟悉中国的礼仪典章，利用每年春秋两季赴广州交易之机，随商队前往传教。

利玛窦（1552—1610年），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城，在罗马学习法律，并加入耶稣会，继续学习天文历算、哲学、神学，后赴印度果阿。万历十年（1582年）他与罗明坚等被派赴澳门，随罗明坚来到广东肇庆传教。1583年，利玛窦与罗明坚在广东肇庆建立第一所天主教堂，掀开了中西文明接触的新篇章。利玛窦十九岁加入耶稣会，曾接受赴东方传教的培训，对中国儒学有所了解，他把传教与儒学相结合，谓之“合儒”、“补儒”、“趋儒”，一言以蔽之，尽量中国化。他一度剃去头发，穿上僧服，以后又脱去僧服，换上儒装。他不惜修改教规，默认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颇受士大夫信仰。因为他了解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要博得他们的信仰，必须熟习儒学。他在广东端州、韶州先后滞留十五年，埋首钻研儒家经典，乃至过目不忘，令士子们大为惊讶，称他为“西儒利氏”。在韶州时，瞿太素跟他学习西方数学。利玛窦一面讲学，一面传教，两年之后瞿太素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在士大夫怂恿下，利玛窦从广东经江西到南京，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年1月24日）到达北京，通过太监，把圣经、圣像、十字架、自鸣钟（时钟）、《坤舆万国全图》献给明神宗。

利玛窦与徐光启像

当时的礼部尚书余继登上疏指出：“《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进贡，与远方慕义献琛者不同。且所贡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行李中有神仙骨，夫既称神仙自能翀举，安得遗骨……乞速勒归国，勿许潜居两京，与内监交往，以致别生枝节，眩惑愚民。”反映了当时一般官僚对耶稣会士的态度。朝廷的态度却比较宽容。利玛窦等人虽未获得觐见的机会，却得到了在北京居留与传教的默许。教徒队伍 迅速扩大，1603年500人，1608年2000人，其中包括了当时有名的开明人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瞿太素。

利玛窦调和天主教与儒学的矛盾，曾直言不讳地说：把孔夫子这位儒教奠基人留下的某些语焉不详的字句，通过阐释，为我所用。耶稣会士罗明坚首先把天主教尊奉的尊神“Deus”译成“天主”。稍后利玛窦进一步主张中国先秦典籍中的“天”和“上帝”，就是西方所称的“天主”。他把中国自古崇拜的天神“上帝”与圣经中的“天主”（God）等同；把天主教蔑弃现世物质利益、追求永恒天国，与儒学“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等同；并对中国的祭天、祭祖、祭孔等传统持宽容态度，允许天主教徒家中保留祖宗牌位。因此很受士大夫们好感，风靡追随。利玛窦以中文写成的《天主实义》，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相比附，求同存异，他解释其目的是：“八万里而来，交友请益，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耶！”冯应京为《天主实义》所写的序中说:“是书也，历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诋谭空之误。”徐光启说，他读了《天主实义》后，竟没有发现天主教与儒学有任何抵触之处，“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由此可见，利玛窦以天主教比附儒家学说是成功的。方豪在《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家学说之研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个宗教，要从发源地传播到其他新地区去，如果它不仅希望能在新地区吸收愚夫愚妇，并且也希望获得新地区的知识分子的信仰，以便在新地区生根，然后发荣滋长，那末，它必须先吸收当地的文化，迎合当地人的思想、风俗、习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借重当地人最敬仰的一位或几位先哲的言论，以证实新传入的教义和他们先辈的遗训、固有的文化，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是可以接受的。”

利玛窦及其十字架图

1610年利玛窦逝世，明神宗下诏以陪臣礼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三塔寺。利玛窦被后人赞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 一人”。日本学者平川佑弘的《利玛窦传》称他为“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他的故乡——意大利中部城市马切拉塔，隆重纪念这位“世界公民”。

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年）接替主教职务，主持中国教区工作。他一改对中国传统宽容的态度，多次著文指出，中国典籍中的上帝（天）并不是圣经中天主（上帝）的对应词，不得混淆，使矛盾激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上疏排教，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相号召，提出四条禁止天主教的理由：有窥伺之心，有伤孝道，私习历法，伤风败俗。徐光启挺身而出为天主教辩护，写《辨学章疏》护教，疏中说：“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沈采取行动，发生了“南京教案”。次年，由皇帝下旨封闭天主教堂，驱逐教士。

两年后情势有了转机。明朝军队在辽东与后金作战惨败，徐光启上疏请练兵自效，皇帝采纳，派人在澳门购买西洋大炮，并把传教士与葡军请入北京，协助明军作战，使天主教又有了合法的地位。另一有求于传教士的是修订历法。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受命督责龙华民、邓玉函（JoannesTerrens）、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耶稣会士修订《崇祯历书》。天主教在中国布道有了强大的依托。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是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这第二次指的是天主教耶稣会士的“西学东渐”。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在晚明的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徐光启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到广东课读，在韶州会见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初次进教堂。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二十八年（1600年）在南京与利玛窦会晤，研究的结果是，他认为天主教可以“补儒易佛”。三年后，他再去南京时，利玛窦已入北京，便向罗如望（Joan de Rocha）学道，然后领洗，教名保禄。次年徐光启中进士。从万历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在北京常相过从，听教义之余，兼习西学。利玛窦早年师从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C. Clarius, 1537—1612年），精通数学、天文、地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The Thirteen Books Of Euclids Elements）前半部。欧几里得是古希腊数学家，他的《几何原本》是希腊古典时期数学成就的总结性著作。利玛窦到中国后利用他的老师克拉维斯的拉丁文译注《几何原本》讲授数学，并有志于把它译成中文。万历三十四年秋，利玛窦向徐 光启谈及此事，于是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翻译了这本书的前半部。已译的《几何原本》六卷，涉及三角形、线、圆、圆内外形、比例，每卷都有界说、公论、设题，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西方科学著作。《几何原本》的价值超出了几何学本身，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真正代表科学理论的教科书，徐光启在当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此书能使理论研究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也能使实践者“次其定法，发其巧思”，“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几何原本》出版不久，利玛窦又与李之藻合作编译了《同文算指》，成为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同文算指》主要根据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数学家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全书分前编、通编、别编三部分，系统介绍了欧洲笔算，贡献与影响是不小的，著名数学史家钱宝琮指出：“《同文算指》书在西学东渐史中与徐光启所译之《几何原本》六卷皆为极重要之著述，而所收成效尤在《几何原本》之上。”

西方地理学也随着耶稣会士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对空间形成新观念。利玛窦在中国居留二十八年中，绘制了多种世界地图，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李之藻为之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它是利玛窦根据三方面资料，即1570年欧洲出版的地图（Abraham Ortelius著 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国舆图及通志资料、他本人实测与见闻札记，绘制而成的，有四种正统版本，十种以上的仿刻本和摹刻本，流传极广。利玛窦编绘的地图，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让人们了解到中国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大大开拓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但是利玛窦也作了一些迁就。《利玛窦中国札记》写道：“中国人认为天是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为了迎合中国是世界中央的观念，他把子午线从世界全图中央向左移动170度，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央。人们目前见到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墨线仿绘本《坤舆万国全图》、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彩色摹本《坤舆万国全图》，便是这种变通了的样子。

明朝钦天监鉴于推算日食、月食多次不准，主张修改历法。利玛窦对天文历法素有研究，向有关部门提议参加历法修改工作，未蒙批准。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礼部推荐徐光启、李之藻“同译西法”，协助改历，也未付诸实施。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才正式任命礼部侍郎徐光启督修历法。主持此事的徐光启和李之藻对西方天文学已有深刻的了解，确定改历的方针是以西方历法为基础，聘请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Jacques Rho）、汤若望等参加，中外天文学家一起合作翻译大量欧洲天文学著作，以西方先进的天文学说来修改郭守敬的授时历。历时五年，终于完成了篇幅庞大的《崇祯历书》，共四十六种，一百三十七卷。严格地说，它其实是为改革《授时历》而编纂的一部丛书。它详细地介绍了第谷的《论新天象》、《新编天文学初阶》，托勒密的《大综合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论火星的运动》。为了进行大规模测算，还根据欧洲数学家的著作，编译了《大测》、《割圆八线表》、《测量全义》。《崇祯历书》编成后还来不及刊行，明朝就灭亡了。清初，由耶稣会士汤若望加以删改，以《西洋新历法》为名，颁行于世。《崇祯历书》的意义已越出了历法修改本身，标志着中国天文学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