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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合作编译的西方农田水利技术专著——《泰西水法》，进士王徵与耶稣会士邓玉函合作编译的西方机械工程学专著——《远西奇器图说》。西方的哲学著作也在此时被译介给中国读者，例如李之藻与耶稣会士傅汎际合译的《寰有诠》（亚里士多德的《谈天》），耶稣会士安文思译的托马斯 · 阿奎那的哲学著作《超性学要》。其中尤以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的《名理探》影响最为深远。该书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历时三年才把这部艰深的著作翻译完成，为后世留下了一批逻辑学术语，例如把概念、判断、推论译作直通、断通，把演绎、归纳译作明辩、推辩。

难能可贵的是，在华耶稣会士曾多次回国募集图书。1614年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返回罗马教廷述职时，成功地募集到教皇保罗五世捐赠的500多册书，加上他与同伴邓玉函在欧洲各国收集到的图书，约计7000多册。1618年金尼阁与另外二十二名耶稣会士护送这批图书返回中国。这批书后来通过各种途径流布于各地，其中不少被译成中文，向中国人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和宗教。这批书的一部分被北京北堂图书馆收藏，现仍可在国家图书馆见到它们的身影。人们从这些西方古籍（圈内人士称为“摇篮本”）身上，缅怀一段中西文化交流佳话，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早期的西学东渐，为中国人打开了窥视西方的窗户，大开眼界。约1632年信奉西教的浙江鄞县人朱宗光撰文把中国与西方相比较，感慨系之:“天载之义，格物之书，象数之用，律历之解，莫不穷源探委，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自鸣之钟，照远之镜，举重之器，不鼓之乐，莫不精工绝伦，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贾万国，五金山积，我中土之富饶不如也”。人们惊讶之余，不能不沉思：与先进的西方相比，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已经开始落伍了！

87．正统思想与异端思想

明朝前期、中期的思想界沉闷而无新义，科举取士都以宋儒朱熹的经注作为考试的标准，致使朱学风靡一时，学者们依托于复性与躬行，没有自觉、自由的思想。物极必反，于是乎有陈献章、王守仁的理学革命，希望把个人的思想从圣贤经书中解放出来。陈献章的“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主张，开自由思想的先声；而王守仁以己心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拒绝拜倒在圣贤脚下，更是思想界的一大革命。此后，人才辈出，都以追求思想自由为旨归，形成波澜壮阔的个人主义与博爱主义思潮。美国学者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在《明代思想论集》中，对此有精深的分析。

王守仁与朱熹不同，他发挥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理”，“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外无物”，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朱熹所说的绝对至上的“理”，被王守仁移植到每个人的心中去了，所以这种学说被称为“心学”。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筑阳明洞讲学而号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二十八岁中进士之后，历任兵部主事、南赣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在任期间是一个颇为干练的官僚，平定江西、福建、广东三省边界“盗贼”，以及宁王朱宸濠叛乱，成为他一生中最突出的“事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是“破山中贼”与“破心中贼”的过程，前者是作为一个官僚的职责，后者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职责。

王守仁像

王守仁受陆九渊、陈献章的影响很深。陆九渊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成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陈献章企图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反对在圣贤经书中打圈子，要从静坐中养出个头绪来，谓之“静坐自得，以明本心”。无论陆、陈，都受禅宗影响，禅宗所说“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性即心，万法即宇宙。王守仁的思想也大近禅悟。

王守仁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一切都是从“心”中派生出来的。他与友人外游，友人质问：先生以为“天下无心外之物”，那么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相关？他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他以这种近乎诡辩的方法来论证“天下无心外之物”。

既然他认为“心外无理”，所以“良知”就是“人心”，是“人人皆有”的，因此“致良知”就是顿悟式的“不假外求”、“向内用心”的静坐功夫。他说：“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在他看来，认识万事万物，就是对存在于“心”中的“良知”的发现或自我体认。一个人求学目的就是“尽心”，“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

与此相联系，他强调“知行合一”，知与行都归结于心。他反对在心外去求理，当然反对知、行分离；因为“心外无理”，所以必须“求理于吾心”，当然知行合一，都在心中统一起来。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在他那里，知与行是没有明确界限的，知到某种程度可以转化为行，行到某种程度也可以转化为知。王守仁“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提出，都是在他遭到贬谪、讪谤之际，有感于社会政治风气败坏，对环境挑战的一种反应，企图凭借此种学说，先完善个人道德，再完善社会道德，根本精神是社会性的，着眼于挽救国家、社会。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则从纯学术的角度批评道，王守仁所说的“知”不是“知”，所说的“行”也不是“行”，“知者非知，然而犹有其知也，亦倘然若有所见也”，“行者非行，则确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为行也”，“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一语击中要害，知可以取代行，取消行，行的价值便大成问题了。

王守仁的心学的最可贵之处是，强调“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而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沉寂、僵化的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新鲜空气，令人耳目一新，反对者诋为异端，赞成者奉为新论，心学因而风靡天下。《明史 · 儒林传》说：“嘉（靖）隆（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钱穆《略论王学流变》一文指出：“阳明良知之学，简易直捷，明白四达，兼扫荡和会之能事。且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之直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

王门弟子王艮，创立泰州学派，把王学的这种倾向加以引申、发展。王艮，字汝止，泰州安丰场人，人称心斋先生。他强调“悟性”，宣扬不睹不闻，不思不虑，“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见便是妄；既无所向，又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良知）”，认为只要“于眉睫间省觉”，便可当下顿悟“天机”。泰州学派把王学“不师古”、“不称师”、“流于清谈”、“至于纵肆”的倾向，发展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王艮为盐商子弟，对一般人寄予相当的体察与谅解，故而有“孔子亦是凡人”的观点，他与学生把知识带到社会大众之中，使社会大众接触到儒学的真谛。他除了继承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外，更加重视实践，使王学发扬光大。王守仁死后，王学之所以能广被天下，王艮功不可没。泰州学派对礼教发起冲击，到何心隐时，思想已非名教所能羁络，其言行已如同英雄、侠客，能手缚龙蛇，随心所欲，从自我抑制中解放出来。因此，泰州学派竟被人们看作“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叛逆。

如果说泰州学派是王学左派，那么李贽便是王学左派中更加激进的一员，被人们称为“异端之尤”。

李贽（1527—1602年），原名载贽，号卓吾，又号笃吾，泉州晋江人。他二十六岁中乡试举人，三十岁被任命为河南辉县教谕，此后历任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等小官，五十一岁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任期未满就力辞不干，到湖广麻城龙湖芝佛院隐居著书，在将近二十年中，写出了震动当时思想界的《焚书》、《续焚书》、《藏书》。

万历十八年（1590年）《焚书》在麻城出版。书中收集了书信、论文数十篇，以他特有的玩世不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手法，嘲骂理学家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伪君子，因此他说：“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在《焚书》中发表了他与挚友、曾任福建巡抚的耿定向辩论的七封书信，指出耿定向“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

李贽还从理论上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正统观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言必称孔子，不敢越雷池一步，他认为这种传统习惯是没有出息的，因而反对以孔子为家法。他指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又说：“夫惟孔子未尝以孔子教人学，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为教于天下。”

这种尖锐的论述，使当时的当权者“莫不胆张心动”。当权者诬蔑他为“淫僧异道”—“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一境如狂”，要把他驱逐出境。 他凛然回答:“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藏书》在南京出版。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李贽用史论的形式抒发了他的政治见解，推翻传统定论，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商鞅是“大英雄”，李斯是“知时识主”的“才力名臣”，卓文君私奔为“善择佳偶”。这种离经叛道之论，被当权者斥为“惑世诬民”。第二年，当权者拆毁了龙湖芝佛院，迫使七十四岁的李贽前往通州投奔友人。就在这一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控告李贽的著作“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明神宗批复：“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行烧毁，不许存留。”万历三十年，七十六岁的李贽在狱中自刎而死。

尽管李贽真心诚意地要探寻真道学，反对假道学，他在《初谭集 · 自序》中说：“善读儒书而善言德行者，实莫过于卓吾子也。”但是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种种离经叛道之论，终不能为当权者所容忍，于此恰恰闪现了他的思想光芒与威力。他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思想界的沉闷气氛，比王守仁要深刻得多、尖锐得多。

李贽以离经叛道、放荡不羁的姿态出现于思想界，他反对纲常名教及其具体化的“礼”，认为这种“礼”是外加的、人为的，实际上是“非礼”。而真正的“礼”应该是出于自然，摒弃一切规范，撤尽一切藩篱，完全自由自在，“无蹊径可寻，无涂辙可由，无藩卫可守，无界量可限，无扃钥可启”。只有这样，才能随心所欲而处处合乎礼。于是他在寺庙里处理公事，落发为僧而留须，出家而饮酒食肉，嘲弄圣贤先哲。所以他提倡“童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主张“率性”——“以率性之真，推而广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这就是他追求的真正的道学。这种思想固然有其进步性的一面，但由于掺杂了禅宗的虚寂出世，带有消极的一面，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玩物丧志”，“导天下于邪淫”。

王门后学把心学进一步禅学化。一个人可以用参禅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所获得的澄澈超然的乐趣仅限于自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则弃之不顾。各人都以直觉为主宰，全然不顾儒家经典，就养成了一种崇尚空谈心性、不务实事的浮夸学风。一时间士大夫以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为时髦，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的空疏学风泛滥。

“现成良知”成了万灵的套话，清心静坐成了一成不变的形式。由于王学门人的执政，政界和学界一样，都在清谈。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论道： “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终日清谈成了官场的流行作风，不议国计民生，以不知钱谷、甲兵为荣，这种流风一直延续到明末。

88．张居正与万历中兴

明中叶从英宗朱祁镇即位（正统元年，1436年），到武宗朱厚照死（正德十六年，1521年），政治日趋腐败。皇帝深居内宫，不问政事，很少与大臣商议国事。偶尔谈及，也不过片刻，徒具形式而已。皇帝不理朝政，朱批、票拟每每由宦官操纵，为宦官擅权、厂卫（东厂、锦衣卫）横行提供了条件，先后出了宦官头子王振、汪直、刘瑾专政的现象，形成天下之人“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瑾）皇帝”的咄咄怪事。世宗朱厚熜上台后，情况有所好转，不再有宦官跋扈擅权的情况，却出现了严嵩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的局面，他利用皇帝醉心于学道成仙，不问朝政之机，把持朝政，把政治搞得一团糟。

穆宗死，神宗朱翊钧即位，年仅十岁，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扭转颓势，展开了改革。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针对嘉靖时期政治形势的严峻，他认为“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大患”。隆庆二年（1568年）与李春芳、陈以勤在内阁共事时，张居正向穆宗上《陈六事疏》，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治国主张与改革思想。他在这篇著名的奏疏开头就直率而深刻地指出：“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返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为此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项措施。但是内阁首辅李春芳务以安静称帝意，不想有所作为，此事终于不了了之。

张居正像

在内阁的纷争中，张居正脱颖而出，成为大权在握的首辅，改革的时机成熟了。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从万历元年（1573年）开始开展了全面的革新，这就是万历新政。

首先，集中精力整顿政治，改变颓风。万历元年六月,他正式提出了整顿吏治的有力措施——考成法。这是针对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的一项举措。考成法规定，凡六部、都察院把各类章奏及圣旨，转行给各该衙门，都事先酌量路程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处理程期，并置立文簿存照，每月底予以注销。如有耽搁拖延，即开列上报，并下各衙门诘问，责令其讲明原委。巡抚、巡按拖延耽搁，由六部举报；六部、都察院在注销时容隐欺蔽，由六科举报；六科容隐欺蔽，由内阁举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考成系统：以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确立起一个健全的行政与公文运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最关键的是六科。所谓六科是明初设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设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稽查驳正六部之违误。张居正则把六科的这种职能予以扩大，使之直接向内阁负责，成为内阁控制政府的重要助手。

根据万历六年（1578年）户科给事中石应岳的报告：“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可见考成法的实施是有成效的。从宏观视角看，考成法只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一个方面。他按照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强调公铨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在官僚队伍中造成一种雷厉风行的气氛，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

其次，为了革新政治，培养人才，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年）提出整顿学政、振兴人才的措施，针对王学徒子徒孙空谈心性、不务实事的恶习给予打击，规定各级学校的学官、儒生必须“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空谈废业；并下令毁天下书院，把书院改为政府办公机构，意在提倡实学，防止空谈误国。这一措施显得有点矫枉过正，激起众多儒生士人的反感，著名的何心隐事件便是一例。

万历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过于严厉，过于操切，引来诸多怨声，反对声浪一时甚嚣尘上。张居正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捍卫新政的非常措施，才使新政得以顺利进行。

再次，经济改革。万历新政是从政治改革入手的，政治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转入经济改革，要面对长期积累下来的国匮民穷的老大难问题，非大动干戈不可。财政困难由来已久，嘉靖、隆庆年间国库年年亏空。为了摆脱困境，张居正理财思想的宗旨在于开源节流双管齐下，他从桑弘羊“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原则出发，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方针，具体化为“惩贪污以足民”，“理逋负以足国”，即整治贪污与欠税两大漏洞来增加财政收入。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又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抑制国家财政和宫廷财政的支出，包括削减宫廷织造项目，节约宫廷节庆与宴会开支，抑制大规模工程，削减南京官编制等。

明神宗像

第二，强化对于边镇的钱粮与屯田的管理，以减轻边镇军饷日趋增大的财政压力。

第三，强化户部的财政事务管理能力，对征收赋税的簿册进行大规模整理，进行边饷的实态调查，制订边饷政策，加强地方政府对户部的财政状况报告，使户部能在把握全国财政状况基础上运营财政。

经济方面最重大的改革是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

张居正对田赋的侵欺拖欠极为不满，他对应天巡抚宋仪望说：“来翰谓苏松田赋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读之使人扼腕”，“不于此时剔刷宿弊，为国家建经久之策，更待何人”。经过充分酝酿，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正式以神宗名义下令在福建省首先试行清丈田粮。两年后，福建清丈完毕，清丈出隐瞒逃税田地二千三百十五顷，成效是显著的。于是把福建清丈之法推行于全国，在朝廷强大政治压力下，从万历八年到十一年，清丈工作在全国各地陆续完成。这是继明初清丈之后的第二次全国规模的田地税粮清理工作，成效是很显著的。

（一）清丈之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部分地改变了税粮负担不均的状况。

（二）清丈出不少隐匿田地，使政府控制的承担税粮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如浙江衢州府西安县，清丈后不仅改变了原先田地缺额、税粮无着的状况，而且查出了隐匿田地，补足原额外，还多余田地一百十三顷二十八亩。这种情况是全国性的通例，例如山东省清丈后纳税耕地较原额增加40%，江西一省清丈后纳税耕地较原额增加13%。

（三）北方地区在清丈中统一亩制，改变先前存在的大亩、小亩相差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南方地区在清丈中统一税粮科则，改变先前存在的官田、民田科则轻重悬殊的不合理现象，实行官田、民田税粮科则一元化。

尽管清丈田粮存在不少弊端，但成效是十分显著的，清查出了大量的隐 匿、遗漏田地，使政府控制的纳税田地面积有大幅度增长：清丈后增加了1828542.73顷，比清丈前的原额（万历六年统计）5182155.01顷增加了35.28%。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虽然其中有一些虚报数字在内，但承担赋税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对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清丈田粮相比较，一条鞭法的推广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一条鞭法作为赋役制度的改革早在嘉靖时期已在部分地区出现，其要点是：“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即把徭役折成银两，把役银向人丁、税粮均派，把赋税与徭役简化为一次编审，即一条鞭编审，故称一条鞭（或一条编）法。张居正认为这是整顿赋役、改善财政的有力措施，极力督促各地方官推行此法。他对湖广巡按说：“此法在南方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又对山东巡按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者，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到万历九年（1581年）决定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各地，使它成为全国统一的新赋役制度。这就是《明史 · 食货志》所说的：“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把过去按照户、丁派役的方法，改为按照丁、粮（地）派役，也就是说，把徭役的一部分转移到税粮（土地）中去。与此同时，税粮中除漕粮中的白粮必须征米外，其他实物都改为折收银两，并由官府统一征收、解运。它部分地改变了过去赋役负担不均的状况，并且由于一条鞭编银征收，使政府的征收简便而有所保证。

一条鞭法实施后，在江南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时人评论说：“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由于南北经济情况的差异，一条鞭法推广到北方后，在短时期内必然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在总体上符合经济发展趋势，即使先前认为一条鞭法不便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实行此法后，“邑土称其便”。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一条鞭法是赋役制度的一大进步，它把各种徭役折成银两，不但与赋税的货币化步调一致，而且以货币（银两）征解，使赋役简单化、一元化，是符合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趋势的。

总而言之，万历新政的经济改革的效果是明显的，财政赤字消失，史称“太仓粟米可支数年，冏寺（即太仆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是有事实根据的。户部管辖的太仓收入，从嘉靖、隆庆年间每年二百万两白银，到万历初期激增至三百万两至四百万两之间。京师仓库贮存的粮食七百万石，可支给京营各卫官军两年消费，到了万历五年京师仓库贮存的粮食足可供六年的消费，增加了三倍。

这是万历新政所带来的引人注目的变化。万历几十年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期，绝不是偶然的。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出现的“万历三大征”，即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东征御倭援朝，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89．从东林到复社

万历二十年以后，神宗怠于临朝使中兴的局面渐趋消失，官场中党派林立，门户之见日甚一日，互相倾轧不遗余力。当时的吏科给事中张延登向神宗上疏剖析党争时指出：“（官员）纷然攻击，形于章疏揭牍者，不曰苏脉、浙脉，则曰秦党、淮党，种种名色，难以尽述。而目前最水火者，则疑东林与护东林两言耳。”神宗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纷争日趋尖锐时，要想扭转势头，已难乎其难了。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国子监祭酒汤宾尹和翰林院侍讲顾天埈，招收党徒，专与东林作对，因汤是宣城人，顾是昆山人，时人称为宣党、昆党。到了万历四十年，党争加剧，形成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相对峙的局面。齐党以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为首，楚党以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为首，浙党以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为首，而汤宾尹之流暗中作为主谋，挑动党羽相互呼应，务以攻击东林、排斥异己为能事，新进的言官，无不网罗于门下，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

东林书院遗址

被齐、楚、浙三党视为对立面的东林党，本无所谓“党”，“党”的名称是齐、楚、浙三党所加的，因为它原先只是削职官员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创立的一个讲学场所——东林书院。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因讨论三王并封和会推阁臣王家屏事，与政府意 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在此前后，他的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仰慕顾宪成名声的士子们纷纷前来听他讲学，顾宪成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学生们讲习学问。顾宪成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有意复兴宋朝无锡人杨时的书院。时机终于出现了，万历三十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复兴常州的龙城书院成功，顾宪成便在万历三十二年复兴了杨时的书院，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东林书院建成后，顾宪成起草了东林会约，反对迂阔、高远的学问，反对党同伐异、道听途说，主张相互切磋琢磨、师友相得，研究学问必须躬行实践。从此顾宪成兄弟与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史孟麟、陈幼学、叶茂才、张大受、钱一本、王永图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他们不仅在东林书院活动，而且与邻近的书院之间形成一种网络，相互自由地交流学问。

万历三十二年（1064年）十月初九至十一日，顾宪成等在东林书院大会吴越士友，盛况空前，“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毕集”。以后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次年召开了东林第二次大会，顾宪成在大会上说:“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

东林书院的办学宗旨，是要纠正王门后学“注脚六经”、“高谈阔论”的弊端，继承儒家正统学脉。东林讲会的注意力不在政治，而在儒家经典，东林会约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意在切磋学问。东林书院力戒议论时政，它的院规明确指出：“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东林人士强调重整道德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之有是，众所共以为是也，众论未必皆是，而是不出于众论之外。”东林书院正是体现这一观念的清议中心。正如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 Hucker）所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着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顾宪成为了扩大影响，联合淮抚（凤阳巡抚）李三才。李三才治淮有大略，裁抑矿税太监，颇得民心，官至户部尚书。当时适逢内阁缺人，有人提议应起用外僚，意在李三才，因此忌者日众，谤议四起。顾宪成写信给内阁辅臣叶向高与吏部尚书孙丕扬，力为洗刷。于是言官乘机攻击东林，使东林卷入了朋党之争。顾宪成以一个下野官僚、东林书院主持人的身份，插手朝廷政务，不仅让反对派抓住了东林书院“遥执朝政”的把柄，而且把李三才与东林人士的关系明朗化。顾宪成对此是有足够估计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率地说：“漕抚（李三才）尝简不肖（顾宪成）曰:‘吾辈只合有事方出来，无事 便归。’痛哉斯言，堪令千古英雄流涕，不肖独何心而忍默？故淮抚（李三才）之蒙议，明知其必不能胜多口也，明知狂言一出必且更滋多口也，夫亦日聊以尽此一念而已。”

李三才多次上疏请求辞职，上了十五疏，才得到神宗批准。然而攻之者唯恐他再次复出，追究他盗用皇木、占用皇厂土地营建私宅之事，终于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遭到神宗“革职为民”的处分。李三才在狼狈不堪时，还不忘为东林辩白。他上疏神宗，希望消党祸以安天下，说:“今奸党仇正之报，不过两端：曰东林，曰淮抚。何以谓之？东林者乃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贤希圣。而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宾、乐元声、薛敷教等，皆研习性命，检束身心，亭亭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今不稽其操履，不问其才品，偶曰东林也，便行屏斥，顺人者以此恣行其奸，谗人者以此横逞其口。”

到了天启初年，形势有了转机，不少东林人士做了大官，这时的东林盛极一时，由在野转化为在朝，原先那种开明色彩却逐渐丧失，斤斤计较朋党之见，壁垒森严，凡是不合己意的都斥为异党。结果驱使齐、楚、浙三党投向魏忠贤门下，形成所谓阉党，与东林作对。

魏忠贤原是肃宁县的无赖，吃喝嫖赌倾家荡产，进京自宫为太监。进宫后勾结熹宗乳母客氏，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总督东厂（特务机构）太监，每每乘熹宗兴致勃勃埋首于斧锯凿削的雕虫小技时，从旁传奏紧急公文。熹宗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心不在焉地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听任大权旁落而不顾。魏忠贤终于操纵自如，俨然成了皇帝的代言人，甚至肆无忌惮地以“九千岁”自居，熹宗对魏忠贤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

东林人士副都御史杨涟有鉴于此，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指出：由于魏忠贤的淫威，“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东林人士左光斗、魏大中等也都挺身弹劾魏忠贤。天启五年（1625年）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等，被逮捕关入锦衣卫镇抚司监狱。次年应天巡抚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以及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等人，也因提督苏杭织造太监诬告而被逮入狱中。杨涟在狱中“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左光斗、魏大中被严刑拷打得体无完肤，魏忠贤令狱卒以尸体饲狗。诸如此类的惨状在黄大煜《碧血录》、朱长祚《玉镜新谭》中有详细记录， 令人不忍卒读。

魏忠贤的爪牙编了一部《缙绅便览》，把凡与阉党作对的正人君子，都称为东林党。王绍徽又编《点将录》，把一百零八名东林党人仿《水浒传》人物名号排列，为首是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以下有玉麒麟赵南星、智多星缪昌期、入云龙高攀龙、神机军师顾大章、黑旋风魏大中、大刀杨涟、豹子头左光斗、急先锋黄尊素等。天启六年（1626年）在魏忠贤的授意下编了二十四卷的《三朝要典》，以重评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编造种种诬陷不实之词，攻击东林党人。魏忠贤独揽朝廷大权，俨然太上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从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都有他的党羽。

天启七年八月，熹宗死于乾清宫懋德殿，年仅二十三岁，由他的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即明思宗。明思宗拨乱反正，不动声色地逐元凶、处奸党，对自称“九千岁”的魏忠贤、自称“老祖太太千岁”的客氏，作了果断处置，魏忠贤在贬往凤阳的途中在阜城县悬梁自尽。魏忠贤一死，引起政局的极大震动，阉党的土崩瓦解指日可待，但已成盘根错节之势，不连根铲除、彻底清算，势必贻留后患。在思宗的主持下，毁《三朝要典》，定阉党逆案，大张旗鼓地展开。崇祯二年（1629年）思宗以谕旨形式公布了钦定逆案，除首逆魏忠贤、客氏已明正典刑，其余共列七类：首逆同谋六人，结交近侍十九人，结交近侍减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诌附拥戴军犯十五人，结交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思宗排除种种干扰，对阉党进行最大限度的清算，无论对明朝社稷，抑或对中国历史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有声有色的大手笔。

然而崇祯年间朋党之争依然不息，它以复社与阉党余孽斗争的形式反映出来，复社因此被称为“小东林”。

复社的创始者是太仓人张溥，他与张采有志于振兴文风，被人们称为“娄东两张”。魏忠贤败，谄媚于他的内阁辅臣顾秉谦罢官归乡，途经太仓，张溥、张采率士人驱逐，写檄文声讨，脍炙人口，两人声名大振。复社是一个以文会友的文人社团，它原是一个生员的结社，其精力的相当大部分消耗在八股文中，也就是说，它的成员大都是为了制艺，为了科举考试合格，才来入社的。但是张溥以“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为宗旨，标榜新学。所谓新学，主张德与学分离，追求一材一艺的学问，即经世之学，也就是作为“救时之用”的“经世之术”。因此必然追慕东林之余绪，以学问触及时事，卷入政治漩涡之中。有的学者把张溥称为“在野政党的首领”，未免言过其实，因为复社充其量不过是若干文人社团的联合体而已。先有拂水文社、匡社、应社，才发 展为复社，它作为一个文人社团的联合体，包括了大江南北好多社团。《复社纪略》说:“天如（张溥）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倖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庶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这是联合许多地方文社作为全国性组织的复社创立时的纲领性宣言。张溥对“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的状况极为不满，与顾宪成对“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的不满，几乎是同出一辙，无怪乎人们要视复社为“小东林”了。

经过崇祯二年（1629年）尹山大会、崇祯三年金陵大会、崇祯六年虎丘大会，“复社声气遍天下”，其成员张溥、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等都成了进士，一般在朝要员也来拉拢复社，士子经复社两张（溥、采）推荐即可获得功名。复社领袖也借拥护者的势力，全图涉足政坛，影响朝政，于是复社便由士子读书会文组织演化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阁首辅周延儒的复出便与复社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张溥不仅支持他复出，而且给他密信谋划十余事，要他再出必行。

著名的晚明四公子——桐城方以智（密之）、阳羡陈贞慧（定生）、归德侯方域（朝宗）、如皋冒襄（辟疆），都是名家之子，成了复社的中坚人物。侯朝宗风流倜傥，冒辟疆慷慨好士，在桃叶渡大会东林被难诸孤，替东林遗孤声张正义。东林被难遗孤如周顺昌之子周茂生、黄尊素之子黄宗羲都成了复社名士。

阉党余孽、名列逆案的阮大铖在怀宁建立中江社，与复社对抗，不久避难入南京，成立群社，招揽名流，他不惜千金，撮合侯朝宗与名妓李香君。复社对他的动机看得十分清楚，崇祯十一年（1638年）复社名士吴应箕与顾杲（顾宪成之孙）谈及阮大铖的种种劣迹，顾表示“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duì）”;吴又与陈定生谈及此事，陈也表示“未必于人心无补”。于是吴应箕在陈定生家中起草了声讨檄文，分寄各处征求复社名士支持。次年，复社人士乘金陵乡试之机，在冒辟疆的淮清桥桃叶渡河房寓所，召开金陵大会，正式发布《留都防乱公揭》，声讨阮大铖，在公揭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以顾杲作为东林子弟代表而领衔，以黄宗羲作为天启被难诸家代表而次之。《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阮大铖逆案祸首的老底，文章写得慷慨激昂，气势夺人:“（阮大铖）乃自逆案既定之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至有司信以为实然，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至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 得宁’之谣。意谓大铖此时亦可以稍惧祸矣。乃逃往南京，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杲等读圣人之书，附讨贼之义，志动义慨，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阮大铖慑于清议的威力，不得不暂避锋芒。

90．崇祯：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清朝的建立者称其族为满洲，是女真的一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式宣告与明朝断绝关系，在赫图阿拉（即兴京，今辽宁新宾）建立大金，史称后金，定姓为爱新觉罗，在满语中“爱新”意为金，“觉罗”意为族，表明他们乘金而起，以收拾女真诸部人心。

从此明朝就面临棘手的辽东问题。由于朝政腐败，忙于党争，战事连遭挫败，辽东大小七十余城全被后金占领。崇祯九年（1636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即位，改国号为清，建立了与明朝相抗衡的清朝。于是明朝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天启末崇祯初爆发于陕北的农民起义，此时已形成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反明武装集团，驰骋中原。山海关外的清朝正虎视眈眈地窥探着中原的局势发展，不时地越过长城边隘，直逼北京。在整个崇祯朝的十多年中始终要面对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皇太极率后金与蒙古兵十万之众，突破喜峰口以西长城边关，乘虚而入，兵临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京城宣布戒严，战火很快蔓延到京城外围。这就是所谓“己巳之变”。此后东北边防趋于平静，明思宗（即崇祯帝）便集中全力对付内忧，特别是崇祯八年十月凤阳祖陵遭农民军焚毁以后，更是如此。正当他下令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之时，崇祯九年六月底北方的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京师宣布戒严，兵部紧急征调各路勤王兵入援北京。正在郧西与农民军作战的卢象升接到调令，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身份，出任宣大（宣府、大同）总督，由安内转向攘外。

努尔哈赤像

一场虚惊后，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明思宗环顾廷臣无一人通晓军事可堪中枢之任，便 夺情起复正丁忧在家的前任宣大总督杨嗣昌，让他接任兵部尚书。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后向皇帝提出他的治军方略：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最关键的决策是“必安内方可攘外”。这是一个传统话题，远的且不说，张居正在阐述其治国大计时，针对“固邦本”问题，就明确提出“欲攘外者必先安内”的方针。杨嗣昌再次提出这一方针，有着现实意义：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武装两次南下所构成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是在战略决策时无法回避的抉择。杨嗣昌的结论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活跃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可忽视。之所以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如果人们不带偏见、成见，设身处地从明王朝的视角观察时局。那么杨嗣昌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实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战略方针。

在明思宗的大力支持下，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由于熊文灿在湖广大力招抚，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围追堵截，张献忠等部陆续受抚，李自成等部遭受重创，“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看到结束的尽头了。

与此同时，杨嗣昌为了全力对付内乱，倾向于向清朝方面施放和议试探气球，以缓和边境压力。于是辽东巡抚方一藻派遣一名“瞽人卖卜者”周元忠到清方透露口风。周元忠受到使节待遇，清方表示：如有确议，即撤兵东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