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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不仅是思想家也是科学家，他的门徒在数学、物理学、医学、逻辑学方面都有所建树。后期墨家走向独树一帜的道路，放弃政治，埋首于科学，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令人不解的是，墨家因此不再成为显学而日趋衰微，因为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它已逐渐远离关注的焦点——治国平天下，理所当然地被人们淡忘、冷落。

道家

老子创立的道家，在齐国稷下各学派的交融中，分化改组，成为一个足以与儒、墨显学相抗衡的学派。齐国的稷下之学，把道家创始人老子同齐国尊奉的始祖黄帝结合起来，称为稷下黄老之学。所谓黄老之学是假托黄帝的名义，吸取老子的“虚静”、“物极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一个思想流派。由于这个学派的著作久已失传，人们对它的认识是模糊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写在《老子》乙卷前面的《经法》、《十大经》等四种书，大抵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

稷下道家的代表人物有宋钘（jiān）、尹文、田骈、慎到。宋钘、尹文主张宽容，反对战争，国君必须做到“无为而能容天下”。田骈主张万物是齐一的，应付的最好办法是听其自然。慎到主张国君“无为而治”的同时，极力提倡法治，尤其要讲求“势”，以权势制服臣民。他已经不是道家，而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

真正发挥老子思想的是庄子。庄子，名周，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0年时人。他在宋国家乡做过漆园吏，拒绝楚庄王的聘请，过着隐居生活。《庄子》一书把《老子》的简约哲言具体化为生动的哲理寓言，主张率性、适己，在文采斐然的汪洋恣肆中展现思想的博大精深。庄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源，是不可知的。世上本无事物，由道派生出天地、帝王、一切事物以及真伪是非。你有你的是非，他有他的是非，是非是难以分辨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就是他的名言。在庄子看来，世俗的见解如儒家、墨家所宣扬的学说，都只是相对的是非，相对的是非不能作为绝对判断的标准。道是变幻不定的，分什么彼此，分什么是非？不如浑浑沌沌，一切听其自然。这是一种与世无争的消极思想，逃避现实，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必须做到无己、无名、无功，甚至忘记自身的存在，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才能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庄子主张天人合一，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最高精神境界。这种“无差别境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法家

法家由于其务实精神，主张以严刑峻法治乱世，对政学治术有精深的研究，深受各国统治者赏识。法家中任法一派以商鞅为代表，讲究法律和赏罚的执行；用术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讲究对官吏选拔、监督、赏罚及驾驭的方法；重势一派以慎到为代表，讲究运用国君的权势，保持国君的地位。韩非认为他们各有欠缺：秦用商鞅之“法”，国富兵强，但“无术以知奸”，因而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韩昭侯用申不害之“术”，但法令不统一，使奸臣有机可乘，韩国“不至于霸王”。因此，韩非主张取长补短，把“法”、“术”、“势”三者结合为一体，并由此制订出治国方略。首先，要加强中央集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必须用“术”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其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再次，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讲究法家之学。他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未被采纳。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读到他所著《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他替韩国出使秦国，向秦王上《存韩》书，这与雄心勃勃的秦王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政治谋略是相悖的，秦王把韩非的《存韩》书交给李斯去处理。李斯对韩非入秦势必影响自己的仕途有所顾忌，于是因嫉而杀韩非，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韩非虽死，他的理论实际成了秦的官学。

20．秦的大一统及其地理基础

春秋的列国争霸，战国的七雄兼并，预示着统一的大趋势。统一本身已无争议。孟子在当时指出，整个局势最后必定是“定于一”，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是针对兼并战争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情况而说的。显然，这位“亚圣”主张以仁政来统一，反对以暴力来统一，这种善良的愿望最终化作泡影。秦的大一统是由一系列充满暴力的战争来实现的，在当时情势下，这是实现统一的唯一途径。

战国初期的近百年中，秦国局处西方，不得参与中原各国之间的事务。商鞅变法后，秦一跃而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秦国的崛起引起了东方诸国的密切关注，联手抵制，要打破这一格局，除了战争，别无他途。秦惠王、秦武王时初试牛刀，到秦昭王时，实际上已开始了统一战争。秦昭王用魏冉为相，白起为将，屡获大胜。等到魏、赵、韩、楚、燕五国合纵攻秦时，由于燕将乐毅攻破齐国，秦、齐两国对峙局面被打破，从此秦成为唯一强国，其势一发而不可挡。

秦昭王时代的统一战争是残酷无比的。公元前293年伊阙之战，白起大胜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79年鄢之战，白起引水灌城，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公元前273年华阳之战，白起大胜赵、魏联军，斩首十五万；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军主力四十五万。正如孟子所说“杀人盈野”、“杀人盈城”，但是其直接后果是严重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战斗力，奠定了此后秦国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基础。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斥逐了相国吕不韦，重用尉缭和李斯，加紧了灭亡六国的战争步伐。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陆续灭亡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

在这一过程中秦王政显示了非凡的才能。秦王政之父秦庄襄王是秦孝文王的次子，由于大商人吕不韦的活动被立为太子。秦庄襄王即位后，吕不韦一跃而成为相国，封为文信侯，权势盛极一时。公元前247年，秦王政即位，年仅十三岁，一切由其母（即太后）作主，相国吕不韦继续大权独揽，并被尊称为“仲父”。据说，秦王政是生母邯郸姬与吕不韦的私生子，他即位之初，邯郸姬与吕不韦继续私通，并豢养“大阴人”缪（Lào’ ǎi），封为长信侯，门下宾客千余、家僮数千，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公元前238年，二十二岁的秦王政从咸阳到旧都雍的宗庙举行冠礼，嫪发动宫廷政变。秦王政平定叛乱，处死嫪，幽禁太后，免除吕不韦的职务，起用尉缭、李斯，发扬商鞅变法以来的政策，使统一大业有了成功的可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秦律竹简

第一，在商鞅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与买卖合法化的基础上，于公元前216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政策，要土地所有者自报田亩数字，以便征收赋税，进一步从法律上肯定土地私有制，继续推行商鞅倡导的强本弱末（重农抑商）政策。

第二，在商鞅推行二十等爵制，奖励军功；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在统一战争中兼并的新地区，普遍推行郡县制，并推行二十等爵制。秦王政听从李斯的主张，拒绝王绾、淳于越分封诸王的建议，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

第三，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车轨、文字、历法，基本上以秦法秦制作为统二标准，至于文字则采用小篆和民间流行的隶书为标准。为了统一交通，下令拆除战国时代各大国在险要地区修建的关塞、堡垒和内地长城。

其中最值得称道且影响深远的，莫过于文字改革。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大秦帝国一旦统一天下，当务之急便是来个全国性的“文字改革”。第一步便是“篆字简化”——把“大篆”简成“小篆”；第二步则是废除篆字，代之以效率极高的“隶书”。他感情洋溢地赞叹道：“这一个空前绝后的由‘篆’，及‘隶’的‘文字改革’实在太伟大了。其惠百世不斩，余泽及于我辈！”

秦的大一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大趋势，具有坚实的基础。随着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与交往也比以往更为密切，正如《荀子》所说，当时已出现“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状况。各国的变法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但总体目标是一致的，这种同一性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况且分裂割据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各国各阶层都渴望统一。

除此之外，统一的地理基础也不容忽视。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China, A Macro History）中专辟一章，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其标题就是“土壤 · 风向 · 雨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黄仁宇认为，支持中央集权化的大一统的一个要素是土壤地理——黄土和黄河。像面粉一样细的黄土给耕作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灾难——黄河的泥沙沉积。一般说来，河流的泥沙沉积率达到5%就是高的，亚马逊河在夏季的泥沙沉积率高达12%，然而黄河的泥沙沉积率高达46%，其支流在夏季时泥沙沉积率达63%，令人震惊。河床不断提高，决堤的危险不断威胁两岸，何况水量在雨季、旱季有大幅度变化，令人难以提防。这就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来统筹处理水利工程。《孟子》一书关于水利的谈话有十一次，都涉及洪水泛滥殃及邻国，暗示国家统一将带来安定与安全，因为治理黄河不能由流域的各国各自为政，必须通盘考虑。

这种分析是有历史根据的。战国时代，各国割据称雄，往往“壅防百川，各以为利”。例如齐和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地势高，齐地势低，河水常泛滥，齐就在沿黄河二十五里处筑了堤防，从此河水泛滥时“西泛赵、魏”，于是赵、魏也在沿黄河二十五里处筑起堤防。在黄河两岸五十里间，河水时来时去，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威胁。各自为政的结果是，只顾自己的利益，遇到天旱就争夺水源，故意阻塞别国水源，遇到洪水就放水到邻国。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邻国为壑”。处于战争状态的各国，把决堤放水作为进攻或防御的手段，造成严重后果。从公元前332年到公元前272年的60年间，黄河三度为灾，便是明证。

黄仁宇认为，支持中央集权化大一统的另一要素是气象地理——风向与雨量。对风向（季风：东南风、西北风）与雨量的研究表明，15英寸的同雨量线，从中国的东北地区中部到中原地区，几乎与长城平行，弯向西南时，又恰好在中原与青藏高原的分界线上。它大体反映了游牧与农耕的边界。北方诸国为了抗击游牧民族入侵而修筑的土垒长城，以及秦统一后修筑的长城，都体现了国防的需要。与15英寸等降水量线几乎一致的国境线，是中国农业社会必须置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的一大标志。

历史事实表明，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以北强大的游牧民族如林胡、楼烦、东胡、匈奴等不断南下侵扰，对农业区形成极大的威胁。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秦、赵、燕三国动用了五十万大军驻扎北方边境。由于各国忙于兼并战争，削弱了边防，匈奴乘机向南移动，占领了河套一带的草原。因此迫切需要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集中力量，强化北方边防。

葛剑雄《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分析了黄河中下游能更早统一并进而成为统一周围地区的核心的原因，与黄仁宇的论述遥相呼应，相得益彰。他指出，黄河流域很早就形成中国范围内最大的农业区，春秋时期黄河流域还有不少残余的以游牧为主或半农半牧民族，经过战国时期的兼并与同化，这些民族不是迁出中原，就是留在原地被农业民族所同化。战国后期各诸侯国无不以农立国，以农竞争，为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他还指出了气候、地理方面的原因。据竺可桢等人的研究，三四千年前中国的气温比现在要高，至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2摄氏度。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降水充沛，而长江流域还过于湿热，雨水过多，加上地势低下，茂密的原始植被还未曾被清除，疾病流行，使中原人望而生畏。此外，黄河中下游是黄土高原或黄土冲积平原，结构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的情况下，易于清除原始植被和开垦耕种，它比江南与近海地区更适合成为先民生存与繁衍的最佳环境。

地理环境对历史的重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世界文明史表明，文明的起源、发展与地理、气候有着密切关系，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成为文明的摇篮便是显著的例证。美洲玛雅文明的衰落，则是地理环境变化对文明影响的一个反证。

21．秦始皇：皇帝与中央集权体制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结束了长期的割据局面，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秦。它是一个以咸阳为首都，东至大海，西至青藏高原边缘，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的大一统王朝。他把传说时代三皇、五帝尊号中的“皇”与“帝”结合起来，自称“皇帝”，以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利用了当时已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又保持了与远古神祇圣哲强烈联想的这个称呼，恰当地象征了一个人的政治成就，这种成就几乎是超人的。他自称“始皇帝”，后世子孙世代相承，递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虽然秦二世而亡，以后历代王朝统治者并没有废弃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

秦始皇把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印称为“玺”，皇帝自称为“朕”。朕字在秦以前用为领格，一般人都可以用；用为主格，并限于帝王，始于秦始皇。他还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

为了替皇帝制度寻找理论依据，秦始皇把阴阳家和法家结合起来。他采用邹衍的五德始终说，自以为秦属于水德，必然要取代属于火德的周，并以十月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用黑色为正色，礼服旌旗都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事物都用六来记数。秦始皇还确定了一套与皇帝地位相适应的祭典及封禅大典，不许臣民僭越。本来齐、鲁两国的儒生有一套“封禅”学说，到泰山顶上祭祀上帝叫作“封”，在泰山下小山（即梁父）祭祀叫作“禅”。泰山信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的山岳崇拜，高耸入云的山被看作上天之路，山上丰富的资源是人们生活所资，因此山就成了“万民之所瞻仰”的圣地。泰山的祭祀早就出现，大抵有旅祭、柴祭、望祭、地主之祭等。对泰山的封禅则始于秦始皇，它包括封泰山与禅梁父两部分，合称封禅泰山，以泰山为祭祀天地的场所和祭祀对象，来敬天神和地祇。

秦始皇像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出巡到泰山，召集儒生、博士议论“封禅”之事。秦始皇虽然没有采用儒生拟议的祭礼，毕竟还是举行了封禅礼，表示自己出于“天命”，成为儒家封禅学说的第一个实践者。

皇帝之下是由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三公即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协助皇帝掌管图籍章奏、监察百官；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事。三公之下有九卿：廷尉掌管司法，治粟内史掌管租税收入和财政开支，奉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典客掌管民族事务与对外关系，郎中令掌管皇帝侍从，少府掌管皇室财政与官手工业，卫尉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宗正掌管皇室宗族事务。三公九卿分工负责，一切事由皇帝裁决。

地方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以后又增至四十余郡。郡设郡守、郡尉（军事长官）、郡监（监郡御史），郡尉是郡守的副职，郡监则直属于中央的御史大夫。郡下辖若干县，县按大小设县令或县长。县下有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赋税诉讼，游徼掌治安。乡下有亭、里，亭设亭长，里有里正。皇帝的政令，通过三公九卿，直达于郡、县、乡、亭、里。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化体制，也是秦始皇最具历史意义的创制，即废除封建制度，建立郡县制度。其起因当然与战国时代的纷争有关，为了避免再度出现这种状况，只有不再实行西周的封建制度。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本身的离心力，必然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取代地方分权的封建体制，其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以后中华帝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封建体制的反动——逆潮流而动，但都没有好下场。西汉初年的封建同姓诸侯，导致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封建同姓诸侯，导致八王之乱；明初的封建藩王，导致“靖难之役”的叛乱，便是明证。为了巩固这一体制，秦始皇采取了许多措施。

建造驰道与直道。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建造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帝国公路——驰道，向东直通燕齐地区，向南直通吴楚地区。公元212年，又命将军蒙恬建造强化北方边防的公路——直道，它起于咸阳以北不远的秦皇夏宫云阳，朝北进入鄂尔多斯地区，然后跨越黄河的北部大弯道，抵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

建筑长城。为了抗击匈奴的侵扰，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进攻匈奴，同时开始大规模地修建长城。它是在战国时代赵、燕、秦三国原有长城的基础上连接而成的。这条在北方连绵延伸、雄姿挺拔的边防工事，在当时或后世，无论在物质上抑或在精神上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开边与移民。北征匈奴之后，在新开拓的黄河以南直到阴山的广大地区内，设置三十四县，归三或四个郡管辖，陆续迁徙有罪官吏与内地民众前往开垦。以开拓百越为目标的南征取胜之后，在那里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等四郡，并把五十万罪徒谪戍到那里，戍边开发。

焚书坑儒。焚书坑儒的直接起因是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提出分封诸子的建议，秦始皇让大臣们讨论，于是引发了李斯与淳于越关于郡县制与分封制孰优孰劣的一场大辩论。李斯认为搞“私学”的人“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因而建议焚烧私人所藏《诗》、《书》等典籍，“以古非今者”要灭族。秦始皇批准了这一建议，其目的在于统一舆论，维护中央集权体制。其实，“焚书”的主张，在《管子》和《韩非子》两书中早已经提出，李斯援引管仲、韩非的思想，由秦始皇下令付诸实施，把牵涉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之类予以销毁，只保留医药、卜筮、农业之类书籍，并且规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百姓必须从官方发布的法令文件中学习社会政治，而讲解法令文件的是政府的官吏。所谓焚书，绝没有销毁全部书籍的意图，其实际损失也没有历来想象的那么严重。所谓坑儒，是处死私下诽谤秦始皇的方士与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其本意在于维护皇帝制度的权威；不过手段似乎过于残酷，引来后人无穷无尽的非议。

此外，还有在建立秦朝过程中已陆续推行的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措施。所有这一切努力，终于使中央集权体制渐趋完备，秦虽国祚短促，中央集权化体制却一直被历代王朝所沿袭和发展。秦始皇开创了皇帝制度及中央集权化体制，在历史上功不可没。

22．秦始皇陵与“兵马俑”

秦始皇显然强烈地意识到他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统一大帝国的创建者非同寻常的作用，倾注全力励精图治，不敢稍有懈怠。《史记 · 秦始皇本纪》说：“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就是说，秦始皇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每天要批阅几百斤的公文，才能上床睡觉。公文之所以用重量计，是因为它们是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缘故。究竟有多少字数，不得而知，不过从上文的语气中可以推测，这是一个超人的工作量，即此一端已可看出秦始皇勤于政事的程度了。

为了加强对帝国疆域的控制，炫耀皇帝至高无上的威权，他多次到东方、南方各地巡视，风尘仆仆，四处奔走。翦伯赞说，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的十二年中（公元前221—公元前210年），前后出巡五次，几乎走遍了他的国土。看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他最后一次巡视后，由海滨返抵京城咸阳的途中，突然在沙丘（今河北平乡县附近）患病身亡。时值公元前210年，是他即位的第三十七年，当皇帝的第十二年，终年五十岁。他的遗体被秘密地护送回咸阳，与此同时一个政治阴谋正在悄然展开。陪同秦始皇巡视的宦官赵高、丞相李斯、秦始皇次子胡亥，扣下了秦始皇弥留之际所写的遗诏——命正在北方边陲的长子扶苏立即返京继位，另外伪造命胡亥继位、指责扶苏不忠、令其自杀的假遗诏。于是，胡亥在咸阳即位，称二世皇帝。

秦始皇的灵柩埋葬在离咸阳不远的骊山宏伟陵墓里，这就是举世瞩目的秦始皇陵。

据《史记 · 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即位之初，就下令在骊山预建他的陵寝，统一全国以后，建陵工程更加扩大，征调七十万人，前后持续施工三十九年，直到秦亡，陵园还未全部竣工。墓高五十余丈，方圆五里，墓内有宫殿及百官位次，陈列各色“奇器珍异”，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所谓“上具天文”，即秦陵地宫主宫室顶部有比较精确的天文星宿图像；所谓“下具地理”，是模拟中国地貌及三十六郡的地理位置。为了防止盗墓，特地命工匠制作了机关弩矢，有人接近，立即射击；用“人鱼膏”（鲸鱼的油脂）为烛，制作长明灯，使地宫如同白昼。秦始皇把生前的威风搬到了死后的地下宫殿之中。考古专家用先进的无损伤方法探知，秦始皇陵地宫中的墓室和宫墙均为石质结构，墓室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145米；地宫内有极异常的汞（水银）反应，面积达12000平方米，证实了《史记》所说“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真实性。

秦始皇陵兵马俑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秦始皇陵附近模拟军阵送葬的兵马俑坑的发掘，兵马俑与秦始皇陵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先后有七十多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观了秦兵马俑坑，他们对这一“世界第八大奇迹”表示赞叹之后，站在高大雄伟的秦始皇陵的封土上浮想联翩：“看来，世界第九大奇迹就在这秦陵的地宫里。”国际上一些著名科学家对探索秦始皇陵地宫的结构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在丁肇中教授领导下的三名科学家写了《应用于考古学的非破坏性探测和层析X线摄影学》论文，推测秦始皇陵地宫中有直径为25米的青铜环状物。

秦俑的发现震惊世界，令中外人士神往，人们像对于斯芬克司一样探求它的谜底。秦俑的气魄宏大，仅三个坑面积就达2万多平方米，好大喜功的秦始皇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显示皇帝尊严的机会，必然在地宫的营造上追求至高至大。据目前考古调查资料，秦始皇陵地宫上穴呈近似方形，东西宽485米，南北长515米，总面积达249775平方米，相当于秦景公墓上穴面积的47倍多，实为古代帝王陵墓之冠。秦俑的写实风格必然体现在地宫里，一切都模拟生前，地宫象征着生前的咸阳宫，一定有不少秦始皇生前喜爱的珍宝。随着各项工作的深入展开，秦陵地宫的神秘面纱将会慢慢揭开。

秦始皇陵随葬陶兵马俑的地下坑道建筑，位于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西南，西边距离秦始皇陵陵园东垣墙1公里，正当陵园东门大道北侧。1974年春，当地农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深埋于地下的兵马俑，随即开始了正规的发掘，1977年就地建成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现在已发现的一号俑坑是战车与步兵混合排列，二号坑由战车、骑兵、步兵及弩兵组成；按照古代军阵排列，一号坑为右军，二号坑为左军，未建成的四号坑为中军，三号坑有鼓车、礼仪性长兵器及祭祀活动遗址，为指挥部，即古代的军幕。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阵编列体系，这组兵马俑阵位于秦始皇陵东侧，象征着秦始皇生前的宿卫军。

这三个坑共有陶俑陶马8000件，现已出土1000件，包括武士俑800多个、陶马100多匹，以及木质战车、青铜兵器、车马器等。它们形象地展现了秦朝军队的兵种、编制、武器装备。主力是战车兵和依附于它的步兵，骑兵处于从属地位。木质战车与商周以来的单辕驷马战车没有明显差异。车上一般有武士三人，分别配备远射的弓箭、格斗的短剑和护体的盾甲。战车后面跟随步兵，使用长木柄的戈、矛、钺、戟。骑兵执剑或弓箭。这些与真人一般高大的兵马俑，不仅从全景看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而且从细部看每个人的衣着、表情各异，反映了秦的国力，也反映了当时达到的生产、科技、艺术水平足令今人叹服，让人想到秦的统一绝非偶然。

据1999年8月的报道，当时清理发掘的秦俑二号坑第二阶段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俑坑东北部弩兵区域。跪骑俑的彩绘保护良好（有赭石色、粉红色、朱红色、粉绿色、天蓝色、粉白色），不但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秦兵马俑的原貌，而且为研究秦代军人服饰的颜色特点及彩绘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弥足珍贵的是从彩绘颜料的成分中发现一种纯紫色颜料——紫色硅酸铜钡，在自然界中尚未发现，是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在合成超导材料时偶然得到的一种副产品。秦俑的紫色颜料如何制备，还是一个谜。

23．徐福东渡之谜

秦始皇服膺法家，也深受道家、阴阳家的影响，他强烈地感受到创建大一统王朝的重任与个人生命短暂的矛盾，祈求长生不老。公元前219年他首次巡幸到山东海滨并在琅邪立碑时，遇到了鼓吹海上仙山可以找到令人万寿无疆的仙药的方士徐福（徐市），徐福请求派他去海上探险，寻找神仙居住的三个琼岛。于是出现了历史上十分壮观的一幕：徐福携带耕织冶炼等各种工匠，以及童男童女几千人，跨海东渡，一去不复返——传说他们在日本定居了下来。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供了徐福实有其人，徐福东渡实有其事的记载，其中有两处最值得注意。

其一，《史记 · 秦始皇本纪》：“……齐人徐市（即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仙人。”

其二，《史记 · 淮南衡山列传》：“（始皇）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比司马迁略晚的桓宽在《盐铁论》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及秦始皇览怪迂，信祥，使卢生求羡门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药。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于是数巡狩五岳、滨海之馆，以求神仙蓬莱之属，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资佐，贫者筑道旁…”两人所见略同，可见此事绝非子虚乌有。

《史记》所说徐福“止王不来”的“平原广泽”，据近代学者考证，似为日本，即后世史书所说的“澶洲”（即亶洲）。《三国志》记述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至夷洲、亶洲，卫温、诸葛直返回传言：“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异称日本传》卷下摘抄《日本国纪》与新井白石《同文通考》，认为澶洲是指日本列岛之一本洲岛的中部，因为那里是传说中徐福祠、墓的所在。《日本国纪》说：“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福遂至纪伊州居焉”；“相传纪伊国熊野山下飞鸟之地，有徐福坟”。《同文通考》说：“现在熊野附近有个叫秦住的地方，据当地人传说是徐福的故居。距该地七至八里处有个徐祠（新宫），其间有古坟，属家臣坟，古迹至今尚存。这里既然住有秦的人，那么他们之间的来往也是必然之事。”

五代后周时，日本僧人弘顺来到中国，对僧人义楚说：“徐福他们在日本的富士山麓，现在的子孙自称秦姓。”义楚把此事写入了有名的《义楚六帖》之中：“日本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烧……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民。”

清末曾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记录了他在日本关于徐福遗迹的见闻：“今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证也。日本传国重器三：曰剑，曰镜，曰玺，皆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将军，又周秦语也。”

这一切引起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的广泛兴趣，徐福研究的论著层出不穷，香港卫挺生最早涉及这一课题。影响较大的当推梁嘉彬，他在论文《吴志孙权传夷洲亶洲考证》中指出：“秦始皇之遣徐福入海，求蓬莱神山仙药，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淮南王安传及封禅书，其他汉人著作亦有记载，匹夫之事而得人帝皇本纪，自系事实，非传说。第其在秦始皇末年（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入海后，在帝皇本纪内遂失其踪迹，故后人每以‘传说’视之。其实其人与秦始皇事迹关系密切，其事自秦至汉，乃至六朝唐宋，记之不绝。日本愈秘其事而其事愈彰，内而宫廷，外而边徼，或留其迹，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不可诬也。”据他考证，蓬莱即亶洲即今日本，徐福与日本开国关系密切，谓日本《新撰姓氏录》中，秦氏最多，神武天皇之曾祖天孙氏之同胞长兄，也是秦氏。梁嘉彬还著有《关于徐福史料之观察》、《中日先史关系的几个问题》、《从徐福碑有真假追踪蓬莱亶洲》等。关于徐福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新高潮。1982年全国地名普查时，在江苏省赣榆县金山乡发现了徐阜村，1984年4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1984年4月19日《朝日新闻》刊登记者横堀克己从北京发回的报道：《传说中来日寻求长生不老药的道士徐福确有其人》，在日本引起轰动。日本新宫市市长以“徐福第二故乡”身份，致信赣榆县政府，要求结为友好城市，以徐福为纽带进行文化经济交流。

在日本熊野地方，对徐福的信仰历时千年以上，从不间断。即使在今天，新宫市每年二月和八月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奠，每次活动都与徐福有关。

日本的弥生文化是由绳纹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里程碑，其主要特征是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进化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生产方式。日本考古学家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遗址断定，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秦汉归化人”对文明的传播。因此把徐福当“神”来祭祀，称之为“弥生文化的旗手”。发现弥生文化遗址的佐贺县的金立神社就是祭祀徐福的神庙，据说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每隔五十年举行一次徐福大祭，盛行不衰。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

五、西汉与东汉——帝国规制的完备化

24．大一统帝国的重建

秦始皇的继承者秦二世昏庸残暴，“法令诛罚，日益刻深”，“赋敛愈重，戍徭无已”，人民怨声载道；当时人称，“欲为乱者，十室而八”。秦王朝濒临崩溃的边缘了。

公元前209年，担任屯长的陈胜、吴广等一行九百人被征发到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屯戍，行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遇上几天的滂沱大雨，无法按期抵达渔阳，按律将处死刑。于是陈胜、吴广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不久，这支队伍发展成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上千人，步兵数万人的大军。反秦的洪流一时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被秦征服的六国旧贵族乘机而起，企图“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有的独树旗帜，如田儋之流；有的加入陈胜的队伍，如张耳、陈余之流。张耳、陈余反对陈胜称王，要他拥立六国的后裔；投奔陈胜的孔子八世孙孔鲋也主张恢复秦统一前的六国体制。陈胜没有接受，自称为王，立国号为张楚。但是，贵族割据的分封制正在死灰复燃，秦始皇创建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果然，不久武臣在张耳、陈余鼓动下，自立为赵王；田儋自立为齐王。陈胜失败后，秦嘉立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响应陈胜起义的项梁，接受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孙熊心为王。种种迹象表明，秦统一后，虽然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确立了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但基础并不牢固，法律秩序与政治制度并未深入人心。被打败的六国拥有各自的传统势力，在他们原先的辖区仍有相当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

项梁的侄子项羽在反秦战争充当了这种政治动向的代表人物。他为了给六国贵族复仇，焚毁了秦始皇陵园及咸阳宫城，大火三月不熄。公元前206年，他自立为西楚霸王，把梁楚九郡作为自己的直属领地，同时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大都是六国旧贵族和项羽部将。原先各路军约定，先进咸阳者应封王于关中，项羽违反诺言，改封刘邦为汉中王，仅占汉中、巴蜀一带；另封秦朝降将章邯为雍王、董翳为翟王、司马欣为塞王，号称“三秦”，以牵制刘邦。

刘邦，沛县（今江苏沛县）人，曾任秦朝的亭长。秦制，十里一亭，设亭长，掌治安警卫、治理民事，多以服兵役期满者担任。陈胜、吴广起义后，刘邦在沛人的拥戴下聚众起义，后来投奔了项梁。

在反秦战争席卷之下，秦朝危在旦夕，李斯上书秦二世，揭露赵高有“危反之行”。秦二世听信赵高的诬告，把李斯腰斩，并诛三族。赵高果然有“危反之行”，不久发动宫廷政变，强迫秦二世自杀，另立秦二世的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子婴不愿听任赵高摆布，杀了赵高。

刘邦就在这时率军由武关进攻咸阳，于公元前206年进抵咸阳附近的灞上。刚当了四十几天秦王的子婴，在刘邦兵临城下时，捧着皇帝的印玺投降。秦朝灭亡了。项羽对刘邦先他攻下咸阳心有不甘，依仗军力优势攻破函谷关，屯军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与刘邦直接对峙。刘邦听取张良的建议，到鸿门与项羽言和求好。刘邦无力与项羽决战，只得听从萧何建议暂时忍耐，先到汉中就王位，待机反攻“三秦”，可望进而统一天下。

项羽的分封，终于导致了割据战争。韩信向刘邦建议，利用将士“日夜企而望归”的心情，率军东向，与腹背受敌的项羽决一胜负。战争形势有利于刘邦，项羽派人向刘邦求和，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以西为汉，以东为楚。

公元前202年，刘邦大举进攻，并约韩信、彭越会师。项羽兵败，退至垓下（今安徽灵璧南沱河北岸），被汉军包围。夜深人静，汉军中高唱楚歌，项羽以为汉军尽占楚地。半夜时分，项羽无法入眠，起身饮酒，陪伴他的是宠妾虞美人和一匹名叫“骓”的骏马，听着四面袭来的楚歌，他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反复高歌自己即兴创作的诗篇，虞美人在旁应和，其凄惨情景令一代英豪黯然泪下。走投无路的项羽，率八百余骑兵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刎。

如果说项羽的分封是迎合六国贵族的复辟愿望，倒行逆施，终于自食其果；那么刘邦的分封异姓诸侯王是出于无奈，他为了击败项羽，分封了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衡山王（后改称长沙王）吴芮。然而，这毕竟埋下分裂的潜在危险。公元前202年刘邦重建大一统的帝国——汉，最初建都洛阳，不久迁至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新王朝出现之后，这一矛盾日趋尖锐化。这七个异姓诸侯王的封地几乎接近于战国时期六国的全部疆域，他们自恃开国功臣，又拥有强大的兵力，与朝廷分庭抗礼。

燕王臧荼首先反叛。他是原燕国大将，迫于形势助汉击楚，但对于平民出身的刘邦称帝并不心服，刘邦刚登上帝位，他就起兵反叛。第二个反叛的是韩王信。楚王韩信在封国陈兵出入，被人告发，刘邦把他贬为淮阴侯。后来韩信阴谋反叛，被处死并夷三族。彭越由于没有检举劝他谋反的人，刘邦以“反形已具”，把他枭首示众，夷三族。以后刘邦又把其他各王一一剪除，只有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得以保存。

班固在《汉书》中说，各诸侯王的反叛是刘邦逼出来的，他们“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从韩信嘴里说出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幅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其实当时形势对于刚建立的汉朝而言是十分严峻的，不剪除这些异姓诸侯王，后果不堪设想，正如刘邦在当时所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刘邦的手段或许过于苛急，但不如此不足以稳定大局，不足以维护大一统的汉帝国。刘邦战胜英布后，路过家乡沛县，约请故人、父老、子弟一同欢饮。刘邦在宴会上酒酣气振，手舞足蹈，敲打乐器，引吭高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中反映出重建大一统帝国的志得意满之情，也隐约流露出股肱之臣一个个被杀不免感慨系之的内心不安之感。

刘邦对历史的最大贡献是汉承秦制，维护了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庶民建立的王朝，汉高祖刘邦是秦朝微贱的亭长，两名相国萧何、曹参不过是秦朝县政府中的低级小吏，大将军陈平是屠夫出身，另一大将军韩信年轻时做过乞丐，英布、彭越则是盗贼出身。这种庶民皇帝、布衣将相的格局，与六国贵族迥然不同，为汉承秦制提供了可能。

刘邦接受了皇帝的称号，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与秦制完全一样。地方行政系统仍是郡、县、乡、亭、里。郡有郡守（后更名为太守）、郡尉等，分掌政治、军事、监察之权。县分大小，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下设丞、尉，分掌文书、治安之权。基层组织是里，十里为亭，有亭长；十亭为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收税）、游徼（掌治安）。然而刘邦在继承秦的郡县制时，犹豫不决，进两步退一步，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之间采取折中主义。这似乎是鉴于秦朝短期间内过度集权化导致“孤立而亡”，又要根绝战国的地域纷争温床，不得已推行的一种郡县与封建兼而有之的郡国制。异姓诸侯王，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在楚汉战争中已经形成，汉朝建立后，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问题在于，汉高祖在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之后，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燕、代、齐、赵、楚、梁、吴、淮南、淮阳，封地大，权力重，俨然独立王国。这些王国与郡县同时并存，形成了奇特的郡国制。这种一国“两制”，是历史的倒退，不久就遭到吴楚七国之乱的惩罚。

汉高祖像

25．黄老思想与文景之治

汉初庶民皇帝、布衣将相的格局，为政治革新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