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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用法家理论与政策治国，专任刑法，为政苛暴，导致二世而亡，当然不会继续采用法家思想。但是，出身低微、凭借武力打天下的他，一向对儒家持轻蔑态度，常骂儒生是“竖儒”、“腐儒”。秦末高阳儒生郦食其（Lì Yì jī）怀才不遇，托沛公（刘邦）麾下骑士引荐，骑士对他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把儒生的帽子解下来当作夜壶，对儒生蔑视到这种程度，郦食其仍要去谒见他。刘邦在高阳传舍召见郦食其时，正坐在床边让两个婢女为他洗脚，极其倨傲不恭。战败项羽后，刘邦说：“为天下安用腐儒！”透露了他何以总是瞧不起儒生的原因。不过他身边还是有一些并不死守儒家教条颇知变通的儒生，陆贾、叔孙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刘邦当了皇帝后，陆贾常在他面前称赞《诗》、《书》，刘邦以为陆贾不明时势：“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申辩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以为他言之有理，就让陆贾总结秦朝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写成《新语》十二篇，说秦朝专任刑法是它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因而主张“行仁义，法先王”，其要旨在于以“教化”劝善，以“法令”诛恶，实行“无为”政治：稳定得像没有什么事那样，安静得像没有什么喧闹声那样，有官府而不扰民像没有官吏那样，各村各户过着恬静的生活像没有什么人那样。刘邦十分欣赏。

叔孙通也是一个颇知变通的儒生，他为了不让刘邦厌恶，放弃儒生的宽袖大袍改穿短装。汉朝建立伊始，庶民皇帝与布衣将相不知君臣礼仪，诸将又和刘邦同起民间，属于“脚碰脚”之流，常在大殿上饮酒喧哗，拔剑击柱，使刘邦感到“威重不行”，叔孙通就对刘邦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为此他制订了一套兼采古礼和秦仪的朝仪制度。叔孙通的朝仪实施后，效果很好，刘邦作为皇帝威风凛凛，不无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有鉴于此，汉初统治者需要兼容道、法、儒各家之长的治国理论，黄老之学适逢其会。

黄老之学本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的一派，是以道为主兼有法、儒的复合思想。这个学派主张，道生法，守道就是遵法，法和礼并用，从而达到“清静无为”。这种“无为而治”，反映了人民厌恶暴政，渴望宁静安定的情绪。刘邦之所以欣赏陆贾的“无为”政治主张，原因就在于此。

推行黄老思想的著名人物是曹参。他在担任齐国相时，谋士们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听说有一位盖公专门研究黄老之学，便把他请来，盖公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照此办理，齐国果然大治。萧何死，曹参调到中央继任丞相，奉行清静无为思想，“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遵照刘邦、萧何制定的制度、政策，不作更张。当时民谣说：“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刘邦死后，惠帝、吕后时期基本如此。

文帝、景帝时期仍一如既往。文帝本人“好刑名之言”，长期担任丞相的陈平崇尚黄老之术，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好黄老之学，强令其子景帝及其他子弟都读黄老学派的著作。

文景之治的出现，与黄老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为政之道在于“禁网疏阔”、“务在宽厚”、“刑罚大省”。文景之治的另一特征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贾谊和晁错都认为农业生产没有恢复和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是赋税徭役太重；二是“背本趋末”。关键在于对农业的优惠不足，正如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文帝采纳他们的建议，在提倡农耕、抑制商人的同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把汉高祖规定的土地税十五税一（1/15），减为三十税一（1/30），有十几年还免收此类农田租税；人口税由每人120钱减为40钱；徭役从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农民得到休息，人口增加，家给人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景帝时依然遵循这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景帝的晚年出现了空前富庶的景象——“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朝的统治之所以能沿袭这么长，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指出：中国从公元前一直到20世纪，中央政府能向每个农民直接征税，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地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与世界各国的不同之处，关键在于中央集权体制。但直接征税必须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就难以维持，从本质上讲，轻徭薄赋应该是王朝中央政府的最佳选择，因为它可以导致家给人足、社会稳定。

西汉前期各代皇帝的才干、治绩，大体是与社会发展状况合拍的。创业的汉高祖刘邦，是流氓无赖出身的大英雄，豁达大度而又不脱秦汉之际社会下层人物特有的流气，率领一批草莽好汉、布衣将相打下江山。无为而治的文帝、景帝节俭治国，嫔妃们衣不曳地，宫中帷帐不用纹绣，营建宫室不用金银铜的装饰，匈奴发兵进犯，只令边兵固守，绝不发兵追击，怕打扰百姓。这都是从当时财力不丰、人民不富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景帝时宽刑法，减官吏，省徭赋，倡农桑，也是从连年遭灾歉收，人民衣食困难的状况着眼的。没有汉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积累财富而形成的国力，就不可能有汉武帝的大展宏图。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直是在创业—守成—发展的上坡路上前进。

26．汉武帝：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化

汉高祖在剪除异姓诸侯王之后，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并且宣布：“非刘氏而立，天下共击之。”其目的显然想仰仗刘氏宗室的血缘关系，构筑皇权的屏障。为了限制诸侯王国的权力，他规定王国的相、太傅、内史、中尉等官吏必须由皇帝委派。汉高祖逝世后，诸侯王国与中央的矛盾逐渐明朗化，给文帝、景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些王国的封地很大，最大的齐国领有七十三县，而中央的直辖区不过十五郡。王国可以经营盐铁、征收赋税、铸造钱币、任免官吏，独立倾向日益膨胀。文帝采纳贾谊的意见，把一些王国分小，以削弱其势力，又把自己的儿子封在梁国作为屏障。这当然不能解决问题。

御史大夫晁错是一位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向景帝提出“削藩”的主张。他说：现在削藩，诸侯王要反，不削也要反；削则反早祸小，不削则反迟祸大。景帝批准了晁错的削藩策，采取断然措施。于是，酝酿已久的诸侯王反叛终于以此为借口爆发了。

公元前154年，汉高祖的侄子吴王刘濞纠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七国，发动武装叛乱。刘濞早就图谋反叛，取而代之，这时便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向中央摊牌。

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景帝把王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王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诸侯王成为只有爵位而没有实权的贵族，王国基本上相当于中央直辖的郡县了。

汉武帝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颁布“推恩令”，让王国只能衣食租税，不能过问政事。从此王国的封地愈来愈小，中央统辖的地盘愈来愈大。汉初郡国制带来的后果，至此终于消除。

汉武帝刘彻是秦始皇以来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秦始皇创建、汉高祖重建的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强化、完善，建立起空前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帝国。

第一，汉武帝为了提高皇帝的威权，有意裁抑丞相的职权，提高太尉职权，改太尉为大司马，又冠以大将军称号，大司马大将军分割了丞相的军权。另一方面，又任命一些高级侍从——侍中、给事中，可以直接与皇帝讨论国家大政方针；还参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出纳章奏，操持机柄。于是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称为“中朝”或“内朝”，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机关则称为“外朝”，只不过是执行一般政务而已。

汉武帝像

第二，汉武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创设了刺史制度，分全国为十三部，每部派一名刺史，周行郡国，代表中央负监察之责。这种监察权包括“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督察郡国守相、强宗豪右为宗旨。秦的郡级政区只有四十九个（内史和四十八郡），西汉增至一百零八个郡国，要中央直接管理太困难，刺史部的设置便成为解决这一难题最聪明的办法。刺史部就是监察区，一个刺史部包括若干郡国。然而刺史是小官，俸禄仅六百石，郡国守相是高官，俸禄二千石，以小官监察大官，既防止监察区变成一级行政区，又收到中央管理之效，可谓一举两得。

第三，为了改变汉初军队分散于全国各地而首都内外并无重兵的状况，汉武帝设立中央常备兵。先是设立期门军、羽林军，选拔陇西、天水等六郡的所谓“良家子”组成；后又训练阵亡战士子弟，称为羽林孤儿。中央常备军的建立，对于中央集权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历代王朝“内重外轻”（重中央轻地方）兵制的开创。

第四，汉武帝任命具有法家色彩的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少数地方豪强操纵盐铁经营，把生产与销售盐铁的权利收归国家垄断，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平准均输政策。平准法是由中央政府在首都长安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市场价格的波动情况，贵卖贱买，从而调剂供需、控制市场。均输法是由中央政府在各地设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运往首都的物资，由产地运往别处出售，再在别处收购物资易地出售，这样辗转贩卖，把关中所需物资运至长安。均输的功用，除了补给军需供应，支持都市消费，维持仓库积储，还包括赈济灾区贫民等内容，即所谓“流有余而调不足”。平准均输政策打击了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由国家统一调剂运输，平抑物价。桑弘羊是当时一名理财家，他继承并发扬了李悝的理论，解决了农产品的市场贩卖，维护了农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这就是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使汉朝登上了顶峰。帝国已强大到足以向边陲地区及亚洲腹地不断地发动军事远征。从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19年，主要的兵力用在对付匈奴的威胁方面，从公元前112年起又向南方、西南方、东北方进军。从公元前133年起，在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的指挥下向匈奴发起攻势，不久在西北边陲设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在此期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完成探索中亚的史诗般功业。秦朝原来的防线向西延伸到敦煌附近的玉门关，为了保卫西北边境，防止突然袭击，也为了通商路线得到有效防护，建造了新的长城，直至由酒泉、张掖两郡组成的前沿阵地。快到武帝晚年时，已明显地出现了过度使用武力的迹象。皇帝的内兄李广利对大宛（费尔干纳）的战争，以败退敦煌而告终，其后以惨重代价才挽回了一点面子。以后，李陵在深入异域时几经奋战而兵败，李广利也被匈奴战败，像李陵那样被迫向宿敌投降。

向其他方面的军事行动显得较为顺利，公元前111年在云南和四川设立牂（zāng）柯郡、越（xī）郡，公元前108年设立益州郡；远征南越的结果，建立了九个新郡，其中两个在海南岛（不久即废）；向东远征的结果，在朝鲜半岛设立了四个郡。

一系列的伟大成就使汉武帝踌躇满志，忘乎所以，接连不断地发动了十几次战争，有些是必要的（如对匈奴），有些是不必要的（如对大宛）。大规模的战争，先后动员了二百多万兵力，造成人民无法忍受的苦难。汉乐府《战城南》明显地反映了人民的厌战情绪。战争使国库空虚，民力衰竭。汉武帝不仅好大喜功，而且奢侈无度，扩建上林苑（皇家花园），开凿昆明池，建造宫殿几十处；还不远万里率领大批随从去祭泰山，为此修建了驰道、桥梁、离宫别馆。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封禅泰山时，先在梁父礼祠地主，接着在泰山下向东方祭天，然后上泰山封祀，又下阴道，禅于泰山下的肃然山，既祭天又禅地。把泰山看作神仙世界的通道与死后世界的都城，反映了汉人对天上世界与地下世界的想象。他先后八次封禅泰山，当他登上泰山顶峰时，汉王朝也在这时登上了世界的顶峰。

汉武帝死后，朝廷大臣提议给他“世宗”的庙号，意为开创新纪元的典范。这一提议遭到经学家夏侯胜的强烈反对，原因就在于，这位已故的皇帝发动的战争给百姓带来了灾难。杨联陞在《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廓的研究》中指出：“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是从一个朝代的创立者那里期望军事上的业绩，而从他的继承人那里期望内政上的成就，因而就区分出创业之君和守成之君。一个朝代中期的扩张主义皇帝常常因为他们的野心而遭到指责。”

27．“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奉行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最大的贡献是培养国力，但不适合于统一大帝国的治理。汉武帝反对无为，主张有为。为了从意识形态方面维护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采纳儒家出身的官僚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文帝、景帝时期，由“无为”到“有为”，由道（黄老）到儒的转化已在悄然进行。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接连三次下诏向有识之士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等。

景帝时曾任博士的大儒董仲舒，援引《春秋》“大一统”理论，在三次上书对策——所谓“天人三策”中，提倡以思想大一统来保持政治大一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条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处“大”是动词，意为尊崇）董仲舒由此发挥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所谓“六艺之科”，就是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孔子之术”。董仲舒的意思是要运用政权力量禁止其他各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并进”。后世学者对这一段历史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误解之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一人促成的；误解之二是，从此禁绝了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

其实，早在董仲舒对策之前，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已经采纳了丞相卫绾的建议，罢黜专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建元六年武帝启用“好儒术”的田为相，放手让田把不研究儒家经典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把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之外，以优厚待遇延揽儒生数百人进入政府。这一系列措施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为了表彰儒学，立五经博士（专门研究《诗》、《书》、《礼》、《易》、《春秋》的博士），儒学从此成为官学。他根据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在首都长安建立太学（国立大学），教授五经，从学官弟子里选拔官吏。凡郡国俊才年十八岁以上，可保送至太学为博士弟子，学习一年以上可参加考试，甲科者为郎中，乙科者回原郡国为吏。他还令丞相设四科，来辟举“异德名士”，试用合格即授予官职。此外又不定期地“举贤良”，由他自己出题策问，应举者如对策得当即可授予官职。衡量的标准当然是儒家的经典。后来，郡县都设立学校，配备经师，教授儒家经典。经学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工具，经学特殊地位的确立，显示儒学的官学化正在逐步形成。

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久有误解的课题进行了澄清。刘桂生在《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其成因》一文中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少并非仅仅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要“罢黜”的不过是那些新来对策的专治杂学的人，并非禁绝儒家以外的各家；其用意只在于确立儒家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的地位，不许其他学派分沾，而不是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流传；读书人若要研究，尽可自便，只是不能用来猎取功名富贵。如此而已。日本学者福井重雅在《董仲舒对策的基础研究》等论文中，也对传统说法提出异议，认为董仲舒第三策答问中那一段话（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不可能在建元五年（前136年）春“置五经博士”之前提出，因此这个对策的尊儒政策与五经博士的设置是全无关系的。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儒教国教化问题，必须从别的视角导出新的解释。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注释与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作为一门政治色彩极为浓重的正统学问，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朱维铮《孔子与中世纪儒学教育》一文指出，从汉武帝起，历代帝王所需要的儒术或经术，主要是用儒家经典的语言包装的统治术。他们只承认本朝开创或修订的制度符合天道，留给经学家的任务只是对此加以论证，以符合孔子所憧憬的不变的天道。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就说天和道都不会变，需要尊崇的是孔子的术，因为孔子最反对变更现存的统治秩序。后来担任宫廷首席教师的经学家夏侯胜说，通晓了经术，获得高官厚禄就像从脚底下拣起一粒菜籽那样容易。因为太学里五经博士对弟子的教育，都把“通经”——通晓官方核准的经典及其标准诠释看作实现“致用”的主要途径，即把善于附会经典所记的圣贤言论，为现政权进行辩护、粉饰，当作明白“经术”的考试标准。

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汉武帝以来，经学日趋昌盛，太学中的博士就是专治一经的经师，他们以诠释儒家经典为终身职业，皓首穷经，搞章句之学，一字一句的注解十分繁琐，一部经典的正文篇幅不大，解释它的文字竟长达百余万言。由于功名利禄之所在，人们乐此不疲。博士弟子由武帝时的五十人，递增至成帝时的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的三万人。经学内部也分化出不同的派别——经今文派与经古文派的争论。原先博士讲解儒家经典所用文本，是用“今文”——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汉武帝所立“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由于当时通行全国，没有必要标明“今文”的名称。所谓古文，即战国时代的东方文字，汉代已不通行。这些用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文本，一部分是汉武帝末年鲁共王刘余为扩建宫殿拆毁孔子故宅，在孔府墙壁中发现的，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向汉武帝献书，希望立于学官。到哀帝时，从事校勘群书的经学家刘歆向哀帝提出应当把古文经立于学官，作为太学中的教材，引起了一场争论，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流派。今文经由官方在学校正式传授，古文经则在民间私人传授。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大师，专门研究《春秋公羊传》，声称他的学说都是从这部经典中推导出来的。其实他所写的《春秋繁露》一书，吸收了当时颇为流行的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了《春秋》的微言大义，阐发“天人感应”思想。通过在天空或地上显示奇异的天象，天能向它的儿子——天子即皇帝——指出他施政不当的性质和程度。因此地必须服从天，卑必须服从尊，下必须奉上，臣必须忠君，这就是“礼”。礼的原则主要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的尊君与大一统主张，最直接地反映了汉武帝时代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需求。具体化为伦理道德，便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对于整合社会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对于农业社会人们的安身立命，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行为规范和心灵归依。董仲舒认为儒家经典都是王道，而《春秋》则是“王道之大者”，包含了万事万物兴衰的道理，规范了政治秩序、人伦道德。他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系统化，提高了《春秋公羊传》的地位，神化孔子和《春秋》。董仲舒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成为儒教。西方汉学家称董仲舒是“儒家的第一个神学家”，是不无道理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是有保留的，对诸子百家也不是一概罢黜，《史记 · 龟策列传》说：“今上（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这段话反映了汉武帝对“百端之学”是宽容的。汉武帝并不完全依赖儒士，在宗教方面，他相当依赖道家方士，在政治方面，他相当依赖法家。汉武帝并不真正懂得儒家之道，他所做的不过是让五经博士培养弟子，作为官员的候补。大儒董仲舒主张“限民名田”，他根本不予理睬，倒是法家桑弘羊颇受重用，大力支持他推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政策。儒家拘泥迂腐的作风，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秉性格格不入，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多与儒学大相径庭。他所用的大臣，大都是既精通儒术又深知刑法的人。

奉行黄老思想的汲黯曾当面揭穿武帝表彰儒术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实际是儒表法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此作这样的评论：汲黯“责武帝之崇儒以虚名而亡（无）实”。儒表法里也是后世统治者的治国秘诀。汉元帝在做太子时，见其父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便谏道：“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勃然变色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从中透露出所谓独尊儒术的背后，“王道”与“霸道”即儒与法并用的秘密。个中奥妙颇堪寻味。运用政权力量控制意识形态，其实是法家的发明，商鞅、韩非、李斯都精于此道，秦始皇据此以镇压的手段控制意识形态，却不成功。汉武帝则用另一种方式来统一思想——以仕宦之路来引诱，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都杜绝其仕进之途，他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就是“劝以官禄”。此后一百多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由于利禄之路的引诱，儒家教化逐渐普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毫无疑问，此后的儒家学者逐渐把儒学当作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了。这是经学最大的弊端，吕思勉说得好：“如郑玄，遍注群经，在汉朝，号称最博学的人，而其经说，支离灭裂，于理决不可通，以及自相矛盾之处，就不知凡几。此等风气既盛，治经者遂多变为无脑筋之徒。虽有耳目心思，都用诸琐屑无关大体之处。”

28．王莽托古改制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轰轰烈烈的一生以悲剧告终，由于征伐匈奴的惨败，国内又呈现饥馑动乱景象，他的晚年是在忏悔痛恨中度过的。公元前87年，汉武帝巡行到周至，一病不起，在他虚度七十岁以后，永辞了他统治了五十四年的帝国，静静地躺在长安西北宏伟的茂陵地宫里。继位的是年仅八岁的昭帝刘弗陵，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大臣按武帝遗诏辅政。由于同时辅政的金日碑（Jīn Mìdī）之死、上官桀被处决，形成霍光一人代小皇帝摄政的局面。昭帝八岁即位，在位十三年，死时还只有二十一岁，一切政务全由霍光裁决。霍光的外孙女为昭帝的皇后，而小女儿又是宣帝皇后，这样一来，他不仅是大权独揽的摄政大臣，而且是对内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外戚，从此开启了外戚干政的先例。不过，他与后世专擅朝政的外戚不同，颇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的摄政时代与好战的武帝时代适成鲜明对照，以节约财政开支为特征，二十年间不断减税，对匈奴的政策由征战转变为和平交涉。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昭帝去世，霍光拥立汉武帝的曾孙（武帝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为帝，是为宣帝。霍光死后，宣帝亲政，奉行王道与霸道并用的治术，一方面减免农业税、人口税，以及贫困户的徭役；另一方面“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以文法吏和刑名术监督各级官吏。他是武帝以后唯一能守成并稍有建树的皇帝，一度曾出现了所谓小康中兴局面。不过他也敏锐地预感到汉家天下将要败在笃信儒术、优柔寡断的儿子手里。事实确实如此，昭宣时代尚能维持武帝时鼎盛局面，以后相继即位的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导致外戚在宫廷政治中作用逐渐扩大，王莽篡夺政权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霍光摄政时外戚已初露锋芒，宣帝视霍氏家族如芒刺在背，霍光死后两年，由于阴谋告发，夺去了其妻子、家族多人的性命。东汉的史官在《汉书》中大发感叹：“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这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个典故的由来。

但外戚在宫廷政治中的支配地位沿袭不变，不过由霍氏变为王氏而已。王氏的外戚地位源于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即王莽的姑母。元帝死后相继即帝位的成帝、哀帝、平帝都是元帝之子，而成帝是王皇后所生，因此成帝时皇太后王氏的兄弟五人同日封侯，显赫一时，担任大司马大将军，轮流执政。王莽凭借王家声势，广泛结交权贵和经师，显出一副“谦恭俭朴”、“勤学博览”的儒雅风度，博得人们的好感。他当了大司马不久，哀帝即位，外戚丁、傅两家得势，王莽罢官，闭门韬晦。哀帝死，幼小的平帝即位，王太后临朝，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掌握了大权，嗾使一些大臣建议立他的女儿为皇后，使他以大司马大将军兼国丈的特殊地位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平帝死，王莽一手包办，拥立二岁的孺子婴当皇帝，自己称为“摄皇帝”。公元8年，王莽篡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从此新朝取代了汉朝。

从王莽步入政坛到当上皇帝，用了三十一年时间。这一段历史，在东汉官方钦定的《汉书》里，完全被扭曲了，把王莽写成乱臣贼子，他在篡汉前所做的好事一概成了虚伪做作。其实王莽在摄政期间的不少作为是可圈可点的，在抨击他的人看来或许是不可思议的。例如当时政界贪污成风，王莽不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下属和贫民，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夫人的穿着打扮像个仆人。又如他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为了表示法不阿贵，王莽竟勒令儿子自杀。以上种种举措令百姓感激是可以理解的。有鉴于此，葛剑雄在《泱泱汉风》中说，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当成救世主，虽有吹捧奉承的意味，但在他建立新朝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真心诚意，否则，只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声势的。

然而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王莽面前，为了摆脱困境，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种改革着眼点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其一切理论根据就是一部儒家经典《周礼》。王莽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为他提供经学依据的就是西汉末年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后来成为新朝“国师公”的刘歆。还在平帝时，王莽就支持刘歆，把古文经立于学官，设博士官；又叫刘歆依据《周礼》建立明堂——一种用于“正四时，明教化”的上圆下方建筑，还建立称为辟雍的祭祀场所。王莽篡汉后，刘歆成为四辅臣之一，任为国师，位居上公，用古文经学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于今文经学的理论，用来托古改制。《汉书 · 王莽传》说：“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因此热衷于“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托古改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长期困扰社会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即土地兼并及其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早在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把当时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贫富两极分化，归结为井田制废除后土地可以买卖的结果。他的理想是恢复井田制，鉴于井田制一时难以恢复，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限民名田”。所谓“名田”即“占田”，限民名田即限民占田，目的在于抑止土地兼并。在土地私有并可以买卖的前提下，企图限民名田，不过是经学家闭门炮制的平均主义理想，化作泡影是必然的。哀帝时的辅政大臣师丹重复董仲舒的理论，再次提出限田建议，得到哀帝许可，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制定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条例，引起一阵社会震动后，终于不了了之。

王莽改制的步伐比董仲舒、师丹、孔光之流更大，不仅是限田，而且是恢复井田制。他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颁布的诏令中，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即取消土地私有制，一律收归国有，按照《周礼》所描绘的井田制，重新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禁止买卖；并且严厉地规定：“敢有非井田圣制，非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这种倒退的主张本身就注定了它是没有出路的，如果按照井田制重新分配土地，全国的耕地远远不够分配，何况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符合历史前进的趋势。倒行逆施得不到社会上任何阶层的支持，王莽不得不在王田令颁布的第三年再次颁布诏令，宣告“王田”可以买卖，不再依法处理，实际是承认土地国有化改革的破产。

在土地国有化改革的第二年，王莽根据刘歆的建议，推行一系列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改革，其理论根据依然是《周礼》。改革的具体措施是五均六管。所谓五均的要点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城市设五均官，代表国家对工商业经营和物价进行控制，包括平抑物价，用成本价收购滞销农副产品，经营赊贷等。所谓六管的要点是：把盐、铁、酒、五均赊贷、名山大泽、铁布（币）铜冶等六种经济事业改由政府经营，实即国家专卖。五均六管并不是新发明，它是汉武帝时代平准均输、盐铁官营的扩大化，其本意是想重农抑商，但是官商行为违背市场规律，成为政府与商人争利的手段。何况主持五均六管的都是大商人出身的官员，唯利是图的本性促使他们营私舞弊，搞得一团糟，迫使王莽不得不在跨台前一年宣布废除这项改革。

此外，王莽按照《周礼》改革币制，把早已失去货币功能的原始货币重新推向市场，把货币分成五物（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泉六种名称），二十八品（二十八种货币的交换币值），一方面行不通，另一方面换算比值不合理，搞得币制混乱不堪。他还按照《周礼》，大改官制、官名，甚至分封了两千多个公、侯、伯、子、男，连官吏都搞不清楚那么复杂的名称，使政府机构难以运转，贪污成风。

王莽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棘手的土地兼并、贫富不均、商人盘剥农民等社会问题。然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倒行逆施的结果，不但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它更加激化，加深了社会危机，引来了绿林、赤眉起义。王莽所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几年，如同流星般迅即消逝。光武中兴后，在东汉史臣的笔下，王莽终于成了西汉腐败政治的替罪羊。因此对于王莽的描绘众说纷纭：帝位篡夺者，最大的伪善者，舆论的操纵者，理想主义者，改革者，革命家等等，莫衷一是。费正清、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指出，王莽的土地国有和放免奴婢的努力，使他得到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一错置时代的称号。这是有所指的。著名学者胡适早在1928年就认为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他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人过早地在中国出现。美国历史学家毕汉斯（Hans Bielenstein）认为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非历史性的解释”。他指出，王莽不是班固《汉书》所说的那个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人，从积极方面衡量，王莽是机智而能干的；从消极方面衡量，王莽不过是一个过分依赖古文经学的有点迂腐的儒生。

29．光　武　中　兴

当反对王莽的绿林军起义后，身居南阳的皇族刘、刘秀打着“复高祖之业”的旗帜，组成一支春陵军，响应绿林起义。此后又有一支赤眉军起义。公元25年，赤眉军逼近长安时，刘秀在鄗县（今河北柏乡北）县城南面的千秋亭即帝位（汉光武帝），宣告光复汉朝，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攻下洛阳，在此定都。史家把以长安为都的前汉称为西汉，把以洛阳为都的后汉称为东汉。

刘秀，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八世孙，他的六世祖长沙王刘发是景帝之子，刘发子刘买封为舂陵侯。到他父亲刘钦时，家道中衰，刘秀只身闯荡社会，进入太学，专心攻读《尚书》，回乡后又经历了种种生活磨难，为他日后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刘秀原本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他虽游学京师，稍习经典，但并无宏大志愿，公开扬言：“作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执金吾不过是负责京都治安的长官，品位不高；阴丽华却是出身南阳富家的绝色美人，在刘秀起兵次年，便成了他的妻室。刘秀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是他自己也不曾预料的。刘秀重建汉朝，天下从乱走向治，从纷争走向统一，江山依旧，景况大变。王莽改制留下一个烂摊子，加之连年的内战，使元、成、哀、平以来不景气的社会，至此变得凋敝不堪，重建的汉朝已今非昔比。刘秀以他非凡的胆识才干，遵循“以柔道治之”的方略，创造了光武中兴的业绩。刘修明《从崩溃到中兴》把他的治术概括为简政以安民、进贤以励治、集权以统一，是极其精当的。

所谓简政，就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废除王莽的繁苛法令，恢复汉初的法简刑轻，以达到“务用安静”的局面。为此，屡次发布大赦令，平反冤狱，释放犯人。光武一朝刑法宽松，社会安定。简政的另一方面是裁减机构与官员，裁减了十分之一的郡国、四分之一的县级区划、十分之九的官员，节省了财政开支，减轻了社会负担。

所谓进贤，就是健全人才选拔制度。首先恢复汉初的贤良方正制度，选拔官吏；其次把征辟制度加以发展，“征”即皇帝下诏特征某人为官，“辟”即地方官推荐某人为官。为了防止舞弊，下诏以“四科”取士，一为品德高尚，二为博通经史，三为熟悉法令，四为能力才干。刘秀“理国以得贤才为本”的原则，为东汉王朝网罗了一批有用之才，他求贤若渴，诚意邀请隐居山野的老同学严光（字子陵）到京都洛阳担任谏议大夫，严光不为所动，回到故乡，在富春江畔垂钓，颐养余年，一时传为佳话。

所谓集权，就是继承并发展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的方针。其一，西汉末年把刺史改称州牧，秩禄从六百石增至二千石，但职权未变，并无一定的治所。刘秀定制，州牧复称刺史，有固定治所，向十二个州派出十二名刺史，以“六条问事”，每年年底回京报告，中央据此对地方官作出升降任免的决定。但是刺史权力过大，并且有了固定的治所，使州成为一级政区，为日后地方割据埋下了祸根，是始料不及的。其二，西汉末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谓三公改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由于外戚专权，例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大司徒形同虚设。刘秀恢复大司马为太尉，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去掉，但矫枉过正，“政不任下，虽置三公，备员而已”（仲长统语），把三公的职责移到本来替皇帝掌管文书的尚书台。但尚书令秩禄千石，三公秩禄万石，一个有权无位，一个有位无权，以此杜绝臣下作威作福。通过尚书台控制中央政府，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职权，使之成为虚位，不授予实权，日常政府事务由尚书台处理，直接对皇帝负责。皇权的加强，相权的削弱，在东汉前期正面效应是明显的，到了东汉后期皇帝无能，其负面效应便日益凸显，终于导致外戚、宦官轮流挟主专权的后果，这也是当初始料不及的。

刘秀面临西汉末年的棘手社会问题——限田限奴婢，也就是限制土地兼并以及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王莽作了尝试没有成功，他力图以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它。在东汉初建的十几年中，他六次下诏解放奴婢，三次下诏禁止虐杀奴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却遇到强大的阻力。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诏“度田”，即命州郡地方官检核垦田顷亩及农民户口年纪，如地方官夸大报告户口、垦田实绩，坐度田不实之罪。这是鉴于当时“天下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致使国家赋税收入受到损失这一实际情况，而制订的一项抑制豪强地主的措施。很明显，检核垦田顷亩对豪强地主不利，他们百般阻挠；地方长官或慑于豪强的压力，或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并不认真度田，故意扰乱，出现了地方官“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的不公平现象，以及虚报度田实绩的欺瞒现象。京师洛阳及皇室发祥地南阳抗拒度田的势力最大，地方官束手无策。光武帝在批阅度田报告时，见陈留吏牍上写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便诘问缘故，官员答道：“河南（即洛阳）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一语道出了近亲、近臣这些最大的豪强地主，尽管田宅逾制，但无法检核的尖锐矛盾。光武帝颇不以为然，派遣官员考察属实后，以“坐度田不实罪”，处死了有关郡守十余人。虎头蛇尾，以后还是不了了之，垦田顷亩并未检核清楚。度田虽然没有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对于促进荒地的开垦还是有作用的，建武十八年（42年）汝南太守开垦鸿郤陂数千顷，不仅郡内殷富，而且利及他郡，便是最显著的事例。

对教育的重视，使光武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重视文治的帝王中的佼佼者。建国之初，他就下令恢复汉武帝的五经博士，《易》立四博士，《尚书》立三博士，《诗》立三博士，《礼》、《春秋》各立二博士，共十四博士，分别教授学生，并在洛阳建立大量图书馆，诸如辟雍、东观、兰台、石室等，营造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新建国立大学——太学。由国家奖励学问是从西汉开始的，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光武帝新建太学，规模更大。今洛阳太学遗址有两处：一处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与此邻近的另一处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有内外讲堂各一座，讲堂长十丈、宽八丈，讲堂附近建有太学生宿舍。太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弟子，也称诸生，每年都要考试——射策和对策。与首都的太学相呼应，各地都办了地方学校——郡国学。全国上下重视教育蔚然成风。

刘秀本人精通经学，也爱好谶纬。汉朝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以一种神秘主义的方式解释五经，于是形成了一种谶纬之学。谶是伪托神灵的预言，常附有图，也称图谶；纬是与经相对而得名的，是假托神意解经的书。谶纬之学兴盛于西汉末年，当时流传谶纬图书三十五种，东汉初年更为盛行，谶纬图书增至八十一种。刘秀不仅称帝时利用谶纬《赤伏符》，证明做皇帝合乎天命，而且在施政用人时也要引用谶纬，几乎言必称谶，事必依纬。中元元年（56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使谶纬成为与五经具有同等地位的法定经典。为此他下令在洛阳建造宣扬谶纬之学的礼教性建筑——明堂、灵台。明堂是宣明政教的场所，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等重大典礼都在此举行，坐落于洛阳平城门外，建筑呈上圆下方，有九室、三十六门、七十二窗。在这里，自然宗教与国家礼仪互相融合，互为表里。灵台是天文观测台，在平城门外明堂大路西侧，东对明堂，它的功能远远超越了观测日月星象，而与国家命运相关连。

中元二年（57年），光武帝还没有来得及祀明堂、登灵台，就与世长辞。他的中兴大业为明帝、章帝所继承，水利专家王景治理黄河，出现了80多年没有灾害的盛况；匈奴侵扰问题得以解决，使南匈奴归附中原；班超出使西域，稳定了边境形势。他开创的东汉王朝，延续了1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