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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清议与太学生运动

明帝、章帝时代中兴气象继续发展，和帝以后，中兴气象消失，由盛转衰，外戚与宦官专权是一个关键。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除了以尚书台控制中央机要，还在宫中任命一些宦官担任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官职，传达皇帝的诏旨，批阅尚书进呈的公文，使宦官权力陡然膨胀。从和帝以后，东汉的皇帝都是幼年继位，由母后临朝听政，而皇权加强、相权削弱，恰恰为外戚、宦官挟主专权提供了方便。

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她的哥哥窦宪以大将军出任侍中，掌内廷和外朝大权，他的三个弟弟同时封侯，掌握机要，窦氏党羽都成了朝官或守令，刘家天下几乎成了窦家天下。深居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的和帝，利用宦官郑众掌握的部分禁军，剪除了窦氏势力。和帝为了酬谢郑众，封他为侯，让他参预朝政，开创了宦官封侯专权的先例。和帝死，临朝称制的邓太后不立和帝长子刘胜，而立才一岁的刘隆为殇帝，不到一年殇帝死，邓太后又立十三岁的藩王刘祐为安帝，掌实权的是邓太后和她的兄弟邓骘。邓太后死，安帝利用宦官李闰、江京剪除邓氏势力，而皇后阎氏的兄弟阎显等人也身居要职，形成宦官与外戚共同专权的奇特局面。安帝死，宦官孙程等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被废的太子）刘保为顺帝，杀阎显，把持朝政。顺帝为了抑制宦官，先后任命皇后梁氏之父梁商及其子梁冀为大将军。顺帝死，梁太后与梁冀先后立冲帝、质帝、桓帝，梁冀专擅朝政达二十年。桓帝利用宦官单超等人剪除梁氏之后，宦官独揽朝政，“手握王爵，口含天宽”。

如此循环往复，外戚和宦官走马灯似地交替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谋取小集团的利益，政治日趋腐败。外戚与宦官争夺权力的争斗，都拉拢一批官僚为帮手，形成朋党。当时的士人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官僚利用察举、征辟的权力，与被举、被辟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官僚世家，门生故吏遍天下。于是，外戚、宦官与世家大族纠合在一起，左右政局。

官僚士大夫中也有一批独立不羁，不随波逐流的人，他们品评人物、抨击时弊，号称“清议”，在腐败成风的当时，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洛阳发生严重地震，顺帝下诏求言，李固在对策中直陈外戚宦官专权之弊，批评梁氏家族的显赫权势，建议削夺外戚的权力，还政于帝：他还注意到宦官权力太大，应该防止他们利用权力达到营私的目的。太史令张衡也呼吁应把威权归还给天子。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御史张纲与其他七名官员奉命分巡州郡，检查地方工作，其他七人皆出赴任，他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感叹道：“豺狼当路，安问狐狸？”立即上疏奏劾大将军梁冀及其弟河南尹梁不疑，京师为之震动。

顺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他们熟读经书，又关心时政，在舆论上支持清议派，因而太学自然成为清议的中心。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弹劾贪污的地方官以及宦官党羽，遭致贬官。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游行到皇宫，上书请愿，迫使桓帝赦免朱穆。两年后，刘陶还上书把当前政治腐败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皇帝本人，当今皇帝生活在闭塞状态之中，完全不了解国情。他请求皇帝注意秦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皇帝丧失了权力，为了扭转局面，他建议让正直的官员掌握中央的权力。他知道这种直言劝谏决不会被采纳，不无感慨地写道：“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灵帝时他出任谏议大夫，依然保持太学生时代的锋芒，上疏直陈“当今要急八事”，认为“天下大乱，皆由宦官”，遭宦官诋毁，下狱而死。

在标榜名教的太学生看来，国家命运系于阉宦之手是奇耻大辱。由于宦官专权，贿赂公行，原先的察举征辟制度遭到破坏，原先的贤良对策为不定期选举，举孝廉（孝子、廉吏）为定期选举，这时奔竞者多，流弊丛生，“孝廉”两字异化为获取参政资格的幌子，与孝子、廉吏本义相去甚远。太学生、郡国生徒的升官途径受阻，使他们愤愤不平，抨击讽刺道：

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太学生最为推崇的官僚，是敢于反对宦官的李膺、陈蕃、王畅等人，这从他们品评这些官僚的评语中流露得淋漓尽致：“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李膺作为“清议”派首领，抨击弊政不避怨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他与太学生领袖郭泰等结交，反对宦官专政，被人诬告“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延熹九年（166年）桓帝按照宦官的要求，下令逮捕李膺及其“党人”二百多名，由于外戚窦武出面援救才于次年赦免回乡，但禁锢终身，不许为官。这是第一次“党锢”。

当时社会舆论都同情“党人”，清议派把那些遭迫害的仁人志士称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引为社会楷模。史书上说：“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党人”范滂出狱还乡，南阳士大夫都出城迎接，车辆达几千辆之多，显然把他视作衣锦荣归的英雄。度辽将军皇甫规以不在党籍为耻，竟上表自请依“党人”治罪。可见在昏天黑地的年代，社会的良知并未泯灭。

桓帝死，幼小的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以大将军身份掌权，与太傅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企图一举消灭宦官势力。宦官发动宫廷政变，劫持窦太后，挟制灵帝，窦武兵败自杀。陈蕃率僚属及太学生八十多人，冲入宫门，被捕后死于狱中。宦官乘机诬告“党人”谋反，大肆逮捕，甚至牵连到妻子、兄弟、朋友，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其亲属，都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

党锢事件毫无疑问是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冤案，被诬为“党人”者，其实并没有结成什么“党”，所谓“共为部党”云云全是诬陷不实之词。诚然，那些“党人”并非无可非议，但从主流上看，他们毕竟反映了社会舆论、传统道德，敢于向腐朽的政治权力挑战。尽管腐朽的政治权力可以剥夺“党人”的官职、自由乃至生命，却无法左右舆论，更不可能改变追随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信仰。

上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带有党派色彩的政治斗争，也是第一次出现的学生运动，李膺、陈蕃、刘陶等人不畏强暴、伸张正义的气概为后人所景仰，正如《后汉书》所说：“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遭到党锢之祸迫害的清流名士赞颂备至：依仁蹈义，舍命不渝，夏商周三代以来，风俗之美，没有超过这一时期的。

31． 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 thofen）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译成英文便是The silk road。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一书中，把丝绸之路延伸至地中海西岸。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大量与此有关的遗迹、遗物，使研究丝绸之路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汉朝不仅农业有长足进步，手工业也令人刮目相看，纺织业尤其如此。男耕女织的农民家庭手工纺织业，多半生产麻布、葛布、绢帛，产品部分自给，部分作为商品出售。一些城市有发达的手工业作坊，从事大规模生产，制作各种精美的丝织品。

长沙马王堆发掘的软（dài）侯妻子的墓室，随葬大量丝织品：绢、罗、纱、锦、绣、绮等，用织、绣、绘等花纹制作工艺，制作出动物纹、云纹、变形云纹、菱形几何纹等鲜艳夺目的丝织品。其中的纱，料质轻而薄，一件用素色纱做成的禅（dān）衣（单衣），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但重量只有49克，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是丝绸之国，丝织品产量很大，除国内服用外，还销往匈奴、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从那时起，从中国通向中亚、欧洲的商路，开始以丝绸而驰名世界。

西汉以来，人们把今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中亚以及更远的地方统称西域。狭义的西域则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为汉朝沟通西域的功臣是张骞。

汉朝向西域扩展是和匈奴对抗的直接后果。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阿富汗北）夹击匈奴；第二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乌孙（今新疆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夹击匈奴。目的都是为了“断匈奴右臂”。

敦煌壁画所见张骞通西域图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率一百多人的使团西行，被匈奴拘留达十年之久，终于抵达大月氏，并亲历了大宛（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大夏（今阿姆河南）、康居（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等地。当张骞返回首都长安时，使团只剩下了两人。张骞向汉武帝建议与西域各国建立正式的联系，汉武帝欣然同意，于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出使乌孙，随行三百多人，带去了给西域各国的礼物牛羊、黄金和丝织品。张骞成功地和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建立了联系，完成了探索沟通西域的史诗般功业。张骞归国后向汉武帝所提供的报告，对上述各国作了描述，为了解当时中亚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今人仍可从《史记 · 大宛列传》中看到当时的盛况。汉的使臣后来还到达奄蔡（今里海东岸）、安息（波斯即今伊朗）、条支、黎靬（今地中海东岸）。中亚、西亚各国经常派人到长安访问、贸易，汉朝为了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往来与贸易，修筑道路，设置驿馆。汉朝丝绸的出口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亚、西亚运到罗马帝国，成了罗马元老院议员和其他贵族的夫人的珍贵服饰；罗马的铁制品、玻璃、金银由西向东，流入了汉朝。汉朝用丝绸向中亚换回马匹和玉器，并引进了新的作物和果品，如苜蓿、石榴、葡萄等。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它们之间的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安息（即波斯）人的中转。

汉朝为了开拓这条丝绸之路所花的代价是巨大的。据张春树《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一文估计：仅汉武帝一代，对这些地区用兵，先后累计骑兵一百二十万人次、步兵九十万人次、后勤补给人员一千万人次，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全国总动员。财力消耗更为惊人，单就开辟、经营河西来说，所费至少在一千亿钱上下，而当时国家全年收入仅四十亿钱。这样地倾注全国人力财力作军事扩张，开拓新地，而又持续如此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从汉武帝开始对河西作系统的经营，先是军事开拓，后是屯田开发，把屯垦与戍守合二为一。征伐大宛成功后，汉朝经营的地域已向西至敦煌以西、葱岭以东一带。都尉屯田区经过一段时间后变成后方已开发区，于是都尉区改制为县，若干县成为一郡，著名的河西四郡中的酒泉、张掖、敦煌三郡就是这样发展而成的。

丝绸之路上的汉代烽燧遗址

从当时的首都长安西往河西走廊有北、中、南三条路线，河西走廊西行的路线只有一条：由武威至张掖至酒泉，然后至敦煌。

从敦煌西去，经玉门关、阳关往西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鄯善沿南山（今昆仑山）北麓至莎车，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zhī）、安息诸国，称为南道，再西去可抵达大秦（罗马）；另一条是沿北山（今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的北部西向，可以到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称为北道，再往西可抵大秦。

这南北两条商路，是当时中国和中亚、西亚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绸，所以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罗马帝国的人民把汉朝的丝绸当作珍贵的物品，对东方“丝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都护衙门是汉朝驻西域军队的总指挥部，也拥有控制和调节西域各国的广泛政治权力。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朝在车师（今吐鲁番）地区设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隶属于西域都护。有了这种可靠的保障，汉朝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西瓜、蒜、金桃等，陆续被引往东土；西域的马、骆驼也源源东来；汉朝的丝绸、铁器以及铸铁、凿井技术传到了西域。

东汉建立后，一方面由于忙于内部事务，另一方面为了节约财政开支，光武帝拒绝了西域各国重建西域都护的请求。汉与西域的通道被匈奴阻断。明帝时东汉发动了对匈奴的征讨。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随统帅窦固出击北匈奴，不久奉命率吏士三十六人赴西域。他攻杀匈奴派驻鄯善的人员，又废亲附匈奴的疏勒王，巩固了汉在西域的统治。章帝初，北匈奴在西域反扑，他在疏勒等地坚守。从章和元年（87年）到永元六年（94年），陆续平定莎车、龟兹（qiū cí）、焉耆，并击退大月氏的入侵，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永元三年（91年）以后他任西域都护的十年中，东汉对西域的控制最为巩固，五十余国派遣质子带着贡赋前往洛阳。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西行一直到达条支海（地中海）边。那时中国的丝绸已输入大秦，主要是由安息人（波斯人）转运的，安息人恐怕开辟了从汉到大秦的通商道路，影响其传统的商业利益，故意向甘英夸大海上交通的险恶，致使甘英没有再向前进。甘英是历史上第一个探辟欧亚交通的人，功不可没。班超在西域奋斗了三十年，永元十四年（102年）回到洛阳，一个月后与世长辞。

西方学者赫德森在《欧洲和中国》第三章“丝绸贸易”中说，纪元后最初几个世纪，在罗马的塔斯丘斯街上有个中国丝绸市场。这种丝绸交易乃是古代最具深远影响的大规模商业……罗马上流社会需求丝绸的风尚，也存在于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所以这一丝绸贸易就曳着其精美料子的线头，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横越整个旧大陆，形成了一个共同经济联盟。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西去的丝绸，在历史上留下了明显的影响。对于中亚诸国的首领们而言，拥有丝绸是高级地位的一种标志；对于罗马帝国而言，丝绸是一种奢侈的衣料，为了进口这些物品给罗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上世纪末至20世纪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当时存在的一些古国，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刺绣服饰的出土，依稀可以看到当年丝绸之路的繁华状况。在鄯善、车师、龟兹、乌孙、于阗以及尼雅河流域当地人的墓葬中，发现许多汉锦、丝绸、铁器、装饰品，表明当时中原与西域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

丝绸之路之得名是因为中国所产丝绸最初是由这条道路运往地中海的西方世界，它的著名虽然由于通商，但它的更大贡献却是沟通东西文化交流，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中国发明的造纸术是由这条丝路传入近东再传至欧洲的，后来印刷术、火药的西传也是如此；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由此路向东传入中国。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一条改变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大通道，它不仅沟通了东西方文明，而且促成了这两个文明的互相渗透。西方学者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先后在楼兰废墟、婼羌、尼雅、和阗一带发现丝绸之路的遗迹、遗物，如毛笔、竹简、木牍、纸、残绢、古钱、汉镜、陶器、《战国策》残卷，以及梵文贝叶、怯（qū）卢文、婆罗文、窣（sū）利文的文书等。经过中外专家长期研究，怯卢文书之谜得以揭开，它用阿拉米字母拼写自己的文字，是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的一种方言，最早流行于古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公元2世纪传入大夏，以后传入塔里木盆地一带，成为那里的通行文字。1940年英国学者贝罗（T. Burrow）出版了《中国突厥斯坦所出怯卢文书译文集》，1988年中国学者林梅村出版了《沙海古卷——中国所出怯卢文书（初集）》。这一切都使丝绸之路的研究愈益趋向博大精深。

32．小农经济的发展

汉朝小农经济非常发达，有田自耕的小农是全国编户齐民的基本部分。当时的编户齐民有“大家”、“中家”、“小家”之别。“大家”也称“上家”、“大姓”，崔寔（shí）《政论》所说“上家累巨亿之资，斥地侔封君之土”，大抵是豪强地主。“中家”是一些中小地主，当时有“百金，中人十家之产”的流行说法。居延汉简所载，礼忠有田五顷，小奴二人，大婢一人，另有马、牛、牛车、轺车等，家资约十五万钱，可算中家的一个典型。“小家”也称“下户”，即自耕农，拥有数十亩田地，耕作自给。

1973年9月，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发掘出景帝二年南郡江陵县郑里廪簿，显示了自耕农家庭结构与耕地状况。该里25户共计105口，平均每户4口，能田成丁男女69口，合计耕地617亩，最多一户有田54亩，最少一户有田8亩，平均每户24.7亩，平均每能田成丁占田9亩。显然，先秦时代“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已经不是汉代自耕农的真实写照了。从上述郑里廪簿看来，一般自耕农的耕地不超过50亩。居延汉简所载农户徐宗，有田50亩、牛2头，可以看作较典型的自耕农。这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不仅是国家租赋徭役（包括土地税——田租和，人口税——算赋和口赋，财产税——算訾，代役税——更赋）的主要承担者，而且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农业生产技术在汉朝有明显的进步，耦犁与耧犁，代田法与区（读作ōu，坎之意）田法可以作为标志。

据《汉书 · 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封丞相为富民侯，又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任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掌管军粮的官职）。赵过发明耦犁耕作法，“用耦犁，二牛，三人”，即两犁并耕，前面两人牵两牛，后面一人掌犁，掘土可宽过一尺。耦犁的出现显示了前所未见的人力、牛力协作的扩大，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赵过的另一发明是耕播合一的耧犁，用一牛牵三犁，一面犁田一面播种，是中国农业史上最早的播种器。这种新技术，对于拥有较大面积耕地、较多畜力与人力的农家，是极有利的。

与耦耕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代田法，《汉书 · 食货志》说：“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这就是说，把一亩土地分成三条甽，宽一尺、深一尺，甽上是陇（垄），也宽一尺。甽陇相间，把种子播在甽里，发芽长叶后，除去陇边杂草，拨陇土培附苗根，既抗风又抗旱，是旱地农作的好方法。它的特点是在一亩土地上实现甽陇相代的间作休耕法，即今年的甽明年便是陇，今年的陇明年便是甽，一亩土地整体上并不休耕，局部上却实现了休耕。代田法比不分甽陇的缦田法产量可以每亩多收一斛，理想的情况下可以增产一倍。

与代田法各有千秋的是区田法。它的优越性在于，在小面积土地上以精耕细作的方法提高产量。代田法必须使用两牛三人的耦犁耕作，才能开出深宽各一尺的甽、陇，单靠人力不能胜任。区田法则不然，它对于缺乏耕牛或在发生牛疫时期，收效尤为明显。《齐民要术》引《氾胜之书》详细介绍了汉朝的区田法。氾胜之，西汉成帝时任议郎，在三辅地区教农耕作。此书仅佚文三千余字，关于区田法的记载最有特色。坎种作为标准的区田法，是在一亩耕地上区划成一尺五寸见方的棋盘状，在一尺五寸见方的土地上，掘方六寸、深六寸、间隔九寸的“区”。一亩可作成3840区或3700区至1072区不等，每区播种粟二十粒，加美粪一升。秋收时每区可收粟三升，一亩即达百斛。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估计，不过可以获得高产是不成问题的。

耧车模型

关键在于它是一种高度集约化的经营方法，要求在小块土地上投入密集的劳动，是缺乏耕牛的小农经营土地的标准技术。它的特点是不需牛犁，依靠人力深耕、密植、足肥、勤灌，在小面积土地上获取高产，在防治牛疫、旱荒方面成效尤其显著，所以为后世所沿用。《后汉书 · 刘般传》说：“明帝永平年间……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晋书 · 段灼传》说：“邓艾欲积谷强兵，以待有事，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足见区田法经历了实践的考验，愈益显示其优越性。

小农经济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它的每一步发展，必然伴随着土地兼并，以及由此而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乃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社会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

秦至西汉前期，政府为了扶植自耕农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对豪强地主采取抑制政策。西汉后期至东汉，情况不同了，政府对豪强地主采取妥协甚至纵容的政策，尤其是东汉初年度田遭到豪强抵制后，豪强势力的发展完全无所顾忌了。

其实，政策的转换乃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汉武帝时代以耦犁、耧犁为主要形式的铁农具与牛耕技术的发展，建立在两牛三人的耦耕技术上的代田法的推广，为豪强地主的大面积经营提供了强大的生产力。他们在土地、牲畜、劳动人手上的优势，使他们比自耕农处于有利地位，可以装备先进的耦犁、耧犁，实行两牛三人的耦耕，可以垦辟大片土地。这是豪强地主在西汉中期以后获得迅猛发展的重要经济原因。

崔寔《四民月令》一卷，仿效《礼记 · 月令》的体例，如实地记录了当时豪强田庄内逐月的农事安排，提供了豪强田庄经营的实录。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桓帝、灵帝时代历任五原太守、议郎、辽东太守，后升任尚书，退隐后撰写了《四民月令》。

《四民月令》记述豪强地主的生活，把一年十二个月中的农事和祭祀、礼仪活动，逐月予以记录，涉及耕地、播种、育苗、收藏，也涉及织布、酿酒、制药，以及贩卖、收购，是研究东汉豪强田庄的宝贵资料。

田庄里种植的粮食有麦、稻、豆、黍等，蔬菜有瓜、瓠、葵、韭、葱、蒜、芜菁、芥等，经济作物有麻、桑、蓝等。家庭手工业主要是“治丝织帛”、“折麻织布”，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染色、缝纫，还有酿造、农具兵器制造、药材采制等，形成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半封闭式经济单位。在这里，粮食生产是主要经济部门，其次是桑麻栽培，再次是畜牧业、果蔬业、竹木业。家庭手工业中的纺织、酿造的产品主要为了自给，而不是为了出卖。不过农副业的剩余产品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从月令中可以看到逐月进行的买卖记录，卖出的有粟、麦、黍、豆、麻、缣帛、弊絮、布之类，买进的有稻、粟米、小豆、麻子之类。

“农人”是田庄里的基本生产者，称为徒附，是农村中的贫弱下户，他们不同于奴婢，是佣耕——雇农，有自己的家庭和独立的经济。田庄里也有少量奴婢，称为缝人、女工、蚕妾，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

豪强在田庄里聚族而居，宗族内有共同的活动，围绕祖祢祭祀而展开。大祭是元旦之祭，族长在三天前作好准备，到了那天率族人祭祀祖祢，进酒降神。祭祀完毕，一族按尊卑大小在先祖前顺序列坐，向族长祝寿。祖祢之祭还在正月上灯之日、二月大社之日、五月夏至之日、八月祀泰社之日、十一月冬至之日举行，最后以十二月的腊祭而告终。此外还有墓祭、门祭、先穑（农业神）祭等。从祖祢之祭及与此相关的宗族公共活动来看，宗族聚族而居的纽带是家族宗法观念，从二月大社之日、八月泰社之日的社祭——祭祀土地神的活动，以及先穑祭这种祭祀农业神的活动中，可以窥知当时还残留着先秦时代的习俗。同宗的人，有相恤相助之义，使同一宗族内的阶级分化蒙上一层模糊色彩和温情脉脉的面纱。《四民月令》如此写道：在举行祖祢祭祀时，“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宗主还按不同的时节和亲疏关系，“存问九族，赈赡穷乏”。

《四民月令》所反映的豪强田庄，从规模上看是一种大地产经营，涉及农、林、牧、副、渔各业，但从经济学的视角加以审视，它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同时代的自耕农相比较，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

考古发掘也为今人了解当时农村实态提供了例证。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墓主人是一个县级官吏，他的田庄坐落于丘陵、森林地带，有宅院、水井、车棚、打谷场、牛栏、羊栏、猪圈、马厩，人们在从事各种劳作：采桑、耕田、锄草，还有的在牧场上放牧马、牛、羊。河南灵宝张湾东汉墓的壁画上，画着十一口井、一个瞭望塔、四间仓库、三间磨坊、五间猪圈、一间羊栏、两间厨房。这是墓主人生前田园生活的写照。

东汉酿酒画像砖

正是这种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奠定了两汉时期繁荣盛世的坚实基础。

33．科学技术新成就

日本的科学史权威薮内清精辟地指出：“在古代文明中，天文学一直属于高层次的科学，而且深深地染上了世界各种文明时代所具有的特色。构成中国天文学史主流的是历法研究和以占星术为目的的天文观测。”

自古以来，我们的先人就关心宇宙形态、地球在天空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天体的关系。春秋战国五百年间，政权更迭频繁，占星家们各事其主，大行其道，引起统治者对天象观测的重视。《春秋》记载，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哈雷彗星每七十六年回归一次，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到清末，每次都有详细记录。近代西方天文学家曾利用这些连续观测数据，来推算哈雷彗星的轨道。古人相信天象和人世间的政事是互动的，天象会干预人间，人事也会感应上天，因此对天文学的研究一直不曾间断。

汉朝出现了解释这些问题的不同学说。其一是公元前2世纪提出的一种理论——盖天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盖在地上，天像一个顶戴着的笠帽，地像一个倒伏的盆子；天每日旋转一次，形成了地球之上的苍穹；天有星座，北极星形成众星座围绕它转动的中心。其二是大约公元1世纪以后提出的浑天说，天被设想为围绕地球四周的空间的扩大，天的圆周可分成365 1/4度，大地则是一个球形。在张衡看来，“浑天如鸡子”，天和地的关系就像蛋壳包蛋黄那样，天外地内。其三是汉末出现的宣夜说，认为地以外都是气体，天之所以呈蓝色，是距离我们太远的缘故。认识到天是无边无际的，各星座在它周围随意地、独立地运动；天体是漂浮在无限空间中的气球体，在没有日月星辰的部分也不是真空，仍有气体存在，不过不会发光而已。

这种天体学说，比流行于民间的天圆地方观念——圆天覆盖着方地，大大地前进一步。但天圆地方观念仍牢固存在，东汉初年建造的宣扬政教的明堂，设计成上圆下方形的建筑，就体现了圆穹包着方地的观念。

由于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对天象的观测与王朝的政治密切相关，天象观测的仪器日益精巧。汉武帝时，落下闳改进了浑仪中的赤道装置，奠定古代浑仪的基本形式；以后，耿寿昌发展了“赤道仪”，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贾逵制造了“黄道仪”，测定了二十八宿黄道距度和太阳月亮的运行度数；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张衡制造了浑天仪，以铜质的空心圆球为主体，上刻日月星辰的位置，叫做天球，用水力运转。

天象观测的精确化，导致历法的修订。至迟从公元前265年起秦国就已采用颛顼历，秦统一后，全国通用颛顼历。汉承秦制，西汉初期仍沿用颛顼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星占》残篇记录了以颛顼历推算相符的部分五星会合周期；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历谱也是用颛顼历推算而得的。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落下闳等制定了新历法——太初历，把颛顼历的一年从十月开始，改为一年从正月开始。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改用四分历，比以前的历法更加准确。

天文学的发展与数学密切相关，古代称为天文历算学。算经十书之一的《周髀算经》是西汉时代的天文历算著作，即天文数学著作，主要目的是阐明当时的盖天说与历法，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平方算法，最早引用勾股定理（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种是《九章算术》，系统总结了先秦至东汉初年的数学成就。古代数学叫做算学或算术，算的本意是指用于计算的算筹，从汉墓中出土的算筹，使人们对它有了直观的认识。汉代已形成完整的算术体系，其代表作就是《九章算术》，至迟在公元1世纪时，已有了现存传本的内容。全书分九章（即算术的九个类别——九数）：（1）方田——用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面积法计算田亩面积；（2）粟米——粮食的按比例交换的计算方法；（3）衰分——分配比例的算法；（4）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法；（5）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6）均输——管理粮食运输均匀负担的计算法；（7）盈不足——盈亏类问题解法；（8）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9）勾股——勾股定理的应用和简单的测量问题解法。其中负数、分数计算、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

在天文学上作出巨大贡献的张衡，在地学方面也有引人注目的成就。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人，通五经贯六艺，官至太史令。他发明浑天仪，以漏壶的流水为动力，通过齿轮系统带动象征天壳的浑象一天旋转一周。他首次解释月食的成因，说明月光是日光的反照，月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的。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他发明了地动仪——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方向的仪器。地动仪直径约2米，用铜铸成，像一个酒樽，中间有一个都柱（震摆），都柱周围并列八个方向的机械，外面有八个铜龙，按八个方向排列，每个龙嘴里衔着一枚铜丸，每个龙头下蹲着一个张口上承的铜蟾蜍。哪个方向地震，那个方向的龙头就吐了铜丸落在下面蟾蜍的嘴中，发出清脆的声音，就可知道地震的方向。他生活在谶纬盛行的东汉，却尖锐地抨击谶纬之学，主张应予禁绝，他的科学成就与这种反对神学迷信的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地动仪

传统医学在汉朝达到了一个新高峰。日本学者山田庆儿在《传统医学的历史与理论》中指出：汉代以前编著的医书乃至有关医学方面的文献一本也没有留下，因此如何认识中国医学起源的问题是一个谜。但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的发现，为我们认识中国医学的起源提供了可能性。山田把马王堆医书与《黄帝内经 · 素问》进行比较，提出了中国医学史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在战国末期，正式出现了针疗法；到了西汉，进一步形成以针疗法为中心的医生集团和学派；在两汉之际，中国的医学体系基础正式形成。其代表人物便是张仲景与华佗。

张仲景，名机，南阳人。学医于同郡张伯祖，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病流行，死者枕藉，为此他钻研《内经》、《难经》（即《黄帝八十一难经》）、《胎胪药录》等医书，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撰写《伤寒杂病论》。后人把它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伤寒论》论述外感热病的治疗，包括397法、113处方。《金匮要略》论述内科杂病的治疗，间或涉及妇科、外科。张仲景把《内经》以来的病因学说和脏腑经络学说加以发展，同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相结合，辨证施治，包括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被医家视为准绳。

华佗，又名旉，字元化，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精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擅外科。对“肠胃积聚”等病创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声誉鹊起。他还把西汉流行的强身除病养生法——导引（亦作道引，取“道气令和，引体令柔”之意），加以发展，创“五禽戏”，作为养生祛病的锻炼身体方法。他以为人体运动可使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出现在汉朝。在纸出现之前，书写材料是竹简、木牍、缣帛，价格昂贵且携带储藏都不方便，制约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汉武帝至汉宣帝时代，已有植物纤维纸。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灞桥汉墓发现的植物纤维纸是汉武帝时代的遗物。70年代以来，在居延、扶风、敦煌、天水等地都发现了植物纤维纸，敦煌烽燧遗址中发现粗糙的黄纸、细匀的白纸，表明至迟在汉宣帝时代已掌握了麻纸的制作技术。东汉和帝时，担任尚方令的宦官蔡伦指导工匠们用树皮、麻布等为原料，制作出更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被称为“蔡侯纸”（蔡伦被封龙亭侯）。从此开创了一场书写材料的革命，由纸取代了简帛。中国的造纸术，此后东传朝鲜、日本，西传阿拉伯、欧洲，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一大贡献。法国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说：纸来自遥远的中国，伊斯兰国家是向西传播路上的中间站。最早的纸坊于12世纪初出现在西班牙，但欧洲造纸工业要到14世纪初才在意大利建立。

六、三国与两晋——统一王朝消失的时代

34．从东汉末的割据到三国鼎立

东汉王朝后期，整个社会秩序趋于崩溃，情况和罗马帝国在稍后一点时期内所发生的崩溃极为相似。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张角，冀州钜鹿人，太平道首领，自称大贤良师。太平道是道教中奉黄帝老子为教祖的一个派别。

道教源于古代巫术，是巫术与道家黄老学说相结合的产物。秦朝的神仙方士者流倡导的巫术，在民间获得普遍的信仰，讲究炼丹、长生，追求个人脱胎换骨。至迟在东汉初年巫术与道家已合二为一。先秦时代的巫，本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到汉代，巫已被排斥在“良家”之外，但在民间巫继续得到人们的信奉。巫与道教难于区分，称为道巫。东汉一代，谶纬迷信盛行，道教的各个派别正式形成。太平道教主张角与一般道士一样，也是一名巫医。在当时“巫”与“医”是二位一体的，《后汉书》中“巫医”一词屡屡可见。张角学过道教经典《太平经》，熟悉医学知识，精通医术，他行医的方法是巫术——手拿九节杖画符咒，教病人叩头思过，为之祈祷。所谓九节杖是具有九节的竹杖，被道教视为灵物，是施行巫术的法器。张角原本精通医术，他的两个弟弟（张梁、张宝）都是“大医事”——民间名医，屡屡使病人痊愈。他利用治病进行传教，假托符水咒语的奇效，使百姓相信他“托有神灵”。

当时以汉中为中心的三辅、巴蜀地区，流行“五斗米道”，是道教的另一流派，因为信教者要出五斗米而得名。当张角在中平元年（184年）发动起义时，张脩也在巴郡发动起义。五斗米道的另一支蜀郡的张鲁，也以治病的方式传教。由于五斗米道提倡在道徒间实行互助，信道的农民很多。张鲁利用张脩起义的成果与影响，在汉中传布五斗米道，他自称“师君”，下设“祭酒”。各部祭酒都在大路上建设公共宿舍，称为“义舍”，内放米肉，称为“义米义肉”，过路人住宿吃饭不要钱。这是一种近乎政教结合、劳武结合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在当时影响很大。原因在于东汉末年经济凋敝、灾害流行，人民生活无保障，五斗米道缓解了穷苦人民的生计问题，故而很受欢迎。这种现象源于道家的平均主义思潮——“损有余以补不足”，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种基于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大同”理想出现了回光返照，便是一个明证。

黄巾起义延续了二十多年，使腐朽的东汉王朝陷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之中。但是他们要面临政府军与地方豪强的两面夹击，终于陆续失败，“黄天当立”化作了泡影。起义的主力——青州黄巾幻想取得曹操的合作，曹操利用这种心理，迫使青州黄巾接受他的收编。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的豪强纷纷组织武装力量，修筑坞堡，占据地盘，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

袁绍占据冀、幽、并三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山西一带）；

曹操占据兖、豫、青三州（今山东西南部、河南一带）；

陶谦占据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

袁术占据扬州北部（今长江下游、淮河下游）；

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南、湖北）；

孙策占据江东（今长江以南东部）；

韩遂、马腾占据凉州（今甘肃）；

公孙度占据幽州辽东郡。

东汉王朝四分五裂，宦官与外戚两大集团矛盾斗争的结果，以同归于尽而告终，地方军阀董卓乘虚而入。董卓，并州牧，中平六年（189年）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曹操、袁绍起兵反对，他挟献帝西迁长安，自任太师（相国）。

曹操自从收编了三十万青州黄巾军以后，军事实力大增，以后又击败陶谦，把地盘扩展到海边。他把从长安逃出来的汉献帝迎到许昌，取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地位，俨然成为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的护法神。此后，又乘袁术与吕布互相攻击之机，各个击破。于是曹操成了在北方唯一能与兵多地广、号称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袁绍相抗衡的势力。

曹操原本依赖袁绍，谋求自身发展。曹、袁矛盾的激化，是曹操把汉献帝迁往许昌，“奉天子以令不臣”以后，逐步加剧的。曹操很早就有“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念头，把汉献帝控制在手，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削平其他割据者。曹操要摆脱袁绍的控制，这是一个最好的途径，因为曹可以利用皇帝名义对袁发号施令。袁绍对此十分恼怒，指斥曹操是“挟天子以令我”。双方的较量不可避免。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南）之战中大败袁绍，这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对曹操统一北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袁绍兵败后不久死去，为了彻底消灭袁氏势力，曹操乘胜出击，直捣袁氏势力投奔的乌桓，不仅铲除了袁氏势力，还改编了乌桓骑兵，成为他日后一支精锐部队。曹操回师途经渤海边时，赋诗明志，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句：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踌躇满志的曹操以为可以一举统一南方，便挥师南下。江东的孙权与依附荆州刘表的刘备决定结盟，共御曹军。刘备派诸葛亮去柴桑（今江西九江）商议联手抗曹事宜。诸葛亮分析当时形势，指出：曹军远道而来，犹如强弩之末，又不习水战，孙刘合作定能取胜；曹操败后势必北撤，三分天下的局面自然形成。

建安十三年（208年）冬，曹军战舰首尾相接，开到了赤壁（今湖北蒲圻，另有嘉鱼赤壁说、黄州赤壁说、武昌赤壁说）。孙、刘联军不过五万，与号称八十万实际近二十万的曹军相比，处于劣势。但曹军长途跋涉，又水土不服，军中发生传染病，士气低落，初一交战，即败退到江北。曹操针对士兵不习水战的弱点，把战舰用铁链锁在一起，减少晃动。联军方面决定火攻，黄盖巧施诈降计，用十艘战舰满载浸透膏油的柴草，借着冬季少有的东南风向江北疾驶，接近曹营时，火烧油草，曹军措手不及，一时火焰滚滚、浓烟弥漫，锁在一起的战舰及岸上军营很快葬身火海。联军水陆并进，曹操大败而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又一著名战役——赤壁之战。当时诸葛亮只有二十八岁，周瑜比诸葛亮大六岁，两人运筹帷幄，指挥得当，是取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