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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后，果然如诸葛亮所预言，出现了三足鼎立之势。原先势力最弱的刘备乘机攻占湖南一带，又派诸葛亮、关羽据守荆州，自己进兵四川。不久，诸葛亮率张飞、赵云沿江而上，与刘备合围成都，取得了益州的立足之地。

在此之前，曹操修栈道，由陕西入汉中。刘备入川后，与曹操在汉中对峙。曹操采纳司马懿的建议，要孙权袭取关羽后方，孙权果然派吕蒙进攻公安，关羽败走麦城，被吴军所杀，荆州失守。诸葛亮原计划：一路从荆州北进南阳、洛阳，一路从汉中出关中，形成钳形攻势。这一计划被关羽败走麦城、刘备倾全力攻吴所破坏。

孙权害怕遭刘备报复，上书向曹操称臣，劝曹操代汉称帝。曹操识破他的用心，对左右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曹操不想成为矛盾焦点、众矢之的，用厚礼安葬孙权送来的关羽首级。曹操至死没有称帝，始终只是汉献帝的丞相而已。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建都洛阳。

第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

八年后，孙权称帝，建都建业（南京），国号吴。

三国鼎立局面至此正式形成。

35．曹操与诸葛亮

三国的政治家首推曹操。过去的传统史家，把分裂与篡夺的罪名委之于他，虽然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失之片面。其实曹操是主张统一的，他活着时始终不敢称帝，他死后儿子称帝，引起刘备、孙权相继称帝，复兴汉室终于成为泡影。

舞台上的曹操与历史上的曹操存在着极大的距离，甚至强烈的反差。这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是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区别。民间传说、小说、戏曲反映了小传统，包含着狭隘的正统论；大传统则是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功过是非的客观评说。鲁迅曾经说过，曹操其实是很有本事的，至少我很佩服他。这就是从大传统来观察的结果。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灵帝时任太尉（国防部长）。曹操的这种出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父亲身居显要之位，使他从小就接触社会上层，眼界开阔；另一方面，祖父是宦官，父亲“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是个来历不明的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斥责曹嵩是“乞丐携养”，曹操是“赘阉遗丑”，因而受到社会名流的轻视，名士们始终瞧不起他。

曹操生性机警狡谲，有权术而又任侠放荡，从小到老，一直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的儿子曹丕说他“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他特别爱好兵法，曾注《孙子兵法》，他的《孙子兵法注》是今存第一个注本；此外另著兵书十万余言，“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他兼具政治家、军事家的素质，早年默默无闻，经过有影响的大人物、太尉桥玄引荐，得到了名士许劭的赞誉：“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亦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与太学生首领郭泰齐名的许劭专门品评人物，是“月旦评”的主持人，在当时很有影响。许劭对曹操的评语是“乱世之英雄”，李膺的儿子李瓒也说“天下英雄无过曹操”。按当时人的理解，所谓英雄是指：“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即“文武茂异”。曹操善于用人，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他反对当时征辟察举注重所谓名节德行、家世声望的陈规陋习，只要有真才实学，什么人都可以用。他的一些主要将领，或者提拔于行伍之间，或者发现于俘虏之中。曹操的将领基本来自扬州的丹阳、兖州的泰山以及河北的并、冀两州，以富于战斗力著称于世，手下五员名将（于禁、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也来自这些地区。他多次发布求贤诏令，强调要把那些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能人选拔出来，即使这些人有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也在所不顾。

但曹操毕竟是曹操，爱才也忌才。一些名士瞧不起他，恃才傲物，不肯为他效力，他绝不容忍。名士孔融就因为对曹操“多侮慢之辞”，被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崔琰（yǎn）是当时士大夫众望所归，就因为对曹操不满，被诬告为“腹诽心谤”，关进监狱，剃去头发，迫使他自杀；名士祢（mí）衡曾当众辱骂曹操，曹操要杀他，又怕别人说自己不能容人，就借刀杀人，把他送到刘表那里，被黄祖所杀。这种独裁者的品格，颇为典型，在后世那些“乱世之英雄”身上时有所见。

曹操最大的政绩是把北方地区治理得很好，使经济得到明显的恢复与发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实行屯田，招募农民开垦荒地或让军队耕战结合。这是针对当时中原战乱频仍、灾荒流行、土旷人稀日甚一日的状况，而采取的唯一正确方案，解决了土地问题、粮食问题。在人口密度降低，生产力衰退，空荒地增多的情况下，屯田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因为屯田（无论民屯、军屯）带有某种集体性，有利于集约化耕种和水利工程兴建，汉代的区种法在屯田中得到推广，单位面积产量明显提高。

可以与曹操相比拟的政治家是诸葛亮。小说中、舞台上的诸葛亮，羽扇纶（guān）巾，一派仙风道骨，不但足智多谋，而且能呼风唤雨，有点类乎神仙道士。其实是人民心目中对这位奇才的一种美好的夸张。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东汉末为避战乱，随叔父隐居于南阳隆中（今襄阳隆中），从事农业生产，不想在这个乱世出来做官，所谓“不求闻达于诸侯”。刘备屯驻新野时，经徐庶推荐“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帮助他争夺天下。诸葛亮身在茅庐，其实对国家政治十分关心，对形势了如指掌，他给刘备分析形势作出决策的著名“隆中对”（《诸葛亮文集》称为“草庐对”）指出：

（一）对曹操，“不可与争锋”，因为他已拥有百万之众的军队，且又有“挟天子而令诸侯”那种声势；

（二）对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因为他三世据有江东，国险而民附；

（三）对刘备，占领荆州和益州，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等待时机，可以成就霸业。

这就为刘备及其政权规定了总的政治战略。刘备从四处奔走，寄人篱下，发展到与曹、孙鼎足而立，完全是按照诸葛亮决策行事的结果。刘备是一个“卖履织席”出身的小人物，一跃而成为徐州牧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反映了他是一名惯于反噬的“枭雄”。然而他缺乏政治与军事的必要才能，使他“争盟淮隅”不成，终于丧失了徐州。作为枭雄的刘备后来取得荆、益二州，完全仰仗了诸葛亮的策划，至于三国鼎立的汉国，更是诸葛亮所写的历史，与刘备毫不相干。

建兴元年（223年）刘备死，子刘禅继位，诸葛亮辅佐执政。刘禅虽然无能，却很信任诸葛亮，一切政事全权托付于他。

诸葛亮信奉申、韩法术，治蜀注重法制，一方面对“专权自恣”的豪强“威之以法”、“限之以爵”；另一方面对下属将领官吏“赏罚严明”，“任人唯贤”，不论何人犯法都严惩不贷。为了持久作战，他重视经济，主张“务农殖谷”，开展屯田，且耕且战，四川地区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景况。为了取胜，他注重兵器改革，对连弩（射箭机械）作了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1964年在四川郫（pí）县发现一件刘禅景耀四年（261年）制造的铜弩机，号称“十石机”，有600公斤的射击力。

在对待魏、吴两国关系上，诸葛亮始终坚持联吴攻魏。当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欲攻江东时，他极力劝阻；刘备死后，他立即派使节到吴国，重新结盟。后来孙权称帝，许多大臣主张与吴断交，诸葛亮为了集中全力对付曹魏，顾全大局，还派人去祝贺。这是蜀汉政权能在危难形势下得以维持的重要关键。

他在发兵攻魏的名篇《出师表》中，回顾了自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对于刘备临终托孤，常常抱着忧患心态，唯恐托付不效。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心情的驱使下，他出师北伐，屯兵汉中，率军进攻祁山（今甘肃西和）取得胜利。当时魏与吴对峙，西方空虚，取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由于前锋参军马谡（sù）违反节度，在街亭（今甘肃秦安）打了败仗，丧失大好时机，诸葛亮只得退回汉中。

以后三年中，多次出兵，由于兵力不足，军粮困难，都不支而退。他创制“木牛流马”运粮车，开展山区运输；并在渭水屯田，作持久打算。

关于“木牛流马”，学者们一向有两种解释。一派认为，木牛流马就是独轮推车，《三国演义》中说得神乎其神：“木牛流马皆造完备，宛如活着一般，上山下岭务尽其便。”这是穿凿附会的小说家言。连毕生研究中国科技史成就卓著的李约瑟也认为木牛流马就是《天工开物》中的独轮车。另一派认为，木牛流马是一种能在崎岖山路步行的机械装置，木牛其形，流马其势，否则诸葛亮写的“木牛流马法”，就没有必要说它“方腹曲头，一脚四足”了。南北朝的祖冲之首先把木牛流马复原成功，《南齐书 · 祖冲之传》说他“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这是符合诸葛亮本意的。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学者，先后复制出利用连杆机械原理的木牛流马模型，它是一种由人给予推力，便可自己行走的运载工具，适合于汉中运粮古道的特点，可以看作世界上第一批成功的机器人。

诸葛亮在距长安一百多里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与魏将司马懿相持达一百多天，积劳成疾，于公元234年8月在军中病逝，不过五十四岁，正当盛年。遵照诸葛亮遗命，为他葬于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西南）。当蜀汉退兵后，司马懿率军巡视诸葛亮部署的营垒，叹道：“天下奇才也！”

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三国俨然一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以书生在大乱中跃登政治舞台，他们虽身居高职，依然儒雅风流，不脱书生面目。诸葛亮、司马懿在五丈原，陆逊、羊祜（hù）在荆襄的对垒，成为历史佳话，以前只有春秋时代有此高风雅趣。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诸葛亮肯为刘备鞠躬尽瘁，固然有汉贼不两立的政治观点，但更主要的是为三顾茅庐这段朋友间的肝胆真诚所感动，否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道家态度，不是儒家精神。

36．西晋：从“禅让”故事到“八王之乱”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20年，曹操之子曹丕打着“禅让”的幌子，逼汉献帝让位，自己称帝（魏文帝）。没有料到过了四十五年，在266年，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禅让”故事，废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晋武帝）。那些野心勃勃的权臣，既想篡位，又想逃避篡位的恶名，于是便上演“禅让”的闹剧：迫使皇帝主动让位，自己假惺惺推却一番，篡位终于美化成为禅让，双方都成为尧舜般的圣君。曹丕代汉便是如此，“汉魏故事”成了禅让的代名词。司马炎代魏，是“汉魏故事”的第一次翻版。

而奠定这后一次“禅让”基础的人物，便是司马懿。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以其多谋略，善权变，颇为曹丕所信重。曹丕死，子曹睿继位，是为明帝。此人荒淫无耻，一点也不具备祖父、父亲的才干，受遗诏辅政的司马懿乘机专权。

司马氏是有名的世家大族，世代做东汉的将军、太守。司马懿则是一个极富谋略的能人，在对蜀、吴的战争中树立了声望。明帝临死前托孤，要宗室曹爽与司马懿一起辅佐八岁的曹芳。曹爽怕司马懿权重难以控制，削夺其兵权，把他由太尉调为太傅。司马懿装病闭门不出，暗中窥测时机，乘曹芳、曹爽出城上坟之机，发动政变，把曹氏兄弟及重要官员一网打尽。从此魏国的权力完全落入司马氏手中，魏帝成了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任意摆布的傀儡。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掌权，曹芳想剥夺司马师之权，反被司马师废掉，另立曹髦为帝。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执政。曹髦不甘心受挟制，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发兵攻司马昭，结果被杀身死。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傀儡皇帝。魏国的曹氏政权实际已成为司马氏政权。

南朝墓室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修复图）

263年，司马昭派邓艾、钟会、诸葛绪分兵三路大举攻蜀汉。蜀汉方面毫无防御准备，文臣武将束手无策，后主刘禅采纳光禄大夫谯周的建议，向魏国投降，蜀汉政权至此灭亡。

司马昭灭汉后，加紧了废魏的进程。那时不少基于正统观念的士人都对司马氏的政治野心极为反感，又怕遭杀身之祸，不得已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以逃避现实，明哲保身。所谓“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便是其代表人物。他们有的崇尚虚无，轻视礼法；有的纵酒昏睡，放浪形骸。表面看来非常清高洒脱，内心却极其痛苦。司马氏分化瓦解，软硬兼施，要他们公开表示合作的政治姿态，山涛、阮籍、向秀等人不得不先后顺从司马氏。山涛在曹爽被杀后，隐居不出，在司马氏的压力下只得出来做官；阮籍生性高傲，放荡不羁，为了保全自己，故意装作“不与世事”，终日酗酒，无奈司马氏软硬兼施之下，违心地写了“劝进表”，替司马昭歌功颂德。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然不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嵇则丧命于司马氏之手（嵇康因为与曹氏宗室联姻，不肯倒向司马氏）。山涛引荐他出来做官，他愤然写了一封绝交信，怒斥山涛，拒不接受：“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司马昭捏造了罪名，把他杀死。嵇康死时才四十岁，临刑时还弹了一曲《广陵散》。原先曾和嵇康一起打铁（避祸的幌子）的向秀，见嵇康被杀，无可奈何地前往洛阳投靠司马昭。

司马昭苦心经营，取魏而代之的条件成熟了。265年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禅让”故事，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晋武帝司马炎并不以取代魏国为满足，他要统一全国。279年他分兵六路大举攻吴，益州刺史王濬率水师顺流而下。此时的吴国在孙权之孙孙皓统治下，早已成强弩之末，根本不堪一击。次年，晋军攻下建业，孙皓投降，吴国灭亡。刘禹锡有诗曰：“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三国鼎立的局面至此终于被统一的西晋王朝所代替。

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之乱以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延续了整整90年（190—280年），至此又重新归于统一。然而这种统一是短暂的，到晋武帝的儿子惠帝统治的晚年，爆发了“八王之乱”，统一局面再次崩溃，北方又陷入了分裂割据之中。

统一之所以不能持久，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从客观方面看，分裂的危机并没有消失，或者说统一的社会基础还不成熟，条件还不具备。曹氏代汉，司马氏代魏，固然避免了全面崩溃的危险，但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没有矫正，社会依然是不安定的。

景元四年（263年），平蜀后魏蜀合计户数仅90多万，当时食禄复除的特权阶层为数不少，实际上政府所能控制的不过50万户左右，连汉朝一个大郡的户数都不到。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后，西晋全国编户不到250万，比三国时有所增加，但与汉朝相比少得多了。为了使国家控制的户口与耕地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西晋王朝实施了劝课农桑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开垦荒地，增加生产，在此基础上使户口逐渐增多，于是就形成了所谓“课田”制度。

课田的原则，在此以前的曹魏屯田中已有体现，淮南淮北的屯田，规定每个劳动力课田五十亩。这意味着在当时条件下一个劳动力可以耕种的标准面积。西晋政府在公布占田限额的同时，规定丁男课田五十亩，次丁男课田二十五亩，丁女课田二十亩，显然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与课田相联系的田租（四斛）、户调（绢三匹、绵三斤）当然也是这一传承的产物。那就是说，丁男之户必须耕种五十亩土地，并课取与五十亩土地相对应的田租、户调，如怠惰不勤，耕种不足五十亩，也得课取五十亩土地的田租、户调。

与课田令同时颁布的占田令，与劝农课耕的本意相抵消，甚至化为乌有。占田令规定国王公侯可占近郊田，大国五十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此外还规定品官各以贵贱占田，一品占田五十顷，二品占四十五顷，依次递减至九品十顷。占田令不仅没有限制他们的经济势力，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势力继续膨胀。占田令名义上也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一人占田三十亩，在世家大族普遍占田逾制的情况下，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只是纸面上的规定，实际上是否占有那么多土地，政府并不负责。因此按课田五十亩确定的田租（四斛）、户调（绢三匹、绵三斤），对于普通农户而言便是一种过于沉重的负担。西晋的土地问题较之王莽时代、东汉时代更加严重了，华北地区表面的平静之下掩盖着潜在的危机。

从主观方面看，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统治集团，贪婪、荒淫、奢侈，野心勃勃又糜烂透顶，重建的统一局面迟早要败坏在他们自己手上。晋武帝已有宫女数千，灭吴后又选取江南美女五千放入后宫。他的大臣都是贪鄙而矫情的两面派伪君子，一面自恃清高，轻视商人，一面却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司徒王戎身居三公之高位，暗中还做生意，种李子出卖，又唯恐买者得到好种，钻破李核才拿去上市。荆州刺史石崇靠劫夺行旅客商而成暴发户，晋武帝的舅父王恺见了眼红心嫉，要同石崇斗富比奢。王恺用麦芽糖洗锅，石崇用石蜡当柴烧，王恺用紫丝布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用以遮蔽风尘与视线的屏风），石崇用锦做步障长达五十里；王恺拿出晋武帝赏赐的二尺高的珊瑚来炫耀，石崇不屑一顾地把它敲碎，拿出六七个三四尺高的珊瑚让王恺挑选。晋武帝死，儿子惠帝继位。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除了享乐，什么都不懂。天下饥荒，有人告诉他百姓饿死很多，他竟反问：“何不食肉糜？”素质如此卑劣低下的统治者如何能统一天下？

果然，晋惠帝时矛盾终于激化了。祸根是晋武帝种下的，他为了保持司马氏的一统天下，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封建司马氏宗室二十七人为王。这些王公贵族都是野心家，只考虑小集团利益，置国家社会于不顾，网罗党羽，扩充军队，闹独立，搞割据。白痴皇帝司马衷刚一上台，就爆发了司马氏家族的大内讧：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河间王、东海王为了争夺中央政权互相刀兵相见，演出了一场持续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291—306年），又把中原地区引入了分裂割据之中。诸王在混战中利用北方民族参加内战，使匈奴、羯等族武装力量长驱直入中原，从此乱上加乱，北方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大动乱。

北方大动乱，人民大批渡江南下。当时掌握朝廷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派琅邪王司马睿到建邺（南京）作镇抚南方的工作。此时匈奴人建立的汉国派兵攻入洛阳，俘虏西晋的第三个皇帝——怀帝司马炽，不久又攻入长安，俘虏了西晋的第四个皇帝——愍帝司马邺。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便于317年在建邺称帝——晋元帝，建立偏安于江南的政权，延续晋的正统，史称东晋。

西晋虽然在历史上存在了半个世纪，但真正的统一局面只不过十年而已，短促得如同昙花一现。

37．东晋：北伐与偏安

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原的政治危机，劝琅邪王司马睿移镇江南，这是日后晋朝以东晋的形式中兴的关键之举。王导以分享政权的代价使江南吴人能够接纳南下的中原士人，又使南下的中原士人消除惶恐不安的心情在江南安顿下来。东晋设置了所谓“侨州郡”，来安置从中原南下的“侨人”，让他们占山占水而不必承担赋役，成为有别于土著编户的特权阶层。东晋之所以能立国，可以说全靠南下的中原门第，即琅邪临沂王氏、颍川鄢陵庾氏、谯国龙亢桓氏、陈郡阳夏谢氏四大家族。然而，南下的北方士族门第之家在取得了种种特权之后，逐渐忘却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满足于偏安，逍遥度日。

东晋与先前的孙吴，都偏安于江南，但国策截然不同。吴国不愿归附于曹魏，也不奢望兼并蜀汉，但求割据江南，此一国策直至亡国未变。东晋则自命为中国的正统继承者，绝不承认别的王朝与它并驾齐驱，但是事实上它们存在着，不过东晋皇帝把它们视作“僭”、“伪”，非正统。因此东晋的国策别无选择，只能是北伐，以期光复，显示其正统地位。然而这近乎痴人说梦，东晋社会缺乏光复的坚实基础与动力。

一方面，江南的士族在孙吴灭亡后，依然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他们对南迁的西晋宗室很冷淡，在北方南下士族王导等的精心策划下，才拉拢了一批江南士族的支持。这批南方士族在东晋偏安政权中分享到部分权力与光荣，得到事实上的独立，他们对于北伐与光复没有多大兴趣。

另一方面，追随西晋宗室南下的北方人民希望东晋能尽快北伐，收复故土，但掌权的北方士族到了富庶繁华的江南后，沉醉于骄奢淫逸的生活，并不打算有什么作为。上流社会中洋溢着醉生梦死的气氛和靡靡之音，男人崇尚化妆，文人竞相写作骈俪对偶、空洞无物的文章，毫无风骨可言，从此开创了所谓“六朝金粉”的社会氛围。这种绝望颓废的风气后来为南朝所继承与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要想由正统的东晋来统一全国，几乎是幻想。

东晋时代有过几次北伐，都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首先北伐的是祖逖（tì）。他本是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易县东）人，在洛阳做官，洛阳沦陷后，率宗族部曲南下，寄居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建兴元年（313年）他率众渡江，在江中击楫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晋元帝司马睿只给了他一些粮食、布匹，没有给他武器装备，让他自己去招兵买马，根本就没有诚意，也没有什么期望。祖逖在淮阴打造兵器、招募士兵，在北方汉族堡坞武装的支持下，打了一些胜仗，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土地。当“光复”已初露希望时，晋元帝却患得患失，怕他势力太大难于控制，派戴渊总领北方六州军事，钳制他的北伐。致使祖逖于大兴四年（321年）忧愤而死，北伐半途而废，收复的土地又相继丢失。

第二个打算北伐的是庾亮。他是东晋皇室的外戚，晋成帝即位后，利用外戚地位当政，与南下的北方士族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王氏势力争权夺利。当时社会上流行“王与马（司马氏），共天下”的说法，东晋皇室对王氏颇为不满。庾亮企图排斥王氏势力，想借北伐树立自己的威信，扩大势力。咸康五年（339年）镇守荆州的庾亮请求北伐，由于内部矛盾重重，未能实现。庾亮死后，其弟庾翼调兵遣将，打算北伐，迫于内部牵制，只得作罢。

第三个进行北伐的是桓温。桓温是东晋少有的名将，他任荆州刺史时，率军攻入成都，消灭了成汉政权，一时威名大扬。东晋朝廷为了抑制他，派外戚褚裒（póu）带兵掣肘；桓温多次提请北伐，都不予准许，却派清谈家殷浩贸然出师，一触即败，全军覆没。于是才有了桓温的北伐。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率军由江陵出发进攻关中，很快进抵长安附近，由于给养供不上，只得退兵。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收复了洛阳，他上书晋哀帝，希望迁都洛阳，再图进取。但东晋的上层分子久已安于江南的奢侈生活，根本无意迁回北方。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次北伐的失败，便是注定了的。从桓温上疏请求北伐到第三次北伐失败，经历了二十年，终于一事无成，并非对手太强大，而是东晋当局千方百计处处掣肘，怕桓温因此而尾大不掉，会危及他们偏安江南的既得利益。无怪乎桓温要“泫然流泪”了。

历史远比这复杂得多。桓温的崛起是由于军权的膨胀，其兵力来源一是徐州方面郗氏部队，郗超欲拥立桓温为帝，便把郗氏部队拱手相让；二是荆州方面庾亮、庾翼的部队。桓温北伐业绩虽辉煌，但心术可疑，名为北伐，实乃凭借军力以树己威，为篡位奠基，王猛在关中与他扪虱而谈时识破其心计。桓玄终于继承父志走上篡位道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刘裕不但击灭了桓玄，而且北伐业绩更胜于桓温一筹，入川、克陕、灭南燕，创造了东晋北进的新记录，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为篡位作准备，所不同的是他竟然成功了。

东晋北伐的几度失败，诱使已经统一北方的氐族政权——前秦的苻（fú）坚发兵南下，打算一举消灭东晋。383年，苻坚发兵九十万（到达前线的只有二十五万），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东晋方面谢石、谢玄只有八万军队迎击。然而奇迹出现了：晋军在淮水与洛涧交会处的洛口大破秦军前哨，乘胜前进，苻坚登寿阳城瞭望，见晋军阵势严整，前方的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先前口出狂言——投鞭可以断流，此时士气顿消。晋军进至淝水，要求秦军后退，以便渡河决战，苻坚企图乘晋军渡河时攻其不备，不料一退便不可止，兵败如山倒。淝水之战，晋军以少胜多，不但抵挡了前秦咄咄逼人的南下之势，而且一战而使前秦土崩瓦解。当时形势对东晋很有利，如乘胜北伐，收复中原并非无望。但东晋统治者忙于内部争权夺利，对“光复”毫无兴趣，谢石、谢玄也志在保全东晋，并无北伐的雄心壮志。

东晋从建立到灭亡的百年间，始终以政治舆论上的北伐高调掩盖其甘心偏安之实际。到后来，干脆连北伐的高调也不愿再唱下去了。然而，偏安于江南一隅的东晋王朝的国祚，居然能够绵延将近一个世纪，原因何在？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然东晋犹能享国八九十年，则犹赖大臣辅相之力。”

38．魏晋风度与玄学

魏晋是一个动乱而迷惘的时代，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心态发生了畸形的裂变，对文化、思想、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统的无形约束消失了，法律的明文制裁无效了，对天下对自己陷入了绝望，对人生对未来丧失了信心，摆脱名教而自命通达，成了当时的流行风尚。对魏晋风度没有一个合理的诠释，便不能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化与思想，不能发现怪诞外表掩盖下的闪光亮点。

《易经》讲垂衣裳而天下治，《周礼》讲服饰威仪与等级。因此，儒家一向讲究仪表端庄，儒冠儒服，循规蹈矩，道貌岸然。魏晋名士却一反常态，或者过分讲究化妆，使男人女性化，或者不修边幅、放浪形骸，走了两个极端。当时的名士追求阴盛阳衰的病态美，“士大夫手持粉白，口习清言，绰约嫣然”，一副娘娘腔。玄学家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还喜欢“服妇人之服”；诗人曹植洗澡之后都要涂脂抹粉，装扮一番；书法家王羲之为女性化的杜弘治那种“天姿国色”所倾倒，叹道：“此公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真神仙中人也！”为此他刻意仿效，使自己也“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朝，梁朝全盛时，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一些名士放浪不羁，故意颠倒美与丑的标准，来发泄心中的郁闷。他们接待宾客时故意穿破衣烂衫，“望客而唤狗”；参加宴会时，故意不拘礼节，“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更有甚者，接待来客时，赤身露体，一丝不挂，美其名曰“通达”。“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酒醉之后，脱光衣裤，坐在床上，叉开双腿，称为“箕踞”（坐时两脚伸直叉开，形似簸箕）。另一“竹林七贤”刘伶，在室内一丝不挂，面对来访的友人，竟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kūn）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发展到后来，形成一种风气，邓粲《晋纪》说：“（谢）鲲与王澄之徒，慕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有的人“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凡此种种，都是对儒家礼教的背叛，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不满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又无力改变它，便佯狂而避世，当时人把他们看作疯子、狂人，其实他们内心十分清醒又极其痛苦，以怪诞的言行来宣泄不愿同流合污的心情。

这种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饮酒与服药。魏晋时代饮酒是一种社会风气，曹孟德的《短歌行》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世说新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然而魏晋名士的饮酒并非一味附庸风雅，而是为了避祸。如阮籍大醉六十日，为女拒婚于司马昭之子，使其欲杀不能。钟会多次用敏感的时事话题来试探他，企图抓住把柄，都因为阮籍酣醉如泥而无从下手，幸免于难。阮籍经常酣醉的原因于此可见一斑。正如《晋书 · 阮籍传》所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经常酣饮狂醉并非仅仅嗜酒成癖，其实是借醉逃避政治风险。他一方面无奈地向司马昭上劝进表，阿谀逢迎，另一方面写文章痛骂礼法之士，向往无君政治，处在这种矛盾之中，十分痛苦，只有一醉方休。刘伶也嗜酒如命，他自我表白：“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chéng）”；他一生只写了一篇《酒德颂》，透露了饮酒的原因是有人向他“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只有沉醉，才可无思无虑。依然是为避祸而饮酒。服药与饮酒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一种麻醉一种刺激。当时名士盛行服食寒石散（五石散），从眼前讲，为了纵欲以忘却人间烦恼；从远处讲，为了长生不老，向往神仙生活，追求超脱。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力开朗，体力转强”，然而它有毒性，长期服食后药物反应强烈，内热难耐，冬天也要用冷水浇身才能缓解。所以魏晋名士多穿宽大的旧衣服，脚拖木屐，为的是服药后易于散热又不损伤皮肤。名士们如此自讨苦吃，目的无非是暂时忘却社会的烦恼和精神的痛苦。鲁迅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此有精辟而诙谐的论述。

名士们逃避现实同时保全自己的最潇洒又最安全的方式是山林隐逸，以洁身自好的高士风范保持正直的人格和气节，委婉地显示了与当权者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向往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向往庄子的“织而衣，耕而食”，“一而不党”（无所偏私）、“命曰天放”（自然放任）的境界；向往无君无臣、无忧无虑、衣食温饱的理想社会。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构建了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乌托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倾向。当然它并非纯属虚构，而是当时中原地区占据山险平敞之地的堡坞共同体的理想化。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指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士人隐逸的目的“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社会的动乱不定，改朝换代的频繁进行，令人无所适从，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便成为士人的普遍追求。正如王安石诗所说：“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上述三种消极形式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体现对现实的不满，从反传统的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思想运动。这是一个畸形时代的产物。由于思想的解放，造就了可与春秋战国相比拟的群星灿烂的文化辉煌。玄学的出现是最值得注意的动向。

汉朝的经学，一失于迷信的谶纬，二失于繁琐的传注，三失于经生墨守家法，只以师传之说为是，三者的共性是拘泥，是僵化，是教条。重才轻德的曹操公开抛弃儒教伦理，使儒教日趋式微。几十年的动乱之后，重新开张的太学，已不再有先前五经博士的辉煌，仅仅成为逃避劳役的学生庇护所。研究儒家典籍的经学，专注于字义与读音，忽略了其中的普遍原理。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佛教在社会上蓬勃发展，道家随着道教勃兴而愈来愈引人注目。经学化的儒教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在动乱的时代，适用的范围是极其狭窄的，既不能成为治国安邦的方略，也不能成为功名利禄的捷径，更不能成为消灾避祸的屏障，人们纷纷探寻代替它的东西，道教、佛教的兴旺是一个方面，玄学的出现则是另一个方面。当时的文人想借助道家的老庄思想使自己回归大自然，摆脱现实社会的扰攘纷争，但又不可能彻底摒弃儒家的经学，于是就出现了用道家思想诠释儒家经典的怪现象，援道入儒，儒道合流，形成了魏晋时期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玄学，使僵化的儒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魏晋名士喜好老庄，何晏有《无为论》，王弼有《老子注》，阮籍有《达庄论》，郭象有《庄子注》，嵇康则标榜“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他们以道家思想赋予儒家经典新的内涵，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周易注》、《易略例》，阮籍的《通易论》，郭象的《论语体略》等，莫不如此，与两汉时代大相径庭。汉儒重家教、师法，注重家学渊源与宗派门户之见，魏晋名士学从己出，喜欢独立思考。王弼生长于正始年间，正是魏晋新思潮勃兴之际，士人们固然可以自由思想，却又倍感彷徨迷失和失去信仰的痛苦，便借谈玄说道来抒解心中的郁闷。这种大背景，使得才思敏捷的王弼，开魏晋玄学风气之先，独领一代风骚。于是披着儒家外衣的道家思想一时风靡天下，名士无不以谈玄成名，哲理之阐扬，应对之标准，师友之讲求，父兄之劝戒，无不以老庄思想为指针。玄学取代经学，老子取代孔子，形成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晋书 · 嵇康传》载嵇康“不涉经学，又读《老》、《庄》，重增其放”，就是玄学哲理指导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又推动玄学发展的显例。因此他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指斥“六经未必为太阳”；高唱“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儒家政治伦理进行公开而大胆的挑战。高傲的阮籍会用青白眼看人，顺心的用青眼（黑眼珠）瞧，不顺心的则翻白眼，视而不见。《晋书 · 阮籍传》说他“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阮籍却安之若素，这既出于对人生真谛的最终归宿的通达理解，也出于对传统礼俗惰性力量的挑战，他非常蔑视那些“惟法是修，惟礼是克”，用礼法来约束自己的假名士，在《大人先生传》中，称他们为“裈中之虱”。

魏晋名士的批判武器是道家的“无”，即自然主义。反映在文学上的建安文风，尚清峻，崇通脱。清峻即文章简约、立意严明，通脱即随心所欲、自然成篇，这便形成了“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的文风。文尚情随顾忌就少，显然是重自然、轻名教的一种表现。东晋画师顾恺之不仅善写丹青，而且擅长画论，尤妙人物肖像，其神来之笔在于画龙点睛，反映了绘画中包含的哲学思辨，即末与本、形与神的辩证思维。他的《洛神赋图》以曹植名篇《洛神赋》为题材，艺术地再现洛神飘逸委婉之美，洋溢着无拘无束的浪漫情怀。书圣王羲之的行、草把书法艺术推向高峰，一扫汉隶沉稳、厚重的呆板笔法——这种笔法适应了儒家拘守家法的需要。王羲之崇尚老子的自然主义、庄子的达观通脱，使书法艺术解脱了礼法的束缚，从玄学中得到启发，形成柔媚矫健的风格，遒劲温婉，舒卷自如，可谓得自然之精灵，融巧思之堂奥，他的《兰亭序》被后世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绝非偶然。

王羲之《兰亭序》

魏晋风度与玄学是后人永久传颂的话题，新见迭出。旅美作家木心在他的名著《哥伦比亚的倒影》中如此写道：“滔滔泛泛之间，‘魏晋风度’，宁是最令人三唱九叹了；所谓雄汉盛唐，不免臭脏之讥；六朝旧事，但寒烟衰草凝绿而已；韩愈李白，何足与竹林中人论气节。宋元以还，艺文人士大抵骨头都软了，软之又软，虽具须眉，个个柔若无骨，是故一部华夏文化史，唯魏晋高士列传至今掷地犹作金石声，投江不与水东流，固然多的是巧累于智俊伤其道的千古憾事，而世上每件值得频频回首的壮举，又有哪一件不是憾事。”

七、北朝与南朝——走向再统一

39．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胡互化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纷纷建立割据政权，中原陷入分裂状态，直到北魏统一，长达一百三四十年间，历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304—439年）。

“五胡”即五个“骑马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即这些骑马民族与汉族建立的政权：汉（其后是前赵）、后赵、前燕、成汉、前凉、前秦、后秦、后燕、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南燕、北燕、夏。

匈奴人建立的有汉（前赵）、北凉、夏；

鲜卑人建立的有前燕、后燕、南燕、南凉、西秦；

羯人建立的有后赵；

氐人建立的有前秦、后凉；

羌人建立的有后秦；

汉人建立的有前凉、西凉、北燕。

五胡十六国，从表象上看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时期，深入探究起来，它其实应该说是由分裂走向再统一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第一次统一是后赵石勒实现的，他统一了除辽西的前燕和凉州的前凉之外的北方地区，是北方短期的小统一。石勒在河北地区劝课农桑，恢复经济，建立学校，发展文化，都很有成效。第二次是前秦苻坚统一了整个北方，是北方短期的大统一。《晋书 · 苻坚载记》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出现了一片升平景象。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北方出现了更大的分裂局面。但是由于长期的民族融合，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同步进行，终于走向了北魏的第三次统一北方。

从这一视角观察历史，这一时期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即汉胡互化。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居汉族农业区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汉化的过程，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匈奴开始入居山西，到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匈奴部众的南迁过程持续了二百多年，匈奴逐步汉化。最突出的例子是刘渊——匈奴族政权汉的建立者。大约在曹操的晚年，匈奴贵族便因上代是汉朝皇帝的外孙，而改姓刘。刘渊在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方面很下功夫，师事上党崔游，学《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爱好《春秋左氏传》。据说他能背诵孙、吴兵法，《史记》、《汉书》、诸子百家无不综览，自命为汉初辩士随何、陆贾与名将周勃、灌婴四人才略抱负集于一身。304年他起兵反晋，为了争取汉人支持，宣称自己是“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因此他立国号为汉，自称汉王，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刘渊即汉王位后，任用他的儒学老师上党崔游为御史大夫。由此不难看出十六国的第一个政权建立者刘渊汉化程度之深。汉后来演化为赵，史称前赵。前赵的刘曜沿用刘渊之子刘聪的胡汉分治之制，他以皇帝的身份直接治理汉人，让其子刘胤以大单于（匈奴首领的称号）的身份治理本族，刘曜任命一批关中士族出任高官，又在长安设立太学和小学，招收匈奴、汉人子弟，年二十五岁以下、十三岁以上素质较好者一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者为老师，悉心培养。

敦煌壁画所见汉化胡人

羯人石勒脱离前赵，建立后赵。石勒汉化程度也很深，他认识到羯人力量有限，要巩固后赵必须争取汉人合作，尽量利用汉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经史”的汉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显示了很高的汉文化水平，他下令胡人不准欺凌衣冠华族（汉人），派人到各地劝课农桑；他不识字，却喜欢听人讲书、诵读史书，从中引以为鉴，虽在军旅戎马倥偬之中，也不稍懈怠；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培养包括胡羯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还立了秀才、孝廉试经之制，提倡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