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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原的氐族也深受汉文明的影响，前秦的苻坚即位后，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王猛主张“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十分欣赏。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奖励儒生，以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发现人才，躬亲奖励，目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陛下神武，拨乱反正，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武帝、汉光武帝何足道哉！

建立后秦的羌族，在关中与汉族长期杂居相处，姚苌起兵时得到汉人支持，后秦政权一建立就采用汉制。姚兴继位后，多方笼络汉族士人，延揽名儒到长安讲学，生徒多至万余；又经常和名儒们“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姚兴还招致龟兹高僧鸠摩罗什传播佛教、翻译佛经，并与鸠摩罗什互相考校佛经，佛教因此大为流行。在姚兴治理下，后秦一度强盛，曾控制西起河西走廊东至兖州、徐州等地。

何兹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被带过江去，原先影响甚微的经学士族留在北方，他们保持着汉朝讲经学重礼仪的旧传统。而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要立国中原，必须熟悉儒学传统，崇尚中原文化，以汉法治汉人。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

以往史家把十六国的建立归咎为“五胡乱华”，显然是皮相之见。十六国的出现是北方民族大批入居内地，与汉族长期融合的结果。胡人的汉化与汉人的胡化是同步进行的。

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其他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据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畜产品加工术，如制作毛毡、奶酪、油酥，逐步为汉人所接受。鲜卑人叱干阿利制造“百炼钢刀”，有龙雀大环，称为“大夏龙雀”，十分锋利。匈奴人綦母怀文制造的“宿铁刀”，是“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钢），以柔铁为刀脊，溶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锋利无比，据说后世制作钢刀乃其遗法。

随着胡汉杂居，大量胡物胡俗在中原推广。如胡床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席地而坐的习惯。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变化。汉代以前中原人民习惯于席地而坐，即跪坐；若双脚前伸，叫作“箕踞”，是极不恭敬的失礼行为。引进了称为“胡床”的椅子，人们才逐渐改变席地而坐的习惯。《后汉书 · 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民风为之一变，这其中就包括“胡床”与“胡坐”。近代以来在罗布泊、尼雅等遗址，发现了汉晋时期雕有犍陀罗纹样的椅子，就是所谓“胡床”。以后“胡床”不断演化，有了各种各样的名称：绳床、交椅、交床、逍遥座、折背样、倚床等。

《齐民要术》中所记的胡物有胡饼、胡椒酒（筚拨酒）、胡饭、胡羹、羌煮等。汉人逐步采用烧烤兽肉、用毡包头、用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

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的流行，给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北方汉族子弟学习胡语成为当时的时髦之举，久而久之，北方汉语中杂有“胡虏”之音。著名的《敕勒歌》唱道：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据《乐府广题》记载，这首民歌是东魏时敕勒人斛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的，“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语（汉语），故其长短不齐”。斛律金是敕勒斛律部人，该族早先说敕勒语，这首民歌早已广为流传，提炼加工而成《敕勒歌》，斛律金把它译成汉语唱出来，其中充满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沧桑感。

胡乐对中原音乐有深远的影响，胡笳、羌笛、琵琶的广为流行，与民族大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民族大迁徙，漠北、西域以及其他边远地区音乐大量输入，鲜卑、吐谷浑、步落稽、高丽、龟兹、疏勒、西凉、高昌、康国、天竺等地的音乐，与中原汉族音乐交融汇合，使传统音乐更趋丰富多彩。西晋后期，天竺国送给凉州刺史张轨乐工二十二人，乐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铜鼓、皮鼓等，还带来了天竺调。前秦末年，吕光远征西域，又获得筚篥、腰鼓、答腊鼓，以及龟兹乐曲。人们不难从中窥知，当年中原胡歌、胡乐盛行的斑斓景象。

胡人顶杆杂技俑

汉胡互化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缩小了民族差异，为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40．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的改革与汉化

建立北魏的拓跋氏是承担中国北方再统一使命的鲜卑族的杰出一部（即鲜卑拓跋部）。中国历史上骑马民族的影响是很不小的，鲜卑族便是其中之一。

拓跋部在中国北方边境出现时，没有房屋、文字，更没有法律，在与汉族商人接触之前也没有私有财产观念。魏晋之际，他们游牧到了阴山以南草原，成为三十六个鲜卑部族的首领，确立了领导权。公元4世纪初，他们自称可以动员“控弦骑士四十余万”，而当时的全部人口还不到一百万，堪称全民皆兵了。西晋王朝为了利用拓跋部的力量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容许它进入今山西长城内侧五县（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县）之地，从此开始了拓跋部的农业定居时期，其首领拓跋猗卢被晋朝封为代公和代王。拓跋什翼犍即王位后，用汉族士人为谋士，分置百官，以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为都城，初具国家规模。376年，前秦苻坚攻灭了拓跋部的代国。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拓跋珪于386年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呼和浩特东）即王位，改国号为魏，拓跋珪就成为魏道武帝。魏这个国号早已出现过，周朝时是一个诸侯国名，三国时又有魏国（曹魏），王朝史家为了区别于前者，称拓跋氏建立的魏为北魏或拓跋魏。北魏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日趋强盛，到太武帝拓跋焘时结束了十六国混乱局面，于439年统一北方（黄河流域），与接替东晋的宋——南朝的第一个政权相对峙，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北魏统治者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曾经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淝水一战失败后迅速崩溃，北魏应如何巩固统治，而不至于重蹈覆辙，从道武帝到太武帝，都在为此而努力，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改革鲜卑旧俗和加速汉化上。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拓跋宏。

文明太后是北魏第四代文成帝的皇后，第五代献文帝在位时开始左右朝政，在她的控制下，郁郁不得志的献文帝传位给五岁的儿子拓跋宏。承明元年（476年）文明太后毒死献文帝，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成为5世纪80年代改革的最重要决策人，这和她的汉族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明太后冯氏是北燕王室的后裔，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曾祖冯安于4世纪末迁徙至昌黎（今辽宁朝阳东南）。407年冯安子冯跋自立为北燕王，据有辽东一带，429年弟冯弘继位。不久，冯弘之子冯崇、冯邈争权，相率降于北魏，436年北燕为北魏所吞并。冯氏之父冯朗因事被杀，冯氏被没入宫中，由于其姑母已是魏太武帝的贵妃（左昭仪），冯氏才免于沦为奴婢。454年冯氏被选为魏文成帝的贵人，两年后立为皇后。465年文成帝死，十二岁的献文帝继位，冯氏成了太后。466年她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控制朝政的丞相乙浑，临朝听政。从476年文明太后专政到490年她死的十多年中，“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忌，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可见她是一个颇有政治才干的女强人，堪与后来的武则天相媲美。

当她第一次临朝听政时，就下诏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学校，不仅表现出对文治的重视，而且规定学生“先尽高门，次及中第”，正式承认汉人门第，迈开了汉化的第一步。476年第二次临朝听政时，她以孝文帝名义发布诏书：“自今已后，群官卿士下及吏民，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朕将亲览，与三事大夫论其可否，裁而用之。”表示要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文明太后决策的改革有以下几项。

（一）正式颁布官吏俸禄制度。北魏早期的官吏（无论中央或地方）无俸禄，弊端甚大。太和八年（484年）颁布官吏俸禄制度，按季发给俸禄，并且规定：从此以后，再有贪赃绢一匹以上者，立即处以死刑。均田令颁布后，又规定官吏按职级高低授予公田（俸田），作为俸禄的补充。这些举措对于遏制贪污腐化起到重要作用。

（二）颁布均田令。太和九年（485年）的均田令，旨在对无主荒地和所有权不确定的土地实行分配与调整（详见下节）。

（三）实行三长制。太和十年（486年）文明太后根据汉人官员李冲的建议，在地方基层建立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以代替原先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如果从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算起，到太和年间，宗主督护制已实行了七十多年。客观地说，宗主督护制的实行一度缓和了鲜卑拓跋部与中原地区宗主豪强的矛盾，对北魏在中原的统治有利。但这是有限度的，正如李冲所说“旧无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宗主荫庇近支宗族及非同族的依附者，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为了进一步巩固北魏对中原的统治，必须摈弃这种落后的宗主督护制，建立完备的地方行政体制。当李冲提出废除宗主督护制建立三长制的建议时，文明太后大力支持，召见公卿百官前来议论，明确表态：“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

（四）实行租调制。这也是根据李冲的建议于太和十年颁布的。规定一夫一妇（一户）每年向政府缴纳帛一匹（麻布之乡则为布一匹）、粟二石，这是按均田令一夫一妇受田已足的假定前提为依据的。改变了过去按大户征收的方法，比较合理，负担也较轻，由于许多荫附户口脱离了宗主，政府的租调收入反而有所增加。

太和十四年（490年）文明太后死，孝文帝亲政，进一步强化改革，重点是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汉化。

首先，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形成了鲜卑人一次大规模南迁。促使孝文帝迁都的原因很多，而平城地区灾害频繁粮食短缺是关键。根源在于鲜卑拓跋部从盛乐向平城的迁徙带有相当的盲目性，要在塞上建都，必须用武力强徙大批人口充实这片久已荒芜之地，而当时以平城为中心的代都地区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对人口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为了摆脱这一矛盾，热衷于汉化的孝文帝便义无反顾地迁都洛阳。据专家推算，由平城一带迁入洛阳的移民约108万，其中包括文武百官及鲜卑兵20万，以及这些人的家属，此外也包括大批汉族百姓。这样大规模的南迁，由于北魏给予“代迁之户”许多优惠条件（如赐田、免租），进行得相当顺利。为了缓和部分鲜卑贵族“难于移徙”的情绪，孝文帝特许他们“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于是出现了一批每年都如候鸟般南来北往的“雁臣”。然而，南迁与汉化毕竟是大势所趋，孝文帝后来又规定，迁洛的鲜卑人，死后葬在洛阳，不许归葬代北，逐渐以洛阳为籍贯，割断与代北的联系。迁洛以后，鲜卑人分成迁洛阳、留住平城一带和六镇两部分，迁洛部分到六镇内迁时，大体上已汉化。一个统治民族经过三十年，就融化在被统治民族里，是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大成功。

其次，改革鲜卑旧俗，推行全面汉化政策。孝文帝拓跋宏是引导鲜卑深入汉化的关键人物，他本人也是北魏诸帝中汉化色彩最浓的一位，汉文化修养很深，十分器重出身江南高门的王肃，认为鲜卑族必须汉化才能巩固政权，统一南北。《魏书》说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他以大儒自居，以儒学治国，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恢复孔子的“素王”地位，尊孔祭孔活动逐步升级，迎合中原士大夫的夙愿，笼络大批汉族士人。

二是实行礼治，改革鲜卑旧俗。太和十九年（495年）下令进行语言改革，禁止三十岁以下官员说鲜卑话，犯禁者一律降爵黜官。为此，他宣称：“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可见禁鲜卑语是实行礼治的一步，其他方面莫不如此。例如把鲜卑复音的姓氏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皇族拓跋改为元，此外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于改为于，纥奚改为嵇，尉迟改为尉，达奚改为奚等，一共118个复姓改为单姓。他还亲自拟定条例，规定鲜卑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与汉人士族中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门第相当，不得授予卑官，使鲜卑八姓也门阀化。再如孝文帝为了加速汉化，促使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己娶卢、崔、郑、王及陇西李氏之女入宫，又强令六个兄弟聘汉人士族女为正妃，元禧聘陇西李辅女，元干聘代郡穆明安女，元习聘荥阳郑平城女，元雍聘范阳卢神宝女，元勰聘陇西李冲女，元详聘荥阳郑懿女。皇族和汉人士族通婚，一般鲜卑人自然要效法，入居中原的鲜卑人很快被汉化融合了。

三是提倡以孝治国。孝文帝奖励天下孝悌，倡导尊老、养老风气。孝文帝以后，以孝治国成为北魏的传统，诸帝谥号多冠以“孝”，宗室学《孝经》，皇帝讲《孝经》，成了每朝惯例。

孝文帝的全盘汉化政策，使胡族政权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被中原文明所同化，《魏书》说：“礼仪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他以诏令的形式定四海士族，以法律规定士族制度，使胡汉的分野转化为士庶的区别。孝文帝后期，汉人士族担任将相的人数从不到四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经过宣武、孝明两帝的继续扶植，几乎达到胡汉各半的比例，不难看出华夷之别已非常淡漠。

北魏一代，从经学角度看，儒学无可称道；从政治文化角度看，儒学作用非凡：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也使中原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在北方汉族士大夫眼中，割江而治的南朝已不再是正统所在了，只有北魏治下的中原才是传统文化的中心。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魏北海王元颢回洛阳，在接风宴会上陈庆之振振有词：“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当他亲眼目睹洛阳旧貌换新颜，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后，回到梁朝对人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北魏改革的结果，促进了民族融合，为统一奠定了基础。但是改革也引起鲜卑上层贵族相当大的敌意，他们对皇帝偏爱汉人士族有所反感，对削弱鲜卑贵族势力有所不满，宫廷政变与阴谋绵延了三十年。到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延续十六年，西魏延续二十一年，演化为北齐、北周。其后，北周吞并了北齐，隋又代周，继而灭了南朝的最后王朝——陈，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统一局面形成于隋，基础却奠定于魏。

通向再统一的道路，是由强有力的西方合并东方，再由强有力的北方合并南方，再现了秦统一的轨迹，难道是偶然的吗？

41．均田制与府兵制

485年北魏颁布了均田令，确定了一种被后人称为均田制的土地关系。这一制度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以后被北齐、北周所继承，直到统一的隋、唐帝国，仍在实施这一制度，前后持续达两个半世纪，仅就这一点就足以令人注目。

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问题始终是一个棘手问题。从西汉到魏晋，不断有政治家思想家提出限制土地兼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为什么北魏的均田制能够付诸实施呢？这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徙死亡，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北魏建立后，社会渐趋安定，流亡人口返回乡里，一方面大量荒地无人耕种，另一方面许多农民无地可种。均田令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

这种制度与鲜卑族进入中原后实施的计口受田有着渊源关系。北魏以旧都盛乐、新都平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畜牧业退居次要地位，需要大量移民。在这种背景下，按照劳动力分配土地，即计口受田，很自然地产生了。天兴元年（398年）灭后燕，徙后燕民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到京城，“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以后徙民、计口受田的记载几乎每年都有。徙民的作用在于争取农业劳动力，适应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特殊分工需要：鲜卑人进入中原，自己征战，徙民生产。把徙民安置在京城近旁，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即计口受田，其目的是“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

这种制度也与中原地区到处存在于堡坞共同体内部的农村公社式土地分配，有着渊源关系。这种“屯聚堡坞，据险自守”的共同体，位于空旷山险之处，宗主率宗族乡党避难于此，重新分配土地，乃是必不可少的措施。由于空旷山险之处存在大量无主荒地，而从别处迁来的宗族乡党离开了原籍，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于是按照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这就从另一个侧面为均田制提供了一种模式。《北史 · 李灵传》说，赵郡李灵之孙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这是中原豪族为适应鲜卑南下引起社会动乱的一种变换手段。《关东风俗传》指出，当时中原类乎赵郡李氏的情况很多，“一宗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举宗迁徙，屯聚于山险平敞之地，结成堡坞共同体，族长就是宗主，这就是当时盛行的宗主督护制的社会基础。李显甫为宗主，督护他的乡党，占据空旷新辟土地，实行计口受田的土地分配方式。后来向北魏文明太后提出均田制方案的李安世，出于赵郡李氏家族，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他显然受到当时普遍存在的堡坞共同体那种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特殊背景的影响。李安世上疏时提及古老的井田制，认为按照井田的分配方式，可以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没有荒地，也没有游手好闲之徒，人人都有一块耕地，国家也有租调可收。

于是有了太和九年（485年）颁布的均田令：“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所谓“均给天下之田”，即均田，并非不顾土地关系的现状，重新分配土地，而是对荒地、无主地以及土地所有权不确定的土地，由政府按照劳动力加以分配。均田令的内容很复杂，最关键的要点是：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可以受露田（不栽树的土地）四十亩，妇女二十亩；男子每人还可受桑田（栽桑、枣、榆树的土地）二十亩，作为世业（可以世代相承）；不宜栽桑的地区，男子给麻田十亩，妇女五亩。

从均田令的规定来看，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耕地按劳动力（15〜70岁）及代劳家畜（丁牛）分配，奴婢与良人一样分配土地；未到15岁不受田，超过70岁（谓之老）要退田；第二，桑田（或麻田）可以继承，也可以买卖；第三，买卖是有限制的，只有超过定额时才准出卖，不足时才可以买进；既不能以额内桑田出卖，也不能“买过所足”。

在地荒人少、生产力衰退的特定环境下，这种规定能使劳动者固着在土地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也有利于政府租调收入的增加，使北魏王朝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但是，土地所有权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不可能按照法令、制度的规定而一成不变。无主荒地或所有权不确定的土地经过分配，归农家长期占有、使用之后，其所有关系会逐渐发生变化。因而严格的还受制度是难以长期坚持的，此其一。其二，农家子孙的繁衍，按规定必须验丁受田。问题在于一个地区的耕地是有限的，当新增人丁达到一定限度时，就无法继续按照规定数量受田。其三，法令既然规定桑田可以买卖，必然要冲击露田不能买卖的规定。因此，均田令的条文，是对既有土地关系的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会日趋明显，人们绝对不能把它刻板化，它本身也不可能持久不变地保持下去。

伦敦大英图书馆藏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计帐（原文不作“账”）文书，向人们透露了从北魏至西魏时期均田令实施的具体情况。西魏规定的受田标准与北魏稍有不同：丁男（18〜64岁）麻田十亩，正田（即露田）二十亩；丁妻（结婚至64岁）麻田五亩；癃、老男（65岁以上）、中男（10〜17岁）、小男（4〜9岁）及老女（65岁以上）为户主者，受田与丁妻同；丁奴与丁男同，丁婢麻田五亩，正田十亩，丁牛正田二十亩（无麻田）。但计帐文书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却与上述规定有着很大的差距。且举数例如下：（一）叩延天富一户的受田情况：该户有一丁男、一丁妻，按规定可以受麻田十五亩、正田三十亩，实际上仅受田二十五亩，户主叩延天富受麻田十亩、正田十亩，麻田已足，正田少十亩；妻刘吐归受麻田五亩（已足）、正田未受。该户应受麻田十五亩，已受足；应受正田三十亩，只受十亩。值得注意的是，在受田不足的情况下，先满足可以继承、买卖的麻田，而将不足之数全划入应该还受的正田额中。（二）王皮乱一户的受田情况：与叩延天富基本相似，应受田四十五亩，实受田二十二亩，二十三亩未受；实受田二十二亩，包括麻田十五亩、正田七亩；麻田已受足，正田缺二十三亩。（三）侯老生一户的受田情况：应受田口有二丁男、一丁妻，另有一丁牛，应受田一百亩，已受田六十四亩，户主及妻麻田、正田均已受足，子麻田受足，正田少十二亩，牛一头未受田。

从残存的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看来，在均田制实施中，实受田数与应受田数有很大差距，并未完全按照法令条文规定办理，受田不足是当时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日本学者池田温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对西魏计帐文书中三十三户的受田情况分析统计表明：三十三户中，受田足额的六户，都是癃及老、小、中男为户者，没有丁男、丁妻，属于不课户，每户平均受田四十九亩三分；其余二十六户，都是丁男丁妻为户者，受田都不足，六户已受率达72.5%，十三户已受率达51.1%，七户已受率达33.2%，平均已受率为52.2%。因此仅仅从法令条文去认识均田制显然有片面性。

然而与均田制同时实行的租调制，却是以每户受田已足的假定前提为依据的。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中，课户分为上、中、下，调的负担一样，无论上中下户都是布二丈（一匹）、麻一斤，租则上户二石、下户一石七斗五升、下户一石。上户一夫一妇（即丁男丁妻）的租调负担为布一匹、麻二斤、租四石；下户一夫一妇，布一匹、麻二斤、租二石。户内如有丁婢（丁奴），应纳布一丈、麻八两、租四斗五升；户内如有耕牛，应纳布二尺、租一斗五升。这种租调征收率，与各户实际受田状况无关，也就是说，同一户等的丁男或丁妻，不论受田已足、未足，都是课取划一的租调。由此可见，均田制的实施致力于调整土地关系，但根本的出发点是便于政府向农户征收划一的租调。

这种均田制一直沿袭到北齐、北周、隋、唐，由于社会背景的变化，终于使它慢慢地成为不具有实质内容的空壳。《资治通鉴》的编者之一刘恕说：“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

府兵是兵农合一的军队。西魏宇文泰把十二军鲜卑禁旅改为六军，六军分别由六柱国率领。宇文泰本人和西魏宗室元欣名义上也是柱国，加上实际统兵的六柱国，共为八柱国。这是鲜卑早期八部君长大人统领的部落兵制的沿袭。

游牧族人居中原，把军队分布于各地，强占土地，一部分经营畜牧业，一部分经营种植业，把土地隶属于军府，形成领主式土地关系。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就是这种特定土地关系的产物。其后由于大量汉族农业人口加入府兵，使之发生一系列变化。隋统一后，于开皇十年（590年）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促使部落兵制非部落化，趋向于兵农合一的征兵制，进而与均田制结合起来，以受田方式维持一支兵农合一的军队。在此以前的府兵，一般是家属随营，列于军户；此后，军人编为民户，改属于州县管辖，政府可以随时点征民户从军，军人及家属都可以照均田令受田，但不纳租调。均田制和府兵制都是一种不稳定的过渡形态，难以持久。

府兵以受田为保障，受田既不足，府兵的维持就大成问题了。一般而论，一个府兵受田一百亩，虽无租调负担，但府兵自备兵甲衣粮，其兵役负担远远超过一个受田百亩的普通丁男。按照规定，租庸调全额相当于岁役五十日，卫士一年当兵两个月，超过了租庸调，何况还得自备戎具、资粮！因此，唐中叶由雇佣兵取代府兵，是大势所趋。

42．门阀政治

东晋的将领刘裕，在两次北伐中先后灭掉南燕、后秦，成为一个最有权势的人物。420年，他逼晋恭帝让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建立了南朝的第一个政权。东晋王朝存在了103年（317—420年），被宋所取代。

南朝的宋、齐、梁、陈继承了东晋的正统，与北朝相抗衡，从420年到589年，存在了169年。作为中原王朝正统的南朝，继承了东晋以来门阀政治的一切腐朽方面，那些帝王们几乎都是荒淫无耻之徒。例如宋的第五代皇帝刘子业，在位不过十八个月，便打破了一项历史记录——给他的异母姐山阴公主赏赐了三十个男妾。因为山阴公主曾对这个当皇帝的弟弟说：为什么陛下可以有后宫数百，我只有一个驸马？太不公平了。又如齐的第六代皇帝萧宝卷，为了追求幸福，用金箔制成象征佛教的荷花，贴在床上，让他的宠妃潘氏在上面以三寸金莲轻移舞步，仿佛观世音菩萨一样。据说中国历史上妇女缠足，始于这个萧宝卷的倡导。隋炀帝在谈及南朝时对大臣们说：“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大臣们说：“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这种无能的邪恶的君主，就是门阀政治与武人专政的产物。所谓门阀政治，是讲究门第阀阅的贵族政治，是东晋以来政治上的传统。日本的东洋史学先驱内藤湖南认为，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是贵族政治时代，六朝的贵族不是上古的氏族贵族，也不是欧洲中世纪的领主贵族，只是一种具有地方名门出身的贵族。由汉朝官僚经过多次蜕变而成长起来的六朝贵族，是士大夫集团——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向地方普及而形成的新兴士大夫集团，累世为官而形成的望族，其基础是门第。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指出：没有东汉的世家大族就不可能出现魏晋的士族。世家大族虽然带有世代承袭的性质，但其身份地位与具有法律保障的世袭封君毕竟有所不同。无论东汉的世家大族，抑或魏晋的士族，其成员大都已经变换。促成这一变换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一是社会大动乱，二是频繁的易代纠纷。东晋士族——门阀士族的当权门户，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门阀政治作为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而出现于东晋一朝，具有三个条件：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的存在，一个民族矛盾外部条件的存在。因此，东晋只有皇帝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于是乎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暂时局面，并被皇室与士族共同接受，成为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此后执政的庾氏、桓氏、谢氏，背景不同，都必须与司马氏共天下。

所谓门阀，有门与阀两层意思，门即门第、门户，阀即阀阅——“明其等曰阀，积其功曰阅”，门阀即门第等级。当时又有“门地”之说，地指地望，即宗族的籍贯；以地望别姓氏，以地望别贵族，是当时社会等级结构的一个外部特征。例如西晋士族高门王氏，有太原王氏与琅邪王氏之分，当时太原王氏累世身居高官，成为首屈一指的高门，到了东晋，琅邪王氏有开国之功，历任宰辅，一跃而为侨姓士族之领袖、第一流的高门。这两个王氏的区别就在于地望，进入南朝，地望的划分更趋严格。

门阀政治的特点是，士族高门的子弟，凭借家世的显贵，可以坐至公卿。王遐出身太原王氏，“少以华族，仕至光禄勋”；庾冰出身颍川庾氏，自称“因恃家宠，冠冕当世（当宰相）”；陈郡谢混，“任借世资，超蒙殊遇（任尚书仆射）”；至于琅邪王氏中王导这一支，到南齐王俭为止，“六世名德，海内冠冕”，当宰相的接二连三。只要是士族高门，甚至白痴也可出任高官，当时有所谓“门地二品”之说，其意为单凭“门地”（门阀、地望）就可获得九品中正制中的高品——二品，由此进一步仕进、升迁。这种门阀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弊端：一方面，高级士族凭门第而不必凭才能就可以成为高官，于是沉湎于清闲、放荡的生活，而不关心政治，拒绝担任繁杂而辛苦的官职，特别是军职，政治、军事才能日趋削弱；另一方面，只要门第不垮，荣华富贵唾手可得，养成了高级士族在王朝更迭的激烈斗争中，畏葸退缩，明哲保身，甚至见风使舵，随声附和，至南朝时登峰造极。

无论北方士族或南方士族，都纵情声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把持高官显位，却崇尚清谈，对实际事务一无所知。某官负责管理骑兵，有人问他管多少马匹，他答道：“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他近来马死了多少，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便是极典型的事例。从东晋到宋、齐三代，一百五十多年的悠闲生活，把那些号称“江南冠带”的士族高门劣根性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士族风气愈来愈文弱，宽衣、博带、高冠、大屐，优哉游哉。许多人“出则车舆，入则扶持”，一刻也离不开别人的侍候。梁朝的建康令王复从未见过马，见马嘶跳，竟误认为虎，惊恐万状。别人说这是马不是虎，他偏说：“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士族子弟终日追求打扮，“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不男不女，心态畸形。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甚至连汉魏以来士大夫必须掌握的一套传统文化知识也完全荒废，成了高级文盲，提笔只能写姓名，宴会上别人吟诵诗赋，他们只能“塞默低头，欠伸而已”。

士族为了维护其社会地位和特权，不仅把持官位不让庶族寒门插手，而且在婚姻上也有严格限制。士族高门只能和士族高门通婚，如果和士族以外人通婚，就被视为婚姻失类——门不当户不对，遭到舆论非难。因此士族非常重视家谱，讲究郡望，谱学成了一门新兴的学问。官吏职位高低，由士族家谱来遴选。宋文帝时，刘湛为选官而撰《百家谱》二卷；南齐时，王俭职掌吏部，又把它扩充为《百家集谱》十卷。从此，凡出任吏部官员者，都必须精通谱学，否则便难以称职。梁人徐勉撰《百家谱》二十卷，主持人事工作时能做到“彝伦有序”。陈朝吏部尚书孔奂，由于精通谱学，“详练姓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莫不悦伏”。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出现了谱学巨擘贾、王二氏。东晋武帝命河东贾弼之撰《姓氏簿状》七百十二篇，集十八州一百十六郡士姓。自东晋历宋、齐、梁四朝，贾氏世传谱学，六代人中五代都有谱学著作。梁武帝命王僧儒在贾弼之《姓氏簿状》基础上撰成《十八州谱》（后改称《梁武帝总集境内十八州谱》）七百十卷，成为门阀政治集大成之作。

然而，门阀政治在南朝毕竟已是强弩之末，日趋衰微。士族腐朽不堪，不能担任武职，掌管军事，庶族出身的人便以武职为升官阶梯。南朝的四个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都是庶族出身，先掌握军权而后取得政权。庶族出身的皇帝当然要提拔庶族官吏作为自己的辅佐，因为士族没有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只能担任清闲之职，享受高官厚禄。刘宋时期，出身农家，“手不知书，眼不识字”的沈庆之官至侍中，都督南兖、徐、兖三州军事；小贩出身的戴法兴成了宋孝武帝的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专管朝廷内务，权倾一时。萧齐和刘宋一样，任用寒人掌机要，中书通事舍人成为要职。出身寒微的纪僧真当了中书舍人，齐武帝为此对别人说：“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梁武帝虽然对士族十分宽容，给他们高官厚禄，还专设谱局，改订士族百家谱，但士族门阀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他也和宋、齐诸帝一样，在实际政务中不得不大批起用寒门庶人。

南朝寒门掌机要，对门阀政治是一大冲击，但它难以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颓靡局面。梁武帝醉心于崇佛，替僧尼们建造华丽的寺庙，为了在京城建康（今南京）的钟山建造大爱敬寺，一次施舍给寺院良田八十余顷。建康一地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他为了倡导佛教，三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让臣下以亿万钱财赎他回宫。佛教的畸形繁荣，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男僧可收“白徒”，女尼可收“养女”，都不入户籍，不少农民为逃避赋役，纷纷投身佛寺，以致形成“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状况。不久，腐朽的梁朝在侯景之乱中覆亡。梁武帝被侯景软禁，活活饿死。那些“肤脆骨柔体羸气弱”的士族，在动乱中大批死去，门阀政治从此一蹶不振。侯景之乱使门阀政治遭到致命的打击，早已败象丛生的门阀政治迅速衰微。史籍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昔日弥漫颓废气氛，号称六朝金粉之地的南朝都城建康，在侯景之乱中被烧掠一空，富庶的三吴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梁武帝的子孙们分别投靠西魏、北齐，相互火并。陈霸先取而代之，建立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陈，所能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江陵以东、长江以南的狭小地区，南朝已经摇摇欲坠了。要依靠正统的南朝来统一全国，岂非白日做梦！

43．艺术与科学

西晋末年，中原上层社会开始接受佛教，佛教教义在世族豪门中广为流传。北方骑马民族的统治者也非常欣赏佛教，因为佛教倡言世界大同，并不歧视他们这些“蛮族”。于是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佛教艺术灿烂夺目。

南北朝时期的汉胡互化、民族融合，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驰骋的空间和滋生的土壤。艺术成就集中地体现在与佛教密切相关的石窟造像与壁画中。中国人皈依佛教是复杂而有兴味的话题。佛教虚构出一个幻想世界，同现实世界对立；又臆造出人死后的灵魂生活，同人世间的生活对立。佛教关于天国三十三阶、地狱十八层的说法，体现了它的来世观，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因而不仅统治者大力提倡，一般百姓也自愿信奉。北魏末年，北方各地有佛寺三万多所，僧尼二百万人。形成于这一时期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至今仍在向人们显示，那个时代佛教对中国人生活的广泛渗透，令人吃惊。

云冈石窟在大同西北武州山，是北魏兴安二年（453年）开始建造的，前后历时一百多年，有大小四十多个石窟，十万个佛像，最大的佛像高达七丈，最小的佛像不到一寸。云冈的石刻造像气势雄健、质朴，有写实风格。云冈第十二窟佛籁洞，主题是庆祝释迦牟尼成道，塑造了释迦成道“四相”（四尊坐像）。第一尊是“出家相”——十九岁时出离王宫，人山修道；第二尊是“苦行相”——赤身露体瘦骨嶙峋，修婆罗门的苦行道；第三尊是“成道相”——在菩提树下，坐金刚宝座，悟四谛真义，终于成佛；第四尊是“转法轮相”——成道后五十年中，说法讲道、普渡众生、弘扬佛法。为庆祝释迦成道的音乐舞蹈大典，艺术形象与实物素材都取之于现实生活，再现了一千五百年前鲜卑族的文化景观：人是鲜卑人，服是鲜卑服，舞是鲜卑舞，乐器也是游牧民族常用的“马上乐器”，充分反映了北魏在平城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都极高。

云冈石窟

龙门石窟在洛阳城南的西山即龙门山，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后开始在此建造石窟，延续达四百多年之久。现存石窟1352个，佛龛750个，造像10万余尊，造像题记和碑碣3000余块，佛塔40余座。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说：“后魏胡太后崇信浮图，凿崖为窟，中刻佛像，大者丈余，凡十余处，后人踵而为之，尺寸可磨，悉镌佛像。”北魏开凿的石窟以古阳洞、宾阳洞、石窟寺、莲花洞为代表。古阳洞中，趺坐释迦世尊像，衣纹细薄贴肉；弥勒菩萨像龛口装饰的飞天，线条流畅；造像铭记字体遒劲，是书法珍品，现在流传的“龙门二十品”有十九品出于古阳洞。龙门古阳洞早期，列龛多有戴凤帽、身穿夹领小袖胡服、脚着浑筒靴的鲜卑供养人形象，与云冈石窟颇为相似，反映了北魏迁都洛阳前的文化风尚。后期列龛中供养人造像已改穿汉人传统服饰——褒衣博带，反映了鲜卑的汉化趋势。宾阳三洞中以宾阳中洞最为富丽堂皇，后壁的主像释迦牟尼佛，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面部修长，眉呈月牙形，鼻垂直，嘴角上翘含有慈祥微笑。旁有迦叶、阿难二弟子，文殊、普贤二菩萨侍立，迦叶形象严谨持重，阿难形象活泼开朗，极其生动自然。前壁入口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分别以孝文帝和文明皇太后为中心，组成南北相对的礼佛行进队列，构图严谨，雕刻生动。这两幅雕刻艺术杰作于1934年被盗，现分别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和纽约市艺术博物馆。

龙门石窟

敦煌原本是水草丰茂之地，地广人稀，汉武帝时代在此建郡以后，渐次开发，汉魏之际仓慈、皇甫隆两任太守治下，欣欣向荣，成为“华戎所交”的国际都会。佛教传入敦煌、莫高窟开凿，绝非偶然。敦煌石窟（莫高窟）开凿在敦煌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上，在绵延1600米的崖壁上，迄今保存了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历经千余年修建的各类洞窟700多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多身。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艺术精湛的敦煌艺术宝库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科技价值，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是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开始修建的，北朝时已辉煌无比。由于这里的石质比较松脆，不适于雕刻，所以石窟艺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壁画和塑像。壁画的题材主要是佛说法图和佛本生（前生）故事。第257窟西壁的北魏“鹿王本生”壁画，讲述一个美丽的寓言故事：九色鹿从恒河中救起溺水的人。画的结构是由左右两端向中间发展，这种奇特的构图方法，具有戏剧高潮的效果，突出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第254窟南壁的北魏“萨埵太子本生”壁画，描绘了早期佛教艺术中萨埵饲虎的故事，把不同空间发生的不同情节浓缩于同一画面，构图严密，造型生动，具有强烈的悲剧气氛。这幅壁画中的飞天，是北魏飞天的代表作，上身裸露，体格健壮，腿部修长，颇有“天花乱坠满天虚空”的诗意。飞天原为古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到了佛国世界作为佛的侍从、护法出现于天空。敦煌飞天不靠翅膀，没生羽毛，仅凭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就凌空翱翔。第428窟北壁的北周“降魔变”壁画中，释迦牟尼被魔王驱使的妖魔和魔女包围，镇定自若，不为所动，以强烈对比的手法，表现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烘托出释迦牟尼的庄严、平静和慈悲。第259窟的北魏彩塑“佛”，造型古朴凝重，体态健硕，文静端庄，眉目口角处怡然自得，流露出一种淡淡的神秘莫测而又难以言喻的微笑，使作品有一种含蓄的美感，透露出一种深邃大度、丰神超逸的风骨。莫高窟被人们誉为“世界最大的天然美术馆”是当之无愧的。随着时光的流逝，丝绸之路已被埋没在莽莽黄沙之中，莫高窟却因为干燥的沙漠气候被完好地封存起来，今日的人们才有幸瞻仰这个梦幻般的艺术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