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叶适在南宋思想界树起的三面旗帜
二宋代学术思想的总结者
三 叶适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附录 叶适年谱
主要参考书目
前言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若干年来学术界争论得十分热烈的一个话题。记得有一年在曲阜开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曾在大会之外开过一个小型座谈会，题目叫"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我曾对召集人建议，题目似应叫做"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意谓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个建议是否被接受，我不管。在会上，发言者都是不同程度地肯定传统文化的。但对传统文化本身，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很自然。记得有一位年轻学者提出一个看法：优秀的东西未曾成为传统，传统的东西未必优秀。
我体会他的意思是，这里说的传统，指的是官方所提倡的传统。因为他所举的例子是，清代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扼杀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照我的理解，文化传统不只是一个。官方提倡的固然是传统；非官方的，学术界自身也有传统。从历史发展来看，总是先有学术界自身发展起来的传统，然后才被官方所承认，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而那未被官方所承认的学术思想，也可成为传统，只是未占统治地位而已。因此，传统并非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如在先秦，儒学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到汉以后才被官方"独尊"，但"独尊"并非独存；儒学以外的学术，有的沉寂下去了，有的还可在民间传播、发展，形成传统。又如在宋理宗之前，程朱道学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理宗尊崇道学使之成为官学；在此之后，程朱以外的学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得到复归和发展，以成其传统。
·在我国历史上，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分离，在原始社会解体、阶级对立出现和国家产生时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精神生产部门是附属于国家机构之中的，文化活动为国家所垄断，这就是殷周时代的"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在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背景下，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进一步发展，一是出现了学术文化下移的趋势，使精神生产部门逐渐同国家机构相分离，一是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阶层--士（由最低一级的贵族演变为"四民"之首）。在这个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而"学下私人"的过程中，开风气之先的是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他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教育家。孔子私人授徒讲学，使文化知识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那以后，我国的学术文化一直是顺着官学和私学两个并行的系统向前发展的。这种状况，到了宋代表现得更为明显。
因此，我们研究我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兼顾官学和私学两个方面，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哲学领域，我们不但要看到唯心主义的传统，也要看到唯物主义的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疑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我们当然要注意研究它们之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对立和斗争，但是，它们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如同时代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学派，有着共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面对着共同的社会和思想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对于唯心主义传统，我们不应采取简单的方法全盘地否定，但我们更应重视唯物主义传统的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每个时代的文化，大体可分为学术、思想、政治三个层面。不同学派之间的斗争，大体在这三个层面上展开。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包括思想家的研究）大体上都要涉及到这三个层面。以南宋为例，道学和心学之间的争论，是唯心主义内部的斗争；而事功学派同道学、心学的分歧和争论，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路线的斗争；前者属于学术层面的斗争，后者属于思想层面的斗争。这些不同的学派同政治的关系，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如对南宋最大的政治问题--对金的和战问题，就是如此。不可简单地用唯物主义主战、爱国，唯心主义主和、卖国的公式去套。政治上的统治者同某些学派之间的不一致，有时甚至表现为不同人之间的相互敌对，如南宋朝廷用政治手段来禁道学；而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又用政治手段来尊崇道学。
这样，就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画面，很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把思想家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就可以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发现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我国学术界过去一个时间里对道学、心学的研究比较重视，不久前的宋明理学热就是证明。这是有其根据的，也是有益的。相形之下，对南宋事功之学的研究就显得有些薄弱。当然，我们并不企望也来一个事功之学热，但重视事功之学的研究，出现"南宋功利之学"的研究著作（如张岱年先生在为《南宋陆学》一书作序时所说），恐怕也是很自然的要求。
值此匡亚明先生发起并组织《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际，我选择了叶适这个人物来进行初步的研究，并把自己的心得写出来，以求教于学术界的长辈和同仁，以期引起对事功学派的重视，大家来共同珍视这笔思想遗产，这是我的一点心愿。
记得任继愈先生在一次会上讲过，学术研究切忌研究谁就爱谁。此言有理。因为学术研究需要冷静的科学态度，不宜带有感情色彩。但是，在做了一番研究之后，我还是不免喜爱叶适这个人物，写作时也有所流露。是耶？
非耶？任有识者评说去吧！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叶适可说是三者兼备。他有一段很有名的话："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赠薛子长》，《水心文集》卷二十九）这是他对做人和治学的要求，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其中最使我敬佩的，是叶适之德。他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一生忧国忧民；他立志恢复（收复陷于金的北宋故土），力主改革，并终身坚持；他不畏权贵，敢于陈述己见，他不迷信权威，敢于独立思考，具有独立的人格；他"一生多难，学为世嗤"，仍坚守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从不动摇；他不存门户之见，敢于为自己的论敌仗义执言。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有此德，方能立其功（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出镇建康，打败金兵，保卫了国家）、立其言。在我国古代思想家中，象叶适这样为国为民立下大功的，实属罕见。作为事功学派的思想家，叶适可谓有体有用，有言有行，言行一致，道德文章，都令人敬佩。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如果我们把叶适包括在这"中国的脊梁"里面，那是恰如其分的。
内容简介
叶适（1150-1223）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是与朱熹（道学代表）、陆九渊（心学代表）"鼎足而三"的思想家。本书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评述了叶适务实的唯物主义思想、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主张改革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积弊，以求裕民强国，实现抗金、恢复故土的深刻思想和宏图大略，以及在危难之际守土抗战的杰出功绩，如实地再现了这位南宋的改革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形象。本书从横向比较和纵向联系中肯定了叶适在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遂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522 页。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恩，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恩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 页。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41 页。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失，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10 月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