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 年），卒于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 年），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主要政治和学术活动在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从孝宗到宁宗三朝政治上和学术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如孝宗朝的禁道学、光宗朝绍熙内禅、宁宗朝的庆元党禁、开禧北伐等，叶适都曾亲身经历。在这些事件中，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言行和遭遇。了解叶适的生平，既可了解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也可了解其学术思想的特点，是他的学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叶适的生平，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幼年到淳熙五年（公元1178 年）中进士第二名，为求学阶段；中进士到开禧三年（公元1207 年）被劾罢官，为从政阶段：嘉定元年（公元1208 年）后，回永嘉水心村著书讲学，为学术研究阶段。在第二阶段中，除两次丁忧（父母各一次）和庆元党禁期间罢职在原籍外，有二十余年任地方官和京朝官，主要从事政治实践。
叶适的经历中，有许多令人不解的矛盾现象，如作为反道学的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为什么挺身而出为道学家朱熹辩护，又在庆元党禁中被列入"伪学逆党籍"？为什么一生都主张恢复故土、主张报仇雪耻的抗战派代表，在开禧北伐时拒绝起草北伐诏书？为什么一介书生在开禧北伐失败的危急关头，能力挽狂澜，转危为安？这些都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联系叶适本人的政治、学术观点加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从而解开这些疑问。
一"贫匮三世"之家
叶适出身于一个贫穷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叶光祖，字显之，是一位教书先生。叶家原籍处州（今浙江省丽水地区）龙泉县，原来家境尚好。光祖之祖公济，曾游太学，无成，家道衰落。"叶氏自处州龙泉徒于瑞安，贫匮三世矣。"（《母杜氏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十五）自叶公济徙居瑞安，到叶光祖已三世，家境皆贫匮。徙瑞安后，仍无定居，至光祖才"定为永嘉人"。叶光祖"性拓犖，志愿大，困于无地，不自振立。岁既晚，专屏静处，不预人事，味山野之乐而远朝市，服台笠以忘冠绅焉。"（《致政朝请郎叶公壙志》，《水心文集》卷十五）这晚岁，大约是叶适中进士以后的事了。
叶光祖有子六人：逮、适、还、过、迈、造，女三人，虽贫穷，家口还是不少。①叶适之母杜氏夫人，是一位勤劳的贤慧的劳动妇女。杜氏温州瑞安人，祖上曾任县吏，父辈居田间，"有渔耕之乐"。社氏生时，家业已衰。未出嫁前，即"能当其门户劳辱之事"，"孝敬仁善，异于他女子"。嫁到叶家后，过着颠沛困厄的生活，泰然处之，"未尝变色"；辛勤劳作，不避琐事，有人讥笑，仍乐而为之，且曰："此吾职也，不可废。"（《母杜氏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十五）尽管生活如此困苦，夫人仍不忘子女的教育，曾勉励叶适兄弟说："吾无师以教汝，汝善为之，无累我也。""废兴成败，天也；若义不能立，徒以积困之故受怜于人，此人为之缪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因此，叶适从小就刻苦攻读经书。"故虽其穷如此，而犹得保为士人之家者，由夫人见之之明而所守者笃也。"（同上）
乾道二年（公元1166 年），温州、台州一带发生大水灾。当时叶适已十七岁。叶家遭灾，"飘没数百里，室庐什器皆尽。自是连困厄，无常居，随就辄迁，凡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门无路，或栋宇不完 "（同上）。经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叶光祖最后才定居于永嘉。
关于叶适的家庭出身，有的论著定为庶族地主，是不妥的。各种材料尚无关于叶适出身的家庭有收田租之类的剥削行为的记载，是不能定为地主的。叶家生活的来源，主要是其父"聚数童子以自给"，然而"多不继"；还要靠其母做些家庭手工业活来补贴家用。（同上）这两项都是劳动收入，并未剥削他人。因此，叶适出身的家庭，是一个"贫匮三世"的士人之家，也就是贫穷知识分子的家庭。至于叶适的政治、经济思想，往往代表了庶族地主的利益，但这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并不能作为他是出身于庶族地主的根据。叶适在中进士以后，有了官职和俸禄，可以购置田产，收取地租，从而使其家庭上升为庶族地主，那是以后的事情。叶适出身于贫穷知识分子的家庭，比较接近劳动人民，对人民的苦难有较深切的了解，这与他以后的思想中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要求统治者尽量减轻人民的苦难，有很大的关系。
二求学时期
叶家虽贫穷，仍保持"士人之家"的门风。叶适队小读书求学，先是出于家教。但其父叶光祖毕竟是个"童子师"（相当于现今的小学教师），并非硕学名儒。叶适要在学问上求得进一步发展，就要就学于名师。幸好当时永嘉地区学问渊博思想深刻的学者，不乏其人。永嘉著名学者薛季宣、郑伯熊、陈博良等，当时正在永嘉一带讲学，叶适都曾向他们请教。
《宋元学案》定叶适为郑氏门人。但叶适自己说："某之于公，长幼分殊；登门晚矣，承教则疏。"（《祭郑景望龙图文》，《水心文集》卷二十八）这就是说，叶适虽问学于郑门，但为时很短。受教不多。而他与薛季宣、陈傅良则过从甚密。乾道五年（公元1169 年），叶适到婆州（金华）拜访薛季宣（当时任婺州司理参军），向他求教，从此二人之间书信不断，直至乾道九年（公元1173 年）薛季宣四十而亡。叶适与陈傅良交游更长，"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
叶适与陈傅良交游，始于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 年）。当年叶适十四岁，寄学于瑞安林元章家，与其子颐叔（正仲）和渊叔（懿仲）同学。"元章能敛喜散，乡党乐附。诸子自刻琢，聘请陈君举为师，一州文士毕至"（《林正仲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
当然，叶适在青少年时代，勤奋好学，为其师者亦不仅限于永嘉学派的学者。凡有学问有德行者，如刘夙、刘朔二兄弟，叶适亦曾师事之。二刘是林光朝的门人。林光朝为程氏三传，世称艾轩先生。"终宋之世，艾轩之学，别为源流。"（《宋元学案》卷四十七《艾轩学案序录》）二刘公"其学本于师友，成于理义，轻爵禄而重出处，厚名闻而薄利势"。二人相继教授温州，"于是邦之士，披山通谷，浚泉源而达之川流，其尚克有闻，二公之力也。"叶适亦"童孺事二公"，而与刘夙子弥正、刘朔子起晦同学为友。（《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二刘公的学问和政绩，对年轻的叶适都有一定的影响。
为叶适之师者，还有隐君子永嘉人陈烨。陈烨字民表，生于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 年），愤于"道衰教失"，隐居永嘉郭之西，平生著书甚工却不示人，"不欲以词藻竞于时"；揣摩世事甚精，对客默而不解，"惟恐以聪察矜于物"；非其耕不食，非其织不衣，非其好不与游而久；无悲愁愠忿生于色，无怨尤非怒加于人。以上为陈隐士所称，"自余幼从君至者，验其所行，无不然者。"（《陈民表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十五）陈烨卒于嘉定七年，享年八十八岁，是叶适一生中交游时间最长的一位。
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 年），叶适二十四岁，由于家境贫困，无以为养，奉母之命赴京城（当时称行在）临安（今杭州）谋生，就学于太学。当时孝宗皇帝精厉图治，屡下诏求直言，而所征询的问题，正是叶适平时所学习和研究的，因此他是有言可发的。但是，按当时的制度，太学生不得向皇帝上书言事，叶适就只得向西府（即枢密院）上书，时间在他到临安的第二年。
叶适上书的西府长官，是叶衡。淳熙元年（公元1174 年）四月开始，他先后任签书枢密院事、权知枢密院事，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叶适对他抱有很大希望，故上书言"今天下大势"。他指出，当时"天下大势"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畏战无勇之俗"。此俗由来已久。宋初，太宗下太原，"势可以定燕、代而不果"，真宗亲征至澶渊，"力可以破契丹而不听，乃反黜币赐金"，订立城下之盟，已开这种积弱之势。到宋仁宗时，"专以偃兵不战持守天下"，这种风气已到"莫能易"的地步。"当时元老大臣，以和亲避狄为上策。学士大夫，以因循苟简为正论。"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中，虽在"士马全盛，生民安乐"时，"然一方有警，天下震动"。而事态平息后，"兵寝事竟，则谋议之臣动色相贺，以为万全，不自知其耻也"。"畏战无勇之俗"就是这样形成的。直到宋神宗"熙宁、元丰之际，始梢变其习（按指王安石变法），思有以振之，然天下之心终以不服。至于邪正相非，朋党相接，大坏极弊，以及靖康之忧。"自此之后，"虽有忠良谋智之士，学于圣贤"，但是，"刚心勇气，无复存矣"。
面对这种积弱苟安和畏战无勇的大势，叶适的态度是积极的。他认为，"治乱无常势，成败无定谋"，"弱可强也，怯可勇也"。从历史上看，"穰苴之胜，战已败之师；勾践之霸，奋垂亡之国"，当前正需以这种发愤图强的精神，"用今之民，求今之治，则亦变今之势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向枢密院长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建议，以改变积弱的形势。首先是"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然后是"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广武举之路"；"耕因屯之田以代军输"；"稍宽闽、浙之患，无旷江南之野"等等。而为了这些措施得以实行，还必须做到三条：诚、赏、罚。所谓"诚"，就是"发号出令，无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所谓"赏"，就是"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所谓"罚"，就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戳而遗其贵近之厚"。（以上引文，均见《上西府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
以上是叶适第一次上书言事，即已切中时弊，足见永嘉之学重事功、谋实务之本色；这次上书中的观点和主张，在叶适的政治实践和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
叶适在临安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多。在《上西府书》中就已表示要"收拾废放，将就陇亩"了。上书后，即回永嘉。此时叶适虽只有二十多岁，但学问已相当可观，因此可以操其父业，聚徒教学了。从临安归，"后二年，余教诸生于乐清"（《丁少詹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四）。慕名来就学的，就有台州黄岩人丁希亮。丁希亮字少詹，淳熙元年曾在临安见过叶适。
这次到乐清来，"人谓少詹年已尊老（大叶适四岁），读书有数，而论议自许夸大，相与背笑之，少詹知而不温也。"（同上）次年又变名字从陈亮，陈亮惊奇之。
叶适回到永嘉，直到考中进士第二名，这段时间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学问，已是一知名学者了。
在淳熙四年（公元1177 年），叶适二十八岁时，娶高氏为妻。高氏比叶适小十岁，出身于"门贵身贫"之家。"高氏既归余，余号尤贫。高氏之能匀厚培薄，均足内外，使余尚自立闾巷者，皆用夫人（按指叶适岳母）教。"（《高夫人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四）高家原籍毫州蒙城（今安徽蒙城县），祖上从高琼开始，世为宋之勋臣，英宗宣仁圣烈后（神宗之母）出于其门。哲宗元祐年间，宣仁高氏以太皇太后主政，起用司马光为首旧党，改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叶适岳父高子莫（字执中）曾祖公绘为宣仁后亲侄，曾任保静军节度使，赠太师，追封咸宁郡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立"元祐党籍"打击异己；宣仁后受贬，高家也家道中落。子莫父本之，任江西运司干官，死时子莫才五岁。南渡时，"逃乱转客，留居永嘉"（《高夫人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四）。"高氏来永嘉，无宅无田。公（指高子莫）幼孤，贫甚，天性耐穷约，知事轻重，转侧闾巷间，自求师友以立门户，故虽贵姓而知名与儒书生等。"（《高永州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五）高子莫在郢州京山（今湖北省京山县）任县尉，高夫人翁氏"远不能至，独与两女闭门课纺织自给"，"夫人智能通南北之俗，自文绣工巧，下至炊荧烦辱，皆身亲之，豫算有无，乃具衣食"。因此，夫人能"相夫子之贫而不废礼，成夫子之廉而不失义"（《高夫人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四）。高家这种门风与境况，与叶家虽贫而犹得保为士人之家极相类似，因此，得以联为姻亲。
三从政时期（上）
（一）步入仕途
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 年），叶适二十九岁，是年四月，赐进士及第出身四百十七人，叶适为第二名，授职平江节度推官。平江军属两浙西路，在苏州。节度推官是从八品的幕僚之职，为当时进士甲科授官的起点。叶适赴任不久，即逢母丧，丁忧在家。
叶母杜氏从乾道八年（公元1172 年）开始得异疾，卧病七年。到淳熙五年春，一天，忽然能下地行走，如平常人一般。亲戚子侄交相庆，而叶适正好中进士归省。大家都以为从此病就好转了。然而，到了六月，病复发，不可救，于闰六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叶适居家守制，以读书、研究学问为主，与学者交游也不少。在守制期间，写成《制科进卷》九卷，刊行于世。当时永嘉学者都相继归来：郑伯熊景望由知宁国府秩满归永嘉，陈傅良君举由福州通判被劾罢归，徐元德居厚由绍兴府推官罢去，徐谊丁忧在家，戴溪肖望未得官。叶适有条件与他们叙友情，切磋学问。淳熙七年（公元1180 年）秋七月，陈亮由永康到永嘉，与陈傅良、叶适、郑景望、景元、蔡幼学、徐元德、陈谦、戴溪、徐谊诸子相聚论学，永嘉诸子盛情款待，交游盛欢。陈亮别时，作词《南乡子》一首以致谢：人物满东瓯，别我江心识俊游。
北尽平芜南似画，中流，谁系龙骡万斛舟？
去去几时休？
犹自潮来更上头。
醉墨淋漓人感旧，离愁，一夜西风似夏不？
（《陈亮集》卷三十九）"醉墨淋漓"形容永嘉诸友饯别陈亮时饮酒赋诗的情景。
淳熙八年（公元1181 年），叶适三十二岁，守制已满，改授武昌军节度推宫。武昌军在鄂州（今湖北省鄂州市），属荆湖北路。叶适溯江西上，到鄂州仍任八品的幕僚之职，为"州县卑亢之官"（《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公务虽杂，但还有闲暇时间来研究学问。
这年六月，少师史浩向皇帝荐薛叔似、杨简、陆九渊、陈谦、叶适、袁燮、赵善誉等十六人，孝宗下诏并赴都堂审察。（《宋史·孝宗本纪》）审察的结果，叶适也在"升擢之数"。叶适得知后，一面具公状申省，一面给宰相赵雄写信，力辞升擢之召。理由是："某幕僚得试吏之勤，待次有为学之暇，可以自守其义，而无负朝廷器使之意，则相公不必责之当至也。"（《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这当然是对宰相说的客气话，其实，当时的地方低级官员也并不是那样轻松的。"凡人为官，稍可以纤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耳。自此以下者，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苏老泉先生全集》卷十三）叶适这次有机会计擢而不应召，是因为考虑到"可辞而不辞，别人必以为冒"（《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为了避免冒进之嫌，宁肯忍受幕僚之劳苦。
约淳熙十年（公元1183 年），改授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浙西提刑置司苏州，干办公事为其幕僚。由于当时叶适颇有名望，因此吴、越等地的知识分子慕名而去问学、探讨时政和学术的人很多，其中常随叶适的有吴人孟猷（字良甫）、孟导（字达甫）兄弟，周南（字南仲），绍兴人宋驹（字厩父），商河人孔元忠（字复君），吴人滕宬（字季度），饶州（今江西上饶市）王大受（字宗可）等。
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 年），叶适被召，"自姑苏入都"（《水心别集》卷十五），授职太学正。这虽是正九品（低于原任幕职品级）的小官，但已改为京官，以后升迁较快，不久就改为大学博士（从八品）。
叶适这次入都改任京官，是出于宰相王淮的推荐①。在此之前，陈亮致信王淮，竭力保举叶适。其中说：亮向尝言叶适之文学与其为人，此众所共知，丞相亦尝首肯之矣。此人极有思虑，又心事和平，不肯随时翻覆，既有时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于格例极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将有为报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随例文候于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余两月，丞相若干半月间那辍一差遣与之，徐议拔摧，亦无不可。薛叔似文学虽不及适，然识虑精密，心事和平，盖亦不减。向因面对，上亦意其可用。丞相盖已将顺上意矣。若并收此人，更与一迁，而适代之，上必不以为难。是丞相一举而得两士，亦足以厌满天下之公论。亮当以五十口保任其终始可信也。（《与王季海丞相》，《陈亮集》卷二十七）这个建议很具体：将薛叔似升迁，而以叶适代之。薛由太学录升至太常博士，叶适为太学正（太学正、录皆为正九品），大概就在此时。这在王淮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而陈亮在淳熙十一年冤案出狱后，曾致王淮一信（《谢王丞相启》，《陈亮集》卷二十七），表示感谢，彼此皆有好感，王淮也会给陈亮这个面子的。
叶适在任满改官的过程中，同陈亮、朱熹都有书信往来。陈亮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正则学识日以超颖，非复向时建宁相见之正则也。"（《又乙已春书之一》，《陈亮集》卷二十八）而朱熹的看法，则与陈亮不同，他说：正则闻甚长进。比得其书，甚久不甚答得，前日有便，已写下而复遗之，今以附纳，幸为致之。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此事尽当商量，俱卒乍未能得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耳。（《寄陈同甫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由此可见，此时叶适的观点同朱熹的分歧已很显然。谨记此点，对了解后面叶适为朱熹辩护的意义，会很有帮助。
这年陈亮在老家起新屋数间，其中有三间柏屋，名"抱膝"，请叶适、陈傅良、朱熹等人作诗。叶适作《抱膝吟》二首，陈傅良作一百。叶适之吟如下：昔人但抱膝，将军拥和銮；徒知许国易，未信藏身难；功虽愆岁晚，誉已塞世间。
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长叹；儒书所不传，群士欲焚删；讥诃致囚箠，一饭不得安。
① 《宋史》本传有"参知政事龚茂良荐之，召为大学正，迁博士"的记载，有关叶适的著述多所引用，实误。按龚茂良于淳熙元年任参知政事，淳熙四年六月罢。叶适到淳熙五年才考中进士，是年龚茂良卒于英州贬所。故这次叶适改官，推荐者不可能是龚茂良，而是王淮。第一，淳熙八年史浩荐叶适等16 人时，王淮已是枢密使，奉诏都堂审察，王淮当与其事；第二，是由于陈亮向王淮作了荐举。
珠玉无先容。松柏有后艰。
内窥深深息，仰视冥冥翰；勿要两髀消，且令四体胖。
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骇则难听，问骇则难答；我欲终言之，复恐来噂沓。
培风鹏未高，弱水海不纳。
区夫负独志，经丈考离合；手捩二千年，柔条起衰飒。
念烈傥天回，意大须事匝；偶然不施用，甘尽斋中榻。
宁为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随侯珠，弹射坠埃。
（《水心文集》卷六）
陈亮曾将叶适和陈傅良的《抱膝》诗寄朱熹，朱熹回信评论说："二公诗皆甚高，而正则摹写尤工，卒章致意尤笃，令人叹息。"（《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叶适从姑苏入都时，曾准备了奏稿凡四十余篇，以应皇帝召对，但未得机会。到了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 年）才有机会上殿轮对。叶适向孝宗皇帝进言道：臣窃以为今日人臣之义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愤，臣子之深责也。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皆非人臣之义也。
方今之虑，正以我自有所谓难，我自有所谓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谓难，而不知变其难以从其易；我自有所谓不可，而不知变其不可以从其可。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常愿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虏，而暂安于东南。臣以为此今日之大患，所当先论者也。
接着叶适分别分析了所谓四难变和五不可："国是难变，议论难变，人材难变，法度难变，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动，财多而乏不可动，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动，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动，不用贤而用资格不可动。"其中国是难变一条中，叶适特别批评了"重誓约，畏先事，以金币啖虏，本景德（宋真宗年号）以来立国之素规"，直到"绍兴既和，则细损不较；册命行于至尊，陪隶施于宰辅"的"屈意损威以求和好"的国策，指出"置不戴之仇而广兼爱之义，自为虚弱，既已久矣"。在议论难变一条中，叶适批评了当时议论混乱的状况："小人之论如彼，君子之论如此。陛下欲询众谋，则流言成市，互为废兴；若断以独志，则虑之不尽，事难轻发。"在论述人材难变一条时，叶适尖锐地指出："当艰难鼎峙之时，岂无杰材异禀，克就勋绩者乎？今环视诸臣，前者后者，迭进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议论者谁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励期望者谁乎？"在法度难变一条中，叶适批评了"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的偏颇，"陛下循守旧模，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则形势乖阻，诚无展力之地"。在五不可动中，"今营、屯、厢、禁，见卒至六十万，群校贵将，廪禄无算，外虚州县，内困朝廷，盖兵以多而遂至于弱矣"。南宋苛捐杂税繁多，人民负担沉重，困苦特甚，"岁入于官者八千万缗，而支费常不足，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叶适接着提出了"变国是，变议论，变人材，所以举大事"的变革主张。
他建议："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大义既立，则国是之难者先变矣；陛下之国是变，则士大夫议论之难亦变矣；群臣之在内者进而问之，在外者举而问之，其任是事者亲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远之，则人材之难亦变矣。"四难既变，"则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后裕也"，如此等等。只要进行一番改革，"期年必变，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报，故疆之半必复，不越此矣。"（以上引文均见《上殿札子》，《水心别集》卷十五）
显然，叶适在多年的幕僚生涯中，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都有比较深入的考察，因此这个奏札论事皆能切中时弊，所提建议也较切合实际，因此能够打动孝宗这个有志于恢复的皇帝的心。孝宗看了这个奏札，"惨然久之"（见《宋史》本传）。在此之后，叶适改任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
然后，叶适又上书丞相，荐举"近岁海内方闻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强，可以卓然当国家之用者"，凡三十四人。有：陈傅良、刘清之、勾昌泰、祝环、石斗文、陆九渊、沈焕、王谦、丰谊、章颖、陈损之、郑伯英、黄艾、王叔简、马大同、吕祖俭、石宗昭、范仲黼、徐谊、杨简、潘景宪、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楠、游九言、吴镒、项安世、刘燴、舒璘、林鼐、袁謇、廖德明。（《上执政荐士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这些人"后皆召用，时称得人"（《宋史》本传）。
叶适的这些上书、荐士的举动，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反响较大。如朱熹在致陈亮的信中，就曾赞赏说："承谕正则自以为进，'后生可畏'，非虚言也。想已相见，必深得其要领，恨不得与闻一二。"（《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二）《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
在叶适的文章中，《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是一篇颇具特色的辩论文。
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朱熹是南宋道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两派在学术观点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为什么在兵部侍郎林栗弹劾朱熹时，叶适要挺身而出，为朱熹辩护呢？叶适为朱熹辩护有什么意义呢？这首先要从这篇辩护状本身的内容上分析起。
《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朱熹被任命为兵部郎官后，因脚疾而未供职，林栗因此而给朱熹定以罪名，要求停罢朱熹所作的辩护。在这个问题上，叶适据实力争，仗义执言，驳斥林栗对朱熹指斥的"不实"，从而证明朱熹无罪。另一部分是针对林栗指责朱熹"本无学术"，以朱熹聚徒讲学为"乱"，以"道学"为罪，所作的批驳。
在这个问题上，叶适不但为朱熹辩护，而且对以"道学"为罪这种做法的后果作了论述，其意义超出了为朱熹辩护本身。
叶适向孝宗皇帝说明了他上书为朱熹辩护的原因。他说："今以郎官去留，何至上封事，徒溷宸虑哉！盖见大臣以下，畏栗凶焰，莫敢明辨，积在厉阶，将害大体尔。"林栗官职比叶适高，在朝中相当有势力，连大臣都怕他，叶适以一个太常博士的小官，敢于挺身而出与之相抗，这种精神是可嘉的。
叶适在反驳林栗指责朱熹"本无学术"时，明确指出其不实："使熹果无学术欤？人何用仰之？果有学术欤？其相与从之者，非欲强自标目以劝人为忠为孝者，乃所以为人材计，为国家计也。"叶适指出贬斥朱熹"本无学术"之不实，所说极是。即使是从今天看来，朱熹也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学识渊博的学问家，他所集其大成的道学思想，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可备一家之言；叶适作为永嘉事功学派的代表，在学术观点上是同朱熹根本对立的，他同朱熹在观点上的对立，是一种学术观点同另一种学术观点的对立，这种对立，以互相承认其学术价值为前提，而林栗全盘否定朱熹，贬斥朱熹根本"无学术"，叶适不能容忍这种贬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贬斥根本不符合事实，是从偏见出发的。叶适指出，朱熹授徒论学，有那么多人"相与从之"，正说明朱熹并非"本无学术"，而是有学术的。叶适从封建国家的立场来看，认为朱熹聚徒讲学，是"为人材计，为国家计"，是对国家有利的。
林栗指责朱熹"所至辄携门人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这个政治帽子扣得很大，叶适不能不予以反驳。他说："臣闻朝廷开学校，建儒官，公教育于上，士子辟家塾，隆师友，私淑支持于下，自古而然矣。"叶适这里实际上概括地追述了我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史：既有由国子监、太学，直至州、县学的官学系统，又有士人（知识分子）私人聚徒讲学的私学系统。而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开私人讲学风气之先的，正是春秋末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官学和私学两个系统并存，是我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传统，"自古而然矣"。特别是有宋一代，士子私人讲学之风特盛，书院林立（书院大部是私人所办，有的是私办官助），为学术繁荣的一大标志。到了南宋，不但朱熹讲学于闽赣湖湘等地，还有陆九渊兄弟讲学于江西，张栻讲学于湖湘，陈亮讲学于永康，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讲学于永嘉，可谓一时之盛。这是"自古而然"的私人讲学传统在南宋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根本不是"乱人之首"。相反，只有在奸臣当道的情况下，才要破坏这种学术、教育发展的正常状况。如"蔡京用事，讳习元祐学术，曾有不得为师之禁"。
这是不正常的，这种做法已经受到了谴责，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今栗以诸生不得从熹讲学为熹之罪，而又谓非治世之法，宜禁绝之，此又非其实也。"显然，林栗是把"治"与"乱"的关系颠倒了，以讲学为罪，要禁绝之，才真正"非治世之法"，是重复蔡京之类的奸臣"不得为师之禁"的致乱之法。
叶适从历史的回顾中来反驳林栗，是很有力的。
在此基础上，叶适又进一步指出：凡栗之辞，始末参验，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
利害所系，不独朱熹，臣不可不力辩。盖自音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刨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麤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阙，以好学为过愆，相为钩距，使不能进，从旁窥伺，使不获安。于是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祸，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败之类。
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 栗为侍从，就其蹇浅，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示信于下。而更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①自此游辞无实，谗口横生，善良受祸，何所不有！（以上引文均见《水心文集》卷之二）叶适这里主要是从后果上来论述以"道学"为罪的危害，作出"利害所系，不独朱熹"的论断，是这篇辩护状的核心观点，意义十分重大。围绕这个论点，叶适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首先，叶适回顾了几年前郑丙、陈贾请禁道学的做法，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就是以某种学术为罪名来打击学者。叶适说，以往"小人残害忠良"，往往用"好名"、"立异"、"植党"为罪名，从郑丙、陈贾开始，用"道学"为罪名，"以为善为玷阙，以好学为过愆，相为钩距，使不能进，从旁窥伺，使不获安"，搞得人心惶惶，"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祸"，产生了很坏的效果。第二，叶适指出，这种以"道学"为罪名来打击学者的行为，在手法上也不正当，是"居要津者密相付授"的方法，行动诡秘，不是光明正大的，"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第三，林栗"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如果仅仅是为了罢黜一个朱熹，害处还不大；叶适所担忧的是，这个口子一开，"自此游辞无实，谗口横生，善良受祸"，那危害就大了。以"道学"为罪，势必殃及学人，受害的绝不是朱熹一人，叶适为朱熹同时代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叶适有此担忧，绝不是杞人之忧，作为事功学派的代表，他看问题要比别人更切合实际一些，更深入一些。他不能不看到，郑丙、陈贾禁道学的上疏公布之后，朝廷上下掀起一股反道学的潮流，这种潮流显然与他自己及陈亮对道学的批评有本质的不同，而是一种学术界以外的政治力量。以政治手段对道学学者的打击和排斥，而实际受害者却不限于道学学者，连他的挚友陈亮也受株连，惨遭冤狱。有此历史教训，所以当林栗以"道学"为罪而弹劾朱熹时，叶适就警觉起来，预感到这样做的后果的严重性，"利害所系，不独朱熹"、而是对着所有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能提出新观点、建① 《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中引叶适此疏，在此之下有"固未甚害，第恐"之语，连接上下文，更加顺畅，也更合叶适此文的本意，似应补上。
立新体系并聚徒讲学的学者而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叶适同朱熹在利害上有了共同性，因此，他要挺身而出，为朱熹辩护。他在这时为朱熹辩护，并不是只为朱熹一人辩护，而且是为当时所有具有新观点、建立新体系并授徒讲学的学者辩护，是抵制政治上的强权对学术界的横加干涉，是要保护学者自身探讨学术、学者之间互相论辩得以正常进行，而不受外来的干预。如果说，那些道学家们往往空谈义理、空谈性命，而讳言利害，表现得比较迂阔的话，那末象叶适这样的事功学派的学者却不是这样。而是注重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的分析，从中认清事理之所在，他不回避利害的问题，而是特别注意事物的利害，注重事情的后果。由此看来，叶适此时挺身而出为朱熹辩护，并没有违背他作为事功学派学者的根本观点，却上表明了事功学派注重实际、切中事理、顾及后果、明辨利害之所系的本色。我们可以看到，"庆元党禁"的出现，证实了叶适在这篇辩护状中所做的预测，叶适在这里所担忧的事，在"庆元党禁"中都成了严酷的事实。
对叶适的《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当代学者在关于叶适的著作和论文中，或避而不谈，或涉及到而不置可否，个别著作中有所评论却颇有微词。
如《宋明理学史》论及此事时，有这样的评论："到淳熙十五年，当朱熹遭到林栗攻击时，他（指叶适）却出来为朱开脱、辩解。 林栗出于排斥理学家参加政权的需要，自然不免于不实之词。而叶适在《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中，却激烈攻击林栗，袒护朱熹 反映了叶适当时对道学的认识，在思想上还不完全明确。"（该书第十四章 第二节）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叶适当时为朱熹辩护反驳林栗，做得到底对不对？一个是，叶适为朱熹辩护，是因为"当时对道学的认识，在思想上还不完全明确"，还是有别的原因？
以叶适这样一个朱熹在学术上的反对派出来为朱熹辩护，似乎是不可理解，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明白个中之道理。林栗对朱熹的弹劾，并未批评到道学的内容，林栗本人也没有在学术上提出什么观点来同朱熹的道学思想相对立。因此，林栗同朱熹之争，根本不是学术之争。林栗弹劾朱熹，也不仅仅是出于排斥理学家参加政权的需要，否则也难以理解林栗贬斥朱熹"本无学术"，以"道学"为罪，要求禁止朱熹聚徒讲学这样一些不属参加政权的学术活动。林栗本人曾著有《易解》一书，也可算是个学者，但他弹劾朱熹并非以学者身份，而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从他弹劾的内容来看，他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力量，代表了强权。他对朱熹的弹劾，实际上是代表强权对一种学术的压制，而这种压制如果得以实行，那末受压制的就不是一种学术（如道学），而是一切学术。因此，叶适为朱熹辩护。不独为朱熹一人，而是为整个学术界辩护，是代表学术界与林栗所代表的强权相对抗。因此可见叶适为朱熹辩护的正义性。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正因为朱熹同叶适在理论上是论敌的关系，叶适为朱熹辩护表明他同朱熹并无门户之见，更可见叶适品质的高尚。由于林栗并未批判朱熹的道学观点，而叶适也并未对朱熹的道学观点本身进行辩护，因此也不能说叶适袒护了朱熹。
叶适对道学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对道学进行系统的批评，是在被罢职后退居永嘉水心村时的事，在他为朱熹辩护之前，尚未同朱熹发生过正面的辩论，如陈亮同朱熹辩论那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叶适为朱熹辩护时，对道学的认识还不够明确。事实上，在此之前，叶适同朱熹在观点上的分歧是清楚的。淳熙十二年，叶适在致朱熹的信（此信不见于《叶适集》，已侠）
中曾阐述过自己的观点，朱熹致陈亮的信中说到叶适："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此事尽当商量。"这年叶适在为应皇帝的召对而准备的稿子中，有"虽有精微深博之论，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水心别集》卷十）之论；到淳熙十四年，在《上殿札子》中，有"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同上，卷十五）的批评，这些显然是针对朱熹等道学家把"义理"同"事功"对立起来，空谈"义理"而不切实事的观点而发的。这里所论及的，是永嘉之学同道学的主要分歧，带有根本对立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