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①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
上）
对曾参的话，程颐解释说，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尹燉解释说："曾子盖以修己为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细，则有司存焉。"朱熹说，此三事"皆修身之要、为政之本， 若夫笾豆之事，器数之末，道之全体固无不该，然其分则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以上皆引自《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卷四）可见曾参是重修身而忽略其所贱的器物的。道学家们非常推崇这种思想，而叶适不以为然，认为曾参所说，又与"一贯"之指不合。叶适说："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卷四十九）这篇向孟敬子"传道"的话，是曾参在临终时说的，"曾子没后语不及正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不可也。"（卷十三）
第三，叶适不但否定了认为曾参"独得孔子之道而传之"的两个具体根据，还一般地否定了曾参独得孔丘之传。叶适指出，孔丘曾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列举了颜回以下十人，其中无曾参，却说过"参也鲁"（《论语·先进》）。如果说"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孔丘死后曾参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卷四十九）。叶适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传也；存之于书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而曾参与此不同，他并未有"书"和"言"可考、可知，以证明他独得孔丘之道而传。"然则继周之损益为难知，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故曰非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以一者受而传之也。"（卷十三）因此，叶适郑重地说明：传之有无，道之大事也。世以为曾子能传，而余以为不能，余岂与曾子辨哉？
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学者之患也。（卷十三）
叶适从以上三个方面具体说明了曾参并未独得从尧到孔丘的一脉相承之道而传之，只是自传其所得之道，这就在关键部位上把道学家所宣扬的"道统"分为两截，这个批评对"道统"论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三）指出从曾参到孟轲的传承系统背离了从尧到孔丘一脉相承之"道"
叶适否定了曾参"独得其（孔丘）传"，但并不否认曾参分得其传，承认孔丘的弟子（包括曾参）虽所受不同而皆受之于孔丘。既然是分得其传，就不免有所"偏失"。叶适指出，在孔丘时，礼已崩坏不行，"道"分散而不可复。
礼一日不行即一日坏，惟义数之在书者尚可传，义理之在人心者犹不混，故颜（回）、曾（参）欲求之于心，子贡（端木赐）、游（言偃）、夏（卜商）之徒欲求之于书，孔子皆指其偏失处，至明至切。然终以分散而不可复合者，礼已坏而不行，行之又无所固故也。（卷八）
可见曾参的"偏失"，在于"欲求之于心"。前面所述以"忠恕"说"一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即容貌、颜色、辞气，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都是"求之于心"的表现，这是与"一贯"之指不合，"于大道多所遗略"的。因为在叶适看来，自尧至孔丘，凡是讲到"道"或"义理"，从不离开具体的器物或自身的行为的。而曾参却离开具体器物或自身的行为，而"欲求之于心"，显然是于大道有所"偏失"了。
曾参的内省论观念，传到了子思、孟轲，得到了发展，对大道的"偏失"就更大了。叶适说：古之言道者，以道为止；后之言道者，以道为始。以道为止者，周公孔子也；以道为始者，子思孟轲也。（卷四十四）
以道为止和以道为始，用现代语言来说，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
叶适认为，子思孟轲言道，是以道为始，与周公孔丘以道为止相反，当然是大"偏失"了，叶适指出：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至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卷四十四）
所谓"心官贱耳目之说"，指的是孟轲的话："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这就是夸大了"心"的功能"思"的作用，而贬低耳目的功能感觉的作用。叶适对这种夸大"心"的作用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诗》云"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而孟子亦自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道危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 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散，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卷十四）
"内外交相成"是叶适在认识论上的重要观点，我们后面还要详细论述；这里叶适以"内外交相成"的观点来否定孟轲以"心性为宗主"的观点，认为它尽废尧至孔丘之"道"，是对从曾参到孟轲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有力批判。由此而证明道学家的"道统"论认为曾参到孟轲这个承接系统得到从尧到孔丘之"道"的说法的错误。
对于孟轲的性善论，叶适也不以为然，而认为性"非止善字所能弘通"。
他说：告子谓"性犹杞柳，义犹桮棬"，犹是言其可以矫揉而善，尚不为恶者。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无不善， 以此接尧、舜、禹、汤之统。虽论者乖离，或以为有善有不善，或以为无善无不善，或直以为恶，而人性之至善未尝不隐然见于搏噬、紾夺之中， 余尝疑汤"若有恒性"，伊尹"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乃言性之正，非止善字所能弘通也。（同上）
对于人性问题，叶适不赞成仅用一个"善"字或"恶"字来概括，因此，他既反对孟轲的性善论，也反对荀况的性恶论。他说：孟子"性善"，荀卿"性恶"，皆切物理，皆关世教，未易重轻也。夫知其为善，则固损夫恶矣；知其为恶，则固进夫善矣。然而知其为恶而后进夫善以至于圣人，故能起伪以化圣，使之终于为善而不为恶，则是圣人者，其性亦未尝善软？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呜呼！古人固不以善恶论性也，而所以至于圣人者，则必有道矣。（卷四十四）
在这里，叶适是根据"古人不以善恶论性"来反对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由此也证明，孟轲的性善论和荀况的性恶论，都与孔丘的思想不合，背离了由尧到孔丘一脉相传之"道"。叶适说：按后世言道统相承，自孔氏门人至孟荀而止。孔氏未尝以辞明道，内之所安则为仁，外之所明则为学，至于内外不得而异称者，于道其庶几矣。子思之流，始以辞明道，辞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辞也，则道不可以明。孟子不止于辞而辩胜矣。 学者苟知辞、辩之未足以尽道，而能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圣贤之统，散可复完，薄可复淳矣。不然，循而下之，无所终极，断港绝演，争于波靡，于道何有哉！（卷四十四）
由此可见，叶适认为孔丘以后"道"已散，曾参分得其传，已开始"偏失"，子思以"辞"，孟轲以"辩"，皆"未足以尽道"；只有直接推见孔丘之学，以上接从尧到周公之统，才能承接一脉相承之"道"，才能使已散、已薄之"道"，复于"完"和"淳"。这就是叶适以自己所理解的"道"来纠正曾参到孟轲对"道"的"偏失"。
（四）追溯宋代道学的思想渊源
叶适认为，两宋道学是子思、孟轲思想与《易传》、佛、老之说相结合的产物。他说：近世之学，虽曰一出于经，然而泛杂无统，洄洑失次，以今疑古，以后推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尧、禹，以曾子、子思断制众理 （卷五）
就是说，曾子、子思的思想在道学家那里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起着"断制众理"的作用。而"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学者（按指道学家）不足以知其统，而务袭孟子之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卷四十九）道学家自称承接子思、孟轲"千载不传之学"。对于道学家思想渊源于子思、孟轲，叶适是承认的。但叶适认为子思、孟轲的思想不合于尧到孔丘一脉相承之"道"；因此，叶适认为道学家其实是"不知其统"。
道学家的另一思想渊源是《易传》即《十翼》。而叶适怀疑《十翼》为孔子所作（《彖》、《象》除外）。叶适认为，"自颜曾而下，讫于子思孟子，所名义理，万端千绪，然皆不若《彖》、《象》之示人简而切，确而易行。"（卷三）但是，长期以来，历代学者都不重视《彖》、《象》，而利用《十翼》（《彖》、《象》除外）大做文章。叶适对此深为不满，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从古到今，一泻千里，一直到宋代的道学家。他说：故《彖》、《象》掩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儒释共驾，异端会同。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絪缊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 呜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绝耶？其果至是而复传耶？（卷四十九）
叶适的这段文字，不但深刻地揭示了道学的思想渊源，也是对道学家所编造的"道统"论的有力批判。他的门人孙之弘在为《习学记言序目》写的序言中，说明了他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夫去圣绵邈，百家竞起，孰不曰"道术有在于此"？独先生之书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统者，何也？盖学失其统久矣，汉唐诸儒推崇孟轲氏，谓其能嗣孔子，至本朝关洛骤兴，始称子思得之曾子，孟轲本之子思，是为孔门之要传。近世张（栻）、吕（祖谦）、朱氏（熹）二三巨公，益加探讨，名人秀士鲜不从风而靡。先生后出，异识超旷，不假梯级， （以）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参也鲁"；以孟轲能嗣孔子，未为过也，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孙之弘序）
叶适批评道学家的"道统"论，指出他们背离了自尧至孔丘一脉相传之"道"；而他对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力求"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圣贤之统"，从而使已散，已薄之"道"复于"完"，复于"淳"。由此可见，叶适还不能完全摆脱时尚的"道统"观念。在封建时代，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在叶适，"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圣贤之统"，既是他研究学术思想史的目的，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即批判道学的一种武器。我们看到，对"孔氏之学"和"圣贤之统"本身的理解上，对它们的内容的取舍上，叶适同道学家都有着根本的分歧。正是在这种根本分歧中，我们看到了叶适思想的批判精神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