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看。从横向看，叶适是南宋与朱陆鼎足而三的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从纵向看，叶适是有宋一代的最后一个著名哲学思想家，对有宋一代的各种学派的思想作了一个总结。因为叶适在历史上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因此，他的思想对后世有了很大的影响。
一 叶适在南宋思想界树起的三面旗帜
叶适作为与朱陆鼎足而三的永嘉学派的集大成音和主要代表，思想具有独特性。作为这种独特性的标志，主要有三个，就是叶适树起的三面旗帜，一面是爱国主义的旗帜，一面是功利主义的旗帜，一面是反理学（包括道学和心学）的旗帜。下面分别说明这三面旗帜。
（一）爱国主义的旗帜
一般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南宋主要表现为不忘靖廉之耻，主张复仇、抗金，收复故土，还不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特征。叶适的爱国主义思想，除了上述一般性外。还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突破了儒家传统的夷夏之别的思想，而以仇敌立论，以此来论证金统治者的非正义性和南宋抗金的正义性；一是突破了以往"不出于甲兵则出于通和"的苟简思维方式，主张走以改革弊政、改弱就强以求恢复的新路。这两点表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独特性，而与其他学派和人物相区别。
以传统的夷夏之别立论，有主和派的"执事行"，他们"借夷狄之名以抚之"；也有主战派大臣，以"贵中国贱夷狄之论"为抗战立论。主和派和主战派都曾从夷夏之别的思想中找理论根据。叶适则认为，女真是仇敌，因此不能与之讲和：而南宋抗金，并非因为华夏贵而夷狄贱，而是因为女真是仇敌。叶适突破夷夏之别的传统思想，而以仇敌立论，按照当时的具体的历史实际提出标准，以此来反对主和而主张抗战，确实高出于前人，而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对于并非仇敌的夷狄，就应该采取"抚之"的方针，平等相待，友好相处，而不能以"贵中国贱夷狄之论"来对待。这种思想表明，叶适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却并非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叶适的可贵思想，在历史上可以永放光辉。
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叶适提出了改革思想，主张走一条以改革求恢复的新路，以摆脱以往那种"不出于用兵则出于通和"的不断循环。叶适的思路是，爱国必须图强，而改弱就强就必须改革内政。为了改弱就强，叶适深入研究了有宋一代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积弊，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措施、方案。因此，叶适是一个改革思想家。叶适的改革思想，在有宋一代是比较深入和系统的，超过了北宋的改革思想家王安石。所不同的是，王安石遇到了宋神宗这样的有为之君，能够使其改革思想付诸实行，而叶适则没有这样的机遇，因此不能象王安石那样成为改革家。与叶适同时代的理学（包括道学和心学）家们虽然也有一些改革弊政的思想，但不如叶适深入和系统，而且理学家们的着力点不在改革现实弊政，他们在这方面缺乏信心，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义理和心性的探究上面，企图通过道德教化来收拾人心，以此来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他们走的道路与叶适这样的务实思想家大不相同。叶适的改革主张，其性质仍是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的改良，没有也不可能要求改变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但他在论证改革的过程中，通过揭露宋代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弊端，确实也反映了当时对封建制度（特别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制度带给人民的苦难，这些也都是叶适留下的可贵的精神财富。
叶适的爱国主义，不但有思想，而且有行动。这主要表现在开禧北伐失败后，叶适出镇建康，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其异乎常人的胆识，力排众议，毅然采取砍营劫寨的战术，打败了金兵，从而保卫了南宋半壁江山。之后，又建立堡坞，安集流民，经营两淮，建立起兵民共守的防御体系，以为进一步进取中原的出发点。这是叶适务实思想的部分实施，已为国家建立了大功。叶适的作为，与当时朝廷上的投降派的求和行为背道而驰。
朝廷不但没有采纳他经营两淮的正确主张，对他抗击金兵的功绩也毫无封赏，反而根据诬告将他落职罢归。但是，叶适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抗敌保国的功绩，永远留在历史上，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二）功利主义的旗帜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最具特色的思想是功利主义。他们以此与道学、心学相区别，而与永康学派互为同调。
叶适重视功利，但他并不如朱熹所指责的那样，"专是功利"，而是主张功利与义理的统一。道学家从人心、道心的对立，引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以"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来论证义和利的关系，以义理来排斥功利。叶适反对当时道学和心学空谈义理和心性，把义和利、理和欲统一起来，反对"正谊（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传统思想，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这样，就对从先秦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的义与利的关系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独特的看法，从而在南宋学术界独树一帜。
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有体有用。其道在物中、以事验理、务实不务虚的思想，人性天赋论、理欲统一论、义利统一论等，即是其基础理论，是其体；而关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主张，是这个基础理论的实际应用，以务实思想而作实谋，以期见之于事功。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抗击外族侵扰、求国土统一的思想相一致，与其爱国主义相一致。叶适的功利思想，更着重的是国家民族之功和为民谋利，在这高层次上求得义理和功利的统一。如牟宗三先生所说："叶（适）、陈（亮）身处局中（案指南宋），就事而言，其言有对（案指挽救当时危弱之局）。对有宋一代立国之格局，皆言之真切，而中肯要。对其弊之积重而难挽转，尤言之痛切。
非有大英雄、大震动，莫能裂大纲而起沉疴，以收云合响应之效。"①在我国思想史上，义与利之辩从先秦就开始，但以功利主义为其主要特征而且形成学派，到南宋永嘉、永康才开始。这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我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对内对外的商品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商品经济中人们不但要考虑动机而且要顾及后果，讲究务实和实用，这是形成务实学风和重视功利的思想的客观基础。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在南宋时期，沿海一带对外贸易很活跃，商人的地位提高了，陈亮、叶适等功利派也发出了重商的言论。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动摇的信息。"（《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 《绪论》）当然，叶适和陈亮就其本质说还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并未越出封建制度的界限；他们的功利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重商上面，更主要的是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良；但他们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出现，确实是受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表达了后期封建社会的某些新信息。
① 《政道与治道》，《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28 号，总432 页。
（三）反理学的旗帜
用全祖望的话说，是"左袒非朱，右袒非陆"。
永嘉之学渊源于二程，原为程门之别传。到薛季宣、陈傅良创为事功之学，遂与程学分道扬镳，叶适又进一步通过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对程朱道学的理论基础作了系统的批判，特别是批判了作为道学主要标志的"道统"论，追溯了道学的思想渊源，论述了道学与思孟唯心主义，道家和佛教唯心主义的关系，排除了道学所自我标榜的承袭由尧舜到孔丘的一贯之道的正统地位，从而与道学唯心主义彻底决裂。因此，叶适是与朱陆同时代而对道学、心学进行系统批判的思想家，是反理学的先驱。
叶适反理学，与朱陆两家在理学内部所作的斗争有根本的不同。朱陆是唯心主义阵营内部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而叶适（与陈亮）
的反对道学和心学，则是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
因此，叶适的反理学旗帜，实际上是唯物主义的旗帜，在道学和心学唯心主义广泛传播时，叶适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对二者都进行了批判，从而捍卫了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斗争表明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哲学上的根本的斗争。这从朱熹本人的论述中可以得到反证，如说："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一二二）朱熹对陆氏心学与永嘉、永康之学的不同态度，正好说明了永嘉、永康之学反理学的斗争，尤其是叶适对道学的批判具有根本的意义，是为朱陆之间的斗争所不能比拟的。
在南宋，除了永嘉、永康之学反道学和心学外，还有一种反道学的斗争，这就是朝廷的大臣以政治手段来禁道学，从淳熙年间的郑丙、陈贾和林栗请禁道学，到庆元党禁，都属于这一类。这种反道学，与永嘉、永康之学的反道学有根本的不同。因为永嘉、永康两派反道学毕竟还是学术界内部的学术之争，在学术斗争的同时，互相间友好相处、平等相待；而用政治手段来禁道学，是以强权来压制一种学术，其结果必然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殃及一切学人，使整个学术界皆受其害，用陈亮的话说，是"滥膺无须之祸"，陈亮和叶适也都曾受到这种株连。因此，前者是正常的学术之争，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后者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是对学术界的摧残。对于前一种斗争，叶适和陈亮都曾以积极而郑重的态度参加，而对后一种斗争，他们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满，尤其是叶适，曾经挺身而出为朱熹辩护。叶适为朱熹辩护，是对以政治强权来压制学术的一种反抗，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反道学的旗帜，混淆了他同道学家在思想上的界限；在庆元党禁中，他因此而被列入《伪学逆党籍》而受到打击，他也在所不惜，不作任何辩护，以表明自己在学术上不同于道学。
叶适无疑是在宋代批判理学最深刻、最系统的人，他对理学所作的批判，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后来的反理学学者也未曾达到的。但是，叶适反理学也有不足之处。如他对北宋的道学家就是笼统地否定，而忽视了张载这样的道学家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张载关于"太虚即气"、以气为本的气一元论思想。叶适本人虽然也有把万物归结为气的气一元论思想，但由于未曾从张载那里吸收气本论思想，因此，他在批判程朱道学唯心主义的理本论思想时，没有从理与气的关系上做文章，而是以更古老的五行（五物）、八卦（八物）
等立论，从而使其唯物主义思想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特点，理论思维水平不够高。这同他在认识论上重视感性经验而对理性思维重视不够有关。在思维方法上他只是强调了"除之又除"、"尽之又尽"的抽象法；而对于由最简单、最基本的抽象要素反过来说明各种具体形态，则没有着重强调，只重复了孔丘的"一以贯之"，而没有新的发展。与此有关的，是他虽把万物归结为气，但未曾着重以气来说明万事万物，没有从理与气的关系上来建立气本论的唯物主义思想；因而难以从理论上真正驳倒程朱道学唯心主义的理本论思想。这是叶适在理论上的主要局限性。
二宋代学术思想的总结者
叶适是有宋一代的最后一个思想家。这并不是说在叶适之后的南宋后期再也没有思想家了；而是说作为南宋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这样的思想家，叶适是最后一人。在叶适由金陵退居永嘉以后，道学和心学的传人仍在从事学术活动，但他们在学术上所从事的工作，不能同叶适相比拟。只有叶适才担当起总结有宋一代学术的任务，当然是以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的身份、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做批判性的总结的。
对于叶适在学术上的这种地位，南宋末的思想家黄震曾有如下的评论：乾、淳间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而说各不同。晦翁本《大学》致知格物，以极于治国平天下，工夫细密；而象山斥其支离，直谓"心即是道"；陈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学，欲前承后续，力柱乾坤，成事业，而不问纯驳；至阵傅良则又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其余亦各纷纷，而大要不出此四旨，不归朱则归陆，不陆则又二陈之归；虽精粗高下，难一律齐，而皆能自白其说，皆足以使人易知。独水心混然于四者之间，总言统绪，病学者之言心而不及性，似不满于陆；又以功利之说为卑，则似不满于二陈；至于朱，则忘言焉。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读水心文集》，《慈溪黄氏日钞分类》卷六十八）
在这里，黄震过分夸大了叶适与二陈的异同，把对"功利之学"的发展说成是"不满"，并不符合实际；但他认为叶适"混然于四者之间"（当然并不是等距离），有自己的"统绪"，对朱陆都"不满"，而"集诸儒之大成"，则是符合实际的。这里所说的"集诸儒之大成"，不仅是集永嘉功利之学之大成，而且是集南宋诸儒之大成，乃至于集有宋一代诸儒之大成。就是说，叶适是在永嘉学派唯物主义体系的立场上，对有宋一代的学术做了一个总结。这种总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政事和经术的统一
北宋学术，分经义和时务两大项，经义为其体，时务为其用。当时，以创通经义来推行政事的改革，是一种社会思潮，一种经世致用的学风。庆历新政、熙宁新政，都是这种思潮和学风的产物。"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大抵荆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后，则所重尤在经术。"①在王安石变法前，不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以经义而致时政之用，就连张载关学、二程洛学也加入了创通经义和革新政令以经世致用的潮流，只不过他们的改革理想与王安石有所不同罢了。在王安石变法后，二程才转而反对新法而重经义。
到南宋，朱熹等人继承二程的这种趋势，为学之方偏于创通经义一端，而对革新政弊丧失了信心。他们不敢面对现实，只求依靠道德说教来收拾人心，希望通过把封建纲常、道德规范本体化为"天理"来维护封建统治。这种重经义而轻政事的偏向，在南宋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和学风，道学和心学都在其中，为学日益向内，而与北宋王安石变法前的经世致用之风气反向而行。
当时永嘉、永康两派学者不堪政事之积弊，为报仇雪耻、恢复故上而力主改革弊政，欲重振北宋经世致用学风。兴事功之学以纠朱陆之偏。然而陈傅良、陈亮等人主要沿着治史道路而言事功，对于经义未曾着重研究。叶适在朱陆和二陈之后起，继承二陈事功之学，而由治史转而着重治经，把经术与政事结合了起来，既纠正了朱陆忽略事功而空谈义理、心性之偏，又把二陈的事功之学推向前进，使之建立在经义的基础之上，有体有用。这样，叶适就在南宋回夏了北宋前期儒者以经义为体、以政事为用的经世致用之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经术和政事的统一。所不同的是，北宋时王安石曾执政，他的新经义得以列入学官，他的新法得以实行；程朱道学后来也被宋理宗定为官学；而叶适的学说，无论是经义还是政治改革思想，因未被最高统治者接受，始终是民间性的，也难以付诸实行。
